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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清江1892年生于芮城樊家庄，民国初年从山西大学毕业后，人日本东京医学专门学校，1922年学业期满回国，先在冯玉祥部任军医十多年，后在山西省立医院任院长和川至医专任校长。1950年被选为山西省人民代表会议代表，1955年任山西省卫生厅厅长，1970年“文革”中被夺权后下放芮城一年，1977年被选为山西省政协副主席，1980年10月29日逝世，终年88岁。临终前，樊老留下遗言，不开追悼会，不送花圈，不通知亲友办丧事。移风易俗，开改革丧葬之新风，实令人敬佩。
笔者是樊老的同乡晚辈，由于工作关系，与樊老相识20余年。他病逝后的几十年来，每当看到芮城卫生工作出现新的发展，我就会很自然地联想起樊老解放后回故乡三次，对芮城卫生工作所作的精心指导和贡献。今撷取点滴，以作追念之情。
疗治伤寒有绝技
樊清江早年有外科特长，由于上世纪30年代做手术时负伤，锯掉右臂，后专攻内科。那时他在青海冯玉祥部队医院从医，当地发生伤寒流行，不少官兵被传染住院，他昼夜医护，详细观察，刻苦钻研，对防治伤寒积累了渊博的医学知识和临床经验，只要接触患者发出的一种特殊气味，便可作出诊断，后人称为“触气疗疾”。
1960年春天，芮城县古仁、大阳、晓里三个村发生伤寒流行，县卫生科把疫情上报省卫生厅，樊厅长便很快带领医疗队来到芮城，当天下午就去古仁村办起防治伤寒临时医院，经过七八天紧张救治，几十位病人基本康复，流行病局势得到控制。古仁村距樊老故居仅2里地，他在路经自己村子时连家门都未进。在安排好防治工作后，樊老才步行到樊家庄，这是他解放后第一次回到老家。1963年，年逾古稀的樊老，解放后第二次回到芮城视察工作。在县人民医院巡视到内科病房时，值班医师田毓俊请他会诊几例病人，其中二病床有位50多岁的老汉，因不规则发烧十多天，食欲不振，全身酸痛，烦渴，多汗。樊厅长看了病历后，走到病床前，让病人用力呵气，他用鼻子嗅了嗅，就肯定地说：“伤寒，伤寒。”之后，即按伤寒施治，一周后患者痊愈出院。他的这一特技，至今仍在医界传为佳话。
运筹帷幄谋发展
樊老于1963年3月对芮城的视察，是由韩浚哲副县长陪同的。当时县医院占用城隍庙部分房屋，病房设在东西廊房，只能安排40张床位；门诊设在大殿，室内阴暗；手术室设在庙内的戏台上，面积狭小，很不方便工作；医院的办公室设在献殿内。樊老巡视一周回来，坐在献殿，笑着说：“医院放在这地方不太好吧!”他这一席话，正是县委和县人委要请示他解决的难题。于是韩浚哲请来李琏书和李景贤县长，把县里的设想向他汇报了一番。樊老接着说：“最好在城北选个地方，今后永乐宫的游人多了，城区也可能要向那个方向发展。”他的建议与县里的设想不谋而合，在场的人都很高兴。吃过午饭，韩浚哲和医院党支部书记郑直哉；陪同樊老走出城隍庙，边走边聊，走到北关村东马路上时，韩浚哲提议在路东边(即现在县医院住址)建新院，并扶着樊老走到1米多高的土崖上，站在一片长着绿油油蔬菜的地头嘹望，观察。樊老笑着说：“这地方很好，向省里申报吧!”于是县人委向省里呈送了新建芮城县人民医院的报告，当年就批准而且拨来建院经费，1964年征地29亩，开始筹建门诊和两栋病房以及部分医技科室用房。1965年秋季，县人民医院便从城隍庙搬迁到新院，从此迈向新的征程，并逐步发展到今天由国家卫生部授予的二级甲等医院的水平。
悠悠故乡情
