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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伴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传统村落逐渐出现了人口结构、产业结构、风俗传统等多方面的解构。面对解构的挑战，传统村落存在着发展动力不足、人口结构失衡、环境污染等多方面的问题，其主要应对措施有加强产业支撑、重视可持续发展、激发内在动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等。
【关键词】城镇化 传统村落 解构 问题
【中图分类号】C911 【文献标识码】A
问题的提出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提出，使得城镇化背景下农村传统村落发展问题再次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纵观21世纪前十多年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结构变动的特点，以城市化、工业化为特征的现代化进程是社会发展的主导，而中国城市化构成了我国农村变化的强大背景。中国到1978年城市化率只有28%，但改革开放之后的三十多年间获得了大幅提升，特别是迈入21世纪，中国的城镇化呈现快速发展趋势。据统计，截至2014年末中国城镇化率已达到54.77%①。快速的城镇化打破了中国农村传统村落原有的平衡，撬动了传统农村的社会结构，改变了乡村社会的命运，呈现出对传统村落各个层面的解构。正如费孝通所说，“都市的兴起和乡村衰落在近百年来像是一件事的两面”②，城镇化带来的社会转型对传统村落造成了难以忽视的冲击及影响。如何认识城镇化对传统村落的影响与解构，对加强新农村建设和新型城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城镇化条件下传统村落的命运问题，法国社会学家孟德拉斯曾提出过“农民的终结”，他认为“农民的终结”有两种实现方式：一是农业人口的减少，二是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二者是互为条件的，但他指的是“小农的终结”，而非“农业或乡村生活的终结③。近些年，我国学者也从多个角度开始研究村落及其命运问题，如折晓叶通过对一个农村社区的深入研究，描述了由外来力量和村庄内在经济社会结构的相互作用所推进的乡村变迁④；于建嵘剖析了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发展的过程和特征，对乡村社会的权力结构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与探讨⑤；李培林通过对广州羊城的分析，指出村落终结最终离不开产权的重新界定以及社会关系网络的重组⑥；贺雪峰认为宗族对于传统村落的存在有着重要意义，宗族组织越健全，村民具有更高的行动单位，更有利于维护自身利益，有利于维持村落运行与存在⑦。李强讨论了传统村落应对城镇化解构的动力机制问题，认为自上而下仍是主导力量⑧。王正中围绕苏北W村农民集中居住方式，揭示了传统村落在应对城镇化过程中的自我解构和建构能力，强调应激发农村社区发展的内源动力⑨。
综合来看，目前有关城镇化对传统村落解构过程的研究，多侧重一种横断面或共时性的比较，缺乏对纵深面或历时性过程的解释力。本文选择W村作为考察对象，采用案例分析手法，探索城镇化加速背景下传统村落历时性的纵向解构过程及后果，总结其经验与教训，对同类传统村落的发展提出启示性建议。
城镇化进程中W村村落的解构
传统村落作为一种社会治理单元，其内部具有紧密的联系，可以通过自身的循环系统满足其需要。但处在快速现代化背景下的村落，其内部联系被逐渐削弱，依靠自身循环系统解决问题的能力趋向弱化。由此，传统村落不断被解构，但同时，传统村落的解构也是传统村落对城镇化的一个适应与自我改变的过程。
