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林语堂幽默观的中心内涵是对失败之境中的人或物的怜悯之情,对人性自由的相对认同,是追求闲适的快乐哲学。它包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有儒家的仁学中庸,道家的超然知命,佛家的怜悯洞悉,还有基督教的博爱奉献。它们相互融合汲取,共同作用才产生了林语堂独特的幽默观。
关键词:林语堂 幽默观 儒 道 佛 基督教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1924年,林语堂首先将古希腊医学中的术语“humour”翻译成“幽默”,介绍到中国,并且将自己的哲思融进这个舶来的概念中,形成了独有的幽默观。对于林语堂来说,幽默是鉴于明慧悟性上的达观态度,是一种从容不迫的人生观。林语堂的幽默哲学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悲天悯人,二是近情达观。幽默是会心一笑,是透过形象的直观在内心获得更深的领悟,是表示“心灵的光辉和智慧的丰富”的。林语堂的思想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释道精神元素,也有西方的基督教文化元素。它们或相互补充,或本质相通,共同构成了林语堂幽默观的哲学内涵。
一 儒:林语堂幽默观的出发点与反向力
林语堂将儒家哲学看作是一个有不同阶段的发展过程,并且在林语堂心中,孔孟时期的儒家思想才是真正的清流,而到了宋儒那里便已成了浊流。他认为《论语》为中国惟一关心世道之幽默文章,并最为推崇孔子的幽默,“孔子个人温而厉,恭而安,无适无必,无可无不可,近乎真正的幽默态度”,因为这样的幽默是最温厚,最近情,也是最宽容和具有智慧的。还说孟子的“浩然正气”,极具包容性,既让人拥有积极的进取心,也能让人豁达地对待生活。然这两位圣人此种人生态度的形成与其所提倡的“仁爱之心”是密不可分的。孔子说“仁者,人也”,即仁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仁”即“爱人”,即拥有一颗博大的同情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孟子也说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即要推己及人,及物,亦不强加于人。拥有一颗仁爱之心,人的精神就能提升到超脱寻常的人与我、物与我之分别的“天人合一”之境界。有了这种对天地万物的爱心,人就能产生博大的同情和无尽的宽容,也就寻找到了一种善良的对待人和自然的方式。
林语堂认为“中庸”是孔孟能实现用仁爱之心对待万事万物的途径。“不偏谓之中,不易谓之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即:“中”,是恪守中正不偏不倚,“庸”则是“常”。中庸之道是理性思维的结果,它蕴含着这样的人生信条:全面考虑,不执其一端,取其中而用,合情合理的处理各种情况,“讲情理者,其归结就是中庸之道”。林语堂特别强调“合情合理”,认为“近情,即承认人之常情,每多弱点,推己及人,则凡事宽容、容忍、而易趋于妥恰。妥恰就是中庸”。林语堂自言是“一团矛盾”,但是却以自我矛盾为乐,恰恰是因为他的中庸哲学在起作用。“我们如果把道家的现实主义和儒家的积极观念配合起来,便成中庸的哲学。”所以林语堂一直以来都是强调平衡适度与和谐自然“采取较为近情、一贯而和谐的人生观”。易于知足、愿意包容,心态就容易归于平和、善良,幽默便产生。这便是一个人建立幽默人生观的核心条件。
另一方面,宋代之后随着程朱理学的发展,儒家思想逐渐沦为统治工具,其理性思考也走向极端,“儒家思想到了宋儒手里……有了存天理去人欲的信条,于是以后的儒家逐渐走向人性的反面,成了阻碍社会进步的障碍。”儒家思想逐渐走向腐败和凝固,在理性的极端控制之下,人们对于生活的态度,变得功利而严肃;对于名利的追求,更是使人们徒增压力。一个常要在其中遵循严格的理性的社会会使一个成年人觉得厌烦。到了后期的儒家,已经成了保守和极端理性的牺牲,少了基于人情的善意和包容,也便离幽默愈来愈远。“这个世界太严肃了,因为太严肃,所以必须有一种智慧和欢乐的哲学以为调剂”,这种哲学就是幽默,它能让人们超脱世外,敝屣仁义,绝圣弃智,看穿一切。
