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还没亮，电话骤然响起，一看是弟媳妇的。这才七点。心里咯噔了一下，接。是母亲的声音。虽然用了多年的手机，但母亲还是不会自己拨打电话。母亲说，他们又来了！语气仓促惊慌。关于他们，母亲不说，我也知道是那些人。
　　外出二十多年，对于故乡，生身之地，我对它的印象似乎只剩下母亲和弟弟一家，还有为数不多的几位亲戚。此外，那种熟稔的陌生如同牛皮裹刀，隔膜而又似是而非。许多的人不认识，认识的很多再也看不到了。每次回去，高兴也伤感。高兴的，无非是亲人的再一次团聚，此外，对于乡村，似乎没有什么可以让人喜笑颜开的。伤感的成分一方面来自整个乡村现状的迅疾变化与人事的蹊跷悲催，另一方面则是母亲不断地给我诉说邻居与我们家的各种纠纷，尤其她那些年遭受的伤害和屈辱。
　　越是偏远的乡村，人们对于原始暴力和財富权利的依赖性越重。少年时，我与母亲和父亲也经历了不少被人打骂，甚至无辜欺辱的事情。比如因为一句闲话而导致的误会，为了一棵树的归属问题的争执，一个家族之间利益分配的不均乃至想要独得的明暗算计……而我至今奇怪的是，经常欺负我们家的那户，居然从血缘上是与我们最亲近的人，即我爷爷的亲哥哥的媳妇及其后来的子孙们——这其中大致是有些宿命因素的，或者说，世上最大的伤害莫过于来自于身边人。
　　在河北和山西交界，靠近河南的太行山中，一些村庄在起伏蜿蜒的崇山峻岭中深藏。我在查阅修撰于明朝万历年间的《沙河县志》时发现，在此后的五百多年之间，关于我的故乡即今河北省沙河市渡口村以西的村庄，几乎没有被记录过，哪怕是洪水、地震、饥荒等大规模的自然灾害。但县志上明确说，这一带乡村人群，大抵是从明洪武年间开始从山西、河南及其他地区移民而来，逐渐形成的大小村落。
　　导致此原因的，大抵是当时交通不便，深山与县城之间乃至一道天堑。再加上，民众历来有“民不与官斗”“宁可吃点亏，也不打官司告状”的说法。我的故乡地理风貌，乃从距离县城五十华里之外的丘陵地区——渡口村而突然峰峦挡路，万壑纵横。唯一的县级公路至1972年方才竣工通车。县衙门之于偏远辖地的疏远，一方面来自于官衙和乡野之间的阶级分野，另一方面则因为乡间民众天然性地惧怕与官衙打交道而乐于自生自灭的历史性的脾性。
　　四周是山，天空看起来幽深，晴朗的时候蓝得似乎倒扣的海平面，乌云怒卷时则四野苍茫，山峰逃跑。暴雨似乎就从屋顶或树叶上铺天盖地。我记事的时候，总是觉得这里就是整个世界。村里偶尔有一个外地人来，感觉好像是从外星球穿越而来的怪物。直到十二岁那年冬天，因为村里一个堂姐远嫁到邻县，按照乡俗要同族同姓的人去“送”，我才得以看到，除了这一片山地之外，外面的世界更加宽敞和繁杂。
　　母亲说，他们又来了。这次，是一个干部领头，村里的两个干部陪着。我先是怒从胆边生，但又忍住，听母亲说。“他两个儿子带着来的。”所谓“他两个儿子”，是指一个堂弟的儿子。尽管一个村子，他们还应当喊我大爷，但从他们出生到现在，我一次都没有见过他们。
　　事情的缘起大致是，我弟弟房子左边有一道山岭，包产到户时候，分给了我们家。差不多二十多年前，在村里极具霸主气质的一个堂哥，趁我们家没有人在的时候，用挖沟机挖地基。我父亲母亲回来看到后，父亲即以决死的方式，站在挖沟机下，才阻止了那个堂哥对我家的侵权。几年后，堂哥又以八千元价格卖给了我这个堂弟。从此，因为归属权问题，这一个堂哥和那一位堂弟便和我家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争论和摩擦。
