随刘邓大军南下，后勤供给立战功

　　我是山西武乡县夏家沟村人，1938年1月参加革命工作，同年入党。1946年春季，武乡县独立营升编为二野十五军四十三师一二七团，我任该团粮秣管理员。不久，我们在刘邓首长的率领下开始了南下战斗的征程。先后强渡黄河，千里挺进大别山，艰苦转战鄂豫皖，投身淮海战役，勇渡长江天险，参加两广战役等。其中在解放鲁山、清华、汤阴、郑州等地的作战中，因我完成后勤保障任务突出，组织上记功两次，其中1947年7月记大功一次。
　　在随部队由北向南转战，一直打到大西南，解放云贵川的过程中，我作为一个主力团的粮秣管理员，履行了自己的职责，正如立大功喜报上所写的：“能做到任何情况下保证部队有粮吃，部队打到哪里，粮草就供应到哪里。”后来，我被调任为四十三师后勤处科长。在解放战争中，我相继荣获中国人民解放军九纵队授予的艰苦顽强纪念章;中国人民解放军颁发的淮海战役胜利纪念章;中南军政委员会颁发的中南解放紀念章;华东军区颁发的渡江战役胜利纪念章;西南军政委员会颁发的解放西南胜利纪念章等。

转换战场，清理积案

　　1951年，西南各省的地方政府在“镇反”“肃反”的过程中，不同程度出现了“左”倾和扩大化的倾向，很多地区区长就有杀人权，乱捕乱杀现象严重，加上国民党残匪的造谣挑唆，各族人民群众的恐惧感和离心倾向日益加剧，如不迅速加以纠正，不仅大西南政局难以稳定，我党也难以在西南各地开展工作。为了反“左”纠偏，团结西南各族人民群众开辟新区的工作，中共西南军区党委和邓小平政委指示，原西南各地方政府领导干部一律到指定地点集中进行政治整训，同时，部队抽调大批有实际地方工作经验的优秀干部，转业充实地方政府，担任各县县委书记、县长和公安局长。在这种形势下，我所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五军四十三师党委根据上级党委指示，确定我转业，到云南省昭通专区永善县任县长兼人民法院院长。
　　我们这批军队转业干部经过短期的理论和政策学习，很快就卸下戎装，肩负着党的殷切期望和神圣使命，走马上任了。
　　上任不久，我即发现当地积案成山，生产落后，人民生活贫苦。在千头万绪的情况下，我把处理积案作为主要矛盾和解决问题的突破口。
　　云南省永善县是个多民族杂居的地区，除汉族外，还有回、苗、瑶、彝、侗、布依等20多个少数民族，由于国民党残匪、特务的影响和破坏捣乱，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错综复杂。
　　原永善县政府在镇反中草木皆兵，搞扩大化，抓了“特务”和“反革命”就有上千人，以至监狱都人满为患。我根据党的有关政策，重证据，轻口供，对案卷逐一进行了甄别和审核，发现大部分是属于错抓或不该抓的，均予以释放。对于少数确有罪行的案犯，则根据其犯罪情节和有关政策规定，该判15年以下徒刑的，由我院分别予以判罪;该判15年以上徒刑的，则写出报告上报专区政府进行审批;对极少数罪大恶极、非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如艾书元等人，也都是逐级呈报上级人民政府批准后才予以处决。
　　由于我们贯彻落实了党的政策，很快就重新树立了我党的威信，团结了绝大多数人民群众，孤立和打击了一小撮民族和阶级敌人，一度动乱和人心惶惶的形势稳定了下来。

做好民族工作，开展剿匪反霸斗争

　　西南的民族矛盾问题是历史上的一个遗留问题。广大贫苦的少数民族群众在奴隶主和汉族地主阶级、国民党官僚阶级的残酷压榨下，生活终日不得温饱。加上听信了国民党残部的反动宣传，对我党我军存有不同程度的疑虑、排汉和敌视情绪，他们文化落后，性情彪悍，上山当土匪的人不少，有的甚至整个部落都被国民党残部所控制。
　　这时，争取大多数少数民族群众及上层进步头领，则成为我党民族工作的一个中心环节。

　　为了搞好民族工作，解救广大各民族奴隶群众，我们成立了凉山民族工作委员会，吸收熟悉地理民情、工作热忱的少数民族干部参加，并让他们在其中担任重要职务。我们还派出了若干个工作组，深入到少数民族集聚的地区，向少数民族部落头领宣传我党的民族政策，努力做和平争取的工作。
　　与少数民族交朋友，必须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在长征中，我军刘伯承元帅就曾和彝族头领小叶丹喝过鸡血酒，结为生死兄弟，使我红军顺利通过了彝民区。在新形势下，我分别同多个部落头领饮鸡血酒，结为兄弟。不少部落头领饮酒后，表示拥护共产党，拥护人民政府。没多久，大多数少数民族群众在其部落头领的带领下站到了人民政府这一边，对我党我军进驻和剿匪反霸斗争持拥护或中立的态度。不少群众还积极为解放军当向导带路，有的还成为我们民族工作的中坚力量。
　　不少少数民族部落久居深山老林，视野狭窄，环境封闭，接受新事物较慢。为了开阔他们的视野，引导他们走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还分期分批组织少数民族部落头领到北京参观，了解祖国工农业生产建设的面貌，使他们迅速废除残存的奴隶制，带领少数民族群众跟上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
　　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西南各地暗藏的国民党残部、特务不甘心失败，他们极力拉拢少数民族右翼势力，同我们政府唱对台戏。我们则采取了和平争取和军事打击相结合的方针。对一些坚持与人民政府和各族人民群众为敌的恶霸地主、反革命分子及奴隶主、豪强武装，我们在分化瓦解的基础上，派兵予以剿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