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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阅历的增长，郁闷之际，不时会想起先生。觉得当代中国诸多社会现象，依旧是先生笔下的翻版或变种。是的，先生不是在“写”，而是在“说”，对过去说，对今天说，对未来说。先生说，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蟲。
好几次提笔，欲说还休。从哪里说起呢？凑合一下我也算个文化人，就先说说自己感触颇深的文化界。
一
1934年，先生对杨霁云说过这样一句话：中国的文坛上，人渣本来多。
我还要涉足文化界。但是，对于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当代文坛，我已有几分轻蔑失望：痛斥汉奸哲学和拜金主义的作家，遭到疯狂的污蔑和报复。几次关于精神家园和人文精神的论争，使我逐渐看清了某些我曾“须仰视才见”的文化名人的嘴脸。这些人以“拥抱世俗”和“宽容”的温馨色彩，隐蔽自己漠然、圆滑、媚俗的面目。以所谓历史主义的“警惕”，把左倾与圣洁绞成一锅粥，混淆是非，躲避崇高，逃避责任。他们奉行庸俗的实用主义哲学，与“千万别把我当人”的流氓作家殊途同归。这类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正是先生当初深恶痛绝的“正人君子”。
我曾喜欢写文化评论，自以为自己长于理性，洞幽烛微。学会上网后，常在网上浏览一些文化事件。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深感自己天真愚蠢。一个偏僻山区的文学中年，以为文化界自然应该“文化”，诗坛意味着“诗意地栖居”——我哪里了解诸多文化事件复杂的背景和内幕？即使一个正气凛然的命题，背后也可能隐藏着不可告人的动机。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变幻大王旗。雾里看花水中望月，你能分辨哪个是真哪个是假？在这个缺乏底线的尘世，“慈善家，学者，文士，长者，青年，雅人，君子……”搅在了一个敌友难辨的网络酱缸里。
这一切，先生早就意料到了。他说过，中国是“文字的游戏国”。难怪先生在“无物之阵”里，无论对谁，都“举起了投枪。”
二
所以要“倒鲁”，先生仍让一些活着的人如坐针毡。
“倒鲁”是前些年翻腾的一股浊流。一些文化人或赤膊上阵，破口大骂，或欲抑先扬，曲径通幽，或犹抱琵琶，明褒暗贬，变着法子往先生身上泼脏水。
世无完人。先生当然不是完人，当然不是不可以批评。先生之所以如此“刻毒”，“一个也不宽恕”，不是一般人能够领悟的。先生注定要被大多数人误读，区别在于是肤浅还是别有用心的误读，这是他的宿命。我理解一些善良的读者对于先生“辎铢必较”的误解，先生的很多话，我也不懂，但懵懂如我，毕竟明白先生异于常人。
先生本是性情中人。先生的《社戏》、《从百草原到三味书屋》、《阿长与三海经》等篇什，不时流露出一个艺术家孩子般顽皮天真的性情：“先生，‘怪哉’这虫是怎么回事？……”“我疑心这是极好的文章，因为读到这里，他总是微笑起来，而且将头仰起，摇着，向后拗过去，拗过去。”“只知道我却由此得到一个法名叫作‘长庚’，后来偶尔我也用作笔名，并且在《在酒楼上》这篇小说里，赠给了恐吓自己侄女的无赖。”
但是先生没有更多幽默的心绪，他的心被悲愤填满了。“残酷的事实尽有，最好莫如不闻，这才可以保全性灵，也是‘君子远庖厨也’的意思。”先生拒绝了性灵和闲适的生活与写作态度。
