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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以为学校是可以丰富我多彩人生的地方,所以,在毕业典礼上,当得知有门路的同学纷纷凭关系转行了的时候,我则面向全校师生庄严地宣誓:愿把毕生的精力毫不保留地献给小学教育事业!
只两年后,我便惊恐地发现:学校的人生原来是一条笔直的大道,刚刚站在起点便已看到了人生的终点线。在三点一线按部就班的日子里,我的现在已经演变成为老教师们苍白的回忆,而老教师们的现在正是我的未来走向。
一旦看尽大路尽头的风景,便失去再走下去的兴趣。在以后的十年间,我已记不清总共参加过多少次大大小小的招干转行考试。因为,我就长了一门心思:脱离小学教育就等于脱离苦海,走出校门就能走出别样的人生。无奈,在一个“举贤不避亲”的陌生城市里,来自农村的我屡屡与机遇擦肩而过。
就这样,怨天尤人地走进了三十岁——一个该担负起责任和使命的而立年岁。三十岁生日的这一天,我清理着一大抽屉印证我又红又专足迹的各类获奖证书,终于明白:十年来,我就像一只永远不会断线的风筝,无论心飘飞得多高多远,线的另一端却始终系在孩子们的身上。
浮躁的心一旦静下来,人也就变得沉稳了许多。就在这一年,已是市十佳教师、省学科带头人的我挑起了学校实验班的重任(实验班的孩子每人多收1万元赞助费)。也许是认为我班孩子的父母比别班孩子的父母多背了1万元沉甸甸期待的缘故,这两年,我将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了班级,甚至是孝敬父母、抚养幼儿的时间和空间。
最终让我从繁忙的教学事务中抬起头重新审视我周围环境的是一次老教师的下跪事件。那年教师节,市级优秀教师的指标只有一个,而参与竞争的有八位教师。当前面几位教师或捶胸顿足,或泪雨滂沱宣讲完自己以后,最后上台的这位老教师竟然“扑通”一声在台上跪下了,当大家还没有从震惊中回过神来,这位老教师已是声泪俱下:“我在这里求求大家了,年底我就要退休了,可我几十年来一次优秀教师都没被评过……”
老教师这石破天惊的一跪,便跪倒了我对小学教育事业的所有信念,也跪碎了我作为一位小学教师的所有尊严。
老师,你的价值究竟在哪里?带着这样的追问,我毅然放弃了冲击“省教育教学专家”最后一道关口的决定,选择了向南方逃离。即使我改变不了做小学教师的命运,但至少我不会再让校园高墙上那四角的天空局限了我的视野,同时也阻隔了我的心胸。
带着几分探险,也带着几分迷茫,我踏进了这所位于广州市北郊的学校——广州市广外附设外语学校。记得那天办完所有的入校手续,我在“外校”的芒果道上漫步,迎面走来一个教师模样的人和一位穿着中学校服的学生,他们俩是一路肩搭着肩说笑着走来的。这难道就是平等的师生关系?虽然已经从报纸上读到过外校的办学理念,但看到这一幕,心中还是泛起一丝的不适应。
待真正站在了外校的讲台上的时候,更加剧了这种感觉。这种不适应来自于内地与开放地区观念的差别,还来自于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性质的差别。
如果说教学观念、教学风格的转变对于一个肯钻研、善反思的教师来说并不是一件太困难的事情,那么,要把自己从高高的杏坛上请下来成为一个教育服务者,这种巨大的落差才是让我一时难以适应的。尤其是学校把学生期末给老师的打分作为对教师的一项重要考核内容,让我禁不住质疑:小学一年级的学生就要给老师打分,他们具有什么判断力?
带着这样的质疑和不适应,一学期就这样“稀里哗啦”地过去了。尽管作为年级组长的我在期末考评中还是被评上了“优秀”,但我知道我心中盘起的那个“结”还没有打开,心中的这片阴影还要等待着拨云见日的那一刻。
这个契机终于来了,那是寒假我们全家去海南旅游的时候,那位由地理老师转行的导游,不仅以其广博的知识和绝妙的口才征服了所有的旅客,其热情周到的服务也让满车人满意到了感动的地步。要离开时,导游的一句大实话让我产生了很大的震动:“我之所以这么做,就是为了让你们给我打高分。”立刻,我那曾经被暗云萦绕的心豁然开朗了。是啊,教育不也是服务吗?让家长满意,让孩子满意,让社会满意不就是外校的办学宗旨吗?“我之所以这么做,要的就是你们的高分和好的评价。”过去,这句被师道尊严挤兑到只能暗藏在心里一隅而羞于说出口的话,而今在外校终于被我响当当地说出来了!
