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历史主义以反对启蒙运动所宣扬的普遍理性和普遍价值而起家，成为19世纪西方思想界的主流思想，并对19世纪及其以后的欧洲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历史主义本身是一个聚讼难决的概念，尽管不同的研究者对其解说历来不一，但仍在一定范畴内达成了共识。然而，历史主义所推崇的个体史观和价值的特殊性，最终在发展演进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走向了价值相对主义甚至是虚无主义的危途，以致陷入了自身理论的逻辑危机中。
【关键词】：历史主义;普遍主义;危机
历史主义是始于18世纪末，盛于整个19世纪，在20世纪初走向衰落的一场强大的思想运动。一般认为，历史主义思潮是以维柯、赫尔德和洪堡为先驱，后由兰克集其大成，再经普鲁士学派、狄尔泰和特洛尔奇等人的推动发展，最后以梅尼克为其最后的代言人，形成了一个悠远绵长且极富德意志民族特色的思想传统。而当前国内关于历史主义的既有研究中，就整体状况而言，主要是从哲学和历史的两大视域进行，且研究较为零散，缺乏系统性的梳理和整体性的论述，并且在探究的深度上仍有大可着力之处。本文试图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之上，通过对历史主义思潮渊薮的分析及对其所存在的局限性与危机的观照等方面的努力，以期增进对历史主义这一问题的认识。
一、历史主义含义渊薮及辨析
历史主义是一个聚讼纷纭且又模糊难辨的概念，其含义非二三语所能言明厘
清。Historismus是历史主义在德文中的对应词汇，在英文中则先后有两个与之对应的单词，即historicism和historism，但由于前者看起来或更有英语的纯正性，且在意大利语和德语的背景中解释的更为完整，因此historicism在使用上也就逐渐替代了historism。针对历史主义歧义丛生的境况，一些西方学者对此做了认真而细致的工作。其中以德怀特·李和罗伯特·贝克为代表的两位美国学者认定历史主义含义的界定主要有两条：其一，历史主义是一种信念——任何事物的真实性、意义性及其价值性和相关的评价基础都涵盖在历史之中;其二，历史主义是一种反自然主义和实证主义的观点，即历史知识是理解和评判人类当前政治的、社会的及人类理智处境与问题的基本或唯一要求。[1]这两条定义均有普遍化的意图：前者是试图表达一种历史哲学的观点，此种观点存在着衍生出更多种类样式的观点的可能性，且或存在将其中一类观点完满地建构起来去说明解释后者。而后者，或许正如被期待的那样，能为其他论点（包括前一条定义衍生出的论点）提供一个更为系统化分类的基础。[2]由此可知，德怀特·李和罗伯特·贝克是基本上赞成历史主义德国语境下的含义的，并将历史主义视为对18世纪末19世纪初观念论地反对启蒙运动理性主义的真正继承者来对待。
与其说“历史主义”是一个语义歧出的概念，毋宁说是不同的研究者在对其概念的理解与运用时，所导致的不可违逆的多面性。正如历史主义自身所强烈言说的那样：反对启蒙运动所宣扬的那种适合于一切时代与一切民族的抽象的普遍的理性以及人性假设，强调不同民族和不同时代的历史是由于其内在机制和外在条件的差异性而有着各自独特的价值属性，主张以历史特殊性的维度去研究不同民族和不同时代的历史与文化，从而拒斥了启蒙运动所宣扬的普遍理性和普遍价值，从而强调个体性和价值的特殊性。由是，根据历史主义理论本身的逻辑结构，就不难理解历史主义语义歧出的这一面相了，因为不同的研究者同样会因其“内在机制和外在条件”的不同而会产生属于自身而又迥异于他者的理解模式。这种说法颇有莎士比亚“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意味，而历史主义歧义丛生的现象也似乎印证了其理论本身所主张的个体性的这一内容。当然这种层面的理解方式，若缺失了一种超然性的存在，则会隐含着一种走向价值相对主义，甚至是虚无主义危机的祸根。
