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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抗战期间，张家口各根据地遵从晋察冀边区教育方针与政策，努力构建教育行政领导机构，大力恢复、创建、推展初等教育，以期普及国民教育和抵制奴化教育，通过艰苦办学和灵活教学，激发了根据地儿童的爱国热情，培养和孕育出一支抗战教师队伍和一批革命干部，其价值具有极强的历史意义，经验富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抗战时期 张家口 初等教育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1938年1月～1948年9月，以下简称边区）带领根据地人民一边坚持抗战，一边艰苦办教，与日伪奴化教育相抗争。作为晋察冀边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张家口地区建立了平（北平）北、平西、察（察哈尔）南、察北等抗日根据地，在坚决执行边区对新民主主义教育总要求的同时，又从实际出发，大力推进干部教育、社会教育以及初等教育（含初级、高级小学教育）。其中，初等教育以期普及国民教育和抵制奴化教育，且颇富成效，故对此略作研讨。
抗战期间初等教育的创建和推展
抗战期间，张家口各根据地介于边区与日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的边缘区和游击区，主要分散在察南、察东，包括蔚县、涿鹿县、宣化县、怀来县、赤城县、龙关县、延庆县、崇礼县等各地山区。在边缘区，敌我势力此消彼长，抗战教育极具游移性和艰苦性，教育基础十分薄弱，故在各根据地的抗战普通教育中，中学、大学教育无条件亦无力举办，而初等教育则极力保持常态化，得以创建和开展。
建立教育行政机构。为了加强对教育工作的领导，旋即构建教育行政机构，在系统内形成四级管理体制，包括边委会（全称为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教育处；行署教育处或教育厅（后改为文教处、民教处，另行署下设专署，在专署设有教育科，是行署向专署的派出机构，沟通上下级的桥梁）；县教育科（县下设区，在区设有教育助理员，是县向区的派出机构和人员）；村教育委员会。随之，张家口各根据地亦建立了相应的教育行政机构，如“平西、平北的督察专员公署和各县政府均设立了教育科，区配备了教育助理员，村委会设立教育委员”①，由县教育科员、区教育助理员、村教育委员直接负责各级抗日政权中的普通教育。同时，积极联合当地教育人士，不断充实和完善教育行政机构，如在1941年龙（关）崇（礼）赤（城）联合县创建过程中，区委书记郎宝信拜访了当地有名望的绅士赤城县马营乡石庄沟任敬贤，后通过他出面联络界墙徐立柱（曾任赤城县龙门所完小校长），进而说服界墙徐迈迁（又名徐之良，曾任伪宣化县教育科科员）任联合县教育科长、动员徐镇洲（曾任伪大乡助理）任联合县教育科科员。②
恢复和推广初等教育。日本全面侵华后，国民政府败撤，所失各地出现无政府状态，学校纷纷关闭，儿童、青年流离失所，国民教育瘫痪。1938 年，鉴于根据地所在小学已遭日伪严重破坏，边委会发布“努力安定社会秩序，坚定群众的认识外，对于各县、镇、乡、村恢复各级小学校”③的指示。遵从该指示，张家口各根据地开始努力恢复和开办两级小学校，而且，为了适应抗战形势的需要，一方面将小学校形式推向多样化发展；另一方面则多方采取措施普及小学教育与抗战教育。至抗战胜利前夕，各根据地小学校数量已然可观，如1944年，龙关县、赤城县根据地小学校已建有50余处；④1945年，蔚县根据地小学校发展至70余处。⑤
改造和培训师资队伍。为响应边区政府“面向游击区，开展游击的教育工作”的号召，张家口各根据地多方举措，积极建设一支强有力的抗日教师队伍。对抗日小学校的教师重在培训和提高，如：为了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平西、平北的督察专员公署和各县政府在“根据地内统一编印了教学大纲，有计划地培训了一大批教师”⑥；为了加强教师的思想工作，各根据地也都分期分批组织小学教师进行集中轮训，如1944年冬，龙赤联合县政府“在上轿子村开办了60多名教师参加的训练班，整顿了教师队伍，提高了政治思想水平”⑦。对敌伪小学校的教师主要采取：“争取、掌握、团结、教育的方针，启发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思想，鼓励他们办‘抗日两面’小学，……尽量做到向敌领薪，为抗日教学”；对私塾的教师则主要采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态度，争取他们与抗日小学合并，或者动员塾师扩大招生面，使用抗日课本，逐步改变私塾形式，办成具有抗日性质的私塾。”⑧