先生是编故事的天才，《故事新编》的细节多么引人入胜。先生不是不能写洋洋洒洒的长篇小说的，但先生的精力大部分消耗于匕首投枪的杂文了。
说几件事。
有人说得好，那个黑暗社会对鲁迅的伤害，是成功了。还有人刻毒地说，给鲁迅以民族魂的称号，是无情的中华民族做的一件自作多情的事情。是的，先生说过，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不惮”一词，非先生莫属。先生临终时还说，一个也不宽恕。但曾有人问过先生，如果你生在外国好吗？先生说，不，还是生在中国，在中国好。先生说着，眼眶湿润了。
读先生的《药》、《明天》、《祝福》、《孔乙己》，我的心隐隐作痛，先生的心那样柔软，对人民深切的悲苦怀着那样深切的同情。我仿佛看见了先生眼里晶莹的泪光。
先生对“诺贝尔文学奖”也有一个明确的表白。1927年，来自诺贝尔故乡的探测学家斯文海到我国考察时，这位爱好文学的瑞典人，与刘半农商量，准备推荐先生为诺贝尔奖的候选人，先生婉言谢绝了，他在回信中写道：“请转告刘半农先生，我感谢他的好意，为我、为中国。但我很抱歉，我不愿如此，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些钱，还欠努力……”
而那些蝇营狗苟的心，无论怎样满腹经纶，都不配与先生对话。“有缺点的战士毕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不过是苍蝇。”在我看来，对于达到较高层次的文化人而言，以拥鲁或倒鲁为壁垒划分人品高下，大体不错。当然，挂羊头卖狗肉的，“辱骂与恐吓的”，“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炫，又以卖钱”的除外。
先生生前论敌可谓多矣，耐人寻味的是，林语堂、胡适等人，尽管被骂，仍对先生表示了深深的敬意。先生去世后，林语堂在《悼鲁迅》一文中说：“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胡适也佩服“鲁迅的小说虽然数量不多 ，但篇篇难得”。林胡等人，比起现在的很多文化名人，人品是要高出一大截的。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女作家路也曾写到，先生是个性感的男人。路也说得真好，与先生相比，我们这些现代人真是太猥琐了。
三
贪官作秀是当代社会的一大景观。看到中饱私囊的官员慷慨激昂义正词严的反腐秀，忍不住佩服人家面不改色心不跳的心理素质。我以己之心度他人之腹，以为无论如何会有些心理障碍，难以达到义愤填膺痛心疾首的效果。这倒是让我想起先生关于中国人“大多是做戏的虚无党”的论述。贪官并非中国的特产，但若论作秀的才能，中国贪官怕是可以申报吉尼斯记录了。追根溯源，在于“虚无党”缺乏信仰，奉行实用主义，怎样都行，表演起来自然无所谓心理负担，可以潇洒自如地出彩。 先生笔下的“看客”如今也仍然屡屡出现，媒体依旧连篇累赘报道国人见死不救的事例。让我感到深深的悲哀的一件事，是某市一人欲跳楼自杀，下面聚集了几百人，伸长脖子看。很多人兴奋地喊，跳下来啊。
先生當然无法预见身后何人会在何时何地跳楼，何人兴高采烈地看，但对于国民性之顽固，早已了然于心。
从愤激于“看客”的麻木不仁而决意弃医从文的时候起，先生就背上了“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的十字架。这样的责任和使命意味着什么，先生心里非常清楚。先生曾说过，在中国，想扳动一张椅子也是困难的。“希望之为虚妄，正与绝望相同”。
