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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张艺谋导演的作品中充溢着鲜明的激情情结，这种情结使其影片形成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从其早期生活经历可见，激情一直是张艺谋导演性格的一部分，在艺术创作上更是不断地反叛传统和挑战自我。在其作品中，激情表现在演员的选用到电影主题的选择、电影语言的创造和人物形象特别是女性形象的塑造等方面。这种激情在成就张艺谋导演地同时，也显示出某些弊端。
【关键词】激情 反叛 创新
在中国电影界，张艺谋导演以其具有强烈激情情结的作品成为中国电影中不可或缺的一位。
《现代汉语词典》中解释：激情指强烈激动的情感。张艺谋的电影中具有一种鲜明的激情情结，即追求大喜大悲、给人情感上的强烈震撼的艺术效果，贯穿着“艺”不惊人死不休的悲壮。这种情结从成名作《红高粱》开始，就贯穿以后的作品中。激情情结具体表现为对主要演员的挑选、影片主题的追求、人物形象的塑造、电影语言的使用等。一方面激情情结使其作品不同于当代的仍在活跃的陈凯歌、冯小刚等人的作品，形成张艺谋品牌，另一方面当其发展成熟时，又显示出其创作上的纰漏。
一
鲁迅先生所说：“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本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
论及张艺谋导演的激情情结。需要回顾其成长经历。那么真实的张艺谋又是怎样的?
张艺谋外表沉默寡言，似乎与激情两字不沾边，实际上这只是表面现象。众所周知，由于特殊的家庭背景，张艺谋青少年时期经历坎坷，诸多不顺。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下，对张艺谋的性格的形成有重要影响。张艺谋坦言，“我实际上是被从门缝里看着长大的。从小心理和性格就压抑、扭曲”但是在艰苦的环境中，张艺谋性格中的激情的一面也充分显露。张艺谋当年学习摄影时，为了买一部海鸥牌照相机，省吃俭用，靠多次卖血才凑够了钱。同样求学之路上，年轻的张艺谋敢于向素未谋面的、当时的文化部长黄镇求援，这种勇气决不是一般青年人可为。上大学二年级，被人揭发上学手续有问题而遭受被劝退，面临着如果继续上学将来毕业不包分配等难题，张艺谋毅然选择写下保证书继续学业，正是凭着对艺术的执著与一腔激情，他奋发学习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毕业后，晴天霹雳般被分配到条件恶劣地理偏远的广西电影厂，又是血性方刚的张艺谋率头写下保证书，打破老导演才有资格拍片的陈规，这才有了由他担任摄影的、当时震惊当时电影界的《一个和八个》等作品。
窥斑知豹斑，激情其实一直存在张艺谋的骨子里。外表的沉默与内心的激情涌动。二者在张艺谋身上和谐共存。可见，富有激情并付诸行动才是真正的张艺谋。