尽管历史主义是一个众说纷纭的概念，但是从学者们对其研究的状况来看，还是可以归纳出它的三个主要的共同之处：其一是强调特定事物之间本质层面上的差异性（即独特性）;其二是认为导致这种本质差异之原因的更大层面的发展是累积的、不可逆的，但都不是预先注定好的（即发展性）;其三是坚持认为“独特性”和“发展性”所产生的主要原因主要是由于历史上特定人物的非理性的主观动机（主观主义）。[3]另外，从思想史发展的主体理路来看，历史主义基本上有着两种理论渊源：一种是在18世纪末主要在德国兴起的一种思潮，在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之后与浪漫主义的萌发相伴随而产生，其主要代表人物有赫尔德、洪堡、兰克、梅尼克等人;另一种则渊源于意大利，代表人物主要有维柯、克罗齐、葛兰西等人。两种历史主义在对实证主义立场的反对上并无二致，二者相歧异的地方主要在于克罗齐所主张的“绝对的历史主义”将包括自然在内的全部实在融入其中，而德国的历史主义则主张自然和历史是二元对立格格不入的。
二、历史主义的形成
西方思想中历史意识的觉醒是历史主义兴起与形成的重大理论背景，严格来说，西方真正历史意识的觉醒是在近代才发生的，而其古代社会的历史，不论是古希腊宇宙秩序观和循环史观，还是中世纪的基督教的神圣历史观，皆具有浓厚的“非历史的”，甚至是“反历史的”色彩。古希腊的哲学家并没有将人类历史视作为与宇宙自然相对存在的领域，而将其视为自然宇宙秩序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这种思想观念源于古希腊人对永恒的崇尚，在他们的眼中唯有自然宇宙是永恒不休的;而历史只不过是短暂的，变动不居的，转瞬即逝的一个小切面，应该服从于自然秩序的一般规律。但在事实上古希腊人的本身生活却是处在一种激烈变动的环境之中。西方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的著作《历史》之中，自然与历史的剧烈变动被论说的淋漓尽致。然而，这种变化的意识，还是没有在古希腊的思想中绽放出自己应有的那份“永恒性”的光芒，从而也就与成为一种有着强劲生命力的历史主义传统的可能性相绝缘。所以，后来希腊的哲学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仍将对“永恒不变的理想政体”的孜孜描述与不倦追求视为己任，尽管他们看到了同时代政治生活中波谲云诡的一面。 在欧洲中世纪的基督教世界中，历史意识有了某种程度的发展，“基督教第一次把一种人对时间和事物发生的新态度带入精神世界。基督教本身以一个时间中的一次性历史事件为基础;它开启了西方人以生活的历史观。”[4]基督教的神学史观是超世俗的，且在绝对的开端的基础之上基于线性时间观将历史视为朝着一个绝对的终结目标上发展的，是一种信仰层面上的历史意识。而近代以来，进步论的近代历史观对基督教的末世论历史观不断地加以改写，使“进步”取代了“天意”。其典型代表就是黑格尔的历史哲学，黑格尔把历史描述为绝对理性或绝对精神在世界历史中获得具体形式的发展过程，他甚至把天意信仰改造成“理性的狡计”。[1]100黑格尔把历史与理性精神加以结合，试图在尘世的世界历史中展现出上帝之国，开启了基督教神学史观的世俗化的阀门，以便使此岸的无限的进步信仰逐步取代彼岸的超世俗的上帝或天意的信仰，简言之，即是用“进步”取代“天意”。
在柯林武德看来，启蒙运动是指18世纪初的西方世界的一种特有的企图，而其企图是欲将“世俗化”带至人类生活和思想的每一个面相。启蒙运动以理性的标尺衡量一切，反对宗教权威、教条和信仰，把过去的历史视为蒙昧的非理性的。在启蒙运动者们看来，“历史的中心乃是近代科学精神的旭日东升。在那以前，一切都是迷信和黑暗、谬误和欺骗。对于这些问题是不可能有历史的，不仅因为在其中没有理性的或必然的发展;他们的故事乃是一个痴人所讲的童话，充满着叫喊和狂乱，毫无意义可言。”[5]启蒙运动的这种普遍理性主义的倾向，用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的话说，就是具有“唯理论的和反历史的”。历史主义对启蒙运动的此种倾向，进行了批评：“对人类历史的真正历史观点，是把人类历史中的每一桩事务都看做具有本身的存在理由，而且它的产生是为了以他们的精神共同创造出它来的那些人的需要而服务的。把历史的任何一个阶段都看作是全然非理性的，就不是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在观察它，而是作为一个政论家、一个为当代写小册子的论战作家在观察它了。”[5]125
