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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东北沦陷时期，作家石军以其富有乡土情结的作品展现了东北乡民的生活。短篇小说《麦秋》表现了东北民众遭受的阶级压迫和胡匪动乱；中篇小说《脱轨列车》刻画了找不到命运轨道的都市群像；短篇小说集《边城集》展现了处于生活漩涡中的落魄工人、苦难农民、理想破灭的知识青年以及封建家庭众人的生活景象。
【关键词】： 东北沦陷时期；石军；乡土小说
石军（1912—1950），辽宁金州人，原名王世浚，笔名石军，早期为“响涛社”和“作风”成员之一。石军在《满洲报》《泰东日报》《新青年》《明明》《艺文志》《文选》等刊物上发表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作品，尤以小说创作见长，出版长篇小说《新部落》《沃土》，中篇小说《隐疚》，短篇小说《逃》《驼背岭》《暴风雨》《黄昏的江潮》《窗》《麦秋》《摆脱》《邻》《奔流》《债》等，以及短篇小说集《边城集》。
石军在旅顺师范学堂念书时，便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阅读了鲁迅的《呐喊》、钱杏邨的《义冢》、徐蔚南的《春之花》等作品，并以“纯真童心憧憬起学习写作的雄图……大胆提笔写起稿子”。
石军真正开始创作小说，是“在《泰东日报》活动的‘响涛社’成员夷夫向我催稿的信件，不绝于案头，急得没法，为充篇幅，便粗制滥造的继续写起小说”。石军在《我与小说》一文中回忆自己的创作道路，起初的习作期创作“五花八门，应有尽有”，“一时曾迷醉于叶灵凤、章衣萍、张资平、穆时英者流的肉麻的恋爱小说，而有意的摹仿他们的技巧……滥造一些盛极一时的恋爱小说”，或者“操纵着报复心理，盲目地对大地主和资产家，做着近于调笑般的攻击和侮辱。以此畸形观念闭门造车，捏造一群人和物，幻想一些时与地，生硬抽象的穿插在一起，编排着所谓小说”。其后，石军的小说创作发生转变，开始描写东北农村的现实生活场景，刻画东北生民的苦难形象，走上了乡土小说创作的道路。正如他自己所说：“为挚爱着人类，为痛恨着人类，我的胸膛，从此时冒起‘正义感’的火焰，这火焰燃烧在几近于原始的‘爱’与‘憎’的感情中间。我把每个人都固执的以‘爱’与‘憎’的标尺来打量。我暴露了一层层我认为黑暗的事象，也悯恤了一群群我认为可怜的人物。”
《麦秋》发表于1939年《艺文志》第2期，小说展现了在胡匪动乱、阶级压迫等多重困境下，东北贫苦农民的苦难生活，散发着浓厚的乡土气息。赵疤拉头的三间矮泥房被胡匪烧毁，不得已进城求生，成了“背着木箱子成宿到亮，一个劲用他的铜嗓喊着卖生鱼的一个家伙”。在阴辣险恶的城里受尽了种种侮辱、虐待、鞭策后，他毅然地决定回到乡村。但是在乡村，赵疤拉头也失去了生活的资本，甲长以苛刻的条件欺压农民，农民除了需要缴纳保甲费和自卫团的晌钱外，还要被迫参与修官道。秋收时节，眼看着自己用血汗和蛮劲换来的麦子被贱价收购时，赵疤拉头的心像烙铁般惨痛，“乡下也不能久呆了”的慨叹“像一只石子掷在古井”，城里和乡下都失去了农民生存的空间。
