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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广东省集体林区农户为研究对象，以前景理论为基础，采用经济学实验测度农户风险偏好，并用Heckman模型对样本农户风险偏好对其经营意愿与投入强度等决策的影响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样本农户大多呈现风险厌恶的特征;农户的风险厌恶程度、损失厌恶程度以及对事件判断的主观概率均会对其投入决策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其经营决策并非遵循理性经济人的收益最大化，而是遵循“安全第一”的法则，面对风险等级较高的林业项目投入意愿较弱，投入强度较低。
关键词：农户;风险偏好;林业投入决策
中图分类号：F3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17（2019）05-0055-07
长周期、高风险是森林经营的天然特性，农户是森林经营的主要参与者和风险的直接承担者，因此，农户的营林投入决策受到营林项目风险的重要影响。识别农户的风险偏好，分析农户风险偏好对营林投入决策的影响关系，有助于更为全面地了解农户营林投入决策过程，帮助政策制定者针对农户偏好，设计和推广不同风险等级的林业投资项目，帮助农户认识和接纳风险，促进我国林业的可持续发展。
一、相关理论和文献综述
（一）相关理论
1.前景理论。
行为金融学学家Kahneman和Tverskey在1979年提出了著名的个体风险偏好理论“Prospect Theory”（前景理论）[1]。该理论认为，个体行为是有限理性的，影响人们风险决策的不是财富绝对量，而是财富增量，因此，在个体心中会事先存在一个决策参考点，大多数人对得失的判断往往根据决策参考点来决定;相对于同等规模的盈利，大多个体对损失比对收益更敏感，财富减少的痛苦远大于等量财富增加的快乐，这就是 “损失厌恶”现象;而个体面对风险决策时，往往违背贝叶斯法则，夸大小样本的代表性，呈现“小数法则偏差”，人们购买保险或彩票的动机也正源于此。与此相反，个体也会低估大样本的代表性，造成大概率盈利下的风险厌恶和大概率损失下的风险追逐。因此，个体的风险偏好可用三个系数表示，分别为：
（1）风险厌恶系数（σ）——反映个体的风险厌恶程度，并将个体风险偏好根据σ值分成三组类型：σ=0，代表风险中立型;σ>0，代表风险厌恶型;σ<0，代表风险追逐型。σ值越低，风险厌恶程度越低。
（2）损失厌恶系数（λ）——代表个体的损失厌恶程度。在同样的风险偏好类型下，λ越低意味着个体的损失厌恶程度越低。
（3）非线性加权概率（α）——代表个体决策的主观权重。该概率并非代表事件发生的概率，它既受到事件概率的影响，也受到个体主观因素的影响，表示该事件对前景的影响程度，是事件概率的对数，表现为先凹后凸的非线性概率。
2.道义小农理论。
人类学家斯科特（Scott）提出“道义小农理论”。Scott（1977）在对东南亚农户的研究中发现，满足生计需求是农户的首要目标[2]。因此，农户进行生产时的首要考量因素是生产的安全性，而并非生产效率，从而决定了农户对生产方式和技术的选择。这一研究解释了传统农业中农户的“非理性”行为，被稱为“农户风险回避理论”。
（二）文献综述
1.个体偏好测度的经济学实验。
经济学实验被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的学者们广泛应用于对个体风险偏好的测度。在众多风险偏好的测度方法中，Binswanger（1980）的有序彩票选择设计（OLS）[3]，以及Holt和Laury（2002）的多元价格序列设计（MPL）[4]的运用范围最广。其中MPL设计因其测度的准确性被视为风险偏好测度实验的黄金标准。Tanaka等（2010）同样对MPL设计做出了进一步改进，采用多元价格选择实验法对越南农户的风险偏好进行了研究[5]。该方法的问卷设计和真实货币激励均基于当地农户的收入水平设定，对农户的激励效果最强，能更准确地体现被试农户的偏好情况。Liu（2008）也是用了该方法对中国农户的风险偏好对其种植棉花的技术选择行为进行了研究[6]。Tanaka的多元价格选择实验法是对MPL的改进，其基本理念均源于MPL设计，但激励机制更有针对性且操作过程比MPL设计更加细化，是对MPL设计的进一步完善。因此，本文农户风险偏好相关数据将采用Tanaka的多元价格选择实验法。