当其从事电影创作时，这种激情充分显露。首先，表现在创作观念上，追求对传统的反叛和与众不同。“我们并没有清晰的美学追求，出发点就是有别于现在的中国电影，你这样拍，我偏不这样拍，拍与别人不一样的电影”。作为一名摄影师，张艺谋拍出了《一个和八个》、《黄土地》等佳作，其与传统中国电影不同的拍摄风格震惊四座：单纯的色彩调度、大量几乎静止的镜头、不完整的画面构图。在追求风格创新的同时，强调在画面中融入深刻的思想内涵。其次，表现在创作实践上，对自己的不断挑战与追求创新。摄影师出身的张艺谋，果真为“艺”而谋，创作领域涉及摄、演、导诸方面，且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转行到导演后，更是尝试多种类型的作品创作。从最初的东方传奇故事片《红高粱》开始，有尝试市场娱乐的《代号美洲豹》，有擅长影像造型的《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有朴素写实之作《秋菊打官司》、《一个都不能少》，古装大片的《英雄》、《十面埋伏》。不管选择何种题材，他的片子让人看到的是不断否定自己，花样翻新。
二
激情是一种非常态的情感，惟其如此，张艺谋的激情情结促成了在艺术的道路上的创新。这种激情的驱动，使张艺谋从电影演员的选用到电影主题的选择、电影语言的创造和人物形象特别是女性形象的塑造上，都独具特色。
首先，受自我的艺术感知和激情驱动在选择演员上注重于性格演员特别是女演员的大胆起用。拍摄《红高粱》时，张艺谋选用了新星——巩俐。后者虽初出茅庐，但表现不俗，那种热辣辣的眼神与粗犷泼辣的性格正是活生生的“我奶奶”所特有的。事实证明，张艺谋独具慧眼，接下来的《菊豆》、《秋菊》等影片中，巩俐的表现越来越出彩。乃至成长为至今中国第一个有国际影响的女演员。同样拍摄《我的父亲母亲》时，张艺谋选择新面孔章子怡来担任女主角。章子怡扮演的年轻的“母亲”痴情而清纯，对生活满怀希望，对爱情坚贞执著，其表演虽稚嫩却富有激情。在其后的《英雄》、《十面埋伏》中，其表演天分日益显露。看过《一个都不能少》的观众无不被小演员魏敏芝本色激情表演打动；她永远昂着头的倔强表情令人印象深刻。当然，不可否认演员们自身的努力与先天的表演天分，但张艺谋在挑选演员特别是女演员上，充分发掘他们身上的激情情感，并使之扮演的形象跃然大银幕。
第二、激情情结驱使张艺谋选择影片主题时，偏好选择那些表现非正常状态下的人和人性的故事。虽然张艺谋的作品类型多样，题材众多，但有一个追求是一致的，那就是张扬人性，追求自由，宣扬浓郁粗犷、生机勃勃的精神气质。具体到作品中，分为两种表现形式：一是描写受原始激情而非理性驱动，人物对自由与幸福的不自觉地追求并为之付出努力，影片显示出豪放而崇高的格调。以《红高粱》、《秋菊打官司》、《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代表。张艺谋说：“我这个人一向喜欢具有粗犷、浓郁风格、具有强烈生命意识的作品……”《红高粱》中，描写是山东高密这片神奇的土地上的一群男女，他们杀人越货、精忠报国，他们演出过一幕幕英勇悲壮的舞剧，爱就爱得干脆，恨就恨得彻底。没有多少文化的秋菊，只知道丈夫无故挨打必须讨个说法，没有太多现代文明的束缚，显出罕见的执著与倔强。魏敏芝只为一个承诺“一个都不能少”而千里走单骑。“我的父亲”与“母亲”产生于偏僻乡村的纯洁完美的爱情则缘于男女原始而本真的情感。二是展现人的原始欲望与激情地被压抑，从反抗的角度表达对压制的反抗。影片呈现为惨烈而悲壮的格调，以《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摇啊，摇到外婆桥》、《英雄》和《十面埋伏》为代表。在这些片子中人物的激情被秩序和权威所拘束，生存的状态受到禁锢，反映人物的反抗与挣扎。当然，斗争的结果是人的激情地展现，结局也是惨烈而悲壮的。在激烈的对抗中，人物(菊豆)或是一把火烧掉了象征宗族权威的染房，获得了生命的彻底解放：(颂莲)或超脱喧嚣尘世走向了疯癫，获得了精神的自由：(小金宝)或以作茧自缚的结果，获得了安静的永恒归宿：(小妹)或以弱小身躯之鲜血，完成了对完 美爱情的承诺
