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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到底是否在刺激经济？这个简单的问题看上去像是罗生门。从4月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的精神，以及地方政府和央企系统的动态看，一整套的刺激手段已经准备好了，但分歧并不在此处，而在于这是否该定义为政策的转向？这个问题某种程度上已经脱离了学术研究的轨道。
4月10日，李克强总理在博鳌论坛上称，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目标是7.5%左右，无论经济增速比7.5%高一点，或低一点，只要能够保证比较充分的就业，都属于在合理区间。
这一番表态本身并不出人意料。但选择在博鳌论坛这种场合进行特别强调，显然并不平常。这是当局允许经济增长低于7.5%官方目标的强烈信号。李克强总理因此称“不会为经济一时波动而采取短期的强刺激政策”。
也就是说，在保增长和保改革之间，李克强总理明确地选择了后者。
但是我们观察到，4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名为《GDP跑多快才能稳住就业？》的报道，文中称，“GDP和就业都在增长，但GDP跑得更快”。官方数据显示，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从1997年的19194亿元增加到2009年的193920亿元，增长近10倍。但每万元固定资产投资对应的就业人数，从2000年的0.88人下降到2009年的0.16人。也就是说维持同样的就业人数，需要的投资是原来的5-6倍以上。该报道亦称，“如果就业弹性与过去10年基本一致，则至少要有7.5%或更高一些的经济增速，才能保证就业基本稳定。”
同时我们看到，稳增长信号发出之后，已有15个地方政府和央企系统宣布了固定资产投资计划，累计已超过25万亿。基础设施建设、传统工业项目仍是这些地方的重点投资领域。
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投资主体的计划已经完全突破了4月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的部署：扶持小微、棚改和中西部铁路建设。如果国务院的确是不想追求强刺激，那么地方和央企系统显然在“顺杆子爬”，倒逼决策。
倒逼的还有改革。4月2日常务会议给出的金融解决方案是依托央行和国家开发银行的金融创新，也就是说，李克强总理只希望刺激锁定在中央金融系统内，中央可以加杠杆，对地方依然要秉持去杠杆调结构的原则。
但如果按照地方和央企系统的投资规划落地，则资源配置方式也将随之改变，整个金融体系将被迫重新被拉回到基建、地方融资平台和房地产。在半利率市场化的背景下，将是全系统的加杠杆。这是决策层无法容忍的。
这一批新的投资计划要在国务院决策会议上通过，恐怕需要耗费巨大的周折。其次它们还要等待发改委等各部委的审批，在节奏上不可有过高估计。
对目前经济形势的分歧是非常严重的。总量和结构之间，立场不同，视角也不同。就一些国家部委和省市来讲，目前显示出对经济下滑的担忧。但是最高决策层代表了另一种态度。
4月13日的《新闻联播》头条花了4分钟时间来定调一季度的经济态势，这是非常罕见的举动。这4分钟的新闻分别用物流、大宗商品、发电量三个角度，阐述了经济基本面并不坏，结构持续改善这一结论。显然，这是“克强经济学”标志性的方法。这4分钟的新闻显然试图扭转市场一些悲观的预期和随之而来的投资冲动。
李克强总理依然想强调通过改革手段稳增长，“去年我们在实践中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积累了新的调控经验。”这些创新的思路和方式，集中在简政放权和金融改革。博鳌论坛之后，李克强前往海南基层调研，当然释放了“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的积极信号，但第一站是海口市工商局，检查企业登记和管理制度改革的效果。这显示了他仍然坚持2013年的做法，不会轻易为固定资产投资开绿灯。
但这里就涉及到一个重要的命题，2013年的做法是否依然在2014年的经济环境中有效？
2013年政策面最显著的特征是金融改革，宏观经济最显著的特征是服务业比重超过第二产业，微观经济最显著的特征是资金价格的飙升。2013年的经济整体上是金融和房地产驱动的增长，第三产业细分研究也非常明显地呈现出房地产的反弹和金融产业反周期繁荣，而且与香港有明显联动，在公司注册数量的增长上明显挂钩。监管套利和金融改革同向而行，金融改革实际上是顺水推舟。
