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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关于顾炎武的金石学成就，本文认为其受到了明末清初尤其是陕西关中地区金石学研究的学术风气的影响，重视实地考察，注重金石文献来源的可靠性，从而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就，带动了清代金石学的复兴。
关键词：金石学；顾炎武；明末清初；陕西
中图分类号：K87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一、目前研究现状
有关历代金石学的发展，有一个既定的评价，即宋代极盛，元明中衰，清代复兴繁荣。而对于顾炎武在清初金石学复兴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自清人开始就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们认为：“我朝自顾炎武、南原、朱竹垞诸老以金石佐经术，于是金石之学日盛。”[1]“国朝亭林、竹垞两公出，笃嗜金石，钩稽弗遗，菿然于欧赵薛洪之上。”[2]梁启超在论述清代学术思潮的各类著作中更是进一步抬高了顾炎武的地位，使其远超朱彝尊诸人之上，他反复申说：“清代许多学术都由亭林发其端，而后人衍其续……清代金石学大昌，亦亭林为嚆矢”，[3]59“金石学自乾嘉以来，蔚为大观，亦《金石文字记》为其先河”，[4]107“金石学之在清代又彪然成为一学科也，自顾炎武作《金石文字》始，实为斯学滥觞。”[5]49
受梁启超的影响，后之研究者基本不出此论，在批评元明金石学“衰歇”、“沉寂”、“颓靡”、“无足观”的背景之下，突出顾炎武一开新风的作用。如“亭林之学为后来以考据学为特色的乾嘉学派的出现奠定了基础，也使宋以后沉寂了几达四百年的金石之学重放光辉”，[6]“清代思潮突破宋明理学的羁勒，以‘复古’为其主要标志，其启蒙人物当数顾炎武和黄宗羲。在他们的倡导下，金石学由元明的颓靡转入复兴。”[7]后者虽然提到了黄宗羲，然而黄宗羲金石学著作仅《金石要例》一卷，论述碑志文的撰写体例，和清代金石学考证经史的主流有很大差距，影响和顾炎武自然不能相提并论。
因此这样的研究，给人留下一个深刻的印像，即顾炎武一反元明金石学的衰势，直接上承宋代，引领了清代金石学繁荣发展。这一思路突显的是个别学者的贡献，体现的是学术发展的断裂性和突变性，忽略了学术思想发展过程中本应具有的连续性和继承性，对于研究学术发展脉络来讲似乎稍嫌简单了些。从而也就无法解释一些问题，比如元明数百年金石学研究成就虽浅，但在顾炎武以及清人身上为什么竟没有丝毫影响？金石学既已经元明的数百年沉寂，如何顾炎武《金石文字记》一问世，便能超越欧、赵之上？
要解决以上问题，必须要追寻顾炎武的金石学成就与明末清初金石学研究风气之间的关系，明其继承；也要探索他与宋代金石学之间的区别，知其新变。这样才能对顾炎武及清代金石学的发展作出客观完整的评价。
二、明末清初陕西金石活动及其意义
对元明金石学的评价，朱剑心《金石学》的一段论述比较典型：“综明一代之作，虽亦有数种可取，然大抵辗转稗贩，罕有新识，迭床架屋，徒形其赘。甚且纪载失实，真赝莫辨，但逞臆说，毫无考订，是则明儒治学之通病。……是故金石之学，至宋而极盛，至元明而中衰也。”[8]33不重实学，学风空疏，确实是元明传统学术的弊端，金石研究受此影响，倾向于收藏、鉴赏，重视其文物价值，与宋代欧阳修等提出的利用金石考证经史的研究宗旨已相去甚远，即便偶涉考证，也多有疏失，因此一向为人诟病。
但就陕西地区而言，由于受关学影响，研究风气稍有不同。明代关中大儒吕柟继承北宋张载理学传统，倡导“文必载道，行必顾言”而号称集大成，最终树立起“关学”的传统，使“关中自古称理学之邦”，[9]1不仅被引为乡里之荣，也成为天下公论。关学以主敬穷理为主，相对于洛学与闽学，不太重视义理的抽象思辨，一向讲求经世尚用，强调实践功夫。因此影响所及，明末清初关中的金石研究亦重实地考察，虽然仍未能摆脱空疏之弊，却形成一种注重金石文献可靠性的研究风气，影响深远。
这种风气的引领者，包括明末被钱谦益誉为“关中汲古二士”的赵崡与郭宗昌、清初的王弘撰，以及围绕在他们周围的有着共同金石癖好的学者，形成了一个学术小团体，有的学者称之为“关中金石圈”，①当然这只是一个相当松散的学术团体，金石交流只是他们的日常活动之一。
赵崡，盩厔人，自谓“穷三十年之力”，着成《石墨镌华》。该书所收碑石二百五十三种，自言“以余所见录古碑者，自欧、赵而外，多凭耳食，致使后之人无所征信，如郑夹漈之《金石略》、朱长文之《古碑考》、曹明仲之《格古要论》，纰缪十五，何以称焉？求其考据精审者，于宋莫若黄长睿，于有明莫若王元美，余幺?虽不能望二公，然宁逊博之名，不敢不求精之寔。其撰书姓名所在州郡，苟非目见，不敢妄书。”[10]指出除欧、赵之外，宋明人著录金石资料多辗转传抄，导致错误很多的弊病；自己至少做到了所录金石资料的可靠性。他著录的碑石皆亲访得来，《石墨镌华》卷七收有《访古游记》三篇，可以看到其翻山越岭不辞劳苦的访碑情形。