抗战期间初等教育的运行
遵循边区教育方针。针对抗战期间的教育，1937年7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公布《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要实行抗日的教育政策。为了贯彻“教育为战争服务”的方针和新民主主义教育总方针，1940年6月16日，边区在《文化教育决议案》中规定：“以民族的、民主的、大众的、科学的精神，教育边区人民，以粉碎敌伪的奴化教育政策，及一切落后的、迷信的、复古的与买办性的反动教育，树立全国新教育的模范。”⑨1941年4月，边委会颁布《边区小学校暂行办法》，确立小学教育的方针，即发扬儿童国家民族意识与优良品质，培养儿童普通的科学知能，启发儿童对社会发展的初步认识，培养儿童对劳动生产之正确认识与习惯，养成儿童优良生活习惯，促进儿童身心发育健康。⑩为了全面贯彻边区的小学教育方针，张家口各根据地的初等教育除了教授小学生文化知识、改进旧的教育内容外，紧紧围绕着抗战救国这一中心，以提高儿童的民族自信心与抗战必胜的信念为主要任务，如：蔚县南山抗日根据地小学校以“坚持抗日，增加知识，能文能武”为教育宗旨；涿鹿县谢家堡抗日根据地小学校以贯彻“教育为政治服务”、宣化县东部、东北部和南部边远山区抗日根据地小学校以遵行“教育为政治服务，结合实际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为教育方针等等。
贯彻边区教育政策。边区小学教育始终强调与政治宣传、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如1943年，边委会、北岳区群众团体和北岳区中国童子军理事会为迎接“儿童节”发出指示，开展“三大”号召和“五不”运动。“三大”号召即：积极入校学习；努力帮助家庭生产；按时出操上课。“五不”运动即：一不上鬼子校，不念鬼子书；二不听鬼子话，不参加鬼子会；三不吃鬼子糖，不要鬼子东西；四不见鬼子面，不告诉鬼子一句话；五不受鬼子骗，不参加鬼子少年团。张家口各根据地将政治宣传、生产劳动列入初等教育计划之中，并为此所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一是坚持“教育与劳动相联系，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或“教育为生产服务，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的教育原则，如：蔚县人民高级小学校学生“在艰苦的环境里学文化、学政治，边学习、边劳动”；涿鹿县宝峰寺高级小学校“课余时间，学生打柴割草，开荒种地，因陋就简地开展勤工俭学活动”等；二是确保学龄儿童入学，或由各级政府与群众团体协同发起动员工作竞赛，对儿童父母进行政治宣传，形成儿童入学热潮，或在必要时由政府强制入学；三是狠抓小学生的政治教育，一般而言，其内容占教学总比重的10～20%；四是组织小学生积极参与抗战、参与根据地建设、参与教育活动，并深入农村和基层群众当中开展政治动员工作。如：宣化县根据地小学校结合当时斗争形势，“对学生进行爱祖国（反侵略，不当亡国奴）、爱劳动（反对不劳而获）教育”，并“组织儿童参加抗日和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宣传，参加斗地主分田地等一系列社会活动”；怀来县根据地小学校为适应复杂多变的斗争环境，除教《国语》等文化课外，还“组织师生参加抗日活动，如站岗放哨、查路条、转送信件、宣传抗日、协助军民除奸等”；龙关县、赤城县根据地小学校“组织儿童站岗、放哨、送信，侍护伤兵员，拥军优属等，到处教唱抗日革命歌曲，排演小型剧目，打霸王鞭等”。 艰苦办学，灵活教学。张家口各根据地开展初等教育艰苦异常，既要面对边缘区敌我斗争的严峻形势，又要面对农村基础教育薄弱、教师资源短缺的困难窘境，因此，在根据地农村难以实施正轨化的初等教育，只能依据农村现有的基础和条件，因陋就简开展战时教育。如学校的置设，1941年1月，边委会作出《关于普及国民教育的指示》，规定“应根据一村一小学、一区一高小的原则，普设学校”，但张家口各根据地只能尽其可能确保大村单设、小村联办，至于高级小学校更是屈指可数，甚至无力开设。各小学校学生入学年龄、修业年限，以及课程设置均不作严格要求；如教材的使用，张家口各根据地最初只能是教师自选教材，以识字为主，并结合进行抗日爱国教育，直至1939年以后，才陆续使用边委会编写的正式课本；如教师的待遇，边区规定教职员实行供给制，工资每年60～120元（边区币）或小米每日1.4斤，而张家口各根据地小学教师待遇要低许多，蔚县根据地小学教师“每人每月发给边币3元作为生活补贴，条件较好的地区每月发给教师小米或莜麦面18～20公斤”，但遇战事吃紧，教师较长时间“吃不到盐，吃不到菜，没有衣服换，没有被子盖，是常有的事” ；如学校的设施，大都“校舍极其简陋，占用两间土房，课桌甩木板搭成，学生坐在石头或草墩上学习。没有纸和笔，就用石灰或木炭、瓦片或石板代替”。即便条件如此艰苦，各根据地教学形式却很灵活，如游击教学，即“敌人骚扰时，师生转入山洞、密林中坚持教学”；如两面教学，即“学生准备两套课本，一是日伪政府的‘蒙疆课本’，一是边区政府油印的抗日识字教材，以此应付复杂多变的斗争环境”。此外，还创造了“流动教学”、“分散教学”、“巡回教学”等不同的教学形式，不论何种教学形式，均追求学以致用、讲求实效。