没有人比先生更懂得中国，所以先生才会深深地陷入绝望。先生与旧俄罗斯知识分子都是盗火的普罗米修斯，但他们的区别在于，旧俄知识分子侧重对社会制度的批判，认为埋葬旧制度可以获得新生，所以他们对光明未来怀着强烈的憧憬。而先生不同，他既批判旧制度，更鞭笞国民性。既怀疑别人，也怀疑自己。先生曾愤激地教导青年少读中国书，我倒是没读过几本，但我知道中国史书里弥漫着浓烈的血腥味。柏杨说过，《资治通鉴》是适宜在暗无天日的监狱里翻译的书，但先生对作为帝王将相家谱的正史也持怀疑态度，他认为野史相对更可信些。而读那些野史，让人对人性的阴暗几乎感到绝望。“有些事情，真也不像人世，要令人毛骨悚然，心里受伤，永不全愈的”。
所以先生才写下了一系列剖析国民性的不朽之作。读《狂人日记》、《刺客》、《阿 Q正传》等等，我眼前晃动着周围形形色色的身影。“人吃人”的《狂人日记》是多么令人恐怖的一幕，它就真的那么变形夸张？你、我、他，谁的嘴唇上从未有一丝血腥，谁没有自觉不自觉“吃”人的经历？有多少人嘴唇上沾着红红的血而且还在继续“吃”人的盛宴？时代进步了，“吃”人的场面文明些了，“吃”人的花样更隐蔽了，但“吃”人的历史依旧在延续。
先生的笔墨写尽了炎凉世态。《祝福》渗透着怎样的悲哀：絮絮叨叨的祥林嫂，“她未必知道她的悲哀经大家咀嚼赏鉴了许多天，早已成为渣滓，只值得厌烦和唾弃。”周围那些冷漠麻木的人们，他们不是杀人不见血的刽子手？《孔乙己》里渗透着怎样的悲哀：偷书被打断腿后，已经不成样子的孔乙己来到咸亨酒店喝酒。“不一会，他喝完酒，便又在旁人的说笑声中，坐着用这手慢慢走去了。”他总是别人的笑料，总是使“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我曾反复阅读《铸剑》。那是多么恐怖的一幕：滚到油锅里的人头还死死咬住仇敌的头不放。
眉间尺身上有先生的影子。开篇意味深长的《铸剑》里，眉间尺讨厌闹得他不能安稳睡觉的老鼠，但老鼠掉到水瓮里挣扎时，性情天真的眉间尺又徘徊于憎恨和怜悯之间。“‘你从此要改变你的优柔的性情，用这剑报仇去！’他的母亲
说。”不共戴天的杀父之仇，使眉间尺全身如烧着猛火。“‘我已经改变了我的优柔的性情，要用这剑报仇去’。”
先生也要复仇。是的，黑暗与腐朽把温良恭俭让的书生变成了一个战士，先生要向所有的造谣、污蔑、妒忌、中伤，向所有卑劣的陷阱和明枪暗箭复仇。
黑色人身上有先生的影子。那个黑衣人说，我的魂灵上有那么多，人我共有的伤，我已经深深厌恶了自己。
我也憎恶自己，憎恶自己的虚伪、软弱、怯懦、彷徨，有那么多无法割舍的牵挂和顾虑，不敢轮圆膀子活一回。而先生那样悲天悯人的灵魂，那样一个杰出而又敏感的人，不可能不受到“人我”深深的伤害。以先生所处环境的险恶，要吃饭，要生存，要照顾亲人，要保全生命继续战斗，就不能不作出妥协。疾恶如仇的先生内心的挣扎煎熬，非常人能体味。
“同我们都异样的”《孤独者》身上有先生的影子。《孤独者》爱孩子，孝敬祖母，心地善良，然而不合时宜，屡遭误解、冷眼和流言，在绝望中“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做了军阀的顾问，最终孤独地死去。他“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
我又想起先生那几条著名的遗嘱：“……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与他接近……”短短几句话，浓缩了先生刻骨铭心的人生经验，胜过多少千言万语的“人生缄言”。
四
读到一篇介绍易卜生的文章，说此君为人吝啬冷酷，连自己情人的儿子穷愁潦倒之际找上门来，也被他拒之门外，这样的面孔，似乎难以与一个义愤抨击资本主义残酷虚伪的形象联系起来。