郭宗昌年岁少于赵崡，华州人，卒于顺治年间。其《金石史》受《石墨镌华》影响甚大，收录周至唐碑石五十三种，亦多据亲拓碑石，书中多次叙述其访碑情形，如《唐述圣颂》条说：“碑在华阴西岳庙一道院，余每过辄徘徊其下。”该书又有多处“余曾手摩其文”之类的记载。
王弘撰，华阴人，为清初关中士林领袖。与郭宗昌为忘年之交，受其影响甚大，其《砥斋题跋》多叙述其访碑活动，收藏某碑或拓本的由来、流传存逸。如《新集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大和六年（832）立于长安兴唐寺。王弘撰曾往兴唐寺访碑，《砥斋题跋》卷一《唐拓金刚经跋》条载：“兴唐寺即罔极寺，予尝特往其地，彷皇四求，颓垣衰草，唯石佛一尊，长丈余，卧于故址而已。一二老僧，不知文义，询之靑门故老，亦绝无有能言之者。葢石之毁久矣。自宋以来，诸君子皆闻之而未睹，故语率不确。”因石已久佚，诸家所据拓本不同，遂舛讹较多，而王弘撰所藏为唐拓本，弥足珍贵，可以纠正前人很多错误。
在他们身边围绕着一批学者，有的着有金石著作，如苟好善，醴泉人，崇祯十一年修《醴泉县志》，该书卷一《地理志》对昭陵诸碑的存毁字数有详细记载，后之学者前往昭陵访碑，往往以之按图索骥。王家瑞，万历三十年任咸阳令，著有《咸阳金石遗文》一书。赵崡曾与其一同访碑，《石墨镌华》所收《唐赠池州刺史冯公碑》就是他与“王咸阳从碑上录之”，所收后魏《豆卢恩碑》《周惠达碑》“皆咸阳令王公所得”。 有的以碑石收藏著名，如华阴东氏家族和渭南南氏家族。东氏家族有东肇商云驹、荫商云雏兄弟，家有墨庄楼，金石收藏甚富。郭宗昌与他们为中表兄弟，《金石史》说：“先外祖确山公……姓东氏，阀阅甲关中。图籍之癖，即断墨残楮，珍笥不弃，故古碑版最富。余志学之年即酷好之。”郭宗昌自小即受其影响。赵崡跟东肇商亦多有来往，《石墨镌华》记载曾向其借观拓本数种。
南氏家族中有南师仲，曾编撰《关中文献志》《渭南县志》等，金石收藏也很丰富，在郭宗昌、王弘撰的著作中多次提到其所收藏的珍贵碑刻拓本，如唐拓《集王金刚经》《九成宫醴泉铭》等。其侄南居业、南居益，南师仲之孙南廷铉等，都是明末清初著名文士，和王弘撰等人来往十分密切，南廷铉曾为王弘撰《砥斋集》撰序。
这两家遭明末李自成之乱，数人遇害，家道渐零落，所收藏金石藏品大多为郭宗昌所有，在郭宗昌身后又多转归王弘撰。
另外还有一些金石爱好者，与赵崡一同访碑的有王允濂、张衍祥、王尧年、徐宣伯、王之栩；与郭宗昌往来的有渭南令崔邦亮；华州人王承之，与郭宗昌、东荫商等结为南玼社，《金石史》卷上载其家藏有名碑《集王圣教序》善拓；刘泽溥，与郭宗昌为忘年友，与王弘撰一起刊刻了《金石史》；王弘度，与王弘撰互相倾慕，又与山东学者孙承泽来往甚密，常给其寄赠关中碑石拓本。
这一群学者有一个共同的学术兴趣，一反其时不重实学、不重考据的空疏学风，重视实地访碑，学术研究追求的是金石文献的可靠，这种治学态度与方法，对于纠正前人因未见原碑而导致的各种疏忽错误，很有价值。
宋人治学虽然严谨，但是在著录金石除依据亲见碑石或拓本而外，并多辗转传抄他书记载，轻信二手数据，造成时有考证疏误。如宋代最著名的欧、赵二《录》，赵崡、郭宗昌就指出二书中因传抄致误的条目多则。
如东汉《析里桥郙阁铭》的立碑者，“太守李君”名翕，而《集古录》作“会”，赵崡说：“今板本皆作李会，或传写之误”。
又《旧唐书》记载房玄龄名乔，以字行。欧阳修修《新唐书》则云房玄龄字乔，其《集古录》卷七《唐颜勤礼神道碑》又辨之曰：“盖唐世诸贤名字可疑者多，封德彝云名伦，房玄龄云名乔，高士廉云名俭，颜师古云名籀，而皆云以字行。伦、乔、俭、籀在唐无所讳，不知何避而行字？……乔、籀果为字乎？”赵崡则据所见《房玄龄碑》明确记载房玄龄名乔，因此疑欧阳修“似未见房公碑”。②
又唐《苏瓌碑》，在武功，其撰、书人，郭宗昌说：“《金石略》云卢藏用书，而《金石录》云藏用撰书。考《文苑英华》，藏用撰序，张说撰铭。今碑后犹有‘范阳张说’字，郑、赵二公未见耶？”郑樵、赵明诚之说与《文苑英华》的记载均不相同，郭宗昌亲见碑石，所载正和《文苑英华》同，郑、赵二人均因未见原碑而致误。
明人都穆、杨慎、王世贞、朱孟震等人的疏误比宋人更多，《石墨镌华》纠正其错误之处多有“都玄敬《金薤琳琅》又似未读竟此碑”，“元美未尝至关中，未知所在”，“杨、朱未尝至蒲城，而朱公尤为瞽?”，[10]等等议论。
有的碑石已毁，关中诸学者收藏有较好拓本，比前人所见拓本完好或缺字较少，亦能纠前人之错。如赵崡所收汉韩勑造《孔子庙礼器碑》、汉《鲁相史晨孔子庙碑》，郭宗昌收藏的《华山碑》，王弘撰收藏的《新集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九成宫醴泉铭》等，都是因拓本较好而为人所重。
这个学术团体与外地学者联系比较密切，由于关中的地理人文环境优势，古碑的不断出土，外地的一些学者纷纷来到关中访碑摹拓，搜访金石；关中的学者也常常给外地的学者寄赠拓本，或携带各自藏品南下、北上去访问交流。李遇孙《金石学录》卷三载，王弘撰曾至京师，“所携汉《华山庙碑》及唐贞观石刻《金刚经》等，皆胤伯物，一时讲金石学者皆宗之。”③与关中学者有金石交流的南北学者，除了顾炎武之外，还有朱彝尊、孙承泽、傅山、曹溶、郑簠、林侗等人。因此关中所出现的这种重实地考察的学术新风，必然会通过这种频繁的交流而向外辐射，对于整个明末清初的金石学研究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