所以林语堂一方面认为儒家文化的“仁”,在道德感的形式上是以人的内心和外在的宇宙的道德相和谐为主的,极具同情心和包容性。另一方面又对儒家的森严礼教导致中国人缺乏幽默感的现象,持批判态度。基于对儒家文化这样的认识,林语堂才认为人生既是严肃的生命体验,也是一个来去匆匆、虚妄不定的过程,没有必要过分拘执。
二 道:林语堂幽默观的思想基础和理论依据
与儒家的理性思维不同,道家尚柔、不争,不敢为天下先,偏好自然与直觉,倡导寂静、保守、平和,注重亲近自然的神秘力量。林语堂说他天性近乎道家,而多过因信仰而造就的儒家。在林语堂心中道家地位极高,老庄和道家思想被他推为中国人的人生智慧和生活美学,因为道家文化赋予了中国人随遇而安、返璞归真、知足乐观的精神,“为中国思想之浪漫派、超脱派”,“有了超脱派,幽默自然出现了”,所以可以说老庄哲学是林语堂幽默观形成的思想基础和理论依据。
道家文化对于林语堂的幽默观的形成也可从两个方面来讨论,一方面是道家文化的尚柔不争精神所赋予人的悲天悯人的同情心和超然世外的浪漫情怀,给幽默观提供了思想基础。林语堂向往从容、恬淡、和谐的人生境界,推崇自由的人性和快乐的人生,其幽默观的本质属性就是以宽厚同情之心对待人生的一切,不为外物所役,凭借智慧以及自足的内敛和超然境界,看淡世俗的功名利禄和成败得失,而这些恰恰都是道家文化的精髓所在。
另一方面,道家文化热爱天地自然,追求艺术品质,它的思想内涵更接近于人性,更具有活力。道家文化追求简朴的、顺应自然的生活方式,倡导“清静为天下正”和隐士作风。而林语堂对于自由和快乐的追求正是其为“道家信徒”最明显的表现。在《生活的哲学》一书中,林语堂一直在着力描述快乐的意义,生活的享受,悠闲的重要性,以及对于文化和艺术的追求。他认为人们应该超越社会功利,以恬淡诗美的心境享受生活与人生,并且说“这种爱悠闲的性情是由于酷爱人生而产生,并受了历代浪漫文学潜流的激荡,最后又由一种人生哲学——大体上可称它为道家哲学——承认它为合理近情的态度”。如果说儒家思想给予林语堂的是一个思想的核心——理智思考,那么道家思想就给了他幽默观的内容填充——告诉人们应该怎样拥有快乐的人生。
但是纯粹的道家,毕竟是一种相对消极的人生观,它发展到极端就是一种停滞和逃避,“那种叫我们完全逃避人类社会的哲学,终究是拙劣的哲学”。所以真正的幽默家并不是一个纯粹的道家更不是一个纯粹的儒家,而是一半道家一半儒家,林语堂不止一次地在其作品中指出,“中国人得势时都信儒教,不遇时都信道教,各自优游林下,寄托山水,怡养性情去了”。一味的道家,便是完全的逃避,一味的儒家,就是过分的严肃紧张,不论哪一个都不会带来幽默,只有将这一张一弛的两者都存于心中,在适当的时候做出适当的选择,才能获得一种平和,才是最健全的生活理想:介于动与静之间,介于尘世徒然的匆忙和完全逃避人生责任之间,介于儒道两种极端的哲学之间。这种中庸的,近情的人文主义哲学才是人能幽默闲适随意地生活在人世的最理想状态,也是其幽默观所追求的终极目标。
三 佛:林语堂幽默观的中国式内涵
对于佛学来说,林语堂更多的是以文入禅。林语堂提倡并推行“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小品文,一方面是对道家哲学真趣的体会,另一方面也是对旨在摆脱教条羁绊的佛禅心性的充分认识。林语堂在推崇并提倡中国古代小品文的过程中已经流露出对佛禅义理的偏爱。禅宗讲究的是摆脱世俗教条羁绊的心性,采取的是随意而适、唯心任运的人生态度,对此林语堂非常推崇。林语堂极其重视直觉,认为直觉是幽默智慧的来源,它能感发性灵,激活人生,激发人的潜力。而“禅完全是直觉”,顿悟禅意正是智慧的来源,拥有了这种智慧,那么就能轻易地达到通达乐观的精神实质,从而也就接近了幽默。
佛与道家一样,亲近自然,追求自然,从内心洞悉一切,然后包容和感化世间的所有罪恶和阴暗,换以平静和和平。一方面,我佛慈悲,怜悯一切。另一方面,佛家亲近自然,洞悉豁达,注重人心灵的体悟。两方面都从侧面解释了林语堂的幽默观的真正内涵:悲天悯人和近情达观。
四 基督教:林语堂幽默观的西方源头