易卜生让我想起人文关系这个令人困惑的话题，人与文相远相悖的作家多吗，人文分离分裂对作家的创作有多大影响？或许“人”从来而且永远都不可能是完美的。一位评论家说过，要认识到“人在本质上的污秽”，而作家更是一个复杂的群体，很多作家具有双重人格或多重人格，他们的心灵是一团燃烧的火焰，有仅属于自己的天堂和地域，我们永远不要认为完全读懂了他们。
但是，我还是近乎愚顽地认为，作家的人品如果高尚一些，文字的光芒会更久远，比如鲁迅。
鲁迅是人文统一的典范。
鲁迅逝世的 1936年，绘画伴随了他生命的最后一程。在他有关绘画的活动中，他提到最多的是德国女版画家珂勒惠支的绘画，他是这样介绍的——
“《自画像》。……这是作者从许多版画的肖像中，自己选给中国的一幅画，隐然可见她的悲悯，愤怒和慈和。”
“《死亡》。……还是冰冷的房屋，母亲疲劳得睡去了，父亲还是毫无方法的，然而站立着在沉思他的无法。桌上的烛火尚有余光，‘死’却已经近来，伸开他骨出的手，抱住了弱小的孩子。孩子的眼睛张的极大，在凝视我们，他要生存，他至死还在希望人有改变运命的力量。”
……
鲁迅病重的时候，把一张小画放在床边，不断翻看。“那上面画着一个穿大长裙子飞散着头发的女人在大风里奔跑，在她旁边的地面上，还有小小的红玫瑰花的花朵。”钱理群先生认为，那是美的象征，爱的象征，健全的活的生命的象征。鲁迅生命最深处是这个东西，这是鲁迅的“反抗”的底蕴所在。 还可以举一些例子，我相信先生的“文”，相信先生的“人”，相信自己的直觉。我不懷疑先生的人格是我们“须仰视才见”的。
五
“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高处不胜寒。作为“铁屋子”里一个醒来的思想巨人，先生毕生承受着精神上孤立无依的折磨。作家摩罗在《巨人何以成为巨人》里写到：“谁能够在精神上无所凭依就自然地强大起来呢？越是精神强大的人，越是需要拥有最丰厚的精神资源”。“……他还同时需要周围那些有血有肉的人的理解、支持、温暖、尊敬、鼓励，他需要从这样的心灵交流中得到勇气和力量。”正因为如此，先生发出了“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的感叹，理解支持之于先生，显得弥足珍贵。而对于追求真理的同伴，先生一向呵护有加，当然也希望有更多的“精神兄弟”，温暖彼此的心灵。先生在《呐喊》前言曾写到“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但先生又不希望后辈重蹈覆辙，走自己荆棘丛生的道路。是的，像先生那种对于黑暗“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的态度，怎能在世间“潇洒走一回”呢？这样的人岂不是糊涂虫？这是一个多么善良而又悲悯的“世故老人”。
六
是的，先生看透了造化的把戏，而他知不可为而为之。所以一方面，他要“救救孩子”，要把匕首投枪投向敌人。他珍爱生命，惜时如金，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用于工作，临死前几天还在写作。另一方面，生命之于他，更多的意味着思索的沉重与悲凉，意味着漆黑的寂寞和跋涉的艰辛。他有严重的肺病，但明知大限将至，依然不以为意，属于“随便党，无所谓”。如此矛盾的心态集中在他身上，让人领悟到他“把自己都烧在里面”的催人泪下的涵义。
正如一位诗人说的那样，请命运作证，我的努力和爱。1936年 10月，病中的先生呐呐自语：“无穷的远方，无穷的人们，都与我有关”。而先生背负的沉重的十字架，永远与过去、现在、将来的每个中国人有关。爱因斯坦在悼念居里夫人时这样说：“……居里夫人的品德力量和热忱，哪怕只要有一小部分存在于欧洲的知识分子中间，欧洲就会面临一个比较光明的未来”。这句话用之于先生及当代知识分子 ，当不为过。路漫漫其修远，我该静心研读《史记》、《资治通鉴》等史学经典，追寻民族的苦难历程，这有助于让我走近先生。当然，还有《鲁迅全集》。
