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现有的文献对中国财政分权是否促进经济增长有并没有明确的定论。本文利用1994～201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了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地区性差异。结果表明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关键字】财政分权； 经济增长； 面板数据
一、引言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财政税收体制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94年到1978年之前，主要实行统收统支的财政集中体制；第二阶段从1978年到1993年，中央政府逐步放权，实行分成和财政包干体制；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进入第三个阶段。1994年中央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税制改革，在“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合理分权”的原则下，划分中央税、地方税和共享税，分设国税、地税两大征收机构，确定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和支出范围。十多年来中央政府又数次微调，逐步增减了部分税种，调整了部分税种的税率，并进行了一系列税费改革，逐步规范转移支付制度和基金管理制度，调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收入税等方面的分享比例。经过了一系列改革后，地方政府承担了更多的事权，财权却逐渐减弱，财权更多的掌握在中央政府手中，中央政府主要通过转移支付和专项支出来协调各省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
现代公共经济学的有关理论认为，地方政府具有信息优势，能更好地代表本地区居民的偏好。还有，财政分权形成了地方的多中心利益格局，地方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必然展开竞争，竞争导致要素流动，这种用脚投票机制形成了对地方政府的外在压力，从而硬化地方政府预算约束，减少地方政府的寻租行为[1]；此外，地方之间的竞争会促进地方之间的分工和专业化，并激励地方进行制度和技术创新，改善公共治理水平。可以看出，由中央向地方转移财政收入和支出权力将更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益，加快地方经济发展，进而推动全国经济增长（Oates，1972）[2]。
但另一方面，财政分权会带来相应的不利后果。第一，财政分权会导致地方利益分割，不利于地区之间的协调，结果一些具有地区外部性的公共品就无法有效提供，地方的免费搭车行为会加剧这种低效率。第二，地区之间的竞争会加剧区际不平等，并且竞赛到底的博弈格局会导致税率下降，从而降低公共品的投入，特别是财政分权所引致的税收竞争会导致流动和不流动要素之间进行税收歧视，从而产生收入再分配效应，加剧不平等状况。第三，地方政府拥有相应的自由处置权后，由于信息不对称，可能加剧地方的裙带关系，从而加剧地方腐败。所有这些不利因素都可能造成宏观经济不稳定，阻碍经济增长。同级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的税收竞争和公共品竞争，会阻碍经济发展、拉大地方发展之间的差距。
我国的财政分权体制也有其独特的特点。和财政联邦主义的分析背景不同，我国的财政分权是局部的，不完全的。首先，这种分权局限在中央和地方层级政府之间的责权利划分，地方虽然可以通过法定的预算内收支权力以及预算外和制度外收支来获得相应的自主权，但毕竟没有独立的税权，所以称不上严格的分权体制，只能算事实上的分权，也即钱颖一和温加斯特等人所谓的“经济联邦主义”（Montinola， Qian and Weingast， 1995； Qian and Weingast， 1996； Jin， Qian and Weingast， 2005）。其次，这种分权仅限于政府，不涉及居民。也就意味着事实上的分权让地方政府获得了事实上的自主权，但居民没有相应的权利，这就意味着地方所受的制约只能来自上级政府，而不是来自当地居民。结果，这种非公共财政体制下的分权可以促进增长，但必然会给经济带来诸多负面影响。
由于我国财政分权制度的不合理性，使得财政分权对经济作用产生内在的冲突，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方向是不确定。本文将研究财政分权的背景下，我国的经济增长状况。
二、文献综述
财政分权又称为“财政联邦主义”（fiscal federalism），就是指分权的财政体制，其中的分权特指地方政府或地方立法机关具有相对独立的税权，包括与征税有关的一系列权利，包括税收立法权、税收政策制定权和税收征管权三方面。财政分权理论分为第一代分权理论和第二代分权理论。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认为：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更具信息优势，能够更好地代表该地区居民的偏好，更加有效地进行公共资源配置。财政分权导致地方政府竞争，从而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社会整体福利水平。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从软预算约束和组织结构两个方面研究地方政府行为和经济增长，认为财政分权给地方政府提供了足够的激励去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和增长。
国外研究者对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这个问题做出了深入的研究。Aaron和Mcguire（1970）研究了美国公共支出对地区经济增长差异的影响，结果表明公共支出和财政分权扩大了地区经济差距。KerkL.Plullips 和 Gary Woller（1997）选取了40个国家作为样本，包括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他们的研究表明：在发达国家，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但是负效应不大；在发展中国家，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间没有明显的关系。