第三、对影视语言造型的强烈追求，追求典型的中国画色彩与地道的中国音乐，张扬一种纯粹的民族激情。不管是在场面调度、画面构图上，还是对色彩叙事与表意、民间音乐的重新包装等方面，张艺谋的电影追求强烈的中国特色一尤其是对色彩的熟练运用，张艺谋在自己的作品中运用得如此酣畅淋漓而富有激情。他在与香港影评家列孚的对话中曾说“色彩是第一性的，能马上唤起人的情绪波动。”“我和美工师一起，常常不惜工本，不顾事实，”在种种色调中，张艺谋尤其偏爱红色。这是“因为红色富有表现力，能给人以强烈的冲击力。”“陕西的土质黄中透红，陕西民间就好红，秦晋两地在办很多事情都用红色。他们那种风俗习惯影响了我，使我对红色有一种偏爱，然后我又反过来去表现这种红色”。从《红高粱》开始，张艺谋的影片中出现大面积的红色。大红棉袄、红高粱地、红红的天空，将“爱的热烈和生命的辉煌”的意图表现的张扬而热烈。正是这种强烈的生命、这种被弘扬了的民族精神感动了无数中国人的心，同时也使那些白皮肤黑皮肤的西方人深感震惊。《菊豆》中，血红色的染坊如一张吞噬人的生命的大口《大红灯笼高高挂》中，寓意压抑人性的红灯笼等与象征死亡的黑色灯罩组成了令人窒息的生存空间；《秋菊打官司》中，一串串的红辣椒，张扬着热情与倔强；到了《英雄》，色彩的使用张扬到极致，以黑白为主，红、绿为辅，占据了画面的占据了画面的主体。色彩的表意功能充分发挥出来。
同时，在对影片的音乐的使用上，同样选择最能传达激情的民族乐器。在他的大多数片子中，大多采用最具原始生命力的民间音乐，民族乐器也被拿来使用。一曲充满豪情的《妹妹你大胆得往前走》，在演员丝毫未修饰的大吼中吼出鲜活的爱与恋。几个光头男子汉慷慨激昂的喊出了土得掉渣的《酒神歌》。《有话好好说》中的京韵唱书，不仅活化出人物的复杂心理，且带动影片向高潮发展。《英雄》中，音乐的使用登峰到极，九寨沟湖面搏斗之战，静谧的氛围中，间或一声京腔的“嘿呀”的声音，衬托出人物的内心情感。《秋菊打官司》中，秋菊每次的启程告状时，都有一声“走啊”的秦腔喊起，反复的强调突出人物的执著性格特征。
最后，影片的主要人物特别是女性多是倔强而执著的，有着不达目的不罢休的特点。主人公敢想敢干，常常表现出一种与命运抗争到底的决心和激情。表现为两种情况：第一，这种决心和澈情并非某种意识的觉醒，而是一种无意识行为。穿着红棉袄、绑着裤腿的九儿漂亮妩媚，“我爷爷”强壮健康。像随地生长的野高粱一样，豪爽开朗，狂放出浑身的热气和活力，随心所欲的透出做人的自在和快乐。这是生命力受到压抑时怦然而发的结果，因而往往也是不计后果的行为。“我的母亲”招娣大胆的追求“父亲”，主动掌握爱的权利，成为十里八乡第一个自由恋爱的女子。秋菊为讨一个说法而不停的奔波，魏敏芝为一句口头的承诺而独自走进陌生的城市。张艺谋要“赞美生命正常的欲望，活得不扭曲，没有那么多的道德礼教的束缚描写那种发于自然的，痛快淋漓的人生态度：第二，人物富有激情并富有自觉意识。菊豆受到无能的杨金山的性虐待，年轻的生命受到压制时，她主动地靠近杨天青，并实施了乱伦行为，对生理萎缩的杨金山进行了嘲讽与蔑视。居于牢笼似的乔家大院中，颂莲也是不断的反抗与寻求自由。《英雄》中，长空、残剑、飞雪为刺秦王甘愿舍弃生命，无名为天下舍弃自我，可以说是英雄气魄与激情的侠义之士。张艺谋在他的电影中就竭力地张扬人的生命力，表现人在受到环境的制约时那种顽强的抗争。人物对传统的反叛与追求身心自由是张艺谋影片的一大特色。
