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士，算得上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在文人出仕做官成为社会共识的中国，不愿做官的人才会成为引人注目的特殊群体，也才可能产生隐士之名以及相应的隐士文化。所以隐逸文化是中国文化的生力军，是传统文化的一个支流和重要组成部分，它与“仕”文化、俗文化一同簇拥起了古代文化的辉煌。
　　 一、隐士文化的源头——老庄的隐逸思想
　　 隐逸文化的发源很早，据传在上古时期，就有了巢父、许由这样的隐士;到殷周时期，又有隐居首阳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姜尚等隐士。但是隐逸文化的真正确立，则是在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有隐逸行为和隐逸心态的人数剧增，隐逸已成为一种风气，尤其是老子和庄子的道家思想为隐逸文化提供了理论根据。老子、庄子的思想就是不求积极入仕，只求生活得宁静安适，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老、庄是隐士文化之祖。道家思想是隐逸文化的灵魂，它指导文人找到了另一个精神世界，找到了在现实痛苦凶险中消除苦难的方法，找到了超越苦难、化释凡情、跨入自由境界的钥匙。人教版九年级课文《庄子故事两则》中的《惠子相梁》，一方面讽刺了惠子的热衷功名，同时也体现了庄子的不“重利”、不“尊位”，而只求“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图“自快”而已。
　　 二、魏恶南北朝的隐逸风尚——隐逸文化的成熟兴盛期
　　 魏晋南北朝是隐逸之风最为炽热的时代，这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是分不开的。在魏晋八至六朝，一大批名士隐迹山林，这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文人得意时仕，失意时隐，自古而然，但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隐士之多，恐为历代之冠。同时，隐逸文化也从不自觉走向自觉，在这一时期出现了新的隐逸方式——“朝隐”。
　　 六朝的隐逸之风浸淫到东晋时期，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位千古名士——陶渊明。他完全配得上“隐仙”之称，被誉为“千古隐逸诗人之宗”，他把“隐逸文化”发扬光大。在《饮酒中》，他写道：“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数语之间，勾勒出一幅清新脱俗的画卷，陶渊明这种境界对隐逸文化有着强有力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萧统曾在《陶渊明集序》里称赞陶渊明“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由此不难发现，陶渊明的归隐不是为了彰显名声，以求闻达，亦不是与统治者不合作，他的归隐是因为他率真自然的性格，是因为他对田园生活的热爱，他不愧为真正的隐者。
　　 三、隐逸文化的衰落以及启示
　　 隐逸文化发展到两宋，更多的有志之士仅仅把它作为自己身上的一种内在精神来调节自己的心态。例如，欧阳修，他面对仕途的打击和生活的不幸，没有步入隐逸之路，而是把古人的隐逸精神融入内心世界，用一颗平静的心来面对周围的一切。这也反映出隐逸文化由于受到封建文化体系的制约和要求，已经越来越走向衰落。
　　 后期不得不提创作了《湖心亭看雪》的张岱，和陶渊明相比：同为隐逸，陶渊明视之为归宿，是完全自由的;而张岱却因往日的繁华而不太自由，这种不自由在强烈的反差和念念不忘中为他的隐逸注入了与众不同的内涵。陶渊明隐逸最为重要的因素还是他的本性使然，他追求精神自由，生好自然，是一个“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的恬淡之人;张岱的隐逸则有些被迫的成分了，他的隐居要隔绝的不是世事，而是王朝，所以他才会“独”往湖心亭看雪。易代之际，张岱沦为遗民，他既要为国守节，也不能以身殉节，便只能选择“苦隐”。
　　 中国的隐士一般可以分为“形隐”与“心隐”两类。“形隐”指能做官而不做，逃远处僻，隐居于山林、湖泽的文人;而“心隐”指心中时时刻刻想着隐世，不管身处何地，即使身處官场闹市，同样能保持心境的平静、人格的高洁而不受名利所驱使。作为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无论是“形隐”还是“心隐”，都值得后人反复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