一般认为，历史主义的诞生是历史意识觉醒的真正标志，历史主义因反对启蒙哲学的普遍理性主义而起家，并与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作为历史主义运动的开拓者之一的维柯，身处启蒙运动时代，其思想虽与当时的主流思想扞格难入，但是的的确确超越了他所属的那个时代。维柯开创了历史科学与自然科学对立的先河，认为历史是人类创造出来的，并且是真实可感的，只有被人类自己创造出的东西（即历史），才能被人类所认识;而自然界是上帝创造的，因此只有上帝才可能认识它。维柯把历史看作是人类社会和他们制度的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将历史的进程划分为三个阶段：神、英雄和人三个时代，与此对应，有三种理性：神的理性、国家政权的理性和自然的理性……[6]由此可看出，维柯的进步论史观，将历史视为一个循环向前和螺旋向上的过程，承认每一个时代都有其特殊的价值，并构成后一个时代前进向上的基础，这有别于启蒙运动者们对启蒙运动以前历史的绝对否定。由此，维柯开创了反启蒙运动理性普遍主义的先河，成为影响整个19世纪欧洲的历史主义的先驱。
到了浪漫主义之父赫尔德时，历史主义被系统化和理论化，成为西方思想界广泛接受的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历史哲学。赫尔德主张从以下五个方面的努力去否定启蒙运动的普遍主义与理性主义的传统：第一，人类社会历史是自然界历史的延续，世界历史是一个合乎自然规律的客观发展过程。第二，每一个时代的历史都具有其独特的价值，在走向未来目标的过程中，具有不可或缺性。第三，“移情原则”应被借助于认识历史。第四，世界历史是一个处于不断发展进步过程中的有机整体。第五，“更加人道”是世界历史未来的发展趋势。[7]由于赫尔德对历史主义解说的努力，促使其成为了“西方文化最伟大的精神革命”。
三、历史主义的局限及危机
历史主义在18世纪后，就主宰着欧洲的文化思想界。它预设了一个基本要求，即“公平地对待一切历史现象”，不应存在对人类社会历史认识上的厚此薄彼，甚至“应该比过去更好地理解过去”或是“像过去那样理解过去”。历史主义的意义在于强调特定时空条件下的东西比普遍性的事物更具有价值，这种对普遍价值的拒斥，强调特殊性优于普遍性的论调，存在着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风险。因此，在历史主义理论理解下的历史就成为一张由纯粹偶然性编制成的毫无意义的网，这种处境下所理解的历史不可避免地具有或多或少的主观性色彩，于是除了自由选择外，似乎再无任何其他标准可言。于是人们失去了区分好与坏、是与非、善与恶等方面价值判断的标准，致使价值观上陷入了相对主义甚至是虚无主义的泥淖之中。其中典型的历史事例则是德国的知识分子在反对法国大革命后期的恐怖主义和拿破仑侵略时，同时在思想领域中拒斥着法国启蒙运动中的理性主义，不断强调民族的历史观和价值的特殊性，最终走向了国家和民族利益至上的专制排外的不归之路，结果造成包括德意志民族在内的世界性灾难。
历史主义的危机亦表现为现代性和自由主义的危机，同时历史主义的理论模式也使其自身陷入到自我否定的困境中。历史主义对永恒之事的批驳，致使人们心中原有的深度、厚度和浓度被持续地冲刷着，人类生活也因此日益平面化、稀释化乃至空洞化，即为施特劳斯所宣扬的“现代性危机”和“西方文明危机”。通过认真审视历史主义本身的逻辑，我们不难发现它自相矛盾之处，即如果历史主义理论模式本身为正确的，那么历史主义理论本身也只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也只是一种暂时性的有效。因此，历史主义在否弃普遍性和超验性的同时，也拒绝了本身成为一个普遍永恒理论的可能性，从而陷入自身逻辑的方枘圆凿之中，自然也就摆脱不了失败的命运。
历史主义的方法论原则是一种典型的个学研究方法，存在历史研究方法论上的局限性。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虽然在历史研究中可以避免草率的模式化、公式化的解释路径，但在面对浩渺无边的历史世界时，其所倡导的个体化的历史解读方式会存在整体历史研究效率低下的可能性，而且解读者本身也可能存在一厢情愿式的片面性解读，因此也就自然地拒绝了过去、现在与未来三者之间的共通性和相近性，“以史为鉴”的言说也就无从谈起。
