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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自古是山水灵秀之地，按说应该如“吴越多秀民”，可有道是“荆楚饶劲士”。从楚庄王问鼎中原、屈原问天、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已可以看出湖北人的狂气；到绿林好汉、红巾军一次次发动推翻帝王的农民起义，都可以看出湖北人的血性。湖北的现代史更是风云激荡，这里既是“洋务运动”的重要基地，也是辛亥革命的发源地，还是工农红色革命的主战场之一。是“洋务运动”为现代化打下了物质基础，准备了人才队伍，也点燃了新思想、新文化的火种。辜鸿铭曾说：“民国成立，系孙中山与张香涛的合作。”孙中山也指出：“以南皮造成楚材、颠覆满祚，可谓不言革命之革命家。”[1]都是不移之论。时势造英雄。湖北人在现代化建设史和革命史上创造了“敢为人先”“亡秦必楚”的奇迹，与湖北民风的精明又泼辣、强悍也坚忍很有关系。《史记》上早有西楚“其俗剽轻，易发怒”的记载。“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惟楚有才”的历史传说也充分展示了湖北人非同一般的狠劲与自信。到了现代更是因为革命风潮高涨而体现出冲天的豪情、非凡的血性。湖北的历史小说，因此大有写头，也大有看头。
湖北作家的历史小说创作已经形成了可观的传统。从姚雪垠的《李自成》开当代长篇历史小说的先河，湖北作家写历史小说可谓代有人出、佳作不断。例如杨书案的《九月菊》《秦娥忆》《孔子》《老子》《庄子》《炎黄》等，在台湾就曾经产生过不小的影响，《庄子》曾获台湾首届“罗贯中历史小说奖”首奖。还有广水的胡晓明、胡晓晖兄弟，也出版过长篇小说《唐太宗》《春秋五霸》《战国七雄》《天鉴》（写岳飞的故事），他们的《洛神》曾经得过台湾第二届“罗贯中历史小说奖”首奖。也就是说，台湾“罗贯中历史小说奖”连续两届首奖都是湖北作家夺得的。荆州作家孙昌宇的长篇小说《绝代奇才施耐庵》也曾经畅销过，恩施作家龚光美讲述唐代诗人元稹与薛涛爱情故事的长篇小说《沧海之恋》也很有看头。荆州作家程远斌的长篇历史小说《荆楚枭雄陈友谅》《大汉皇帝陈友谅》荆州作家刘保昌的长篇小说《楚武王》都写出了楚魂的刚烈、楚人的勇猛。加上熊召政的长篇小说《张居正》曾获得第六届茅盾文学奖……可见湖北的长篇历史小说已成赫赫阵势。由此可见，湖北作家的历史小说阵容相当可观！只是由于宣传不够（尤其是主流媒体宣传不够），影响显然不如那些写现实题材的作家大。所以，我觉得湖北作家的历史小说是很值得研究的。尤其是湖北作家为本土历史名人写史的意识就值得提倡。湖北产生过许多历史名人，值得大写特写。写多了，就是湖北人文精神最生动的体现，也是“惟楚有才”的有力证明。
那么，新世纪以来，湖北的历史小说创作增添了哪些新气象呢？
一、《张居正》的当代感
1999至2002年，熊召政出齐了长篇小说《张居正》。谈及此书的写作，作家曾经说过，他是在“文革”中读过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一卷时受到了深深的感动，并且埋下了将来要写一部长篇历史小说的心愿的。而后来之所以选择了张居正，是因为张居正是湖北人。作家写张居正，体现出“楚狂人的精神延续”。[2]此外，还因为张居正“是典型的‘士’的代表”，而且，“他所领导施行的‘万历新政’，比之商鞅、王安石推行的改革要成功得多”。[3]虽然，最终的悲剧结局还是在劫难逃。
《张居正》成功塑造了一位改革家的形象。然而，他的改革举措又因为“要求过于严厉，以至抗拒横生”。[4]尽管如此，改革又势在必行。张居正是一个懂权谋、有心计的政治家。小说中写张居正心里清楚：“他什么都可以碰，唯一不能碰的是皇权；他什么都可以更改，唯一不能更改的是皇室的利益。这样一来，他富国强兵的愿望就不得不大打折扣。但他不肯接受这一现实，仍试图在夹缝中实现理想。”他与大宦官冯保联手，与自己的政敌高拱抗衡，就显示了他的权谋。众所周知，中国历史上的有为帝王、政治家，都对阉党保持了高度的警惕。小说中甚至通过张居正的同乡、密友李义河提醒张居正提防阉党，而肯定高拱对阉党制约有方的议论，写出了张居正的短处与难处，从而也就写出了张居正的不如人之处。他甚至还利用太后对自己的好感去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也显得有几分可怜。然而，他不能不左顾右盼，不能不惨淡经营。为了“在夹缝中实现理想”，他“必要时也得作点交易”；为了“在夹缝中实现理想”，他“宁做干臣勿作清流”，甚至不惜背黑锅，起用一个贪官去惩治千百个贪官；为了“在夹缝中实现理想”，他还可以在处理皇亲国戚的劣迹时听从冯保的计谋，薄惩皇亲，重罚替罪羊；为了“在夹缝中实现理想”，他“采用软硬兼施又打又拉的办法系縻人心，让跟着他的人既有盼头又有怕处”；也还是为了“在夹缝中实现理想”，他明知“君王寡恩”、“天威莫测”也不能不宵衣旰食、鞠躬尽瘁。这样，作家就写出了改革之难、做人之艰、柄国之险、命运多舛。这样的格调很自然会使人想起当年的“改革文学”从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开拓者》《燕赵悲歌》到柯云路的《三千万》《新星》，还有张洁的《沉重的翅膀》……也很容易使人想起那些燃烧过愤怒与忧患的“反贪文学”从张平的《抉择》到陆天明的《苍天在上》《大雪无痕》《省委书记》……那些曾经产生过“轰动效应”的、为改革与反贪呼风唤雨的作品为什么格调都难免悲凉？发人深思！一方面，中国的改革在艰难前行；另一方面，那些改革家的悲剧命运令人长叹！
如此看来，《张居正》就写出了深刻的当代感。就像作家谈到的那样：“改革没有回头路。如果说改革在中途回来，反改革的力量将会以十倍的力量反扑、清算。所以我觉得，今天中国的改革也好，一定要前进，不能有任何丝毫的犹豫和回撤，这样将会很快葬送改革的成果。”[5]
二、湖北的现代革命史叙事
湖北是中国现代革命的主战场之一。鄂豫皖根据地、湘鄂西根据地，都是中国革命的摇篮。大别山、洪湖因此成为无数红色传奇的发源地。一批出身平民的革命家在这片热土上演出了扭转乾坤、改天换地的历史壮剧，也堪称现代历史的奇迹。这一切，都为湖北文艺家描绘革命历史风云提供了丰富的创作资源。
问世于1960年的歌剧《洪湖赤卫队》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歌剧的经典。在众多歌颂革命的戏剧作品中，《洪湖赤卫队》有鲜明的湖北地方特色。主题歌“洪湖水，浪打浪”将洪湖的美描绘得令人神往。十六年以后的1977年，白桦的话剧《曙光》再度使洪湖名扬四方，但作品的主题已经由歌颂农民革命转向清算、反思1930年代极左势力危害革命的历史悲剧。《曙光》先于“伤痕文学”问世（“伤痕文学”的开山之作《班主任》发表于1977年《人民文学》第11期，而《曙光》则更早发表于《人民戏剧》1977年第9期），在引领“文革”后反思革命的思潮方面，具有开拓之功。 小说方面，1980年代初映泉的《白云深处》深化了对革命的反思：当年的游击队长苏大成为救护战友而掉队，好不容易活了下来，却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年代里受到了怀疑。他期盼着当年的战友回来证明自己的清白，却不知道战友早已牺牲。因此，他的冤屈注定难以得到平反。小说写出了革命中的缺憾，与郭小川的名诗《一个和八个》异曲同工。
同样是写革命，邓一光发表于1990年代的《战将》《父亲是个兵》《我是太阳》则别开生面：一方面尽情挥洒了革命浪漫的豪情，写出了革命军人的冲天热能，接上了讴歌革命的传统；另一方面又生动还原了革命军人秉性中的“农民性”朴实又粗犷、率性也粗暴、能征善战却不大懂政治。这些作品产生于世俗化浪潮高涨的1990年代并产生了轰动效应，显示了时代精神的另一面：人们在追求世俗生活改善的同时为什么也会忽然回眸那一页激情燃烧的历史？可见浪漫的豪情并没有被世俗化的浪潮所淹没。邓一光的上述作品对于后来的同类风格作品（最有名的当推《亮剑》）显然产生了影响。