责任编辑 包倬
好几次提笔，欲说还休。从哪里说起呢？凑合一下我也算个文化人，就先说说自己感触颇深的文化界。
一
1934年，先生对杨霁云说过这样一句话：中国的文坛上，人渣本来多。
我还要涉足文化界。但是，对于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当代文坛，我已有几分轻蔑失望：痛斥汉奸哲学和拜金主义的作家，遭到疯狂的污蔑和报复。几次关于精神家园和人文精神的论争，使我逐渐看清了某些我曾“须仰视才见”的文化名人的嘴脸。这些人以“拥抱世俗”和“宽容”的温馨色彩，隐蔽自己漠然、圆滑、媚俗的面目。以所谓历史主义的“警惕”，把左倾与圣洁绞成一锅粥，混淆是非，躲避崇高，逃避责任。他们奉行庸俗的实用主义哲学，与“千万别把我当人”的流氓作家殊途同归。这类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正是先生当初深恶痛绝的“正人君子”。
我曾喜欢写文化评论，自以为自己长于理性，洞幽烛微。学会上网后，常在网上浏览一些文化事件。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深感自己天真愚蠢。一个偏僻山区的文学中年，以为文化界自然应该“文化”，诗坛意味着“诗意地栖居”——我哪里了解诸多文化事件复杂的背景和内幕？即使一个正气凛然的命题，背后也可能隐藏着不可告人的动机。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变幻大王旗。雾里看花水中望月，你能分辨哪个是真哪个是假？在这个缺乏底线的尘世，“慈善家，学者，文士，长者，青年，雅人，君子……”搅在了一个敌友难辨的网络酱缸里。
这一切，先生早就意料到了。他说过，中国是“文字的游戏国”。难怪先生在“无物之阵”里，无论对谁，都“举起了投枪。”
二
所以要“倒鲁”，先生仍让一些活着的人如坐针毡。
“倒鲁”是前些年翻腾的一股浊流。一些文化人或赤膊上阵，破口大骂，或欲抑先扬，曲径通幽，或犹抱琵琶，明褒暗贬，变着法子往先生身上泼脏水。
世无完人。先生当然不是完人，当然不是不可以批评。先生之所以如此“刻毒”，“一个也不宽恕”，不是一般人能够领悟的。先生注定要被大多数人误读，区别在于是肤浅还是别有用心的误读，这是他的宿命。我理解一些善良的读者对于先生“辎铢必较”的误解，先生的很多话，我也不懂，但懵懂如我，毕竟明白先生异于常人。
先生本是性情中人。先生的《社戏》、《从百草原到三味书屋》、《阿长与三海经》等篇什，不时流露出一个艺术家孩子般顽皮天真的性情：“先生，‘怪哉’这虫是怎么回事？……”“我疑心这是极好的文章，因为读到这里，他总是微笑起来，而且将头仰起，摇着，向后拗过去，拗过去。”“只知道我却由此得到一个法名叫作‘长庚’，后来偶尔我也用作笔名，并且在《在酒楼上》这篇小说里，赠给了恐吓自己侄女的无赖。”
但是先生没有更多幽默的心绪，他的心被悲愤填满了。“残酷的事实尽有，最好莫如不闻，这才可以保全性灵，也是‘君子远庖厨也’的意思。”先生拒绝了性灵和闲适的生活与写作态度。
先生是编故事的天才，《故事新编》的细节多么引人入胜。先生不是不能写洋洋洒洒的长篇小说的，但先生的精力大部分消耗于匕首投枪的杂文了。
说几件事。
