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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宇青
HAO YUQING
山东人，1970年生，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当代中国政治、苏联政治等。主持省部级以上項目9项，发表学术论文100多篇，学术著作4部。
“全面落实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在某种意义上，这一举措意味着：生态文明建设成为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重要的改革议题之一。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都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在这些发展变化的另一面，却是环境的严重污染和破坏。我国的大气污染问题、水环境污染问题、垃圾处理问题、土地荒漠化和沙灾问题、水土流失问题、生物多样性破坏问题、持久性有机物污染问题等都已十分严峻，全国频繁出现的大范围长时间的雾霾污染天气，更是成为国人的心头之痛。因此，在2015年3月召开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环境污染已经是当前中国的民生之患、民心之痛。面对经济发展过程中严重的环境污染，必须以铁腕加以治理。
在战略层面，生态文明建设已经上升到国家发展的总体布局的高度。中国从2002年十六大提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的“三位一体”，到2007年十七大提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四位一体”，再到2012年十八大提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从这一变化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生态文明建设”赫然在列，已经上升到国家发展的总体布局的高度。
这一变化，不仅仅意味着它是对我国发展进程中表现出的严重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的真切回应，更意味着在我国今后的发展进程中，要把生态文明建设真正融入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各个方面和全部过程。当然，这也意味着我国发展的总体布局走向全面和系统。
工业革命以来，一些国家以破坏生态为代价而取得的经济发展，到头来必须反过来为治理环境污染而劳神费力。其实，这也暗合了中国一句古话：欲速则不达。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也必须从历史那里汲取教训。历史已经告诉我们：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
在战术层面，生态文明建设已经纳入到了政治过程之中。基于历史的启示，特别是基于对当代中国现实的回应，生态文明建设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上升到国家发展的总体布局之中，那么，体现在战术层面，则表现为生态文明建设成为重要的政治议程之一，并成为政治过程的有机组成部分。也就是说，生态问题已不再仅仅是生态问题，它已经成为必须直面的政治问题了。例如，在我国30多年突飞猛进的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由于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已经严重影响着（甚至威胁着）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身体健康，对此，社会反映十分强烈，由此而引发的突发群体性事件也不断增多。这即可以看作是生态问题转化为政治问题了。
因为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对干净的水、清新的空气、安全的食品、优美的环境等方面的要求越来越高，生态环境在人民群众的生活幸福指数中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因此，在这个意义上，环境问题日益成为关乎人民群众福祉、关乎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民生问题，成为关乎中华民族发展的长远利益、关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顺利实施、关乎中共执政合法性的政治问题。因此，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从中华民族发展的长远利益出发、从巩固中共的执政地位出发，亟需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到现实的政治过程中来，亟需把保护好生态环境当作政治问题来加以解决。
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发表演说时的一番话，即可以看作是中国政府在生态问题上的态度和决心。他坚定地指出：“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为了保护环境，我国制定了一系列的措施。例如，2013年12月10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组织部印发《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通知》明确规定，“不能仅仅把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率作为政绩评价的主要指标，不能搞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率排名”、对于“造成生态严重破坏的”、“盲目举债留下一摊子烂账的”已离任的也要追责。可以说，这一举措纠正了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实行的简单的以GDP排名论英雄的做法，开启了干部考评新导向。又如，2014年制定的《环境保护部约谈暂行办法》规定，为督促地方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切实履行环境保护的责任，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保护群众环境权益，环境保护部可以约见未履行环境保护职责，或履行职责不到位的地方政府及其相关部门有关负责人。在某种意义上，环保部的督查约谈已成为悬在地方政府头上的“利剑”。
在目标层面，生态文明建设意味着对善治的追求。所谓善治，就是指良好的治理，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管理过程。在当前的中国，生态问题已经成为制约发展的障碍，成为制约人民群众幸福指数提升的瓶颈。因此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目标，即意味着对善治的追求。
习近平指出，“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这也就是说，保护好生态环境，就是保护好人民群众的生存权利和根本利益;只有建成“美丽中国”，才能称得上是对人民群众福祉的负责，才能称得上是对人民群众生存权利的尊重;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化解因生态问题引发的各种利益冲突和社会风险，才能为中共执政赢得民心和政治上的认同。换句话说，生态环境的改善，不仅仅是民生的改善，而是标志着中共执政方式的改善，标志着中共执政能力的提高。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把生态文明建设上升到国家发展的总体布局的高度，并有机融入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全过程，这自然意味着中国政府对善治的追求。
前面提到的环保部对地方政府进行的督查约谈，即可以看作是善治的一部分。因为督查约谈的目的在于：着力解决环境质量改善与人民群众的需求之间的差距，着力解决影响科学发展和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而对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标准的改变，也标志着对领导干部素养要求的提高，只有符合善治要求的干部，才能称得上是合格的干部。而所有这些措施，其目的都在于达到善治。