四、余论
由维柯、赫尔德开创的历史主义源于对普世价值的反对，在其发展过程中尽管其本身的内涵陷入歧义丛生的境地，但是并没有影响它成为欧洲18世纪之后的主流思想。然而，历史主义在瓦解着绝对一元论的普遍价值后，又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价值多元化、相对化的不安状态，韦伯形象地称之谓“诸神之争”;而历史主义价值相对化的极端形式则表现为价值的虚无主义，以致助推了施特劳斯所忧心忡忡的“现代性危机”和“西方文明危机”。历史主义理论模式本身也因其固有的逻辑悖论，陷入了自己无意间设置的窠臼之中。历史主义这些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局限与危机，也为其最终走向衰落埋下了伏笔，但其在人类思想史上所做出的菲薄贡献，却是毋庸置疑的。
参考文献：
[1]宋友文：《历史主义与现代价值危机》，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9页。
[2]复旦大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编：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北京：人民出
版社，2008年，第319-320页。
[3]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北京：中国政法
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25页。
[5]张汝伦：《历史与实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5页。
[6]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29页。
[8]维柯：《新科学》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489-525页。
[9]赵士发、胡洪生：《历史主义传统与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原则》.《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2007年刊，第 194 页。
【关键词】：历史主义;普遍主义;危机
历史主义是始于18世纪末，盛于整个19世纪，在20世纪初走向衰落的一场强大的思想运动。一般认为，历史主义思潮是以维柯、赫尔德和洪堡为先驱，后由兰克集其大成，再经普鲁士学派、狄尔泰和特洛尔奇等人的推动发展，最后以梅尼克为其最后的代言人，形成了一个悠远绵长且极富德意志民族特色的思想传统。而当前国内关于历史主义的既有研究中，就整体状况而言，主要是从哲学和历史的两大视域进行，且研究较为零散，缺乏系统性的梳理和整体性的论述，并且在探究的深度上仍有大可着力之处。本文试图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之上，通过对历史主义思潮渊薮的分析及对其所存在的局限性与危机的观照等方面的努力，以期增进对历史主义这一问题的认识。
一、历史主义含义渊薮及辨析
历史主义是一个聚讼纷纭且又模糊难辨的概念，其含义非二三语所能言明厘
清。Historismus是历史主义在德文中的对应词汇，在英文中则先后有两个与之对应的单词，即historicism和historism，但由于前者看起来或更有英语的纯正性，且在意大利语和德语的背景中解释的更为完整，因此historicism在使用上也就逐渐替代了historism。针对历史主义歧义丛生的境况，一些西方学者对此做了认真而细致的工作。其中以德怀特·李和罗伯特·贝克为代表的两位美国学者认定历史主义含义的界定主要有两条：其一，历史主义是一种信念——任何事物的真实性、意义性及其价值性和相关的评价基础都涵盖在历史之中;其二，历史主义是一种反自然主义和实证主义的观点，即历史知识是理解和评判人类当前政治的、社会的及人类理智处境与问题的基本或唯一要求。[1]这两条定义均有普遍化的意图：前者是试图表达一种历史哲学的观点，此种观点存在着衍生出更多种类样式的观点的可能性，且或存在将其中一类观点完满地建构起来去说明解释后者。而后者，或许正如被期待的那样，能为其他论点（包括前一条定义衍生出的论点）提供一个更为系统化分类的基础。[2]由此可知，德怀特·李和罗伯特·贝克是基本上赞成历史主义德国语境下的含义的，并将历史主义视为对18世纪末19世纪初观念论地反对启蒙运动理性主义的真正继承者来对待。