有人说得好，那个黑暗社会对鲁迅的伤害，是成功了。还有人刻毒地说，给鲁迅以民族魂的称号，是无情的中华民族做的一件自作多情的事情。是的，先生说过，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不惮”一词，非先生莫属。先生临终时还说，一个也不宽恕。但曾有人问过先生，如果你生在外国好吗？先生说，不，还是生在中国，在中国好。先生说着，眼眶湿润了。
读先生的《药》、《明天》、《祝福》、《孔乙己》，我的心隐隐作痛，先生的心那样柔软，对人民深切的悲苦怀着那样深切的同情。我仿佛看见了先生眼里晶莹的泪光。
先生对“诺贝尔文学奖”也有一个明确的表白。1927年，来自诺贝尔故乡的探测学家斯文海到我国考察时，这位爱好文学的瑞典人，与刘半农商量，准备推荐先生为诺贝尔奖的候选人，先生婉言谢绝了，他在回信中写道：“请转告刘半农先生，我感谢他的好意，为我、为中国。但我很抱歉，我不愿如此，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些钱，还欠努力……”
而那些蝇营狗苟的心，无论怎样满腹经纶，都不配与先生对话。“有缺点的战士毕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不过是苍蝇。”在我看来，对于达到较高层次的文化人而言，以拥鲁或倒鲁为壁垒划分人品高下，大体不错。当然，挂羊头卖狗肉的，“辱骂与恐吓的”，“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炫，又以卖钱”的除外。
先生生前论敌可谓多矣，耐人寻味的是，林语堂、胡适等人，尽管被骂，仍对先生表示了深深的敬意。先生去世后，林语堂在《悼鲁迅》一文中说：“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胡适也佩服“鲁迅的小说虽然数量不多 ，但篇篇难得”。林胡等人，比起现在的很多文化名人，人品是要高出一大截的。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女作家路也曾写到，先生是个性感的男人。路也说得真好，与先生相比，我们这些现代人真是太猥琐了。
三
贪官作秀是当代社会的一大景观。看到中饱私囊的官员慷慨激昂义正词严的反腐秀，忍不住佩服人家面不改色心不跳的心理素质。我以己之心度他人之腹，以为无论如何会有些心理障碍，难以达到义愤填膺痛心疾首的效果。这倒是让我想起先生关于中国人“大多是做戏的虚无党”的论述。贪官并非中国的特产，但若论作秀的才能，中国贪官怕是可以申报吉尼斯记录了。追根溯源，在于“虚无党”缺乏信仰，奉行实用主义，怎样都行，表演起来自然无所谓心理负担，可以潇洒自如地出彩。 先生笔下的“看客”如今也仍然屡屡出现，媒体依旧连篇累赘报道国人见死不救的事例。让我感到深深的悲哀的一件事，是某市一人欲跳楼自杀，下面聚集了几百人，伸长脖子看。很多人兴奋地喊，跳下来啊。
先生當然无法预见身后何人会在何时何地跳楼，何人兴高采烈地看，但对于国民性之顽固，早已了然于心。
从愤激于“看客”的麻木不仁而决意弃医从文的时候起，先生就背上了“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的十字架。这样的责任和使命意味着什么，先生心里非常清楚。先生曾说过，在中国，想扳动一张椅子也是困难的。“希望之为虚妄，正与绝望相同”。
没有人比先生更懂得中国，所以先生才会深深地陷入绝望。先生与旧俄罗斯知识分子都是盗火的普罗米修斯，但他们的区别在于，旧俄知识分子侧重对社会制度的批判，认为埋葬旧制度可以获得新生，所以他们对光明未来怀着强烈的憧憬。而先生不同，他既批判旧制度，更鞭笞国民性。既怀疑别人，也怀疑自己。先生曾愤激地教导青年少读中国书，我倒是没读过几本，但我知道中国史书里弥漫着浓烈的血腥味。柏杨说过，《资治通鉴》是适宜在暗无天日的监狱里翻译的书，但先生对作为帝王将相家谱的正史也持怀疑态度，他认为野史相对更可信些。而读那些野史，让人对人性的阴暗几乎感到绝望。“有些事情，真也不像人世，要令人毛骨悚然，心里受伤，永不全愈的”。