但是这个影响不宜评价过高，如有的学者认为：“受梁（启超）的观点影响，后人普遍认为清代金石学兴盛的先肇人物是顾炎武。其实不然，清代金石学复兴受明末清初关中金石学的影响甚深。……清代金石学的兴盛是在‘关中金石圈’的带动下开始萌芽的。……郭宗昌和赵崡所带动的这种访碑著录的风气直接影响了清朝金石学的发展，改变了宋代金石学著录方法的不足和缺憾。”[11]2这种评价明显夸大了关中金石研究的成就。郭宗昌等关中学者虽然和顾炎武都处于明末清初学术思潮转变之中，有同样的经世致用思想，但却走的是不同的学术路径，他们大多又有着书法家的身份，更为关注金石书法，有着尊碑抑帖的主张。有学者认为明末清初是清代书法中的碑学兴起的准备期和蓄积期，为清代的“前碑学期”，在这个过程中，关中学者的尊碑抑帖、提倡汉碑无疑有很大影响。但是对于金石证经订史的作用，他们即便日常有所关注，也并无有意识的提倡和践行，和清代金石学重考据的主流研究有很大的差距。
三、陕西的金石风气对顾炎武的影响
以关学传统为依托的关中理学在清初声势极大，当时关中的李颙与直隶的孙奇逢、浙江的黄宗羲并称海内三大名儒，四方向风倾慕。关中学者除李颙外，又有李因笃、李柏、王弘撰。康熙二年（1663）正月，顾炎武游历山西五台山遇李因笃，结为终身挚友，之后取道蒲州，第一次入陕，访王弘撰、李因笃，与李颙订交。傅山曾说：“宁人向山云，‘今日文章之事，当推天生为宗主’。历叙司此任者至牧斋，牧斋死而江南无人胜此矣。”[12]顾炎武认为江南学术自钱谦益（号牧斋）死后已无人可继，及与李因笃（号天生）订交，让他看到了学术的希望。而他的实证思想又和关学的纯朴学风相契合，他说：“秦人慕经学，重处士，持淸议，实与他省不同。”[13]在他的诗文作品及《日知录》中，曾多次称引关中学者的见解。因此，他康熙十六年（1677）再次入陕，在华阴访王弘撰之后，看到华阴重要的地理位置，“绾毂关河之口，虽足不出戸，而能见天下之人，闻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险不过十里之遥，若志在四方，则一出关门，亦有建瓴之便。”[13]遂有定居于此之意。 关中学者也看重顾炎武的学术与为人，王弘撰“以朱子于淳熙乙巳寄禄华州云台观，欲为建祠堂，兼营书院”，欲延请顾炎武讲学关中。顾炎武在康熙十八年写给从子的一封书信里也说：“新正已移至华下，祠堂、书院之事虽皆秦人为之，然吾亦须自买堡中书室一所，水田四五十畆，为饔飱之计。”[13]（卷四）兴建祠堂一事至辛酉夏（康熙二十年1681）始落成，书院则未竟。至康熙二十年以前，顾炎武基本上在关中盘桓，期间仅有短暂出关，旋即又返回，二十年八月出关至山西，二十一年（1682）在山西去世。④
顾炎武和关学及关中学者的这些渊源，当影响及于他的金石学研究。首先，他的金石著述以关中碑石为重点著录对象，诸书最终校订完成也基本都在关中。《金石文字记》中收录碑刻三百五十余种，其中陕西碑刻一百五十余种，约占全书四成；《求古录》更是有一半内容为陕西碑石。《金石文字记》的撰述年代，有学者考订当在顺治十三年（1656）前后至康熙十八年（1679）这二十三年左右。[14]19其时间下限确定的依据，为该书《开母庙石阙铭》所云“岁屠维协洽莫春，予亲至庙下”，屠维协洽乃己未年，即康熙十八年，是此书访碑时间可考最晚的。又《善本书室藏书志》卷十四载：“《金石文字记》六卷，翁覃溪校本。……此本经翁覃溪朱墨校勘，并手题云：‘亭林至华阴，在康熙十六年丁巳，时年六十五矣，此书当是其晚年所作。’”[15]可知其校订完成此书当在晚年居华阴时。由于《金石文字记》重点在于考证，仅有少数几种碑石录文，而《求古录》以录文为主，间附跋语，凡《金石文字记》已收的，《求古录》仅录文，不再考证，因此《求古录》的成书又在《金石文字记》之后。顾炎武另有《九经误字》，更是以在西安碑林所见唐开成石经来纠正各传本的文字错误。
其次，顾炎武在关中，足迹所到之处均有访碑活动，和关中学者的交流中研究金石文献也是重要内容。
《金石文字记》著录碑石三百五十余种，只有二十种出于所得拓本。自序称：“比二十年间，周游天下，所至名山、巨镇、祠庙、伽蓝之迹，无不寻求。登危峰，探窈壑，扪落石，履荒棒，伐颓垣，畚朽壤，其可读者，必手自钞录。得一文为前人所未见者，辄喜而不寐。一二先达之士知予好古，出其所蓄，以至兰台之坠文，天禄之逸字，旁搜博讨，夜以继日。”其一生访碑之勤苦、游历范围之广、时间之长，在清代金石学者中无人可及。据学者统计，顾炎武访碑足迹遍布全国，分布在中国华北、西北十几个省份。其中以陕西最多，所到之处包括西安府、凤翔府等二十八个府、州、县。[14]48
关中学者重石轻金，顾炎武亦不录吉金。他和关中学者，特别是王弘撰，经常交流探讨碑石，这在《金石文字记》都有记载可循。有的碑石已佚，顾炎武在王弘撰处看到拓本，如卷一《西岳华山庙碑》载：“碑旧在华阴县西岳庙中，嘉靖三十四年地震碑毁，华州郭胤伯有此拓本，文字完好，今藏华阴王无异家。”对此碑的考论即由此拓本而生发出来。又卷二《兰亭序》：王弘撰曰：“今又有东阳本，不让国子监本。宣德间何士英作两淮盐运使，得之淮南，井中、颍上、上党皆不及也。”卷四《华岳题名》载：“王伯厚言华岳题名五百十一人，再题三十一人，自开元讫清泰。今存者惟此与《述圣颂》二碑，不过二十余人而已。又因地震之后，以碎石装砌岳庙大门，墙上亦有唐人题名。今王无异所搨得者通共九十二人，有裴士淹、李德裕、李商隐名。”在金石证史方面，顾炎武有时亦直接引用王氏观点。如卷四《晋周孝侯碑》，碑文和史书记载有龃龉之处，顾炎武直接引用：“王弘撰曰：‘按史，士衡兄弟以惠帝大安二年十月见杀于成都王颖，又十四年元帝即晋王位，始称建武元年。而碑云建武元年冬十一月甲子，追赠平西将军，封清流亭侯，谥曰孝，礼也。然则已死之士衡，又乌知十四年后之事而预为云云如此耶？又处之战死在元康七年正月癸丑，今碑云元康元年捐馆，亦误。’”凡此，皆可见二人日常交流情形。