与其说“历史主义”是一个语义歧出的概念，毋宁说是不同的研究者在对其概念的理解与运用时，所导致的不可违逆的多面性。正如历史主义自身所强烈言说的那样：反对启蒙运动所宣扬的那种适合于一切时代与一切民族的抽象的普遍的理性以及人性假设，强调不同民族和不同时代的历史是由于其内在机制和外在条件的差异性而有着各自独特的价值属性，主张以历史特殊性的维度去研究不同民族和不同时代的历史与文化，从而拒斥了启蒙运动所宣扬的普遍理性和普遍价值，从而强调个体性和价值的特殊性。由是，根据历史主义理论本身的逻辑结构，就不难理解历史主义语义歧出的这一面相了，因为不同的研究者同样会因其“内在机制和外在条件”的不同而会产生属于自身而又迥异于他者的理解模式。这种说法颇有莎士比亚“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意味，而历史主义歧义丛生的现象也似乎印证了其理论本身所主张的个体性的这一内容。当然这种层面的理解方式，若缺失了一种超然性的存在，则会隐含着一种走向价值相对主义，甚至是虚无主义危机的祸根。
尽管历史主义是一个众说纷纭的概念，但是从学者们对其研究的状况来看，还是可以归纳出它的三个主要的共同之处：其一是强调特定事物之间本质层面上的差异性（即独特性）;其二是认为导致这种本质差异之原因的更大层面的发展是累积的、不可逆的，但都不是预先注定好的（即发展性）;其三是坚持认为“独特性”和“发展性”所产生的主要原因主要是由于历史上特定人物的非理性的主观动机（主观主义）。[3]另外，从思想史发展的主体理路来看，历史主义基本上有着两种理论渊源：一种是在18世纪末主要在德国兴起的一种思潮，在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之后与浪漫主义的萌发相伴随而产生，其主要代表人物有赫尔德、洪堡、兰克、梅尼克等人;另一种则渊源于意大利，代表人物主要有维柯、克罗齐、葛兰西等人。两种历史主义在对实证主义立场的反对上并无二致，二者相歧异的地方主要在于克罗齐所主张的“绝对的历史主义”将包括自然在内的全部实在融入其中，而德国的历史主义则主张自然和历史是二元对立格格不入的。
二、历史主义的形成
西方思想中历史意识的觉醒是历史主义兴起与形成的重大理论背景，严格来说，西方真正历史意识的觉醒是在近代才发生的，而其古代社会的历史，不论是古希腊宇宙秩序观和循环史观，还是中世纪的基督教的神圣历史观，皆具有浓厚的“非历史的”，甚至是“反历史的”色彩。古希腊的哲学家并没有将人类历史视作为与宇宙自然相对存在的领域，而将其视为自然宇宙秩序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这种思想观念源于古希腊人对永恒的崇尚，在他们的眼中唯有自然宇宙是永恒不休的;而历史只不过是短暂的，变动不居的，转瞬即逝的一个小切面，应该服从于自然秩序的一般规律。但在事实上古希腊人的本身生活却是处在一种激烈变动的环境之中。西方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的著作《历史》之中，自然与历史的剧烈变动被论说的淋漓尽致。然而，这种变化的意识，还是没有在古希腊的思想中绽放出自己应有的那份“永恒性”的光芒，从而也就与成为一种有着强劲生命力的历史主义传统的可能性相绝缘。所以，后来希腊的哲学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仍将对“永恒不变的理想政体”的孜孜描述与不倦追求视为己任，尽管他们看到了同时代政治生活中波谲云诡的一面。 在欧洲中世纪的基督教世界中，历史意识有了某种程度的发展，“基督教第一次把一种人对时间和事物发生的新态度带入精神世界。基督教本身以一个时间中的一次性历史事件为基础;它开启了西方人以生活的历史观。”[4]基督教的神学史观是超世俗的，且在绝对的开端的基础之上基于线性时间观将历史视为朝着一个绝对的终结目标上发展的，是一种信仰层面上的历史意识。而近代以来，进步论的近代历史观对基督教的末世论历史观不断地加以改写，使“进步”取代了“天意”。其典型代表就是黑格尔的历史哲学，黑格尔把历史描述为绝对理性或绝对精神在世界历史中获得具体形式的发展过程，他甚至把天意信仰改造成“理性的狡计”。[1]100黑格尔把历史与理性精神加以结合，试图在尘世的世界历史中展现出上帝之国，开启了基督教神学史观的世俗化的阀门，以便使此岸的无限的进步信仰逐步取代彼岸的超世俗的上帝或天意的信仰，简言之，即是用“进步”取代“天意”。