2.农户风险偏好对生产决策影响的相关研究。
Binswanger等（1993）发现收入水平仅能维持温饱的农户通常会规避风险较大的生产项目，表现出极度的厌恶风险，因为维持收入是这些农户的首要决策目标。但随着收入的增加，这些农户的风险厌恶程度逐渐减弱[7]。Alvarez等（2006）[8]以及Couture 等（2008）[9]的研究表明风险规避意识强的农户会缩短林木的轮伐周期以降低林业生产中的不确定性因素。
我国学者就风险偏好对农户行为决策的影响也做出了许多相关研究。侯麟科和仇焕广等（2014）认为，农户的风险厌恶程度会影响其对农作物品种的选择[10]。朱臻和沈月琴等（2015）发现，南方集体林区中风险规避型农户乐于按照传统的经营模式配置资源要素，开展森林经营;而风险偏好型农户则更愿意通过林地流转，实现规模化经营[11]。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广东省的南方集体林区为研究区域，随机选择了4个市（湛江市、韶关市、阳江市、清远市），每个市随机选择2个县（区），每个县（区）随机选择2个乡（镇），每个乡镇随机选择20个农户，合计调研农户320户。由于林地的细碎化程度较高，每个农户家庭拥有的林地地块数量不止一个，最后得到林地地块数量合计976块。 （二）变量设定
1.农户风险偏好的变量设定。
前景理论是本文的理论基础，因此，农户的风险偏好将以三个系数表示：风险厌恶系数（σ）、损失厌恶系数（λ）和非线性加权概率（α）。
本文采用Tanaka等（2010）的多元价格选择实验法，根据当地农户2017年人均月收入额，设计一系列的双向选择问题，对样本农户进行经济学实验，用以测度样本农户的以上三个系数值。
2.其他变量设定。
农户的林业投入决策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包括农户个体条件、家庭条件、林地条件、政策因素等[12]。农户个体条件是指农户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健康程度和是否曾担任村干部等农户个体禀赋特征。家庭条件是指农户的家庭劳动力人口数量、非农务工人数、家庭财富、信贷约束①、耕地面积②。林地条件是指林地面积、林地坡度、林地到公路的距离、地块数量（用以衡量林地细碎化程度）。政策因素是指森林种类（是否为公益林）、是否参加林权改革（以是否有林权证衡量）。
农户家庭规模是否对农户林业经营投入决策产生影响尚不确定。有学者认为家庭规模越大，意味着可用于营林投入的劳动力人口越多，當劳动力投入与资本投入之间存在可替代性时，农户就会在森林经营中投入较少的资本[13]。农户家庭的非农务工人数也被认为是影响农户森林经营决策的一个重要因素。还有学者认为非农务工人口越多的农户家庭在森林经营活动中投入更少，因为他们对森林经营收入的依赖程度更低，同时也因为营林劳动力的机会成本更高。当边际成本大于边际收入，农户将减少森林经营活动。然而，也有部分学者认为，非农务工人数越多的家庭在营林阶段投入更多，因为非农收入变成了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因此，该家庭将有可能释放出更多的资本投入森林经营活动，部分农户甚至投入更多的资本来替代短缺的劳动力。
家庭收入水平被认为是影响农户营林投入的重要因素。随着家庭经济水平的提高，农户的生产经营决策将逐步从满足生计安全的风险规避和损失规避型决策向高风险高收益的利润最大化决策转变。资本市场的不完全性也影响着农户森林经营投入的决策，因此，本文使用“信贷约束”的虚拟变量来反映农户从金融机构获得贷款的难易程度。耕地面积对森林经营投入的影响尚不确定，但由于替代性效应的存在，在相同家庭规模的情况下，耕地越多的农户家庭在森林经营上投入的劳动力越少。与此同时，拥有较多耕地的家庭可能拥有更多可支配的农业收入用于森林经营投入。因此，本文将耕地面积也纳入影响农户森林经营投入决策的一个变量。