Hamid Davoodi和Zou Hengfu（1998）在《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一个跨国研究》中分析了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该文以1970～1989年间的18个发达国家和28个发展中国家作为样本，得出结论：发达国家的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不存在线性关系；发展中国家的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存在负相关关系。Akai和Sakata（2002）的研究却支持传统的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有正向的促进作用。斯蒂芬·贝利（Stephen J·Bailery 1996）认为地方政府应该倾向于强调公共产品服务的数量而不是质量，然而地方政府对于公共产品的灵活性、效用性等其他方面关注甚少，所以财政分权中地方政府的优势体现的并不明显。Fraschini（2006）认为中国的财政分权导致了对地方的预算约束硬化，有利于经济增长和缩小地区差异。Jin（2005）认为，财政分权使得地方支出竞争越发激烈，各地争相通过改善投资环境来吸引外资，如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入。地区间的竞争也加大了各地援助国有企业的成本，因而硬化了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有利于经济增长和减少地区差异。 国内学者对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也很多。林毅夫，刘志强（2000）利用1973～1994年28个省、市的数据研究中国80年代以来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研究发现，财政分权提高了省级人均GDP的增长率，财政分权主要通过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来提高增长率。乔宝云（2002）利用1985～1998年的数据分析了分权和不均等的关系后发现，虽然财政分权显著影响经济增长，但这种影响是非线性的，财政分权的最优水平是71.7%。同时，财政分权显著增加了中国财政资源分配的不平等。张军（2007）以中国的中央地方关系的体制演进为依托，用中国的经验说明，在转型初期“中国特色的财政联邦主义”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但是，随着经济的转型，由分权而导致的地区差距扩大等问题日益突出。张璟、沈坤荣（2008）认为，中国的财政分权改革保留了政治上的中央集权，这种独特的财政分权制度导致了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加剧，扩大了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张晏和龚六堂（2005）在《分税制改革、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一文中提出，财政分权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发展，并且我国东部地区能获得更多财政分权积极效应，而在中西部地区，财政分权对地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或为负向，同时这种地区差距有加剧的趋势。温娇秀（2006）利用1980～2004 年省级面板数据研究发现，财政分权总体上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增长，而且我国财政分权的经济增长效应存在显著的跨区差异，财政分权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大于中西部地区。陈安平（2009）建立了一个包含增长方程、城乡收入差距方程和财政支出连理的模型方程，利用分税制后1994～2004年28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分析，得出结论是财政分权使地方政府支出显著增加，但是财政支出的增加并不必然有利于经济增长，并使城乡收入差距恶化。殷德生（2004）利用1994～2001年中国29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对财政分权和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影响进行了经验检验。结果表明，中国财政分权水平未能有效地促进地区的经济增长，同时又加剧了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程度。周业安、章泉（2008）利用1986～2004年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对财政分权和经济增长、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检验。他们认为财政分权的作用可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一个较长时间才能体现作用。
分析上述文献我们可以看出，学者们对财政分权是否对经济增长有影响这一问题并没有定论。许多学者的研究表明，财政分权有利于经济增长，但同时存在地区间差异。也有学者的研究认为财政分权不利于经济增长或者对经济增长没有明显作用。产生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学者们对财政分权度量的标准并不统一。现有文献中讨论财政分权的度量指标选择较多，如有的采用省级政府在本省预算收入中的边际分成率来衡量财政分权（Ma，1997），有的以省级政府在预算收入中保留的平均份额来代表（Lin and Liu，2000），Zhang和Zou（1998）以人均省级政府支出与中央总支出的比值等来衡量财政分权水平等等，不同研究根据研究的侧重点选择了不同的度量标准。
本文在建立计量模型时，采取两种方式来度量财政分权，一种是：
财政分权it=
省本级财政收入（支出）本省人口省本级财政收入（支出）本省人口+全国财政收入（支出）全国人口
另一种方式是：
财政分权it =省本级财政收入（支出）全国财政收入（支出）
通过这两个方式来衡量财政分权[1]，可以更客观地反映出变量的真实性和可信性。在时间段上选择采用的是1994～2010年，力图全面揭示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我国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三、数据说明和计量模型
模型数据主要来源于《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和各省统计公报。重庆市在1997年成为直辖市，1997年以后四川的数据不再包含重庆市，为了保持数据的一致性，本文剔除了重庆市和四川省的数据。西藏样本由于各种原因数据缺失比较严重，也将西藏剔除样本之外。
参照现有的研究财政分权和经济增长的文献，本文回归检验的基本方程为如下形式：