所以先生才写下了一系列剖析国民性的不朽之作。读《狂人日记》、《刺客》、《阿 Q正传》等等，我眼前晃动着周围形形色色的身影。“人吃人”的《狂人日记》是多么令人恐怖的一幕，它就真的那么变形夸张？你、我、他，谁的嘴唇上从未有一丝血腥，谁没有自觉不自觉“吃”人的经历？有多少人嘴唇上沾着红红的血而且还在继续“吃”人的盛宴？时代进步了，“吃”人的场面文明些了，“吃”人的花样更隐蔽了，但“吃”人的历史依旧在延续。
先生的笔墨写尽了炎凉世态。《祝福》渗透着怎样的悲哀：絮絮叨叨的祥林嫂，“她未必知道她的悲哀经大家咀嚼赏鉴了许多天，早已成为渣滓，只值得厌烦和唾弃。”周围那些冷漠麻木的人们，他们不是杀人不见血的刽子手？《孔乙己》里渗透着怎样的悲哀：偷书被打断腿后，已经不成样子的孔乙己来到咸亨酒店喝酒。“不一会，他喝完酒，便又在旁人的说笑声中，坐着用这手慢慢走去了。”他总是别人的笑料，总是使“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我曾反复阅读《铸剑》。那是多么恐怖的一幕：滚到油锅里的人头还死死咬住仇敌的头不放。
眉间尺身上有先生的影子。开篇意味深长的《铸剑》里，眉间尺讨厌闹得他不能安稳睡觉的老鼠，但老鼠掉到水瓮里挣扎时，性情天真的眉间尺又徘徊于憎恨和怜悯之间。“‘你从此要改变你的优柔的性情，用这剑报仇去！’他的母亲
说。”不共戴天的杀父之仇，使眉间尺全身如烧着猛火。“‘我已经改变了我的优柔的性情，要用这剑报仇去’。”
先生也要复仇。是的，黑暗与腐朽把温良恭俭让的书生变成了一个战士，先生要向所有的造谣、污蔑、妒忌、中伤，向所有卑劣的陷阱和明枪暗箭复仇。
黑色人身上有先生的影子。那个黑衣人说，我的魂灵上有那么多，人我共有的伤，我已经深深厌恶了自己。
我也憎恶自己，憎恶自己的虚伪、软弱、怯懦、彷徨，有那么多无法割舍的牵挂和顾虑，不敢轮圆膀子活一回。而先生那样悲天悯人的灵魂，那样一个杰出而又敏感的人，不可能不受到“人我”深深的伤害。以先生所处环境的险恶，要吃饭，要生存，要照顾亲人，要保全生命继续战斗，就不能不作出妥协。疾恶如仇的先生内心的挣扎煎熬，非常人能体味。
“同我们都异样的”《孤独者》身上有先生的影子。《孤独者》爱孩子，孝敬祖母，心地善良，然而不合时宜，屡遭误解、冷眼和流言，在绝望中“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做了军阀的顾问，最终孤独地死去。他“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
我又想起先生那几条著名的遗嘱：“……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与他接近……”短短几句话，浓缩了先生刻骨铭心的人生经验，胜过多少千言万语的“人生缄言”。
四
读到一篇介绍易卜生的文章，说此君为人吝啬冷酷，连自己情人的儿子穷愁潦倒之际找上门来，也被他拒之门外，这样的面孔，似乎难以与一个义愤抨击资本主义残酷虚伪的形象联系起来。
易卜生让我想起人文关系这个令人困惑的话题，人与文相远相悖的作家多吗，人文分离分裂对作家的创作有多大影响？或许“人”从来而且永远都不可能是完美的。一位评论家说过，要认识到“人在本质上的污秽”，而作家更是一个复杂的群体，很多作家具有双重人格或多重人格，他们的心灵是一团燃烧的火焰，有仅属于自己的天堂和地域，我们永远不要认为完全读懂了他们。