中篇小说《脱轨列车》于1944年收录于《满洲作家小说集》，是石军由“创作期”到“转变期”后的作品，作者重视“对于人间性的观测和作为生活根据的哲理的探求”，“我渐渐探求起生活的原理了，我意欲磨亮眼睛透视现实，我不再一味执拗的暴露着黑暗、丑陋、恶德、卑鄙了。我要由世相的背后发掘光明、美丽、善良、正直了。我要新从人间性中，摸索雄浑伟大的人类共通的形而上的灵性了”。《脱轨列车》描写了都市中被现实社会挤压的一群人，尤以萧劲涛为代表。他“分辨不清楚梦里有人生，抑或是人生里有梦”，既酗酒、涉赌，被拘留、被徒刑，同时又以仗义和高尚的情操，筹钱为郑大海治病，与同是下层苦难者的妓女郑丽娟产生真挚的感情。在“没有真情、只有利我”的社会中，萧劲涛如同一列脫轨列车，寻找不到自己的轨迹。作者在揭露社会虚假与丑陋的同时，呼唤着人与人之间的真情。
1944年，石军出版了短篇小说集《边城集》，其中收录《新境地》《深林地带》《牵牛花》《茧》《荡动》《混血儿》《非超人》等7篇小说。《新境地》描写煤厂工人苏小眼一家的贫困生活。苏小眼“在和顺煤场给人装煤卸煤，一天只给八角钱，不管饭，还得起早贪黑，累得晃常腰腿发酸，冲一耳朵眼碎煤渣是每天的事”。在煤厂受工头“瞎马”马大发的苛毒对待，在家受房东外柜“活阎王”耿成家的驱赶。大儿子苏国梁因为缺乏营养“轻的像棵豆芽菜”，辍学后拾煤碴子、破瓶乱罐子卖钱，像牲口样绷着磨杆推磨。苏小眼好不容易在袜厂给儿子找到包件子活的工作，却因为组合会“得要两家有三千元以上的不动产的铺保”的规矩而作罢。煤厂关门停工，让苏小眼失去了工作；衙门收买洼地修洋楼，逼迫苏小眼一家搬出了黑洞窟般的木板房。苏小眼一家收拾“锅碗瓢盆，破烂家具，铺盖行囊”，离开了住了八九年的城里，走上了江北柞木岗开荒的路程。《深林地带》讲述了深林地带中以烧炭为生的乡民薛长富和董连珠的悲惨命运，刻画了在艰难处境中人与人之间的情谊，同时细致描写了东北深林孤寒、肃杀的独特景致。董连珠原是贫苦的农民，“由放猪，打杂，而学粉匠，瓦匠，泥水匠而当半拉子，做月活，包秋活，最后熬到扛年做”，遭受“人家的白眼，口水，冷嘲，热骂，虐待，毒打”。董连珠因和孙长富的冲突而出走故乡，在深林挖窑烧碳求生，时刻受到林中獐狍、野鹿、狼群的侵扰。偶然间，他与不共戴天的仇人孙长富相遇，恶劣的环境使得两人关系发生转变，成为形影不离、相依为命的挚友。作者细腻展现了东北大汉的侠义精神，以及人与人在恶劣环境中相互信赖的情谊。孙长富外出打猎被狼咬伤了腿部，生命垂危，董连珠为了给他寻找点新鲜东西吃，“九死一生的攀登着高岭，跋涉着泥塘，拨拂着荒草，穿透了密林”，到黑龙江沿买鱼。就在董连珠被浓雾深锁在人烟敛迹的密林时，薛长富的生命之灯也熄灭了。《牵牛花》中的知识青年徐晓岚困忧于事业的泥沼，苦闷于理想的失落。他视“教育为最纯洁高雅的神圣天职”，大学毕业后便“背着一些课本书籍和一颗火热得都要爆炸了的心回到他的故乡”，希望用新式教育理念来改变腐朽僵化的现有教育。但是他的理想却遭到镇子里“腐老的不可救药的一些封建活尸”的窃笑和排挤。无奈之下，他逃离故乡，在县城觅得翻译兼事务员的席位，成为众多小职员中的一个。在亲眼目睹办公室颓唐而不长进的现状后，他深感悲哀和恐惧。尤其在得知免费发放给百姓治疗传染病的药品被官宦强行卖给百姓的行径时，他愤怒至极，怒斥道：“你们明明是些冷酷阴毒的爬虫动物，偏假装为仁爱慈祥的正人君子，你们这些兽类，你们尽仅管在剥夺，剐割已没有生活力量的弱者，你们正如一些蚊子和臭虫，在不可抗争的黑暗的角落里吸吮着人类仅有的一点血液啊”。《动荡》描写了封建大家庭因纳妾引起的动荡，借此披露了封建家庭的内部腐朽与必然灭亡的命运。吴家兴原是部落中的部落长，更是封建大家庭的一家之长，曾受过“六年间的悬梁刺股或囊萤映雪为勉学的最高且极令人崇拜的手段的私塾教育”。为了传宗接代，在晚年娶了放荡不拘的半老徐娘吴姨太太，因此引起家庭动荡。家兴嫂因为丈夫的纳妾行为，由诚笃的农家主妇变为了“破罐子破摔”的泼妇，在吵闹无效后，最终选择离家，并加入了城里的道德会。面对家中的混乱局面，身为封建大家长的吴家兴束手无策，早已经失去了原有的威严，而吴家丑闻也成了部落的谈资和笑柄。《边城集》集中展现了处于生活漩涡中的落魄工人、苦难农民、理想破灭的知识青年以及封建家庭众人的生活景象。
