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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前是盛世的高歌与热舞，聚光灯以外却另有一道沉重的幕布。这个时代的年轻人在安稳的社会环境下长大，遗憾的是，大多数人背井离乡、拼尽一生也只能过平凡的生活。蜗居在城中村，他们是原子化生存的个体。手机屏幕的光亮辐射着每个人苍白渺小的脸，他们相互交流，他们相互隔绝。流水般的时事热点，带来片刻的喜与怒，几分钟后下拉刷新，旧事就被冷落在前滩，日复一日地麻木。也有突然打满鸡血、立志艰苦奋斗的时候，待三分钟热度冷却——不如来一场“王者荣耀”。拥挤的城市、膨胀的房价、鼓噪的消费主义、失落的精神生活……是先苦后甜还是应该及时行乐？与鸡蛋碰高墙相比，选择犬儒主义并游戏人生似乎更为简单。
当高等教育成为世俗成功的必要不充分条件，励志的“心灵鸡汤”也日益沦为尽人皆知的谎言，他们从“杀伐决断，唯我本心”的网络“爽文”中得到了源源不断的轻盈、温柔与快慰，在想象中消解了现实生活的失意。这些读物乘着商品市场的东风，从大众的感官欲望与心理幻想入手，编织了一个个花团锦簇的文字幻境。当青年们在奇幻、华美的白日梦中流连忘返，纯文学不言而喻地肩负着我们关乎灵魂與深度的期许。但是纯文学的面目并不取悦人心，相反，它的严肃与沉重在这个全民狂欢的大环境中显得有点不合时宜。
“悲观地讲，也许溃败只能是唯一的结局。”王威廉说，“从卡夫卡开始，溃败已经成为现代小说的注定结局，小说家的努力只能体现在溃败的方式与最终的救赎上。”（《小说家和他的人物》）有人曾指出中国现当代作家擅长描写丑陋事物与人性之恶，重批判而轻创建，但若置身于一个荒诞的、不人道的、令人窒息的精神环境，一味肤浅地去讴歌真善美不能说没有滑向廉价乐观主义的危险。正如孟繁华所说：“敢于面对时代的难题，是考验一个作家文学良知和社会担当的一个重要方面。”①
在批判的道路上，王威廉可谓顺流而下;但在挖掘真实上，他就像一条逆着长江洄游而上的中华鲟。的确，今天除了学者已经很少有人探讨灵魂、哲学与意义，“务实”的价值信条以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强势姿态迅速占领了人类社会的每个领地。如果工业、市场、科技的繁荣就能定位这个时代的坐标，那么太平盛世无疑已经到来。作为小说家，王威廉却意识到：“城市化进程中涌现出来的各种问题与困境，涉及社会结构自上而下的迅速变动与分化，涉及城市对乡村人口的大规模吸纳与消化，涉及个体尊严与权利的合理表达，涉及科技时代里边个人精神世界与生活方式的迷茫与失落，涉及人们对一个美好中国的期待与想象……”（《看不见的城市——用写作创造城市的灵魂》）他的可贵之处，也正在于，立足于个体鲜活的生命体验，敢于历经一番灵魂的煎熬与撕咬，以不同于传统的摄像机般罗列外部世界的写作方式，祛魅去蔽，向习焉不察的人生与时代困境发问。就像他的诗歌说的那样：“我不知道我是谁/或许我就是寻找那些看不见的风景的人/在找到一些蛛丝马迹之前/我所说的话无足轻重。”（《看不见的风景》）那些看不见的风景，是真实的风景。
一
身为80后，王威廉曾慨然道：“我与众多的中国年轻人一样，经历着入职、面试、就职、辞职、创业、寻职、考研……种种拼搏与奋斗，种种挫折与幻灭，我唯一没有放弃的，便是那种对于文化与思想的执着。”“心中的梦想与激情在继续激荡。”（《那阵来自粤海的风——段青春记忆与一本文化杂志》）但他笔下的年轻人并非全然幸运如斯。
“十八岁出门旅行”的生活固然未必是铁与血、火焰与毒的厮杀，却真真切切是缓慢受锤的过程，尚来不及“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年轻人便已铩羽而归，徒留死灰般的漠然与无谓。譬如《云上，青春》中的主人公，毕业后担任某企业的内刊编辑，以为从此能“从毫无感情的可怕的计算机语言中解脱出来”，殊不知单调的文字工作却肉眼可见地摧毁着他的艺术想象力。当诗人的绚丽飞翔遭遇现实中的加速坠落，他旋即被表情呆板、步履匆匆的人群淹没，“仿佛每走一步都变得僵硬和麻木，会在某一个瞬间遽然老去，湮没在死亡呛人的气息中”。王威廉借多部作品中的人物面貌剑指现代社会重复而机械的职场生态，为个体呼唤自由的呼吸、舒展的灵魂和创造的愉悦。
“工作应该是有一种创造性的价值，而劳动是一种重复性的价值，前者是提升生命，后者只是谋生。”（《辞职》）然而，生存（通常变现为赚取工资）是第一要义，人们往往被迫从事某种职业，沦为流水线上的一个小部件，戴着无休止劳动的镣铐又谈何为自由发展翩翩起舞。在《辞职》中，“我”在工作中没有得到自我实现，反而“感到的都是些毫无意义的忙碌以及浪费生命的虚无感”，只能通过辞职来重新培植生命的绿洲;鹳的父亲身为狱警，宛若“被判了无期徒刑”，更可怕的是，他退休后竟然一再回到监狱中去重温所谓的“实实在在的自由”——俨然一幅异化劳动的现实图景。
席勒曾在《审美教育书简》中表达了对现代进步神话的质疑：“在希腊的国家里，每个个体都享有独立的生活，必要时又能成为整体;希腊国家的这种水螅性如今已被一架精巧的钟表所代替，在那里无限众多但都没有生命的部分拼凑在一起从而构成了一个机械生活的整体……享受与劳动，手段与目的，努力与报酬都彼此脱节。人永远被束缚在整体的一个孤零零的小碎片上，人自己也只好把自己造就成一个碎片。”② 基于此，读者或能理解《捆着我，绑着我》中的基层业务员缘何“过的只是某种表面化的生活”，也可以对《老虎来了》中“我”那种“某种固定的程序在代替我们活着”的心境多几分感同身受。与此同时，马克思所描述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也能在王威廉的文学世界中寻到蛛丝马迹。
