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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许广平为上海《少年读物》写了一篇纪念鲁迅的文章,题名《青年人与鲁迅》。或许因为该刊受众主要是少年,许广平在文中提及的鲁迅旧事多是小孩子感兴趣的,其中着意提到鲁迅爱吃糖,她说:“先生喜欢吃糖,但是经济不充裕,——不,他对自己刻苦——时常买一种三四角钱一磅的质地轻松的来吃。这种糖因為价格低廉,淀粉多,不大甜,手碰它就好象碰着石灰一样”,“有一天,先生忽然用稿费买了一大批咖啡糖,留着请客。我们一批学生到了,每人一包:一大块扁平的,里面隔开许多方格。”时隔一年,许广平在《鲁迅先生的日常生活》中回忆鲁迅写作情景时说,鲁迅“翻个身醒了,抽一支烟,起来泡杯浓清茶,有糖果点心呢,也许多少吃些,又写作了”。这其中透露了三个与糖有关的信息:鲁迅是爱吃糖的;但鲁迅不大买昂贵的糖果;鲁迅常用糖来招待客人。
翻开鲁迅日记,1912年,鲁迅初到北京后,就常去街市买糖。1912年12月31日下午,他和好友许寿裳就前往观音寺街买了一些“宁蒙糖”,加上买的镜子,一共花了两元。五天后,鲁迅又和许寿裳出游,在前门的临记洋行买了果糖,不过,这次鲁迅是要送给张协和的孩子吃,并非自食。1913年6月18日,鲁迅前往晋和祥买“糖饵两种,共一元”。晋和祥就在观音寺街,可以推测,1912年12月31日下午,鲁迅买“宁蒙糖”的店铺很可能就是晋和祥。直到1926年8月离京赴闽,鲁迅在日记中共记载了十次亲自买糖的经历,所购糖果,除了“宁蒙糖”、糖饵,还有饴糖、薄荷糖、甘蔗糖数种,其中大都是在临记洋行和晋和祥买的。此外,朋友大半深知鲁迅口味,所以每次来访,常常给鲁迅带些糖果,许寿裳、张协和、孙伏园、荆有麟、张定璜等都给鲁迅带过糖食。
其中,颇值得细味的是,1926年,鲁迅在《马上日记之二》中记载了自己用柿霜糖待客的故事。7月8日,朋友密斯高来,因为没有点心,鲁迅便将宝藏的产自河南的柿霜糖拿来待客,鲁迅自以为这糖少见,不料密斯高正是河南人,所以对这种糖果并不觉有什么新意。事后,鲁迅自想“请河南人吃几片柿霜糖,正如请我喝一小杯黄酒一样,真可谓‘愚不可及也’”,引起了鲁迅“凡物总是以稀为贵”的慨叹。文末,鲁迅自叙,“到晚上我空口坐着,想:这应该请河南以外的别省人吃的,一面想,一面吃,不料这样就吃完了”,从这语气里,真可想见鲁迅憨想时的可爱。最有趣的是,这篇文章于1926年7月23日在《世界日报副刊》发表。张定璜一定是读到了这篇文章,所以,7月27日他探访鲁迅时特意送了一包柿霜糖。
鲁迅到厦门之后,曾在《两地书》中记录这么一则趣事,他在1926年9月28日给许广平的信中抱怨,厦门的蚂蚁太多,“有一种小而红的,无处不到”,所以他吃的白糖不好放置,“我现在将糖放在碗里,将碗放在贮水的盘中,然而倘若偶然忘记,则顷刻之间,满碗都是小蚂蚁”,所以鲁迅感慨,厦门糕点虽好,也不敢买了。不过,很快鲁迅就找到了解决之道,他用“四面围水之法”保证了白糖的安全。所以,1926年12月底,章廷谦给鲁迅一下子送来二十包酥糖时,鲁迅已经找到了妥善安置之法,故而可以大快朵颐了。
定居上海后,鲁迅日记中记载的买糖次数大减,不过因为有海婴出生,所以,许多朋友都送来糖食给孩子。鲁迅偶尔几次特意买糖,也是送给海婴和周建人的孩子阿菩、阿玉。许寿裳是深知鲁迅脾胃的老朋友了,他在沪上访鲁迅时仍然常带糖果。此外,山本初枝、蔡咏裳、内山完造夫人、徐诗荃、宋庆龄等都给鲁迅送过糖果,鲁迅笔下的糖果品类也扩展到玫瑰酥糖、核桃糖、黍糖、松子糖、巧克力糖,乃至日本的有平糖等。虽然鲁迅下笔特记这些糖果专赠海婴,不过他难免也要尝上几口吧。
