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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铜镜又称“照子”“铜鉴”，在古代社会与人类有着紧密的联系，在祭祀、梳妆、殉葬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那些“刻画精巧、文字瑰奇、辞旨温雅”[1]的古镜，称得上是中华文化遗产中的瑰宝。两汉时期，大一统王朝下经济发展、金属铸造工艺提升，加之事死如事生的厚葬之风盛行，使得铜镜的发展达到高峰。两汉时期的铜镜，不论是在表征、形制，还是纹饰、铭文方面，都有着显著的时代特征，且图案式样丰富、制作精良，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和装饰性。
关键词：两汉;铜镜;艺术
目前的考古发现显示，铜镜的起源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齐家文化（距今约4000年）。在青铜器铸造的鼎盛时期——商周时期，铜镜作为祭祀的礼器及少数贵族享用之物，仅零星出土。秦汉时期，铜镜的使用逐渐平民化、日常化。后又历经唐、宋两次发展高峰期，直至近代玻璃、水银镜的诞生，铜镜方退出历史的舞台。铜镜的艺术特点，每个时期都是各不相同的。早期铜镜简单朴素，隋唐时期推崇流畅华丽之姿，宋代铜镜铸造多取材自由写实、注重实用，器体轻薄，装饰简洁，自元明之后，铜镜的发展呈现衰败之势。而两汉时期可称得上是铜镜第一个发展高峰期，铜镜在日常生活中被大量使用，制作产生了质的飞跃。笔者在此声明：本文所谈及的两汉铜镜特指武帝以降的，西汉前期修养生息，铜镜铸造多承袭秦代、战国遗风，镜体多单薄，而新莽铜镜与西汉铜镜一脉相承。
1 两汉时期的铜镜在纹饰方面的特点
与先秦时期相较，两汉时期的铜镜不仅有着厚重的质地、高大的镜钮，在表现技法、纹样的处理上也有很大的突破。铭文的图形化、几何装饰形的巧妙应用在汉镜中都有很好的体现[2]。西汉镜纹饰的两大特点：采用四分法布局（多以四乳钉为基点）;地纹逐渐消失，主纹成为单一的图案。东汉镜纹饰最具特色的是题材更多反映神仙思想和现实生活，还有就是“浮雕技法的产生和‘轴对称’的纹饰布局方式的运用”[3]。汉镜中常见纹饰题材有：涡纹、绳纹、弦纹、连弧纹、草叶纹、乳状纹及各类神兽纹等[4]。相比于之前的铜镜，不仅内容变得更加丰富，在表现手法上也更加的细腻工整。为突出铜镜的层次感、立体感，在构图格局中常采用乳钉间隔成等份或以同心圆的重圈的形式来实现。西汉晚期、新莽和東汉时最为流行的规矩纹铜镜，纹饰内容极为丰富，不仅穿插着各种鸟兽图案，围绕镜钮布有尖乳、圆凸乳以及中心下凹的乳钉等，边缘上还有锯齿纹、双线波纹、流云纹以及双线三角纹等，通过圆与方的对比，形成一种活泼生动且旋转奔驰的图案结构[5]。到了东汉时期，铜镜在工艺方面又表现出了不一样的势头，主要体现在不断革新与提高方面，出现这样的变化离不开当时画像砖的影响。尤其是在处理动静之间的协调方面，艺术家们既能描绘出神人的严肃，也能从神人的严肃中表现出一种动态活泼的感觉，从那些奔驰的车马与活泼的禽兽中就可以看得出来。在技法方面，艺术家们多采用高浮雕以及减地平雕的方式来表现物像，这种物像从人的感觉看，效果与剪影差不多[6]。