　　先说这个堂哥。名字叫杨家林，比我父亲小不了几岁，但辈分却低了一代，他叫我父亲叔叔。我成年，多次听他说，他小的时候，和我父亲关系很好，曾经一起赶着马车到邻近的山西左权县农村用麦子换土豆或者玉米种子。在缺吃少穿的年代，他们俩一起当过生产队的仓库保管员。饿得慌了，还合伙监守自盗过少许黑豆。秋天晚上，一起在田里巡夜时候，饿了，点着火堆，烤生玉米吃。我父亲大致比他早结婚几年。我记得，我三五岁时候，已经改革开放，杨家林才娶了媳妇。他就住在我们家对面。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或者后期，流行摩托车。杨家林去一个铁矿干活，不到一年，就搞回来一辆半旧半新的雅马哈250摩托车。村人一看这家伙，简直是现代化生活的高级阶段，羡慕得口水顺着胸脯流到脚面上。几天后一个夜里，鸟儿都不吭一声了，忽然一阵吵闹传来。我惊醒。父亲母亲也醒了，但也没吭声，竖着耳朵倾听。对于这种事情，乡间大致是常见的。次日，我朦朦胧胧听说，杨家林夜里十点多由铁矿返回，把摩托车放在院子里，可能因为太累了，上炕就倒头睡去。至夜半，起来撒尿时，忽然看到沙发上有一双男人的手套，一下子惊醒，然后厉声询问老婆是谁的，咋回事？
　　杨家林的老婆是邻村人，据说和他是小学的同学，人长得瘦削，脸黑，但有一张刀子都能说卷刃的好嘴，脑子也不错，俩小眼睛一转，就是一个害人的主意。正在杨家林责问老婆的时候，忽然一人从里屋跑出，拉开门闩，一顿脚步声，就出了院子。杨家林一声怒吼，也没顾上穿裤子，光着两条长满黑毛的大腿，饿狼一样追了出去。
　　随后的叫喊声惊醒了村庄，黑黢黢的冬夜，连月光也没有，只有满天的星辰在空中俯瞰人间百态。稍后，又传来杨家林老婆赵丽娟的号叫声，随着杨家林追去的方向呼啸而去。再后来，是依稀可以听见的剧烈的吵骂声，像是夜半的冤魂在相互指责，闹得全村的狗都忍不住汪汪狂叫起来。
　　及我再长大一点，零星听说，那一次，是杨家林的一个结拜兄弟从他们家跑出去的。不用说，这肯定是一个桃色事件。自此，村人嘴里不说，可都是心知肚明，也知道，所谓的结拜兄弟，大都是靠不住的，不是来占便宜，就是有意无意地上了哥们的炕。关于他那个结拜兄弟，我依稀还有些印象，那些年，他们两家来往还特别密切。我只记得，一个脸色白皙，五官周正，说起话里有点电影里古代书生气质的男人，隔三岔五地来到杨家林的家。每次来，杨家林都要喊几个本村的兄弟，聚在家里喝酒，划拳行令的声音震得不大的村庄不住颤抖。 　　那个堂弟叫杨占林，比我小一岁或者两岁。和杨家林比起来，杨占林和我们家算是村子里血缘最近的人了，他的爷爷和我的爷爷是亲兄弟两个，我爷爷排行老二。可惜，大爷爷在46岁时癌症去世。生前，他和大奶奶生养了三个儿子两个闺女。而我爷爷奶奶一生只生养了我父亲和姑姑两个。在农村，人口的多寡决定着一家人的势力与能力。尽管那时候人人吃不饱穿不暖，饿得吃树皮草根观音土，脸绿得跟冻蔫了的白菜叶子一样，但乡人始终信奉“有人不算贫，没人贫死人”的传统思维。听母亲说，大爷爷为人极好，老实，且与人为善，而大奶奶则不然，不是和这个争吵，就是和那个打架。甚至，大奶奶和她的大儿媳妇和二儿媳妇都打过架，最严重的时候，双方互揪头发，谁都没有沾光得便宜，头上一大片毛发扯下来了，发根还涔涔渗血。
　　我十三岁以前，晚上一直和爷爷奶奶睡。睡前，必要爷爷讲故事。开始，爷爷讲了很多的鬼怪僵尸故事，还有神仙妖精之类的。久而久之，故事没了，就跟我讲自己亲历过的蹊跷神异往事。有一次，奶奶去了姑姑家。爷爷才说，你那个大奶奶啊，完全不是个东西。那老娘们，咱这里方圆20里都没这号人。大爷爷死后不到半年，大奶奶请了邻村的一个木匠来家里打家具。那木匠姓王，手艺好，人也老实，吭哧吭哧干了半个多月。家具做好了，要算账了。临走的那天晚上，大奶奶买了一瓶酒，又炒了几个鸡蛋。这是本地的规矩，用来答谢手艺人的辛苦用心。
　　王木匠出外干活多，这类的事情家家户户都是如此，也没有多想。可能因为高兴，多喝了一点，就回屋睡觉了。半夜，迷迷糊糊觉得，身上有个啥东西在动。一摸，哎呀俺的个娘哟！怎么趴着一个人，嘴巴热烘烘的。他正要推，那人却说，这样的好事你还不做？王木匠尽管也很年轻，但出门做手艺活儿，混的就是俩工钱。大奶奶这样做，意图非常明显。再个说，家里老婆都知道出门干了半月的活儿，倘若一分钱拿不回去，怎么也说不过去。想到这里，王木匠就使劲往下推大奶奶。大奶奶可能觉得王木匠态度过于坚决，厉声说，你他娘的不干，老娘就说你强着把老娘搞了！