抗战期间初等教育的引思
张家口各根据地克服重重困难，始终将初等教育作为根据地一项重要工作来抓，虽然因辖区时变，隶属不定，资料缺失，致使成果难以确切统计，但有三点须值得肯定：一是学校数、学生数、入学率不断增加应为不争的史实。随着抗战形势的好转以及张家口各根据地通过开展生产运动、变学校经费由群众摊派为乡村负担、提倡学校民办公助等形式和方法，减轻了学生的家庭经济负担，提高了群众送子女上学的积极性，如1937年冬，蔚县根据地上陈庄开办私塾，招收男生共计18人，至1945年初，改造为抗日小学后，男女兼收，“全村适龄儿童一百一十七名，入学儿童竟达一百一十四人”；二是激发起小学生的爱国热情，并培养出一批有志于教育工作、艰苦朴素、坚持抗战的教师队伍，成为晋察冀边区初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亦为晋察冀边区抗战精神乃至中华民族抗战精神的有机组成部分。如1942年秋，蔚县大南山根据地遭到日伪千余人“扫荡”，南卧羊合抗日高级小学校师生40余人随县政府转至深山与敌周旋，“环境十分艰苦，几十天吃不到小米，有时因怕目标暴露，终日不冒炊烟”。待反“扫荡”胜利后，校长李俚欣闻赋诗一首，尽显根据地师生的昂扬斗志和乐观情绪，诗云：“夜歌深山未成眠，中秋月下喜讯传。忽报敌军北遁去，胜利捷报飞南山。敌寇气焰昙花现，革命力量大无边。艰苦炼成钢铁志，红旗越飘越鲜艳”；三是孕育出一批革命干部。抗战时期，因边区急缺各级各类干部，高级小学承担了一部分培养干部的任务，虽然张家口各抗日根据地高级小学数量极少，如蔚县有“人民高级小学校”，涿鹿县有“宝峰寺高级小学校”，但大部分学生毕业后，在抗日救国感召下，奔赴各根据地的党政军等部门任职，成为抗日骨干、模范干部或模范教师等。
张家口各抗日根据地初等教育的发展及其所取得的办学经验，除具有极强的历史意义以外，还富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一方面，抗战时期初等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的方法值得肯定和借鉴。教育与生产相结合是革命根据地教育的鲜明特色，是满足战争特殊需要、教育经费短缺和农村生计的产物，虽然张家口各抗日根据地中有些小学校在贯彻教育与生产相结合方针时出现过分强调让学生参加生产劳动，影响了正常教学进度的情况，但通过各教学科目的教学和参加劳动实践的亲身体会，以期培养小学生热爱劳动的思想，与当今小学教育中理论和实践结合、课堂教学和实际劳动结合，并最终促使小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理念并无抵牾之处。
另一方面，张家口各根据地师生不怕困难、艰苦奋斗的精神，值得学习。如：为了节约经费，各根据地在统一教材后，将学过的课本传给下一届学生，有时由老师翻抄或高年级自抄课本，既节约资源，又培养了学生的节约意识；又如：师生在边远山区办学，虽由当时战争环境使然，但师生执着信念与社会、自然环境相抗争的做法和精神仍需发扬。
总之，在抗日战争时期，张家口各根据地执行边区教育方针、政策以及普及小学教育的做法，不仅为老解放区教育史谱写了光辉的篇章，也为解放战争时期及其以后张家口初等教育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和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作者分别为河北北方学院副教授，河北北方学院教授；本文系河北北方学院2014年重大科研项目资助成果）
【注释】
①中共张家口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张家口地方史》（第一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第228～229页。
②张清亮：《清水河风雷》，张出准字（内）第97015号，第23页。
③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抗战中的中国文化教育》，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206页。