林地面积的大小被认为是影响农户森林经营投入决策的最重要因素，但是影响的程度及方向尚不能确定。众多学者认为，由于规模经济效应，拥有较少林地的农户倾向于较少的投入。然而，部分学者却认为拥有较少林地的农户的资本投入强度较高[12]。林地的质量和地理位置也是影响农户森林经营投入的重要因素。如果林地的土壤质量较好，或靠近公路或农户家庭，通常能有较高的产出或较低的成本。林地细碎化程度也是影响农户森林经营投入的一个重要因素。大量的研究表明，林地细碎化会抑制农户的森林经营投入[14]。由于公益林限制采伐制度，拥有公益林越多的农户的林地投入越少。稳定和清晰的产权将减少交易成本，从而提高林地预期的收益，因此，对农户的森林经营投入有正向作用。然而，现存的采伐配额制度抑制了农户营林投入的积极性[15]。
综上所述，本文将农户的林业总投入作为因变量，包括造林阶段和抚育阶段的劳动力等价投入和资金投入的综合。同时，本文选择了一系列影响投入决策的因素作为自变量。其中，将农户个体条件和家庭条件统一归类为社会经济变量，将林地条件设为林地变量，将政策因素设为政策变量（见表1）。
（三）模型构建与方法选择
本文用以分析农户风险偏好对林业经营投入决策影响计量经济学模型如下：
其中，finvestij 是指各地块林业经营的总投入。由于林业经营投入的分布显示偏态和重尾，因此，将该指标取对数进行分析。riski 是指农户的风险厌恶系数σ，lossi是指农户的损失厌恶系数λ， probweighti 是指非线性加权概率α。Xi 反映了农户社会经济变量，包括户主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是否担任过村干部、家庭劳动力人口、家庭非农务工人数、耕地面积、家庭财富、信贷约束。Fj 代表林地变量，包括林地面积、林地坡度、林地与公路的距离、地块数量。P 代表政策变量，包括森林类型、是否参加林改（以地块是否拥有林权证表示）。Vv 代表村落固定效应，εij 为残差项。此外， i 代表农户， j代表地块， v代表村落（见表2）。
由于并非所有的农户都会从事林业经营活动，因变量“林业投入”存在大量零值数据（即审查数据），因此，用最小二乘法估计（OLS）会导致选择性偏差。解决该问题的方法有Tobit模型[16]或Heckman两阶段模型[17]。
由于需同时考虑农户“是否进行林业投入”（即是否从事林业生产经营活动）和“投入多少”，因此，选择Heckman两阶段模型研究农户个体风险偏好对其林业经营决策的影响。表3同时显示了OLS和Tobit模型下的回归结果，用以与选择的Heckman模型结果进行对比。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农户风险偏好的经济学实验
本文共访问农户320户，农户的风险厌恶系数σ均值为0.37，风险规避型农户（σ>0）257人，占样本总量的80.16%，风险中立型农户（σ=0）17人，占样本总量的5.31%，风险追逐型农户（σ<0）46人，占样本总量的14.53%，表明大部分农户呈现风险规避的特征。非线性加权概率α的均值为0.78，小于1，意味着被试农户对小概率事件加权过重或对大概率事件加权过轻，违反了贝叶斯法则，非线性加权概率曲线呈现倒S型。损失厌恶系数的均值为3.95，高于发展中国家农户损失厌恶系数λ≈218。 （二）风险偏好对森林经营总投入的影响分析
表3中，Heckman模型结果表明，农户风险厌恶系数对农户林地投入意愿和投入强度均有显著负影响，系数分别为-0.549和-0.352，显著性程度1%。损失厌恶系数对投入意愿影响不显著，但对投入强度有显著负影响，系数为-0.017，显著性5%。非线性加权概率对投入意愿影响不显著，但对投入强度有显著负影响，系数-0.103，显著性10%。以上结果表明风险厌恶和损失厌恶程度越高的农户，林地投入意愿越低，林地投入越少。这可能是由于森林经营具有高风险、长周期的天然弱质性，林木生长周期中会遭遇各种不可预测的自然风险、市场价格风险等，未来收益的不确定性极高[19]。许多研究表明农户并非完全理性，其经营决策并非遵循理性经济人的收益最大化，而是遵循“安全第一”的法则，即损失最小化。基于资金安全性和机会成本的考量，风险规避的农户往往对不确定性较高的经济活动呈现回避的态度，因此，营林意愿不强和营林投入强度较弱。这一结果同其他学者的研究结论相似，如 Liu（2008）研究表明，风险规避型农户会推迟采用新的棉花品种，在已采用新品种的农户中，风险规避型农户会减少新技术的投入[6]。陳新建等（2015）的研究结果表明，农户的风险态度与新技术投入呈负相关[20]。
