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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终辽一代，汉官在其政权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高梁河之战前，辽政权自辽世宗与辽穆宗两朝陷入中衰危局后，政局不稳，国力衰退。辽景宗继位后，推行了封建化改革，重用了一批汉族的文臣、良将，积极实施汉化政策，为辽王朝中兴做了充足准备。高梁河之战后，辽政权挫败了宋政权收复燕云十六州的战略企图，国力日益强盛。汉官集团进入辽政权决策机构，积极推进封建化改革，促进了北方的开发和民族大融合。宋、辽高梁河之战的研究对于了解辽朝汉官集团有重要意义。文章以此战为例，浅析汉官集团在辽政权的作用。
关键词：高梁河之战;辽政权;汉官集团
高梁河之戰是宋、辽两国因争夺燕云十六州而发生的局部战争，此战亦为两国第一次正面交锋。辽国占领的燕云十六州，不仅为其政权提供大量的人口和财富，也提供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天然屏障。因为燕云地区易守难攻的地理优势，宋王朝在建立之初即希望收复燕云十六州。漆侠指出：“一些强大的王朝如汉唐，其所以能够同草原民族一争雄长，一是以长城天险为依托，阻御草原民族牧骑南下，以保障中原地区的安全;二是据有一片草原，繁衍马匹，编组为骑兵，主动出击，以机动对机动，以能够支持长期战争的民力为基础，终于战胜对手，成为国势强大之王朝。宋代立国不仅没有象汉唐那样具备上述两个条件，而且长城天险又被契丹占有，国都沐京立处平野，直接暴露在契丹牧骑威胁之下。”[1]对于高梁河之战的前后过程，宋、辽两国的史书有不同的记述。仔细研读史料可知，《辽史》记载更为详尽。
高梁河之战，宋军惨败。宋人在记述败因时，竭力避讳宋太宗的指挥不当。宋神宗曾云：“太宗自燕京城下军溃，北虏追之，仅得脱。凡行在服御宝器尽为所夺，从人富嫔尽陷没。股上中两箭，岁岁必发，其弃天下意以简疮发云。”[2]学界对于高梁河之战的论述颇丰，此不赘附。结合史料从辽政权的角度来分析高梁河之战，汉官集团在此战中发挥巨大作用。
《辽史》载：“宋兵取河东，侵燕，五院详稳奚底，统军萧讨古等败归，宋兵围城，招胁甚急，人怀二心。隆运登城，日夜守御。援军至，围解。及战高梁河，宋兵败走，隆运邀击，又破之。”[3]1421-1422耶律隆运即韩德让，其父韩匡嗣，其祖父韩知古，长期仕于辽朝。高梁河之战发生时，韩德让代父为辽留守南京。宋军围城，情势危急，韩德让日夜守卫辽南京，为辽援军赢得了时间，坚守城池是击败宋军的重要条件之一。康延寿，康默记之孙。“宋人攻南京，诸将既成列，延寿独奋击阵前，敌逐大溃。”[3]1356高梁河之战前后，马得臣、刘景这些汉官辅佐韩德让共同治理南京城。马得臣，“乾亨初，宋师屡犯边，命南京副留守”[3]1409。耶律阿保机建立契丹后，网罗大批有才干的汉人为其出谋划策，对汉族人才求贤若渴。自辽太祖至辽景宗，在汉人协助和献策下，辽政权的封建化进程不断加快，结束皇位相争的不利局面，由世选制向父子相传制过渡，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争夺趋于平静，国力强盛，辽国有足够的实力与中原政权相抗衡。
1 汉官集团的来源
1.1 战争掠夺的汉人
契丹建国前后，本国统治者在依附中原王朝或封建割据的汉政权时，也屡次南下，攻城略地，获取大量劳动力。被掠夺的汉人不乏有饱学之士，他们把中原地区的儒家文化及先进的治国理念传播到辽国。例如，韩知古、康默记、王继忠，先后被劫掠到辽国。韩知古，蓟州玉田人，善谋有识量。“太祖平蓟时，知古六岁，为淳钦皇后兄欲稳所得。后来嫔，知古从焉，未得省见。”[3]1359韩知古深受辽太祖信任，被授予要职。“总知汉儿司事，兼主诸国礼仪”[3]1359，完善辽政权的礼仪、法度，教化于民，功绩卓然。康默记，蓟州人，“少为蓟州衙校，太祖侵蓟州得之，爱其材，隶麾下”[3]1356。这些早期仕辽的汉族官僚对于辽国初期制度建设有重要贡献，同时扩大了汉族官员在辽政权中的影响力，为汉官集团的发展奠定基础。
1.2 划界而得的汉人