鲁迅喜食糖果,也影响到了他的小说、杂文创作。1922年,鲁迅在《白光》中写到陈士成考试落第时,便用糖作喻,刻画陈士成崩溃的感受:“他平日安排停当的前程,这时候又像受潮的糖塔一般,刹时倒塌,只剩下一堆碎片了。”糖塔是福建特产,当地人将糖熬化后浇模制成塔状,晶莹亮丽,然而易碎。陈士成梦中所期如一座糖塔,光华灿烂,但触地便碎,落第的现实给陈士成带来的震惊感由此得以展现。同年12月发表的《不周山》中,写到女娲用火融石补天的场景:“火柱旋转着发吼,青的和杂色的石块都一色通红了,饴糖似的流布在裂缝中间,像一条不灭的闪电”,将烧化的石浆喻为饴糖,想必也和鲁迅在京买糖、吃糖的经验有关。鲁迅还喜欢把脸面的暗红称作“紫糖色”,比如《离婚》中的庄木三、《采薇》中的王爷以及司徒乔的画中人物的面孔,都曾被鲁迅描刻为“紫糖色”。此外,《并非闲话(三)》中,鲁迅说:“有些人以为我不但用了这些稿费或版税造屋、买米,而且还靠它吸烟卷,吃果糖”;《起死》中,那个被复活的汉子,自言包裹中装着“斤半白糖,二斤南枣”,虽然前者是鲁迅对对方思想的揣测,后者是鲁迅虚拟的故事,不过,这正体现出鲁迅对糖的喜爱。正是日常性、习惯性的“与糖为伍”,才使“糖”不断在鲁迅笔下冒出。
鲁迅既爱吃糖,便易牙痛。在《忽然想到(一至四)》《从胡须说到牙齿》《马上日记之二》中鲁迅都谈到牙痛、补牙的问题,在日记中牙痛求医之事也很常见。不过,虽然损着自己的“牙眼”,鲁迅仍断不了对糖的喜爱。或许鲁迅在与自己、敌手争斗时太苦了,所以,他必须借酽茶、烟、酒以及糖果缓解内心的紧张与苦楚。1922年,鲁迅在《无题》中记录了这么一则小事,他去商店买了八盒“黄枚朱古律三文治”,用现在的话,就是巧克力杏仁面包,自然是甜食。买完之后,店员用手护住剩余的面包,让鲁迅误以为对方在提防自己偷窃,最后发现可能是误解。鲁迅惭愧了,陷入内心的焦灼。但最后,鲁迅这样写道:“夜间独坐在一间屋子里,离开人们至少也有一丈多远了。吃着分剩的‘黄枚朱古律三文治’;看几叶托尔斯泰的书,渐渐觉得我的周围,又远远地包着人类的希望。”甜食和夜、书一样,给了鲁迅以生命的慰藉,我想,这便是鲁迅喜食糖果的原因之一吧。糖果,于鲁迅而言,不但蕴含一份童趣,更可以对生命之苦作味觉的反击。
翻开鲁迅日记,1912年,鲁迅初到北京后,就常去街市买糖。1912年12月31日下午,他和好友许寿裳就前往观音寺街买了一些“宁蒙糖”,加上买的镜子,一共花了两元。五天后,鲁迅又和许寿裳出游,在前门的临记洋行买了果糖,不过,这次鲁迅是要送给张协和的孩子吃,并非自食。1913年6月18日,鲁迅前往晋和祥买“糖饵两种,共一元”。晋和祥就在观音寺街,可以推测,1912年12月31日下午,鲁迅买“宁蒙糖”的店铺很可能就是晋和祥。直到1926年8月离京赴闽,鲁迅在日记中共记载了十次亲自买糖的经历,所购糖果,除了“宁蒙糖”、糖饵,还有饴糖、薄荷糖、甘蔗糖数种,其中大都是在临记洋行和晋和祥买的。此外,朋友大半深知鲁迅口味,所以每次来访,常常给鲁迅带些糖果,许寿裳、张协和、孙伏园、荆有麟、张定璜等都给鲁迅带过糖食。
其中,颇值得细味的是,1926年,鲁迅在《马上日记之二》中记载了自己用柿霜糖待客的故事。7月8日,朋友密斯高来,因为没有点心,鲁迅便将宝藏的产自河南的柿霜糖拿来待客,鲁迅自以为这糖少见,不料密斯高正是河南人,所以对这种糖果并不觉有什么新意。事后,鲁迅自想“请河南人吃几片柿霜糖,正如请我喝一小杯黄酒一样,真可谓‘愚不可及也’”,引起了鲁迅“凡物总是以稀为贵”的慨叹。文末,鲁迅自叙,“到晚上我空口坐着,想:这应该请河南以外的别省人吃的,一面想,一面吃,不料这样就吃完了”,从这语气里,真可想见鲁迅憨想时的可爱。最有趣的是,这篇文章于1926年7月23日在《世界日报副刊》发表。张定璜一定是读到了这篇文章,所以,7月27日他探访鲁迅时特意送了一包柿霜糖。