而池莉的《预谋杀人》则深刻揭示了历史的另一面：王腊狗因为自家的衰落、丁家的兴旺而仇恨丁家，一心要除掉丁宗望。无论是参加国民党，还是混入新四军，都是为了报仇出气，却又常常失算，弄巧成拙。一直到解放以后的政治运动中，他罗织罪名，诬陷丁宗望，到头来还是没有得逞。此篇写出了偏执小人借革命以报私仇的阴暗心机，具有特别的意义。
到了2000年，胡发云发表的《驼子要当红军》也披露了鲜为人知的历史一页：一个地主婆的儿子为了参加革命竟然因为一时冲动烧了自家的祖屋；在西路军艰苦卓绝的战斗历程中，红军战士为了生存不得不吃敌军俘虏的尸体……作品是根据西路军老战士的回忆写成，在真实还原革命的艰难与残酷方面有独到的发掘。
2005年，刘醒龙的长篇小说《圣天门口》通过对雪、杭两个家族的命运交织，寄托了作家对暴力革命、历史风云变幻的深长反思，并且揭示了革命与民风之间的深刻联系（中国历史上一直不乏暴力革命的传统，“天门山的草木山水全都长着反骨！”），写出了革命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美好的革命理想在现实中常常遭遇复杂的社会矛盾、甚至残酷的内部权力斗争和无情杀戮），同时还常常以诗化的笔墨描绘了民风的浪漫（从对于楚戏和黄梅戏“浪漫得诗文打滚”的点染到关于年轻女子在谷雨季节里在茶树林里唱风流歌的描写）……雪家人的仁义宽厚在激烈的社会动荡中风雨飘摇却也坚韧不拔，杭家人的鲁莽浪漫也在战争的跌宕起伏间大起大落又无怨无悔。这样，就将革命的偶然与必然、残酷与浪漫写出了五味俱全、令人叹喟的境界。
2009年，何存中的长篇小说《太阳最红》在重新发现革命史方面又有了新的探索：作家一面在革命者王幼勇兄弟与大地主、同时也是王幼勇兄弟的亲舅舅傅立松之间展开了对于革命与亲情之间痛苦抉择的描写（小说主人公有一句“王家人为什么参加革命在乡亲和傅立松的眼里本来就说不清楚”，其实就写出了革命的强大影响力），并通过这种描写揭示出了许多革命者为了革命毅然牺牲亲情的悲壮心态，一面也刻意写出了历史的偶然（“著名的‘黄麻起义’是……由于一个误传的消息，提前爆发的”），从而写出了历史风云的变化莫测。这样，作家也就还原了历史的复杂与玄妙。这部作品还有一大看点是作家随处留意点染大别山区风土人情的淳厚魅力，从关于鄂东自古“民风剽勇……有时候什么都不为就是为了斗气，经常发生械斗……人是六亲不认的，外甥打破舅爷的头是常有的”的介绍到山区历史掌故、饮食习俗、婚姻仪式的描写，读来都能引人入胜，有耳目一新之感。
由此可见，当今湖北文学的革命叙事已经超越了从前同类题材创作的歌颂与政治反思主题，而致力于写出历史的沧桑感、命运的诡谲、人心的多变、莫测，这样也就使革命叙事富有了哲理的丰富内涵。历史的复杂常常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也因此而具有常说常新的魅力。
三、武汉作家的辛亥革命叙事
湖北是辛亥革命的故乡。多年来，关于辛亥革命的研究已经硕果累累，而关于辛亥革命的文学作品则似乎不多。余启新发表于《芳草》2002年第1期上的中篇小说《胭脂巷轶事》因此显得难能可贵：小说描写了研究辛亥革命史的“极右分子”何雪在逆境中仍然引导中学生悄悄帮助辛亥革命志士遗孀的故事，写出了民间的历史责任感（民间有许多自觉守护历史古迹、坚持探究历史奥秘的有心人）。同时，小说也通过那位革命遗孀的回忆，成功再现了辛亥革命历史的复杂性：先烈们造炸弹，既英勇无畏，也富有童心；为了筹措革命经费，他们也干过偷金菩萨、盗亲友首饰这样“近乎儿戏”的事情。正是这些对于历史细节的生动描绘，写出了历史的复杂、革命的人间烟火气息。小说中关于革命党人因为意见分歧而用冷枪处决同志的描写，虽然只是一笔带过，也写出了革命的残酷与无奈。
牛维佳的系列小说《十八星旗，高高的》和《武汉首义家》则聚焦于当时的服装店，通过辛亥革命以后人们因为时代的巨变而匆匆换装的故事，写出了革命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的深刻同时又令人啼笑皆非的变化：一方面是“已经有人找旗人滋事了……城里的满人携家带口东躲西藏，有的阖家服鸩自杀，一片凄风苦雨”，这当然是剧烈社会动荡中常见的人生悲剧，所谓“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另一方面则是武昌城“一忽儿变成了大戏台”，人们因为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汉服而只好翻出戏装胡乱穿，这样岂不把紧张的革命化作了闹剧？还有，革命使得谦泰衣帽庄这样与时俱进的店铺生意兴隆，这一笔写出了革命与生意之间十分奇特的微妙联系新的政治力量的崛起会给某些商家和行业带来暴利。此外，谦泰衣帽庄的二掌柜洪山恩在危急中救下旗人伙计一家，是义举；又在乱世中长了见识，在战火中鼓起了豪情，最终奔赴了抗击清军的战场，迅速完成了从商人到战士的转变，则是奇迹了。这样，作家时而写得肃杀，时而写得热闹，就将辛亥革命写出了五味俱全的本色。而革命其实正与日常生活一样，是充满了血腥味也富有狂欢性的。（《十八星旗，高高的》）革命以后，产生了新的政治危机。洪山恩开始了自己的事业，并在残酷的商业竞争中遭遇了劲敌的打压，而在那打压的后面甚至好像隐隐可见政治的阴谋（因为“武汉首义家”那样密谋过“二次革命”的老兵令黎元洪头疼，他可能要打压“首义家”）。尽管洪山恩为摆脱困境，甚至不惜借用洋人大厨冒充洋人官员，试图绝地反击，上演了一出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这样就又将正剧与喜剧联系在了一起），但到头来还是碰壁了。故事结局交代那场残酷的竞争与打压原来竟是革命党人麻痹黎元洪的“苦肉计”，再次写出了商界与政界的复杂关系，同时也写出了洪山恩那样的“平民商人”怎么也斗不过“官商”的严酷，还写出了世事难测的玄机，读来也是五味俱全、耐人寻思的。（《武汉首义家》）因为作家熟悉那一页历史，写起乱世中的种种世象，写起当年往事的种种细节来，都显得游刃有余。由此可见牛维佳打量历史的独到眼光、重新发现历史的不凡功力。 还有望见蓉的长篇小说《铁血首义路》，也以武昌起义酝酿、发展、爆发的史实为背景，通过租界巡捕房翻译曹玉林与巡捕刘银根两个家庭的恩怨情仇与悲欢离合，写出了铁血历史与人间柔情的相辅相成，体现出一位女作家对于历史的特别关注与开拓爱情题材写作新空间的可贵努力。《铁血首义路》也写出了政治风云与日常生活之间千丝万缕的微妙联系。
上述小说透过历史的云烟，努力发掘、还原革命与日常生活之间千丝万缕的微妙联系，写出革命事业与人生困境的彼此纠结，写出革命者的人情味，从而启人思考：历史常常比我们从教科书里读到的要丰富得多、生动得多。历史充满偶然与机遇，历史也充满喜剧与悲剧。
罗时汉的长篇纪实《城市英雄》是专为纪念辛亥革命百年而写的用力之作。此书写得大气磅礴：前两章写武汉的历史，也写出了辛亥革命前动荡的政治风云。接下来四章记录了革命党人为革命所作的组织准备与舆论准备。从第八章才正式进入对辛亥革命历史的描画从众说纷纭谁打响了第一枪写出了历史的偶然与混沌，从对于普通士兵、下级军官在历史紧要关头发挥了伟大作用的钩沉再次验证了“人民创造历史”的真理，从各派政治力量的紧急互动写出了历史的风云变幻……看得出来，为了还原历史的复杂性，作者花了大气力，查阅了无数史料，考证了许多史实，才使这部史书显得厚重、气势恢弘。我一直觉得，湖北缺少全景式描绘湖北历史文化的纪实之作（而江西就有胡平反思江西千年历史风云的《千年沉重》，湖南也有韩作荣描绘长沙历史风物的长篇纪实《城市与人》等等），《城市英雄》的问世填补了这一空白。
四、襄阳作家的唐朝记忆