下面介绍几款在纹饰方面特点较为鲜明的龙游县博物馆馆藏汉镜。
东汉四乳四虺纹铜镜（图1），直径11厘米，钮径1.3厘米，厚0.5厘米。圆形，半球形钮，圆钮座。钮座内间有四组对称栉齿纹（三线短条纹），纽座外装饰有两周细短斜线纹，两周间为四蟠虺纹，以乳钉相间。素宽缘无花纹。
东汉四乳八禽铜镜（图2），直径9.6厘米，钮径1.4厘米，厚0.5厘米。圆形，半球形钮，圆钮座。钮座内间有四组对称栉齿纹（三线短条纹），纽座外装饰有两周细短斜线纹，两周间为八只飞禽，两只为一组，对称分布，并以乳钉相间。素宽缘无花纹。
东汉重列式神兽铜镜（图3），直径14.2厘米，钮径2.6厘米，厚0.5厘米。圆形，大扁圆钮，圆钮座。近缘处一双线凸圈分内外两区。内区主纹自上而下分为五段。第一段正中为一戴冠冕的神人，左侧为朱雀，右侧为神兽及一侍者;第二段为四个神人;第三段两侧为东王公和西王母;第四段为二神四兽;第五段正中为一神，左右两侧为一神兽及玄武。外区隶书铭文一周。缘上饰交错连续的涡纹。
2 两汉时期铜镜在铭文方面的特点
铜镜铭文是鉴定年代的重要依据，同时也是表现手法上的重要特征。考古调查显示，将文字铸于镜背滥觞于战国时期。而两汉时期铜镜铭文以字体多样、文辞丰富而著称。汉镜将镜背铭文的运用发挥到了极致，不仅有规格堪比汉赋的长篇字铭，甚至出现了以铭文为主题纹饰的铜镜[7]。
汉镜铭文不仅能够反映出汉代铸镜手工业状况，也有助于后人了解当时普罗众生的真实心态：祈求子孙繁昌、长寿富贵的愿望和神仙观念。有的铸造师会在铜镜的内外沿间加铸作者姓名，更有甚者会将当时流行的三言、七言、骚体等多种文学体裁铸于镜背。此外，还有庆祝吉祥、歌功颂德、答谢、赠礼，以及信仰宗教神话的铭文等[8]。东汉中期以后，铜镜的铭文除了表现艺术家给予它的意义之外，铭文中还加入了铸造铜镜时的纪年、纪名与纪氏，诸如“朱氏明镜快人意”“田氏作镜四夷服”“尚方作镜真大好”等，不仅具有强烈的历史意义，而且对于后人研究并判断铜镜制造时间给了明确的依据。这种铭文的作用不仅在于明确地记载制作者的各种信息，比如姓名及姓氏等，还起着非常强的广告宣传作用，也从侧面证实了当时的民间铸镜业商品化程度高的历史事实。
汉镜铭文的字体不断变化，小篆、缪篆、变形篆体、简体隶体相继出现。篆体用笔圆转，字形结构匀称、规整，隶体用笔舒展、洒脱有度。此外，汉镜的铭文受制于铜镜的大小及艺术风格的影响，铭文的字数多会出现减字、确字、简化、加而、加符号等现象。
下面介绍几款在铭文方面特点较为鲜明的龙游县博物馆馆藏汉镜。
西汉昭明连弧纹铜镜（图4），直径8.8厘米，钮径1.3厘米，厚0.4厘米。圆形，半球形钮，圆钮座。座外有一周凸弦纹圈带及一周内向八连弧纹带，间有4组栉齿纹（三线短条纹）等分，钮座、凸弦纹和连弧纹间均饰回旋线条纹。连弧纹外两周细短斜线纹之间有铭文十五字“内而清而外而昭，而明而光，而光日月”，每个字间隔着“而”字，字体方折，素宽缘无花纹。 西汉草叶纹日光铜镜（图5），直径14厘米，钮径1.8厘米，厚0.4厘米。圆形，圆钮，四叶纹钮座。四叶纹钮座外为双线方框，方框外每边有铭文两字，分别是“见日”“之光”“天下”“大明”，缪篆书，四角为菱形填线纹，外为一凹面大方格，四角外伸出双瓣一苞花枝纹，四乳钉及桃形花苞，两侧各一对称单层草叶纹内向十六连弧纹缘。