　　王木匠一听，吓了一个哆嗦，酒醒了大半，急忙哀求着说，嫂子，你看我也不是一个啥好样的人物，就别这样了呗？大奶奶又说，做了好事，工钱就算了，你回去跟你家的娘儿们说路上丢了，不就成了？王木匠停顿了一会儿，脑袋转了几个来回，还是觉得这个方法不妥，继续哀求大奶奶。大奶奶看王木匠铁了心，便大声喊起来。睡在隔壁的大儿子和二儿子从梦中惊醒，一个蹦子起来，窜到木匠睡的房间……后面的事情，可想而知。
　　我不知道爷爷为啥给我这个十来岁的小孩子讲这些带色的往事，从他的语气中，我能明显感觉出，对大奶奶，爷爷也是极其厌恶的。此后的夜里，爷爷还说了几件类似的关于大奶奶的事情。有一个夏天，当了多年生产队长的一位曾爷爷去世了。埋葬的当晚，村人还都在院子里吃饭，有人惊呼：看，那是啥？顺着那人的手指，众人一个个端着饭碗飞速聚拢，我虽然小，也跟着凑热闹。只见村子上面的棌树林子里，有一盏红色马灯一样的火团先是直线型地飞速滑动。素有二杆子之称的杨家林当时是民兵连长，飞快跑回屋里，取了一支五四式步枪，朝着那盏灯开了一枪。枪声一响，那盏灯好像受惊了一样，流星一样地乱窜，不一会儿，就回到了村子上方最大的那块田里。
　　而那块田，便是老生产队长的坟地所在。
　　那一晚，我和爷爷奶奶躺在炕上，一开始，谁也没说话。我一点睡意都没有，眼睛直勾勾地看着黑暗中的黄泥墙壁。可能是时间久了，忽然看到一张皱纹深重的男人的脸，咧着嘴巴一个劲儿地冲我笑。我越看越像是那个刚过世的曾爷爷，吓得急忙靠紧爷爷说，你看老老爷在墙上笑呢！爷爷早年因病眼盲，听了我的话，我明显地觉得他的身体颤了一下。奶奶则厉声说，小孩子别胡说，赶紧睡！次日晚上，爷爷告诉我说，其实，大奶奶和那个刚去世的老老爷也有见不得人的勾当。那些年，大家都在吃大锅饭。大奶奶家人多粮少，孩子们往往饿得嗷嗷叫。一个秋天的晚上，大奶奶在叫不动大爷爷的情况下，独自一人，于半夜去到对面岭后的田里偷快要成熟的玉米。正在玉米地里掰得不亦乐乎，忽然听到一声大喝，差点尿了裤子。
　　逮她的人就是那个老老爷。一开始，老老爷要秉公处理，把大奶奶连同赃物一起带回村里先关起来，次日再派人到公社里跟领导汇报。走到半途，大奶奶说她尿急得不行。老老爷心想，管天管地，管不住人屙屎放屁，就让她去一边解决。谁知道，大奶奶偏不，解开布条子腰带就淅淅沥沥开了。老老爷走开了几步，谁知道，大奶奶却光着下半身从后面抱住了他。
　　爷爷将这些故事讲得有板有眼，且细节饱满，大致是加入了他个人的想象。也难怪他年轻时读了那么多的书，终究没有白费。只是对彼时的我来说，对男女之间的隐秘事情完全是似懂非懂，充满想象但又不得要领。还有一次，我刚放学回来，却看到一个人躲在一棵差不多已经有一百年的板栗树下，样子有点鬼祟。我不知何意。却见村口停了一台带警报的吉普车，几个穿警服的人在四处寻找着什么。我到家门口，听那些警察好像在找朱三妮。我忽然想起，大奶奶的名字好像就叫朱三妮。想到刚才看到的那个鬼祟的人，觉得应当就是大奶奶没错。我正要开口说，母亲一把把我拽进了门槛。
　　杨占林便是大奶奶大兒子门下的孙子。
　　大奶奶的大儿子和他媳妇这辈子先后生了四个闺女一个儿子，大闺女现在也差不多六十岁。我年幼时，他的大闺女很早就出嫁了，婆家就在邻村，只隔一道山岭，抬脚就到。二闺女可能长我十岁左右，我上小学的时候，听说了一件奇怪的事情。杨占林的二姐嫁给了她姐夫的一个堂弟，而且一个村子里的。这倒没什么，只是她姐夫的堂弟居然和她姐姐也有过男女之事。她姐夫我也认识，一个老实本分的人，不苟言笑，常年在煤矿当工人，虽说离家很近，但差不多是一个多月才回来一次。这个堂弟未婚，先是去堂哥家玩，一来二去，便做了好事。这件事在村里几乎家喻户晓，连我这样的小孩子都用顺风的耳朵听说了，何况那些耳朵和嘴巴像是装上了哪吒风火轮的娘儿们。