襄阳作家李叔德先生穷六年之心血为故乡先贤招魂，写成煌煌“唐朝诗人三部曲”《孟浩然新传》、《乱世诗人张继传奇》和《惊世骇俗皮日休》。在当代文坛十分繁荣的历史小说百花园里，这“三部曲”唤回了襄阳的文心、诗魂，具有特别的意义。
我读过刘斯奋描绘明清易代之际士大夫群像的长篇小说《白门柳》，读过唐浩明刻画清末明初士大夫、知识分子命运浮沉的长篇小说《杨度》。这两部作品充满了“通古今之变”的忧患意识，读来感到厚重。而李叔德的“唐朝诗人三部曲”则聚焦于更遥远的唐朝，虽然其中也有对于士大夫命运忧患意识的点染，但更多的，却是对于唐朝诗人率真性格的着力渲染他们有意进取，为官从政，却要么如孟浩然，因为“好读书不求甚解”而至不善应试，因为“书剑两无成”而归隐田园；要么如张继，虽然早早赢得功名，却或因战乱而辞官，或因正直而遭人暗算；或如皮日休，虽然如愿以偿中举为官，却因书呆子气而得罪上司，直至身不由己成为农民义军的座上宾。他们在进取之路上的坎坎坷坷是无数传统士大夫悲剧命运的缩影。然而，尽管如此，作家在写诗人们喜爱交游、饮酒赋诗、多情浪漫、敢作敢当的故事时，却笔酣墨畅，神采飞扬。无论官场失意或得意，也不管身逢盛世还是乱世，他们总是有那么充沛的诗情、那么率真的性情。诗人们彼此心仪、相见恨晚、相聚尽欢、在诗酒中乐以忘忧、在爱情中神采飞扬的气氛，成为他们故事中最令人神往的篇章。虽然中国的文人素以善饮、善诗著称于世，但只有唐朝，是的，只有唐朝才成为中国诗歌的巅峰时期，显然与那个时代的文人最富有浪漫的情怀有关。就如同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称道的那样：“一种丰满的、具有青春活力的热情和想象，渗透在盛唐文艺之中。即使是享乐、颓丧、忧郁、悲伤，也仍然闪烁着青春、自由和欢乐。”[6]而当李叔德以心驰神往的笔调写活了那些唐代诗人们的率性人生时，他也就表达了自己对于唐人浪漫风度的向往，就像他在《梦回大唐写襄州》的创作谈中写的那样：“孟浩然与我有许多相似之处。都是襄樊人，都一辈子不与官场打交道，都爱喝酒，都喜欢独自到荒山野岭漫游，又都爱诗。”[7]应该说，性情中人大多会有相似的情怀。写出了这一点，就超越了历史小说创作中常见的忧患格调，而开拓出重新发现历史的新视角：在历史人物中，寻找、发现自己的精神先驱。
当代人有根深蒂固的“梦回大唐”情结从郭沫若的历史剧《武则天》、研究专著《李白与杜甫》到白桦的电影剧本《诗人李白》，从吴因易的长篇小说《唐明皇与杨贵妃》《则天大帝》到赵玫的长篇小说《武则天》《高阳公主》《上官婉儿》，还有电视连续剧《唐明皇》《武则天》《贞观长歌》，还有名噪一时的摇滚乐队“唐朝”……可谓精彩纷呈、洋洋大观。李叔德的“唐朝诗人三部曲”进一步强化了我们的“唐朝记忆”，尤其是唐朝诗魂的记忆。另一方面，作为一位襄阳作家，他的“唐朝诗人三部曲”写出了故乡的文心，也为湖北作家进一步书写本乡本土的历史文化开拓了思路湖北还有多少文化名人的故事有待重新发掘！
五、恩施作家的土家族史诗
1980年代以来，“土家族文化热”不断升温。一批土家族作家以探秘土家族历史文化为己任，争相写出了一批引人注目的优秀作品。其中，李传锋的小说《退役军犬》曾获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以下简称“骏马奖”），温新阶的散文集《他乡 故乡》曾获第七届“骏马奖”，叶梅的小说集《五月飞蛾》和邓斌、向国平的文学史专著《远去的诗魂： 中国土家族“田氏诗派”初探》同时获第八届“骏马奖”，杨秀武的诗集《巴国俪歌》曾获第九届“骏马奖”，都体现了湖北的“土家族作家群”的雄厚实力，是“土家族文化热”的重要收获。2014年，李传锋、吴燕山、李诗选三位作家鼎力合作，出版了长篇历史传奇系列《武陵王》（前三部《白虎嘨天》《文星耀天》《恨海情天》），以空前恢宏的气势描绘了土家族的历史传奇，为“土家族文化热”又增添了一部厚重之作，值得关注。谈到土家族文化，人们常常想到的是散发出浓郁民俗异彩的白虎图腾、“女儿会”、“摆手舞”、“吊脚楼”、“清江画廊”……然而，《武陵王》却写出了土家族历史的残酷一幕作者告诉我们：“《武陵王》以真实的历史事件为线索……也想给读者展示一些生动的民族风景和古邦风俗。试图营造出一处神秘莫测、瑰丽无比的武陵秘境，诱人进入巫风烈烈、巴俗奇特的时空洞穴。”（见该书后记）《白虎嘨天》开篇写百里俾弑父杀弟、篡位的“枭獍之祸”，中间也穿插了一些匪患的描写，一派腥风血雨，足以令人想起无数民族、部落在“创世纪”的艰苦历程中打打杀杀的历史悲剧，另一方面也为后来塑造田世爵励精图治、成就“中兴司主”的大业作了必要的铺垫。 在土家族历史上，田世爵是一位开明、有作为、有战功的土王。小说写他从小避乱、寄人篱下、遭人算计，因此早熟、自强不息，虽几经风浪，最终走上成功之路，成为鄂西土家族最早引进汉文化与先进农耕技术的革新者，还于晚年领兵抗倭，荣立“东南第一功”。他的人生富有传奇色彩，足以使人想起汉族历史上“赵氏孤儿”、“卧薪尝胆”的传奇。他重义兴学，子女中有不愿刻苦读书者，就命其“与犬同系同食”，也传为佳话。他的严格家教使他的众子女均卓然成才，也自然令人想起汉族名臣曾国藩不仅自己建立中兴大业、而且教子有方、后代多俊杰的传奇一生。田世爵的六子田九龄博学精文，一生酷爱写诗，著有《紫芝亭诗集》二十卷，后成为绵延二百年的“田氏诗派”开山之人。他们父子的传奇事迹在土家族广为人知，代代相传。《武陵王·白虎嘨天》就在历史记载与民间传说的基础上，完整地讲述了一位开明土王富有传奇色彩的成长史，为土家族谱写了一曲感人至深的英雄史诗。围绕田世爵的成长历程、人生波折，小说还绘声绘色写出了土家族的文化秘史从“下蛊”的神秘到“梯玛”料事如神、“赶尸走丧”的诡异，还有“跳丧”的热闹、“求肯”（求婚）的讲究、进山祭祀的肃穆、出征大典的威武，都为全书平添了一层土家文化的巫风、异彩，读来兴味盎然。小说中对好几位土家族女性率真、多情、泼辣、刚烈性格的刻画（如云姑、葵儿、尚红红等等）也写出了土家族民风的特别，读后令人难忘。
《武陵王·文星曜天》则以明清易代之际容美土王田舜年在满清、李自成余部的威慑高压下，于夹缝中苦苦求生存、谋发展的故事，写出了一位深受汉族文化影响的土王的政治韬略，也写出了土家族历史上一次命运攸关的艰难转折。围绕着历史风云的变幻莫测，作家也描绘了土家族饮酒、采药、狩猎、寻宝的风俗画卷，其中散发出土家文化的乡土气息，浓郁而隽永。
无论是《白虎嘨天》写内忧中的崛起，还是《文星曜天》写外患下的生存，作家都在写活了一部容美秘史的同时揭示了“容美精神”（见《白虎嘨天》第322页）的丰富内涵：立足于求生存、谋发展，一方面努力保持本民族的文化特色，另一方面眼光远大、善于从汉族文化中借取新工艺、新文化，以滋养自身，同时在历史的紧要关头审时度势，顺势而为。土家族能够度过重重的危难，与田世爵、田舜年这样的土王稳重、开明、善于审时度势的品德密不可分。他们是土家族英雄的代表。作家聚焦他们的人生传奇，写出了土家族的英雄颂歌，读来令人感慨。甚至《恨海情天》写末代土王田旻如虽然生不逢时、也尽心尽力去拼搏，“在历史上划下过一道闪亮的印迹，留下了一段永不磨灭的真情传奇”，为后人传诵，那份真诚与悲凉，也足以使人想起历史上那些失败的英雄从共工、项羽到李自成、史可法……《武陵王》的传奇还没有完结。作家雄心勃勃要为整个土家族写一部气势恢宏的史诗，令人敬佩。另一方面，我也期待作家在后面的传奇写作中能够在进一步深入刻画土王的不同个性方面下更大的功夫，写出新的气象来。
六、 黄石作家的张之洞记忆
张之洞，是一位对湖北的经济发展作出过历史性贡献的巨人。1990年代，黄石作家胡燕怀就担任过电视连续剧《总督张之洞》的编剧。2001年，唐浩明的长篇小说《张之洞》饮誉文坛。唐浩明是湖南人，却是在华中师范大学完成的学业。到了2006年，武汉人赵瑞泰编剧的话剧《张之洞》上演。到了2014年，胡燕怀出版了长篇小说《大国烟云》，回首张之洞督鄂期间，高瞻远瞩，励精图治，呕心沥血，排除万难，兴办中国最早的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的历史烟云，再度唤起了我们对于“洋务运动”乃至现代化坎坷历程的记忆，也进一步深化了对于“国魂”的理解“自强不息”、“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就是中国的“国魂”。
