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是一位举世闻名的革命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一位传奇式的英雄人物。长期担任我军的高级领导职务，为军队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人们更多熟知的是驰骋沙场、战功卓著，作为一代名将的贺龙。但鲜为人知的是，贺龙非常重视教育、爱惜人才，重视部队的文化和体育建设。在革命战争的艰苦条件下，他办学校搞教育，根据革命形势的发展和需要培养战争和建设所需人才，倡导建立战斗篮球队和战斗剧社，充分体现了贺龙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远见卓识和文韬武略，十分令人敬仰和钦佩。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贺龙先后创办过小学、中学，教导团、干校、步兵学校，一直到大学，包括军政学院、工业学校、财经学院、艺术学院等各类学校40余所，培养革命战争和建设所需人才数以万计。
　　现就贺龙在解放战争中创办贺龙中学、西北军政大学中的几件事小记如下。
　　
　　“宝贝疙瘩”
　　
　　贺龙一贯重视教育，爱惜人才，把有文化有知识的青年学生亲切地称为“宝贝疙瘩”。1945年8月，日本宣布五条件投降。贺龙奉毛泽东主席和朱德的命令，率我晋绥军区主力部队东渡黄河，于9月1日一举攻克被日伪占据的太(原)汾(阳)公路上的交通要地——文水县城。解放文水，对日伪军是一个沉重打击，而且对占领太原的国民党阎锡山构成了威胁。蒋介石和阎锡山迅即调集部队向文水逼近，妄图抢夺胜利果实。当时汾阳、孝义、交城等地仍为日伪军占据，我军也需要转移战场。为了争取和留住县城中学几百名渴望进步的学生，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贺龙审时度势，作出决定：城可放弃，人才要争。在战火硝烟中成立了“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军随营学校”。后来为了扩大影响，全校师生提出更改校名，贺龙欣然同意，学校更名为“贺龙中学”。他特别注重从思想上关心爱护学员，经常强调要通过学习改造思想、真正成为“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并把这作为办学的主旨。为了看望贺中这些“宝贝疙瘩”，有一次从前方回来路过学校，他下了车顾不得休息、喝口水，就去视察学员的课堂、宿舍、伙房和操场。1948年夏，由于生活贫困，营养跟不上，我随贺中到临汾后，身患的夜盲症(当地百姓称雀目眼)加重了，一到太阳落山就变成了“睁眼瞎”，什么也看不清楚。在一次阶级教育后，当晚返回驻地途中，走了一阵子，就跟不上队伍了。眼看掉了队，心里十分着急，偏偏又失足跌进了一人多深的堑壕里爬不上来。部队回到北营盘后发现我不在，蒋铮队长、霍赐影指导员立刻派人在茫茫夜色中沿路寻找。找到后同学们把我拉上来，手牵着手、深一脚浅二脚地回到学校。校领导得知这一情况后，告诉一大队要杀一头猪，把猪肝专门留给我吃，以治疗眼病。在汾阳，负责贺中招生工作的刘宗辉队长，对我们这些“小鬼”非常关心，体贴入微。每晚点名后，一定要烧热水让大家都洗洗脚，行军时干部还替我们背背包，刘宗辉队长还千方百计弄来一点当时十分难得的鱼肝油丸给我吃。作为一名普通的贺中学员，亲身感受到这种“特殊”待遇，令我终身难忘。这充分反映了贺中干部在办学实践中，身体力行贺龙的教诲，真是“爱生如子”。
　　
　　在战斗中成长
　　
　　为了在实践中培养学员，贺龙主张学员在校期间，不仅要高质量地完成学业，还要安排搞一些生产劳动、参加当地土改、到陕甘宁边区参观、组织战地服务团到前线服务，通过战争学习战争，让学员在斗争一线学习、生活，经受实践锻炼。1948年9月，为了适应迅速发展的解放战争需要，更大规模地培养人才，贺龙报请中央军委批准，贺龙中学与陕甘宁晋绥步兵学校合并，在晋南临汾成立西北军政大学，并附设贺龙中学。遵照贺龙的指示，为了在实践中摔打学员，在二钱油三钱盐，用麦草打地铺，用双腿当课桌，用树枝绑蘸笔尖用的艰苦条件下，实行边建校、边招生、边战斗、边学习。临汾是太原至西安交通线上的战略要地，盘踞太原的国民党阎锡山和占据西安的胡宗南把被我占领的临汾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对临汾不断地进行破坏和轰炸。为了建校，全校师生就冒着国民党反动派的飞机随时可能进行狂轰烂炸的危险，从城西穿过临汾城，扛运修建校舍所需木料，背运全校所用粮食，使学员在战火中经受锻炼和考验。钟师统副校长率军大先遣队进军西北后，派一大队长王序卿带领我们小分队进驻长安王曲镇，接管国民党黄埔军校七分校，并在当地建立政权。当时，西安周围国民党残部和西安城内的敌特不甘灭亡，里外呼应，不断对我进行袭扰和破坏，西北国民党马鸿逵、马步芳集团也伺机反扑西安。当时我们人人全副武装，荷枪实弹，随时准备战斗。时任区队长的我和其他几名小同志在王序卿的组织和指挥下，机智勇敢地阻击国民党残余势力的袭击，胜利地掩护了李长路副校长安全转移，小分队也迅速撤出阵地。