“文革”中，樊老与夫人回芮城住了1年多，县革委安排他住在城隍庙西廊房的两间小屋。当时社会秩序混乱，他不便外出，每天只好在小院内散步，但他对芮城卫生事业依旧情意切切，长挂心怀。那时我在县革委后勤组工作，隔三差五去帮他买些米面，或给抹些煤饼，他每次见面总要询问卫生方面的事情。
这年夏天，县领导为落实毛主席“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要从县医院下放一批技术骨干到公社卫生院去。我把这一情况告樊老后，他沉思片刻，语重心长地说：“给领导说说，不敢把技术骨干下放多了，既要保证全县医疗中心不受影响，又可以充实几个重点基层医院。”我把这一建议转述给后勤组柴英民组长，后来基本参照樊老的意见处理了这件事。这次县里下放了13名技术骨干，分别去了7个公社卫生院，他们到了那里，经过1年多的艰苦工作，使这些卫生院的面貌都发生很大变化。特别是韦荣华和田毓俊等人，到了风陵渡地区医院和陌南卫生院，更是狠抓服务态度、医疗质量和农村巡回医疗三件大事，使这两所医院先后成为省、地的先进单位，吸引了外省市的同行前来参观学习，而且有世界卫生组织、国家中医研究院的专家前来考察，山西省卫生厅的五位继任厅长，都先后来到芮城视察工作。
1978年樊老患病住院，我和张永生到山医第一附属医院看望他，当我们谈起要把风陵渡地区医院改名为“芮城县第二人民医院”时，樊老随即说：“风陵渡这地方很有名，地处秦晋豫交界，叫风陵渡医院就很好，最好不要改名了!”后来，省卫生厅在批示芮城县政府的申请报告时，按照樊老的设想，将“地区”二字取掉，正式批准该院为“芮城县风陵渡医院”，并将该院提升为县级医院。
尤为令人难忘的一件事，是在1975年春天，我到北京僻才胡同看望樊老时，他与长子樊泰教授要求把其长孙健强安排到芮城学医。那时，他们全家三代久居北京，健强在内蒙插队，国家已允许回京就业，然而樊老却说：“让健强在芮城工作几年，熟悉熟悉老家的风土人情。”当时，我十分理解樊老和家人眷恋故土的游子心情，回县后安排健强在风陵渡医院随张永生学放射技术。现在他已是北京协和医院的高级医师，但仍常常惦念着芮城的父老乡亲。
(责编 卫清萍)
笔者是樊老的同乡晚辈，由于工作关系，与樊老相识20余年。他病逝后的几十年来，每当看到芮城卫生工作出现新的发展，我就会很自然地联想起樊老解放后回故乡三次，对芮城卫生工作所作的精心指导和贡献。今撷取点滴，以作追念之情。
疗治伤寒有绝技
樊清江早年有外科特长，由于上世纪30年代做手术时负伤，锯掉右臂，后专攻内科。那时他在青海冯玉祥部队医院从医，当地发生伤寒流行，不少官兵被传染住院，他昼夜医护，详细观察，刻苦钻研，对防治伤寒积累了渊博的医学知识和临床经验，只要接触患者发出的一种特殊气味，便可作出诊断，后人称为“触气疗疾”。
1960年春天，芮城县古仁、大阳、晓里三个村发生伤寒流行，县卫生科把疫情上报省卫生厅，樊厅长便很快带领医疗队来到芮城，当天下午就去古仁村办起防治伤寒临时医院，经过七八天紧张救治，几十位病人基本康复，流行病局势得到控制。古仁村距樊老故居仅2里地，他在路经自己村子时连家门都未进。在安排好防治工作后，樊老才步行到樊家庄，这是他解放后第一次回到老家。1963年，年逾古稀的樊老，解放后第二次回到芮城视察工作。在县人民医院巡视到内科病房时，值班医师田毓俊请他会诊几例病人，其中二病床有位50多岁的老汉，因不规则发烧十多天，食欲不振，全身酸痛，烦渴，多汗。樊厅长看了病历后，走到病床前，让病人用力呵气，他用鼻子嗅了嗅，就肯定地说：“伤寒，伤寒。”之后，即按伤寒施治，一周后患者痊愈出院。他的这一特技，至今仍在医界传为佳话。