众生平等的民主精神似乎已成为当代社会生活的底色，然而，金钱、权力导向下职场“等级社会”的人际逻辑往往又为其蒙尘，“没有地位，没有权力，我觉得自己就像个无名氏一样”（《没有指纹的人》）。在《我的世界连通器》中，“我”仅仅因为与领导同名同姓就被“贬谪”至单位的图书仓库，沦为边缘性的存在。《看着我》中的“我”为了讨好领导苦心孤诣地为其毫无美感的诗作写了读诗报告，即便如此，也没有赢得领导的正视。“我”要求领导“看着我”，实际上是捍卫一个活生生的个体被平等尊重的基本权利。然而更多的人默认了这种等级秩序，在职场上极尽曲意逢迎，以精心包装出来的贴心真诚来掩盖其虚伪透顶的本质。“每个人的脸都会有部分会成为工作游戏中的伪装物。”（《辞职》）《内脸》里表面冷漠、矜持实则淫荡、无赖的女领导，以及《佩索阿的爱情》中同时拥有“梦境自我”和“现实自我”的主人公，未尝不是现代人灵肉分裂、失去本真的某种镜像。 《无法无天》勾勒了职场上人际关系的另一种魔幻现实。“我”是机关单位新来的年轻人。与王蒙笔下的林震不同，“我”并没有激情四溢的理想主义，而是代之以如履薄冰的警惕，“对单位的简单工作浮想联翩，每做一件事都仿佛大有深意在内”。在这种正襟危坐、容不得一点放肆的氛围中，傻子“矮乐鸡”“就像一面完整无瑕墙壁上的一道裂缝”。单位里的人见到“矮乐鸡”比见了正常人还热情洋溢，因为这样可以“在矮乐鸡身上发泄自己压抑多年的‘美好人性’”;“我”和小宋则用各种离奇的方式去折磨、捉弄他，从几近渣滓的枯燥现状中榨取仅有的甜味与刺激。在整蛊过程中，“我们”压抑、烦躁、无奈的情绪得以喷薄而出，在笑声中被消解、被遗忘，刻板严肃的单位生活经由此被置换成一场荒诞的狂欢。
仓库人——这是王威廉数次用到的一个隐喻，意指压抑病态的生存境况。在生存的天花板咄咄逼人的语境中，个体除却龟缩于逼仄的地下室别无选择，显然，这与“诗意地栖居”已经背离太远。当无意义的工作将人异化为程式般的存在，而同事只是彼此特定时空下一种逢场作戏的对象时，人的个性、尊严乃至主体性就岌岌可危了。可悲的是，再不堪，这都是主流价值观所核验通过的“合法生活”——只要按照这套规矩按部就班地生活，就不会脱轨于“正常”世界的运行逻辑。倘若有人试图打破这种规训边界，就会在众目睽睽下被送上审判台，接受权威的阉割、肢解与重塑。在《合法生活》中，小孙A最终还是向世俗标准俯首帖耳了，和别人一样“不痛不痒地活着”，“丧失内在尊严地活着”，“不再追问虚渺的本质而仅仅是活着”;而小孙B孤零零地游荡在城市的上空，恍若沉冤未雪、忧愤不宁的鬼魂，无疑是对现存秩序的一种赤裸裸的嘲弄。
二
王威廉曾在《加速世界的中华鲟——关于我们这代人的随想》一文中描述过对当代中国科技发展的感性体验：21世纪初，他从家所在的德令哈坐火车到广东珠海上学，需要耗费三个日夜，“空间第一次大到让我害怕”;而2014年春节，他乘坐新开通不久的高铁回家，几十个小时的长旅被压缩成8个小时，“整个大地像是一片桑叶，被饥饿的列车快速蚕食着”。世界不再是广阔无边的，在大地上疾驰成为人人共享的经验，而这不仅仅是变幻莫测的科技世界中的冰山一角。隨着人工智能、量子信息技术、无人控制技术以及虚拟现实的落地，技术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到个体与自我、他人乃至世界的关系中。当人们抚触着小巧玲珑的手机屏幕，技术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具备了有求必应的神力，这带来的便利是不言自明的。“今天哪个作家还疯狂地赞美这些东西，一定会被视为异类。”（《科幻的人》）这不仅意指技术已经自然而然地成为我们生活的常态，还透露着王威廉作为一个人文知识分子对技术霸权主义的隐忧。
像《无据之夜》中提及的机器人记者采写新闻稿、造成报社大量裁员之类的几乎是老生常谈了，并且已经从预言走向了现实。王威廉更关注的是：技术一旦与权力结合，很有可能成为隐蔽而无处不在的压迫性力量，远远超越历代的专制君主。《没有指纹的人》即是对这一图景的极端想象。“我”天生是个没有指纹的人，但“在那个时代，指纹什么都不意味，除了某些时候……总结说谁的福气多、命好什么的”。随着现代社会利用指纹技术进行对个体的识别乃至监控，指纹打卡机、活体指纹锁等各种指纹识别产品小巧而精致，却能将人牢牢攥在手中——人居然需要通过机器这一人的力量产物确认才得以确立起其存在的合法权。为了上班打卡、买房，“我”不得不费尽周折，可惜最终还是因为指纹问题面临牢狱之灾。“现代社会就是监控无所不在甚至变得歇斯底里的牢狱。”借助想象，长篇小说《获救者》呈现了塔哈——这个将政治学与科学结合到某种极致的“牢狱世界”典型。从餐前指纹检测到特制的食物配方，从探测脑电波的仪器到洗脑的净化中心，塔哈将人的生命编织进一张工具理性支配的密网。若“机器是诚实的，会严格按照设定好的数据执行国家的意志”成为一种共识，我们的希望与自由恐怕都注定要在技术丛林里迷失掉。这不是危言耸听，法兰克福学派早已批判过：科学技术的本意是解蔽、促进人的自由解放与社会的完善发展，然而，当理性被极端工具化之后，技术有可能会反过来成为压抑人、统治人的工具性存在。
如王威廉本人所言：“科幻小说中最重要的已经不是外在的幻想外壳，而是借助科学知识，推演一种思想的实验，探询一种关于科学及其应用的伦理，创造一种出自科学精神又落脚在人文情怀上的世界观。”（《创作谈：科技现实主义》）在《地图里的祖父》这篇小说中，计算机博士鹿尔怀揣着对科学技术的盲目乐观，认为“爷如果能再坚持几年，肯定会有新技术，彻底治疗心梗”。借助计算机模拟人类的神经网络的研究进展，鹿尔导入祖父的生前图像、音频资料，通过影像呈现出一个可与人对话、几可乱真的祖父。但在哲学专业出身的“我”看来，人不可能脱离其肉身而成为纯粹精神现象，仿真的“祖父”终究只是一种机器性的存在。类似地，《后生命》否定了借助技术实现人类永生的设想。在小说中，专家李蒙为对抗人必有一死的宿命、将人的意识转移到芯片里的实验遭遇失败，而“仅仅因为不见了一个小小的芯片，那个身体竟然就失去了生命的全部意义”。在作者的观照中，这种失败并非源于技术层面的不成熟，而是寓意着人类伦理的终极界限不容逾越。