在柯林武德看来，启蒙运动是指18世纪初的西方世界的一种特有的企图，而其企图是欲将“世俗化”带至人类生活和思想的每一个面相。启蒙运动以理性的标尺衡量一切，反对宗教权威、教条和信仰，把过去的历史视为蒙昧的非理性的。在启蒙运动者们看来，“历史的中心乃是近代科学精神的旭日东升。在那以前，一切都是迷信和黑暗、谬误和欺骗。对于这些问题是不可能有历史的，不仅因为在其中没有理性的或必然的发展;他们的故事乃是一个痴人所讲的童话，充满着叫喊和狂乱，毫无意义可言。”[5]启蒙运动的这种普遍理性主义的倾向，用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的话说，就是具有“唯理论的和反历史的”。历史主义对启蒙运动的此种倾向，进行了批评：“对人类历史的真正历史观点，是把人类历史中的每一桩事务都看做具有本身的存在理由，而且它的产生是为了以他们的精神共同创造出它来的那些人的需要而服务的。把历史的任何一个阶段都看作是全然非理性的，就不是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在观察它，而是作为一个政论家、一个为当代写小册子的论战作家在观察它了。”[5]125
一般认为，历史主义的诞生是历史意识觉醒的真正标志，历史主义因反对启蒙哲学的普遍理性主义而起家，并与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作为历史主义运动的开拓者之一的维柯，身处启蒙运动时代，其思想虽与当时的主流思想扞格难入，但是的的确确超越了他所属的那个时代。维柯开创了历史科学与自然科学对立的先河，认为历史是人类创造出来的，并且是真实可感的，只有被人类自己创造出的东西（即历史），才能被人类所认识;而自然界是上帝创造的，因此只有上帝才可能认识它。维柯把历史看作是人类社会和他们制度的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将历史的进程划分为三个阶段：神、英雄和人三个时代，与此对应，有三种理性：神的理性、国家政权的理性和自然的理性……[6]由此可看出，维柯的进步论史观，将历史视为一个循环向前和螺旋向上的过程，承认每一个时代都有其特殊的价值，并构成后一个时代前进向上的基础，这有别于启蒙运动者们对启蒙运动以前历史的绝对否定。由此，维柯开创了反启蒙运动理性普遍主义的先河，成为影响整个19世纪欧洲的历史主义的先驱。
到了浪漫主义之父赫尔德时，历史主义被系统化和理论化，成为西方思想界广泛接受的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历史哲学。赫尔德主张从以下五个方面的努力去否定启蒙运动的普遍主义与理性主义的传统：第一，人类社会历史是自然界历史的延续，世界历史是一个合乎自然规律的客观发展过程。第二，每一个时代的历史都具有其独特的价值，在走向未来目标的过程中，具有不可或缺性。第三，“移情原则”应被借助于认识历史。第四，世界历史是一个处于不断发展进步过程中的有机整体。第五，“更加人道”是世界历史未来的发展趋势。[7]由于赫尔德对历史主义解说的努力，促使其成为了“西方文化最伟大的精神革命”。
三、历史主义的局限及危机
历史主义在18世纪后，就主宰着欧洲的文化思想界。它预设了一个基本要求，即“公平地对待一切历史现象”，不应存在对人类社会历史认识上的厚此薄彼，甚至“应该比过去更好地理解过去”或是“像过去那样理解过去”。历史主义的意义在于强调特定时空条件下的东西比普遍性的事物更具有价值，这种对普遍价值的拒斥，强调特殊性优于普遍性的论调，存在着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风险。因此，在历史主义理论理解下的历史就成为一张由纯粹偶然性编制成的毫无意义的网，这种处境下所理解的历史不可避免地具有或多或少的主观性色彩，于是除了自由选择外，似乎再无任何其他标准可言。于是人们失去了区分好与坏、是与非、善与恶等方面价值判断的标准，致使价值观上陷入了相对主义甚至是虚无主义的泥淖之中。其中典型的历史事例则是德国的知识分子在反对法国大革命后期的恐怖主义和拿破仑侵略时，同时在思想领域中拒斥着法国启蒙运动中的理性主义，不断强调民族的历史观和价值的特殊性，最终走向了国家和民族利益至上的专制排外的不归之路，结果造成包括德意志民族在内的世界性灾难。