但是，我还是近乎愚顽地认为，作家的人品如果高尚一些，文字的光芒会更久远，比如鲁迅。
鲁迅是人文统一的典范。
鲁迅逝世的 1936年，绘画伴随了他生命的最后一程。在他有关绘画的活动中，他提到最多的是德国女版画家珂勒惠支的绘画，他是这样介绍的——
“《自画像》。……这是作者从许多版画的肖像中，自己选给中国的一幅画，隐然可见她的悲悯，愤怒和慈和。”
“《死亡》。……还是冰冷的房屋，母亲疲劳得睡去了，父亲还是毫无方法的，然而站立着在沉思他的无法。桌上的烛火尚有余光，‘死’却已经近来，伸开他骨出的手，抱住了弱小的孩子。孩子的眼睛张的极大，在凝视我们，他要生存，他至死还在希望人有改变运命的力量。”
……
鲁迅病重的时候，把一张小画放在床边，不断翻看。“那上面画着一个穿大长裙子飞散着头发的女人在大风里奔跑，在她旁边的地面上，还有小小的红玫瑰花的花朵。”钱理群先生认为，那是美的象征，爱的象征，健全的活的生命的象征。鲁迅生命最深处是这个东西，这是鲁迅的“反抗”的底蕴所在。 还可以举一些例子，我相信先生的“文”，相信先生的“人”，相信自己的直觉。我不懷疑先生的人格是我们“须仰视才见”的。
五
“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高处不胜寒。作为“铁屋子”里一个醒来的思想巨人，先生毕生承受着精神上孤立无依的折磨。作家摩罗在《巨人何以成为巨人》里写到：“谁能够在精神上无所凭依就自然地强大起来呢？越是精神强大的人，越是需要拥有最丰厚的精神资源”。“……他还同时需要周围那些有血有肉的人的理解、支持、温暖、尊敬、鼓励，他需要从这样的心灵交流中得到勇气和力量。”正因为如此，先生发出了“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的感叹，理解支持之于先生，显得弥足珍贵。而对于追求真理的同伴，先生一向呵护有加，当然也希望有更多的“精神兄弟”，温暖彼此的心灵。先生在《呐喊》前言曾写到“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但先生又不希望后辈重蹈覆辙，走自己荆棘丛生的道路。是的，像先生那种对于黑暗“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的态度，怎能在世间“潇洒走一回”呢？这样的人岂不是糊涂虫？这是一个多么善良而又悲悯的“世故老人”。
六
是的，先生看透了造化的把戏，而他知不可为而为之。所以一方面，他要“救救孩子”，要把匕首投枪投向敌人。他珍爱生命，惜时如金，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用于工作，临死前几天还在写作。另一方面，生命之于他，更多的意味着思索的沉重与悲凉，意味着漆黑的寂寞和跋涉的艰辛。他有严重的肺病，但明知大限将至，依然不以为意，属于“随便党，无所谓”。如此矛盾的心态集中在他身上，让人领悟到他“把自己都烧在里面”的催人泪下的涵义。
正如一位诗人说的那样，请命运作证，我的努力和爱。1936年 10月，病中的先生呐呐自语：“无穷的远方，无穷的人们，都与我有关”。而先生背负的沉重的十字架，永远与过去、现在、将来的每个中国人有关。爱因斯坦在悼念居里夫人时这样说：“……居里夫人的品德力量和热忱，哪怕只要有一小部分存在于欧洲的知识分子中间，欧洲就会面临一个比较光明的未来”。这句话用之于先生及当代知识分子 ，当不为过。路漫漫其修远，我该静心研读《史记》、《资治通鉴》等史学经典，追寻民族的苦难历程，这有助于让我走近先生。当然，还有《鲁迅全集》。
责任编辑 包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