鲁迅到厦门之后,曾在《两地书》中记录这么一则趣事,他在1926年9月28日给许广平的信中抱怨,厦门的蚂蚁太多,“有一种小而红的,无处不到”,所以他吃的白糖不好放置,“我现在将糖放在碗里,将碗放在贮水的盘中,然而倘若偶然忘记,则顷刻之间,满碗都是小蚂蚁”,所以鲁迅感慨,厦门糕点虽好,也不敢买了。不过,很快鲁迅就找到了解决之道,他用“四面围水之法”保证了白糖的安全。所以,1926年12月底,章廷谦给鲁迅一下子送来二十包酥糖时,鲁迅已经找到了妥善安置之法,故而可以大快朵颐了。
定居上海后,鲁迅日记中记载的买糖次数大减,不过因为有海婴出生,所以,许多朋友都送来糖食给孩子。鲁迅偶尔几次特意买糖,也是送给海婴和周建人的孩子阿菩、阿玉。许寿裳是深知鲁迅脾胃的老朋友了,他在沪上访鲁迅时仍然常带糖果。此外,山本初枝、蔡咏裳、内山完造夫人、徐诗荃、宋庆龄等都给鲁迅送过糖果,鲁迅笔下的糖果品类也扩展到玫瑰酥糖、核桃糖、黍糖、松子糖、巧克力糖,乃至日本的有平糖等。虽然鲁迅下笔特记这些糖果专赠海婴,不过他难免也要尝上几口吧。
鲁迅喜食糖果,也影响到了他的小说、杂文创作。1922年,鲁迅在《白光》中写到陈士成考试落第时,便用糖作喻,刻画陈士成崩溃的感受:“他平日安排停当的前程,这时候又像受潮的糖塔一般,刹时倒塌,只剩下一堆碎片了。”糖塔是福建特产,当地人将糖熬化后浇模制成塔状,晶莹亮丽,然而易碎。陈士成梦中所期如一座糖塔,光华灿烂,但触地便碎,落第的现实给陈士成带来的震惊感由此得以展现。同年12月发表的《不周山》中,写到女娲用火融石补天的场景:“火柱旋转着发吼,青的和杂色的石块都一色通红了,饴糖似的流布在裂缝中间,像一条不灭的闪电”,将烧化的石浆喻为饴糖,想必也和鲁迅在京买糖、吃糖的经验有关。鲁迅还喜欢把脸面的暗红称作“紫糖色”,比如《离婚》中的庄木三、《采薇》中的王爷以及司徒乔的画中人物的面孔,都曾被鲁迅描刻为“紫糖色”。此外,《并非闲话(三)》中,鲁迅说:“有些人以为我不但用了这些稿费或版税造屋、买米,而且还靠它吸烟卷,吃果糖”;《起死》中,那个被复活的汉子,自言包裹中装着“斤半白糖,二斤南枣”,虽然前者是鲁迅对对方思想的揣测,后者是鲁迅虚拟的故事,不过,这正体现出鲁迅对糖的喜爱。正是日常性、习惯性的“与糖为伍”,才使“糖”不断在鲁迅笔下冒出。
鲁迅既爱吃糖,便易牙痛。在《忽然想到(一至四)》《从胡须说到牙齿》《马上日记之二》中鲁迅都谈到牙痛、补牙的问题,在日记中牙痛求医之事也很常见。不过,虽然损着自己的“牙眼”,鲁迅仍断不了对糖的喜爱。或许鲁迅在与自己、敌手争斗时太苦了,所以,他必须借酽茶、烟、酒以及糖果缓解内心的紧张与苦楚。1922年,鲁迅在《无题》中记录了这么一则小事,他去商店买了八盒“黄枚朱古律三文治”,用现在的话,就是巧克力杏仁面包,自然是甜食。买完之后,店员用手护住剩余的面包,让鲁迅误以为对方在提防自己偷窃,最后发现可能是误解。鲁迅惭愧了,陷入内心的焦灼。但最后,鲁迅这样写道:“夜间独坐在一间屋子里,离开人们至少也有一丈多远了。吃着分剩的‘黄枚朱古律三文治’;看几叶托尔斯泰的书,渐渐觉得我的周围,又远远地包着人类的希望。”甜食和夜、书一样,给了鲁迅以生命的慰藉,我想,这便是鲁迅喜食糖果的原因之一吧。糖果,于鲁迅而言,不但蕴含一份童趣,更可以对生命之苦作味觉的反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