面板数据回归模型中，i表示省份，t（t=1994，…，2010）表示年份。 yit表示经济发展水平，用实际人均GDP增长率作为指标。FDit表示财政分权程度，是本文的主要解释变量，其中用FDrit表示省本级财政收入本省人口省本级财政收入本省人口+全国财政收入全国人口；用FDeit来表示省本级财政收入本省人口省本级财政收入本省人口+全国财政支入全国人口。用FDrit表示各省的财政收入/中央的收入；用FDeiit来表示各省的财政支出/中央财政支出。capit表示投资增长率，本文用全社会固定投资增长率来衡量。labit表示劳动增长率，本文用全社会从业人员的增长率来度量。taxit表示各省的实际税负水平，本文用各省份的财政收入占各省份当年GDP的比重来衡量。openit表示各省份的对外开放程度，用各省年度进出口总额/当年本省份GDP加上各省份年度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当年本省GDP之和表示。
四、计量结果分析
1.全样本分析
由于数据为面板数据，首先进行Hausman检验，拒绝了随机效应（random effect）模型，本文确定使用固体效应（fix effect）模型进行回归，因此我们没有报告随机效应的估计结果。全样本回归时，加权后各变量的系数更加显著，表2列出的是加权后的回归结果。
从表2的计量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出，用各个指标表示的财政分权的系数均为负，且显著。这说明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里得到的结论与许多文献的结论相反，究其原因，首先是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政府的事权逐渐增多，财权逐渐减少，整体来看我国的财政分权处于弱化的趋势，中央政府占据了全国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很大比例，地方政府一般预算收入和一般预算支出所占的比例逐渐减少，中央政府对地方财政的调解主要通过专项资金和转移支付来完成，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财政依赖没有减弱反而是得到了加强，因此财政分权带来的经济拉动效应随着财政分权的弱化逐渐降低。其次是前文提到的我国财政分权体制不彻底的问题，我国的财政分权体制，只有地方政府得到了自主权，但没有得到自主的税权，居民没有得到相应的权利，使得地方政府并不能完全代表当地居民行使权利，没有有效的提高经济效率，相反财政分权导致的同级地方政府之间的税收竞争和公共品竞争阻碍了经济发展。再次是我国的财政分权开始时间较晚，实施时间过短，实施的并不彻底，导致财政分权对资源配置的优势并没有发挥完全，对地方政府的激励作用也没有完全体现，使得其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此外，还有财政分权度量选取的问题，不同的财政分权度量方法会造成回归结果不同。最后是模型和时间段的选取，选取不同的面板模型对数据进行回归，也会出现不同的结果；文献资料所采用的时间段，大多为04年之前，中国财税改革并未彻底完成，对整个财政分权阶段的描述并不全面，得到的结论也只是阶段性的结论，本文选用了1994～2010年的数据，更好地体现出财政分权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由此，本文得出一个重要结论：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另外，从表2中可以看出，投资cap的系数为正且显著，说明投资对经济增长有非常明显的促进作用，这与分税制改革以来，尤其是近些年，大量投资拉动增长这一实际情况相符。lab变量系数为正且显著，说明劳动力促进经济的增长，但是相对于投资增长来说，劳动力增长对经济的增长没有那么强的拉动效应，究其原因是分税制改革以来，各省的劳动力增加缓慢，没有投资增长迅猛，所以劳动力增长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没有投资增长对经济增长促进的明显。另外，tax对经济的作用是负向的，且表现显著。说明我国各省的税收负担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抑制作用。经济开放程度open变量的系数为正且显著，说明了经济开放程度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与改革开放以来的实际情况是相符合的。
五、稳健性检验
1.剔除1994年的样本
由于分税制改革将1993年定为基年，增量收入按比例上交的制度使得各省市在1993年下半年通过各种方式增大税收基数，造成了很多数据的失真，对本文样本数据的直接影响是1994年实际人均GDP增长率和各省税收tax变量的失真，因此剔除1994年样本。表3为剔除1994年样本后的GLS加权回归结果，可以看出，除了有些变量的系数大小稍微变动外，剔除1994年样本后的结果与上文分析得出的结果基本是一致的。
2.控制变量逐个加入
为了更好地测度结果的稳定性，本文使用的方法是将不同的控制变量分类逐个加入，观察各个变量的系数是否有较大变动的方法。表4的回归结果表明，在控制变量逐个加入的过程中，财政分权的各个指标始终为负且显著，系数的大小保持很好的稳定性，其他指标的系数也保持平稳且显著，没有很大的变动。
五、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利用1994～2010年的中国省级数据，对财政分权和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验证，也对财政分权的地区性差异进行了讨论，同时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经过细致的研究分析，我们得出以下结论：
1.分税制改革以来，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存在这种负相关关系的原因主要是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央政府的财权集中、事权下放和我国财政分权改革体制不彻底导致的。
2.投资增长仍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高速的投资增长可以有效地拉动需求，提高经济增长。
3.劳动力增长对经济增长有正向的推动作用，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
4.各省的税收负担对经济增长有负向作用。
5.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对中国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这与现实中的情况相符，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可以吸引外资，增加贸易，拉动经济增长。