　　杨占林二姐出嫁时，我也该去送她，即按照乡俗，伙同全村人把她送到婆家，吃顿饭再回来。可那时候，不仅杨占林的父母欺负我母亲，就连他四个姐姐，一个个也如狼似虎。我清晰地记得，有一次，正是春天，洋槐花开得漫山遍野地香，母亲带着我，到山上捋了很多回来，先是用花儿做了炒面阔箻（一种吃食）。因为野蜂和蜜蜂采蜜，吃起来有一股蜜香。剩下的，母亲剁碎了之后喂给猪吃。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杨占林的娘又和我母亲吵起来了，他们家住在上方。两个女人一吵起来，不一会儿，杨占林一家人一个个狼一样地窜了出来，一起骂我娘。她们站在斜坡上跳着脚，胡乱挥着手臂，手指箭头一般隔着虚空指向我娘。 　　我怕得要命，钻在母亲怀里，手拉着她的衣襟，巴着眼睛，抬头看着母亲说，娘咱回家吧！母亲不，继续还击。正在此时，杨占林端着饭碗的二姐一甩手，一只白瓷碗就朝着母亲飞过来了。母亲下意识伸手一挡。我似乎听到了一种巨大的骨折声，瞬即，母亲的右手手背上就有一团殷红的鲜血泉眼一样冒了出来。我吓得哇哇大哭。拉着衣襟，使劲把母亲往家里拽。母亲也没擦拭鲜血，继续回骂她们。我连忙哀求母亲说，娘，咱回家，回家吧！
　　自此之后，差不多十多年时间，从小学到初中，在路上遇到杨占林家人，我就远远地躲着走，实在躲不开，就猴子一样先是躲在边上，然后快步窜过。那时候，我的全身都是绷紧的，生怕被他们抓住狠揍一顿。上小学二年级时，一天放学，杨占林和他的三姐四姐在前面走，一边走，一边用偷来的白粉笔在路边的石墩上写骂我娘的话。我看到就擦，脚搓不干净，就采一把茅草使劲抹。有几次，都把手指磨出了血。后来，我也偷了老师的粉笔，擦掉我娘的名字，写上杨占林母亲的名字。有一次正在写，却被杨占林的二姐和三姐逮着了，她们打我，我抱起一块大石头，就要朝她们砸去的时候，忽然又想到母亲的话：“把人打伤了还得赔人家钱，打死了要抵命。”我哭了，然后又把石头无奈地丢在了路边。
　　放暑假和寒假，我便帮着父亲放羊。羊群在山坡上漫游，吃草，咩咩叫。父亲和母亲则冒着大雪和严寒，在河沟一侧的山根下，打了很多的石头，再用架子车运到房基地上。不久，我们的新房就在距离村庄之外的另一个荒坡上伫立了起来，然后搬了过去。母亲告诉我，之所以搬到没人烟的地方，就是逃避杨占林一家的欺负。这时候，我已经十二岁了，懂得了人间的很多道理。我问母亲，他们为什么要欺负咱家。母亲说，要不是你，我早和你爹离婚了！我震惊。母亲又用哀婉的口气说，人家想把我赶走，你爷爷奶奶老实，你爹又老实。那样的话，你爹没有老婆，老了之后还得请人家照看，这样一来，咱家的财产啥的不都是人家的了？
　　对母亲这话，我至今不相信。但按照乡俗，叔伯兄弟两个，谁家无后，谁老了就得请近亲照顾，这是约定俗成的规矩。可我始终觉得，我们家没什么财产，无非就两三座房子，再加上包产到户之后的几面荒坡和三亩多地，加起来也不会值一万块钱。听了母亲的话，我下意识说，咱家有啥呢？值得吗？母亲脸一红，继而发紫，恶声对我说，唉，闹了半天你也是一个不知道东西中用的傻东西！挨了骂，我虽然有些歉意，但从内心里认为，人不可能那么恶的狠的。可是，这话我没再给母亲说，现在也没有，一直存在心里，不断地究问自己，并且参照其他一些乡村人群的类似事件。
　　再后来的事情，大致是发生在一个夜里。事情很蹊跷。好像是一个夏天，蚊虫乱飞的时候，夜里，有人来放电影，好像是当时很红火的《武林志》或者《八卦莲花掌》。我看得很过瘾，尤其是好人打坏人，坏人再怎么奸诈凶狠，也被英雄打趴下，好人再吃亏也有好报的情节，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我内心积攒已久的一种快慰感。可是，几天后，杨占林的三姐忽然全身浮肿，原先漂亮得如同仙女一般的妙龄女子，白生生水灵灵的瓜子脸一下子成了小石磨，整个腰身如发胀了的粮食瓮。
　　按道理，这事和我们家扯不上一点关系，可是杨占林的娘站在我家西边的山岭上骂我娘，说我娘那晚故意躲在暗处，把她三闺女吓唬了，生病了。我母亲心直口快，人家骂她她就接嘴还过去。后来我才听说，其实这事真的不怪我母亲，是杨占林未婚的三姐姐不知和谁一起了，怀孕之后，因为怕丢人，作人流手术后，中风或者别的什么原因导致的。不到一年时间，杨占林的三姐姐就远嫁到了邻县。自此，近三十年来，我一次也没有再见过她。