三
张艺谋早期的生活经历使他养成了沉默寡言的性格，而内心隐藏着火一样的激情，从另一方面来说，这种激情正是基于现实生活中的压抑与不舒展，是对现实的对抗与发泄。
他的不断追求创新的激情是少见的，在国内的导演中更是少有的。在第五代导演群中，张艺谋是最先适应时代发展而改变自己的。当陈凯歌、田壮壮等人还自我陶醉于精英意识，以探索民族与国家命运的为己任，将观众拒之门外时，张艺谋最先意识到“电影首先应该好看，它不一定要富在很深的哲理，却应设法与普通人最本质的情感沟通”。可以说，激情情结一方面造就了张艺谋，形成了“张艺谋品牌”：关照人性及人的生存状态，富有视听撞击力，带给人强烈的感官享受。
不可否认，激情情结的不加限制也会带来一些弊端。首先，在作品中易于表现为形式大于内容。作为影视艺术，造型固然不可缺少，但须是围绕内容而造型，如缺少思想内涵，为追求强烈的表达效果，在一些作品中为造型而造型，甚至强调形式成为首要的。则使的影片华丽而空洞，如“一袭爬满虱子的长袍”，像《大红灯笼高高挂》、《英雄》就存在此种弊端。其次，张艺谋影片中人物形象的定型化，固然使得观众易解，反过来说张艺谋的作品对人性的定义过于浅显而幼稚。优秀的导演在保持个人创作风格的同时，应该在人物的创作上多下功夫，力求深层次的揭示人物的性格内涵，尝试多种类型的人物描写。英国作家福斯特在他所著的《小说面面观》中，把人物分为“扁平人物”和“圆形人物”两种类型。简单来说，扁平人物是概念化人物形象，圆型人物就是饱满的人物形象。期待着张艺谋的影片中，能看到能多丰富多彩的原型人物。最后，从早期的东方传奇到偏远农村的“秋菊”到武侠巨作，其实讲述的都是非正常状态下的人物，故事或是偏离现实生活的伪现实或是直接逃离现实，这还是张艺谋创作中的软肋。所以讲述当代的故事，将发展中的中国拍进电影作品，还是摆在张艺谋导演的面临的难题。
期待着张艺谋导演在保持激情情结的同时。创作出更多的、优秀的电影作品。
【关键词】激情 反叛 创新
在中国电影界，张艺谋导演以其具有强烈激情情结的作品成为中国电影中不可或缺的一位。
《现代汉语词典》中解释：激情指强烈激动的情感。张艺谋的电影中具有一种鲜明的激情情结，即追求大喜大悲、给人情感上的强烈震撼的艺术效果，贯穿着“艺”不惊人死不休的悲壮。这种情结从成名作《红高粱》开始，就贯穿以后的作品中。激情情结具体表现为对主要演员的挑选、影片主题的追求、人物形象的塑造、电影语言的使用等。一方面激情情结使其作品不同于当代的仍在活跃的陈凯歌、冯小刚等人的作品，形成张艺谋品牌，另一方面当其发展成熟时，又显示出其创作上的纰漏。
一
鲁迅先生所说：“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本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
论及张艺谋导演的激情情结。需要回顾其成长经历。那么真实的张艺谋又是怎样的?