虚拟现实能否取代人的肉身存在？乍听来，这是一个异想天开的狂想，实际上，正如王威廉所描述，在网络平民化的背景下，当代的人渐渐“被虚拟符号抽空了真实感”（《发现一种新的中国经验——论中国当代城市文学发展的新趋向》）。在《内脸》中，失去表情的虞岑在网络聊天中却活泼自如地使用各种网络表情，不禁让读者产生线下抑或网络何者更接近内心真实的困惑。反观当下，当机器的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假体植入为现代医疗所普遍运用，人造与自然之间的界限逐渐变得暧昧不可辨。生物学意义的人与高度智能的机器人之间的根本区别在哪里？科学技术究竟是人类改造世界史册上最耀眼的勋章，还是会以其反噬力让人变得更孤立无援？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意识到了人在这架庞大机器面前的主体性危机，恰恰相反，以鹿尔为代表的工具理性论者自信地以为：“要想不恐惧，就得多掌握一些科学知识，遇事就不慌了。”而王威廉的“科幻现实主义”小说虽然立足于“未来”、蕴含前沿的科技元素，但究其本质仍然是对古老的人文主义主题的关切，以同步或超前的价值取向折射当代人对“单向度的社会”及“单向度的人”的焦虑与担忧。科技持续不断地带给人类惊奇与震撼，而其隐藏的深不可测的晦暗也是让我们望而生畏的原因。它闪耀着让我们狂热、迷恋的光晕，跟我们疑虑、畏惧的东西深深纠缠在一起，成为我们这一代人的爱与怕。 三
如果说职场的异化、科技的隐患为现代人筑造了一面有形的墙，那么，彻底将人压垮的，则是一种隐形的社会精神危机、一种价值空洞的虚无情绪体验。《捆着我，绑着我》中的主人公即是一个典型的受害者。他习惯于基层业务员经常出差的生活，回到家反而经常烦躁不安、失眠，“与这种琐事的斗争让他有了一种真切的堕落感……就是生活不再有浪潮涌起，只剩下一望无际的干涸沙滩。”后来，他认识了一个女作家，女作家为了帮助他摆脱困境把他捆绑起来，将困扰他的无形力量变成有形的力量，使其“在挣扎与反抗中获得了生存的快感与精神的平衡”。捆绑固然是一种看似荒诞的救赎方式，却隐喻了人是多么畏惧虚无的绝望，需要某种来自他者的尺度来让自己感觉是真实地活在大地上。——来自外在的烦恼虽然是负面能量，但却是实实在在的。如果抽离掉外在的所有妨碍，人不得不面对孤立的自我的时候，常常就会无所适从，找不到自身与生活本身的意义。
这种无意义的感觉在当代社会滋生、蔓延，逐渐演变为一场为祸不浅的精神瘟疫。王威廉认为：“今天这样一个时代，表面上似乎是一个价值多元的时代，但实际上，人们的日常生活反而变得越来越贫乏。”（《变革的焦虑——文学的生存、媒介与启蒙》）的确，在转型期，过去的政治信仰与理想主义已然失去其一呼百应的价值引领功能，而新与旧、中与西的种种信息碎片却大有乱花渐欲迷人眼之势。个体的主体意识与精神自觉不断被唤醒的同时，西方思想家所预言的焦虑、孤独、荒诞、虚无等现代性危机，也正以沉甸甸却隐蔽不可知的负荷压迫着每个中国人的神经末梢。
《无据之夜》中每个人都在各自的心灵囹圄里做着困兽之斗。少时迷恋诗与文学、苦苦追问各种事物的“意义”的主人公而今受困于家庭生活的一地鸡毛，与妻子“不知道为了什么事情而吵”，“也许什么事情都不为，也许为的是这世上一切糟糕乏味的事情”。东木因为肺泡漏气身体不断萎缩，隐喻着现代人的精神病变。就连那个表面活力四射、青春靓丽的女大学生，也被一种灰暗无力的人生态度笼罩着，决绝道“一切都没有意义”，便纵身一跃、沉入江底。小说没有交代小师妹自杀的具体缘由，但或许，世间最无计可消除的恰恰是这种使语言失效的绝望。1888年，尼采在《权力意志》中曾预言道，未来两个世纪的历史，将是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的世纪。不幸的是，当年尼采的预言已从纸上搬到了现实。王威廉作品中许多人物便是如此，面对“人为什么活着”“怎么样才算是有意义的生活”等触及灵魂深处的拷问时，往往露出犹疑、迷茫的神色。正如《生活课》的结尾所写的：“四周都是高楼大厦，无数的窗口亮着灯，像是机枪口稠密的碉堡，我第一次感到了某种恐慌，似乎是来自生活本身的一种潜在的威胁。”他们的生活失去了某种价值序列的支点，因缺乏激情与动机而沉沦于虚无的精神漂泊。
当生存的个体越来越怀疑真理与生存的意义，人们大多会转向形而下寻求庸常生活的抚慰，从那些真切可感、实实在在的物质中汲取心灵的安全感和归属感。在某种意义上，这是精神世界荒漠化的一种必然。如读者所见，《云上，青春》中毕业后考了公务员，准备买房，还想做生意赚大钱的恒杰正是圆融地与世俗人生握手言和的一类人，“要好好地享受生活，做个正常人，这才是最重要的。”但并非每个人都能顺流而下，彻底搁置对精神主体性与自由的追逐。在旁人看来，《铁皮小屋》中的孔用老师“变成知名教授之后，生活富足，家庭幸福，完全可以让自己活得更洒脱、更享受”，但最终他却以一种拒绝此在世界的姿态惨烈地告别了人世。小说中，孔用老师与诗人海子形成了某种互文，二者的共性就在于“触及了人类深邃的终极性的精神存在”，“把自杀变成了纯粹的对精神的拯救，纯粹的对信仰的呼救”。可以说，“铁皮小屋”的意象已经超越了物质实在，而是理想与激情的某种载体。因此，孔用老师的自杀，是不甘沉沦的个体对意义空洞化的决绝抗争，是人文价值萎缩的一曲挽歌。