　　杨家林早年当过民兵连长，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进了铁矿之后，迅速发家。但一个恼人的事情是，等他和他老婆第二个儿子长到三四岁时候，人都说，这孩子肯定不是杨家林的。杨家林长得五大三粗，脸黑得好像锅底，眼睛虽然大，也看起来像是两只铜铃。他们的二儿子却长眉细眼，嘴巴鼻子哪一点都和杨家林大相径庭。有人背后说，这是他老婆和他那个干兄弟的种。可是，杨家林依然和他老婆一起，几年后又生了一个老三。这个老三，倒是和杨家林万般想象。
　　此时的杨家林，一个铁矿挖光了，又去了外地有矿的地方，继续破坏青山绿水，给山川挖窟窿、造伤疤。此时的我，正在上初中。有一天回到家里，听到村里吵闹声好像过年的鞭炮，噼噼啪啪地不停。我好奇，多在山头一看，真他娘的好！是杨家林老婆和他们的邻居，即大奶奶的二儿子两口子干上了。此前几年，这两家好得跟穿了一条裤子一样，变着法子把生产队的荒坡、田地、树木等变卖之后，钱都到了自己的腰包。因为他们家人多势众，其他人家敢怒不敢言。
　　后来才弄明白，杨家林老婆一口咬住，大奶奶的二儿子深夜去了她家，把她摁住强奸了。大奶奶二儿子和我父亲同辈，杨家林和他老婆改叫叔叔。叔叔和侄儿媳妇偷情，這出戏和大奶奶与老老爷的如出一辙。两家闹了一顿，最终，大奶奶的二儿子赔偿了杨家林老婆两万块钱，算是就此罢手。
　　此时我已经初中毕业，虽然没有亲身体验，但也知道了男女之事的某种秘密。有了第一次梦遗，关于杨家林老婆和大奶奶二儿子的事情，除了旖旎的想象，我弄不明白的是，既然两个人已经男欢女爱了，那应当就是最好的人了，怎么还会反目成仇呢？
　　此时的大奶奶，大致七十多岁，一直和邻村的一个光棍住在一起，但没有正式结婚。依旧是她住在她家，他住在他家。有时候，两个人两边跑，这里住一段，那里住一段，反正也不远。十八岁，我高考失败，冬天去验兵，年底就要离开故乡了。因为关系的缓和，乃至出于血缘亲情，临走时，我特意去了一次大奶奶家。因为农村没有敲门的习惯，一到院子里，见门开着，我抬脚就进去了，却看到大奶奶斜躺在炕边，和他一起过的那个光棍趴在一边，正用手指给大奶奶喂东西吃。我心跳如鼓槌，赶紧退出来。脚刚到门槛，却听大奶奶说，平子，你有啥事呢？我只好返身回屋，对大奶奶说，奶奶，明儿个俺要当兵走了，俺来看看你。
　　这大概是我们家和大奶奶一家关系最好的时期。我当兵第二年回来探家，还买了一些东西，去家里看望她。还去了经常欺负我们家的杨占林家，以及大奶奶的二儿子和三儿子家。他们也留我吃饭。 　　当兵第五年，我再回去，却听说，大奶奶的二儿子的左手腕被人砍得差点断了。砍他手腕的那个人，居然是弟弟媳妇家的一个亲戚。原因是，大奶奶的二儿子夜里去人家家里拱门子（意为与其他人家的妇女偷情），被人家男人逮到，用菜刀砍了他的手腕，要不是他跑得快，后背或者胸脯上也得中刀。我去他们家时，大奶奶的二儿子和他老婆一直跟我讲，说那个人坏，诬赖他，还说，咱们是一家人，要寻机会报仇之类的。我当时也义愤填膺，觉得动刀子不对，砍了人更不对。
　　春节后回部队，一个中午，弟弟打来电话说，二月初二中午，母亲在村路上被大奶奶的二儿子打了。具体情境是，大奶奶的二儿子也在我们家附近盖了房子，挨得特别近。中间有一些争议地方，他们要硬侵占。我父母当然不让。二月初二那天，母亲去挑水，在路上与大奶奶的二儿子狭路相逢。大奶奶的二儿子骂了我母亲一句，我母亲还骂了他。他就抬脚踢了我母亲，又把我母亲推倒在地上，脚又踢了我母亲后背。我母亲半天才缓过气。我当然义愤填膺。弟弟更是。那时候，弟弟刚结婚，仗着自己人高马大，直接到大奶奶的二儿子家理论。次日，弟弟正挑着水往地里走，大奶奶的二儿子伙同他的两个儿子，趁弟弟不备，一哄而上，把弟弟打了，留了个脑震荡后遗症。我在部队，又回不来，即使回来，也知道于事无补。