上述结论对今后宏观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中央政府在下放事权的过程中，相应的也要下放更多的财权，给予地方政府更多财税空间，才能有效地促进我国的财政分权体制的发展。中国式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体现了不健全体制下财政分权对经济的危害。中国的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虽然可以获得相应的自主权，但没有独立的税权，致使中国的财政分权进行的并不彻底，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没有得到完全发挥，而财政分权对中国经济的负向作用却因为财政分权的不彻底性得到了加强，使得总体上出现了财政分权阻碍经济增长的现象。要改变中国财政分权阻碍经济发展的现状，就要依靠一系列的政策实施，这些政策的基本内涵包括：第一，完善中国的财政分权体制，使中国的财政分权从片面的分权向完整的分权转变。中央政府在下放事权的同时，也应将更多的财权下放，这样才能充分发挥财政分权带来的经济优势。第二，充分考虑财政分权体制中民众的参与度。由于中国财政分权的不彻底性，使得财政分权过程中，并没有考虑到居民的利益，地方政府所受到的限制只来源于上级政府，并不受限于当地居民，地方政府的决策并不能充分反映当地居民的偏好，财政分权不能完全发挥优化资源配置，因此实施财政分权的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居民的参与度。第三，加强各省之间的区域合作。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负效应之一，就是加大了公共品的竞争。加强省市之间的区域合作，可以有效减少公共品竞争带来的各种不利因素，减弱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阻碍作用。第四，加大地方财政的独立性，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财政独立性。加大地方政府的一般预算支出占比，减小地方政府的专项支出占比，同时完善地方财政运行的自我监督体制，使地方政府的财政独立性加大，这样能更好地保证财政分权的进行，使财政分权充分发挥其对经济增长的正向效应。
参考文献
[1]A. Aaron& M.C.Mcguire， Benefits and burdens of government expenditure. Econometrica， 1970（5）：42|51.
[2]Akai. N. and M. Sakata，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Contributes to Economic Growth： Evidence from State|Level Cross|Section Date for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2002，52，93|108.
[3]Fraschini， Angela， Fiscal Federalism in Big Developing Countries： China and India， Department of Public Policy and Public Choice|POLIS， Working paper No.66， 2006.
[4]Hamid Dacoodi， Zou Hengfu “Fiscal Decent realization Economic Growth： A Cross Country Study”.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1998（43）：400|444. [5]Jin， Jing and Heng|fu Zou，“ Fid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Working Paper， Development Research Group， The World Bank， 2005.
[6]Jin， Hehui， Yingyi Qian and Barry R. Weingast，“Regional Decentralization and Fiscal Incentives： Federalism， Chinese Style”， Journal of Pubic Economics， 2005，89（9|10）， pp.1719|1742.
[7]KerkL.Plullips ，Gary Woller.“Does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lead to Economic Growth？” Birgham Young University.1997.
[8]Montinola， Gabriella， Yingyi Qian and Barry R. Weingast，“ Federalism， Chinese Style： The Political Basis for Economic Success in China”， World Politics October， 48， pp.50|81， 1995.
[9]Oates， W. E.， Fiscal Federalism.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2.
[10]Qian， Yingyi and Barry R. Weingast.， “China’s Transition to Markets： Market|Preserving Federalism， Chinese Style”， Journal of Policy Reform， 1996 （12）， pp.149|185.
[11]陈安平.财政分权、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J].山西财经大学学学报.2009，31（8）：41|46.
[12]林毅夫、刘志强， 中国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 学版）.2004（4）
[13]乔宝云.增长与均等的取舍[M].人民出版社.2002.
[14]斯蒂芬·贝利.地方政府经济学：理论与实践[M].集权与分权.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10）：11|20.
[15]温娇秀.中国的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J].当代经济科学.2006 （5）.
[16]徐忠、张春雪、张颖.初始财富格局与居民可支配收入比重下降趋势[J].金融研究.2011（1）.
[17]殷德生.最优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J].世界经济.2004（11）：62|71.
[18]张军.分权与增长：中国的故事[J].经济学季刊.2007（10）.
[19]张璟、沈坤荣.财政分权改革、地方政府行为与经济增长[J].江苏社会科学，2008（3）.
[20]张晏，龚六堂. 分税制改革、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J].管理世界.2005（89）：12|25.