张艺谋外表沉默寡言，似乎与激情两字不沾边，实际上这只是表面现象。众所周知，由于特殊的家庭背景，张艺谋青少年时期经历坎坷，诸多不顺。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下，对张艺谋的性格的形成有重要影响。张艺谋坦言，“我实际上是被从门缝里看着长大的。从小心理和性格就压抑、扭曲”但是在艰苦的环境中，张艺谋性格中的激情的一面也充分显露。张艺谋当年学习摄影时，为了买一部海鸥牌照相机，省吃俭用，靠多次卖血才凑够了钱。同样求学之路上，年轻的张艺谋敢于向素未谋面的、当时的文化部长黄镇求援，这种勇气决不是一般青年人可为。上大学二年级，被人揭发上学手续有问题而遭受被劝退，面临着如果继续上学将来毕业不包分配等难题，张艺谋毅然选择写下保证书继续学业，正是凭着对艺术的执著与一腔激情，他奋发学习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毕业后，晴天霹雳般被分配到条件恶劣地理偏远的广西电影厂，又是血性方刚的张艺谋率头写下保证书，打破老导演才有资格拍片的陈规，这才有了由他担任摄影的、当时震惊当时电影界的《一个和八个》等作品。
窥斑知豹斑，激情其实一直存在张艺谋的骨子里。外表的沉默与内心的激情涌动。二者在张艺谋身上和谐共存。可见，富有激情并付诸行动才是真正的张艺谋。
当其从事电影创作时，这种激情充分显露。首先，表现在创作观念上，追求对传统的反叛和与众不同。“我们并没有清晰的美学追求，出发点就是有别于现在的中国电影，你这样拍，我偏不这样拍，拍与别人不一样的电影”。作为一名摄影师，张艺谋拍出了《一个和八个》、《黄土地》等佳作，其与传统中国电影不同的拍摄风格震惊四座：单纯的色彩调度、大量几乎静止的镜头、不完整的画面构图。在追求风格创新的同时，强调在画面中融入深刻的思想内涵。其次，表现在创作实践上，对自己的不断挑战与追求创新。摄影师出身的张艺谋，果真为“艺”而谋，创作领域涉及摄、演、导诸方面，且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转行到导演后，更是尝试多种类型的作品创作。从最初的东方传奇故事片《红高粱》开始，有尝试市场娱乐的《代号美洲豹》，有擅长影像造型的《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有朴素写实之作《秋菊打官司》、《一个都不能少》，古装大片的《英雄》、《十面埋伏》。不管选择何种题材，他的片子让人看到的是不断否定自己，花样翻新。
二
激情是一种非常态的情感，惟其如此，张艺谋的激情情结促成了在艺术的道路上的创新。这种激情的驱动，使张艺谋从电影演员的选用到电影主题的选择、电影语言的创造和人物形象特别是女性形象的塑造上，都独具特色。
首先，受自我的艺术感知和激情驱动在选择演员上注重于性格演员特别是女演员的大胆起用。拍摄《红高粱》时，张艺谋选用了新星——巩俐。后者虽初出茅庐，但表现不俗，那种热辣辣的眼神与粗犷泼辣的性格正是活生生的“我奶奶”所特有的。事实证明，张艺谋独具慧眼，接下来的《菊豆》、《秋菊》等影片中，巩俐的表现越来越出彩。乃至成长为至今中国第一个有国际影响的女演员。同样拍摄《我的父亲母亲》时，张艺谋选择新面孔章子怡来担任女主角。章子怡扮演的年轻的“母亲”痴情而清纯，对生活满怀希望，对爱情坚贞执著，其表演虽稚嫩却富有激情。在其后的《英雄》、《十面埋伏》中，其表演天分日益显露。看过《一个都不能少》的观众无不被小演员魏敏芝本色激情表演打动；她永远昂着头的倔强表情令人印象深刻。当然，不可否认演员们自身的努力与先天的表演天分，但张艺谋在挑选演员特别是女演员上，充分发掘他们身上的激情情感，并使之扮演的形象跃然大银幕。