林语堂一生与基督教分分合合,他与基督教的关系经历了濡染——背离——回归三个阶段。其实林语堂“从来没有停止过信仰上帝,而且我也从未曾停止过寻求满意的崇拜形式”。人的童年生活的一切特别是有规律的生活的场景,对事物初发性的认识,是构成成人理性的关键。亲情似海的基督家庭和领受良多恩惠的基督传教会,使林语堂始终抱着乐观宽容的心态来对待任何事物特别是人生中的逆境。无论是遭到诽谤打击,还是遭遇丧女之痛或者濒临破产,他都能秉持一种知命的乐观态度,对人生的遭遇当作上帝给予的考验,接受并合理消解。
随着对基督教和科学的进一步认识,林语堂童年那种美好的感受逐渐被教会神学“经院派一法的傲慢和精神独断”所代替,基督教中的教条和迂腐开始使林语堂感到窒息,科学的理性思维也促使他对神学的飘渺感到困惑,于是他开始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寻找更接近人性的人文主义。其实,林语堂的这种转移和他反对纯粹的佛教有同样的理由,那就是他们禁欲和不重视现实生活的规定,偏离了人性,走向了极端。
假如说童年时的信仰是因生在基督教家庭的被动选择,那么晚年的林语堂又重新回归基督教就是经过人生历练之后的主动选择。林语堂曾记录过辜鸿铭对真基督教的一段话:“真正的基督徒是因为爱好圣洁及基督教里面一切可爱的东西而自然成为基督徒的。”林语堂认为一位基督徒有一份“爱”就够了。上帝不是远离尘俗的,而是近情和明鉴的,是现世的。林语堂心中的那种“爱”,其实是幼时父亲及家庭对其浓厚的爱一种折射,并带着对教会学校对其幼年栽培的感恩心态。
从林语堂和基督教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出,基督教文化对林语堂一生的文化观念和人生态度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基督教让他在精神上找到了父亲般的依靠,基督教文化所包含的人文要素和教义中的博爱仁慈也让他拥有了善良、宽容、达观等品质。这种依靠和品质让他在一生的生活中都能找到内心的平和和安定,从而能对待万物产生同情和怜悯的心。但是他对于基督教的信仰充满了个人特色,“我重回我父亲的教会,只是找到一个适合我而不用教条主义来阻拦我的教会而已”。对基督教的回归也是“对道德理想作了多年的探求之后,把基督教作为一种理想的道德而重新信仰,带有文化择取的转换意味。”宗教是人对于生命的崇敬心,它给人带来的是一种心灵的依靠,有了这种依靠,人在生活时就不至于失去重心,迷失自我,也就能在现世中幽默地对待生活了。
参考文献:
[1] 林语堂:《林语堂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2] 林语堂:《生活的艺术》,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3] 林语堂:《异教徒到基督徒》,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4] 林语堂:《论幽默》,《林语堂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5] 林语堂:《中国文化之精神》,《林语堂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6] 林语堂:《中庸的哲学:子思》,《林语堂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7] 张健:《精神的伊甸园和失败者温婉的歌:论林语堂的幽默思想》,《文学评论》,1993年第4期。
[8] 林语堂:《以放浪者为理想人》,《林语堂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9] 林语堂:《悠闲生活的崇尚》,《生活的艺术》,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10] 林语堂:《八十自叙》,《林语堂自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1] 万平近:《从多重“回归”现象看林语堂》,《福建学刊》,1997年第20期。
[12] 子思:《中庸》,陕西旅游出版社,2002年版。