【关键词】： 东北沦陷时期；石军；乡土小说
石军（1912—1950），辽宁金州人，原名王世浚，笔名石军，早期为“响涛社”和“作风”成员之一。石军在《满洲报》《泰东日报》《新青年》《明明》《艺文志》《文选》等刊物上发表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作品，尤以小说创作见长，出版长篇小说《新部落》《沃土》，中篇小说《隐疚》，短篇小说《逃》《驼背岭》《暴风雨》《黄昏的江潮》《窗》《麦秋》《摆脱》《邻》《奔流》《债》等，以及短篇小说集《边城集》。
石军在旅顺师范学堂念书时，便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阅读了鲁迅的《呐喊》、钱杏邨的《义冢》、徐蔚南的《春之花》等作品，并以“纯真童心憧憬起学习写作的雄图……大胆提笔写起稿子”。
石军真正开始创作小说，是“在《泰东日报》活动的‘响涛社’成员夷夫向我催稿的信件，不绝于案头，急得没法，为充篇幅，便粗制滥造的继续写起小说”。石军在《我与小说》一文中回忆自己的创作道路，起初的习作期创作“五花八门，应有尽有”，“一时曾迷醉于叶灵凤、章衣萍、张资平、穆时英者流的肉麻的恋爱小说，而有意的摹仿他们的技巧……滥造一些盛极一时的恋爱小说”，或者“操纵着报复心理，盲目地对大地主和资产家，做着近于调笑般的攻击和侮辱。以此畸形观念闭门造车，捏造一群人和物，幻想一些时与地，生硬抽象的穿插在一起，编排着所谓小说”。其后，石军的小说创作发生转变，开始描写东北农村的现实生活场景，刻画东北生民的苦难形象，走上了乡土小说创作的道路。正如他自己所说：“为挚爱着人类，为痛恨着人类，我的胸膛，从此时冒起‘正义感’的火焰，这火焰燃烧在几近于原始的‘爱’与‘憎’的感情中间。我把每个人都固执的以‘爱’与‘憎’的标尺来打量。我暴露了一层层我认为黑暗的事象，也悯恤了一群群我认为可怜的人物。”
《麦秋》发表于1939年《艺文志》第2期，小说展现了在胡匪动乱、阶级压迫等多重困境下，东北贫苦农民的苦难生活，散发着浓厚的乡土气息。赵疤拉头的三间矮泥房被胡匪烧毁，不得已进城求生，成了“背着木箱子成宿到亮，一个劲用他的铜嗓喊着卖生鱼的一个家伙”。在阴辣险恶的城里受尽了种种侮辱、虐待、鞭策后，他毅然地决定回到乡村。但是在乡村，赵疤拉头也失去了生活的资本，甲长以苛刻的条件欺压农民，农民除了需要缴纳保甲费和自卫团的晌钱外，还要被迫参与修官道。秋收时节，眼看着自己用血汗和蛮劲换来的麦子被贱价收购时，赵疤拉头的心像烙铁般惨痛，“乡下也不能久呆了”的慨叹“像一只石子掷在古井”，城里和乡下都失去了农民生存的空间。
中篇小说《脱轨列车》于1944年收录于《满洲作家小说集》，是石军由“创作期”到“转变期”后的作品，作者重视“对于人间性的观测和作为生活根据的哲理的探求”，“我渐渐探求起生活的原理了，我意欲磨亮眼睛透视现实，我不再一味执拗的暴露着黑暗、丑陋、恶德、卑鄙了。我要由世相的背后发掘光明、美丽、善良、正直了。我要新从人间性中，摸索雄浑伟大的人类共通的形而上的灵性了”。《脱轨列车》描写了都市中被现实社会挤压的一群人，尤以萧劲涛为代表。他“分辨不清楚梦里有人生，抑或是人生里有梦”，既酗酒、涉赌，被拘留、被徒刑，同时又以仗义和高尚的情操，筹钱为郑大海治病，与同是下层苦难者的妓女郑丽娟产生真挚的感情。在“没有真情、只有利我”的社会中，萧劲涛如同一列脫轨列车，寻找不到自己的轨迹。作者在揭露社会虚假与丑陋的同时，呼唤着人与人之间的真情。