第二、激情情结驱使张艺谋选择影片主题时，偏好选择那些表现非正常状态下的人和人性的故事。虽然张艺谋的作品类型多样，题材众多，但有一个追求是一致的，那就是张扬人性，追求自由，宣扬浓郁粗犷、生机勃勃的精神气质。具体到作品中，分为两种表现形式：一是描写受原始激情而非理性驱动，人物对自由与幸福的不自觉地追求并为之付出努力，影片显示出豪放而崇高的格调。以《红高粱》、《秋菊打官司》、《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代表。张艺谋说：“我这个人一向喜欢具有粗犷、浓郁风格、具有强烈生命意识的作品……”《红高粱》中，描写是山东高密这片神奇的土地上的一群男女，他们杀人越货、精忠报国，他们演出过一幕幕英勇悲壮的舞剧，爱就爱得干脆，恨就恨得彻底。没有多少文化的秋菊，只知道丈夫无故挨打必须讨个说法，没有太多现代文明的束缚，显出罕见的执著与倔强。魏敏芝只为一个承诺“一个都不能少”而千里走单骑。“我的父亲”与“母亲”产生于偏僻乡村的纯洁完美的爱情则缘于男女原始而本真的情感。二是展现人的原始欲望与激情地被压抑，从反抗的角度表达对压制的反抗。影片呈现为惨烈而悲壮的格调，以《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摇啊，摇到外婆桥》、《英雄》和《十面埋伏》为代表。在这些片子中人物的激情被秩序和权威所拘束，生存的状态受到禁锢，反映人物的反抗与挣扎。当然，斗争的结果是人的激情地展现，结局也是惨烈而悲壮的。在激烈的对抗中，人物(菊豆)或是一把火烧掉了象征宗族权威的染房，获得了生命的彻底解放：(颂莲)或超脱喧嚣尘世走向了疯癫，获得了精神的自由：(小金宝)或以作茧自缚的结果，获得了安静的永恒归宿：(小妹)或以弱小身躯之鲜血，完成了对完 美爱情的承诺
第三、对影视语言造型的强烈追求，追求典型的中国画色彩与地道的中国音乐，张扬一种纯粹的民族激情。不管是在场面调度、画面构图上，还是对色彩叙事与表意、民间音乐的重新包装等方面，张艺谋的电影追求强烈的中国特色一尤其是对色彩的熟练运用，张艺谋在自己的作品中运用得如此酣畅淋漓而富有激情。他在与香港影评家列孚的对话中曾说“色彩是第一性的，能马上唤起人的情绪波动。”“我和美工师一起，常常不惜工本，不顾事实，”在种种色调中，张艺谋尤其偏爱红色。这是“因为红色富有表现力，能给人以强烈的冲击力。”“陕西的土质黄中透红，陕西民间就好红，秦晋两地在办很多事情都用红色。他们那种风俗习惯影响了我，使我对红色有一种偏爱，然后我又反过来去表现这种红色”。从《红高粱》开始，张艺谋的影片中出现大面积的红色。大红棉袄、红高粱地、红红的天空，将“爱的热烈和生命的辉煌”的意图表现的张扬而热烈。正是这种强烈的生命、这种被弘扬了的民族精神感动了无数中国人的心，同时也使那些白皮肤黑皮肤的西方人深感震惊。《菊豆》中，血红色的染坊如一张吞噬人的生命的大口《大红灯笼高高挂》中，寓意压抑人性的红灯笼等与象征死亡的黑色灯罩组成了令人窒息的生存空间；《秋菊打官司》中，一串串的红辣椒，张扬着热情与倔强；到了《英雄》，色彩的使用张扬到极致，以黑白为主，红、绿为辅，占据了画面的占据了画面的主体。色彩的表意功能充分发挥出来。
同时，在对影片的音乐的使用上，同样选择最能传达激情的民族乐器。在他的大多数片子中，大多采用最具原始生命力的民间音乐，民族乐器也被拿来使用。一曲充满豪情的《妹妹你大胆得往前走》，在演员丝毫未修饰的大吼中吼出鲜活的爱与恋。几个光头男子汉慷慨激昂的喊出了土得掉渣的《酒神歌》。《有话好好说》中的京韵唱书，不仅活化出人物的复杂心理，且带动影片向高潮发展。《英雄》中，音乐的使用登峰到极，九寨沟湖面搏斗之战，静谧的氛围中，间或一声京腔的“嘿呀”的声音，衬托出人物的内心情感。《秋菊打官司》中，秋菊每次的启程告状时，都有一声“走啊”的秦腔喊起，反复的强调突出人物的执著性格特征。