张之洞是晚清重臣，深得慈禧信任。他有眼光，有抱负，有才干，也有权威。可即便如此，从“如何修铁路”到办铁厂怎样变“无米之炊”为“讨米下锅，借米下锅”，都处处受到掣肘，举步维艰。与李鸿章、翁同龢的明争暗斗，处处留意官场陷阱如履薄冰，却依然防不胜防（他甚至因为一些蛛丝马迹想到自己的身边“真的潜藏有奎春的眼线”，后来也几乎因为遭参而功败垂成）；善于识人用人却也有看走眼的疏忽（例如对于柳子臣的工于心计又野心勃勃失查）；进退维谷之时借惩治贪官、改革税制、出售墨宝等多条渠道筹集办实业的“口粮”，同时也因为捐税过重而遭参；而好不容易生产出的铁轨却不合格，工厂因此巨额亏损，不得不改官办为商办，才重获生机；而他一直对日本人的提防却终于无法摆脱日本人的步步紧逼，也道出了英雄末路、人算不敌天算的历史玄机。就这样，作家追寻张之洞人生的大起大落、大开大合，写出了中国历史的重重困境：人事的复杂，政治的凶险，局势的多变，改革的艰难。因此，这是一部写出了官场险恶的政治小说，也是一部很有心理深度的历史小说。读毕此书，很自然会想起当年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发出的感慨：“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8]将其中的“李鸿章”换成“张之洞”，也毫不夸张。虽然，梁启超对李鸿章的评价远在张之洞之上。
换个角度看，《大国烟云》写湖北工业现代化的历史起点，在湖北的历史小说中也具有特别的意义。虽然早在明代，汉口已名列“四大名镇”之列，但一直要到张之洞督鄂、开展旨在“富国强兵”的“洋务运动”以后，湖北才开启了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因此可以说，湖北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起点。而张之洞办洋务的重重艰难，也就成为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举步维艰的缩影。
七、《蟠虺》与楚魂
2014年，刘醒龙出版了长篇小说《蟠虺》。小说围绕古代青铜重器曾侯乙尊盘如何激发了现实官场、学界的利益博弈，写出了当代人文精神沉沦的危机以及依然有人在危机中的坚守。虽然故事发生在当代，但小说中对古代青铜重器之谜的探寻仍然能够触发读者的思古之情，唤起人们对于楚魂的想象。
“识时务者为俊杰，不识时务者为圣贤。”小说开篇先声夺人，发出了讴歌不识时务者的感慨。小说主人公曾本之面对官场、学界“争名于朝，争利于市”之风，保持了知识分子耿介、清高的气节。虽然，这种保持显得那么艰难：“以曾本之一己之力，能够化解熊达世那样惯于搞歪门邪道的偷天换日贼，却无法应对那些强权在握的明火执仗者。”然而，就凭着“青铜重器只与君子相伴的古训”，以及“人在做，天在看”的良知，他超越了滚滚浊流。他好像“不识时务”，却堪称当代圣贤。这个老人，常常使人情不自禁想到屈原的诗句：“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 因此，《蟠虺》就谱写了一曲当代知识分子的“正气歌”。这样的“正气歌”体现出作家的忧患意识，也是时代的强音。
另一方面，小说通过一封神秘的甲骨文信件设置了贯穿全书的悬念，还通过调动各种神秘元素渲染神秘氛围：从关于甲骨文的怪梦到老专家曾本之关于“研究甲骨文的人没有不会卜卦的”的说法，还有“所谓祥瑞只是一种文化暗示，但是，很多时候，暗示是可以变成某种神秘力量的”的体验，以及郝嘉、曾本之本人有意无意弄破手指，“将几滴血滴进曾侯乙尊盘，尊盘里马上冒出一股紫气”的奇特现象，还有他关于“一切都包括在天意之中，人在做，天在看”的信念，都若隐若现昭示了种种的神奇：文物的奇异、文化暗示的不可思议，还有信念的匪夷所思。此外，作家写这位老专家预感到老省长插手学会的别有心计，写他“信手用甲骨文写的两封信，居然受着冥冥之中的某种引领，准确无误地指向曾侯乙尊盘的掩埋地点，可见世间万物都不是没来由的，看似随心所欲，其实受着时空事无巨细的安排，难怪古往今来一直有天网恢恢之说，也难怪那些商界成功之士，争相往佛门里钻”……也写出了预感的神奇、命运安排的巧合。读《蟠虺》很自然使人联想到历史的重重云烟，那些经过历代名家言之成理的解读却依然难以澄清的不解之谜，那些理性、理论都无能为力的神秘现象，都昭示了历史的神奇。而那些不解之谜、神秘现象不是也足以昭示人心的深不可测吗？历史，常常云诡波谲，如梦如烟。
而这样一来，《蟠虺》也就写出了楚魂的神秘。是的，神秘，是楚魂的特色之一。因为“楚国社会是直接从原始社会中出生的，楚人的精神生活仍然散发出浓烈的神秘气息……天与地，神鬼与人之间，乃至禽兽与人之间，都有某种奇特的联系，似乎不难洞悉，而又不可思议。在生存斗争中，他们有近乎全知的导师，这就是巫。”[9]因此，史书上才多有楚地“信巫鬼，重淫祀”（《汉书·地理志》）、“湘楚之俗尚鬼，自古为然”（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之说。这样的民风自然生成特别的浪漫之风，就如同李泽厚、刘纲纪先生指出的那样：“氏族社会风习的大量存在，使得楚国及其文化不像北方那样受着宗法制度等级划分的严重束缚，原始的自发产生的自由精神表现得更强烈，对于周围世界更多地是采取直观、想象的方式去加以把握，而不是进行理智的思考。这一点，特别集中表现在楚国巫风的盛行上。而这种巫风，又已经不同于远古那种完全愚昧的迷信和自然崇拜，明显地带有艺术的性质了。”[10]因此，鲁迅才这么赞美《楚辞》的特色：“较之于诗，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其影响于后来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11]从这个角度去看，《蟠虺》中种种神秘元素一方面为小说增添了浓郁的悬疑感、神秘感，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作家对于楚魂的追寻。事实上，从早期的《大别山之迷》系列小说对于大别山神秘氛围的渲染到《蟠虺》，作家在营造神秘氛围、写出自然与人生的神秘方面，是下了相当功夫的。
匆匆一瞥，已可以看出新世纪湖北文学的一大看点：作家们纷纷将自己的目光投向了历史的烟云，从本土的历史中发掘文化的富矿、人生的哲思；并因此而凸显出鲜明的“湖北特色”富有深广的历史感、文化感，同时又显得凝重又华美。
楚魂已经如期归来！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文学院）
[1]引罗时汉：《武汉往事》，花城出版社2012年版，第69页。
[2]《熊召政谈<张居正>：他人写“骨”，我写“血肉”》，http：//news.163.com/06/1124/15/30N1MTR50001218K.html
[3]熊召政：《让历史复活》，《<张居正>评论集》，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260页。
[4]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76页。
[5]《熊召政谈<张居正>：他人写“骨”，我写“血肉”》，http：//news.163.com/06/1124/15/30N1MTR50001218K.html
[6]李泽厚：《美的历程》，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127页。