但利率市场化推高了资金价格和资金集中度，导致了房地产市场在今年迅速波动。2014年之后的经济环境已与2013年有相当大的不同，改革与监管套利逆向而行。在逆水行舟的环境下，投资拉动与结构调整，保增长还是保改革之间的矛盾将更为明显，这个矛盾如何衡量和化解？未来一段时间内，将更加考验决策层的智慧和勇气。
（作者系MFI金融研究中心创始人，首席研究员）
4月10日，李克强总理在博鳌论坛上称，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目标是7.5%左右，无论经济增速比7.5%高一点，或低一点，只要能够保证比较充分的就业，都属于在合理区间。
这一番表态本身并不出人意料。但选择在博鳌论坛这种场合进行特别强调，显然并不平常。这是当局允许经济增长低于7.5%官方目标的强烈信号。李克强总理因此称“不会为经济一时波动而采取短期的强刺激政策”。
也就是说，在保增长和保改革之间，李克强总理明确地选择了后者。
但是我们观察到，4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名为《GDP跑多快才能稳住就业？》的报道，文中称，“GDP和就业都在增长，但GDP跑得更快”。官方数据显示，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从1997年的19194亿元增加到2009年的193920亿元，增长近10倍。但每万元固定资产投资对应的就业人数，从2000年的0.88人下降到2009年的0.16人。也就是说维持同样的就业人数，需要的投资是原来的5-6倍以上。该报道亦称，“如果就业弹性与过去10年基本一致，则至少要有7.5%或更高一些的经济增速，才能保证就业基本稳定。”
同时我们看到，稳增长信号发出之后，已有15个地方政府和央企系统宣布了固定资产投资计划，累计已超过25万亿。基础设施建设、传统工业项目仍是这些地方的重点投资领域。
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投资主体的计划已经完全突破了4月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的部署：扶持小微、棚改和中西部铁路建设。如果国务院的确是不想追求强刺激，那么地方和央企系统显然在“顺杆子爬”，倒逼决策。
倒逼的还有改革。4月2日常务会议给出的金融解决方案是依托央行和国家开发银行的金融创新，也就是说，李克强总理只希望刺激锁定在中央金融系统内，中央可以加杠杆，对地方依然要秉持去杠杆调结构的原则。
但如果按照地方和央企系统的投资规划落地，则资源配置方式也将随之改变，整个金融体系将被迫重新被拉回到基建、地方融资平台和房地产。在半利率市场化的背景下，将是全系统的加杠杆。这是决策层无法容忍的。
这一批新的投资计划要在国务院决策会议上通过，恐怕需要耗费巨大的周折。其次它们还要等待发改委等各部委的审批，在节奏上不可有过高估计。
对目前经济形势的分歧是非常严重的。总量和结构之间，立场不同，视角也不同。就一些国家部委和省市来讲，目前显示出对经济下滑的担忧。但是最高决策层代表了另一种态度。
4月13日的《新闻联播》头条花了4分钟时间来定调一季度的经济态势，这是非常罕见的举动。这4分钟的新闻分别用物流、大宗商品、发电量三个角度，阐述了经济基本面并不坏，结构持续改善这一结论。显然，这是“克强经济学”标志性的方法。这4分钟的新闻显然试图扭转市场一些悲观的预期和随之而来的投资冲动。
李克强总理依然想强调通过改革手段稳增长，“去年我们在实践中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积累了新的调控经验。”这些创新的思路和方式，集中在简政放权和金融改革。博鳌论坛之后，李克强前往海南基层调研，当然释放了“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的积极信号，但第一站是海口市工商局，检查企业登记和管理制度改革的效果。这显示了他仍然坚持2013年的做法，不会轻易为固定资产投资开绿灯。
但这里就涉及到一个重要的命题，2013年的做法是否依然在2014年的经济环境中有效？
2013年政策面最显著的特征是金融改革，宏观经济最显著的特征是服务业比重超过第二产业，微观经济最显著的特征是资金价格的飙升。2013年的经济整体上是金融和房地产驱动的增长，第三产业细分研究也非常明显地呈现出房地产的反弹和金融产业反周期繁荣，而且与香港有明显联动，在公司注册数量的增长上明显挂钩。监管套利和金融改革同向而行，金融改革实际上是顺水推舟。
但利率市场化推高了资金价格和资金集中度，导致了房地产市场在今年迅速波动。2014年之后的经济环境已与2013年有相当大的不同，改革与监管套利逆向而行。在逆水行舟的环境下，投资拉动与结构调整，保增长还是保改革之间的矛盾将更为明显，这个矛盾如何衡量和化解？未来一段时间内，将更加考验决策层的智慧和勇气。
（作者系MFI金融研究中心创始人，首席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