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明星既是个体魅力的产物，也是所处历史时代凸显选择和型塑的结果，还是观众群体对不同明星接受的结果，同时还有电影类型、技术手段等多因素影响的结果。因此作为大众文化的重要体现者明星就成为被多种力量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结构的复合体，他们往往反映出所处时代的整体社会文化目标和潜藏的欲望，成为所处社会历史的重要图标。由于明星作为一个被建构的多义体，各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繁复难解，因此对研究范围进行界定是必要的：本文的研究将会以明星与社会思潮、社会文化发展之间的关系、明星形象蕴含的意义作为研究重点。
　　并非个别明星总是要反映其所处社会和时代所有欲望和特点，也并非其所有银幕作品都是其明星形象的重要呈现者。因此面对繁复芜杂的社会现象和数量颇巨的电影明星，从中加以选择并对其主流线索进行梳理，并从中透视社会发展与文化动向就成为本文的重要研究目标。为更明晰自新中国建立以来一一当下社会六十年的主要文化意识发展的线性关系，文章把这一阶段划分为四个历史时期，并从各个历史时期中选取具有典型意义的明星形象进行分析论述，从而呈现出其明星形象型塑过程中各方力量的博弈，以及明星形象中蕴含的意义，由此透视出不同历史时期社会思潮对大众文化的影响及二者互相渗透的关系。
　　一、研究背景与缘起
　　电影产生之初放映于“镍币影院”的廉价身份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已经成为历史，而今电影在经济、文化、政治等方方面面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最初人们的想象。当卢米埃尔兄弟放映第一部影片一一带有故事色彩的《水浇园丁》时，电影的重要表现手段/对象与人的关系就宿命地联系在一起了。随着电影的成熟，叙事电影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在今天几乎已经成为“电影”概念的对等物。然而正如马尔丹所概括的：电影是一项企业，一门艺术，一种语言，同时还是一种“存在”，随着电影相对成熟经济形态的构建，作为最重要构成元素的演员，也成为该经济形态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而电影作为这项企业中的商品其追逐资本的天性就促使其在各个环节中力求最大增值以实现自身效益，其中最重要的表现元素——电影演员就在这经济本性的推动下逐渐衍生出了电影明星。好莱坞
　　制片厂制度尚未出現时，由普通演员转化而来的明星就产生了，随着大制片厂制度的确立，明星制度也随之出现，该制度用一套完整的操作流程来“制造”明星以获取
　　“新闻事件”，成为景观，作为娱乐版中的重要部分呈现在民众面前，并成为其生活中的重要组成。而在这个消费为主娱乐至上的时代，人们对自身以外事件的关注主要指向的就是娱乐再娱乐，正如尼尔·波兹曼不无忧虑地经济效益。因此明星先天地与商业价值密切相关，他们的称谓也更多地体现出经济色彩。在明星制的践行中，明星成为重要的票房保证。在研究领域里许多研究者在进行明星探源时也主要从经济角度来入手。而在电影业中明星制成为保证电影自身发展的重要手段，也成为电影企业中百试不爽的法宝，不论是演员还是制片公司都会努力制造“明星”，其根源就在于“明星经济”的价值。但饶有趣味的是，在演艺界许多明星或者准明星往往宣称“只当演员不当明星”。
　　为何会产生这样的矛盾？明星和普通演员之间到底存在着哪些差异从而使得“明星”称谓充满了某种意味深长的含义？
　　作为电影艺术或者电影工业的重要组成，电影演员承担着艺术思想和工业价值的物质体现任务，他们成为导演传达思想、表现情感、实现经济价值的重要手段，因此演员很早就进入了研究视野。对作为职业的演员人们关注的是如何提高其表演技能，对演员表演技巧和表演才能予以关注，比如以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为代表的、强调以“形体动作方法”丰富内心体验为核心的表演体系，要求演员在体验基础上的再体现，这一表演流派被称为体验派;而与此相对立的则是注重寻找表现内心情感外部标志的表现派，这两种表演方法成为影视演员表演技巧的主要方式。它们对演员的表演方法进行关注，侧重于演员本身素质的提高，更好地塑造角色从而使作品利于情感和思想的传达。不论中外对这一职业的关注都是较早的。但是随着人们对电影工业的不断认识发现，并非仅仅具有高超的表演能力就可能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表演艺术家在塑造艺术形象，充分展示电影作为一种艺术样式的魅力和价值时，并不必然地与经济价值成正比。因此人们在关注演员自身专业能力提高的同时，还对于如何把演员作为更大的商业元素进行发掘，从而实现其经济效益最大值。对表演艺术家的尊敬和对明星效益追逐的不以为然成为现实中人们的两种主要态度，诚然，这并不等于说表演艺术家和明星就是二元对立的关系。事实上二者之间既不对立也未必完全重合，只是从不同的侧面对在艺术和经济价值方面极具影响力的演员的身份概括，二者之间既有交集也有差异。
　　明星身份的巨大诱惑以及明星在人们生活中无处不在的重要作用，使任何与明星发生关系的事件，不论是家长里短的凡庸琐屑还是个体人生略有影响的所谓“大”事件，都会在媒体的凝视中被放大为一个具有爆炸性意义的指出的那样，赫胥黎曾经告诉人类：在一个科技发达的时代，造成精神毁灭的敌人更可能是笑容满面的滑稽戏一一娱乐，但无可否认更无可更改的事实：当下至少人类社会正在全面娱乐化，不论是新闻节目还是政治选举，甚或是战争和人类灾难。