运筹帷幄谋发展
樊老于1963年3月对芮城的视察，是由韩浚哲副县长陪同的。当时县医院占用城隍庙部分房屋，病房设在东西廊房，只能安排40张床位；门诊设在大殿，室内阴暗；手术室设在庙内的戏台上，面积狭小，很不方便工作；医院的办公室设在献殿内。樊老巡视一周回来，坐在献殿，笑着说：“医院放在这地方不太好吧!”他这一席话，正是县委和县人委要请示他解决的难题。于是韩浚哲请来李琏书和李景贤县长，把县里的设想向他汇报了一番。樊老接着说：“最好在城北选个地方，今后永乐宫的游人多了，城区也可能要向那个方向发展。”他的建议与县里的设想不谋而合，在场的人都很高兴。吃过午饭，韩浚哲和医院党支部书记郑直哉；陪同樊老走出城隍庙，边走边聊，走到北关村东马路上时，韩浚哲提议在路东边(即现在县医院住址)建新院，并扶着樊老走到1米多高的土崖上，站在一片长着绿油油蔬菜的地头嘹望，观察。樊老笑着说：“这地方很好，向省里申报吧!”于是县人委向省里呈送了新建芮城县人民医院的报告，当年就批准而且拨来建院经费，1964年征地29亩，开始筹建门诊和两栋病房以及部分医技科室用房。1965年秋季，县人民医院便从城隍庙搬迁到新院，从此迈向新的征程，并逐步发展到今天由国家卫生部授予的二级甲等医院的水平。
悠悠故乡情
“文革”中，樊老与夫人回芮城住了1年多，县革委安排他住在城隍庙西廊房的两间小屋。当时社会秩序混乱，他不便外出，每天只好在小院内散步，但他对芮城卫生事业依旧情意切切，长挂心怀。那时我在县革委后勤组工作，隔三差五去帮他买些米面，或给抹些煤饼，他每次见面总要询问卫生方面的事情。
这年夏天，县领导为落实毛主席“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要从县医院下放一批技术骨干到公社卫生院去。我把这一情况告樊老后，他沉思片刻，语重心长地说：“给领导说说，不敢把技术骨干下放多了，既要保证全县医疗中心不受影响，又可以充实几个重点基层医院。”我把这一建议转述给后勤组柴英民组长，后来基本参照樊老的意见处理了这件事。这次县里下放了13名技术骨干，分别去了7个公社卫生院，他们到了那里，经过1年多的艰苦工作，使这些卫生院的面貌都发生很大变化。特别是韦荣华和田毓俊等人，到了风陵渡地区医院和陌南卫生院，更是狠抓服务态度、医疗质量和农村巡回医疗三件大事，使这两所医院先后成为省、地的先进单位，吸引了外省市的同行前来参观学习，而且有世界卫生组织、国家中医研究院的专家前来考察，山西省卫生厅的五位继任厅长，都先后来到芮城视察工作。
1978年樊老患病住院，我和张永生到山医第一附属医院看望他，当我们谈起要把风陵渡地区医院改名为“芮城县第二人民医院”时，樊老随即说：“风陵渡这地方很有名，地处秦晋豫交界，叫风陵渡医院就很好，最好不要改名了!”后来，省卫生厅在批示芮城县政府的申请报告时，按照樊老的设想，将“地区”二字取掉，正式批准该院为“芮城县风陵渡医院”，并将该院提升为县级医院。
尤为令人难忘的一件事，是在1975年春天，我到北京僻才胡同看望樊老时，他与长子樊泰教授要求把其长孙健强安排到芮城学医。那时，他们全家三代久居北京，健强在内蒙插队，国家已允许回京就业，然而樊老却说：“让健强在芮城工作几年，熟悉熟悉老家的风土人情。”当时，我十分理解樊老和家人眷恋故土的游子心情，回县后安排健强在风陵渡医院随张永生学放射技术。现在他已是北京协和医院的高级医师，但仍常常惦念着芮城的父老乡亲。
(责编 卫清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