东汉双龙戏虎铜镜（图6），直径12.2厘米，钮径2.4厘米，厚0.9厘米。圆形、半球形钮，圆纽座。内区纽座外饰有两龙一虎，龙虎相峙。其外有铭文37字，“李氏作镜四夷服 多贺国家人民息 胡虏殄灭天下服 风雨时节 五谷熟 长保二亲得天力宜子”。外区花纹为栉齿纹、锯齿纹、虺纹各一周。
东汉神人神兽铜镜（图7），直径10.3厘米，钮径2.0厘米，厚0.6厘米。大扁圆钮，圆钮座。以浮雕手法刻画了一组神人（镜钮左右两侧的人物为东王公、西王母）、神兽，纹样隆起凸出，环绕于钮外，外饰一周锯齿纹。缘内铸一周铭文，其中有“建安廿四年”“建安四年六月辛巳朔廿五日造”的字样，缘上饰连弧纹。神兽纹于东汉中期开始出现，一直流行到三国时期。
3 结语
两汉时期，无论是从经济，还是从文化上看，都达到了封建社会时期的一个高峰。政治稳定，文化、商业繁荣，新的冶炼、铸造技术的兴起，推动铜镜铸造业进入一个繁荣阶段，出现了一个形制丰富多彩、铭文内容丰富、装饰工艺花样繁多的局面。汉代镜铭不仅有极高的文学价值，还承载了大量反映社会风俗、思想意识的信息，有益于后人通过流传至今的铜镜一窥当时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学、艺术及风俗习惯等。
参考文献
[1]罗振玉.古镜图录[M].北京：朝华出版社，2018.
[2]王小芹.中國古代铜镜中的瑰宝——汉镜[J].文物世界，2007（3）：59-60.
[3]管维良.中国铜镜史[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
[4][5]郭淑英.浅谈两汉铜镜艺术特点[J].文物世界，2005（6）：35-37.
[6]曹菁菁.西汉铜镜铭文流变举例[J].形象史学研究，2011（00）：18-29.
[7]窦葳.两汉镜铭与社会研究[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13：19.
[8]丁孟.铜镜鉴定[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关键词：两汉;铜镜;艺术
目前的考古发现显示，铜镜的起源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齐家文化（距今约4000年）。在青铜器铸造的鼎盛时期——商周时期，铜镜作为祭祀的礼器及少数贵族享用之物，仅零星出土。秦汉时期，铜镜的使用逐渐平民化、日常化。后又历经唐、宋两次发展高峰期，直至近代玻璃、水银镜的诞生，铜镜方退出历史的舞台。铜镜的艺术特点，每个时期都是各不相同的。早期铜镜简单朴素，隋唐时期推崇流畅华丽之姿，宋代铜镜铸造多取材自由写实、注重实用，器体轻薄，装饰简洁，自元明之后，铜镜的发展呈现衰败之势。而两汉时期可称得上是铜镜第一个发展高峰期，铜镜在日常生活中被大量使用，制作产生了质的飞跃。笔者在此声明：本文所谈及的两汉铜镜特指武帝以降的，西汉前期修养生息，铜镜铸造多承袭秦代、战国遗风，镜体多单薄，而新莽铜镜与西汉铜镜一脉相承。
1 两汉时期的铜镜在纹饰方面的特点