燕云十六州位于中原王朝北部，以农业生产为主体，汉族人口占绝对优势，儒家文化为当地主流思想。自后晋割地给辽后，该处的汉人世家归入辽国。宋人夏竦曾言：“自幽蓟陷敌之余，晋季蒙尘之后，中国器度工巧、衣冠士族，多为犬戎所有。”[4]15以韩、刘、马、赵为代表的汉族世家大族陷于辽，昌盛于辽一代。韩德让，《辽史》有云，“重厚有智略，明治体，喜建功立事”，坚守南京，扶持圣宗，率军伐宋。萧太后赞曰：“进贤辅政，真大臣之职。”[3]1422赵延寿，与父俱降辽，勤于军事，多有建树。太宗对其曾曰，“汉兵皆尔所有，尔宜亲往抚慰”[3]1376，深受太宗器重。辽国接管燕云十六州后，为了便于管理当地汉族，任用大量汉族官员。“梁援祖上梁文规”，五代时“官至吏部尚书”。汉族官员施展才能治理燕云十六州，同时也借助辽统治者的信任，培养其家族势力。辽统治者借助汉人世家治理燕云十六州，同时也在吸收和学习儒家文化。其结果是辽朝封建化程度深化，汉官集团日益壮大和发展。这一过程是相互作用的。
1.3 科举入仕
高梁河之战后，宋、辽两国爆发了几场短暂的战争。随着《澶渊之盟》的签订，终辽一代，两国没有发生大规模战争。辽圣宗统和六年（988）的“诏开贡举”使辽朝科举制逐渐成为全国范围的制度。据学者统计，“辽代进士目前能确知姓名者205名，其中汉人200名，非汉族进士5名”[5]。汉族士人几乎代表整个辽代士人。姚景行，“重熙五年，擢进士乙科”[3]1543。玉田韩氏家族是辽政权中具有显赫地位的世家大族，韩知古为辽国开国功臣之一，仕辽为中书令。玉田韩氏家族的政治地位在第三代韩德让时期达到顶峰，“尽管到辽代后期，韩氏家族的势力呈削弱状态，但终辽之世，其势力均是不容忽视的，后期仍是具有一定影响的世家大族”。
2 高梁河之战前汉官集团发展
辽太祖至辽景宗前期，辽政权中保守派和改革派相互争斗，辽统治集团对于汉人官僚抱有戒心，汉人不担任重要的职位，即“军国大计，汉人不与”[3]1588，但给予足够的重视。汉官参与到辽政权制度建设中，卢文进“又教契丹以中国”，主要的汉族官员有韩延徽、韩知古等。“太祖初元，庶事草创，凡营都邑，建宫殿，正君臣，定名分，法度井井，延徽力也。”[3]1588韩延徽修筑宫殿，制定礼法，将中原文化的名物典章带入契丹政治体系，加快辽政权封建化的步伐。韩知古总知汉儿司事，兼主诸国礼仪，成为辽太祖佐命功臣之一，在辽国家制度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早期仕辽的汉族官僚虽未进入辽决策机构，却为后世汉族官僚的发展壮大奠定基础。
3 高梁河之战后汉官集团发展
辽景宗后期至辽兴宗，辽政权中改革派占据主导位置，汉族官僚的地位进一步提高。受到重用的汉族官僚已开始进入辽政权的决策机构，担任要职。辽代汉族官僚集团中，韩德让地位最为显赫。《辽史·耶律隆运传》：“重厚有智略，明治体，喜建功立事。”“在统和间位兼将相，其克敌致胜，进贤辅国，功业茂矣。”[3]1422-1428韩德让地位显赫，位极人臣。韩德让的家族成员大都身居高位，弟弟德威，西南面招讨使，“赐剑许便宜行事，领突吕不、迭剌二虬军”[3]1423;侄儿制心，“太平（1021—1031）年中，历中京留守，惕隐，南京留守，徙王燕，迁南院大王”[3]1425。辽中后期是辽封建地主、牧主阶级快速发展时期，也是汉族和契丹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融合的时期。
综上所述，汉官集团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与辽朝统治集团合作，共同实现辽国强盛，使辽国快速脱离原始游牧社会形态，社会面貌焕然一新，封建化步伐加快，汉官集团在抵御外来势力、维护皇权、促进社会稳定和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客观上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
参考文献
[1]漆侠.宋太宗第一次伐辽——高梁河之战—宋辽战争研究之一[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3）：1-9.