但是顾炎武和陕西学者的研究兴趣和路径显然有很大不同，他不大关注金石书法，而是重新强调欧阳修所指出的金石证史宗旨，并和访碑实地考察的新气象相结合，遂为清代金石学研究开辟出一条新路。
四、顾炎武的金石学成就再评价
对于顾炎武的金石成就的评价，有人认为他“是清代考据学的开山之祖，故以金石文字考证经史也由其发端”，[16]“后世学者提出在历史学的研究中要以文献数据与文物数据 （ 包括地下发掘出土数据） 相结合的主张，实在是肇端于顾炎武历史研究的方法论”。[17]然而以金石证史这种学术方法是宋人已经开创并有所成就的。欧阳修金石学研究宗旨就是“正经补史”，他在《集古录目序》中指出金石“可与史传正其阙谬”；赵明诚《金石录序》称“盖史牒出于后人之手，不能无失，而刻词当时所立，可信不疑”，以《集古录》“是正讹谬，有功于后学甚大”，但“尚有漏略”，因此有志“广而成书”。[18]至顾炎武则重新强调金石订史的作用，其《金石文字记序》称：“余自少时即好访求古人金石之文，而犹不甚解。及读欧阳公《集古录》，乃知其事多与史书相证明，可以阐幽表微，补阙正误，不但词翰之工而已。……遂乃抉剔史传，发挥经典，颇有欧阳、赵氏二《录》之所未具者，积为一帙，序之以贻后人。”他研究金石正是对欧、赵正经订史宗旨的发扬，“后之君子知予之所取者非以吹二氏之狂澜，拾前朝之落艶，而情深好古，意在阐幽，自有不能已者。且因以览世道之污隆，考文辞之醇杂，亦岂不为学人之一助哉！”[19]
顾炎武的金石著作除以上提及的三种之外，尚有《石经考》，主要考述由汉至宋七种石经刻立始末、迁迻、存毁等情况。其他还有一些考论金石的内容散见《日知录》《山东考古录》等书。对于这些著作的成就，已有学者从多个方面进行了分析，但还有一些研究内容上的重要性没有揭示出来。
如上所论，顾炎武在金石研究宗旨上，继承了宋人考订一路，又受学术风气影响，在金石数据搜集上重可靠性和准确性，从而在治学态度与方法上对于清代金石学有决定性影响。这不仅仅是宋代金石考订的重新提出，更重要的是避免了宋人金石研究方法上的短处，使金石考据能够走向深入。虽然他的著述在考据上仍然有粗疏之处，但是在研究内容和方法上都有开拓之功。 首先，顾炎武只著录碑石，而不及吉金，而清初研究普遍关注石刻，吉金研究的复兴要等到乾隆以后了。
其次，在石经的研究方面，顾炎武《石经考》因“详于汉魏，略于唐宋”，考论仍有疏略之处，因此之后又有万斯同《石经考》、杭世骏《石经考异》、王朝榘《唐石经考证》诸书纷纷继起加以考辨，有清一代，专考石经的著作就达三十余种，但是，顾炎武的《石经考》却有着创始之功。
再次，其著录体例上，《金石文字记》每种碑石标注建立时间、所在地、出土、流传、存逸情况，以及碑文书体、撰者等基本信息，这种体例被后来的《金石萃编》《八琼室金石补正》等所继承，又有所发扬。同时这种对金石存逸的关注，对于学者调查寻访有关金石的下落，了解金石流传过程，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后来朱枫《雍州金石记》、毕沅《关中金石记》等都有意识地留下了这类记载。
第四，顾炎武对碑石文字从音韵学、训诂学角度所作研究，在其金石著述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比如《金石文字记》三百五十余种，有一百七十余种有考证内容，其中就有六十余种涉及到文字考释，且有四十余种仅作文字考释。而且从篇幅上讲，唐石经讹误字、诸碑别体字等的辨析，占了全书很大篇幅。他对碑文的通假字、俗字、误字，文字演变，字、词意演变以及修辞，作了大量精细的考论，涉及了后之音韵训诂研究的各个方面。
诚如梁启超所说：“亭林的著述，若论专精完整，自然比不上后人，若论方面之多，气象规模之大，则乾嘉诸老，恐无人能出其右。”[3]31
最后需要说明两点：一，本文重在考述现象而少及其成因，即顾炎武在金石学发展脉络中的地位，至于他为什么会有这些学术转向，那是和明末清初学术转型有关的一个课题，超出了本文能够探讨的范围。二，以上所举只是学术发展中较为重要的面相，并不足以尽赅其余，即只论及顾炎武的金石学成就形成过程中所受之主要影响，而非全部。也绝不意味着当时其他金石学家如黄宗羲等皆受此影响，不过顾炎武所发展后来成为了金石研究的主流。
注释：
① 参见郑璐《明郭宗昌及其〈金石史〉研究——兼论关中金石圈的形成及影响》
（吉林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文中所论。
② 见《石墨鎸华》卷二《唐申公高士廉茔兆记》。
③ 此“贞观石刻《金刚经》”当即王弘撰则所云《唐榻金刚经跋》，所谓“贞观
石刻”当是李遇孙误记。