社会经济变量中，户主年龄与投入强度显著正相关;非农务工人口数量与投入意愿和投入强度显著负相关;信贷约束与投入意愿和投入强度显著正相关;耕地面积与投入强度显著负相关。其可能原因是，由于目前我国林业生产仍以劳动密集型为主，林地的细碎化程度决定了难以实现林业规模经营，因此家中非农务工人口越多，非林业性劳动收入越多，农户从事林业生产的意愿就越低，林业投入越少[21];由于耕地收入对林业收入的可替代性，拥有耕地面积多的农户其营林意愿和投入强度都不高。同时，获得林业资金的难易程度影响了农户从事林业生产的意愿和投入强度。大多研究表明，户主年龄越大营林投入强度越小，但这一结论与本文研究结果并不一致。
林地变量中，林地面积与林业投入强度分别在1%的重要性水平下显著正相关，证实了拥有林地面积越多的农户更愿意进行林业投入;林地坡度与投入强度在1%的重要性水平下显著负相关，表明拥有的林地越陡峭，农户的林业投入越少。林地距公路的距离与林业投入意愿在1%的重要性水平下负相关，说明了林地离公路越远，农户从事林业生产的意愿越低。而地块数量的多少并未与投入意愿和投入强度出现明显的相关关系。
政策变量中，林地类型与投入意愿均在1%的重要性水平下呈现显著的负相关，表明公益林农户的投入意愿和投入强度显著低于非公益农户，这与我国限制公益林采伐的森林分类管理制度有关。是否拥有林权证与投入强度在10%的重要性水平下正相关，说明确权发证的农户由于林地产权明晰，其营林积极性更高，更愿意在林地上投入更多，表明林权改革有助于增加农户的林业投入。
（三）稳健性检验
在上述回归分析的基础上，将社会经济变量、林地变量、政策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对Heckman模型中风险偏好对林业投入强度的影响进行稳健性检验（见表4）。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考虑到并非所有的受访农户都是户主，而通常户主在家庭经营决策中占主要位置，因此，非户主的风险偏好对其家庭森林经营决策影响可能不大，因此，剔除了其中非户主的被试农户（见表4列1）。
第二，考虑到家庭年收入可能具有一定波动性，而家庭资产总额是农户家庭历年收入的最终体现，因此，用家庭资产额代替家庭年收入作为家庭财富的代理变量，对Heckman模型再次进行回归（见表4列2）。
所有模型的结果都显示，风险厌恶系数和损失厌恶系数均对林地投入强度有负向影响，表明研究结果是稳健的。
四、建议与对策
农户并非完全理性，大部分农户都是风险厌恶型，农户的风险程度、损失厌恶程度和对事件判断的主观概率均会对其从事林业生产的意愿和林业投入强度产生重要影响;风险厌恶型的农户其林业生产决策往往脱离理性经济人的“收益最大化”原则，他们往往对损失更为敏感，资金的安全性或“损失最小”才是其首要考量因素。这一发现有着重要的政策涵义。
第一，林业具有高风险、长周期的天然弱质性，却是兼具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重要产业。从农户风险偏好的视角分析影响农户营林生产积极性的因素，可以从经济学和心理学视角充分挖掘激励农户林业生产积极性的原因，既能充分激励农户投身林业，促进我国林业的多元化和可持续发展，更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和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举措。
第二，在集体林权改革的配套改革中，应综合考虑农户的资源约束和风险偏好，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应的政策，积极引导农户认识不同风险等级的林业投资项目，认识风险和收益之间的关系。例如，对于风险追逐型的农户，他们对风险和损失的敏感度相对较弱，可向他们大力推广新树种、新的森林培育技术，加大林产品期货和森林碳汇期货等新型金融产品的宣传，通过期货等新型金融产品对冲由于林业高风险、长周期的天然弱质性引发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给农户带来的损失，提高农户收入。再用这些人的成功经验去感染身边的其他农户，对周边农户的林业生产积极性产生辐射效应。针对风险中立和风险规避型农户及其禀赋特征，可向其推广森林保险，分散营林过程中因自然灾害、病虫害、火灾带来的风险;并鼓励他们加入合作社或与林业企业联合经营，通过经营方式的改变减少林业生产活动中带来的收益不确定性，减少损失，增加收益。