　　对媒体制造的所谓“新闻事件”的关注既是时尚的标志又是人们生活中的重要交际内容，某种意义上衡量着人们各种生存和生活能力，尽管这一切标准正是大众传媒为人们塑造的。同时明星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也日益增强，遑论种种极端的追星族事件带来的震撼思考，只要看看明星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即可明白其魅力和价值：明星引导着人们的消费时尚，不论是时装、普通生活用品、保健用品，还是高端科技产品，明星的标签总是能够让大众趋之若鹜;娱乐明星的号召力在某种意义上堪比政治明星，当代社会粉丝对他们的狂热崇拜达到了空前的地步。“粉丝”由一种自发意识的自然团体到变为自觉意识的行为团体，再到成为有组织的经济实体的发展过程就是有力的证明。基于此，学界甚至兴起了“迷文化”研究，“迷”们作为一种特殊的受众，其经济价值、对明星存在的意义、都成为折射明星魅力的多棱镜。 　　明星在現实中的影响力开始从大众侵入精英群体，从章子怡与孔子的价值问题论争即可见出端倪;明星作为某种意义上的国家文化形象的价值正日趋为人看重，正是很多明星的国际化身份，使更多的人们了解该国，认识该国。明星作为一种文化图标的作用正日渐为人重视，正如有人所说，对一个国家的历史书写大约等于对其明星历史进行书写。同时西方许多研究者指出，明星的出现不仅仅是明星个人魅力的展现，也是电影作为一项企业的“大环境”等经济手段的操作结果。
　　国外对于明星的研究相对成熟得多，自1970年代末期，以理查德·戴尔为首的学者经过三十余午的努力已经建立了相对完整的研究体系，也拥有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工具。他们的研究范围不仅仅是集中在电影作为企业而明星作为电影企业中的重要的经济元素方面，同时他们更注重把明星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来予以关注，进行研究。相比较而言国内对于明星研究尚不如国外那样成熟，显得较为冷寂。这有其重要的历史文化心理原因。长期以来中国数千年的文化积淀催生了对纸质文化、印刷文化的神化和崇拜，以及对娱乐业的低视和不敬。1906年，当文明戏与现代文化和革命思想一起出现在人们视野中的时候，演员还是多以大学生为主体的业余演员，甚至在中国电影发展成熟阶段的1920年代演员还是一项不被人引以为豪的职业。8作为大众文化的重要承担者，电影在很长时间内被认为不登大雅之堂，它不仅与“艺术”无关，甚至与“进步”、“启蒙”等字眼无关。
　　五四时期风起云涌的思想解放运动波及到了各个层面：文学、戏剧、历史等，但是电影却一直承担娱乐的功能，有限的惩恶扬善的教化意义也被局限在少数范围内。
　　二、电影产业发展推动明星人文形象提升
　　随着娱乐时代的来临，电影和明星一起带着其原罪般的商业标签成为法兰克福学派等文化精英对大众文化批判的对象。尽管有许多学者打开了明星研究的门，但对这一问题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目前为数不多，明星的被关注程度与其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依然有着极大的差距。
　　纵观电影研究领域，由于对电影产业的关注，对中国电影发展的渴望，人们对于明星的研究较多地从电影作为一门产业的角度进行，关注明星制可能给中国电影带来的生机与活力，从西方尤其是好莱坞借镜经验来进行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而事实上电影明星作为一种“艺术、工业、语言、存在”的综合体，其产生同时还是社会文化现实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正如丹尼尔·贝尔认为的：当下时代居统治地位的是视觉观念、声音和景象，尤其是后者组织了美学、统率了观众。在一个大众文化占主导地位的社会里，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对明星作为一种社会文化载体的价值，尚需多加关注。
　　综上可见，演员作为电影中最重要的表现载体，对其作为学术对象的研究尚需进一步展开，对明星作为社会文化载体的关注也需进一步深入，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明星研究无疑具有抛砖的意义。
　　笔者对电影明星的关注源于阅读钟宝贤著《香港影视业百年》一书。该书论述抗战爆发后中国电影发展走向时这样写到：集中于上海的电影明星因时势所迫，分流到香港和内地，并给当地电影业的发展和表演面貌带来了不同影响。在香港电影发展繁盛的1960年代，电懋公司以优雅雍容的电影明星尤敏为其人格化身，同时“采用荷里活的方式控制明星的私生活，梳理明星的公众形象，度身制造出形象鲜明的林黛、尤敏、葛兰、林翠等耀眼明星”9，而尤敏的形象就成为电懋出品的形象风格的外化。这些论述引导笔者进一步思考：不同的明星有不同的类型，而这一类型是如何建构的？其建构的社会和心理原因是什么？反应了怎样的深层社会心理？为什么在此阶段成就了这些明星而不是其他的呢？笔者借此对明星做进一步的了解和梳理发现，在电影研究领域对中国早期电影明星的关注和论述比较集中，尤其对1920年代末期到1930年代中国早期明星制度发展较为繁荣的时期，相关明星论述较为集中，对于明星作为社会文化建构的身份、明星与现代性的关系都有了比较深入透彻的论述。尤其张真《银幕艳史》一文对宣景琳作为中国早期电影明星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明星与技术、电影创作、女性性别身份等问题进行的细致分析论述，促使笔者对明星身份中除了与其表演事业紧密关联的公共领域的问题进行关注以外，还对明星的私人空间是如何参与构造明星身份的问题产生了探究的意图。
　　同时明星作为一种视觉文化的重要载体，明星身份的建构在其身体上得到了最直观的体现，身体既是人类生存的肉身，同时还是不同社会文化的物质体现，尤其在表演中，演员的身体成为直接的影像载体。从明星不同的历史时期的身体呈现出发，可以看出社会文化、审美观念变迁的过程。
　　这些问题都成为促使笔者对电影明星这一现象进行思考，从而试图发现其中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