新时期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不断从社会政治的表层批判向人生人性的深层解剖迈进，虚无与空洞随之成为不少作品的思想基调。作家们不惮于直面人生的灰色地带与世界的虚无本质，试图穿破热闹现实的浮华障碍，抵达灵魂深处，做孤独却深刻的求索。在某些文学批评中，虚无被定性为阴暗的一面，因其“缺乏正能量”而受到批判与抑斥，但是，不可忽视的是，书写虚无未必就是蓄意破坏，而是站在价值重估的起点，重建自己的思想体系。正是有信仰才有质疑，对自己的虚无状态有所觉悟，才预示着寻找恒久价值的开始。遥想当年，鲁迅心爱的战士在“无物之阵”的围困中老衰、寿终，直至丢盔弃甲、颓然倒地。大约一个世纪过去了，王威廉毅然接过那把穿过时间的晦暗转递过来的投枪，瞄准生活那身华丽的风衣外套，向看不见摸不着的荒芜宣战——“而我假如要存活下去，则必须坚持不懈地应战下去，尽管失败的结局早已注定。”（《在无物之阵中的抵抗》）
四
王威廉对当代人精神困境的书写，以知识分子的共情、责任与自觉选择为据点，但并没有止步于单纯的解构与摧毁，而是进一步蕴涵着积极性建设与肯定的精神向度。他笔下的主人公，大多都受过高等教育，有着人文知识分子所特有的清高，并以其疏离与批判的眼光审视着这个异化的世界。值得一提的是，王威廉在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作家的形象。
如《第二人》“我”是作家。“作家嘛，在这个时代自然赚不到什么钱，再加上你这张没有特征的脸，让你连续交了两次女朋友都失败了，而且失败得相当耻辱，都是红杏出墙……你的生存已经到了十分脆弱的边缘……你已经放弃了你的人生。”《你的陌生人》中的主人公也是个作家。小说写到他受邀到某充满商业气息的购书中心做一次演讲，而后演讲因为管先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变易主题——主办方为了活动效果临时要求他讲中国当代文学与诺贝尔奖的关系，他在突然之间从主角变成无足轻重的配角。“他终于发觉自己不是来演讲的，而是来展示孤独的。”写作好像已经成为“少有人走的路”，因为在一个普遍只关心此岸世界的时代，与精神有关的东西要么迅速贬值、无人问津，要么被消费主义收编，成为粉饰太平的精致傀儡。在王威廉的小說中，怀有文学梦、以写作为生的人物在物质生存层面都是不够富足的。 但硬币的另一面是，写作作为一种相对纯粹的精神活动，承载着诗性的浪漫、梦想的激情以及信仰的虔诚。在这个时代，商业出版物夺人眼球，类型化写作助长着肤浅浮躁之风，许多所谓的“创作”本质上只是卖字求财、偏离了文学本位。正如刘再复先生所说：“在商业潮流下，文学只有两种出路，一种是迎合潮流，把文学当做文化产品和文化消费品;另一种是抗拒潮流，坚守文学自己的独立品格，保持对文学的忠诚信仰，创造文学的精品、诚品。真正的作家、诗人只能选择后者。”③ 王威廉笔下的作家，在精英文学日渐萎缩的环境下，仍能怀揣着超越平庸生活的精神关怀，守住人文精神的天际线。从《捆着我，绑着我》自称“我写作，靠此为生。尽管不容易，但我也不打算妥协”的女作家，到《倒立生活》中与“我”一起倒立生活——毁灭一种本质的秩序，重新建造起新的秩序的诗人神女，再到《看着我》中因为“写诗了，我就不那么淡定了，我对世界的感受也完全变了”而拒绝无底线讨好领导的“我”……他们在与世界交手时，有着比常人更敏锐的嗅觉，能洞见看似理所当然的日常生活中的荒谬、不合理以及对人的扭曲。他们有着知识分子的抗拒精神，不追随大流争名逐利，也很难逆来顺受地屈从于生活的荒诞与非理性。
加缪在《反抗与艺术》中指出，小说与反抗思想同时诞生，是按照人的愿望对现实的拒绝与修正，“其中的人物有着我们的语言、弱点、力量。他们的世界并不比我们的的世界更美好更有教化。不过他们至少与命运拼搏到底。”④ 在某种意义上，王威廉笔下的作家正是作者的“第二自我”。
身为小说家，王威廉眼见阿尔法狗战胜人类围棋顶尖高手、机器人小冰开始写诗，仍不改其对文学的乐观：“文学的叙事是最难被技术驯服的，它源于人与物的本质不同，它坚信灵魂的存在与崇高，是灵魂最为隐秘的细腻言说，是具备史学品格的雄辩自证。”（《文学永远不会被技术驯服》）在他看来，小说是一件抵御数理思维一统天下的武器，是对被格式化的人的抢救，有助于“重建我们精神的主体性”（《巨型都市与艺术想象》）。在《信男》中，主人公坚持给人手写信件，在这个通信高度电子化、网络化的大环境下，显得格格不入，“不是个疯子，也是个呆子”。但曲径通幽，恰恰是这种看似前现代的方式，最终挖通了灵魂对话的隧道，抚慰了人心，也缝合了亲情的裂隙。王威廉在多个场合引用海德格尔的那句“语言是人类的存在家园”，而其作品可视为对这个精神家园的不渝守望。
可见，王威廉具有相当强烈的作家自觉，始终坚守纯文学创作的精神传统，关注现代人的悲观与压抑，以此进行对时代与个体疑难的凝视与省思。正如作者在小说《绊脚石》中借主人公之口说的一样：要把绊脚石放出来，放到这个世界上。“因为这个世界已经忍受不了一点滞涩，变得太平滑了，我也变得太平滑了，我已经让太多的东西就那么轻易过去了。”“绊脚石”在小说语境中指的是对纳粹法西斯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和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广东“大逃港”这两个历史事件的铭记，意味着前事不忘，给沉睡于和平之梦中的现代人一记棒喝。我认为，王威廉这类作家的写作之于我们时代的意义，就好比绊脚石，让我们在科技发展的加速度下得以稍做停留，直面商品拜物教下被虚假繁荣掩盖的惨淡人生和淋漓鲜血，重拾理想主义、浪漫与激情。可以说，做这个平滑世界的“绊脚石”，正是他与现实血肉相搏、“成为同时代人”（《成为同时代人的勇气》）的方式。
注释：
① 孟繁华.严肃文学如何应战甄嬛芈月琅琊榜[N].中华读书报，2016（005 ）.