第三，基于农户普遍风险规避的心理，保险机构应根据农户的不同禀赋条件设计多元化的森林保险产品，制定差异化定价，优化服务质量，完善理赔程序，帮助农户建立并完善营林风险分散和分担机制。
注释：
① 信贷约束：用以评估农户资金的流动性约束。通过询问农户能否能在一周内借到钱来判断，如果“能”，则代表无信贷约束。 ② 耕地面积：由于农户家庭劳动力数量一定，本文认为在耕地上从事的农业活动和在林地上从事的林业活动间有替代效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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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铁 青）
关键词：农户;风险偏好;林业投入决策
中图分类号：F3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17（2019）05-0055-07
长周期、高风险是森林经营的天然特性，农户是森林经营的主要参与者和风险的直接承担者，因此，农户的营林投入决策受到营林项目风险的重要影响。识别农户的风险偏好，分析农户风险偏好对营林投入决策的影响关系，有助于更为全面地了解农户营林投入决策过程，帮助政策制定者针对农户偏好，设计和推广不同风险等级的林业投资项目，帮助农户认识和接纳风险，促进我国林业的可持续发展。
一、相关理论和文献综述
（一）相关理论
1.前景理论。
行为金融学学家Kahneman和Tverskey在1979年提出了著名的个体风险偏好理论“Prospect Theory”（前景理论）[1]。该理论认为，个体行为是有限理性的，影响人们风险决策的不是财富绝对量，而是财富增量，因此，在个体心中会事先存在一个决策参考点，大多数人对得失的判断往往根据决策参考点来决定;相对于同等规模的盈利，大多个体对损失比对收益更敏感，财富减少的痛苦远大于等量财富增加的快乐，这就是 “损失厌恶”现象;而个体面对风险决策时，往往违背贝叶斯法则，夸大小样本的代表性，呈现“小数法则偏差”，人们购买保险或彩票的动机也正源于此。与此相反，个体也会低估大样本的代表性，造成大概率盈利下的风险厌恶和大概率损失下的风险追逐。因此，个体的风险偏好可用三个系数表示，分别为：
（1）风险厌恶系数（σ）——反映个体的风险厌恶程度，并将个体风险偏好根据σ值分成三组类型：σ=0，代表风险中立型;σ>0，代表风险厌恶型;σ<0，代表风险追逐型。σ值越低，风险厌恶程度越低。
（2）损失厌恶系数（λ）——代表个体的损失厌恶程度。在同样的风险偏好类型下，λ越低意味着个体的损失厌恶程度越低。
（3）非线性加权概率（α）——代表个体决策的主观权重。该概率并非代表事件发生的概率，它既受到事件概率的影响，也受到个体主观因素的影响，表示该事件对前景的影响程度，是事件概率的对数，表现为先凹后凸的非线性概率。
2.道义小农理论。
人类学家斯科特（Scott）提出“道义小农理论”。Scott（1977）在对东南亚农户的研究中发现，满足生计需求是农户的首要目标[2]。因此，农户进行生产时的首要考量因素是生产的安全性，而并非生产效率，从而决定了农户对生产方式和技术的选择。这一研究解释了传统农业中农户的“非理性”行为，被稱为“农户风险回避理论”。
（二）文献综述
1.个体偏好测度的经济学实验。