1944年，石军出版了短篇小说集《边城集》，其中收录《新境地》《深林地带》《牵牛花》《茧》《荡动》《混血儿》《非超人》等7篇小说。《新境地》描写煤厂工人苏小眼一家的贫困生活。苏小眼“在和顺煤场给人装煤卸煤，一天只给八角钱，不管饭，还得起早贪黑，累得晃常腰腿发酸，冲一耳朵眼碎煤渣是每天的事”。在煤厂受工头“瞎马”马大发的苛毒对待，在家受房东外柜“活阎王”耿成家的驱赶。大儿子苏国梁因为缺乏营养“轻的像棵豆芽菜”，辍学后拾煤碴子、破瓶乱罐子卖钱，像牲口样绷着磨杆推磨。苏小眼好不容易在袜厂给儿子找到包件子活的工作，却因为组合会“得要两家有三千元以上的不动产的铺保”的规矩而作罢。煤厂关门停工，让苏小眼失去了工作；衙门收买洼地修洋楼，逼迫苏小眼一家搬出了黑洞窟般的木板房。苏小眼一家收拾“锅碗瓢盆，破烂家具，铺盖行囊”，离开了住了八九年的城里，走上了江北柞木岗开荒的路程。《深林地带》讲述了深林地带中以烧炭为生的乡民薛长富和董连珠的悲惨命运，刻画了在艰难处境中人与人之间的情谊，同时细致描写了东北深林孤寒、肃杀的独特景致。董连珠原是贫苦的农民，“由放猪，打杂，而学粉匠，瓦匠，泥水匠而当半拉子，做月活，包秋活，最后熬到扛年做”，遭受“人家的白眼，口水，冷嘲，热骂，虐待，毒打”。董连珠因和孙长富的冲突而出走故乡，在深林挖窑烧碳求生，时刻受到林中獐狍、野鹿、狼群的侵扰。偶然间，他与不共戴天的仇人孙长富相遇，恶劣的环境使得两人关系发生转变，成为形影不离、相依为命的挚友。作者细腻展现了东北大汉的侠义精神，以及人与人在恶劣环境中相互信赖的情谊。孙长富外出打猎被狼咬伤了腿部，生命垂危，董连珠为了给他寻找点新鲜东西吃，“九死一生的攀登着高岭，跋涉着泥塘，拨拂着荒草，穿透了密林”，到黑龙江沿买鱼。就在董连珠被浓雾深锁在人烟敛迹的密林时，薛长富的生命之灯也熄灭了。《牵牛花》中的知识青年徐晓岚困忧于事业的泥沼，苦闷于理想的失落。他视“教育为最纯洁高雅的神圣天职”，大学毕业后便“背着一些课本书籍和一颗火热得都要爆炸了的心回到他的故乡”，希望用新式教育理念来改变腐朽僵化的现有教育。但是他的理想却遭到镇子里“腐老的不可救药的一些封建活尸”的窃笑和排挤。无奈之下，他逃离故乡，在县城觅得翻译兼事务员的席位，成为众多小职员中的一个。在亲眼目睹办公室颓唐而不长进的现状后，他深感悲哀和恐惧。尤其在得知免费发放给百姓治疗传染病的药品被官宦强行卖给百姓的行径时，他愤怒至极，怒斥道：“你们明明是些冷酷阴毒的爬虫动物，偏假装为仁爱慈祥的正人君子，你们这些兽类，你们尽仅管在剥夺，剐割已没有生活力量的弱者，你们正如一些蚊子和臭虫，在不可抗争的黑暗的角落里吸吮着人类仅有的一点血液啊”。《动荡》描写了封建大家庭因纳妾引起的动荡，借此披露了封建家庭的内部腐朽与必然灭亡的命运。吴家兴原是部落中的部落长，更是封建大家庭的一家之长，曾受过“六年间的悬梁刺股或囊萤映雪为勉学的最高且极令人崇拜的手段的私塾教育”。为了传宗接代，在晚年娶了放荡不拘的半老徐娘吴姨太太，因此引起家庭动荡。家兴嫂因为丈夫的纳妾行为，由诚笃的农家主妇变为了“破罐子破摔”的泼妇，在吵闹无效后，最终选择离家，并加入了城里的道德会。面对家中的混乱局面，身为封建大家长的吴家兴束手无策，早已经失去了原有的威严，而吴家丑闻也成了部落的谈资和笑柄。《边城集》集中展现了处于生活漩涡中的落魄工人、苦难农民、理想破灭的知识青年以及封建家庭众人的生活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