根据W村的实际调查结果，可以将W村的解构大致归纳为以下阶段：第一阶段，在快速城镇化的冲击下，来自外部的人口拉力致使W村的大量劳动力外流，集中居住前的W村，村落疏离、人口流失严重，基于经济活动和财产权利网络的经济边界在外力冲击下被打破，大量人口依靠外出打工为生，这一阶段大约为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第二阶段，从1996年到2003年。在分散居住村庄呈现凋零的趋势下，W村采用集中居住的方式，逐渐将零散的37个村落全部集中到同一集中区域居住，原有的血缘、地缘关系被打破，这是典型的社会边界的解构。同时，在这一过程中伴随着征地、土地流转等问题，则反映了其自然边界的解构。第三阶段，自2004年以来，37个零散统村落解体，W村中心村产生，新的文化边界与权利边界形成，原有的文化边界、权利边界逐渐解体。并且，集中居住后的W村中心村开始招商引资，发展第二、三产业，这是经济边界的进一步解构。
在W村的建设与发展过程中，传统村落的解构过程可以概括为外在解构和内在解构两个阶段。例如，由于城镇化背景下土地属权发生改变，自然边界被打破；基于血缘、地缘的社会边界也随之被解构，这属于率先发生的外在解构。而基于共同价值体系为基础的文化边界，与基于权力自治或国家权力下乡管理体系的权利边界，这两者的解构往往都发生在村落解构的后期，都属于内在、深入的解构。W村的解构过程是一种由外而内，由浅到深的过程，其中经济解构贯穿W村的整个解构过程。城镇化进程中传统村落出现解构，这种解构不仅体现在宏观方面，例如空间结构的解构；同时，也包括经济结构、文化传统等方面的解构。从W村情况来看，其村落解构表现为居住方式与空间、人口结构、产业结构、风俗传统、村民情感联系方式、农民与土地关系六个方面。
第一，居住方式与空间的解构。城镇化造成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流入城市，致使原有村庄中心衰退凋敝；但受城市房价等因素的影响，进城务工农民很少可以在城市定居，多选择回老家新盖住房，由此，村庄内围出现衰退凋敝、外围建设出现无序蔓延。针对这些问题，W村开始中心村建设，实现农民集中居住。集中居住之前，W村365户人家分散居住在37个零散村村落。集中居住后，村民搬入中心村，节约了大片土地。W村中心村整体上分为六个区，人均住房面积23.5平方米。中心村内设有一所外国语学校、两家幼儿园、一个家具厂及一个家纺厂，药房、饭店、超市等也一应俱全；并且自来水、电力、通信、有线电视等基础设施配套齐全。集中居住之后，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商业的发展，除了固定的商店之外，每个月份按农历逢“一、三、六、八”会有逢集活动，平均十天四集。村民集中居住改善了村民的人居环境，提高了居民生活质量，也有利于政府对公共设施的投入。 第二，人口结构的解构。城镇化对农村的人口结构的解构主要体现城镇化进程中大量劳动力转移到城镇，人口转移是新型城镇化道路选择的一个基本载体。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向城镇转移，存在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传统村落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人口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矛盾得到缓解，同时劳动力输出的收入为村落经济发展提供了资金支持；另一方面，青壮年劳动力转移的直接结果是，农村大多是老人、儿童、妇女这三类留守人口，农村出现空心化。青壮年劳动力转移到城镇导致了农村劳动力空心化、留守人员素质下降等人口结构问题。W村集中居住后，村子里“走出去”的人有所减少，同时“走进来”的人有所增加，有外村人口来到W村生活。但整体来看，W村仍面临着城镇化进程中所出现的人口老龄化、低龄化、文化层次低级化等问题，在走访过程中，不难发现村上大多数青壮年都在外打工谋生，村民表示在村里就业发展的机会较少。
第三，产业结构的解构。城镇化对农村产业结构的解构主要体现为对传统农耕经济的解构。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小农经济受到城镇化强烈冲击，大量的农村青壮年以进城务工为生，导致农业沦为副业，农业产值占据家庭总收入的比例较小。目前，W村平均每户依靠农耕的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20%～30%，较之过去大幅下降。城镇化还带动了农村商业的发展，就W村而言，和过去分散居住最大的不同便是商业的发展，过去农民买东西要去较远的集镇，很不方便。但随着城镇化的发展，集中居住后的W村由于人员较集中，带动商业发展，不仅村里有超市等大大小小的店铺，每逢固定的日子还有市集，大大改善了村民的生活，同时也为村民提供了新的创收契机。