经济学实验被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的学者们广泛应用于对个体风险偏好的测度。在众多风险偏好的测度方法中，Binswanger（1980）的有序彩票选择设计（OLS）[3]，以及Holt和Laury（2002）的多元价格序列设计（MPL）[4]的运用范围最广。其中MPL设计因其测度的准确性被视为风险偏好测度实验的黄金标准。Tanaka等（2010）同样对MPL设计做出了进一步改进，采用多元价格选择实验法对越南农户的风险偏好进行了研究[5]。该方法的问卷设计和真实货币激励均基于当地农户的收入水平设定，对农户的激励效果最强，能更准确地体现被试农户的偏好情况。Liu（2008）也是用了该方法对中国农户的风险偏好对其种植棉花的技术选择行为进行了研究[6]。Tanaka的多元价格选择实验法是对MPL的改进，其基本理念均源于MPL设计，但激励机制更有针对性且操作过程比MPL设计更加细化，是对MPL设计的进一步完善。因此，本文农户风险偏好相关数据将采用Tanaka的多元价格选择实验法。
2.农户风险偏好对生产决策影响的相关研究。
Binswanger等（1993）发现收入水平仅能维持温饱的农户通常会规避风险较大的生产项目，表现出极度的厌恶风险，因为维持收入是这些农户的首要决策目标。但随着收入的增加，这些农户的风险厌恶程度逐渐减弱[7]。Alvarez等（2006）[8]以及Couture 等（2008）[9]的研究表明风险规避意识强的农户会缩短林木的轮伐周期以降低林业生产中的不确定性因素。
我国学者就风险偏好对农户行为决策的影响也做出了许多相关研究。侯麟科和仇焕广等（2014）认为，农户的风险厌恶程度会影响其对农作物品种的选择[10]。朱臻和沈月琴等（2015）发现，南方集体林区中风险规避型农户乐于按照传统的经营模式配置资源要素，开展森林经营;而风险偏好型农户则更愿意通过林地流转，实现规模化经营[11]。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广东省的南方集体林区为研究区域，随机选择了4个市（湛江市、韶关市、阳江市、清远市），每个市随机选择2个县（区），每个县（区）随机选择2个乡（镇），每个乡镇随机选择20个农户，合计调研农户320户。由于林地的细碎化程度较高，每个农户家庭拥有的林地地块数量不止一个，最后得到林地地块数量合计976块。 （二）变量设定
1.农户风险偏好的变量设定。
前景理论是本文的理论基础，因此，农户的风险偏好将以三个系数表示：风险厌恶系数（σ）、损失厌恶系数（λ）和非线性加权概率（α）。
本文采用Tanaka等（2010）的多元价格选择实验法，根据当地农户2017年人均月收入额，设计一系列的双向选择问题，对样本农户进行经济学实验，用以测度样本农户的以上三个系数值。
2.其他变量设定。
农户的林业投入决策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包括农户个体条件、家庭条件、林地条件、政策因素等[12]。农户个体条件是指农户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健康程度和是否曾担任村干部等农户个体禀赋特征。家庭条件是指农户的家庭劳动力人口数量、非农务工人数、家庭财富、信贷约束①、耕地面积②。林地条件是指林地面积、林地坡度、林地到公路的距离、地块数量（用以衡量林地细碎化程度）。政策因素是指森林种类（是否为公益林）、是否参加林权改革（以是否有林权证衡量）。
农户家庭规模是否对农户林业经营投入决策产生影响尚不确定。有学者认为家庭规模越大，意味着可用于营林投入的劳动力人口越多，當劳动力投入与资本投入之间存在可替代性时，农户就会在森林经营中投入较少的资本[13]。农户家庭的非农务工人数也被认为是影响农户森林经营决策的一个重要因素。还有学者认为非农务工人口越多的农户家庭在森林经营活动中投入更少，因为他们对森林经营收入的依赖程度更低，同时也因为营林劳动力的机会成本更高。当边际成本大于边际收入，农户将减少森林经营活动。然而，也有部分学者认为，非农务工人数越多的家庭在营林阶段投入更多，因为非农收入变成了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因此，该家庭将有可能释放出更多的资本投入森林经营活动，部分农户甚至投入更多的资本来替代短缺的劳动力。
家庭收入水平被认为是影响农户营林投入的重要因素。随着家庭经济水平的提高，农户的生产经营决策将逐步从满足生计安全的风险规避和损失规避型决策向高风险高收益的利润最大化决策转变。资本市场的不完全性也影响着农户森林经营投入的决策，因此，本文使用“信贷约束”的虚拟变量来反映农户从金融机构获得贷款的难易程度。耕地面积对森林经营投入的影响尚不确定，但由于替代性效应的存在，在相同家庭规模的情况下，耕地越多的农户家庭在森林经营上投入的劳动力越少。与此同时，拥有较多耕地的家庭可能拥有更多可支配的农业收入用于森林经营投入。因此，本文将耕地面积也纳入影响农户森林经营投入决策的一个变量。
