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5月７-８日举行的证券公司创新发展研讨会上，中国证监会主席郭树清说：“中国证券行业的金融创新迎来历史最好时期，证券行业的创新必须紧紧围绕实体经济需要进行……切实为中小企业、文化创意企业、科技企业和现代农业等产业发展提供直接服务……把投资者当傻瓜来圈钱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郭树清的此番言论振聋发聩，让人再次充满希望，落实起来却未必轻松，因为这不是纠正一国资本市场一时的错误，而是纠正全球资本市场一个时代的错误。中国人总是有自我改正的能力，而且这次将率先化危为机。
　　实体经济的工业革命、虚拟经济的纸币革命并列为现代经济两大革命。在与黄金挂钩的金本位时代，纸币为市场计价和交易需要提供了便捷媒介，并为政府提供了最有效的调控手段。但是，自1971年美元与黄金彻底脱钩后，纸币成为脱缰野马，肆无忌惮地被印刷。泛滥的纸币统治了全球经济，无所不在，人人宠爱，和阳光、空气、水一样，成为控制人类生活的“第四覆盖”。金币本身是劳动产品，而且稀缺，在作为一般等价物时遵循价值规律，因此，金币媒介的市场基本干净；纸币则脱离了价值规律轨道，“出轨”的纸币过剩泛滥，最终将市场特别是金融市场污染成一个肮脏的甚至癌变的世界。
　　美联储作为出轨纸币的“带头大哥”，感染了全球主要央行，全球主要央行在一定程度上都已经成为“殃行”。以往由科技创新发动的经济周期被央行的纸币荷尔蒙所取代。“殃行”是金融癌变的病根，而金融癌变扩散到全身的通道就是资本市场。癌变的全球纸币资本市场没有了价值规律的支撑，逐步沦为圈钱工具和血腥的金钱屠宰场，失去了价值发现功能。价值投资不再，只剩纯粹博弈，投机和圈钱成为资本市场的主题曲。中国资本市场也深度被动感染，同样陷入纸币泛滥和资本炒作困境，过了一段“把投资者当傻瓜来圈钱的日子”。这一癌变的资本时代已经持续了40年，拨乱反正绝非易事。
　　纸币有毒，但我们又离不开它，就像城市的人们离不开被污染的空气一样。如何治愈这个癌变的纸币金融世界？正确途径是管好纸币，找寻纸币与实体经济的“真爱”。货币如水，以往央行如同“龙王”，肆意降雨，格林斯潘曾说自己管的是“水龙头”。今后，既要盯住“水龙头”，更要安装和疏通“水管”，要依靠“水管”定向投放货币。换言之，既要关心纸币数量和价格，更要关心纸币流向和质量。金融主管部门要学会“人工降雨”，既要当好“龙王”更要当好“大禹”，此谓“定向宽松”。
　　一般把经济分为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谈论的经济问题无非是虚拟经济（水）相对于实体经济（杯子）的“水多水少”的问题。这种简单分类过于夸夸其谈，缺少实际意义。因为向“一个”杯子里倒水只有水多水少的数量问题，不存在倒向何处的结构问题，也就无法“调结构”。因此，在今天“调结构”的时代，必须进一步细分实体经济。如果将全部实体经济比作一个“太极”，将实业喻为“阳鱼”、资源喻为“阴鱼”、科技-工程喻为“S线”，那么三者构成一个“太极”。如果用太极比喻实体经济过于抽象，那么可以用个更具体的比喻——“鸡蛋理论”：实业是实体经济的“蛋黄”，资源是实体经济的“蛋清”，新科技、新工程是实体经济的“蛋壳”。这样，便有了三种“倒水法”：倒进实业、资源、科技-工程“三个杯子”。一个变成三个，“调结构”有了可能，“定向宽松”有了科学依据。
　　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三种“倒水法”都在同时进行，但是，重点不同，效果截然相反。工业革命以来，实体经济周期经过了三个阶段：实业、资源、科技-工程，三种“倒水法”依次展开。二战前，主要是大规模工业化进程，金融之水主要倒进实业“杯子”。二战后，独立后的拥有资源的国家开始资源买卖，金融之水主要倒进资源“杯子”，制造了多次资源性金融危机。2008年金融危机的“元凶”就是资源和能源泡沫，“帮凶”是金融和纸币炒作，“受害者”是实业和实业贸易。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进入第三个阶段，科技-工程成为大趋势，金融之水开始重点倒进科技-工程“杯子”。