[21]周业安、章泉.财政分权、经济增长和波动[J].管理世界.2008（3）：6|15.
【关键字】财政分权； 经济增长； 面板数据
一、引言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财政税收体制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94年到1978年之前，主要实行统收统支的财政集中体制；第二阶段从1978年到1993年，中央政府逐步放权，实行分成和财政包干体制；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进入第三个阶段。1994年中央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税制改革，在“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合理分权”的原则下，划分中央税、地方税和共享税，分设国税、地税两大征收机构，确定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和支出范围。十多年来中央政府又数次微调，逐步增减了部分税种，调整了部分税种的税率，并进行了一系列税费改革，逐步规范转移支付制度和基金管理制度，调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收入税等方面的分享比例。经过了一系列改革后，地方政府承担了更多的事权，财权却逐渐减弱，财权更多的掌握在中央政府手中，中央政府主要通过转移支付和专项支出来协调各省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
现代公共经济学的有关理论认为，地方政府具有信息优势，能更好地代表本地区居民的偏好。还有，财政分权形成了地方的多中心利益格局，地方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必然展开竞争，竞争导致要素流动，这种用脚投票机制形成了对地方政府的外在压力，从而硬化地方政府预算约束，减少地方政府的寻租行为[1]；此外，地方之间的竞争会促进地方之间的分工和专业化，并激励地方进行制度和技术创新，改善公共治理水平。可以看出，由中央向地方转移财政收入和支出权力将更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益，加快地方经济发展，进而推动全国经济增长（Oates，1972）[2]。
但另一方面，财政分权会带来相应的不利后果。第一，财政分权会导致地方利益分割，不利于地区之间的协调，结果一些具有地区外部性的公共品就无法有效提供，地方的免费搭车行为会加剧这种低效率。第二，地区之间的竞争会加剧区际不平等，并且竞赛到底的博弈格局会导致税率下降，从而降低公共品的投入，特别是财政分权所引致的税收竞争会导致流动和不流动要素之间进行税收歧视，从而产生收入再分配效应，加剧不平等状况。第三，地方政府拥有相应的自由处置权后，由于信息不对称，可能加剧地方的裙带关系，从而加剧地方腐败。所有这些不利因素都可能造成宏观经济不稳定，阻碍经济增长。同级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的税收竞争和公共品竞争，会阻碍经济发展、拉大地方发展之间的差距。
我国的财政分权体制也有其独特的特点。和财政联邦主义的分析背景不同，我国的财政分权是局部的，不完全的。首先，这种分权局限在中央和地方层级政府之间的责权利划分，地方虽然可以通过法定的预算内收支权力以及预算外和制度外收支来获得相应的自主权，但毕竟没有独立的税权，所以称不上严格的分权体制，只能算事实上的分权，也即钱颖一和温加斯特等人所谓的“经济联邦主义”（Montinola， Qian and Weingast， 1995； Qian and Weingast， 1996； Jin， Qian and Weingast， 2005）。其次，这种分权仅限于政府，不涉及居民。也就意味着事实上的分权让地方政府获得了事实上的自主权，但居民没有相应的权利，这就意味着地方所受的制约只能来自上级政府，而不是来自当地居民。结果，这种非公共财政体制下的分权可以促进增长，但必然会给经济带来诸多负面影响。
由于我国财政分权制度的不合理性，使得财政分权对经济作用产生内在的冲突，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方向是不确定。本文将研究财政分权的背景下，我国的经济增长状况。
二、文献综述
财政分权又称为“财政联邦主义”（fiscal federalism），就是指分权的财政体制，其中的分权特指地方政府或地方立法机关具有相对独立的税权，包括与征税有关的一系列权利，包括税收立法权、税收政策制定权和税收征管权三方面。财政分权理论分为第一代分权理论和第二代分权理论。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认为：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更具信息优势，能够更好地代表该地区居民的偏好，更加有效地进行公共资源配置。财政分权导致地方政府竞争，从而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社会整体福利水平。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从软预算约束和组织结构两个方面研究地方政府行为和经济增长，认为财政分权给地方政府提供了足够的激励去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和增长。
国外研究者对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这个问题做出了深入的研究。Aaron和Mcguire（1970）研究了美国公共支出对地区经济增长差异的影响，结果表明公共支出和财政分权扩大了地区经济差距。KerkL.Plullips 和 Gary Woller（1997）选取了40个国家作为样本，包括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他们的研究表明：在发达国家，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但是负效应不大；在发展中国家，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间没有明显的关系。Hamid Davoodi和Zou Hengfu（1998）在《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一个跨国研究》中分析了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该文以1970～1989年间的18个发达国家和28个发展中国家作为样本，得出结论：发达国家的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不存在线性关系；发展中国家的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存在负相关关系。