作者简介:李玉娥,女,1982—,山东莱芜人,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2007级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20世纪中国文学与传统文化。
关键词:林语堂 幽默观 儒 道 佛 基督教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1924年,林语堂首先将古希腊医学中的术语“humour”翻译成“幽默”,介绍到中国,并且将自己的哲思融进这个舶来的概念中,形成了独有的幽默观。对于林语堂来说,幽默是鉴于明慧悟性上的达观态度,是一种从容不迫的人生观。林语堂的幽默哲学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悲天悯人,二是近情达观。幽默是会心一笑,是透过形象的直观在内心获得更深的领悟,是表示“心灵的光辉和智慧的丰富”的。林语堂的思想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释道精神元素,也有西方的基督教文化元素。它们或相互补充,或本质相通,共同构成了林语堂幽默观的哲学内涵。
一 儒:林语堂幽默观的出发点与反向力
林语堂将儒家哲学看作是一个有不同阶段的发展过程,并且在林语堂心中,孔孟时期的儒家思想才是真正的清流,而到了宋儒那里便已成了浊流。他认为《论语》为中国惟一关心世道之幽默文章,并最为推崇孔子的幽默,“孔子个人温而厉,恭而安,无适无必,无可无不可,近乎真正的幽默态度”,因为这样的幽默是最温厚,最近情,也是最宽容和具有智慧的。还说孟子的“浩然正气”,极具包容性,既让人拥有积极的进取心,也能让人豁达地对待生活。然这两位圣人此种人生态度的形成与其所提倡的“仁爱之心”是密不可分的。孔子说“仁者,人也”,即仁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仁”即“爱人”,即拥有一颗博大的同情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孟子也说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即要推己及人,及物,亦不强加于人。拥有一颗仁爱之心,人的精神就能提升到超脱寻常的人与我、物与我之分别的“天人合一”之境界。有了这种对天地万物的爱心,人就能产生博大的同情和无尽的宽容,也就寻找到了一种善良的对待人和自然的方式。
林语堂认为“中庸”是孔孟能实现用仁爱之心对待万事万物的途径。“不偏谓之中,不易谓之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即:“中”,是恪守中正不偏不倚,“庸”则是“常”。中庸之道是理性思维的结果,它蕴含着这样的人生信条:全面考虑,不执其一端,取其中而用,合情合理的处理各种情况,“讲情理者,其归结就是中庸之道”。林语堂特别强调“合情合理”,认为“近情,即承认人之常情,每多弱点,推己及人,则凡事宽容、容忍、而易趋于妥恰。妥恰就是中庸”。林语堂自言是“一团矛盾”,但是却以自我矛盾为乐,恰恰是因为他的中庸哲学在起作用。“我们如果把道家的现实主义和儒家的积极观念配合起来,便成中庸的哲学。”所以林语堂一直以来都是强调平衡适度与和谐自然“采取较为近情、一贯而和谐的人生观”。易于知足、愿意包容,心态就容易归于平和、善良,幽默便产生。这便是一个人建立幽默人生观的核心条件。
另一方面,宋代之后随着程朱理学的发展,儒家思想逐渐沦为统治工具,其理性思考也走向极端,“儒家思想到了宋儒手里……有了存天理去人欲的信条,于是以后的儒家逐渐走向人性的反面,成了阻碍社会进步的障碍。”儒家思想逐渐走向腐败和凝固,在理性的极端控制之下,人们对于生活的态度,变得功利而严肃;对于名利的追求,更是使人们徒增压力。一个常要在其中遵循严格的理性的社会会使一个成年人觉得厌烦。到了后期的儒家,已经成了保守和极端理性的牺牲,少了基于人情的善意和包容,也便离幽默愈来愈远。“这个世界太严肃了,因为太严肃,所以必须有一种智慧和欢乐的哲学以为调剂”,这种哲学就是幽默,它能让人们超脱世外,敝屣仁义,绝圣弃智,看穿一切。
所以林语堂一方面认为儒家文化的“仁”,在道德感的形式上是以人的内心和外在的宇宙的道德相和谐为主的,极具同情心和包容性。另一方面又对儒家的森严礼教导致中国人缺乏幽默感的现象,持批判态度。基于对儒家文化这样的认识,林语堂才认为人生既是严肃的生命体验,也是一个来去匆匆、虚妄不定的过程,没有必要过分拘执。