历史主义的危机亦表现为现代性和自由主义的危机，同时历史主义的理论模式也使其自身陷入到自我否定的困境中。历史主义对永恒之事的批驳，致使人们心中原有的深度、厚度和浓度被持续地冲刷着，人类生活也因此日益平面化、稀释化乃至空洞化，即为施特劳斯所宣扬的“现代性危机”和“西方文明危机”。通过认真审视历史主义本身的逻辑，我们不难发现它自相矛盾之处，即如果历史主义理论模式本身为正确的，那么历史主义理论本身也只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也只是一种暂时性的有效。因此，历史主义在否弃普遍性和超验性的同时，也拒绝了本身成为一个普遍永恒理论的可能性，从而陷入自身逻辑的方枘圆凿之中，自然也就摆脱不了失败的命运。
历史主义的方法论原则是一种典型的个学研究方法，存在历史研究方法论上的局限性。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虽然在历史研究中可以避免草率的模式化、公式化的解释路径，但在面对浩渺无边的历史世界时，其所倡导的个体化的历史解读方式会存在整体历史研究效率低下的可能性，而且解读者本身也可能存在一厢情愿式的片面性解读，因此也就自然地拒绝了过去、现在与未来三者之间的共通性和相近性，“以史为鉴”的言说也就无从谈起。
四、余论
由维柯、赫尔德开创的历史主义源于对普世价值的反对，在其发展过程中尽管其本身的内涵陷入歧义丛生的境地，但是并没有影响它成为欧洲18世纪之后的主流思想。然而，历史主义在瓦解着绝对一元论的普遍价值后，又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价值多元化、相对化的不安状态，韦伯形象地称之谓“诸神之争”;而历史主义价值相对化的极端形式则表现为价值的虚无主义，以致助推了施特劳斯所忧心忡忡的“现代性危机”和“西方文明危机”。历史主义理论模式本身也因其固有的逻辑悖论，陷入了自己无意间设置的窠臼之中。历史主义这些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局限与危机，也为其最终走向衰落埋下了伏笔，但其在人类思想史上所做出的菲薄贡献，却是毋庸置疑的。
参考文献：
[1]宋友文：《历史主义与现代价值危机》，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9页。
[2]复旦大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编：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北京：人民出
版社，2008年，第319-320页。
[3]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北京：中国政法
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25页。
[5]张汝伦：《历史与实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5页。
[6]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29页。
[8]维柯：《新科学》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489-525页。
[9]赵士发、胡洪生：《历史主义传统与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原则》.《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2007年刊，第 194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