②[德]弗里德里希·席勒;冯至，范大灿（译）.审美教育书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第29-30 页.
③ 刘再复.刘再复新论五题[M].当代作家评论，2010（06）：11.
④ [法]加缪（著）;柳鸣九（编）.加缪全集·散文集I[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373.
責编：李京春
当高等教育成为世俗成功的必要不充分条件，励志的“心灵鸡汤”也日益沦为尽人皆知的谎言，他们从“杀伐决断，唯我本心”的网络“爽文”中得到了源源不断的轻盈、温柔与快慰，在想象中消解了现实生活的失意。这些读物乘着商品市场的东风，从大众的感官欲望与心理幻想入手，编织了一个个花团锦簇的文字幻境。当青年们在奇幻、华美的白日梦中流连忘返，纯文学不言而喻地肩负着我们关乎灵魂與深度的期许。但是纯文学的面目并不取悦人心，相反，它的严肃与沉重在这个全民狂欢的大环境中显得有点不合时宜。
“悲观地讲，也许溃败只能是唯一的结局。”王威廉说，“从卡夫卡开始，溃败已经成为现代小说的注定结局，小说家的努力只能体现在溃败的方式与最终的救赎上。”（《小说家和他的人物》）有人曾指出中国现当代作家擅长描写丑陋事物与人性之恶，重批判而轻创建，但若置身于一个荒诞的、不人道的、令人窒息的精神环境，一味肤浅地去讴歌真善美不能说没有滑向廉价乐观主义的危险。正如孟繁华所说：“敢于面对时代的难题，是考验一个作家文学良知和社会担当的一个重要方面。”①
在批判的道路上，王威廉可谓顺流而下;但在挖掘真实上，他就像一条逆着长江洄游而上的中华鲟。的确，今天除了学者已经很少有人探讨灵魂、哲学与意义，“务实”的价值信条以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强势姿态迅速占领了人类社会的每个领地。如果工业、市场、科技的繁荣就能定位这个时代的坐标，那么太平盛世无疑已经到来。作为小说家，王威廉却意识到：“城市化进程中涌现出来的各种问题与困境，涉及社会结构自上而下的迅速变动与分化，涉及城市对乡村人口的大规模吸纳与消化，涉及个体尊严与权利的合理表达，涉及科技时代里边个人精神世界与生活方式的迷茫与失落，涉及人们对一个美好中国的期待与想象……”（《看不见的城市——用写作创造城市的灵魂》）他的可贵之处，也正在于，立足于个体鲜活的生命体验，敢于历经一番灵魂的煎熬与撕咬，以不同于传统的摄像机般罗列外部世界的写作方式，祛魅去蔽，向习焉不察的人生与时代困境发问。就像他的诗歌说的那样：“我不知道我是谁/或许我就是寻找那些看不见的风景的人/在找到一些蛛丝马迹之前/我所说的话无足轻重。”（《看不见的风景》）那些看不见的风景，是真实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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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80后，王威廉曾慨然道：“我与众多的中国年轻人一样，经历着入职、面试、就职、辞职、创业、寻职、考研……种种拼搏与奋斗，种种挫折与幻灭，我唯一没有放弃的，便是那种对于文化与思想的执着。”“心中的梦想与激情在继续激荡。”（《那阵来自粤海的风——段青春记忆与一本文化杂志》）但他笔下的年轻人并非全然幸运如斯。
“十八岁出门旅行”的生活固然未必是铁与血、火焰与毒的厮杀，却真真切切是缓慢受锤的过程，尚来不及“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年轻人便已铩羽而归，徒留死灰般的漠然与无谓。譬如《云上，青春》中的主人公，毕业后担任某企业的内刊编辑，以为从此能“从毫无感情的可怕的计算机语言中解脱出来”，殊不知单调的文字工作却肉眼可见地摧毁着他的艺术想象力。当诗人的绚丽飞翔遭遇现实中的加速坠落，他旋即被表情呆板、步履匆匆的人群淹没，“仿佛每走一步都变得僵硬和麻木，会在某一个瞬间遽然老去，湮没在死亡呛人的气息中”。王威廉借多部作品中的人物面貌剑指现代社会重复而机械的职场生态，为个体呼唤自由的呼吸、舒展的灵魂和创造的愉悦。
“工作应该是有一种创造性的价值，而劳动是一种重复性的价值，前者是提升生命，后者只是谋生。”（《辞职》）然而，生存（通常变现为赚取工资）是第一要义，人们往往被迫从事某种职业，沦为流水线上的一个小部件，戴着无休止劳动的镣铐又谈何为自由发展翩翩起舞。在《辞职》中，“我”在工作中没有得到自我实现，反而“感到的都是些毫无意义的忙碌以及浪费生命的虚无感”，只能通过辞职来重新培植生命的绿洲;鹳的父亲身为狱警，宛若“被判了无期徒刑”，更可怕的是，他退休后竟然一再回到监狱中去重温所谓的“实实在在的自由”——俨然一幅异化劳动的现实图景。
席勒曾在《审美教育书简》中表达了对现代进步神话的质疑：“在希腊的国家里，每个个体都享有独立的生活，必要时又能成为整体;希腊国家的这种水螅性如今已被一架精巧的钟表所代替，在那里无限众多但都没有生命的部分拼凑在一起从而构成了一个机械生活的整体……享受与劳动，手段与目的，努力与报酬都彼此脱节。人永远被束缚在整体的一个孤零零的小碎片上，人自己也只好把自己造就成一个碎片。”② 基于此，读者或能理解《捆着我，绑着我》中的基层业务员缘何“过的只是某种表面化的生活”，也可以对《老虎来了》中“我”那种“某种固定的程序在代替我们活着”的心境多几分感同身受。与此同时，马克思所描述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也能在王威廉的文学世界中寻到蛛丝马迹。
