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与张之杰联系采访的过程中，他很热心地把以前的相关采访文章一一发给我，并且认真地把采访提纲做了书面回答。在邮件里，他写道：“我简要地回答了一下你的问题，你可以根据我的回答再作准备。”这让我在感激于他的热情协助之外，也感叹于他做事的严谨态度。虽然他在学术研究和写作方面几易方向，但或许正是因为内里的这份对待工作的积极和严谨，让他终能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
　　从文艺青年到科普作家
　　看张之杰之前的教育履历，很难想象他和“作家”这个职业会有什么关系。台师大生物系本科毕业之后，在“国防医学院”生物形态系攻读硕士学位，毕业后留任教职，担任组织学等课程。张之杰的人生，似乎应该继续朝着高等教育与学术研究的方向发展才显得顺理成章，但他并没有这样选择。“当时我跟我的指导教授，也就是系主任关系不和，于是很想离开。我很清楚地记得，他拿着烟斗一直敲桌子，说，‘你是学生物的，你离开学校，不教书，不做研究，你还能做什么？’”虽然的确还没想清楚接下去要走什么样的路，但张之杰说，自己就只是想离开。彼时他是《科学月刊》杂志的作者，杂志社的人得知他即将离职，遂邀请他到《科学月刊》担任副总编辑。于是，1974年秋天，在结束了4年的专业领域研究和教学工作之后，张之杰来到了《科学月刊》，也是从那时候起，他开始接触科普写作。
　　张之杰坦言，自己一直有个文学梦，希望有一天能够成为文学家。因此，当他到了《科学月刊》工作，写了一些科普文章，开始有人将他定位为“科普作家”时，他曾经相当厌恶。“因为科普作家是很不受重视的，我在写科普文章的同期，还写了一些其他的文学作品，常会被人提及或评论，而所写的科普作品却鲜有人问及，不管你写得多么认真，都没有人注意。”曾经自诩为“文艺青年”的张之杰，坦言“那时候内心冲突蛮大的”，但随着年龄增长，渐渐就不太在意这些称谓了。“文学的东西我没有放弃，一直都在写，但慢慢也知道自己当不成好的文学家，到了四五十岁的时候也认命了，我就是一个科普作家。”但所幸有了这略微无奈的“认命”，才让他在研究和写作的道路上做了取舍，坊间也才得以出现那些妙趣横生的科普作品。
　　写作中有取舍
　　张之杰在《科学月刊》工作的第二年，就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科普书《生命》。虽然之前从未从事过科普写作，但他并未遇到困难，“那本书我是用文学的笔法介绍生命现象，因为那些知识都是我很熟悉的，加上我一直都很热爱文学，有一定的文学功底，所以写起来没有什么困难。”在不断尝试的过程中，张之杰发现，科普写作中最大的困难，是表述自己不甚了解的事物，“包括我在做编辑的过程中，看过很多稿件，有些作者对某个东西不太了解，就那么硬着头皮写，写出来的东西自然漏洞百出。”因此张之杰一直告诫年轻人，也告诫自己，不懂的东西就不要写，要写就只写自己熟悉的事物。
　　张之杰说，要想成为一个科普作家，首先得先成为一个作家，作文写好了，才有可能把科普文章写好。科普必须以科学知识为基础，不像科幻能够超越于现实之外，天马行空地幻想，因此科普文章的体裁比较受限制。比如小说需要有人物、情节、冲突等元素，但由于受到科普写作所需的条条框框的限制，各种情节设置无法施展，因此很难成就一部出色的科学小说；而诗歌的字数太少，很难将科学知识交代清楚，只有散文比较好操作。张之杰的科普文章主要以散文为主，在坚持科学知识的专业性和正确性的同时，用文学的写作手法对其进行“包装”，这样即使是专业性很强的知识也能让人读起来很轻松、很有趣。
　　随着在科普领域中尝试和探索的逐渐深入，张之杰也发现，并不是所有知识都适合写成科普文章，“比如我在‘国防医学院’担任的主要是组织学课程，整整教了四年，应该对这门学问比较熟悉了吧？可是至今我从未写过一篇关于组织学的文章，为什么？因为这门学问是将人体的组织切片，放在显微镜下观察，如果不搭配图片，根本解释不清楚。即使搭配上图片，读者缺少背景知识，还是解释不清。类似的知识，我认为就没法写成科普文章。”