　　母亲不会骑自行车，家里也没有任何机动车，弟弟躺在医院，为了求一个公道，母亲迈动双脚，冒着初夏的太阳，从家到派出所，再从派出所到家。其间单趟里程是十二公里。跑了五六趟，乡派出所才勒令对方出了二百块钱，算是对弟弟的赔偿。其间，母亲在路上多次遇到杨占林，开着一台三轮车，风驰电掣，看到我母亲，放声大笑，那种得意，令我不寒而栗。我怒不可遏，打电话到当地派出所，所长说，就这样的，你愿意去哪里告就去哪里告去吧，我等着！我一听这话，怒火冒起，但也只能大吼几声。
　　这种屈辱到现在，想起来我还气愤难平。在乡村生活，同样需要智慧。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非常微妙。乡镇一级公器，大多是偏向的，其中原因，一是私利和好处的作用，二是伙同一些人向更下一层的人施加压力甚至凭空乱断。自此之后，我们家和大奶奶的二儿子一家便开始了旷日持久的斗争。有一年我回去，直接找他们，把房后与他们家相连的坡地划开了，算是了却了一个心事。当时，我妻子往我裤兜里装了一把钳子，意思是，一旦动手打架，就可以拿出来直接敲击对方。
　　实际上，我从没有打过架。小时候虽然有，但只是和同学之间的偶尔摩擦，也没有说什么仇恨，即使打伤了对方，过一段时间就好了。可这样的事情，尤其一个村子的，仇恨可能会绵延几代人。我的内心一直是想息事宁人，也想着如何化干戈为玉帛，和睦、和气是乡邻之间最重要的，有句话说，远亲不如近邻，也确实是实情。可世上多的是事与愿违，多的是你我之间的觉悟和认知差异。直到现在，我们家和大奶奶的二儿子家一直不睦。大奶奶寿终正寝的时候，我也恰好在家，按照常理，我应当去探望她。内心斗争了好久，最终还是没有去。
　　仇恨是可以蔓延、滋生甚至膨胀的东西，比感恩更加剧烈与持久。直到现在，每年春节在家，我都拒绝去跟大奶奶的两个儿子磕头，只去她三儿子家。每次走到他们家跟前，心里就是一阵矛盾，还有酸楚。去不去？去了又怎样，不去又怎样？去了他们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说辞，或者对他人说，我去给他们负荆请罪了，他人会认为我们认怂了。在乡村，一旦你认怂，不但不会得到懂事、息事宁人的好作用和名声，反而会让人更加看不起，继而欺负你的人会越来越多。不去，觉得这也是家族中人，而且血缘还不远。
　　再几年后，光阴遮盖了一些，又新生了一些。世界如此连续，繁华和苍凉，悲哀与愉悦都是人间的情绪。苦难与荣光，也都只有人才能体会。如今，大奶奶的坟堆距离我父亲的坟不远，每次去看望病逝的父亲，总会看到她。我想，一辈子做了很多坏事的人，最终也只能如此下场。父亲一辈子木讷，即使母亲、我和弟弟受欺负，他也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从不伸出援手。那么好的人，却只活了六十三岁。而大奶奶，活够了八十五岁，才得病，又很快去世。而且，她的大儿子十多年前就做了胃癌手术，至今还活着，差不多也八十岁了。他的二儿子，虽然没有得病，现在也快八十岁了。杨家林六十八岁，得了老年痴呆症，有一次去市里，走丢了。很多人帮忙找。大致二十多年前的某天，趁我家没人，杨家林私自将生产队的一面坡挖掉，又捎带着把我们家的一块铲平，说是要他们自己盖房子，后来却又转卖给了杨占林。
　　如此，我们家与杨占林家消停了多年的战火，再一次燃起。最严重的一次，是2017年冬的一天，杨占林带着两个地痞，到我家外面，三个人当场打了我弟弟。我对弟弟说，要是我，他们要动手我一定用铁锨斩死他们！这一次，因为有一些朋友帮忙，迫使杨占林赔偿了一千块钱。此事后不久，杨占林忽然脑溢血，植物人一般在医院躺了大半年。听到消息，我没有笑，反而觉得他有些可怜。我对母亲和弟弟也说，不能幸灾乐祸，落井下石。一些朋友也劝我们及早把此事处理了。可杨占林在医院。这样做，我觉得有点不好。我也想，杨占林的父亲胃癌复发，他自己又失去知觉，此事该是不了了之了。谁知，杨占林刚能拄着拐杖站起来活动，他的两个儿子就又找上门来了。
　　他带着的，有一个乡里管土地资源的干部，村里的支书和主任陪同。我只好交代母亲和弟弟，就要他们拿出分坡和房基证，倘若没有证，就说明他们没权利挖房基，更没有权利转卖，其他的一概不说。事实确实如此，对方确实没有任何凭据，来这里说了半天，还是无法解决。听到这个消息，我反而高兴不起来，反而有一种悲哀弥散开来，那么浓烈而又大面积渗透。