④ 本文所叙顾炎武形迹据清·张穆《顾亭林先生年谱》，道光二十四年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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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石学；顾炎武；明末清初；陕西
中图分类号：K87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一、目前研究现状
有关历代金石学的发展，有一个既定的评价，即宋代极盛，元明中衰，清代复兴繁荣。而对于顾炎武在清初金石学复兴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自清人开始就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们认为：“我朝自顾炎武、南原、朱竹垞诸老以金石佐经术，于是金石之学日盛。”[1]“国朝亭林、竹垞两公出，笃嗜金石，钩稽弗遗，菿然于欧赵薛洪之上。”[2]梁启超在论述清代学术思潮的各类著作中更是进一步抬高了顾炎武的地位，使其远超朱彝尊诸人之上，他反复申说：“清代许多学术都由亭林发其端，而后人衍其续……清代金石学大昌，亦亭林为嚆矢”，[3]59“金石学自乾嘉以来，蔚为大观，亦《金石文字记》为其先河”，[4]107“金石学之在清代又彪然成为一学科也，自顾炎武作《金石文字》始，实为斯学滥觞。”[5]49
受梁启超的影响，后之研究者基本不出此论，在批评元明金石学“衰歇”、“沉寂”、“颓靡”、“无足观”的背景之下，突出顾炎武一开新风的作用。如“亭林之学为后来以考据学为特色的乾嘉学派的出现奠定了基础，也使宋以后沉寂了几达四百年的金石之学重放光辉”，[6]“清代思潮突破宋明理学的羁勒，以‘复古’为其主要标志，其启蒙人物当数顾炎武和黄宗羲。在他们的倡导下，金石学由元明的颓靡转入复兴。”[7]后者虽然提到了黄宗羲，然而黄宗羲金石学著作仅《金石要例》一卷，论述碑志文的撰写体例，和清代金石学考证经史的主流有很大差距，影响和顾炎武自然不能相提并论。
因此这样的研究，给人留下一个深刻的印像，即顾炎武一反元明金石学的衰势，直接上承宋代，引领了清代金石学繁荣发展。这一思路突显的是个别学者的贡献，体现的是学术发展的断裂性和突变性，忽略了学术思想发展过程中本应具有的连续性和继承性，对于研究学术发展脉络来讲似乎稍嫌简单了些。从而也就无法解释一些问题，比如元明数百年金石学研究成就虽浅，但在顾炎武以及清人身上为什么竟没有丝毫影响？金石学既已经元明的数百年沉寂，如何顾炎武《金石文字记》一问世，便能超越欧、赵之上？
要解决以上问题，必须要追寻顾炎武的金石学成就与明末清初金石学研究风气之间的关系，明其继承；也要探索他与宋代金石学之间的区别，知其新变。这样才能对顾炎武及清代金石学的发展作出客观完整的评价。
二、明末清初陕西金石活动及其意义
对元明金石学的评价，朱剑心《金石学》的一段论述比较典型：“综明一代之作，虽亦有数种可取，然大抵辗转稗贩，罕有新识，迭床架屋，徒形其赘。甚且纪载失实，真赝莫辨，但逞臆说，毫无考订，是则明儒治学之通病。……是故金石之学，至宋而极盛，至元明而中衰也。”[8]33不重实学，学风空疏，确实是元明传统学术的弊端，金石研究受此影响，倾向于收藏、鉴赏，重视其文物价值，与宋代欧阳修等提出的利用金石考证经史的研究宗旨已相去甚远，即便偶涉考证，也多有疏失，因此一向为人诟病。
但就陕西地区而言，由于受关学影响，研究风气稍有不同。明代关中大儒吕柟继承北宋张载理学传统，倡导“文必载道，行必顾言”而号称集大成，最终树立起“关学”的传统，使“关中自古称理学之邦”，[9]1不仅被引为乡里之荣，也成为天下公论。关学以主敬穷理为主，相对于洛学与闽学，不太重视义理的抽象思辨，一向讲求经世尚用，强调实践功夫。因此影响所及，明末清初关中的金石研究亦重实地考察，虽然仍未能摆脱空疏之弊，却形成一种注重金石文献可靠性的研究风气，影响深远。
这种风气的引领者，包括明末被钱谦益誉为“关中汲古二士”的赵崡与郭宗昌、清初的王弘撰，以及围绕在他们周围的有着共同金石癖好的学者，形成了一个学术小团体，有的学者称之为“关中金石圈”，①当然这只是一个相当松散的学术团体，金石交流只是他们的日常活动之一。
赵崡，盩厔人，自谓“穷三十年之力”，着成《石墨镌华》。该书所收碑石二百五十三种，自言“以余所见录古碑者，自欧、赵而外，多凭耳食，致使后之人无所征信，如郑夹漈之《金石略》、朱长文之《古碑考》、曹明仲之《格古要论》，纰缪十五，何以称焉？求其考据精审者，于宋莫若黄长睿，于有明莫若王元美，余幺?虽不能望二公，然宁逊博之名，不敢不求精之寔。其撰书姓名所在州郡，苟非目见，不敢妄书。”[10]指出除欧、赵之外，宋明人著录金石资料多辗转传抄，导致错误很多的弊病；自己至少做到了所录金石资料的可靠性。他著录的碑石皆亲访得来，《石墨镌华》卷七收有《访古游记》三篇，可以看到其翻山越岭不辞劳苦的访碑情形。
郭宗昌年岁少于赵崡，华州人，卒于顺治年间。其《金石史》受《石墨镌华》影响甚大，收录周至唐碑石五十三种，亦多据亲拓碑石，书中多次叙述其访碑情形，如《唐述圣颂》条说：“碑在华阴西岳庙一道院，余每过辄徘徊其下。”该书又有多处“余曾手摩其文”之类的记载。