第四，风俗传统的解构。在城镇化不断推进的背景下，处于劣势的农村文明不断被先进的城市文明吸收、重塑，传统村落文化和农业文明逐渐被改变。商品经济的发展，传统村落的风俗中融入城市中的风俗风尚。W村城镇化进程中婚丧风俗的改变就体现了这点，过去结婚请客吃饭一般至少两天，而现在一般一天就结束了，但对于婚车、婚宴等要求高；过去办丧事只有“吹”，而现在一般是既“吹”又“唱”，过去办丧事气氛比较悲痛，而现在丧事甚至要办出一种轻松的氛围。总体而言，农村许多传统习俗简化了，但却更加注重场面、排场。
第五，村民情感维系方式的解构。集中居住前，37个村落零散居住，零散村落中大多是同一氏族。集中居住后采取抓阄的方法分配土地，邻里大都是由陌生到熟悉的新邻居。以血缘关系为主的联系有所弱化，在W村的实地调查中，受访对象都表示对于集中居住后的新型邻里关系可以很好的适应，邻里之间关系和睦。较之以前，集中居住后邻居因为土地使用而产生小纠纷的情况不再存在；同时，集中居住之后，空间距离缩短、通讯更加便捷，更加有利于村民情感维系。村民之间的情感联系基本得到稳定维系，过去依赖于血缘、地缘的联系减弱。城镇化进程中交通改善、商品经济发展，村民间的交往并不局限于血缘联系或地域联系。受访村民大都表示，现在农村相互交往是有来有往，家家有自己相互来往的人，并不一定是亲戚或者同村。这种情感联系的方式也体现了城镇化对于传统村落村民情感维系方式的解构。
第六，农民与土地关系的解构。土地是农民进行生产生活的基本保障和来源，而农村城镇化的进行必然伴随着农村土地利用方式的改变。由于城镇化过程中土地的征用，W村村民耕地面积减小。同时，由于村落外部的拉力，村民们更倾向于到外地求职。依靠土地的农业产值占据家庭总收入的比例减小。过去，村民习惯于在住家附近的土地种植蔬菜、饲养家禽，而随着城镇化发展，村民入住中心村，土地划分界限清晰，农民不能再随意使用住房周围土地。这一方面大大节省了土地面积，使以前被分割的土地规划成片；另一方面，农民对于失地并不能够很好适应，这一点尤其表现在年纪较大的村民身上。这部分村民对于土地的感情很深，脱离了土地使他们在情感上缺乏归属感。
村落解构带来的问题
村落解构为传统村落发展产生积极影响的同时，也伴随着新问题的呈现。准确把握城镇化进程中村落解构出现的问题，有利于依据现实条件制定解决对策，确定建设方向，保障村落的长远发展。从W村传统村落解构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其面临着环境、交通、发展动力、村民教育等方面的问题。
第一，环境问题。伴随传统村落居住方式的解构，W村集中居住规模扩大，日常生活垃圾增多，排污排废成为较突出的问题。原本的下水管道铺设标准和规模不能满足目前村庄的正常排污功能需求，无法每户安装抽水马桶。下水道系统改善及污水处理设施建设缺少经费，污水直接排入河流造成污染，影响了村容村貌。一遇到阴雨天气，还会出现积水积污问题，村庄排污困难成为较为头疼的一件事。
第二，交通问题。伴随W村空间结构的解构，集中居住后道路条件有了明显改善。但仍然不能满足W村的发展需要，交通路况成为制约村庄发展的瓶颈，也成为村庄招商引资的障碍。目前W村南北走向的主干道为乡里出资铺设，各家各户门前水泥道路都是由村民集资自己铺设，个别尴尬地带仍为灰泥地。交通不便阻碍了W村引入工业企业，导致一系列连锁反应。工业企业的缺乏，不能有效带动就业，劳动力外流成为一大问题；同时，工业难以发展，W村就缺少有效的资金来源，不利于村里相关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
第三，发展动力问题。伴随着产业结构的解构，传统村落在应对城镇化的同时面临着更大的机遇和挑战。虽然集中居住后W村商业获得明显发展，但产业多元化发展仍存在一定问题。村里能够带动就业的工业只有一个家纺厂与一个家具厂，其中家具厂规模非常小，难以有效带动就业。同时，道路不通畅，招商引资存在困难。在实地调查过程中发现，村民及村干部都已意识到发展动力问题，急切希望能够找到创业点，带动更多村民就业。另外，W村的一大特色高效农业也遇到瓶颈，三百多亩的大棚蔬菜面临选择品种难、销路难的问题。农产品的商品化率可以一定程度上反映农产品的市场化和流通情况。该比率越高代表农产品流通程度越高，因此城乡差距缩小，城镇化得到发展。相反，农产品的商品化率过低则阻碍城乡差距的缩小。目前，W村的农产品商品化率仍需提高。