[7]李叔德：《乱世诗人张继传奇·跋》，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7页。
[8]梁启超：《李鸿章传》，海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9]张正明：《楚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2页。
[10]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67页。
[11]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20页。
湖北作家的历史小说创作已经形成了可观的传统。从姚雪垠的《李自成》开当代长篇历史小说的先河，湖北作家写历史小说可谓代有人出、佳作不断。例如杨书案的《九月菊》《秦娥忆》《孔子》《老子》《庄子》《炎黄》等，在台湾就曾经产生过不小的影响，《庄子》曾获台湾首届“罗贯中历史小说奖”首奖。还有广水的胡晓明、胡晓晖兄弟，也出版过长篇小说《唐太宗》《春秋五霸》《战国七雄》《天鉴》（写岳飞的故事），他们的《洛神》曾经得过台湾第二届“罗贯中历史小说奖”首奖。也就是说，台湾“罗贯中历史小说奖”连续两届首奖都是湖北作家夺得的。荆州作家孙昌宇的长篇小说《绝代奇才施耐庵》也曾经畅销过，恩施作家龚光美讲述唐代诗人元稹与薛涛爱情故事的长篇小说《沧海之恋》也很有看头。荆州作家程远斌的长篇历史小说《荆楚枭雄陈友谅》《大汉皇帝陈友谅》荆州作家刘保昌的长篇小说《楚武王》都写出了楚魂的刚烈、楚人的勇猛。加上熊召政的长篇小说《张居正》曾获得第六届茅盾文学奖……可见湖北的长篇历史小说已成赫赫阵势。由此可见，湖北作家的历史小说阵容相当可观！只是由于宣传不够（尤其是主流媒体宣传不够），影响显然不如那些写现实题材的作家大。所以，我觉得湖北作家的历史小说是很值得研究的。尤其是湖北作家为本土历史名人写史的意识就值得提倡。湖北产生过许多历史名人，值得大写特写。写多了，就是湖北人文精神最生动的体现，也是“惟楚有才”的有力证明。
那么，新世纪以来，湖北的历史小说创作增添了哪些新气象呢？
一、《张居正》的当代感
1999至2002年，熊召政出齐了长篇小说《张居正》。谈及此书的写作，作家曾经说过，他是在“文革”中读过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一卷时受到了深深的感动，并且埋下了将来要写一部长篇历史小说的心愿的。而后来之所以选择了张居正，是因为张居正是湖北人。作家写张居正，体现出“楚狂人的精神延续”。[2]此外，还因为张居正“是典型的‘士’的代表”，而且，“他所领导施行的‘万历新政’，比之商鞅、王安石推行的改革要成功得多”。[3]虽然，最终的悲剧结局还是在劫难逃。
《张居正》成功塑造了一位改革家的形象。然而，他的改革举措又因为“要求过于严厉，以至抗拒横生”。[4]尽管如此，改革又势在必行。张居正是一个懂权谋、有心计的政治家。小说中写张居正心里清楚：“他什么都可以碰，唯一不能碰的是皇权；他什么都可以更改，唯一不能更改的是皇室的利益。这样一来，他富国强兵的愿望就不得不大打折扣。但他不肯接受这一现实，仍试图在夹缝中实现理想。”他与大宦官冯保联手，与自己的政敌高拱抗衡，就显示了他的权谋。众所周知，中国历史上的有为帝王、政治家，都对阉党保持了高度的警惕。小说中甚至通过张居正的同乡、密友李义河提醒张居正提防阉党，而肯定高拱对阉党制约有方的议论，写出了张居正的短处与难处，从而也就写出了张居正的不如人之处。他甚至还利用太后对自己的好感去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也显得有几分可怜。然而，他不能不左顾右盼，不能不惨淡经营。为了“在夹缝中实现理想”，他“必要时也得作点交易”；为了“在夹缝中实现理想”，他“宁做干臣勿作清流”，甚至不惜背黑锅，起用一个贪官去惩治千百个贪官；为了“在夹缝中实现理想”，他还可以在处理皇亲国戚的劣迹时听从冯保的计谋，薄惩皇亲，重罚替罪羊；为了“在夹缝中实现理想”，他“采用软硬兼施又打又拉的办法系縻人心，让跟着他的人既有盼头又有怕处”；也还是为了“在夹缝中实现理想”，他明知“君王寡恩”、“天威莫测”也不能不宵衣旰食、鞠躬尽瘁。这样，作家就写出了改革之难、做人之艰、柄国之险、命运多舛。这样的格调很自然会使人想起当年的“改革文学”从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开拓者》《燕赵悲歌》到柯云路的《三千万》《新星》，还有张洁的《沉重的翅膀》……也很容易使人想起那些燃烧过愤怒与忧患的“反贪文学”从张平的《抉择》到陆天明的《苍天在上》《大雪无痕》《省委书记》……那些曾经产生过“轰动效应”的、为改革与反贪呼风唤雨的作品为什么格调都难免悲凉？发人深思！一方面，中国的改革在艰难前行；另一方面，那些改革家的悲剧命运令人长叹！
如此看来，《张居正》就写出了深刻的当代感。就像作家谈到的那样：“改革没有回头路。如果说改革在中途回来，反改革的力量将会以十倍的力量反扑、清算。所以我觉得，今天中国的改革也好，一定要前进，不能有任何丝毫的犹豫和回撤，这样将会很快葬送改革的成果。”[5]
二、湖北的现代革命史叙事
湖北是中国现代革命的主战场之一。鄂豫皖根据地、湘鄂西根据地，都是中国革命的摇篮。大别山、洪湖因此成为无数红色传奇的发源地。一批出身平民的革命家在这片热土上演出了扭转乾坤、改天换地的历史壮剧，也堪称现代历史的奇迹。这一切，都为湖北文艺家描绘革命历史风云提供了丰富的创作资源。
问世于1960年的歌剧《洪湖赤卫队》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歌剧的经典。在众多歌颂革命的戏剧作品中，《洪湖赤卫队》有鲜明的湖北地方特色。主题歌“洪湖水，浪打浪”将洪湖的美描绘得令人神往。十六年以后的1977年，白桦的话剧《曙光》再度使洪湖名扬四方，但作品的主题已经由歌颂农民革命转向清算、反思1930年代极左势力危害革命的历史悲剧。《曙光》先于“伤痕文学”问世（“伤痕文学”的开山之作《班主任》发表于1977年《人民文学》第11期，而《曙光》则更早发表于《人民戏剧》1977年第9期），在引领“文革”后反思革命的思潮方面，具有开拓之功。 小说方面，1980年代初映泉的《白云深处》深化了对革命的反思：当年的游击队长苏大成为救护战友而掉队，好不容易活了下来，却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年代里受到了怀疑。他期盼着当年的战友回来证明自己的清白，却不知道战友早已牺牲。因此，他的冤屈注定难以得到平反。小说写出了革命中的缺憾，与郭小川的名诗《一个和八个》异曲同工。
同样是写革命，邓一光发表于1990年代的《战将》《父亲是个兵》《我是太阳》则别开生面：一方面尽情挥洒了革命浪漫的豪情，写出了革命军人的冲天热能，接上了讴歌革命的传统；另一方面又生动还原了革命军人秉性中的“农民性”朴实又粗犷、率性也粗暴、能征善战却不大懂政治。这些作品产生于世俗化浪潮高涨的1990年代并产生了轰动效应，显示了时代精神的另一面：人们在追求世俗生活改善的同时为什么也会忽然回眸那一页激情燃烧的历史？可见浪漫的豪情并没有被世俗化的浪潮所淹没。邓一光的上述作品对于后来的同类风格作品（最有名的当推《亮剑》）显然产生了影响。
而池莉的《预谋杀人》则深刻揭示了历史的另一面：王腊狗因为自家的衰落、丁家的兴旺而仇恨丁家，一心要除掉丁宗望。无论是参加国民党，还是混入新四军，都是为了报仇出气，却又常常失算，弄巧成拙。一直到解放以后的政治运动中，他罗织罪名，诬陷丁宗望，到头来还是没有得逞。此篇写出了偏执小人借革命以报私仇的阴暗心机，具有特别的意义。