④⑥河北省赤城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赤城县志》，北京：改革出版社，1992年，第465页，457页，第459页。
⑤蔚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蔚县志》，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1995年，第593页，第588页，第594页，第613页，第594页，第594页。
⑦中共赤城县委党史征编委员会办公室：《中国共产党赤城县历史》，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第101页。
⑧河北省晋察冀边区教育史编委会：《晋察冀边区教育资料选编》（续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510页，第2页，第508页，第510～511页，第509～510页。
⑩王谦：《晋察冀边区教育资料选编》（干部教育方针分册上），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132页。
“边委会颁布边区小学校暂行办法”，《边区教育》，1941年第4期，第6页，第11页。
涿鹿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涿鹿县志》，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85页，第485页，第513页。
宣化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宣化县志》，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791页，第791页，第791页。
中共张家口市委党史研究室，张家口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张家口文史资料》（察哈尔纪事特辑），第23辑，1993年，第199页。
《抗战时期初小适用国语课本》（第二册），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印行，1940年，第13页。
怀来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怀来县志》，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年，第713页，第714页。
责编/韩露（实习）
【关键词】抗战时期 张家口 初等教育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1938年1月～1948年9月，以下简称边区）带领根据地人民一边坚持抗战，一边艰苦办教，与日伪奴化教育相抗争。作为晋察冀边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张家口地区建立了平（北平）北、平西、察（察哈尔）南、察北等抗日根据地，在坚决执行边区对新民主主义教育总要求的同时，又从实际出发，大力推进干部教育、社会教育以及初等教育（含初级、高级小学教育）。其中，初等教育以期普及国民教育和抵制奴化教育，且颇富成效，故对此略作研讨。
抗战期间初等教育的创建和推展
抗战期间，张家口各根据地介于边区与日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的边缘区和游击区，主要分散在察南、察东，包括蔚县、涿鹿县、宣化县、怀来县、赤城县、龙关县、延庆县、崇礼县等各地山区。在边缘区，敌我势力此消彼长，抗战教育极具游移性和艰苦性，教育基础十分薄弱，故在各根据地的抗战普通教育中，中学、大学教育无条件亦无力举办，而初等教育则极力保持常态化，得以创建和开展。
建立教育行政机构。为了加强对教育工作的领导，旋即构建教育行政机构，在系统内形成四级管理体制，包括边委会（全称为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教育处；行署教育处或教育厅（后改为文教处、民教处，另行署下设专署，在专署设有教育科，是行署向专署的派出机构，沟通上下级的桥梁）；县教育科（县下设区，在区设有教育助理员，是县向区的派出机构和人员）；村教育委员会。随之，张家口各根据地亦建立了相应的教育行政机构，如“平西、平北的督察专员公署和各县政府均设立了教育科，区配备了教育助理员，村委会设立教育委员”①，由县教育科员、区教育助理员、村教育委员直接负责各级抗日政权中的普通教育。同时，积极联合当地教育人士，不断充实和完善教育行政机构，如在1941年龙（关）崇（礼）赤（城）联合县创建过程中，区委书记郎宝信拜访了当地有名望的绅士赤城县马营乡石庄沟任敬贤，后通过他出面联络界墙徐立柱（曾任赤城县龙门所完小校长），进而说服界墙徐迈迁（又名徐之良，曾任伪宣化县教育科科员）任联合县教育科长、动员徐镇洲（曾任伪大乡助理）任联合县教育科科员。②
