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生动形象地刻画了儒林中知识分子的神情百态，作者“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揭露了功名富贵败坏世风以及对人性的异化，借“痰”字表现了儒林士子特有的两种气质，一是“痰迷心窍”，即“疯”症，二是“痰气”，即“佯狂玩世”。“痰”症的实质是儒林士子内在精神自我与外在世界的高度冲突，对功名富贵的极致追求乃至疯癫，“天”与“人”的关系彻底失衡，所谓“人”也就得了“疯”症。作者笔下之“痰”带有丰富的审美意蕴。
　　一、“痰”即“痰迷心窍”
　　《儒林外史》中关于“痰”的描写极为丰富，儒林士子如周进、范进、严监生、鲁编修、牛布衣乃至于王太太等，无不由一“痰”字点出疯魔之本质。“气郁生痰”以致郁结在心，士子汲汲于功名富贵，以致自我与外在完全失衡，“痰”症因此而生。
　　周进是楔子后的第一个重要人物。他以一个六十多岁的老童生出场，黑瘦面皮，花白胡子，他的心酸更是在秀才梅玖和举人王慧的嘲弄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年过半百却因未曾“进学”，被调侃为“小友”。他赖以为生的村塾先生的饭碗也因“不懂承谢”而被夺取，最后只能跟着一群商人当账房先生，这也宣告着周进“科举之路”的正式结束。然而当他在省城路过贡院的时候，看到“两块号板摆得齐齐整整，不觉眼睛一阵酸酸的，长叹一声，一头撞在号板上，直僵僵不省人事”。黄评：“入手写功名富贵之毒中人如是。”科举之毒正是透过“痰”字表现了出来。更可笑的是，周进在院试的环节蹉跎半生，而众人“捐监”之后却乡试、会试、殿试一路畅达，殿试三甲，升为御史，被指派为广东学道。由读书人变成了“官”。所谓“科举制”具有强烈的讽刺意味。范进是周进的继承者，他比周进更为落魄，“在十二月的上旬，还穿着麻布直裰，冻得乞乞缩缩”。而参加乡试更是雪上加霜，等他回到家，家里早已无米下锅，饿了两三天。颇为戏剧的是，放榜那日，范进正在街上卖家里唯一的一只母鸡来换米，当得知自己中举后，“看了一遍，又念一遍，自己把两手拍了一下，笑了一声道：‘噫！好了！我中了！’说着，往后一跤跌倒，牙關咬紧，不省人事”。天一、天二评：“周进之跌倒以怨，范进之颠倒以喜，王太太之跌倒以怒，合而言之曰痰。”这“痰”象征的正是儒林士子痴迷于功名富贵的心理，周进、范进对科举功名越热衷越可怜，讽刺的意味就越深刻。
　　而同样“一肚子痰”的王太太在本质上和周进、范进这两位“腐儒”是相得益彰的。王太太对科举功名的热衷丝毫不亚于周进与范进，她原是布政使司“衙门”胡偏头之女，十六岁便被卖到北门桥来家做小，但却一直有一个“太太”梦，她自称“太太”，也处处是“太太”的派头。“人叫他‘新娘’，他就要骂，要人称呼他是‘太太’”。而复嫁王三胖之后，更是把“太太”这一作风做足了，“把大呆的儿子、媳妇，一天要骂三场;家人、婆娘，两天要打八顿”。至于她与鲍廷玺的结合则完全是被沈大脚所骗，命运的捉弄以及王太太对功名之痴迷也是透过一“痰”字表现得淋漓尽致。当得知鲍廷玺并非举人时，她一向企盼凤冠霞帔的“太太梦”也化为泡影，“怒气攻心，大叫一声，望后便倒，牙关咬紧，不省人事”。就连苏醒之后的症状也跟范进、周进如出一辙：“大哭大喊，满地乱滚，滚散头发;一会又要扒到床顶上去，大声哭着，唱起曲子来。”气成了一个“失心疯”，医生诊断为“一肚子痰”。
　　周进、范进与王太太其实在身份上具有同构性，他们三人本质上都是底层人物，希冀于通过科举考取功名，实现社会阶层的跨越，他们渴望在社会当中做一个有尊严的人，而在一个“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或者应该说是“万般皆下品，唯有官位高”的社会形态中，他们被封建专制所困，“痰迷心窍”正是作者的隐喻。
　　鲁编修与杨执中死于“痰”症，这是作者对儒林士子更加深刻的批判。鲁编修出身于世家旧族，年近五十，却只能供职翰林，徘徊在官场的边缘，于是他将“科举之梦”寄托于女婿蘧公孙。然得知女婿不肯做举业时，更是晴天霹雳，“商量着要娶一个如君，早养出一个儿子来叫他读书，接进士的书香”。夫人劝他不必，他便“着了重气”，“跌了一跤，全身麻木，口眼有些歪斜”。郎中陈和甫切脉：“老先生这脉息，右寸略见弦滑，肺为气之主。滑乃痰之征。总是老先生身在江湖，心悬魏阙，故而忧愁抑郁，现出此症。”杨执中是封建士子的另一类典型，他号有“管、乐的经纶，程朱的学问”，却终与科举功名擦肩而过。迫于生活，他去为盐商做管账先生，却不肯用心料理，“在店里时也只是垂帘看书，凭着这伙计胡三”。东家盘账出了亏空，他又“咬文嚼字，指手画脚地不服”。于是稀里糊涂地被投入监狱，后来又懵懵懂懂地被放出来。蹲了一年半监牢，一出来竟想的是“且下乡家去照旧看书”。他看似痴迷于“读书”，实则科举功名对其之异化极为深刻。他与鲁编修都反映了封建科举制对儒林士子之“异化”，“儒林士子”完全把科举功名当作自我价值实现的全部，闲斋老人评其为“鬼”。“杨执中老年痰火疾”，更是凸显了整个社会文化心理的病态。