到了2000年，胡发云发表的《驼子要当红军》也披露了鲜为人知的历史一页：一个地主婆的儿子为了参加革命竟然因为一时冲动烧了自家的祖屋；在西路军艰苦卓绝的战斗历程中，红军战士为了生存不得不吃敌军俘虏的尸体……作品是根据西路军老战士的回忆写成，在真实还原革命的艰难与残酷方面有独到的发掘。
2005年，刘醒龙的长篇小说《圣天门口》通过对雪、杭两个家族的命运交织，寄托了作家对暴力革命、历史风云变幻的深长反思，并且揭示了革命与民风之间的深刻联系（中国历史上一直不乏暴力革命的传统，“天门山的草木山水全都长着反骨！”），写出了革命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美好的革命理想在现实中常常遭遇复杂的社会矛盾、甚至残酷的内部权力斗争和无情杀戮），同时还常常以诗化的笔墨描绘了民风的浪漫（从对于楚戏和黄梅戏“浪漫得诗文打滚”的点染到关于年轻女子在谷雨季节里在茶树林里唱风流歌的描写）……雪家人的仁义宽厚在激烈的社会动荡中风雨飘摇却也坚韧不拔，杭家人的鲁莽浪漫也在战争的跌宕起伏间大起大落又无怨无悔。这样，就将革命的偶然与必然、残酷与浪漫写出了五味俱全、令人叹喟的境界。
2009年，何存中的长篇小说《太阳最红》在重新发现革命史方面又有了新的探索：作家一面在革命者王幼勇兄弟与大地主、同时也是王幼勇兄弟的亲舅舅傅立松之间展开了对于革命与亲情之间痛苦抉择的描写（小说主人公有一句“王家人为什么参加革命在乡亲和傅立松的眼里本来就说不清楚”，其实就写出了革命的强大影响力），并通过这种描写揭示出了许多革命者为了革命毅然牺牲亲情的悲壮心态，一面也刻意写出了历史的偶然（“著名的‘黄麻起义’是……由于一个误传的消息，提前爆发的”），从而写出了历史风云的变化莫测。这样，作家也就还原了历史的复杂与玄妙。这部作品还有一大看点是作家随处留意点染大别山区风土人情的淳厚魅力，从关于鄂东自古“民风剽勇……有时候什么都不为就是为了斗气，经常发生械斗……人是六亲不认的，外甥打破舅爷的头是常有的”的介绍到山区历史掌故、饮食习俗、婚姻仪式的描写，读来都能引人入胜，有耳目一新之感。
由此可见，当今湖北文学的革命叙事已经超越了从前同类题材创作的歌颂与政治反思主题，而致力于写出历史的沧桑感、命运的诡谲、人心的多变、莫测，这样也就使革命叙事富有了哲理的丰富内涵。历史的复杂常常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也因此而具有常说常新的魅力。
三、武汉作家的辛亥革命叙事
湖北是辛亥革命的故乡。多年来，关于辛亥革命的研究已经硕果累累，而关于辛亥革命的文学作品则似乎不多。余启新发表于《芳草》2002年第1期上的中篇小说《胭脂巷轶事》因此显得难能可贵：小说描写了研究辛亥革命史的“极右分子”何雪在逆境中仍然引导中学生悄悄帮助辛亥革命志士遗孀的故事，写出了民间的历史责任感（民间有许多自觉守护历史古迹、坚持探究历史奥秘的有心人）。同时，小说也通过那位革命遗孀的回忆，成功再现了辛亥革命历史的复杂性：先烈们造炸弹，既英勇无畏，也富有童心；为了筹措革命经费，他们也干过偷金菩萨、盗亲友首饰这样“近乎儿戏”的事情。正是这些对于历史细节的生动描绘，写出了历史的复杂、革命的人间烟火气息。小说中关于革命党人因为意见分歧而用冷枪处决同志的描写，虽然只是一笔带过，也写出了革命的残酷与无奈。
牛维佳的系列小说《十八星旗，高高的》和《武汉首义家》则聚焦于当时的服装店，通过辛亥革命以后人们因为时代的巨变而匆匆换装的故事，写出了革命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的深刻同时又令人啼笑皆非的变化：一方面是“已经有人找旗人滋事了……城里的满人携家带口东躲西藏，有的阖家服鸩自杀，一片凄风苦雨”，这当然是剧烈社会动荡中常见的人生悲剧，所谓“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另一方面则是武昌城“一忽儿变成了大戏台”，人们因为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汉服而只好翻出戏装胡乱穿，这样岂不把紧张的革命化作了闹剧？还有，革命使得谦泰衣帽庄这样与时俱进的店铺生意兴隆，这一笔写出了革命与生意之间十分奇特的微妙联系新的政治力量的崛起会给某些商家和行业带来暴利。此外，谦泰衣帽庄的二掌柜洪山恩在危急中救下旗人伙计一家，是义举；又在乱世中长了见识，在战火中鼓起了豪情，最终奔赴了抗击清军的战场，迅速完成了从商人到战士的转变，则是奇迹了。这样，作家时而写得肃杀，时而写得热闹，就将辛亥革命写出了五味俱全的本色。而革命其实正与日常生活一样，是充满了血腥味也富有狂欢性的。（《十八星旗，高高的》）革命以后，产生了新的政治危机。洪山恩开始了自己的事业，并在残酷的商业竞争中遭遇了劲敌的打压，而在那打压的后面甚至好像隐隐可见政治的阴谋（因为“武汉首义家”那样密谋过“二次革命”的老兵令黎元洪头疼，他可能要打压“首义家”）。尽管洪山恩为摆脱困境，甚至不惜借用洋人大厨冒充洋人官员，试图绝地反击，上演了一出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这样就又将正剧与喜剧联系在了一起），但到头来还是碰壁了。故事结局交代那场残酷的竞争与打压原来竟是革命党人麻痹黎元洪的“苦肉计”，再次写出了商界与政界的复杂关系，同时也写出了洪山恩那样的“平民商人”怎么也斗不过“官商”的严酷，还写出了世事难测的玄机，读来也是五味俱全、耐人寻思的。（《武汉首义家》）因为作家熟悉那一页历史，写起乱世中的种种世象，写起当年往事的种种细节来，都显得游刃有余。由此可见牛维佳打量历史的独到眼光、重新发现历史的不凡功力。 还有望见蓉的长篇小说《铁血首义路》，也以武昌起义酝酿、发展、爆发的史实为背景，通过租界巡捕房翻译曹玉林与巡捕刘银根两个家庭的恩怨情仇与悲欢离合，写出了铁血历史与人间柔情的相辅相成，体现出一位女作家对于历史的特别关注与开拓爱情题材写作新空间的可贵努力。《铁血首义路》也写出了政治风云与日常生活之间千丝万缕的微妙联系。
上述小说透过历史的云烟，努力发掘、还原革命与日常生活之间千丝万缕的微妙联系，写出革命事业与人生困境的彼此纠结，写出革命者的人情味，从而启人思考：历史常常比我们从教科书里读到的要丰富得多、生动得多。历史充满偶然与机遇，历史也充满喜剧与悲剧。
罗时汉的长篇纪实《城市英雄》是专为纪念辛亥革命百年而写的用力之作。此书写得大气磅礴：前两章写武汉的历史，也写出了辛亥革命前动荡的政治风云。接下来四章记录了革命党人为革命所作的组织准备与舆论准备。从第八章才正式进入对辛亥革命历史的描画从众说纷纭谁打响了第一枪写出了历史的偶然与混沌，从对于普通士兵、下级军官在历史紧要关头发挥了伟大作用的钩沉再次验证了“人民创造历史”的真理，从各派政治力量的紧急互动写出了历史的风云变幻……看得出来，为了还原历史的复杂性，作者花了大气力，查阅了无数史料，考证了许多史实，才使这部史书显得厚重、气势恢弘。我一直觉得，湖北缺少全景式描绘湖北历史文化的纪实之作（而江西就有胡平反思江西千年历史风云的《千年沉重》，湖南也有韩作荣描绘长沙历史风物的长篇纪实《城市与人》等等），《城市英雄》的问世填补了这一空白。
四、襄阳作家的唐朝记忆
襄阳作家李叔德先生穷六年之心血为故乡先贤招魂，写成煌煌“唐朝诗人三部曲”《孟浩然新传》、《乱世诗人张继传奇》和《惊世骇俗皮日休》。在当代文坛十分繁荣的历史小说百花园里，这“三部曲”唤回了襄阳的文心、诗魂，具有特别的意义。