王弘撰，华阴人，为清初关中士林领袖。与郭宗昌为忘年之交，受其影响甚大，其《砥斋题跋》多叙述其访碑活动，收藏某碑或拓本的由来、流传存逸。如《新集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大和六年（832）立于长安兴唐寺。王弘撰曾往兴唐寺访碑，《砥斋题跋》卷一《唐拓金刚经跋》条载：“兴唐寺即罔极寺，予尝特往其地，彷皇四求，颓垣衰草，唯石佛一尊，长丈余，卧于故址而已。一二老僧，不知文义，询之靑门故老，亦绝无有能言之者。葢石之毁久矣。自宋以来，诸君子皆闻之而未睹，故语率不确。”因石已久佚，诸家所据拓本不同，遂舛讹较多，而王弘撰所藏为唐拓本，弥足珍贵，可以纠正前人很多错误。
在他们身边围绕着一批学者，有的着有金石著作，如苟好善，醴泉人，崇祯十一年修《醴泉县志》，该书卷一《地理志》对昭陵诸碑的存毁字数有详细记载，后之学者前往昭陵访碑，往往以之按图索骥。王家瑞，万历三十年任咸阳令，著有《咸阳金石遗文》一书。赵崡曾与其一同访碑，《石墨镌华》所收《唐赠池州刺史冯公碑》就是他与“王咸阳从碑上录之”，所收后魏《豆卢恩碑》《周惠达碑》“皆咸阳令王公所得”。 有的以碑石收藏著名，如华阴东氏家族和渭南南氏家族。东氏家族有东肇商云驹、荫商云雏兄弟，家有墨庄楼，金石收藏甚富。郭宗昌与他们为中表兄弟，《金石史》说：“先外祖确山公……姓东氏，阀阅甲关中。图籍之癖，即断墨残楮，珍笥不弃，故古碑版最富。余志学之年即酷好之。”郭宗昌自小即受其影响。赵崡跟东肇商亦多有来往，《石墨镌华》记载曾向其借观拓本数种。
南氏家族中有南师仲，曾编撰《关中文献志》《渭南县志》等，金石收藏也很丰富，在郭宗昌、王弘撰的著作中多次提到其所收藏的珍贵碑刻拓本，如唐拓《集王金刚经》《九成宫醴泉铭》等。其侄南居业、南居益，南师仲之孙南廷铉等，都是明末清初著名文士，和王弘撰等人来往十分密切，南廷铉曾为王弘撰《砥斋集》撰序。
这两家遭明末李自成之乱，数人遇害，家道渐零落，所收藏金石藏品大多为郭宗昌所有，在郭宗昌身后又多转归王弘撰。
另外还有一些金石爱好者，与赵崡一同访碑的有王允濂、张衍祥、王尧年、徐宣伯、王之栩；与郭宗昌往来的有渭南令崔邦亮；华州人王承之，与郭宗昌、东荫商等结为南玼社，《金石史》卷上载其家藏有名碑《集王圣教序》善拓；刘泽溥，与郭宗昌为忘年友，与王弘撰一起刊刻了《金石史》；王弘度，与王弘撰互相倾慕，又与山东学者孙承泽来往甚密，常给其寄赠关中碑石拓本。
这一群学者有一个共同的学术兴趣，一反其时不重实学、不重考据的空疏学风，重视实地访碑，学术研究追求的是金石文献的可靠，这种治学态度与方法，对于纠正前人因未见原碑而导致的各种疏忽错误，很有价值。
宋人治学虽然严谨，但是在著录金石除依据亲见碑石或拓本而外，并多辗转传抄他书记载，轻信二手数据，造成时有考证疏误。如宋代最著名的欧、赵二《录》，赵崡、郭宗昌就指出二书中因传抄致误的条目多则。
如东汉《析里桥郙阁铭》的立碑者，“太守李君”名翕，而《集古录》作“会”，赵崡说：“今板本皆作李会，或传写之误”。
又《旧唐书》记载房玄龄名乔，以字行。欧阳修修《新唐书》则云房玄龄字乔，其《集古录》卷七《唐颜勤礼神道碑》又辨之曰：“盖唐世诸贤名字可疑者多，封德彝云名伦，房玄龄云名乔，高士廉云名俭，颜师古云名籀，而皆云以字行。伦、乔、俭、籀在唐无所讳，不知何避而行字？……乔、籀果为字乎？”赵崡则据所见《房玄龄碑》明确记载房玄龄名乔，因此疑欧阳修“似未见房公碑”。②
又唐《苏瓌碑》，在武功，其撰、书人，郭宗昌说：“《金石略》云卢藏用书，而《金石录》云藏用撰书。考《文苑英华》，藏用撰序，张说撰铭。今碑后犹有‘范阳张说’字，郑、赵二公未见耶？”郑樵、赵明诚之说与《文苑英华》的记载均不相同，郭宗昌亲见碑石，所载正和《文苑英华》同，郑、赵二人均因未见原碑而致误。
明人都穆、杨慎、王世贞、朱孟震等人的疏误比宋人更多，《石墨镌华》纠正其错误之处多有“都玄敬《金薤琳琅》又似未读竟此碑”，“元美未尝至关中，未知所在”，“杨、朱未尝至蒲城，而朱公尤为瞽?”，[10]等等议论。
有的碑石已毁，关中诸学者收藏有较好拓本，比前人所见拓本完好或缺字较少，亦能纠前人之错。如赵崡所收汉韩勑造《孔子庙礼器碑》、汉《鲁相史晨孔子庙碑》，郭宗昌收藏的《华山碑》，王弘撰收藏的《新集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九成宫醴泉铭》等，都是因拓本较好而为人所重。
这个学术团体与外地学者联系比较密切，由于关中的地理人文环境优势，古碑的不断出土，外地的一些学者纷纷来到关中访碑摹拓，搜访金石；关中的学者也常常给外地的学者寄赠拓本，或携带各自藏品南下、北上去访问交流。李遇孙《金石学录》卷三载，王弘撰曾至京师，“所携汉《华山庙碑》及唐贞观石刻《金刚经》等，皆胤伯物，一时讲金石学者皆宗之。”③与关中学者有金石交流的南北学者，除了顾炎武之外，还有朱彝尊、孙承泽、傅山、曹溶、郑簠、林侗等人。因此关中所出现的这种重实地考察的学术新风，必然会通过这种频繁的交流而向外辐射，对于整个明末清初的金石学研究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