接下来的第二学期风调雨顺,但期末却没有迎来意料中的丰收。在年级六个班的平均分中我班处在倒数第一,尽管第一名和最后一名之间的平均分相差不到1分,但足以让我这个以前总喜欢把平行班远远抛在后面的人感到汗颜。在那次期末家长会上,当有家长问我班级的成绩时,我给他们讲了木桶原理。会后,有位最短木块的家长找到我,看得出她对自己孩子全年级倒数第一名的成绩已是心急如焚,沟通的结果,我默许了这位家长给孩子留级的要求。
原以为这位孩子过了她的懵懂期就会奋起直追,但是,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听到的是这位孩子在学弟学妹的班级里也一直稳保着年级倒数第一的消息。更为令人震惊的是,以前荡漾在孩子脸上的天真烂漫的笑容再也难以寻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孩子越来越明显的沉默寡言,还有和年龄极不相称的凝重而愁苦的表情。
我开始了对自己又一次的追问:分数是孩子唯一的成长标志吗?成长,还可以有别的方式可选择吗?作为老师,我们有多大的空间去给这些特别的孩子营造一片别样的成长园地?我们到底该怎样践行“对每个孩子的终身发展负责”的承诺?
从此以后,我就对自己定下了一条准则:每一堂课都要对孩子的现在和未来负责,期末考试绝不刻意去争年级第一!与其让学生反复做题抬高一点平均分,不如让学生多读一些书籍,为他们的未来进行多一点的储备。
几年来,在教学处曾接到无数家长要求留级的申请和电话,但我绝不再轻易进行许诺。在学部的帮助下,教学处制定了一套相对科学和完善的留级批准程序,至少对申请留级的学生要进行学习、生活、心理、思想等多方面整整一学期的考察,而后再根据实际需要进行审批。对学生期末的考分,教学处在规则之内也做了些灵活的处理,为的是让老师们解开套在自己身上的分数枷锁,给孩子多一点成长的期待。
回顾自己二十二年的教师生涯,我认为在外校的八年,经历的是一种跨越式的发展。在对教育教学的不断追问中,在不断的反思和自我矫正中,我努力让自己的这颗心学会平和而宽容,走向博大而深刻,变得宁静而致远。
二十几年已经弹指而过,而当年的庄严宣誓犹言在耳,只是让我惊奇的是:当年在毕业典礼上的激情宣誓,就像冥冥中的一根红线,一直牵着我走向那已可预知的未来。
只两年后,我便惊恐地发现:学校的人生原来是一条笔直的大道,刚刚站在起点便已看到了人生的终点线。在三点一线按部就班的日子里,我的现在已经演变成为老教师们苍白的回忆,而老教师们的现在正是我的未来走向。
一旦看尽大路尽头的风景,便失去再走下去的兴趣。在以后的十年间,我已记不清总共参加过多少次大大小小的招干转行考试。因为,我就长了一门心思:脱离小学教育就等于脱离苦海,走出校门就能走出别样的人生。无奈,在一个“举贤不避亲”的陌生城市里,来自农村的我屡屡与机遇擦肩而过。
就这样,怨天尤人地走进了三十岁——一个该担负起责任和使命的而立年岁。三十岁生日的这一天,我清理着一大抽屉印证我又红又专足迹的各类获奖证书,终于明白:十年来,我就像一只永远不会断线的风筝,无论心飘飞得多高多远,线的另一端却始终系在孩子们的身上。
浮躁的心一旦静下来,人也就变得沉稳了许多。就在这一年,已是市十佳教师、省学科带头人的我挑起了学校实验班的重任(实验班的孩子每人多收1万元赞助费)。也许是认为我班孩子的父母比别班孩子的父母多背了1万元沉甸甸期待的缘故,这两年,我将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了班级,甚至是孝敬父母、抚养幼儿的时间和空间。
最终让我从繁忙的教学事务中抬起头重新审视我周围环境的是一次老教师的下跪事件。那年教师节,市级优秀教师的指标只有一个,而参与竞争的有八位教师。当前面几位教师或捶胸顿足,或泪雨滂沱宣讲完自己以后,最后上台的这位老教师竟然“扑通”一声在台上跪下了,当大家还没有从震惊中回过神来,这位老教师已是声泪俱下:“我在这里求求大家了,年底我就要退休了,可我几十年来一次优秀教师都没被评过……”
老教师这石破天惊的一跪,便跪倒了我对小学教育事业的所有信念,也跪碎了我作为一位小学教师的所有尊严。
老师,你的价值究竟在哪里?带着这样的追问,我毅然放弃了冲击“省教育教学专家”最后一道关口的决定,选择了向南方逃离。即使我改变不了做小学教师的命运,但至少我不会再让校园高墙上那四角的天空局限了我的视野,同时也阻隔了我的心胸。
带着几分探险,也带着几分迷茫,我踏进了这所位于广州市北郊的学校——广州市广外附设外语学校。记得那天办完所有的入校手续,我在“外校”的芒果道上漫步,迎面走来一个教师模样的人和一位穿着中学校服的学生,他们俩是一路肩搭着肩说笑着走来的。这难道就是平等的师生关系?虽然已经从报纸上读到过外校的办学理念,但看到这一幕,心中还是泛起一丝的不适应。
待真正站在了外校的讲台上的时候,更加剧了这种感觉。这种不适应来自于内地与开放地区观念的差别,还来自于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性质的差别。
如果说教学观念、教学风格的转变对于一个肯钻研、善反思的教师来说并不是一件太困难的事情,那么,要把自己从高高的杏坛上请下来成为一个教育服务者,这种巨大的落差才是让我一时难以适应的。尤其是学校把学生期末给老师的打分作为对教师的一项重要考核内容,让我禁不住质疑:小学一年级的学生就要给老师打分,他们具有什么判断力?