【关键词】城镇化 传统村落 解构 问题
【中图分类号】C911 【文献标识码】A
问题的提出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提出，使得城镇化背景下农村传统村落发展问题再次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纵观21世纪前十多年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结构变动的特点，以城市化、工业化为特征的现代化进程是社会发展的主导，而中国城市化构成了我国农村变化的强大背景。中国到1978年城市化率只有28%，但改革开放之后的三十多年间获得了大幅提升，特别是迈入21世纪，中国的城镇化呈现快速发展趋势。据统计，截至2014年末中国城镇化率已达到54.77%①。快速的城镇化打破了中国农村传统村落原有的平衡，撬动了传统农村的社会结构，改变了乡村社会的命运，呈现出对传统村落各个层面的解构。正如费孝通所说，“都市的兴起和乡村衰落在近百年来像是一件事的两面”②，城镇化带来的社会转型对传统村落造成了难以忽视的冲击及影响。如何认识城镇化对传统村落的影响与解构，对加强新农村建设和新型城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城镇化条件下传统村落的命运问题，法国社会学家孟德拉斯曾提出过“农民的终结”，他认为“农民的终结”有两种实现方式：一是农业人口的减少，二是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二者是互为条件的，但他指的是“小农的终结”，而非“农业或乡村生活的终结③。近些年，我国学者也从多个角度开始研究村落及其命运问题，如折晓叶通过对一个农村社区的深入研究，描述了由外来力量和村庄内在经济社会结构的相互作用所推进的乡村变迁④；于建嵘剖析了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发展的过程和特征，对乡村社会的权力结构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与探讨⑤；李培林通过对广州羊城的分析，指出村落终结最终离不开产权的重新界定以及社会关系网络的重组⑥；贺雪峰认为宗族对于传统村落的存在有着重要意义，宗族组织越健全，村民具有更高的行动单位，更有利于维护自身利益，有利于维持村落运行与存在⑦。李强讨论了传统村落应对城镇化解构的动力机制问题，认为自上而下仍是主导力量⑧。王正中围绕苏北W村农民集中居住方式，揭示了传统村落在应对城镇化过程中的自我解构和建构能力，强调应激发农村社区发展的内源动力⑨。
综合来看，目前有关城镇化对传统村落解构过程的研究，多侧重一种横断面或共时性的比较，缺乏对纵深面或历时性过程的解释力。本文选择W村作为考察对象，采用案例分析手法，探索城镇化加速背景下传统村落历时性的纵向解构过程及后果，总结其经验与教训，对同类传统村落的发展提出启示性建议。
城镇化进程中W村村落的解构
传统村落作为一种社会治理单元，其内部具有紧密的联系，可以通过自身的循环系统满足其需要。但处在快速现代化背景下的村落，其内部联系被逐渐削弱，依靠自身循环系统解决问题的能力趋向弱化。由此，传统村落不断被解构，但同时，传统村落的解构也是传统村落对城镇化的一个适应与自我改变的过程。
根据W村的实际调查结果，可以将W村的解构大致归纳为以下阶段：第一阶段，在快速城镇化的冲击下，来自外部的人口拉力致使W村的大量劳动力外流，集中居住前的W村，村落疏离、人口流失严重，基于经济活动和财产权利网络的经济边界在外力冲击下被打破，大量人口依靠外出打工为生，这一阶段大约为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第二阶段，从1996年到2003年。在分散居住村庄呈现凋零的趋势下，W村采用集中居住的方式，逐渐将零散的37个村落全部集中到同一集中区域居住，原有的血缘、地缘关系被打破，这是典型的社会边界的解构。同时，在这一过程中伴随着征地、土地流转等问题，则反映了其自然边界的解构。第三阶段，自2004年以来，37个零散统村落解体，W村中心村产生，新的文化边界与权利边界形成，原有的文化边界、权利边界逐渐解体。并且，集中居住后的W村中心村开始招商引资，发展第二、三产业，这是经济边界的进一步解构。