与先秦时期相较，两汉时期的铜镜不仅有着厚重的质地、高大的镜钮，在表现技法、纹样的处理上也有很大的突破。铭文的图形化、几何装饰形的巧妙应用在汉镜中都有很好的体现[2]。西汉镜纹饰的两大特点：采用四分法布局（多以四乳钉为基点）;地纹逐渐消失，主纹成为单一的图案。东汉镜纹饰最具特色的是题材更多反映神仙思想和现实生活，还有就是“浮雕技法的产生和‘轴对称’的纹饰布局方式的运用”[3]。汉镜中常见纹饰题材有：涡纹、绳纹、弦纹、连弧纹、草叶纹、乳状纹及各类神兽纹等[4]。相比于之前的铜镜，不仅内容变得更加丰富，在表现手法上也更加的细腻工整。为突出铜镜的层次感、立体感，在构图格局中常采用乳钉间隔成等份或以同心圆的重圈的形式来实现。西汉晚期、新莽和東汉时最为流行的规矩纹铜镜，纹饰内容极为丰富，不仅穿插着各种鸟兽图案，围绕镜钮布有尖乳、圆凸乳以及中心下凹的乳钉等，边缘上还有锯齿纹、双线波纹、流云纹以及双线三角纹等，通过圆与方的对比，形成一种活泼生动且旋转奔驰的图案结构[5]。到了东汉时期，铜镜在工艺方面又表现出了不一样的势头，主要体现在不断革新与提高方面，出现这样的变化离不开当时画像砖的影响。尤其是在处理动静之间的协调方面，艺术家们既能描绘出神人的严肃，也能从神人的严肃中表现出一种动态活泼的感觉，从那些奔驰的车马与活泼的禽兽中就可以看得出来。在技法方面，艺术家们多采用高浮雕以及减地平雕的方式来表现物像，这种物像从人的感觉看，效果与剪影差不多[6]。
下面介绍几款在纹饰方面特点较为鲜明的龙游县博物馆馆藏汉镜。
东汉四乳四虺纹铜镜（图1），直径11厘米，钮径1.3厘米，厚0.5厘米。圆形，半球形钮，圆钮座。钮座内间有四组对称栉齿纹（三线短条纹），纽座外装饰有两周细短斜线纹，两周间为四蟠虺纹，以乳钉相间。素宽缘无花纹。
东汉四乳八禽铜镜（图2），直径9.6厘米，钮径1.4厘米，厚0.5厘米。圆形，半球形钮，圆钮座。钮座内间有四组对称栉齿纹（三线短条纹），纽座外装饰有两周细短斜线纹，两周间为八只飞禽，两只为一组，对称分布，并以乳钉相间。素宽缘无花纹。
东汉重列式神兽铜镜（图3），直径14.2厘米，钮径2.6厘米，厚0.5厘米。圆形，大扁圆钮，圆钮座。近缘处一双线凸圈分内外两区。内区主纹自上而下分为五段。第一段正中为一戴冠冕的神人，左侧为朱雀，右侧为神兽及一侍者;第二段为四个神人;第三段两侧为东王公和西王母;第四段为二神四兽;第五段正中为一神，左右两侧为一神兽及玄武。外区隶书铭文一周。缘上饰交错连续的涡纹。
2 两汉时期铜镜在铭文方面的特点
铜镜铭文是鉴定年代的重要依据，同时也是表现手法上的重要特征。考古调查显示，将文字铸于镜背滥觞于战国时期。而两汉时期铜镜铭文以字体多样、文辞丰富而著称。汉镜将镜背铭文的运用发挥到了极致，不仅有规格堪比汉赋的长篇字铭，甚至出现了以铭文为主题纹饰的铜镜[7]。
汉镜铭文不仅能够反映出汉代铸镜手工业状况，也有助于后人了解当时普罗众生的真实心态：祈求子孙繁昌、长寿富贵的愿望和神仙观念。有的铸造师会在铜镜的内外沿间加铸作者姓名，更有甚者会将当时流行的三言、七言、骚体等多种文学体裁铸于镜背。此外，还有庆祝吉祥、歌功颂德、答谢、赠礼，以及信仰宗教神话的铭文等[8]。东汉中期以后，铜镜的铭文除了表现艺术家给予它的意义之外，铭文中还加入了铸造铜镜时的纪年、纪名与纪氏，诸如“朱氏明镜快人意”“田氏作镜四夷服”“尚方作镜真大好”等，不仅具有强烈的历史意义，而且对于后人研究并判断铜镜制造时间给了明确的依据。这种铭文的作用不仅在于明确地记载制作者的各种信息，比如姓名及姓氏等，还起着非常强的广告宣传作用，也从侧面证实了当时的民间铸镜业商品化程度高的历史事实。