众生平等的民主精神似乎已成为当代社会生活的底色，然而，金钱、权力导向下职场“等级社会”的人际逻辑往往又为其蒙尘，“没有地位，没有权力，我觉得自己就像个无名氏一样”（《没有指纹的人》）。在《我的世界连通器》中，“我”仅仅因为与领导同名同姓就被“贬谪”至单位的图书仓库，沦为边缘性的存在。《看着我》中的“我”为了讨好领导苦心孤诣地为其毫无美感的诗作写了读诗报告，即便如此，也没有赢得领导的正视。“我”要求领导“看着我”，实际上是捍卫一个活生生的个体被平等尊重的基本权利。然而更多的人默认了这种等级秩序，在职场上极尽曲意逢迎，以精心包装出来的贴心真诚来掩盖其虚伪透顶的本质。“每个人的脸都会有部分会成为工作游戏中的伪装物。”（《辞职》）《内脸》里表面冷漠、矜持实则淫荡、无赖的女领导，以及《佩索阿的爱情》中同时拥有“梦境自我”和“现实自我”的主人公，未尝不是现代人灵肉分裂、失去本真的某种镜像。 《无法无天》勾勒了职场上人际关系的另一种魔幻现实。“我”是机关单位新来的年轻人。与王蒙笔下的林震不同，“我”并没有激情四溢的理想主义，而是代之以如履薄冰的警惕，“对单位的简单工作浮想联翩，每做一件事都仿佛大有深意在内”。在这种正襟危坐、容不得一点放肆的氛围中，傻子“矮乐鸡”“就像一面完整无瑕墙壁上的一道裂缝”。单位里的人见到“矮乐鸡”比见了正常人还热情洋溢，因为这样可以“在矮乐鸡身上发泄自己压抑多年的‘美好人性’”;“我”和小宋则用各种离奇的方式去折磨、捉弄他，从几近渣滓的枯燥现状中榨取仅有的甜味与刺激。在整蛊过程中，“我们”压抑、烦躁、无奈的情绪得以喷薄而出，在笑声中被消解、被遗忘，刻板严肃的单位生活经由此被置换成一场荒诞的狂欢。
仓库人——这是王威廉数次用到的一个隐喻，意指压抑病态的生存境况。在生存的天花板咄咄逼人的语境中，个体除却龟缩于逼仄的地下室别无选择，显然，这与“诗意地栖居”已经背离太远。当无意义的工作将人异化为程式般的存在，而同事只是彼此特定时空下一种逢场作戏的对象时，人的个性、尊严乃至主体性就岌岌可危了。可悲的是，再不堪，这都是主流价值观所核验通过的“合法生活”——只要按照这套规矩按部就班地生活，就不会脱轨于“正常”世界的运行逻辑。倘若有人试图打破这种规训边界，就会在众目睽睽下被送上审判台，接受权威的阉割、肢解与重塑。在《合法生活》中，小孙A最终还是向世俗标准俯首帖耳了，和别人一样“不痛不痒地活着”，“丧失内在尊严地活着”，“不再追问虚渺的本质而仅仅是活着”;而小孙B孤零零地游荡在城市的上空，恍若沉冤未雪、忧愤不宁的鬼魂，无疑是对现存秩序的一种赤裸裸的嘲弄。
二
王威廉曾在《加速世界的中华鲟——关于我们这代人的随想》一文中描述过对当代中国科技发展的感性体验：21世纪初，他从家所在的德令哈坐火车到广东珠海上学，需要耗费三个日夜，“空间第一次大到让我害怕”;而2014年春节，他乘坐新开通不久的高铁回家，几十个小时的长旅被压缩成8个小时，“整个大地像是一片桑叶，被饥饿的列车快速蚕食着”。世界不再是广阔无边的，在大地上疾驰成为人人共享的经验，而这不仅仅是变幻莫测的科技世界中的冰山一角。隨着人工智能、量子信息技术、无人控制技术以及虚拟现实的落地，技术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到个体与自我、他人乃至世界的关系中。当人们抚触着小巧玲珑的手机屏幕，技术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具备了有求必应的神力，这带来的便利是不言自明的。“今天哪个作家还疯狂地赞美这些东西，一定会被视为异类。”（《科幻的人》）这不仅意指技术已经自然而然地成为我们生活的常态，还透露着王威廉作为一个人文知识分子对技术霸权主义的隐忧。
像《无据之夜》中提及的机器人记者采写新闻稿、造成报社大量裁员之类的几乎是老生常谈了，并且已经从预言走向了现实。王威廉更关注的是：技术一旦与权力结合，很有可能成为隐蔽而无处不在的压迫性力量，远远超越历代的专制君主。《没有指纹的人》即是对这一图景的极端想象。“我”天生是个没有指纹的人，但“在那个时代，指纹什么都不意味，除了某些时候……总结说谁的福气多、命好什么的”。随着现代社会利用指纹技术进行对个体的识别乃至监控，指纹打卡机、活体指纹锁等各种指纹识别产品小巧而精致，却能将人牢牢攥在手中——人居然需要通过机器这一人的力量产物确认才得以确立起其存在的合法权。为了上班打卡、买房，“我”不得不费尽周折，可惜最终还是因为指纹问题面临牢狱之灾。“现代社会就是监控无所不在甚至变得歇斯底里的牢狱。”借助想象，长篇小说《获救者》呈现了塔哈——这个将政治学与科学结合到某种极致的“牢狱世界”典型。从餐前指纹检测到特制的食物配方，从探测脑电波的仪器到洗脑的净化中心，塔哈将人的生命编织进一张工具理性支配的密网。若“机器是诚实的，会严格按照设定好的数据执行国家的意志”成为一种共识，我们的希望与自由恐怕都注定要在技术丛林里迷失掉。这不是危言耸听，法兰克福学派早已批判过：科学技术的本意是解蔽、促进人的自由解放与社会的完善发展，然而，当理性被极端工具化之后，技术有可能会反过来成为压抑人、统治人的工具性存在。
如王威廉本人所言：“科幻小说中最重要的已经不是外在的幻想外壳，而是借助科学知识，推演一种思想的实验，探询一种关于科学及其应用的伦理，创造一种出自科学精神又落脚在人文情怀上的世界观。”（《创作谈：科技现实主义》）在《地图里的祖父》这篇小说中，计算机博士鹿尔怀揣着对科学技术的盲目乐观，认为“爷如果能再坚持几年，肯定会有新技术，彻底治疗心梗”。借助计算机模拟人类的神经网络的研究进展，鹿尔导入祖父的生前图像、音频资料，通过影像呈现出一个可与人对话、几可乱真的祖父。但在哲学专业出身的“我”看来，人不可能脱离其肉身而成为纯粹精神现象，仿真的“祖父”终究只是一种机器性的存在。类似地，《后生命》否定了借助技术实现人类永生的设想。在小说中，专家李蒙为对抗人必有一死的宿命、将人的意识转移到芯片里的实验遭遇失败，而“仅仅因为不见了一个小小的芯片，那个身体竟然就失去了生命的全部意义”。在作者的观照中，这种失败并非源于技术层面的不成熟，而是寓意着人类伦理的终极界限不容逾越。