但是这个影响不宜评价过高，如有的学者认为：“受梁（启超）的观点影响，后人普遍认为清代金石学兴盛的先肇人物是顾炎武。其实不然，清代金石学复兴受明末清初关中金石学的影响甚深。……清代金石学的兴盛是在‘关中金石圈’的带动下开始萌芽的。……郭宗昌和赵崡所带动的这种访碑著录的风气直接影响了清朝金石学的发展，改变了宋代金石学著录方法的不足和缺憾。”[11]2这种评价明显夸大了关中金石研究的成就。郭宗昌等关中学者虽然和顾炎武都处于明末清初学术思潮转变之中，有同样的经世致用思想，但却走的是不同的学术路径，他们大多又有着书法家的身份，更为关注金石书法，有着尊碑抑帖的主张。有学者认为明末清初是清代书法中的碑学兴起的准备期和蓄积期，为清代的“前碑学期”，在这个过程中，关中学者的尊碑抑帖、提倡汉碑无疑有很大影响。但是对于金石证经订史的作用，他们即便日常有所关注，也并无有意识的提倡和践行，和清代金石学重考据的主流研究有很大的差距。
三、陕西的金石风气对顾炎武的影响
以关学传统为依托的关中理学在清初声势极大，当时关中的李颙与直隶的孙奇逢、浙江的黄宗羲并称海内三大名儒，四方向风倾慕。关中学者除李颙外，又有李因笃、李柏、王弘撰。康熙二年（1663）正月，顾炎武游历山西五台山遇李因笃，结为终身挚友，之后取道蒲州，第一次入陕，访王弘撰、李因笃，与李颙订交。傅山曾说：“宁人向山云，‘今日文章之事，当推天生为宗主’。历叙司此任者至牧斋，牧斋死而江南无人胜此矣。”[12]顾炎武认为江南学术自钱谦益（号牧斋）死后已无人可继，及与李因笃（号天生）订交，让他看到了学术的希望。而他的实证思想又和关学的纯朴学风相契合，他说：“秦人慕经学，重处士，持淸议，实与他省不同。”[13]在他的诗文作品及《日知录》中，曾多次称引关中学者的见解。因此，他康熙十六年（1677）再次入陕，在华阴访王弘撰之后，看到华阴重要的地理位置，“绾毂关河之口，虽足不出戸，而能见天下之人，闻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险不过十里之遥，若志在四方，则一出关门，亦有建瓴之便。”[13]遂有定居于此之意。 关中学者也看重顾炎武的学术与为人，王弘撰“以朱子于淳熙乙巳寄禄华州云台观，欲为建祠堂，兼营书院”，欲延请顾炎武讲学关中。顾炎武在康熙十八年写给从子的一封书信里也说：“新正已移至华下，祠堂、书院之事虽皆秦人为之，然吾亦须自买堡中书室一所，水田四五十畆，为饔飱之计。”[13]（卷四）兴建祠堂一事至辛酉夏（康熙二十年1681）始落成，书院则未竟。至康熙二十年以前，顾炎武基本上在关中盘桓，期间仅有短暂出关，旋即又返回，二十年八月出关至山西，二十一年（1682）在山西去世。④
顾炎武和关学及关中学者的这些渊源，当影响及于他的金石学研究。首先，他的金石著述以关中碑石为重点著录对象，诸书最终校订完成也基本都在关中。《金石文字记》中收录碑刻三百五十余种，其中陕西碑刻一百五十余种，约占全书四成；《求古录》更是有一半内容为陕西碑石。《金石文字记》的撰述年代，有学者考订当在顺治十三年（1656）前后至康熙十八年（1679）这二十三年左右。[14]19其时间下限确定的依据，为该书《开母庙石阙铭》所云“岁屠维协洽莫春，予亲至庙下”，屠维协洽乃己未年，即康熙十八年，是此书访碑时间可考最晚的。又《善本书室藏书志》卷十四载：“《金石文字记》六卷，翁覃溪校本。……此本经翁覃溪朱墨校勘，并手题云：‘亭林至华阴，在康熙十六年丁巳，时年六十五矣，此书当是其晚年所作。’”[15]可知其校订完成此书当在晚年居华阴时。由于《金石文字记》重点在于考证，仅有少数几种碑石录文，而《求古录》以录文为主，间附跋语，凡《金石文字记》已收的，《求古录》仅录文，不再考证，因此《求古录》的成书又在《金石文字记》之后。顾炎武另有《九经误字》，更是以在西安碑林所见唐开成石经来纠正各传本的文字错误。
其次，顾炎武在关中，足迹所到之处均有访碑活动，和关中学者的交流中研究金石文献也是重要内容。
《金石文字记》著录碑石三百五十余种，只有二十种出于所得拓本。自序称：“比二十年间，周游天下，所至名山、巨镇、祠庙、伽蓝之迹，无不寻求。登危峰，探窈壑，扪落石，履荒棒，伐颓垣，畚朽壤，其可读者，必手自钞录。得一文为前人所未见者，辄喜而不寐。一二先达之士知予好古，出其所蓄，以至兰台之坠文，天禄之逸字，旁搜博讨，夜以继日。”其一生访碑之勤苦、游历范围之广、时间之长，在清代金石学者中无人可及。据学者统计，顾炎武访碑足迹遍布全国，分布在中国华北、西北十几个省份。其中以陕西最多，所到之处包括西安府、凤翔府等二十八个府、州、县。[14]48
关中学者重石轻金，顾炎武亦不录吉金。他和关中学者，特别是王弘撰，经常交流探讨碑石，这在《金石文字记》都有记载可循。有的碑石已佚，顾炎武在王弘撰处看到拓本，如卷一《西岳华山庙碑》载：“碑旧在华阴县西岳庙中，嘉靖三十四年地震碑毁，华州郭胤伯有此拓本，文字完好，今藏华阴王无异家。”对此碑的考论即由此拓本而生发出来。又卷二《兰亭序》：王弘撰曰：“今又有东阳本，不让国子监本。宣德间何士英作两淮盐运使，得之淮南，井中、颍上、上党皆不及也。”卷四《华岳题名》载：“王伯厚言华岳题名五百十一人，再题三十一人，自开元讫清泰。今存者惟此与《述圣颂》二碑，不过二十余人而已。又因地震之后，以碎石装砌岳庙大门，墙上亦有唐人题名。今王无异所搨得者通共九十二人，有裴士淹、李德裕、李商隐名。”在金石证史方面，顾炎武有时亦直接引用王氏观点。如卷四《晋周孝侯碑》，碑文和史书记载有龃龉之处，顾炎武直接引用：“王弘撰曰：‘按史，士衡兄弟以惠帝大安二年十月见杀于成都王颖，又十四年元帝即晋王位，始称建武元年。而碑云建武元年冬十一月甲子，追赠平西将军，封清流亭侯，谥曰孝，礼也。然则已死之士衡，又乌知十四年后之事而预为云云如此耶？又处之战死在元康七年正月癸丑，今碑云元康元年捐馆，亦误。’”凡此，皆可见二人日常交流情形。