我读过刘斯奋描绘明清易代之际士大夫群像的长篇小说《白门柳》，读过唐浩明刻画清末明初士大夫、知识分子命运浮沉的长篇小说《杨度》。这两部作品充满了“通古今之变”的忧患意识，读来感到厚重。而李叔德的“唐朝诗人三部曲”则聚焦于更遥远的唐朝，虽然其中也有对于士大夫命运忧患意识的点染，但更多的，却是对于唐朝诗人率真性格的着力渲染他们有意进取，为官从政，却要么如孟浩然，因为“好读书不求甚解”而至不善应试，因为“书剑两无成”而归隐田园；要么如张继，虽然早早赢得功名，却或因战乱而辞官，或因正直而遭人暗算；或如皮日休，虽然如愿以偿中举为官，却因书呆子气而得罪上司，直至身不由己成为农民义军的座上宾。他们在进取之路上的坎坎坷坷是无数传统士大夫悲剧命运的缩影。然而，尽管如此，作家在写诗人们喜爱交游、饮酒赋诗、多情浪漫、敢作敢当的故事时，却笔酣墨畅，神采飞扬。无论官场失意或得意，也不管身逢盛世还是乱世，他们总是有那么充沛的诗情、那么率真的性情。诗人们彼此心仪、相见恨晚、相聚尽欢、在诗酒中乐以忘忧、在爱情中神采飞扬的气氛，成为他们故事中最令人神往的篇章。虽然中国的文人素以善饮、善诗著称于世，但只有唐朝，是的，只有唐朝才成为中国诗歌的巅峰时期，显然与那个时代的文人最富有浪漫的情怀有关。就如同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称道的那样：“一种丰满的、具有青春活力的热情和想象，渗透在盛唐文艺之中。即使是享乐、颓丧、忧郁、悲伤，也仍然闪烁着青春、自由和欢乐。”[6]而当李叔德以心驰神往的笔调写活了那些唐代诗人们的率性人生时，他也就表达了自己对于唐人浪漫风度的向往，就像他在《梦回大唐写襄州》的创作谈中写的那样：“孟浩然与我有许多相似之处。都是襄樊人，都一辈子不与官场打交道，都爱喝酒，都喜欢独自到荒山野岭漫游，又都爱诗。”[7]应该说，性情中人大多会有相似的情怀。写出了这一点，就超越了历史小说创作中常见的忧患格调，而开拓出重新发现历史的新视角：在历史人物中，寻找、发现自己的精神先驱。
当代人有根深蒂固的“梦回大唐”情结从郭沫若的历史剧《武则天》、研究专著《李白与杜甫》到白桦的电影剧本《诗人李白》，从吴因易的长篇小说《唐明皇与杨贵妃》《则天大帝》到赵玫的长篇小说《武则天》《高阳公主》《上官婉儿》，还有电视连续剧《唐明皇》《武则天》《贞观长歌》，还有名噪一时的摇滚乐队“唐朝”……可谓精彩纷呈、洋洋大观。李叔德的“唐朝诗人三部曲”进一步强化了我们的“唐朝记忆”，尤其是唐朝诗魂的记忆。另一方面，作为一位襄阳作家，他的“唐朝诗人三部曲”写出了故乡的文心，也为湖北作家进一步书写本乡本土的历史文化开拓了思路湖北还有多少文化名人的故事有待重新发掘！
五、恩施作家的土家族史诗
1980年代以来，“土家族文化热”不断升温。一批土家族作家以探秘土家族历史文化为己任，争相写出了一批引人注目的优秀作品。其中，李传锋的小说《退役军犬》曾获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以下简称“骏马奖”），温新阶的散文集《他乡 故乡》曾获第七届“骏马奖”，叶梅的小说集《五月飞蛾》和邓斌、向国平的文学史专著《远去的诗魂： 中国土家族“田氏诗派”初探》同时获第八届“骏马奖”，杨秀武的诗集《巴国俪歌》曾获第九届“骏马奖”，都体现了湖北的“土家族作家群”的雄厚实力，是“土家族文化热”的重要收获。2014年，李传锋、吴燕山、李诗选三位作家鼎力合作，出版了长篇历史传奇系列《武陵王》（前三部《白虎嘨天》《文星耀天》《恨海情天》），以空前恢宏的气势描绘了土家族的历史传奇，为“土家族文化热”又增添了一部厚重之作，值得关注。谈到土家族文化，人们常常想到的是散发出浓郁民俗异彩的白虎图腾、“女儿会”、“摆手舞”、“吊脚楼”、“清江画廊”……然而，《武陵王》却写出了土家族历史的残酷一幕作者告诉我们：“《武陵王》以真实的历史事件为线索……也想给读者展示一些生动的民族风景和古邦风俗。试图营造出一处神秘莫测、瑰丽无比的武陵秘境，诱人进入巫风烈烈、巴俗奇特的时空洞穴。”（见该书后记）《白虎嘨天》开篇写百里俾弑父杀弟、篡位的“枭獍之祸”，中间也穿插了一些匪患的描写，一派腥风血雨，足以令人想起无数民族、部落在“创世纪”的艰苦历程中打打杀杀的历史悲剧，另一方面也为后来塑造田世爵励精图治、成就“中兴司主”的大业作了必要的铺垫。 在土家族历史上，田世爵是一位开明、有作为、有战功的土王。小说写他从小避乱、寄人篱下、遭人算计，因此早熟、自强不息，虽几经风浪，最终走上成功之路，成为鄂西土家族最早引进汉文化与先进农耕技术的革新者，还于晚年领兵抗倭，荣立“东南第一功”。他的人生富有传奇色彩，足以使人想起汉族历史上“赵氏孤儿”、“卧薪尝胆”的传奇。他重义兴学，子女中有不愿刻苦读书者，就命其“与犬同系同食”，也传为佳话。他的严格家教使他的众子女均卓然成才，也自然令人想起汉族名臣曾国藩不仅自己建立中兴大业、而且教子有方、后代多俊杰的传奇一生。田世爵的六子田九龄博学精文，一生酷爱写诗，著有《紫芝亭诗集》二十卷，后成为绵延二百年的“田氏诗派”开山之人。他们父子的传奇事迹在土家族广为人知，代代相传。《武陵王·白虎嘨天》就在历史记载与民间传说的基础上，完整地讲述了一位开明土王富有传奇色彩的成长史，为土家族谱写了一曲感人至深的英雄史诗。围绕田世爵的成长历程、人生波折，小说还绘声绘色写出了土家族的文化秘史从“下蛊”的神秘到“梯玛”料事如神、“赶尸走丧”的诡异，还有“跳丧”的热闹、“求肯”（求婚）的讲究、进山祭祀的肃穆、出征大典的威武，都为全书平添了一层土家文化的巫风、异彩，读来兴味盎然。小说中对好几位土家族女性率真、多情、泼辣、刚烈性格的刻画（如云姑、葵儿、尚红红等等）也写出了土家族民风的特别，读后令人难忘。
《武陵王·文星曜天》则以明清易代之际容美土王田舜年在满清、李自成余部的威慑高压下，于夹缝中苦苦求生存、谋发展的故事，写出了一位深受汉族文化影响的土王的政治韬略，也写出了土家族历史上一次命运攸关的艰难转折。围绕着历史风云的变幻莫测，作家也描绘了土家族饮酒、采药、狩猎、寻宝的风俗画卷，其中散发出土家文化的乡土气息，浓郁而隽永。
无论是《白虎嘨天》写内忧中的崛起，还是《文星曜天》写外患下的生存，作家都在写活了一部容美秘史的同时揭示了“容美精神”（见《白虎嘨天》第322页）的丰富内涵：立足于求生存、谋发展，一方面努力保持本民族的文化特色，另一方面眼光远大、善于从汉族文化中借取新工艺、新文化，以滋养自身，同时在历史的紧要关头审时度势，顺势而为。土家族能够度过重重的危难，与田世爵、田舜年这样的土王稳重、开明、善于审时度势的品德密不可分。他们是土家族英雄的代表。作家聚焦他们的人生传奇，写出了土家族的英雄颂歌，读来令人感慨。甚至《恨海情天》写末代土王田旻如虽然生不逢时、也尽心尽力去拼搏，“在历史上划下过一道闪亮的印迹，留下了一段永不磨灭的真情传奇”，为后人传诵，那份真诚与悲凉，也足以使人想起历史上那些失败的英雄从共工、项羽到李自成、史可法……《武陵王》的传奇还没有完结。作家雄心勃勃要为整个土家族写一部气势恢宏的史诗，令人敬佩。另一方面，我也期待作家在后面的传奇写作中能够在进一步深入刻画土王的不同个性方面下更大的功夫，写出新的气象来。
六、 黄石作家的张之洞记忆
张之洞，是一位对湖北的经济发展作出过历史性贡献的巨人。1990年代，黄石作家胡燕怀就担任过电视连续剧《总督张之洞》的编剧。2001年，唐浩明的长篇小说《张之洞》饮誉文坛。唐浩明是湖南人，却是在华中师范大学完成的学业。到了2006年，武汉人赵瑞泰编剧的话剧《张之洞》上演。到了2014年，胡燕怀出版了长篇小说《大国烟云》，回首张之洞督鄂期间，高瞻远瞩，励精图治，呕心沥血，排除万难，兴办中国最早的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的历史烟云，再度唤起了我们对于“洋务运动”乃至现代化坎坷历程的记忆，也进一步深化了对于“国魂”的理解“自强不息”、“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就是中国的“国魂”。