Akai和Sakata（2002）的研究却支持传统的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有正向的促进作用。斯蒂芬·贝利（Stephen J·Bailery 1996）认为地方政府应该倾向于强调公共产品服务的数量而不是质量，然而地方政府对于公共产品的灵活性、效用性等其他方面关注甚少，所以财政分权中地方政府的优势体现的并不明显。Fraschini（2006）认为中国的财政分权导致了对地方的预算约束硬化，有利于经济增长和缩小地区差异。Jin（2005）认为，财政分权使得地方支出竞争越发激烈，各地争相通过改善投资环境来吸引外资，如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入。地区间的竞争也加大了各地援助国有企业的成本，因而硬化了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有利于经济增长和减少地区差异。 国内学者对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也很多。林毅夫，刘志强（2000）利用1973～1994年28个省、市的数据研究中国80年代以来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研究发现，财政分权提高了省级人均GDP的增长率，财政分权主要通过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来提高增长率。乔宝云（2002）利用1985～1998年的数据分析了分权和不均等的关系后发现，虽然财政分权显著影响经济增长，但这种影响是非线性的，财政分权的最优水平是71.7%。同时，财政分权显著增加了中国财政资源分配的不平等。张军（2007）以中国的中央地方关系的体制演进为依托，用中国的经验说明，在转型初期“中国特色的财政联邦主义”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但是，随着经济的转型，由分权而导致的地区差距扩大等问题日益突出。张璟、沈坤荣（2008）认为，中国的财政分权改革保留了政治上的中央集权，这种独特的财政分权制度导致了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加剧，扩大了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张晏和龚六堂（2005）在《分税制改革、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一文中提出，财政分权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发展，并且我国东部地区能获得更多财政分权积极效应，而在中西部地区，财政分权对地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或为负向，同时这种地区差距有加剧的趋势。温娇秀（2006）利用1980～2004 年省级面板数据研究发现，财政分权总体上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增长，而且我国财政分权的经济增长效应存在显著的跨区差异，财政分权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大于中西部地区。陈安平（2009）建立了一个包含增长方程、城乡收入差距方程和财政支出连理的模型方程，利用分税制后1994～2004年28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分析，得出结论是财政分权使地方政府支出显著增加，但是财政支出的增加并不必然有利于经济增长，并使城乡收入差距恶化。殷德生（2004）利用1994～2001年中国29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对财政分权和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影响进行了经验检验。结果表明，中国财政分权水平未能有效地促进地区的经济增长，同时又加剧了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程度。周业安、章泉（2008）利用1986～2004年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对财政分权和经济增长、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检验。他们认为财政分权的作用可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一个较长时间才能体现作用。
分析上述文献我们可以看出，学者们对财政分权是否对经济增长有影响这一问题并没有定论。许多学者的研究表明，财政分权有利于经济增长，但同时存在地区间差异。也有学者的研究认为财政分权不利于经济增长或者对经济增长没有明显作用。产生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学者们对财政分权度量的标准并不统一。现有文献中讨论财政分权的度量指标选择较多，如有的采用省级政府在本省预算收入中的边际分成率来衡量财政分权（Ma，1997），有的以省级政府在预算收入中保留的平均份额来代表（Lin and Liu，2000），Zhang和Zou（1998）以人均省级政府支出与中央总支出的比值等来衡量财政分权水平等等，不同研究根据研究的侧重点选择了不同的度量标准。
本文在建立计量模型时，采取两种方式来度量财政分权，一种是：
财政分权it=
省本级财政收入（支出）本省人口省本级财政收入（支出）本省人口+全国财政收入（支出）全国人口
另一种方式是：
财政分权it =省本级财政收入（支出）全国财政收入（支出）
通过这两个方式来衡量财政分权[1]，可以更客观地反映出变量的真实性和可信性。在时间段上选择采用的是1994～2010年，力图全面揭示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我国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三、数据说明和计量模型
模型数据主要来源于《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和各省统计公报。重庆市在1997年成为直辖市，1997年以后四川的数据不再包含重庆市，为了保持数据的一致性，本文剔除了重庆市和四川省的数据。西藏样本由于各种原因数据缺失比较严重，也将西藏剔除样本之外。
参照现有的研究财政分权和经济增长的文献，本文回归检验的基本方程为如下形式：