汉镜铭文的字体不断变化，小篆、缪篆、变形篆体、简体隶体相继出现。篆体用笔圆转，字形结构匀称、规整，隶体用笔舒展、洒脱有度。此外，汉镜的铭文受制于铜镜的大小及艺术风格的影响，铭文的字数多会出现减字、确字、简化、加而、加符号等现象。
下面介绍几款在铭文方面特点较为鲜明的龙游县博物馆馆藏汉镜。
西汉昭明连弧纹铜镜（图4），直径8.8厘米，钮径1.3厘米，厚0.4厘米。圆形，半球形钮，圆钮座。座外有一周凸弦纹圈带及一周内向八连弧纹带，间有4组栉齿纹（三线短条纹）等分，钮座、凸弦纹和连弧纹间均饰回旋线条纹。连弧纹外两周细短斜线纹之间有铭文十五字“内而清而外而昭，而明而光，而光日月”，每个字间隔着“而”字，字体方折，素宽缘无花纹。 西汉草叶纹日光铜镜（图5），直径14厘米，钮径1.8厘米，厚0.4厘米。圆形，圆钮，四叶纹钮座。四叶纹钮座外为双线方框，方框外每边有铭文两字，分别是“见日”“之光”“天下”“大明”，缪篆书，四角为菱形填线纹，外为一凹面大方格，四角外伸出双瓣一苞花枝纹，四乳钉及桃形花苞，两侧各一对称单层草叶纹内向十六连弧纹缘。
东汉双龙戏虎铜镜（图6），直径12.2厘米，钮径2.4厘米，厚0.9厘米。圆形、半球形钮，圆纽座。内区纽座外饰有两龙一虎，龙虎相峙。其外有铭文37字，“李氏作镜四夷服 多贺国家人民息 胡虏殄灭天下服 风雨时节 五谷熟 长保二亲得天力宜子”。外区花纹为栉齿纹、锯齿纹、虺纹各一周。
东汉神人神兽铜镜（图7），直径10.3厘米，钮径2.0厘米，厚0.6厘米。大扁圆钮，圆钮座。以浮雕手法刻画了一组神人（镜钮左右两侧的人物为东王公、西王母）、神兽，纹样隆起凸出，环绕于钮外，外饰一周锯齿纹。缘内铸一周铭文，其中有“建安廿四年”“建安四年六月辛巳朔廿五日造”的字样，缘上饰连弧纹。神兽纹于东汉中期开始出现，一直流行到三国时期。
3 结语
两汉时期，无论是从经济，还是从文化上看，都达到了封建社会时期的一个高峰。政治稳定，文化、商业繁荣，新的冶炼、铸造技术的兴起，推动铜镜铸造业进入一个繁荣阶段，出现了一个形制丰富多彩、铭文内容丰富、装饰工艺花样繁多的局面。汉代镜铭不仅有极高的文学价值，还承载了大量反映社会风俗、思想意识的信息，有益于后人通过流传至今的铜镜一窥当时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学、艺术及风俗习惯等。
参考文献
[1]罗振玉.古镜图录[M].北京：朝华出版社，2018.
[2]王小芹.中國古代铜镜中的瑰宝——汉镜[J].文物世界，2007（3）：59-60.
[3]管维良.中国铜镜史[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
[4][5]郭淑英.浅谈两汉铜镜艺术特点[J].文物世界，2005（6）：35-37.
[6]曹菁菁.西汉铜镜铭文流变举例[J].形象史学研究，2011（00）：18-29.
[7]窦葳.两汉镜铭与社会研究[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13：19.
[8]丁孟.铜镜鉴定[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