恢复和推广初等教育。日本全面侵华后，国民政府败撤，所失各地出现无政府状态，学校纷纷关闭，儿童、青年流离失所，国民教育瘫痪。1938 年，鉴于根据地所在小学已遭日伪严重破坏，边委会发布“努力安定社会秩序，坚定群众的认识外，对于各县、镇、乡、村恢复各级小学校”③的指示。遵从该指示，张家口各根据地开始努力恢复和开办两级小学校，而且，为了适应抗战形势的需要，一方面将小学校形式推向多样化发展；另一方面则多方采取措施普及小学教育与抗战教育。至抗战胜利前夕，各根据地小学校数量已然可观，如1944年，龙关县、赤城县根据地小学校已建有50余处；④1945年，蔚县根据地小学校发展至70余处。⑤
改造和培训师资队伍。为响应边区政府“面向游击区，开展游击的教育工作”的号召，张家口各根据地多方举措，积极建设一支强有力的抗日教师队伍。对抗日小学校的教师重在培训和提高，如：为了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平西、平北的督察专员公署和各县政府在“根据地内统一编印了教学大纲，有计划地培训了一大批教师”⑥；为了加强教师的思想工作，各根据地也都分期分批组织小学教师进行集中轮训，如1944年冬，龙赤联合县政府“在上轿子村开办了60多名教师参加的训练班，整顿了教师队伍，提高了政治思想水平”⑦。对敌伪小学校的教师主要采取：“争取、掌握、团结、教育的方针，启发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思想，鼓励他们办‘抗日两面’小学，……尽量做到向敌领薪，为抗日教学”；对私塾的教师则主要采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态度，争取他们与抗日小学合并，或者动员塾师扩大招生面，使用抗日课本，逐步改变私塾形式，办成具有抗日性质的私塾。”⑧
抗战期间初等教育的运行
遵循边区教育方针。针对抗战期间的教育，1937年7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公布《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要实行抗日的教育政策。为了贯彻“教育为战争服务”的方针和新民主主义教育总方针，1940年6月16日，边区在《文化教育决议案》中规定：“以民族的、民主的、大众的、科学的精神，教育边区人民，以粉碎敌伪的奴化教育政策，及一切落后的、迷信的、复古的与买办性的反动教育，树立全国新教育的模范。”⑨1941年4月，边委会颁布《边区小学校暂行办法》，确立小学教育的方针，即发扬儿童国家民族意识与优良品质，培养儿童普通的科学知能，启发儿童对社会发展的初步认识，培养儿童对劳动生产之正确认识与习惯，养成儿童优良生活习惯，促进儿童身心发育健康。⑩为了全面贯彻边区的小学教育方针，张家口各根据地的初等教育除了教授小学生文化知识、改进旧的教育内容外，紧紧围绕着抗战救国这一中心，以提高儿童的民族自信心与抗战必胜的信念为主要任务，如：蔚县南山抗日根据地小学校以“坚持抗日，增加知识，能文能武”为教育宗旨；涿鹿县谢家堡抗日根据地小学校以贯彻“教育为政治服务”、宣化县东部、东北部和南部边远山区抗日根据地小学校以遵行“教育为政治服务，结合实际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为教育方针等等。
贯彻边区教育政策。边区小学教育始终强调与政治宣传、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如1943年，边委会、北岳区群众团体和北岳区中国童子军理事会为迎接“儿童节”发出指示，开展“三大”号召和“五不”运动。“三大”号召即：积极入校学习；努力帮助家庭生产；按时出操上课。“五不”运动即：一不上鬼子校，不念鬼子书；二不听鬼子话，不参加鬼子会；三不吃鬼子糖，不要鬼子东西；四不见鬼子面，不告诉鬼子一句话；五不受鬼子骗，不参加鬼子少年团。张家口各根据地将政治宣传、生产劳动列入初等教育计划之中，并为此所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一是坚持“教育与劳动相联系，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或“教育为生产服务，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的教育原则，如：蔚县人民高级小学校学生“在艰苦的环境里学文化、学政治，边学习、边劳动”；涿鹿县宝峰寺高级小学校“课余时间，学生打柴割草，开荒种地，因陋就简地开展勤工俭学活动”等；二是确保学龄儿童入学，或由各级政府与群众团体协同发起动员工作竞赛，对儿童父母进行政治宣传，形成儿童入学热潮，或在必要时由政府强制入学；三是狠抓小学生的政治教育，一般而言，其内容占教学总比重的10～20%；四是组织小学生积极参与抗战、参与根据地建设、参与教育活动，并深入农村和基层群众当中开展政治动员工作。