　　对于科普写作的内容，张之杰有着自己清晰的取舍标准，在以往的采访中，他曾经说过：“我不是专业学者，在治学上只好扬长避短。我的‘长’是常识驳杂，洞识力较强，‘短’是读书不多，学殖不够深厚，因此尽量做些文献较少，或跨学科的题目，或大陆学者不便做的题目。”十几年来，张之杰一直遵循这样的取舍原则，而有舍才有得，理智的态度也让他在学术研究和科普写作方面少走了不少弯路。
　　找寻科学与艺术的契合点
　　自从离开高校，张之杰就一直忙于编辑工作，直到1990年代初才开始进行学术研究。或许是因为心中一直以来的文学梦，刚开始探索学问的时候，张之杰选择的方向是民间宗教、民间文学以及西藏文学，但到了1996年便只研究科学史。再次在自己的研究和写作中进行取舍，张之杰秉持的依然是那个原则：不写自己不熟悉的事物。“宗教、文学我是可以研究，但毕竟我的知识背景不够深，所以不可能研究得多深入。相反，对于科学史，我是学科学的，又从小就很喜欢文史，所以科学史应该是我比较擅长的领域。”
　　张之杰对于科学史的兴趣可以追溯到1970年代。那时《科学月刊》开设了“中国科学家列传”的专栏，由两位台北医学院的学生撰写介绍中国历代科学家的文章，时任《科学月刊》副总编辑的张之杰也由此对科学史产生了兴趣。虽然直到20余年后才开始正式研究科学史，但经过多年的积累以及对这一领域的专注，张之杰很快就在科学史研究中收获了成果，甚至找寻到了跨学科研究的契合点。
　　查阅近几年张之杰所著的书籍，最具代表性的《画说科学》（重印改名《科学风情画》），就是科学与美术相结合的作品，这两个看似不搭界的领域，在张之杰的笔下却互为补充，呈现出别样的乐趣来。例如《科学风情画》中的一篇散文《哈剌虎剌草上飞》，张之杰对章怀太子壁画《狩猎出行图》中蹲坐在马上的动物按图索骥，认出是沙漠猞猁（狞猫），篇首引言写道：“沙漠猞猁的英文名caracal，源自突厥语karakula（哈剌虎剌）。在印度和波斯，自古养来助猎，此物善跳跃，可跃起捕捉飞鸟，故明代称之为草上飞。”通过生动的语言，将古代画作中蕴含的生物学知识表达出来，读者从中更能领略到当年狩猎出行的热闹场面，张之杰的这个手法可谓另辟了科学史写作的蹊径。 　　这一富有创意的发想，是张之杰在工作中偶然获得的。锦绣出版公司出版过很多大部头的美术图书，还曾经从大陆引进《中国美术全集》，主持编务的张之杰也就有机会一览中国历代名作，“那套书有60本，以图为主，而且包含了绘画、工艺美术、书法等好几个方向，我挺有兴趣，就开始看。”后来锦绣还出版了总共150册的《中国巨匠美术周刊》，作为总编辑的张之杰自然也需要一本本地把关，这么看下来，美术方面的知识就越积越多，从而收获了不少心得。因为早已对科学史感兴趣，张之杰就将科学史和美术史这两个领域结合起来，将心得体会写成论文，再把论文改写成通俗的科普文章，从而便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妙趣横生的《科学风情画》。
　　由于是在学术论文的基础上改写而成的，张之杰的科普作品实际上就是他个人的研究成果，“我把探索学问的过程写下来，比如有时会碰壁，有时会柳暗花明豁然开朗，这样文章读起来就会给人身临其境的感觉。”这也是张之杰的作品与一般的科普作品相比最大的不同之处。因为近十几年的科普写作主要仰赖自己的学术研究，所以最近他尚无新的科普写作计划，“我的写作没有压力，不是为了什么目的，所以什么时候会有新的成果出现，我也不知道。等哪天遇到什么机缘了，我还会继续写下去。”
　　选段：
　　经常翻阅画册，不期然地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历代仕女图所画的美女，全都是单眼皮，双眼皮的一个也没看到。
　　这是为什么？我开始思索。单眼皮是蒙古人种的特征之一，其起因是由于上眼睑的上方脂肪较多，形成一道褶襞，将上眼睑盖住。这样看来，古代的汉人是“纯系”的蒙古人种？
　　——节选自《科学风情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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