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康有为的《大同书》中，就明确有个人应从家族制度中解放出来的思想。但老辈的先进知识者（如严复、林纾等，甚至于鲁迅、胡适等人），却仍遵循着传统礼教的规范和要求，最终没能冲破家庭的桎梏。到了“五四”一代这种言行合一的“出走”才真正变为现实。
　　“五四”知识者是冲破牢笼、振臂呐喊的一代，他们要求个性解放、思想自由，呼吁科学与民主。由于受传统的束缚、社会的制约太久，因此他们的觉醒首先表现在行动上就是“出走”——从旧传统、旧家庭中的出走。这种出走并不限于女性，也不仅仅出于政治或经济原因，而是所有“觉醒者”的“全面”出走。巴金激愤于封建大家庭的腐朽生活而离开家庭，继而塑造了一系列的“出走者”形象；艾芜为反抗包办婚姻而不惜流浪度日，他从劳工神圣的信念出发，决心凭借自己的双手，“走到世界上去”，他的作品也多是个人漂流生活的反映；女作家萧红的出走与艾芜同为反抗包办婚姻，却带有更多的决绝与无奈。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出走”成为现代文学的母题之一。可以说易卜生笔下的娜拉是“出走者”最初的形象代言，胡适《终身大事》中的田亚梅则是中国特色的“娜拉”。在鲁迅的作品中，“出走者”也不乏其人，子君和吕纬甫就是两个现实中的娜拉。不同的是：娜拉和田亚梅等人以“出走”为终点，她们将旧家庭抛在身后，走向变幻莫测的社会；子君和吕纬甫则以“出走”为起点，结果碰了生活和社会的壁，终酿成悲剧。此外，较之同时期其他作家欣喜于“出走者”的无量前程（如巴金笔下的觉慧、觉民）；鲁迅更多的是着意于“出走者”的困境，着意于他们在风雨飘摇的社会中艰难的跋涉，并继而启发人思考造成这种情形的根本原因。这是鲁迅小说一贯坚持的“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宗旨的具体显现。
　　《伤逝》中，子君从旧家庭出走，源于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叛逃及对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向往，涉及婚姻问题。子君是觉醒的，但她除了觉醒的心之外一无所有，甚至“还不知道怎样跨出那第一步”；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也不给她立足之地，因此，子君只能屈辱地返回父亲的家，以死告终。悲剧的酿成不仅是因为社会制度不完善，也是由于她自己对“出走”的意义和对未来行动的茫然和不知所措。《在酒楼上》，吕纬甫从旧传统中出走，涉及社会政治问题。他接受过新学的洗礼，曾经是一个敢于拔掉庙里神像胡子的新青年，不可谓不激进；而今却只满足于做“子曰诗云”的旧式私塾先生。吕纬甫的出走，像一个“蜂子或蝇子停在一个地方，给什么来一吓，即刻飞去了，但是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吕纬甫并不像子君那样茫然，他明确地知道自己要走什么样的道路、知道自己该去向何方，却还是碰了壁，并从此一蹶不振。如果说子君的死，表明社会环境还不足以实现女性解放的话；那么吕纬甫倒退式的回归，则在更深层意义上证明，他，以及整个觉醒的一代（或者也可以说是社会）从旧文化、旧传统中出走的失败。这就不仅是个人的悲剧，更是社会的悲剧。
　　鲁迅的思维逻辑是把问题放在事情发展的因果链上进行思考，其深刻建筑在他以别人的终点为起点上。在全社会为娜拉的出走欢呼雀跃之时，鲁迅却清醒而冷静地问了一句“娜拉走后怎样”。由此引发了鲁迅对“出走者”困境的关注和省思。由当时的情形看，这种从旧家庭、旧传统中出走的个体反抗，并不如期望中的乐观。因为出走并不仅仅是个性解放问题，它所引起的是政治性的压制、干扰、打击、破坏，它激起了保守派和卫道士们的攻击、诬蔑、丑化、迫害。它要求经济制度等最彻底的社会变革，要求个性解放的思维模式与实现启蒙与解放的行为模式之间的契合与同步。而这是当时的社会力所不能及的，因此结局也只能如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一文中分析的那样：“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还有一条就是饿死了，但饿死已经离开了生活，更无所谓问题，所以也不是什么路。”^［1］
　　李泽厚指出：“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当时便尖锐地提出了这个问题。不是回到旧规范的怀抱，便是像子君那样悲惨死去，或者进入政界商界，成为社会上的某种花瓶。就是男性的娜拉，命运也好不了多少，连指导和积极参加五四运动的《新青年》一伙和《新潮》一伙也都‘或被黑暗吞噬，或自身成了黑暗的一部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么？他们与鲁迅所看见的辛亥的革命一代并无太大的差别。可以有新的吕纬甫、魏连殳……。”^［2］P843简言之：如果没有适合出走者生存的土壤，那么它们或者只能以走上歧途或穷途而返告终，死则是最悲壮的结局。因此鲁迅反对娜拉盲目出走、做无谓的牺牲。
　　然而“魔鬼手上，终有漏光的处所，掩不住光明，人之子醒了”。^［3］而人一旦有了知识，就再也回不到麻木的状态中了；娜拉既已觉醒，也很难不感到“梦醒了无路可以走”的悲哀。又当如何？鲁迅说：这也只好“‘有不平而不悲观’，也即……‘养精蓄锐以待及锋而试’罢。”^［4］这其中隐含着鲁迅的无奈与隐忍：觉醒后不可冒然出走，因为个人、社会还不能够负担和实现这种觉醒；而如若不出走，则有堕入“做排醉虾的筵宴的帮闲”之危险。在鲁迅看来，正是当时的社会环境使“出走者”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因此，要摆脱这种两难境地，也只能砥砺精神、做“韧性的战斗”，争取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彻底改革，通过社会解放达到个人的解放。
　　鲁迅反对盲目的出走、战斗，反对无谓的流血、牺牲。就当时“出走者”们的结局来看，“娜拉走后怎样”的思考无疑是一种警戒与提醒。
　　
　　参考文献：
　　［1］鲁 迅 《坟•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2］李泽厚 《中国思想史论》（下），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1月版
　　［3］鲁 迅 《热风•四十》，《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4］鲁 迅 《两地书》，《鲁迅全集》第十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