如：宣化县根据地小学校结合当时斗争形势，“对学生进行爱祖国（反侵略，不当亡国奴）、爱劳动（反对不劳而获）教育”，并“组织儿童参加抗日和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宣传，参加斗地主分田地等一系列社会活动”；怀来县根据地小学校为适应复杂多变的斗争环境，除教《国语》等文化课外，还“组织师生参加抗日活动，如站岗放哨、查路条、转送信件、宣传抗日、协助军民除奸等”；龙关县、赤城县根据地小学校“组织儿童站岗、放哨、送信，侍护伤兵员，拥军优属等，到处教唱抗日革命歌曲，排演小型剧目，打霸王鞭等”。 艰苦办学，灵活教学。张家口各根据地开展初等教育艰苦异常，既要面对边缘区敌我斗争的严峻形势，又要面对农村基础教育薄弱、教师资源短缺的困难窘境，因此，在根据地农村难以实施正轨化的初等教育，只能依据农村现有的基础和条件，因陋就简开展战时教育。如学校的置设，1941年1月，边委会作出《关于普及国民教育的指示》，规定“应根据一村一小学、一区一高小的原则，普设学校”，但张家口各根据地只能尽其可能确保大村单设、小村联办，至于高级小学校更是屈指可数，甚至无力开设。各小学校学生入学年龄、修业年限，以及课程设置均不作严格要求；如教材的使用，张家口各根据地最初只能是教师自选教材，以识字为主，并结合进行抗日爱国教育，直至1939年以后，才陆续使用边委会编写的正式课本；如教师的待遇，边区规定教职员实行供给制，工资每年60～120元（边区币）或小米每日1.4斤，而张家口各根据地小学教师待遇要低许多，蔚县根据地小学教师“每人每月发给边币3元作为生活补贴，条件较好的地区每月发给教师小米或莜麦面18～20公斤”，但遇战事吃紧，教师较长时间“吃不到盐，吃不到菜，没有衣服换，没有被子盖，是常有的事” ；如学校的设施，大都“校舍极其简陋，占用两间土房，课桌甩木板搭成，学生坐在石头或草墩上学习。没有纸和笔，就用石灰或木炭、瓦片或石板代替”。即便条件如此艰苦，各根据地教学形式却很灵活，如游击教学，即“敌人骚扰时，师生转入山洞、密林中坚持教学”；如两面教学，即“学生准备两套课本，一是日伪政府的‘蒙疆课本’，一是边区政府油印的抗日识字教材，以此应付复杂多变的斗争环境”。此外，还创造了“流动教学”、“分散教学”、“巡回教学”等不同的教学形式，不论何种教学形式，均追求学以致用、讲求实效。
抗战期间初等教育的引思
张家口各根据地克服重重困难，始终将初等教育作为根据地一项重要工作来抓，虽然因辖区时变，隶属不定，资料缺失，致使成果难以确切统计，但有三点须值得肯定：一是学校数、学生数、入学率不断增加应为不争的史实。随着抗战形势的好转以及张家口各根据地通过开展生产运动、变学校经费由群众摊派为乡村负担、提倡学校民办公助等形式和方法，减轻了学生的家庭经济负担，提高了群众送子女上学的积极性，如1937年冬，蔚县根据地上陈庄开办私塾，招收男生共计18人，至1945年初，改造为抗日小学后，男女兼收，“全村适龄儿童一百一十七名，入学儿童竟达一百一十四人”；二是激发起小学生的爱国热情，并培养出一批有志于教育工作、艰苦朴素、坚持抗战的教师队伍，成为晋察冀边区初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亦为晋察冀边区抗战精神乃至中华民族抗战精神的有机组成部分。如1942年秋，蔚县大南山根据地遭到日伪千余人“扫荡”，南卧羊合抗日高级小学校师生40余人随县政府转至深山与敌周旋，“环境十分艰苦，几十天吃不到小米，有时因怕目标暴露，终日不冒炊烟”。待反“扫荡”胜利后，校长李俚欣闻赋诗一首，尽显根据地师生的昂扬斗志和乐观情绪，诗云：“夜歌深山未成眠，中秋月下喜讯传。忽报敌军北遁去，胜利捷报飞南山。敌寇气焰昙花现，革命力量大无边。艰苦炼成钢铁志，红旗越飘越鲜艳”；三是孕育出一批革命干部。抗战时期，因边区急缺各级各类干部，高级小学承担了一部分培养干部的任务，虽然张家口各抗日根据地高级小学数量极少，如蔚县有“人民高级小学校”，涿鹿县有“宝峰寺高级小学校”，但大部分学生毕业后，在抗日救国感召下，奔赴各根据地的党政军等部门任职，成为抗日骨干、模范干部或模范教师等。
张家口各抗日根据地初等教育的发展及其所取得的办学经验，除具有极强的历史意义以外，还富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一方面，抗战时期初等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的方法值得肯定和借鉴。教育与生产相结合是革命根据地教育的鲜明特色，是满足战争特殊需要、教育经费短缺和农村生计的产物，虽然张家口各抗日根据地中有些小学校在贯彻教育与生产相结合方针时出现过分强调让学生参加生产劳动，影响了正常教学进度的情况，但通过各教学科目的教学和参加劳动实践的亲身体会，以期培养小学生热爱劳动的思想，与当今小学教育中理论和实践结合、课堂教学和实际劳动结合，并最终促使小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理念并无抵牾之处。