在W村的建设与发展过程中，传统村落的解构过程可以概括为外在解构和内在解构两个阶段。例如，由于城镇化背景下土地属权发生改变，自然边界被打破；基于血缘、地缘的社会边界也随之被解构，这属于率先发生的外在解构。而基于共同价值体系为基础的文化边界，与基于权力自治或国家权力下乡管理体系的权利边界，这两者的解构往往都发生在村落解构的后期，都属于内在、深入的解构。W村的解构过程是一种由外而内，由浅到深的过程，其中经济解构贯穿W村的整个解构过程。城镇化进程中传统村落出现解构，这种解构不仅体现在宏观方面，例如空间结构的解构；同时，也包括经济结构、文化传统等方面的解构。从W村情况来看，其村落解构表现为居住方式与空间、人口结构、产业结构、风俗传统、村民情感联系方式、农民与土地关系六个方面。
第一，居住方式与空间的解构。城镇化造成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流入城市，致使原有村庄中心衰退凋敝；但受城市房价等因素的影响，进城务工农民很少可以在城市定居，多选择回老家新盖住房，由此，村庄内围出现衰退凋敝、外围建设出现无序蔓延。针对这些问题，W村开始中心村建设，实现农民集中居住。集中居住之前，W村365户人家分散居住在37个零散村村落。集中居住后，村民搬入中心村，节约了大片土地。W村中心村整体上分为六个区，人均住房面积23.5平方米。中心村内设有一所外国语学校、两家幼儿园、一个家具厂及一个家纺厂，药房、饭店、超市等也一应俱全；并且自来水、电力、通信、有线电视等基础设施配套齐全。集中居住之后，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商业的发展，除了固定的商店之外，每个月份按农历逢“一、三、六、八”会有逢集活动，平均十天四集。村民集中居住改善了村民的人居环境，提高了居民生活质量，也有利于政府对公共设施的投入。 第二，人口结构的解构。城镇化对农村的人口结构的解构主要体现城镇化进程中大量劳动力转移到城镇，人口转移是新型城镇化道路选择的一个基本载体。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向城镇转移，存在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传统村落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人口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矛盾得到缓解，同时劳动力输出的收入为村落经济发展提供了资金支持；另一方面，青壮年劳动力转移的直接结果是，农村大多是老人、儿童、妇女这三类留守人口，农村出现空心化。青壮年劳动力转移到城镇导致了农村劳动力空心化、留守人员素质下降等人口结构问题。W村集中居住后，村子里“走出去”的人有所减少，同时“走进来”的人有所增加，有外村人口来到W村生活。但整体来看，W村仍面临着城镇化进程中所出现的人口老龄化、低龄化、文化层次低级化等问题，在走访过程中，不难发现村上大多数青壮年都在外打工谋生，村民表示在村里就业发展的机会较少。
第三，产业结构的解构。城镇化对农村产业结构的解构主要体现为对传统农耕经济的解构。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小农经济受到城镇化强烈冲击，大量的农村青壮年以进城务工为生，导致农业沦为副业，农业产值占据家庭总收入的比例较小。目前，W村平均每户依靠农耕的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20%～30%，较之过去大幅下降。城镇化还带动了农村商业的发展，就W村而言，和过去分散居住最大的不同便是商业的发展，过去农民买东西要去较远的集镇，很不方便。但随着城镇化的发展，集中居住后的W村由于人员较集中，带动商业发展，不仅村里有超市等大大小小的店铺，每逢固定的日子还有市集，大大改善了村民的生活，同时也为村民提供了新的创收契机。