　　这件事还没完。
　　在数落他人的丑事的同时，我也感到悲哀。且不说父母，我在少年时候，也不算是一个好孩子。高考落榜后，先是跟着一个同学做生意。他把生意做赔了，虽然不怨我，但也染了一身的毛病。其中最嚴重的是，我离家出走几个月，花的是那位朋友的钱。母亲一个人一路哭一路找，全是步行。到山西亲戚家，又到邢台、沙河等地找。我呢，且不管父母亲的痛苦，还在外面游荡，花了一千多块钱。这钱，差不多顶得了现在一万多块钱。几个月蓬头垢面回来，母亲怕我再出走，舍不得让我下地干活。 　　还有一次，为了去市里玩。我骗母亲说，我谈了一个对象，而且，人家有了身孕。现在得想法人流。母亲开始不同意，第二天早上，我还在蒙头大睡，母亲喊醒我，把五百块钱给了我，让我去。
　　人说，自家人团结，外人不敢欺负。我当年的忤逆，也实在增加了他人对我们家的整体轻视。试想，一个农民家庭，孩子是父母最大的希望。孩子不争气，无恶不作，且花钱如流水，又极其顽劣，甚至向着邪路亦步亦趋。那么，整个家庭的衰败是可想而知的。直到参军之后的四五年内，还在花家里的钱。
　　直到我自己也成了家，有了儿子，忽然之间，我才长大了。以前谎话连篇，现在则极少说假话，当年忤逆，不体谅父母的苦楚，三十岁后突然懂事起来，对父母亲，乃至亲戚们也都知道了孝顺，尤其是手头宽裕之后，每次回家，都要给父母钱，还给从小就待我很好的大姨和爷爷奶奶。可惜，我还没有好好尽孝，父亲就罹患癌症，六十三岁的年纪，就长眠于黄土之下。
　　在与邻居的关系上，哪怕是不共戴天之仇，直到现在，我还真没有和村里任何一个人吵过打过架，更没有想着法子祸害过人。即使对弟弟挨打的事情耿耿于怀，多次想着要报复他们，可至今还没有真正实施。至于与大奶奶大儿子一家的恩怨，现在还没完，我有时候觉得痛心，又觉得可怜。不只是他们家，我们家也是。整个村庄的人都是，为了一点点的蝇头小利，一句半句的是非闲话，就闹得脸红脖子粗，甚至打架弄锤，六亲不认，搞得全村鸡犬不宁，人人心里都窝着一股邪火，都有着一种莫须有的仇视和仇恨心理。我想，这是最糟糕的事情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应当是合作互助，而不应当成为一种以原始暴力、穷富官民之间的挑衅、对垒、格斗，以及相互算计，乐看别人落难，不是痛惜、出手相助，而是躲在自家屋檐下捂着嘴喜不自禁，复杂而卑劣的状态与情境。真正的人群应当如克鲁泡特金《互助论》中所说：“……社会在人类中的基础，不是爱，甚至也不是同情，它的基础是人类休戚与共的良知——即使只是处于本能阶段的良知。它是无意识地承认一个人从互助的实践中获得了力量，承认每一个人的幸福都紧密依赖一切人的幸福，承认使个人把别人的权利看成等于自己的权利的正义感或公正感。”
　　《互助论》中还说：“在大自然中，除了互争的法则以外，还有互助的法则，而这个法则，对生存竞争的胜利，特别是物种的逐步进化来说，比互争的法则更为重要得多。”可在我的故乡，自我记事起，在南太行的每一座村庄，所见到的，大抵是不睦、各种怨隙、继而的仇恨，没完没了，代代延续。好像一个魔咒，不仅罩在我们一家头顶，也笼罩着整个南太行乡域。就以我们村为例，杨占林家和杨秀林家也是如此，因为老房子的宅基地纠纷，也是闹得不可开交，两家人一起上阵，还打了一场群架。杨家林和杨广林家为争夺一面荒坡闹了多年，现在无论大人小孩，见面不说话，稍有机会，就相互破坏对方家所属的树木、庄稼，甚至偷对方的家具等家什。邻村的情况也差不多。有一对亲兄弟，父亲去世后，分家产的时候，只剩下一只碗，谁都想要，最终管事的家长看着实在憋屈，把那只碗举起来，使劲摔在了地上。更有甚者，两户有仇隙的人家，其中一家的男人偷了人家五岁的男孩，卖到了山西和顺县一个村子。谁料，二十多年后的一天，那男孩却自己回来了，事情真相大白。