带着这样的质疑和不适应,一学期就这样“稀里哗啦”地过去了。尽管作为年级组长的我在期末考评中还是被评上了“优秀”,但我知道我心中盘起的那个“结”还没有打开,心中的这片阴影还要等待着拨云见日的那一刻。
这个契机终于来了,那是寒假我们全家去海南旅游的时候,那位由地理老师转行的导游,不仅以其广博的知识和绝妙的口才征服了所有的旅客,其热情周到的服务也让满车人满意到了感动的地步。要离开时,导游的一句大实话让我产生了很大的震动:“我之所以这么做,就是为了让你们给我打高分。”立刻,我那曾经被暗云萦绕的心豁然开朗了。是啊,教育不也是服务吗?让家长满意,让孩子满意,让社会满意不就是外校的办学宗旨吗?“我之所以这么做,要的就是你们的高分和好的评价。”过去,这句被师道尊严挤兑到只能暗藏在心里一隅而羞于说出口的话,而今在外校终于被我响当当地说出来了!
接下来的第二学期风调雨顺,但期末却没有迎来意料中的丰收。在年级六个班的平均分中我班处在倒数第一,尽管第一名和最后一名之间的平均分相差不到1分,但足以让我这个以前总喜欢把平行班远远抛在后面的人感到汗颜。在那次期末家长会上,当有家长问我班级的成绩时,我给他们讲了木桶原理。会后,有位最短木块的家长找到我,看得出她对自己孩子全年级倒数第一名的成绩已是心急如焚,沟通的结果,我默许了这位家长给孩子留级的要求。
原以为这位孩子过了她的懵懂期就会奋起直追,但是,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听到的是这位孩子在学弟学妹的班级里也一直稳保着年级倒数第一的消息。更为令人震惊的是,以前荡漾在孩子脸上的天真烂漫的笑容再也难以寻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孩子越来越明显的沉默寡言,还有和年龄极不相称的凝重而愁苦的表情。
我开始了对自己又一次的追问:分数是孩子唯一的成长标志吗?成长,还可以有别的方式可选择吗?作为老师,我们有多大的空间去给这些特别的孩子营造一片别样的成长园地?我们到底该怎样践行“对每个孩子的终身发展负责”的承诺?
从此以后,我就对自己定下了一条准则:每一堂课都要对孩子的现在和未来负责,期末考试绝不刻意去争年级第一!与其让学生反复做题抬高一点平均分,不如让学生多读一些书籍,为他们的未来进行多一点的储备。
几年来,在教学处曾接到无数家长要求留级的申请和电话,但我绝不再轻易进行许诺。在学部的帮助下,教学处制定了一套相对科学和完善的留级批准程序,至少对申请留级的学生要进行学习、生活、心理、思想等多方面整整一学期的考察,而后再根据实际需要进行审批。对学生期末的考分,教学处在规则之内也做了些灵活的处理,为的是让老师们解开套在自己身上的分数枷锁,给孩子多一点成长的期待。
回顾自己二十二年的教师生涯,我认为在外校的八年,经历的是一种跨越式的发展。在对教育教学的不断追问中,在不断的反思和自我矫正中,我努力让自己的这颗心学会平和而宽容,走向博大而深刻,变得宁静而致远。
二十几年已经弹指而过,而当年的庄严宣誓犹言在耳,只是让我惊奇的是:当年在毕业典礼上的激情宣誓,就像冥冥中的一根红线,一直牵着我走向那已可预知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