张之洞是晚清重臣，深得慈禧信任。他有眼光，有抱负，有才干，也有权威。可即便如此，从“如何修铁路”到办铁厂怎样变“无米之炊”为“讨米下锅，借米下锅”，都处处受到掣肘，举步维艰。与李鸿章、翁同龢的明争暗斗，处处留意官场陷阱如履薄冰，却依然防不胜防（他甚至因为一些蛛丝马迹想到自己的身边“真的潜藏有奎春的眼线”，后来也几乎因为遭参而功败垂成）；善于识人用人却也有看走眼的疏忽（例如对于柳子臣的工于心计又野心勃勃失查）；进退维谷之时借惩治贪官、改革税制、出售墨宝等多条渠道筹集办实业的“口粮”，同时也因为捐税过重而遭参；而好不容易生产出的铁轨却不合格，工厂因此巨额亏损，不得不改官办为商办，才重获生机；而他一直对日本人的提防却终于无法摆脱日本人的步步紧逼，也道出了英雄末路、人算不敌天算的历史玄机。就这样，作家追寻张之洞人生的大起大落、大开大合，写出了中国历史的重重困境：人事的复杂，政治的凶险，局势的多变，改革的艰难。因此，这是一部写出了官场险恶的政治小说，也是一部很有心理深度的历史小说。读毕此书，很自然会想起当年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发出的感慨：“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8]将其中的“李鸿章”换成“张之洞”，也毫不夸张。虽然，梁启超对李鸿章的评价远在张之洞之上。
换个角度看，《大国烟云》写湖北工业现代化的历史起点，在湖北的历史小说中也具有特别的意义。虽然早在明代，汉口已名列“四大名镇”之列，但一直要到张之洞督鄂、开展旨在“富国强兵”的“洋务运动”以后，湖北才开启了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因此可以说，湖北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起点。而张之洞办洋务的重重艰难，也就成为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举步维艰的缩影。
七、《蟠虺》与楚魂
2014年，刘醒龙出版了长篇小说《蟠虺》。小说围绕古代青铜重器曾侯乙尊盘如何激发了现实官场、学界的利益博弈，写出了当代人文精神沉沦的危机以及依然有人在危机中的坚守。虽然故事发生在当代，但小说中对古代青铜重器之谜的探寻仍然能够触发读者的思古之情，唤起人们对于楚魂的想象。
“识时务者为俊杰，不识时务者为圣贤。”小说开篇先声夺人，发出了讴歌不识时务者的感慨。小说主人公曾本之面对官场、学界“争名于朝，争利于市”之风，保持了知识分子耿介、清高的气节。虽然，这种保持显得那么艰难：“以曾本之一己之力，能够化解熊达世那样惯于搞歪门邪道的偷天换日贼，却无法应对那些强权在握的明火执仗者。”然而，就凭着“青铜重器只与君子相伴的古训”，以及“人在做，天在看”的良知，他超越了滚滚浊流。他好像“不识时务”，却堪称当代圣贤。这个老人，常常使人情不自禁想到屈原的诗句：“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 因此，《蟠虺》就谱写了一曲当代知识分子的“正气歌”。这样的“正气歌”体现出作家的忧患意识，也是时代的强音。
另一方面，小说通过一封神秘的甲骨文信件设置了贯穿全书的悬念，还通过调动各种神秘元素渲染神秘氛围：从关于甲骨文的怪梦到老专家曾本之关于“研究甲骨文的人没有不会卜卦的”的说法，还有“所谓祥瑞只是一种文化暗示，但是，很多时候，暗示是可以变成某种神秘力量的”的体验，以及郝嘉、曾本之本人有意无意弄破手指，“将几滴血滴进曾侯乙尊盘，尊盘里马上冒出一股紫气”的奇特现象，还有他关于“一切都包括在天意之中，人在做，天在看”的信念，都若隐若现昭示了种种的神奇：文物的奇异、文化暗示的不可思议，还有信念的匪夷所思。此外，作家写这位老专家预感到老省长插手学会的别有心计，写他“信手用甲骨文写的两封信，居然受着冥冥之中的某种引领，准确无误地指向曾侯乙尊盘的掩埋地点，可见世间万物都不是没来由的，看似随心所欲，其实受着时空事无巨细的安排，难怪古往今来一直有天网恢恢之说，也难怪那些商界成功之士，争相往佛门里钻”……也写出了预感的神奇、命运安排的巧合。读《蟠虺》很自然使人联想到历史的重重云烟，那些经过历代名家言之成理的解读却依然难以澄清的不解之谜，那些理性、理论都无能为力的神秘现象，都昭示了历史的神奇。而那些不解之谜、神秘现象不是也足以昭示人心的深不可测吗？历史，常常云诡波谲，如梦如烟。
而这样一来，《蟠虺》也就写出了楚魂的神秘。是的，神秘，是楚魂的特色之一。因为“楚国社会是直接从原始社会中出生的，楚人的精神生活仍然散发出浓烈的神秘气息……天与地，神鬼与人之间，乃至禽兽与人之间，都有某种奇特的联系，似乎不难洞悉，而又不可思议。在生存斗争中，他们有近乎全知的导师，这就是巫。”[9]因此，史书上才多有楚地“信巫鬼，重淫祀”（《汉书·地理志》）、“湘楚之俗尚鬼，自古为然”（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之说。这样的民风自然生成特别的浪漫之风，就如同李泽厚、刘纲纪先生指出的那样：“氏族社会风习的大量存在，使得楚国及其文化不像北方那样受着宗法制度等级划分的严重束缚，原始的自发产生的自由精神表现得更强烈，对于周围世界更多地是采取直观、想象的方式去加以把握，而不是进行理智的思考。这一点，特别集中表现在楚国巫风的盛行上。而这种巫风，又已经不同于远古那种完全愚昧的迷信和自然崇拜，明显地带有艺术的性质了。”[10]因此，鲁迅才这么赞美《楚辞》的特色：“较之于诗，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其影响于后来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11]从这个角度去看，《蟠虺》中种种神秘元素一方面为小说增添了浓郁的悬疑感、神秘感，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作家对于楚魂的追寻。事实上，从早期的《大别山之迷》系列小说对于大别山神秘氛围的渲染到《蟠虺》，作家在营造神秘氛围、写出自然与人生的神秘方面，是下了相当功夫的。
匆匆一瞥，已可以看出新世纪湖北文学的一大看点：作家们纷纷将自己的目光投向了历史的烟云，从本土的历史中发掘文化的富矿、人生的哲思；并因此而凸显出鲜明的“湖北特色”富有深广的历史感、文化感，同时又显得凝重又华美。
楚魂已经如期归来！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文学院）
[1]引罗时汉：《武汉往事》，花城出版社2012年版，第69页。
[2]《熊召政谈<张居正>：他人写“骨”，我写“血肉”》，http：//news.163.com/06/1124/15/30N1MTR50001218K.html
[3]熊召政：《让历史复活》，《<张居正>评论集》，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260页。
[4]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76页。
[5]《熊召政谈<张居正>：他人写“骨”，我写“血肉”》，http：//news.163.com/06/1124/15/30N1MTR50001218K.html
[6]李泽厚：《美的历程》，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127页。
[7]李叔德：《乱世诗人张继传奇·跋》，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7页。
[8]梁启超：《李鸿章传》，海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9]张正明：《楚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2页。
[10]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67页。
[11]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