　　中国同样经历了三个阶段。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前20年，金融之水主要倒向实业，缔造了中国制造业大发展，实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使物价处于下降趋势，老百姓受益；过去的10年，金融之水主要倒向土地、煤炭、铁矿石等资源，金融炒作放大了资源的稀缺性，继而不断抬高房地产等资源类产品价格，整个社会被高物价困扰。资源本身已经没有价值，在资本市场过度炒作资源股更是赤裸裸地圈钱行为。大肆炒作实业不利于民生，出现了如“姜你军”、“蒜你狠”等现象；大肆炒作资源也不利于民生，如高房价、高油价等。因此，只能鼓励大力投资科学技术和基础工程，这正是2008年以来中国调整经济结构的方向。
　　以汽车为例，第一个阶段，是制造汽车的实业阶段。第二个阶段，是由于大家都开车而导致石油短缺，这是资源阶段；第三个阶段，当石油过少时只能依靠新科技发展新能源汽车。新能源、新材料、宇宙开发等是第三阶段的主旋律。只有靠科技和科技金融不断拓展“蛋壳”，才能支撑起经济进步的空间，中国经济乃至整个人类经济才不至于被“憋死”。
　　投资基础设施应该是政府的事情，2008年后中国政府已经这样做了；投资科技产业主要是市场的事情，现在中国正在做。郭树清说中国资本市场存在“中小企业多融资难、民间资本多投资难”的“两多两难”问题，因此，解决虚拟经济这一问题应该与发展实体经济的科学技术相结合，大力发展科技金融。科技金融是个完整体系，由PE、科技银行、创业板、新三板等构成。2012年开始的资本市场改革的宗旨之一是在资本市场发展科技金融，扶持科技创新，即郭树清所说的“切实为中小企业、文化创意企业、科技企业和现代农业等产业发展提供直接服务”。资本市场改革的重头戏是新三板。创业板没有真正承担起科技创新的功能，所以要推出为科技型企业专设的新三板。新三板是中国资本市场的 “最后一公里”。
　　新三板的服务区间，是在有了科技发明专利之后、还没进入厂房工程化、批量化生产之前的企业，职责是“助力建厂房”，处在一项发明走出实验室和大规模进入市场之间的阶段。如果说高校实验室在孵化科技，那么新三板就是将科技孵化为产品和产业。在科学、技术、工程、产品、产业的“五环链条”上，新三板服务对象的分界线是“工程”。新三板完成不了科技从无到有的过程，但可以完成科技转变成民生产品的过程。一旦变成民生产品并实现产业化，就可以转板。新三板的服务时段就是高校实验室和企业车间及市场之间。
　　新三板有“一看两不看”原则。一看即看一家企业能否进入新三板，只要盯牢科技创新这一条标准即可，而且不能将花样翻新的传统领域中所谓的商业模式创新，误认为是科技创新。两不看即不必看重股东人数、财务指标这两条标准,尤其不应设置硬性财务指标。科技不分大小，不应该以小、微为标准。大、中、小不是判断科技企业的标准。如果困于这两条形式主义的标准，新三板的设计就会形式化，极有可能将各种假科技企业放进新三板，进而重蹈创业板的圈钱覆辙和变脸闹剧。
　　格林斯潘制造了两个泡沫：第一个是科技领域的IT泡沫，留下了一批高科技企业，带动了世界经济的大发展；第二个是资源领域的地产泡沫，留下的是资源金融里的裸泳者，制造了大批的破产者，酿成了全球金融大危机。因此，只要严把新三板的科技大门，在新三板内制造点泡沫或许是可以的，甚至是必须的。资本市场总是要圈点钱的，关键是圈来的钱干什么。
　　新三板可能是中国资本市场“洗心革面”的最后机会。如果新三板失败，中国资本市场极有可能彻底癌变为赌场，成为不折不扣的资本闹剧。新三板虽小，但却是中国资本市场的“眼睛”和“良心”。资本市场乃至整个金融业的新思维在金融之外、在工程之中，因此，我们应该懂得什么是“科技之后、工程之前的经济阶段”，这样才能看好新三板真正地进入大门和转板大门，进一步理清为什么要对新三板“定向宽松”。
　　宽松意味着泡沫，定向宽松意味着定向泡沫。新三板需要定向泡沫。不在泡沫中灭亡，就在泡沫中爆发。将过去的资源金融泡沫适度转移到科技金融，中国的创新型经济才会有希望。真正的新三板市场的金融泡沫，应是理性预期，是价值投资，包裹着中国科技金融的朝阳。
　　（作者系经济学家、货币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