但是顾炎武和陕西学者的研究兴趣和路径显然有很大不同，他不大关注金石书法，而是重新强调欧阳修所指出的金石证史宗旨，并和访碑实地考察的新气象相结合，遂为清代金石学研究开辟出一条新路。
四、顾炎武的金石学成就再评价
对于顾炎武的金石成就的评价，有人认为他“是清代考据学的开山之祖，故以金石文字考证经史也由其发端”，[16]“后世学者提出在历史学的研究中要以文献数据与文物数据 （ 包括地下发掘出土数据） 相结合的主张，实在是肇端于顾炎武历史研究的方法论”。[17]然而以金石证史这种学术方法是宋人已经开创并有所成就的。欧阳修金石学研究宗旨就是“正经补史”，他在《集古录目序》中指出金石“可与史传正其阙谬”；赵明诚《金石录序》称“盖史牒出于后人之手，不能无失，而刻词当时所立，可信不疑”，以《集古录》“是正讹谬，有功于后学甚大”，但“尚有漏略”，因此有志“广而成书”。[18]至顾炎武则重新强调金石订史的作用，其《金石文字记序》称：“余自少时即好访求古人金石之文，而犹不甚解。及读欧阳公《集古录》，乃知其事多与史书相证明，可以阐幽表微，补阙正误，不但词翰之工而已。……遂乃抉剔史传，发挥经典，颇有欧阳、赵氏二《录》之所未具者，积为一帙，序之以贻后人。”他研究金石正是对欧、赵正经订史宗旨的发扬，“后之君子知予之所取者非以吹二氏之狂澜，拾前朝之落艶，而情深好古，意在阐幽，自有不能已者。且因以览世道之污隆，考文辞之醇杂，亦岂不为学人之一助哉！”[19]
顾炎武的金石著作除以上提及的三种之外，尚有《石经考》，主要考述由汉至宋七种石经刻立始末、迁迻、存毁等情况。其他还有一些考论金石的内容散见《日知录》《山东考古录》等书。对于这些著作的成就，已有学者从多个方面进行了分析，但还有一些研究内容上的重要性没有揭示出来。
如上所论，顾炎武在金石研究宗旨上，继承了宋人考订一路，又受学术风气影响，在金石数据搜集上重可靠性和准确性，从而在治学态度与方法上对于清代金石学有决定性影响。这不仅仅是宋代金石考订的重新提出，更重要的是避免了宋人金石研究方法上的短处，使金石考据能够走向深入。虽然他的著述在考据上仍然有粗疏之处，但是在研究内容和方法上都有开拓之功。 首先，顾炎武只著录碑石，而不及吉金，而清初研究普遍关注石刻，吉金研究的复兴要等到乾隆以后了。
其次，在石经的研究方面，顾炎武《石经考》因“详于汉魏，略于唐宋”，考论仍有疏略之处，因此之后又有万斯同《石经考》、杭世骏《石经考异》、王朝榘《唐石经考证》诸书纷纷继起加以考辨，有清一代，专考石经的著作就达三十余种，但是，顾炎武的《石经考》却有着创始之功。
再次，其著录体例上，《金石文字记》每种碑石标注建立时间、所在地、出土、流传、存逸情况，以及碑文书体、撰者等基本信息，这种体例被后来的《金石萃编》《八琼室金石补正》等所继承，又有所发扬。同时这种对金石存逸的关注，对于学者调查寻访有关金石的下落，了解金石流传过程，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后来朱枫《雍州金石记》、毕沅《关中金石记》等都有意识地留下了这类记载。
第四，顾炎武对碑石文字从音韵学、训诂学角度所作研究，在其金石著述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比如《金石文字记》三百五十余种，有一百七十余种有考证内容，其中就有六十余种涉及到文字考释，且有四十余种仅作文字考释。而且从篇幅上讲，唐石经讹误字、诸碑别体字等的辨析，占了全书很大篇幅。他对碑文的通假字、俗字、误字，文字演变，字、词意演变以及修辞，作了大量精细的考论，涉及了后之音韵训诂研究的各个方面。
诚如梁启超所说：“亭林的著述，若论专精完整，自然比不上后人，若论方面之多，气象规模之大，则乾嘉诸老，恐无人能出其右。”[3]31
最后需要说明两点：一，本文重在考述现象而少及其成因，即顾炎武在金石学发展脉络中的地位，至于他为什么会有这些学术转向，那是和明末清初学术转型有关的一个课题，超出了本文能够探讨的范围。二，以上所举只是学术发展中较为重要的面相，并不足以尽赅其余，即只论及顾炎武的金石学成就形成过程中所受之主要影响，而非全部。也绝不意味着当时其他金石学家如黄宗羲等皆受此影响，不过顾炎武所发展后来成为了金石研究的主流。
注释：
① 参见郑璐《明郭宗昌及其〈金石史〉研究——兼论关中金石圈的形成及影响》
（吉林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文中所论。
② 见《石墨鎸华》卷二《唐申公高士廉茔兆记》。
③ 此“贞观石刻《金刚经》”当即王弘撰则所云《唐榻金刚经跋》，所谓“贞观
石刻”当是李遇孙误记。
④ 本文所叙顾炎武形迹据清·张穆《顾亭林先生年谱》，道光二十四年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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