二 道:林语堂幽默观的思想基础和理论依据
与儒家的理性思维不同,道家尚柔、不争,不敢为天下先,偏好自然与直觉,倡导寂静、保守、平和,注重亲近自然的神秘力量。林语堂说他天性近乎道家,而多过因信仰而造就的儒家。在林语堂心中道家地位极高,老庄和道家思想被他推为中国人的人生智慧和生活美学,因为道家文化赋予了中国人随遇而安、返璞归真、知足乐观的精神,“为中国思想之浪漫派、超脱派”,“有了超脱派,幽默自然出现了”,所以可以说老庄哲学是林语堂幽默观形成的思想基础和理论依据。
道家文化对于林语堂的幽默观的形成也可从两个方面来讨论,一方面是道家文化的尚柔不争精神所赋予人的悲天悯人的同情心和超然世外的浪漫情怀,给幽默观提供了思想基础。林语堂向往从容、恬淡、和谐的人生境界,推崇自由的人性和快乐的人生,其幽默观的本质属性就是以宽厚同情之心对待人生的一切,不为外物所役,凭借智慧以及自足的内敛和超然境界,看淡世俗的功名利禄和成败得失,而这些恰恰都是道家文化的精髓所在。
另一方面,道家文化热爱天地自然,追求艺术品质,它的思想内涵更接近于人性,更具有活力。道家文化追求简朴的、顺应自然的生活方式,倡导“清静为天下正”和隐士作风。而林语堂对于自由和快乐的追求正是其为“道家信徒”最明显的表现。在《生活的哲学》一书中,林语堂一直在着力描述快乐的意义,生活的享受,悠闲的重要性,以及对于文化和艺术的追求。他认为人们应该超越社会功利,以恬淡诗美的心境享受生活与人生,并且说“这种爱悠闲的性情是由于酷爱人生而产生,并受了历代浪漫文学潜流的激荡,最后又由一种人生哲学——大体上可称它为道家哲学——承认它为合理近情的态度”。如果说儒家思想给予林语堂的是一个思想的核心——理智思考,那么道家思想就给了他幽默观的内容填充——告诉人们应该怎样拥有快乐的人生。
但是纯粹的道家,毕竟是一种相对消极的人生观,它发展到极端就是一种停滞和逃避,“那种叫我们完全逃避人类社会的哲学,终究是拙劣的哲学”。所以真正的幽默家并不是一个纯粹的道家更不是一个纯粹的儒家,而是一半道家一半儒家,林语堂不止一次地在其作品中指出,“中国人得势时都信儒教,不遇时都信道教,各自优游林下,寄托山水,怡养性情去了”。一味的道家,便是完全的逃避,一味的儒家,就是过分的严肃紧张,不论哪一个都不会带来幽默,只有将这一张一弛的两者都存于心中,在适当的时候做出适当的选择,才能获得一种平和,才是最健全的生活理想:介于动与静之间,介于尘世徒然的匆忙和完全逃避人生责任之间,介于儒道两种极端的哲学之间。这种中庸的,近情的人文主义哲学才是人能幽默闲适随意地生活在人世的最理想状态,也是其幽默观所追求的终极目标。
三 佛:林语堂幽默观的中国式内涵
对于佛学来说,林语堂更多的是以文入禅。林语堂提倡并推行“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小品文,一方面是对道家哲学真趣的体会,另一方面也是对旨在摆脱教条羁绊的佛禅心性的充分认识。林语堂在推崇并提倡中国古代小品文的过程中已经流露出对佛禅义理的偏爱。禅宗讲究的是摆脱世俗教条羁绊的心性,采取的是随意而适、唯心任运的人生态度,对此林语堂非常推崇。林语堂极其重视直觉,认为直觉是幽默智慧的来源,它能感发性灵,激活人生,激发人的潜力。而“禅完全是直觉”,顿悟禅意正是智慧的来源,拥有了这种智慧,那么就能轻易地达到通达乐观的精神实质,从而也就接近了幽默。
佛与道家一样,亲近自然,追求自然,从内心洞悉一切,然后包容和感化世间的所有罪恶和阴暗,换以平静和和平。一方面,我佛慈悲,怜悯一切。另一方面,佛家亲近自然,洞悉豁达,注重人心灵的体悟。两方面都从侧面解释了林语堂的幽默观的真正内涵:悲天悯人和近情达观。
四 基督教:林语堂幽默观的西方源头
林语堂一生与基督教分分合合,他与基督教的关系经历了濡染——背离——回归三个阶段。其实林语堂“从来没有停止过信仰上帝,而且我也从未曾停止过寻求满意的崇拜形式”。人的童年生活的一切特别是有规律的生活的场景,对事物初发性的认识,是构成成人理性的关键。亲情似海的基督家庭和领受良多恩惠的基督传教会,使林语堂始终抱着乐观宽容的心态来对待任何事物特别是人生中的逆境。无论是遭到诽谤打击,还是遭遇丧女之痛或者濒临破产,他都能秉持一种知命的乐观态度,对人生的遭遇当作上帝给予的考验,接受并合理消解。