林地面积的大小被认为是影响农户森林经营投入决策的最重要因素，但是影响的程度及方向尚不能确定。众多学者认为，由于规模经济效应，拥有较少林地的农户倾向于较少的投入。然而，部分学者却认为拥有较少林地的农户的资本投入强度较高[12]。林地的质量和地理位置也是影响农户森林经营投入的重要因素。如果林地的土壤质量较好，或靠近公路或农户家庭，通常能有较高的产出或较低的成本。林地细碎化程度也是影响农户森林经营投入的一个重要因素。大量的研究表明，林地细碎化会抑制农户的森林经营投入[14]。由于公益林限制采伐制度，拥有公益林越多的农户的林地投入越少。稳定和清晰的产权将减少交易成本，从而提高林地预期的收益，因此，对农户的森林经营投入有正向作用。然而，现存的采伐配额制度抑制了农户营林投入的积极性[15]。
综上所述，本文将农户的林业总投入作为因变量，包括造林阶段和抚育阶段的劳动力等价投入和资金投入的综合。同时，本文选择了一系列影响投入决策的因素作为自变量。其中，将农户个体条件和家庭条件统一归类为社会经济变量，将林地条件设为林地变量，将政策因素设为政策变量（见表1）。
（三）模型构建与方法选择
本文用以分析农户风险偏好对林业经营投入决策影响计量经济学模型如下：
其中，finvestij 是指各地块林业经营的总投入。由于林业经营投入的分布显示偏态和重尾，因此，将该指标取对数进行分析。riski 是指农户的风险厌恶系数σ，lossi是指农户的损失厌恶系数λ， probweighti 是指非线性加权概率α。Xi 反映了农户社会经济变量，包括户主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是否担任过村干部、家庭劳动力人口、家庭非农务工人数、耕地面积、家庭财富、信贷约束。Fj 代表林地变量，包括林地面积、林地坡度、林地与公路的距离、地块数量。P 代表政策变量，包括森林类型、是否参加林改（以地块是否拥有林权证表示）。Vv 代表村落固定效应，εij 为残差项。此外， i 代表农户， j代表地块， v代表村落（见表2）。
由于并非所有的农户都会从事林业经营活动，因变量“林业投入”存在大量零值数据（即审查数据），因此，用最小二乘法估计（OLS）会导致选择性偏差。解决该问题的方法有Tobit模型[16]或Heckman两阶段模型[17]。
由于需同时考虑农户“是否进行林业投入”（即是否从事林业生产经营活动）和“投入多少”，因此，选择Heckman两阶段模型研究农户个体风险偏好对其林业经营决策的影响。表3同时显示了OLS和Tobit模型下的回归结果，用以与选择的Heckman模型结果进行对比。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农户风险偏好的经济学实验
本文共访问农户320户，农户的风险厌恶系数σ均值为0.37，风险规避型农户（σ>0）257人，占样本总量的80.16%，风险中立型农户（σ=0）17人，占样本总量的5.31%，风险追逐型农户（σ<0）46人，占样本总量的14.53%，表明大部分农户呈现风险规避的特征。非线性加权概率α的均值为0.78，小于1，意味着被试农户对小概率事件加权过重或对大概率事件加权过轻，违反了贝叶斯法则，非线性加权概率曲线呈现倒S型。损失厌恶系数的均值为3.95，高于发展中国家农户损失厌恶系数λ≈218。 （二）风险偏好对森林经营总投入的影响分析
表3中，Heckman模型结果表明，农户风险厌恶系数对农户林地投入意愿和投入强度均有显著负影响，系数分别为-0.549和-0.352，显著性程度1%。损失厌恶系数对投入意愿影响不显著，但对投入强度有显著负影响，系数为-0.017，显著性5%。非线性加权概率对投入意愿影响不显著，但对投入强度有显著负影响，系数-0.103，显著性10%。以上结果表明风险厌恶和损失厌恶程度越高的农户，林地投入意愿越低，林地投入越少。这可能是由于森林经营具有高风险、长周期的天然弱质性，林木生长周期中会遭遇各种不可预测的自然风险、市场价格风险等，未来收益的不确定性极高[19]。许多研究表明农户并非完全理性，其经营决策并非遵循理性经济人的收益最大化，而是遵循“安全第一”的法则，即损失最小化。基于资金安全性和机会成本的考量，风险规避的农户往往对不确定性较高的经济活动呈现回避的态度，因此，营林意愿不强和营林投入强度较弱。这一结果同其他学者的研究结论相似，如 Liu（2008）研究表明，风险规避型农户会推迟采用新的棉花品种，在已采用新品种的农户中，风险规避型农户会减少新技术的投入[6]。陳新建等（2015）的研究结果表明，农户的风险态度与新技术投入呈负相关[20]。