虚拟现实能否取代人的肉身存在？乍听来，这是一个异想天开的狂想，实际上，正如王威廉所描述，在网络平民化的背景下，当代的人渐渐“被虚拟符号抽空了真实感”（《发现一种新的中国经验——论中国当代城市文学发展的新趋向》）。在《内脸》中，失去表情的虞岑在网络聊天中却活泼自如地使用各种网络表情，不禁让读者产生线下抑或网络何者更接近内心真实的困惑。反观当下，当机器的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假体植入为现代医疗所普遍运用，人造与自然之间的界限逐渐变得暧昧不可辨。生物学意义的人与高度智能的机器人之间的根本区别在哪里？科学技术究竟是人类改造世界史册上最耀眼的勋章，还是会以其反噬力让人变得更孤立无援？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意识到了人在这架庞大机器面前的主体性危机，恰恰相反，以鹿尔为代表的工具理性论者自信地以为：“要想不恐惧，就得多掌握一些科学知识，遇事就不慌了。”而王威廉的“科幻现实主义”小说虽然立足于“未来”、蕴含前沿的科技元素，但究其本质仍然是对古老的人文主义主题的关切，以同步或超前的价值取向折射当代人对“单向度的社会”及“单向度的人”的焦虑与担忧。科技持续不断地带给人类惊奇与震撼，而其隐藏的深不可测的晦暗也是让我们望而生畏的原因。它闪耀着让我们狂热、迷恋的光晕，跟我们疑虑、畏惧的东西深深纠缠在一起，成为我们这一代人的爱与怕。 三
如果说职场的异化、科技的隐患为现代人筑造了一面有形的墙，那么，彻底将人压垮的，则是一种隐形的社会精神危机、一种价值空洞的虚无情绪体验。《捆着我，绑着我》中的主人公即是一个典型的受害者。他习惯于基层业务员经常出差的生活，回到家反而经常烦躁不安、失眠，“与这种琐事的斗争让他有了一种真切的堕落感……就是生活不再有浪潮涌起，只剩下一望无际的干涸沙滩。”后来，他认识了一个女作家，女作家为了帮助他摆脱困境把他捆绑起来，将困扰他的无形力量变成有形的力量，使其“在挣扎与反抗中获得了生存的快感与精神的平衡”。捆绑固然是一种看似荒诞的救赎方式，却隐喻了人是多么畏惧虚无的绝望，需要某种来自他者的尺度来让自己感觉是真实地活在大地上。——来自外在的烦恼虽然是负面能量，但却是实实在在的。如果抽离掉外在的所有妨碍，人不得不面对孤立的自我的时候，常常就会无所适从，找不到自身与生活本身的意义。
这种无意义的感觉在当代社会滋生、蔓延，逐渐演变为一场为祸不浅的精神瘟疫。王威廉认为：“今天这样一个时代，表面上似乎是一个价值多元的时代，但实际上，人们的日常生活反而变得越来越贫乏。”（《变革的焦虑——文学的生存、媒介与启蒙》）的确，在转型期，过去的政治信仰与理想主义已然失去其一呼百应的价值引领功能，而新与旧、中与西的种种信息碎片却大有乱花渐欲迷人眼之势。个体的主体意识与精神自觉不断被唤醒的同时，西方思想家所预言的焦虑、孤独、荒诞、虚无等现代性危机，也正以沉甸甸却隐蔽不可知的负荷压迫着每个中国人的神经末梢。
《无据之夜》中每个人都在各自的心灵囹圄里做着困兽之斗。少时迷恋诗与文学、苦苦追问各种事物的“意义”的主人公而今受困于家庭生活的一地鸡毛，与妻子“不知道为了什么事情而吵”，“也许什么事情都不为，也许为的是这世上一切糟糕乏味的事情”。东木因为肺泡漏气身体不断萎缩，隐喻着现代人的精神病变。就连那个表面活力四射、青春靓丽的女大学生，也被一种灰暗无力的人生态度笼罩着，决绝道“一切都没有意义”，便纵身一跃、沉入江底。小说没有交代小师妹自杀的具体缘由，但或许，世间最无计可消除的恰恰是这种使语言失效的绝望。1888年，尼采在《权力意志》中曾预言道，未来两个世纪的历史，将是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的世纪。不幸的是，当年尼采的预言已从纸上搬到了现实。王威廉作品中许多人物便是如此，面对“人为什么活着”“怎么样才算是有意义的生活”等触及灵魂深处的拷问时，往往露出犹疑、迷茫的神色。正如《生活课》的结尾所写的：“四周都是高楼大厦，无数的窗口亮着灯，像是机枪口稠密的碉堡，我第一次感到了某种恐慌，似乎是来自生活本身的一种潜在的威胁。”他们的生活失去了某种价值序列的支点，因缺乏激情与动机而沉沦于虚无的精神漂泊。
当生存的个体越来越怀疑真理与生存的意义，人们大多会转向形而下寻求庸常生活的抚慰，从那些真切可感、实实在在的物质中汲取心灵的安全感和归属感。在某种意义上，这是精神世界荒漠化的一种必然。如读者所见，《云上，青春》中毕业后考了公务员，准备买房，还想做生意赚大钱的恒杰正是圆融地与世俗人生握手言和的一类人，“要好好地享受生活，做个正常人，这才是最重要的。”但并非每个人都能顺流而下，彻底搁置对精神主体性与自由的追逐。在旁人看来，《铁皮小屋》中的孔用老师“变成知名教授之后，生活富足，家庭幸福，完全可以让自己活得更洒脱、更享受”，但最终他却以一种拒绝此在世界的姿态惨烈地告别了人世。小说中，孔用老师与诗人海子形成了某种互文，二者的共性就在于“触及了人类深邃的终极性的精神存在”，“把自杀变成了纯粹的对精神的拯救，纯粹的对信仰的呼救”。可以说，“铁皮小屋”的意象已经超越了物质实在，而是理想与激情的某种载体。因此，孔用老师的自杀，是不甘沉沦的个体对意义空洞化的决绝抗争，是人文价值萎缩的一曲挽歌。
新时期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不断从社会政治的表层批判向人生人性的深层解剖迈进，虚无与空洞随之成为不少作品的思想基调。作家们不惮于直面人生的灰色地带与世界的虚无本质，试图穿破热闹现实的浮华障碍，抵达灵魂深处，做孤独却深刻的求索。在某些文学批评中，虚无被定性为阴暗的一面，因其“缺乏正能量”而受到批判与抑斥，但是，不可忽视的是，书写虚无未必就是蓄意破坏，而是站在价值重估的起点，重建自己的思想体系。正是有信仰才有质疑，对自己的虚无状态有所觉悟，才预示着寻找恒久价值的开始。遥想当年，鲁迅心爱的战士在“无物之阵”的围困中老衰、寿终，直至丢盔弃甲、颓然倒地。大约一个世纪过去了，王威廉毅然接过那把穿过时间的晦暗转递过来的投枪，瞄准生活那身华丽的风衣外套，向看不见摸不着的荒芜宣战——“而我假如要存活下去，则必须坚持不懈地应战下去，尽管失败的结局早已注定。”（《在无物之阵中的抵抗》）