面板数据回归模型中，i表示省份，t（t=1994，…，2010）表示年份。 yit表示经济发展水平，用实际人均GDP增长率作为指标。FDit表示财政分权程度，是本文的主要解释变量，其中用FDrit表示省本级财政收入本省人口省本级财政收入本省人口+全国财政收入全国人口；用FDeit来表示省本级财政收入本省人口省本级财政收入本省人口+全国财政支入全国人口。用FDrit表示各省的财政收入/中央的收入；用FDeiit来表示各省的财政支出/中央财政支出。capit表示投资增长率，本文用全社会固定投资增长率来衡量。labit表示劳动增长率，本文用全社会从业人员的增长率来度量。taxit表示各省的实际税负水平，本文用各省份的财政收入占各省份当年GDP的比重来衡量。openit表示各省份的对外开放程度，用各省年度进出口总额/当年本省份GDP加上各省份年度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当年本省GDP之和表示。
四、计量结果分析
1.全样本分析
由于数据为面板数据，首先进行Hausman检验，拒绝了随机效应（random effect）模型，本文确定使用固体效应（fix effect）模型进行回归，因此我们没有报告随机效应的估计结果。全样本回归时，加权后各变量的系数更加显著，表2列出的是加权后的回归结果。
从表2的计量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出，用各个指标表示的财政分权的系数均为负，且显著。这说明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里得到的结论与许多文献的结论相反，究其原因，首先是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政府的事权逐渐增多，财权逐渐减少，整体来看我国的财政分权处于弱化的趋势，中央政府占据了全国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很大比例，地方政府一般预算收入和一般预算支出所占的比例逐渐减少，中央政府对地方财政的调解主要通过专项资金和转移支付来完成，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财政依赖没有减弱反而是得到了加强，因此财政分权带来的经济拉动效应随着财政分权的弱化逐渐降低。其次是前文提到的我国财政分权体制不彻底的问题，我国的财政分权体制，只有地方政府得到了自主权，但没有得到自主的税权，居民没有得到相应的权利，使得地方政府并不能完全代表当地居民行使权利，没有有效的提高经济效率，相反财政分权导致的同级地方政府之间的税收竞争和公共品竞争阻碍了经济发展。再次是我国的财政分权开始时间较晚，实施时间过短，实施的并不彻底，导致财政分权对资源配置的优势并没有发挥完全，对地方政府的激励作用也没有完全体现，使得其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此外，还有财政分权度量选取的问题，不同的财政分权度量方法会造成回归结果不同。最后是模型和时间段的选取，选取不同的面板模型对数据进行回归，也会出现不同的结果；文献资料所采用的时间段，大多为04年之前，中国财税改革并未彻底完成，对整个财政分权阶段的描述并不全面，得到的结论也只是阶段性的结论，本文选用了1994～2010年的数据，更好地体现出财政分权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由此，本文得出一个重要结论：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另外，从表2中可以看出，投资cap的系数为正且显著，说明投资对经济增长有非常明显的促进作用，这与分税制改革以来，尤其是近些年，大量投资拉动增长这一实际情况相符。lab变量系数为正且显著，说明劳动力促进经济的增长，但是相对于投资增长来说，劳动力增长对经济的增长没有那么强的拉动效应，究其原因是分税制改革以来，各省的劳动力增加缓慢，没有投资增长迅猛，所以劳动力增长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没有投资增长对经济增长促进的明显。另外，tax对经济的作用是负向的，且表现显著。说明我国各省的税收负担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抑制作用。经济开放程度open变量的系数为正且显著，说明了经济开放程度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与改革开放以来的实际情况是相符合的。
五、稳健性检验
1.剔除1994年的样本
由于分税制改革将1993年定为基年，增量收入按比例上交的制度使得各省市在1993年下半年通过各种方式增大税收基数，造成了很多数据的失真，对本文样本数据的直接影响是1994年实际人均GDP增长率和各省税收tax变量的失真，因此剔除1994年样本。表3为剔除1994年样本后的GLS加权回归结果，可以看出，除了有些变量的系数大小稍微变动外，剔除1994年样本后的结果与上文分析得出的结果基本是一致的。
2.控制变量逐个加入
为了更好地测度结果的稳定性，本文使用的方法是将不同的控制变量分类逐个加入，观察各个变量的系数是否有较大变动的方法。表4的回归结果表明，在控制变量逐个加入的过程中，财政分权的各个指标始终为负且显著，系数的大小保持很好的稳定性，其他指标的系数也保持平稳且显著，没有很大的变动。
五、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利用1994～2010年的中国省级数据，对财政分权和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验证，也对财政分权的地区性差异进行了讨论，同时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经过细致的研究分析，我们得出以下结论：
1.分税制改革以来，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存在这种负相关关系的原因主要是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央政府的财权集中、事权下放和我国财政分权改革体制不彻底导致的。
2.投资增长仍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高速的投资增长可以有效地拉动需求，提高经济增长。
3.劳动力增长对经济增长有正向的推动作用，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
4.各省的税收负担对经济增长有负向作用。
5.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对中国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这与现实中的情况相符，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可以吸引外资，增加贸易，拉动经济增长。