　　在我没有参军离开南太行乡村之前，我一直以为，外面的人群再不好，也比我们这里的人好，至少不会有此类的鸡毛蒜皮一样的家长里短、恩怨仇很。可不想，到外面之后，人和人之间的矛盾、冲突、算计、仇恨、报复，落井下石、恩将仇报等也不少，甚至更多，只不过，在城市，人们之间的矛盾冲突形式更高级，略显文明一些，也更隐蔽、具有某种聪明劲儿，至少不再是以暴力为基本表现形式。
　　人和人之间的矛盾冲突，绝对不是一方的错。我母亲也有自己的问题，如很多时候说话多，直来直去，自然会得罪人，一旦遇到事，又没了主意，整夜整夜睡不着，自己想不透也悟不到。有很多次，我劝母亲说，不要多说话，遇到事，不怕事，该说的，抓住重点、要害说，不该说的，一点都不说。可是，她就是改不了，一说话，前三十年后五十年的，说个没完没了，反而忽视了重点，抓不住要害。弟弟也是，遇到此类情况，就能发火，甚至用命去拼——实际上，在乡村时，我也是这样，不会说话，也只知道怒火冲天，去和欺负我娘的人拼命。
　　可是我一次都没有那样做，尽管，每次回家，母亲都给我复述过往的屈辱和疼痛，我也咬牙切齿，怒不可遏。但转念一想，一群人，在一个地方生活，祖祖辈辈，有摩擦、矛盾和冲突才算正常，倘若没有，那也是无趣的。只是，农民在很多时候的促狭性情，尤其是恃强凌弱，专拣软柿子捏，欺负比自己更低下的人的劣根性，令人无奈，觉得可悲，又忍不住酸楚的可笑。法国的基督教哲学家西蒙娜·薇依说：“人民之间的仇恨是社会稳定的基础。”这使我有所惊醒的，但也觉得悲哀。在人类层次说，合作、互助是人之所以群居的基本要素与根本宗旨，可是，这一群居的基础之间，却有着无尽的可能，即人和人之间，各种各样的冲突和矛盾，如对肉身的各种暴力，对尊严的各种践踏，对个人利益的强行掠夺，对某些共享权利的随意篡改，都使得人和人的关系处在一种激烈的相向的状态当中。
　　相对于广阔世界和繁杂人类，我们的村庄，具体的我们和他们之间的这些冲突显然是微不足道的，但落实到个体身上，苦难的力量完全可以使得一个人或者一家人崩溃。这也是一个残酷的事实。从少不更事到中年，对于故乡那些事情，即使是自己的生身母亲和同胞弟弟我也是无能为力的。表面看，是我不掌握公器的原因，本质上，这是一个无法杜绝的人和人的关系之一种，也是一个绵延久长的社会现象。对于我来说，只能在具体事情上教给家人一些方法，分析事情的各种可能，以及一再叮嘱他们，无论如何，要与人为善，在任何时候不落井下石，趁火打劫，做好一个人的应有本分。至于那些纠纷，甚至屈辱、伤害，最好的方式就是避免，有可能的话，可以采取一些迂回的有效的办法来解决，而不采用暴力，更不应当让对方也蒙受伤害。
　　但或许，我也是恶的，比如说出他们的隐私，尽管为了使得他们与我们家的冲突原因更明了，或者是文章的一种策略，可也是触犯了的，这不对。正如黑格尔所说：“善与恶是不可分割的。”事实上，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越来越难以分辨善恶，善恶的界线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具有复杂性和无限期的隐蔽性。
　　西蒙娜·薇依还说：“深信他人的存在便是爱。”何其智慧啊！但我始终觉得，西方常说的爱，以及今之中国人倡导的“爱”，终究还是情绪和思维方面的，略显浅了一些，人最深广有力的情感应当是慈悲。因为，慈悲是一种悲悯的力量，是一种基于自我与他人和万物之间的相互理解與感应，从而使得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和周遭的人事物发生内心的关联和情感上的谐振。因慈悲而爆发出的力量，则是柔韧的，也是绵绵不绝的。于我，人到中年，用心而通达地修炼爱和慈悲，应当是一个艰苦的课程，但我愿意以此为指向，慈悲于这个不完美的世界，尤其是那些美丑参半甚至善恶难分的人和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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