四
王威廉对当代人精神困境的书写，以知识分子的共情、责任与自觉选择为据点，但并没有止步于单纯的解构与摧毁，而是进一步蕴涵着积极性建设与肯定的精神向度。他笔下的主人公，大多都受过高等教育，有着人文知识分子所特有的清高，并以其疏离与批判的眼光审视着这个异化的世界。值得一提的是，王威廉在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作家的形象。
如《第二人》“我”是作家。“作家嘛，在这个时代自然赚不到什么钱，再加上你这张没有特征的脸，让你连续交了两次女朋友都失败了，而且失败得相当耻辱，都是红杏出墙……你的生存已经到了十分脆弱的边缘……你已经放弃了你的人生。”《你的陌生人》中的主人公也是个作家。小说写到他受邀到某充满商业气息的购书中心做一次演讲，而后演讲因为管先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变易主题——主办方为了活动效果临时要求他讲中国当代文学与诺贝尔奖的关系，他在突然之间从主角变成无足轻重的配角。“他终于发觉自己不是来演讲的，而是来展示孤独的。”写作好像已经成为“少有人走的路”，因为在一个普遍只关心此岸世界的时代，与精神有关的东西要么迅速贬值、无人问津，要么被消费主义收编，成为粉饰太平的精致傀儡。在王威廉的小說中，怀有文学梦、以写作为生的人物在物质生存层面都是不够富足的。 但硬币的另一面是，写作作为一种相对纯粹的精神活动，承载着诗性的浪漫、梦想的激情以及信仰的虔诚。在这个时代，商业出版物夺人眼球，类型化写作助长着肤浅浮躁之风，许多所谓的“创作”本质上只是卖字求财、偏离了文学本位。正如刘再复先生所说：“在商业潮流下，文学只有两种出路，一种是迎合潮流，把文学当做文化产品和文化消费品;另一种是抗拒潮流，坚守文学自己的独立品格，保持对文学的忠诚信仰，创造文学的精品、诚品。真正的作家、诗人只能选择后者。”③ 王威廉笔下的作家，在精英文学日渐萎缩的环境下，仍能怀揣着超越平庸生活的精神关怀，守住人文精神的天际线。从《捆着我，绑着我》自称“我写作，靠此为生。尽管不容易，但我也不打算妥协”的女作家，到《倒立生活》中与“我”一起倒立生活——毁灭一种本质的秩序，重新建造起新的秩序的诗人神女，再到《看着我》中因为“写诗了，我就不那么淡定了，我对世界的感受也完全变了”而拒绝无底线讨好领导的“我”……他们在与世界交手时，有着比常人更敏锐的嗅觉，能洞见看似理所当然的日常生活中的荒谬、不合理以及对人的扭曲。他们有着知识分子的抗拒精神，不追随大流争名逐利，也很难逆来顺受地屈从于生活的荒诞与非理性。
加缪在《反抗与艺术》中指出，小说与反抗思想同时诞生，是按照人的愿望对现实的拒绝与修正，“其中的人物有着我们的语言、弱点、力量。他们的世界并不比我们的的世界更美好更有教化。不过他们至少与命运拼搏到底。”④ 在某种意义上，王威廉笔下的作家正是作者的“第二自我”。
身为小说家，王威廉眼见阿尔法狗战胜人类围棋顶尖高手、机器人小冰开始写诗，仍不改其对文学的乐观：“文学的叙事是最难被技术驯服的，它源于人与物的本质不同，它坚信灵魂的存在与崇高，是灵魂最为隐秘的细腻言说，是具备史学品格的雄辩自证。”（《文学永远不会被技术驯服》）在他看来，小说是一件抵御数理思维一统天下的武器，是对被格式化的人的抢救，有助于“重建我们精神的主体性”（《巨型都市与艺术想象》）。在《信男》中，主人公坚持给人手写信件，在这个通信高度电子化、网络化的大环境下，显得格格不入，“不是个疯子，也是个呆子”。但曲径通幽，恰恰是这种看似前现代的方式，最终挖通了灵魂对话的隧道，抚慰了人心，也缝合了亲情的裂隙。王威廉在多个场合引用海德格尔的那句“语言是人类的存在家园”，而其作品可视为对这个精神家园的不渝守望。
可见，王威廉具有相当强烈的作家自觉，始终坚守纯文学创作的精神传统，关注现代人的悲观与压抑，以此进行对时代与个体疑难的凝视与省思。正如作者在小说《绊脚石》中借主人公之口说的一样：要把绊脚石放出来，放到这个世界上。“因为这个世界已经忍受不了一点滞涩，变得太平滑了，我也变得太平滑了，我已经让太多的东西就那么轻易过去了。”“绊脚石”在小说语境中指的是对纳粹法西斯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和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广东“大逃港”这两个历史事件的铭记，意味着前事不忘，给沉睡于和平之梦中的现代人一记棒喝。我认为，王威廉这类作家的写作之于我们时代的意义，就好比绊脚石，让我们在科技发展的加速度下得以稍做停留，直面商品拜物教下被虚假繁荣掩盖的惨淡人生和淋漓鲜血，重拾理想主义、浪漫与激情。可以说，做这个平滑世界的“绊脚石”，正是他与现实血肉相搏、“成为同时代人”（《成为同时代人的勇气》）的方式。
注释：
① 孟繁华.严肃文学如何应战甄嬛芈月琅琊榜[N].中华读书报，2016（005 ）.
②[德]弗里德里希·席勒;冯至，范大灿（译）.审美教育书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第29-30 页.
③ 刘再复.刘再复新论五题[M].当代作家评论，2010（06）：11.
④ [法]加缪（著）;柳鸣九（编）.加缪全集·散文集I[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373.
責编：李京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