（本文选自：中国周刊 2015年11期）
HAO YUQING
山东人，1970年生，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当代中国政治、苏联政治等。主持省部级以上項目9项，发表学术论文100多篇，学术著作4部。
“全面落实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在某种意义上，这一举措意味着：生态文明建设成为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重要的改革议题之一。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都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在这些发展变化的另一面，却是环境的严重污染和破坏。我国的大气污染问题、水环境污染问题、垃圾处理问题、土地荒漠化和沙灾问题、水土流失问题、生物多样性破坏问题、持久性有机物污染问题等都已十分严峻，全国频繁出现的大范围长时间的雾霾污染天气，更是成为国人的心头之痛。因此，在2015年3月召开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环境污染已经是当前中国的民生之患、民心之痛。面对经济发展过程中严重的环境污染，必须以铁腕加以治理。
在战略层面，生态文明建设已经上升到国家发展的总体布局的高度。中国从2002年十六大提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的“三位一体”，到2007年十七大提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四位一体”，再到2012年十八大提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从这一变化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生态文明建设”赫然在列，已经上升到国家发展的总体布局的高度。
这一变化，不仅仅意味着它是对我国发展进程中表现出的严重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的真切回应，更意味着在我国今后的发展进程中，要把生态文明建设真正融入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各个方面和全部过程。当然，这也意味着我国发展的总体布局走向全面和系统。
工业革命以来，一些国家以破坏生态为代价而取得的经济发展，到头来必须反过来为治理环境污染而劳神费力。其实，这也暗合了中国一句古话：欲速则不达。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也必须从历史那里汲取教训。历史已经告诉我们：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
在战术层面，生态文明建设已经纳入到了政治过程之中。基于历史的启示，特别是基于对当代中国现实的回应，生态文明建设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上升到国家发展的总体布局之中，那么，体现在战术层面，则表现为生态文明建设成为重要的政治议程之一，并成为政治过程的有机组成部分。也就是说，生态问题已不再仅仅是生态问题，它已经成为必须直面的政治问题了。例如，在我国30多年突飞猛进的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由于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已经严重影响着（甚至威胁着）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身体健康，对此，社会反映十分强烈，由此而引发的突发群体性事件也不断增多。这即可以看作是生态问题转化为政治问题了。
因为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对干净的水、清新的空气、安全的食品、优美的环境等方面的要求越来越高，生态环境在人民群众的生活幸福指数中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因此，在这个意义上，环境问题日益成为关乎人民群众福祉、关乎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民生问题，成为关乎中华民族发展的长远利益、关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顺利实施、关乎中共执政合法性的政治问题。因此，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从中华民族发展的长远利益出发、从巩固中共的执政地位出发，亟需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到现实的政治过程中来，亟需把保护好生态环境当作政治问题来加以解决。
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发表演说时的一番话，即可以看作是中国政府在生态问题上的态度和决心。他坚定地指出：“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为了保护环境，我国制定了一系列的措施。例如，2013年12月10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组织部印发《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通知》明确规定，“不能仅仅把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率作为政绩评价的主要指标，不能搞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率排名”、对于“造成生态严重破坏的”、“盲目举债留下一摊子烂账的”已离任的也要追责。可以说，这一举措纠正了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实行的简单的以GDP排名论英雄的做法，开启了干部考评新导向。又如，2014年制定的《环境保护部约谈暂行办法》规定，为督促地方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切实履行环境保护的责任，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保护群众环境权益，环境保护部可以约见未履行环境保护职责，或履行职责不到位的地方政府及其相关部门有关负责人。在某种意义上，环保部的督查约谈已成为悬在地方政府头上的“利剑”。
在目标层面，生态文明建设意味着对善治的追求。所谓善治，就是指良好的治理，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管理过程。在当前的中国，生态问题已经成为制约发展的障碍，成为制约人民群众幸福指数提升的瓶颈。因此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目标，即意味着对善治的追求。
习近平指出，“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这也就是说，保护好生态环境，就是保护好人民群众的生存权利和根本利益;只有建成“美丽中国”，才能称得上是对人民群众福祉的负责，才能称得上是对人民群众生存权利的尊重;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化解因生态问题引发的各种利益冲突和社会风险，才能为中共执政赢得民心和政治上的认同。换句话说，生态环境的改善，不仅仅是民生的改善，而是标志着中共执政方式的改善，标志着中共执政能力的提高。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把生态文明建设上升到国家发展的总体布局的高度，并有机融入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全过程，这自然意味着中国政府对善治的追求。
前面提到的环保部对地方政府进行的督查约谈，即可以看作是善治的一部分。因为督查约谈的目的在于：着力解决环境质量改善与人民群众的需求之间的差距，着力解决影响科学发展和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而对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标准的改变，也标志着对领导干部素养要求的提高，只有符合善治要求的干部，才能称得上是合格的干部。而所有这些措施，其目的都在于达到善治。
（本文选自：中国周刊 2015年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