第四，风俗传统的解构。在城镇化不断推进的背景下，处于劣势的农村文明不断被先进的城市文明吸收、重塑，传统村落文化和农业文明逐渐被改变。商品经济的发展，传统村落的风俗中融入城市中的风俗风尚。W村城镇化进程中婚丧风俗的改变就体现了这点，过去结婚请客吃饭一般至少两天，而现在一般一天就结束了，但对于婚车、婚宴等要求高；过去办丧事只有“吹”，而现在一般是既“吹”又“唱”，过去办丧事气氛比较悲痛，而现在丧事甚至要办出一种轻松的氛围。总体而言，农村许多传统习俗简化了，但却更加注重场面、排场。
第五，村民情感维系方式的解构。集中居住前，37个村落零散居住，零散村落中大多是同一氏族。集中居住后采取抓阄的方法分配土地，邻里大都是由陌生到熟悉的新邻居。以血缘关系为主的联系有所弱化，在W村的实地调查中，受访对象都表示对于集中居住后的新型邻里关系可以很好的适应，邻里之间关系和睦。较之以前，集中居住后邻居因为土地使用而产生小纠纷的情况不再存在；同时，集中居住之后，空间距离缩短、通讯更加便捷，更加有利于村民情感维系。村民之间的情感联系基本得到稳定维系，过去依赖于血缘、地缘的联系减弱。城镇化进程中交通改善、商品经济发展，村民间的交往并不局限于血缘联系或地域联系。受访村民大都表示，现在农村相互交往是有来有往，家家有自己相互来往的人，并不一定是亲戚或者同村。这种情感联系的方式也体现了城镇化对于传统村落村民情感维系方式的解构。
第六，农民与土地关系的解构。土地是农民进行生产生活的基本保障和来源，而农村城镇化的进行必然伴随着农村土地利用方式的改变。由于城镇化过程中土地的征用，W村村民耕地面积减小。同时，由于村落外部的拉力，村民们更倾向于到外地求职。依靠土地的农业产值占据家庭总收入的比例减小。过去，村民习惯于在住家附近的土地种植蔬菜、饲养家禽，而随着城镇化发展，村民入住中心村，土地划分界限清晰，农民不能再随意使用住房周围土地。这一方面大大节省了土地面积，使以前被分割的土地规划成片；另一方面，农民对于失地并不能够很好适应，这一点尤其表现在年纪较大的村民身上。这部分村民对于土地的感情很深，脱离了土地使他们在情感上缺乏归属感。
村落解构带来的问题
村落解构为传统村落发展产生积极影响的同时，也伴随着新问题的呈现。准确把握城镇化进程中村落解构出现的问题，有利于依据现实条件制定解决对策，确定建设方向，保障村落的长远发展。从W村传统村落解构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其面临着环境、交通、发展动力、村民教育等方面的问题。
第一，环境问题。伴随传统村落居住方式的解构，W村集中居住规模扩大，日常生活垃圾增多，排污排废成为较突出的问题。原本的下水管道铺设标准和规模不能满足目前村庄的正常排污功能需求，无法每户安装抽水马桶。下水道系统改善及污水处理设施建设缺少经费，污水直接排入河流造成污染，影响了村容村貌。一遇到阴雨天气，还会出现积水积污问题，村庄排污困难成为较为头疼的一件事。
第二，交通问题。伴随W村空间结构的解构，集中居住后道路条件有了明显改善。但仍然不能满足W村的发展需要，交通路况成为制约村庄发展的瓶颈，也成为村庄招商引资的障碍。目前W村南北走向的主干道为乡里出资铺设，各家各户门前水泥道路都是由村民集资自己铺设，个别尴尬地带仍为灰泥地。交通不便阻碍了W村引入工业企业，导致一系列连锁反应。工业企业的缺乏，不能有效带动就业，劳动力外流成为一大问题；同时，工业难以发展，W村就缺少有效的资金来源，不利于村里相关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
第三，发展动力问题。伴随着产业结构的解构，传统村落在应对城镇化的同时面临着更大的机遇和挑战。虽然集中居住后W村商业获得明显发展，但产业多元化发展仍存在一定问题。村里能够带动就业的工业只有一个家纺厂与一个家具厂，其中家具厂规模非常小，难以有效带动就业。同时，道路不通畅，招商引资存在困难。在实地调查过程中发现，村民及村干部都已意识到发展动力问题，急切希望能够找到创业点，带动更多村民就业。另外，W村的一大特色高效农业也遇到瓶颈，三百多亩的大棚蔬菜面临选择品种难、销路难的问题。农产品的商品化率可以一定程度上反映农产品的市场化和流通情况。该比率越高代表农产品流通程度越高，因此城乡差距缩小，城镇化得到发展。相反，农产品的商品化率过低则阻碍城乡差距的缩小。目前，W村的农产品商品化率仍需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