贺龙知道这件事后，非常高兴，对这种在战斗中表现出来的英勇无畏和沉着机智十分赞赏，在全校大会上提出表扬。他说：在遭敌袭击和敌众我寡的情况下，这几个小同志保护了你们的校首长，自己也没有受到损失，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他强调：我们的学校就是要培养大批智勇双全和能文能武的干部。1949年11月底，遵照贺龙的指示，西北军大组成南进支队，在李长路副校长和黄荣忠教育长带领下，随贺龙率领和指挥的一野一部和华北18兵团进军大西南，发起川西战役。我们从宝鸡出发，数九寒天，徒步南下。一路上顶风冒雪，翻秦岭，越蜀道，日夜兼程，向川西疾进。经过一个月的紧张战斗和长途跋涉，胜利结束川西战役，解放四川省会成都。
　　
　　“要舍得花本钱”
　　
　　为了办好学校，贺龙把自己的秘书彭德留到贺中当副校长，后从雁门军区调来李长路(1925年参加革命。就读于北平师范大学中文系。抗战期间，在抗大总校、分校从事教育工作，领导和教学经验丰富)同志，从步兵学校调来钟师统(1925年参加革命。先后在北平、天津、西安等地从事学生运动，后在抗大分校、步兵学校担任领导工作)、黄荣忠(1929年参加赤卫队。长征到达陕北后，一直担任教导团、抗大分校、步兵学校军事教员和领导工作)同志，从野战部队调来胡光(1935年参加革命。长期从事部队思想政治工作，熟悉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的思想特点和规律)同志，充实加强学校的领导班子。还先后从三五八旅、三五九旅等老部队，晋绥各军区、各军分区和地方抽调一批有实战经验、有文化知识、能力强、会办学的干部，包括身经百战的老红军苏鳌副教育长，金仲华(大学文化)、戴伯行(大学文化)；李风年(大学文化)、刘康(清华大学毕业)、贺芳齐、张志专(河南大学毕业)、赵粟(大学 文化)、秦德远(武汉大学毕业)、陈滋德(大学文化)、霍赐影(中山大学毕业)、蒋铮(大学文化)、吴兆光(东北大学肄业)、廖寿煌(广州国民大学肄业)、许配厚、傅泽源、朱丹西(北平辅仁大学毕业，剧作家)、安春振等许多同志到学校机关和各学员队工作。战斗剧社社长鲁勒同志和《兄妹开荒》的作者羊路由同志在贺中教音乐课，在延安受到毛主席接见、被朱德总司令授予“球场健儿、沙场勇士”锦旗的著名体育工作者黄烈同志教体育课。1948年夏，我人民解放军晋绥部队发动夏季攻势，取得重大胜利，晋中平川大部解放。8月下旬，为了能招收更多的学生，贺龙明确指示，要把被贺中错误处理回乡的学生重新招回来，并指示学校在晋中要招1000名学生。西北军大成立后，贺中驻汾阳招生办事处改为西北军大驻汾阳招生办事处，开始为军大一期招生。1949年5月，我军进军西北、解放西安后，西北军大三期在西安、渭南、咸阳、宝鸡等地扩大招生，在西安还聘请了几位思想进步的学者教授到校帮助办学。据老领导钟师统回忆，在战争年月，贺龙每期都要在百忙中挤出时间到学校住几天，并亲自讲课，使大家深受教育。
　　贺龙在日理万机，战事缠身的情况下，亲兼校长，关心学校的各项工作，不仅就办学方针、教育计划、指导思想作出指示，而且抽出时间深入学校视察工作，了解情况，具体指导，解决办学遇到的实际问题和困难。还想方设法请徐老(特立)、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央领导同志到贺中作指示、讲形势和作报告。有一次，为了解决贺中过冬被装不足和伙食问题，贺龙亲自批条子给学校拨了一批棉衣，还把学员的伙食标准作了调整，和部队拉平。为了办好学校，贺龙还亲自解决加强干部和师资队伍问题，指示贺中以他的名义向陕甘宁边区主席林老(伯渠)、中宣部副部长徐老(特立)等领导请示支援办学所需教材、图书和资料。西北军大进驻西安后，下设军政学院、财经学院、艺术学院，目的在于培养军队和国家两方面建设需要的人才。部队进军大西南后。遵照已任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的指示，撤销西北军大番号，干部一分为三：抽调干部组成四个工作团，担负军区赋予的改造国民党起义部队任务；组成一个空军预科总队，着手筹建航校，为我军培养飞行人员；留校的干部由政治部主任胡光率领，与西南军大合并，担负教育改造国民党起义部队校以上军官的任务。当时刘伯承仍兼任西南军大校长，余秋里任军大副政委，主持学校工作，刘华清任政治部主任。这为后来成立著名的“哈军工”打下了良好基础。
　　我从贺龙中学到西北军大，在第一期担任区队长，后又在政治部任组织干事。在这期间，亲耳聆听过贺龙在临汾和西安王曲所作的报告，亲眼看到贺龙带着战斗剧社和战斗篮球队慰问看望部队学校，亲身体会到贺龙不仅是伟大的革命家、叱咤风云的军事家，还是一位实践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典范。毛泽东曾说过：“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贺龙正是一位注重部队文化建设，使军队成为革命大熔炉、大学校的；实践者和成功者。
　　
　　(责编 王时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