另一方面，张家口各根据地师生不怕困难、艰苦奋斗的精神，值得学习。如：为了节约经费，各根据地在统一教材后，将学过的课本传给下一届学生，有时由老师翻抄或高年级自抄课本，既节约资源，又培养了学生的节约意识；又如：师生在边远山区办学，虽由当时战争环境使然，但师生执着信念与社会、自然环境相抗争的做法和精神仍需发扬。
总之，在抗日战争时期，张家口各根据地执行边区教育方针、政策以及普及小学教育的做法，不仅为老解放区教育史谱写了光辉的篇章，也为解放战争时期及其以后张家口初等教育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和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作者分别为河北北方学院副教授，河北北方学院教授；本文系河北北方学院2014年重大科研项目资助成果）
【注释】
①中共张家口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张家口地方史》（第一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第228～229页。
②张清亮：《清水河风雷》，张出准字（内）第97015号，第23页。
③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抗战中的中国文化教育》，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206页。
④⑥河北省赤城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赤城县志》，北京：改革出版社，1992年，第465页，457页，第459页。
⑤蔚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蔚县志》，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1995年，第593页，第588页，第594页，第613页，第594页，第594页。
⑦中共赤城县委党史征编委员会办公室：《中国共产党赤城县历史》，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第101页。
⑧河北省晋察冀边区教育史编委会：《晋察冀边区教育资料选编》（续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510页，第2页，第508页，第510～511页，第509～510页。
⑩王谦：《晋察冀边区教育资料选编》（干部教育方针分册上），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132页。
“边委会颁布边区小学校暂行办法”，《边区教育》，1941年第4期，第6页，第11页。
涿鹿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涿鹿县志》，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85页，第485页，第513页。
宣化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宣化县志》，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791页，第791页，第791页。
中共张家口市委党史研究室，张家口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张家口文史资料》（察哈尔纪事特辑），第23辑，1993年，第199页。
《抗战时期初小适用国语课本》（第二册），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印行，1940年，第13页。
怀来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怀来县志》，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年，第713页，第7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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