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文解字》说：“信，诚也，从人从言。”段玉裁注曰：“人言则无不信者。故从人言。”真诚，就是信。子曰：“人无信则不立。”说的是立人的问题，这是君子之道，如果没有“信”，那么就难以立足于世。做人尚且如此，写诗就更不用说了。《易经》里面讲：“修辞立其诚。”“修辞”，也就是写作，其目的在于“立其诚”，这就把写作和“诚”联系到一起了。法国思想家福柯在《何谓“直言”？》里面也提到“信”的问题，他说：“多数时候，在经典文本中，直言并不具有这种否定的意思，而是积极的意思。‘直言’意味着‘说真话’。但直言者说的是他认为是真的东西，还是他所说的真地就是真的？在我看来，直言者说的就是真的因为他知道那是真的；他知道那是真的因为它真地是真的。直言者不仅真诚地说出他所想的，而且他所说的还是真理。他说的是他知道为真的东西。所以，直言的第二种特征就是信念和真理的完全一致。”这里的“说真话”也就是一种“信”。由此可知，“信”是中西方的共识。没有这种信，谈什么写诗呢？
　　当下即是一个不信的时代。人们怀疑天空、大地、森林、草地，甚至怀疑水，在今天，恐怕没有人敢俯身喝一口水井里面的水了吧，更别说河流了。诗人们怀疑“文”、怀疑诗，怀疑语言。拜物主义和娱乐主义加剧了这种怀疑。而拜物主义又使诗成为通往名利的工具。诗歌已然沦作供人把玩的物件了。一方面，诗歌丧失了任何门槛，只要识字，皆可为诗。“世间一切皆诗”，没错，你的所见都是“诗”，但并不是说任何人都可以写“诗”，即便写出来了，那是诗吗？这是世界观的问题，诗人要有世界观，这也是诗人“为何写诗”，“何谓诗”的问题。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是一种世界观。另一方面，诗歌丧失了自己的特性。现今一些“网红诗人”，“红”的不是诗，而是这种方式，生产、包装、出售、盈利。这不失为一种“娱乐化”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网红”，意味着诗已经成为“娱乐”大众的工具了，诗已非诗。这是娱乐时代的可怕之处。其背后所隐藏的就是深深的不信。因为不信，所以物化诗歌，因为不信，所以娱乐诗歌。其结果便是，自称为诗人的群体多如牛毛，诗歌届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其实，完全可以用夫子的话来形容：“觚不觚，觚哉 ！觚哉 ！”诗还是诗吗？这是令人忧心的问题。
　　在这样的情况下，至少“后西南联大诗人群”是真诚的。2013年他们渐渐走到了一起，2014年，他们有了一个名字——后西南联大诗人群。这些诗人是：师大的学生侯知佩、李发荣、付冯选、少浮、李诗白、陈鹏、黄风凯、李炣一以及云大毕业的赵凡和彭智烨等。他们有着不同的故乡，侯知佩、黄风凯来自河南，付冯选来自甘肃，陈鹏来自湖南，彭智烨来自贵州，其他几位则是云南本地人。诗在这里变成了一条线，联系着彼此，诗是没有边界的。他们是活泼的一群，不同于那些书呆子。书本不能给人们全部，剩下的还需自己经历，所以他们是这个时代的“玩家”，不是“玩物丧志”的“玩”，而是让生活变得有趣。他们喜欢去那些被人们视为“废墟”的地方，比如某个偏僻的村子，一个弃置的水泥厂，或者是那些并不华丽的角落，一个小小书店，老昆明人自营的小吃店。他们喜欢那些“旧”的东西，旧书、旧房子、旧桌子、旧椅子、旧箱子，旧的城市，比如建水，当然，还有老朋友。这些东西没有必要做旧，本来就是“旧”的。他们也没有必要伪装成怀旧的人，他们就是他们，仅此而已，没必要解释。当然，他们并不是反对“新”，只是在这些“新”里面，选择了比较旧的。他们热爱生活，忠于诗歌，他们“信”着。哪怕身边的人都以异样的眼光看他们，哪怕这个时代已经不信，哪怕潮流滚滚，迫使一些诗人改变初衷，加入怀疑的行列，他们依然信着。
　　对于他们而言，诗歌就是一种“信”，是“真诚”，如果可以化用王阳明的“致良知”的话，那么他们对于诗歌的见解就是“致真诚”。他们首先是“真诚”的，生活也罢，学习也罢，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玩”，也是基于这种信的，如果不信，怎么会去玩呢？然后他们写诗，写真诚之诗。其他青年诗人们往往还停留在“朦胧派”的空洞之上，他们认为唯有那些虚无的，难以琢磨的东西才有写的价值，他们却不信任眼前的事物，他们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而“后西南联大诗人群”的诗人们为什么要写冬天的早晨、蛐蛐、雨、丧事、柿子、祖父、筇竹寺的罗汉、无名氏、绣花鞋垫、染发、收破烂的女人、打工、打谷机、窗外、火车、图书馆、街道、坟墓、河南兄弟、父亲母亲、庄稼、送别、周五的夜晚、劳作、橘子呢？因为他们“信”，相信自己的眼睛，相信诗歌，相信语言，他们是真诚的。
　　他们为何写诗呢？最开始肯定不是什么“要成为一个名垂千古的诗人”之类的，也不是什么“复兴诗歌的传统”。他们可能是因为某个人而写，一个曾经爱慕的人，那时候正是情窦初开的年纪啊；也有可能因为某一首诗而写，比如“门边的水井干了 /于是我们提着木桶和铁罐 /穿过屋后的田野 /去寻找溪水，看它是否还在流”。又如：“在漫长的旅途中 /我常常看见灯光 /在山岗或荒野出现 /有时它们一闪而过 /有时老跟着我们 /像一双含情脉脉的眼睛”。又或者是因为某个事件，比如母亲给自己盖被子时，突然看到她脸上的皱纹；又或者是因为一次作业，老师让同学们写诗，结果就爱上了，写到了现在；又或者自己也说不清楚，只是喜欢写诗的那种感觉吧，当脑海里的句子，随着自己的情绪而结成一首诗，并呈现在自己的眼前，这是自己最开始的“创造”啊！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很可能已经忘了自己从什么时候开始写诗，却一路写到今天，随着年龄的增长，思维的成熟，写的诗也发生了变化，这难道不是人生中的惊喜吗？这也是“信”，他们从一开始就真诚地面对着这个世界，面对着自己的内心，仿佛有一种声音在召唤。
　　周作人曾在一篇文章中谈到“伟大的捕风”，说的是做一件事就像“捕风”一样，到头来两手空空，读书是这样，写诗也是这样。就像一个“捕风”的过程，当你的手伸出去，想要抓住风，它总是从指间溜走，没有留下什么痕迹。也许他们的诗并不能“流芳千古”，“彪炳千秋”，如同风吹过，他们也并没有想在诗歌界搞出什么大动静，标新立异，或者哗众取宠。他们只是写着，“伟大的捕风”之所以“伟大”也就在这，即便知道时间之河会冲走一切有形，让一切面目全非，他们依然信着。他们用他们的笔，写下真诚之诗，写下对大地、天空、水、阳光、空气、人的信。八十年前，“西南联大诗人群”信着，八十年后，“后西南联大诗人群”也信着。倘若他们的“诗”能记录他们这一代人的面貌，写出他们的心声，甚或引起另一些詩人的注意，那就再好不过了。
　　责任编辑 李泉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