随着对基督教和科学的进一步认识,林语堂童年那种美好的感受逐渐被教会神学“经院派一法的傲慢和精神独断”所代替,基督教中的教条和迂腐开始使林语堂感到窒息,科学的理性思维也促使他对神学的飘渺感到困惑,于是他开始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寻找更接近人性的人文主义。其实,林语堂的这种转移和他反对纯粹的佛教有同样的理由,那就是他们禁欲和不重视现实生活的规定,偏离了人性,走向了极端。
假如说童年时的信仰是因生在基督教家庭的被动选择,那么晚年的林语堂又重新回归基督教就是经过人生历练之后的主动选择。林语堂曾记录过辜鸿铭对真基督教的一段话:“真正的基督徒是因为爱好圣洁及基督教里面一切可爱的东西而自然成为基督徒的。”林语堂认为一位基督徒有一份“爱”就够了。上帝不是远离尘俗的,而是近情和明鉴的,是现世的。林语堂心中的那种“爱”,其实是幼时父亲及家庭对其浓厚的爱一种折射,并带着对教会学校对其幼年栽培的感恩心态。
从林语堂和基督教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出,基督教文化对林语堂一生的文化观念和人生态度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基督教让他在精神上找到了父亲般的依靠,基督教文化所包含的人文要素和教义中的博爱仁慈也让他拥有了善良、宽容、达观等品质。这种依靠和品质让他在一生的生活中都能找到内心的平和和安定,从而能对待万物产生同情和怜悯的心。但是他对于基督教的信仰充满了个人特色,“我重回我父亲的教会,只是找到一个适合我而不用教条主义来阻拦我的教会而已”。对基督教的回归也是“对道德理想作了多年的探求之后,把基督教作为一种理想的道德而重新信仰,带有文化择取的转换意味。”宗教是人对于生命的崇敬心,它给人带来的是一种心灵的依靠,有了这种依靠,人在生活时就不至于失去重心,迷失自我,也就能在现世中幽默地对待生活了。
参考文献:
[1] 林语堂:《林语堂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2] 林语堂:《生活的艺术》,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3] 林语堂:《异教徒到基督徒》,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4] 林语堂:《论幽默》,《林语堂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5] 林语堂:《中国文化之精神》,《林语堂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6] 林语堂:《中庸的哲学:子思》,《林语堂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7] 张健:《精神的伊甸园和失败者温婉的歌:论林语堂的幽默思想》,《文学评论》,1993年第4期。
[8] 林语堂:《以放浪者为理想人》,《林语堂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9] 林语堂:《悠闲生活的崇尚》,《生活的艺术》,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10] 林语堂:《八十自叙》,《林语堂自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1] 万平近:《从多重“回归”现象看林语堂》,《福建学刊》,1997年第20期。
[12] 子思:《中庸》,陕西旅游出版社,2002年版。
作者简介:李玉娥,女,1982—,山东莱芜人,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2007级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20世纪中国文学与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