上述结论对今后宏观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中央政府在下放事权的过程中，相应的也要下放更多的财权，给予地方政府更多财税空间，才能有效地促进我国的财政分权体制的发展。中国式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体现了不健全体制下财政分权对经济的危害。中国的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虽然可以获得相应的自主权，但没有独立的税权，致使中国的财政分权进行的并不彻底，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没有得到完全发挥，而财政分权对中国经济的负向作用却因为财政分权的不彻底性得到了加强，使得总体上出现了财政分权阻碍经济增长的现象。要改变中国财政分权阻碍经济发展的现状，就要依靠一系列的政策实施，这些政策的基本内涵包括：第一，完善中国的财政分权体制，使中国的财政分权从片面的分权向完整的分权转变。中央政府在下放事权的同时，也应将更多的财权下放，这样才能充分发挥财政分权带来的经济优势。第二，充分考虑财政分权体制中民众的参与度。由于中国财政分权的不彻底性，使得财政分权过程中，并没有考虑到居民的利益，地方政府所受到的限制只来源于上级政府，并不受限于当地居民，地方政府的决策并不能充分反映当地居民的偏好，财政分权不能完全发挥优化资源配置，因此实施财政分权的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居民的参与度。第三，加强各省之间的区域合作。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负效应之一，就是加大了公共品的竞争。加强省市之间的区域合作，可以有效减少公共品竞争带来的各种不利因素，减弱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阻碍作用。第四，加大地方财政的独立性，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财政独立性。加大地方政府的一般预算支出占比，减小地方政府的专项支出占比，同时完善地方财政运行的自我监督体制，使地方政府的财政独立性加大，这样能更好地保证财政分权的进行，使财政分权充分发挥其对经济增长的正向效应。
参考文献
[1]A. Aaron& M.C.Mcguire， Benefits and burdens of government expenditure. Econometrica， 1970（5）：42|51.
[2]Akai. N. and M. Sakata，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Contributes to Economic Growth： Evidence from State|Level Cross|Section Date for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2002，52，93|108.
[3]Fraschini， Angela， Fiscal Federalism in Big Developing Countries： China and India， Department of Public Policy and Public Choice|POLIS， Working paper No.66， 2006.
[4]Hamid Dacoodi， Zou Hengfu “Fiscal Decent realization Economic Growth： A Cross Country Study”.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1998（43）：400|444. [5]Jin， Jing and Heng|fu Zou，“ Fid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Working Paper， Development Research Group， The World Bank， 2005.
[6]Jin， Hehui， Yingyi Qian and Barry R. Weingast，“Regional Decentralization and Fiscal Incentives： Federalism， Chinese Style”， Journal of Pubic Economics， 2005，89（9|10）， pp.1719|1742.
[7]KerkL.Plullips ，Gary Woller.“Does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lead to Economic Growth？” Birgham Young University.1997.
[8]Montinola， Gabriella， Yingyi Qian and Barry R. Weingast，“ Federalism， Chinese Style： The Political Basis for Economic Success in China”， World Politics October， 48， pp.50|81， 1995.
[9]Oates， W. E.， Fiscal Federalism.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2.
[10]Qian， Yingyi and Barry R. Weingast.， “China’s Transition to Markets： Market|Preserving Federalism， Chinese Style”， Journal of Policy Reform， 1996 （12）， pp.149|185.
[11]陈安平.财政分权、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J].山西财经大学学学报.2009，31（8）：41|46.
[12]林毅夫、刘志强， 中国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 学版）.2004（4）
[13]乔宝云.增长与均等的取舍[M].人民出版社.2002.
[14]斯蒂芬·贝利.地方政府经济学：理论与实践[M].集权与分权.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10）：11|20.
[15]温娇秀.中国的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J].当代经济科学.2006 （5）.
[16]徐忠、张春雪、张颖.初始财富格局与居民可支配收入比重下降趋势[J].金融研究.2011（1）.
[17]殷德生.最优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J].世界经济.2004（11）：62|71.
[18]张军.分权与增长：中国的故事[J].经济学季刊.2007（10）.
[19]张璟、沈坤荣.财政分权改革、地方政府行为与经济增长[J].江苏社会科学，2008（3）.
[20]张晏，龚六堂. 分税制改革、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J].管理世界.2005（89）：12|25.
[21]周业安、章泉.财政分权、经济增长和波动[J].管理世界.2008（3）：6|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