[2]（宋）王铚.默记：卷中[M].北京：中华书局，1981：20.
[3]（元）脱脱.辽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6.
[4]（宋）夏辣.文庄集：卷13：计北寇[M].清乾隆抄本：15.
[5]蒋金玲.辽代汉族士人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10.
关键词：高梁河之战;辽政权;汉官集团
高梁河之戰是宋、辽两国因争夺燕云十六州而发生的局部战争，此战亦为两国第一次正面交锋。辽国占领的燕云十六州，不仅为其政权提供大量的人口和财富，也提供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天然屏障。因为燕云地区易守难攻的地理优势，宋王朝在建立之初即希望收复燕云十六州。漆侠指出：“一些强大的王朝如汉唐，其所以能够同草原民族一争雄长，一是以长城天险为依托，阻御草原民族牧骑南下，以保障中原地区的安全;二是据有一片草原，繁衍马匹，编组为骑兵，主动出击，以机动对机动，以能够支持长期战争的民力为基础，终于战胜对手，成为国势强大之王朝。宋代立国不仅没有象汉唐那样具备上述两个条件，而且长城天险又被契丹占有，国都沐京立处平野，直接暴露在契丹牧骑威胁之下。”[1]对于高梁河之战的前后过程，宋、辽两国的史书有不同的记述。仔细研读史料可知，《辽史》记载更为详尽。
高梁河之战，宋军惨败。宋人在记述败因时，竭力避讳宋太宗的指挥不当。宋神宗曾云：“太宗自燕京城下军溃，北虏追之，仅得脱。凡行在服御宝器尽为所夺，从人富嫔尽陷没。股上中两箭，岁岁必发，其弃天下意以简疮发云。”[2]学界对于高梁河之战的论述颇丰，此不赘附。结合史料从辽政权的角度来分析高梁河之战，汉官集团在此战中发挥巨大作用。
《辽史》载：“宋兵取河东，侵燕，五院详稳奚底，统军萧讨古等败归，宋兵围城，招胁甚急，人怀二心。隆运登城，日夜守御。援军至，围解。及战高梁河，宋兵败走，隆运邀击，又破之。”[3]1421-1422耶律隆运即韩德让，其父韩匡嗣，其祖父韩知古，长期仕于辽朝。高梁河之战发生时，韩德让代父为辽留守南京。宋军围城，情势危急，韩德让日夜守卫辽南京，为辽援军赢得了时间，坚守城池是击败宋军的重要条件之一。康延寿，康默记之孙。“宋人攻南京，诸将既成列，延寿独奋击阵前，敌逐大溃。”[3]1356高梁河之战前后，马得臣、刘景这些汉官辅佐韩德让共同治理南京城。马得臣，“乾亨初，宋师屡犯边，命南京副留守”[3]1409。耶律阿保机建立契丹后，网罗大批有才干的汉人为其出谋划策，对汉族人才求贤若渴。自辽太祖至辽景宗，在汉人协助和献策下，辽政权的封建化进程不断加快，结束皇位相争的不利局面，由世选制向父子相传制过渡，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争夺趋于平静，国力强盛，辽国有足够的实力与中原政权相抗衡。
1 汉官集团的来源
1.1 战争掠夺的汉人
契丹建国前后，本国统治者在依附中原王朝或封建割据的汉政权时，也屡次南下，攻城略地，获取大量劳动力。被掠夺的汉人不乏有饱学之士，他们把中原地区的儒家文化及先进的治国理念传播到辽国。例如，韩知古、康默记、王继忠，先后被劫掠到辽国。韩知古，蓟州玉田人，善谋有识量。“太祖平蓟时，知古六岁，为淳钦皇后兄欲稳所得。后来嫔，知古从焉，未得省见。”[3]1359韩知古深受辽太祖信任，被授予要职。“总知汉儿司事，兼主诸国礼仪”[3]1359，完善辽政权的礼仪、法度，教化于民，功绩卓然。康默记，蓟州人，“少为蓟州衙校，太祖侵蓟州得之，爱其材，隶麾下”[3]1356。这些早期仕辽的汉族官僚对于辽国初期制度建设有重要贡献，同时扩大了汉族官员在辽政权中的影响力，为汉官集团的发展奠定基础。
1.2 划界而得的汉人