　　“痰”字看似普通，却有其丰富的审美意蕴。更为重要的是，不仅是儒林士子，甚至王太太也痴迷于“功名富贵”，将其作为唯一的价值评判标准。“痰”症的实质是整个社会价值观的病态，儒林士子把“做官”当作自我价值实现的最高标准，产生的结果便是自我的丧失以及内心的虚无。
　　二、“痰”气
　　在文本的后半部分，作者提到了“痰”的另一方面，即“痰气”。“‘痰气’，申二本作‘瘟气’。”黄评：“唯有此法，‘痰气’者，正佯狂玩世也。”而有“痰”气之人正是虞华轩。虞华轩的出场就与“五河县”格格不入，出身世家大族，虞家曾是赫赫扬扬的科举大家，先辈家曾出过尚书、翰林。他自幼聪慧，熟读经史子集，却始终与科举无缘。腹中草草，连拜帖都看不明白、写不明白的唐二棒槌竟中了举人，而且还当面奚落虞华轩“不曾中过”，不懂官场上的礼仪。此外，在家族中他也处于一种尴尬的地位，他出面张罗送叔祖母入节孝祠的仪式，家族人却都忙着逢迎暴发的盐商方家，无一人响应，剩下他独自面对着“冷冷清清，一个客也没有”的尴尬局面。家世衰退的悲凉，世人嘲讽的尴尬，都促使虞华轩看透了科举制度下人性的可悲。他近似“恶赖”一般地戏耍成老爹，更是将这种对抗推向了高潮。 　　他对社会感到绝望，但终究没有逃离科举的桎梏，他“激而为怒”，却仍然从每年苦积的银子中拨资修建元武祠;摆一次普通的家宴，却偏要拿出一对珍藏得“犹然簇新”的、“县里没有第二副”的御赐料丝灯来。他看似清醒，实则困于科举制度无法超脱。他的“佯狂玩世”体现的仍然是科举制度下的价值观。而这些，都通过一个“痰”字表现其悲凉。
　　“唐三痰”，他的名字就帶有“痰”，这“痰”也是五河县众人的缩影。卧评：“俗语云，‘吃了自己的清水白米饭，去管别人家的闲事’。如唐三痰辈，日日在县门口说长论短，究竟与自己穿衣吃饭有何益处？而白首为之而不厌耶！”科举取士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又何尝止于周进、范进等士子的“痰迷心窍”，五河县众人的“痰”症更胜一筹，“有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有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而这一切，都借“痰”字将批判的色彩推到顶端。
　　三、《儒林外史》中“痰”的象征意蕴
　　《儒林外史》中的“痰”的描写极为丰富，寄寓着作者强烈的主观色彩，它反映了科举取士制度下整个社会以及人性的异化。士人以科举功名作为自身价值实现的唯一标准，有的“痰迷心窍”，深陷“疯”症而不自知，还有的则表现为“痰气”，令人唏嘘。“痰”主要有以下象征意蕴：
　　“痰”即“功名富贵”。外史以“功名富贵”为全书眼目，深刻地揭示了科举取士制度下整个社会文化的病态。张文虎评：“功名富贵具甘、酸、苦、辣四味。炮制不如法，令人并失心疯;来路不正者，能杀人;服食家需用淡水浸透，去其腥秽及他味，至极淡无味，乃可入药。”科举功名乃世之“奇毒”，它以“痰”的形式寄居在儒林士子之心，而只有“顺气”，真正看破功名富贵，方能“祛痰”。
　　八股取士制度造成了社会价值观的异化。“为官的都是天上的文曲星”，“功名”成为社会的重要尺度，极大地助长了趋炎附势的世风，毒化了世俗人情。唐三痰即其代表。而身处其中的文人，如虞华轩只能以“佯狂玩世”之“痰气”表达对这个社会的反抗。
　　综上，作者选取“痰”这一日常生活中常见之物，其实寄寓着强烈的褒贬色彩，“痰”与儒林士人的人生经历息息相关，儒林士子或“痰迷心窍”，或“痰气”满身。“痰”字的描写揭示了整个社会和文化的病态，即官本位社会意识下，不仅是儒林士子，甚至包括王太太这样的女性，整个社会对于“官”所代表的功名富贵的病态痴迷，而科举正是读书人获取功名富贵最理想的道路，也正是作者批判士人丑态的焦点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