最后，影片的主要人物特别是女性多是倔强而执著的，有着不达目的不罢休的特点。主人公敢想敢干，常常表现出一种与命运抗争到底的决心和激情。表现为两种情况：第一，这种决心和澈情并非某种意识的觉醒，而是一种无意识行为。穿着红棉袄、绑着裤腿的九儿漂亮妩媚，“我爷爷”强壮健康。像随地生长的野高粱一样，豪爽开朗，狂放出浑身的热气和活力，随心所欲的透出做人的自在和快乐。这是生命力受到压抑时怦然而发的结果，因而往往也是不计后果的行为。“我的母亲”招娣大胆的追求“父亲”，主动掌握爱的权利，成为十里八乡第一个自由恋爱的女子。秋菊为讨一个说法而不停的奔波，魏敏芝为一句口头的承诺而独自走进陌生的城市。张艺谋要“赞美生命正常的欲望，活得不扭曲，没有那么多的道德礼教的束缚描写那种发于自然的，痛快淋漓的人生态度：第二，人物富有激情并富有自觉意识。菊豆受到无能的杨金山的性虐待，年轻的生命受到压制时，她主动地靠近杨天青，并实施了乱伦行为，对生理萎缩的杨金山进行了嘲讽与蔑视。居于牢笼似的乔家大院中，颂莲也是不断的反抗与寻求自由。《英雄》中，长空、残剑、飞雪为刺秦王甘愿舍弃生命，无名为天下舍弃自我，可以说是英雄气魄与激情的侠义之士。张艺谋在他的电影中就竭力地张扬人的生命力，表现人在受到环境的制约时那种顽强的抗争。人物对传统的反叛与追求身心自由是张艺谋影片的一大特色。
三
张艺谋早期的生活经历使他养成了沉默寡言的性格，而内心隐藏着火一样的激情，从另一方面来说，这种激情正是基于现实生活中的压抑与不舒展，是对现实的对抗与发泄。
他的不断追求创新的激情是少见的，在国内的导演中更是少有的。在第五代导演群中，张艺谋是最先适应时代发展而改变自己的。当陈凯歌、田壮壮等人还自我陶醉于精英意识，以探索民族与国家命运的为己任，将观众拒之门外时，张艺谋最先意识到“电影首先应该好看，它不一定要富在很深的哲理，却应设法与普通人最本质的情感沟通”。可以说，激情情结一方面造就了张艺谋，形成了“张艺谋品牌”：关照人性及人的生存状态，富有视听撞击力，带给人强烈的感官享受。
不可否认，激情情结的不加限制也会带来一些弊端。首先，在作品中易于表现为形式大于内容。作为影视艺术，造型固然不可缺少，但须是围绕内容而造型，如缺少思想内涵，为追求强烈的表达效果，在一些作品中为造型而造型，甚至强调形式成为首要的。则使的影片华丽而空洞，如“一袭爬满虱子的长袍”，像《大红灯笼高高挂》、《英雄》就存在此种弊端。其次，张艺谋影片中人物形象的定型化，固然使得观众易解，反过来说张艺谋的作品对人性的定义过于浅显而幼稚。优秀的导演在保持个人创作风格的同时，应该在人物的创作上多下功夫，力求深层次的揭示人物的性格内涵，尝试多种类型的人物描写。英国作家福斯特在他所著的《小说面面观》中，把人物分为“扁平人物”和“圆形人物”两种类型。简单来说，扁平人物是概念化人物形象，圆型人物就是饱满的人物形象。期待着张艺谋的影片中，能看到能多丰富多彩的原型人物。最后，从早期的东方传奇到偏远农村的“秋菊”到武侠巨作，其实讲述的都是非正常状态下的人物，故事或是偏离现实生活的伪现实或是直接逃离现实，这还是张艺谋创作中的软肋。所以讲述当代的故事，将发展中的中国拍进电影作品，还是摆在张艺谋导演的面临的难题。
期待着张艺谋导演在保持激情情结的同时。创作出更多的、优秀的电影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