燕云十六州位于中原王朝北部，以农业生产为主体，汉族人口占绝对优势，儒家文化为当地主流思想。自后晋割地给辽后，该处的汉人世家归入辽国。宋人夏竦曾言：“自幽蓟陷敌之余，晋季蒙尘之后，中国器度工巧、衣冠士族，多为犬戎所有。”[4]15以韩、刘、马、赵为代表的汉族世家大族陷于辽，昌盛于辽一代。韩德让，《辽史》有云，“重厚有智略，明治体，喜建功立事”，坚守南京，扶持圣宗，率军伐宋。萧太后赞曰：“进贤辅政，真大臣之职。”[3]1422赵延寿，与父俱降辽，勤于军事，多有建树。太宗对其曾曰，“汉兵皆尔所有，尔宜亲往抚慰”[3]1376，深受太宗器重。辽国接管燕云十六州后，为了便于管理当地汉族，任用大量汉族官员。“梁援祖上梁文规”，五代时“官至吏部尚书”。汉族官员施展才能治理燕云十六州，同时也借助辽统治者的信任，培养其家族势力。辽统治者借助汉人世家治理燕云十六州，同时也在吸收和学习儒家文化。其结果是辽朝封建化程度深化，汉官集团日益壮大和发展。这一过程是相互作用的。
1.3 科举入仕
高梁河之战后，宋、辽两国爆发了几场短暂的战争。随着《澶渊之盟》的签订，终辽一代，两国没有发生大规模战争。辽圣宗统和六年（988）的“诏开贡举”使辽朝科举制逐渐成为全国范围的制度。据学者统计，“辽代进士目前能确知姓名者205名，其中汉人200名，非汉族进士5名”[5]。汉族士人几乎代表整个辽代士人。姚景行，“重熙五年，擢进士乙科”[3]1543。玉田韩氏家族是辽政权中具有显赫地位的世家大族，韩知古为辽国开国功臣之一，仕辽为中书令。玉田韩氏家族的政治地位在第三代韩德让时期达到顶峰，“尽管到辽代后期，韩氏家族的势力呈削弱状态，但终辽之世，其势力均是不容忽视的，后期仍是具有一定影响的世家大族”。
2 高梁河之战前汉官集团发展
辽太祖至辽景宗前期，辽政权中保守派和改革派相互争斗，辽统治集团对于汉人官僚抱有戒心，汉人不担任重要的职位，即“军国大计，汉人不与”[3]1588，但给予足够的重视。汉官参与到辽政权制度建设中，卢文进“又教契丹以中国”，主要的汉族官员有韩延徽、韩知古等。“太祖初元，庶事草创，凡营都邑，建宫殿，正君臣，定名分，法度井井，延徽力也。”[3]1588韩延徽修筑宫殿，制定礼法，将中原文化的名物典章带入契丹政治体系，加快辽政权封建化的步伐。韩知古总知汉儿司事，兼主诸国礼仪，成为辽太祖佐命功臣之一，在辽国家制度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早期仕辽的汉族官僚虽未进入辽决策机构，却为后世汉族官僚的发展壮大奠定基础。
3 高梁河之战后汉官集团发展
辽景宗后期至辽兴宗，辽政权中改革派占据主导位置，汉族官僚的地位进一步提高。受到重用的汉族官僚已开始进入辽政权的决策机构，担任要职。辽代汉族官僚集团中，韩德让地位最为显赫。《辽史·耶律隆运传》：“重厚有智略，明治体，喜建功立事。”“在统和间位兼将相，其克敌致胜，进贤辅国，功业茂矣。”[3]1422-1428韩德让地位显赫，位极人臣。韩德让的家族成员大都身居高位，弟弟德威，西南面招讨使，“赐剑许便宜行事，领突吕不、迭剌二虬军”[3]1423;侄儿制心，“太平（1021—1031）年中，历中京留守，惕隐，南京留守，徙王燕，迁南院大王”[3]1425。辽中后期是辽封建地主、牧主阶级快速发展时期，也是汉族和契丹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融合的时期。
综上所述，汉官集团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与辽朝统治集团合作，共同实现辽国强盛，使辽国快速脱离原始游牧社会形态，社会面貌焕然一新，封建化步伐加快，汉官集团在抵御外来势力、维护皇权、促进社会稳定和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客观上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
参考文献
[1]漆侠.宋太宗第一次伐辽——高梁河之战—宋辽战争研究之一[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3）：1-9.
[2]（宋）王铚.默记：卷中[M].北京：中华书局，1981：20.
[3]（元）脱脱.辽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6.
[4]（宋）夏辣.文庄集：卷13：计北寇[M].清乾隆抄本：15.
[5]蒋金玲.辽代汉族士人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