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2019年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其中明确，各地要认真排查并严厉查处社会培训机构以“国学班”“读经班”“私塾”等形式替代义务教育的非法办学行为。随着“国学热”升温，一些培训机构瞄准了部分家长在教育观念上的误区，打着传统文化的幌子牟利。对此，“国学热”理应冷思考：究竟什么是国学？好的国学教育是怎样的？如何通过国学塑造人？本刊记者就此采访了文史学者刘梦溪。
　　国学与传统文化不能混为一谈
　　记者：国学和传统文化，是否能等同？它们之间有什么关联？
　　刘梦溪：这两个概念是不同的，不应该加以混淆。所谓传统文化，就是传统社会的文化，它们是我们祖先的智慧结晶中看得见、摸得到的那一部分。传统文化是文化形态，而国学是学问形态。中国传统文化是学问的研究对象，不能把学问对象和学问本身混为一谈。
　　历史上的“国学”指国立学校，而现代的国学，是跟西学相比较而存在的一个概念。在20世纪30年代末，马一浮先生对国学重新定义：“今楷定国学者，即是六艺之学。”六艺就是“六经”，指《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种文本经典。“六经”都经过孔子删订，是中国现存的最原初的文本经典，是古人智慧的最高结晶。它不仅是中国学问的源头，也是中国人德范德传的渊薮，是中国人立身修德之基，同时也是中华立国的精神支撑。
　　学习传统文化先要懂“礼敬”
　　记者：您说过继承传统文化先要懂“礼敬”。如何理解“礼敬”？
　　刘梦溪：传统文化进入当代生活，礼仪应该占有重要位置。“礼”对他人是敬，对自身是自律自尊自重。由于百年以来文化传统的流失，国人对“礼”的认识不足，在应该守礼的场合往往随意性很大。“礼”是一种秩序，一种庄严，也是一种规矩和限制。讲礼仪和不讲礼仪，其实是文明和不文明的一个分野。所以荀子说：“食饮、衣服、居处、动静，由礼则和节，不由礼则触陷生疾。”（《荀子·修身》）这是说衣食住行，讲礼仪，会得体适度;不讲礼仪，则会出漏洞，甚至生疾病。至于“容貌、态度、进退、趋行”，荀子认为，讲礼仪会显得优雅大方;不讲礼仪，则导致狭隘固陋，甚至给人以庸俗野蛮的印象。所以荀子得出结论说：“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换一个浅近的说法，礼仪的直接表现是把人缩小，因此守礼的人表现在身体行为上，是缩小自己，而不是自大得有我无人。比如走在街上，不会大摇大摆，不会影响他人的行走空间。不守礼的人则自我膨胀，无限扩大自己，以致“侵夺”、占有了不该占有的公共空间。
　　传统文化观念中有很多价值已经不适合当代。我一直在思考，有哪些价值应该成为当代社会的基本价值。比如“孝”，如果不了解它的精神内核是“敬”，只是搬来那些对“孝”的例释，在当代不一定行得通。比如“父母在，不远游”“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等，就无法成为今天可以遵循的规则。“孝”的核心是什么？是“敬”。“敬”是永恒的，内心的庄严是永恒的，对父母的敬，对尊长的敬，不管在什么时代，只要这个精神价值在，就可以做到对父母的孝敬。当然在家庭中，对父母尊长有敬也有爱，是为爱敬。“爱敬”是《孝经》里面的话，原文作“爱敬尽于事亲”。
　　摇头晃脑不是读经典的正路
　　记者：当下，一些中小学先后开设了国学经典诵读课程。您认为国学课该教什么？如何防止国学教育走偏？
　　刘梦溪：如果现在的小学、中学和大学的一二年级设“国学课”而施以“六艺之教”，窃以为可行。问题是如何化难为易，编订出合适的教材，不要把太抽象的东西放在孩子脑袋里头。入手还是通过《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书”，而尤其以《论语》《孟子》更为便捷。盖《四书》既是“六经”的引桥，又是将“六经”化难为易的范本。《弟子规》《三字经》《百家姓》等蒙學读物，我认为应有分析，不可以都拿来作为今天孩子们的教材。《弟子规》我就不提倡普遍来念，毕竟规定得太死，孩子的思想束缚住了，不利于青少年的成长。
　　原则应该是简而不繁，由浅入深，然后渐及于义注，且以不影响其他学科和现代知识的吸取为条件。高中宜适当增加文言文的写作练习。如果能循序渐进，持之以恒，潜移默化，长期熏习，则中国文化源头经典、固有的文化传统、民族的精神义理、古贤往圣的德传血脉，就和当代人不期然地连接起来了。
　　有的地方让小学生穿上古代的袍服摇头晃脑地读经，有的学校施行跪拜礼，都是不合适的做法。摇头晃脑地念诵，根本不是读经典的正路，而是野路子，不值得效法。陈寅恪他们从小所受的训练，绝对不是摇头晃脑那一套，而是很庄重的阅读。只有一些乡下的村塾，才采取摇头晃脑的办法，老师也习以为常地那么教。这种念法，你可以在戏曲里面看到，譬如《牡丹亭》中“春香闹学”那一场就是这样的。还有《唐伯虎点秋香》中老先生教那两个少年的场景，就是村野路子念国学的方法。这恰好是戏曲里作为讽刺对象来写的。
　　跪拜是发乎内心自然的事情，在某种极特殊的情况下，内在的情感没有别的表达方式了，跪是可以的，但是不能流于形式。
　　国学教育，不要造成一种印象，以为只有中国的东西是好的，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文化都不好。如果这样，就成了文化偏执主义，那是很危险的。
　　教育要培养有教养的人
　　记者：有人曾说“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您认为教育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
　　刘梦溪：金岳霖先生曾明确提出：“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培养个性，消除野性，使人变得坚定;是在冲突的人生需求之间建立平衡，养成某种节操以便自我控制其他方面;是修养本性从而使受到滋养的本性变得有教养和有文化的内涵。”他是主张教育不要泯灭个性，但要消除野性;要养成节操，要学会自我控制，达到自我心理的平衡。总之是变得有教养。如今有的高等学府已经成为造就“精致个人主义”的温床。我想，大哲学家金岳霖的话，不知可否使那些“精致”的人精，在哪怕是期待中的优雅秩序面前生出些许愧疚，以恢复文明的本然，避免让高贵蒙羞。
　　在当下这个俗世化、商业化的时代，钱的作用越来越大，大家对物质的追求越来越强烈，有理想的年轻人不能把自己完全俗世化，不能变成一个庸俗的人。一个人可以受很高的教育，但是不一定就有教养，教养是内在精神品质的历练。
　　教育的使命，很重要的是要培养青少年的健全和健康的人格。现在有不少青少年性格比较执拗，甚至有点悖拗，这不仅仅是青春期的逆反缘故，成长环境也使他们感到不舒适，包括教育的内容和教育的方法不得体，使他们产生对外在环境的疏离感。性格执拗、悖拗，会影响他们的创造力，这是今天的教育大可警惕之处。
　　我们的教育一定要以培养健全人格为目标，不能让青少年的成长呈现病态。不仅仅是青少年，现在成年人的精神拗态也并不少见。包括知识界、学界，病态的人格并非绝无仅有。有些跟学术有关的会议也充满了戾气。除了避免商业化，健全人格和健康心性的培育也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