社会经济变量中，户主年龄与投入强度显著正相关;非农务工人口数量与投入意愿和投入强度显著负相关;信贷约束与投入意愿和投入强度显著正相关;耕地面积与投入强度显著负相关。其可能原因是，由于目前我国林业生产仍以劳动密集型为主，林地的细碎化程度决定了难以实现林业规模经营，因此家中非农务工人口越多，非林业性劳动收入越多，农户从事林业生产的意愿就越低，林业投入越少[21];由于耕地收入对林业收入的可替代性，拥有耕地面积多的农户其营林意愿和投入强度都不高。同时，获得林业资金的难易程度影响了农户从事林业生产的意愿和投入强度。大多研究表明，户主年龄越大营林投入强度越小，但这一结论与本文研究结果并不一致。
林地变量中，林地面积与林业投入强度分别在1%的重要性水平下显著正相关，证实了拥有林地面积越多的农户更愿意进行林业投入;林地坡度与投入强度在1%的重要性水平下显著负相关，表明拥有的林地越陡峭，农户的林业投入越少。林地距公路的距离与林业投入意愿在1%的重要性水平下负相关，说明了林地离公路越远，农户从事林业生产的意愿越低。而地块数量的多少并未与投入意愿和投入强度出现明显的相关关系。
政策变量中，林地类型与投入意愿均在1%的重要性水平下呈现显著的负相关，表明公益林农户的投入意愿和投入强度显著低于非公益农户，这与我国限制公益林采伐的森林分类管理制度有关。是否拥有林权证与投入强度在10%的重要性水平下正相关，说明确权发证的农户由于林地产权明晰，其营林积极性更高，更愿意在林地上投入更多，表明林权改革有助于增加农户的林业投入。
（三）稳健性检验
在上述回归分析的基础上，将社会经济变量、林地变量、政策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对Heckman模型中风险偏好对林业投入强度的影响进行稳健性检验（见表4）。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考虑到并非所有的受访农户都是户主，而通常户主在家庭经营决策中占主要位置，因此，非户主的风险偏好对其家庭森林经营决策影响可能不大，因此，剔除了其中非户主的被试农户（见表4列1）。
第二，考虑到家庭年收入可能具有一定波动性，而家庭资产总额是农户家庭历年收入的最终体现，因此，用家庭资产额代替家庭年收入作为家庭财富的代理变量，对Heckman模型再次进行回归（见表4列2）。
所有模型的结果都显示，风险厌恶系数和损失厌恶系数均对林地投入强度有负向影响，表明研究结果是稳健的。
四、建议与对策
农户并非完全理性，大部分农户都是风险厌恶型，农户的风险程度、损失厌恶程度和对事件判断的主观概率均会对其从事林业生产的意愿和林业投入强度产生重要影响;风险厌恶型的农户其林业生产决策往往脱离理性经济人的“收益最大化”原则，他们往往对损失更为敏感，资金的安全性或“损失最小”才是其首要考量因素。这一发现有着重要的政策涵义。
第一，林业具有高风险、长周期的天然弱质性，却是兼具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重要产业。从农户风险偏好的视角分析影响农户营林生产积极性的因素，可以从经济学和心理学视角充分挖掘激励农户林业生产积极性的原因，既能充分激励农户投身林业，促进我国林业的多元化和可持续发展，更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和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举措。
第二，在集体林权改革的配套改革中，应综合考虑农户的资源约束和风险偏好，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应的政策，积极引导农户认识不同风险等级的林业投资项目，认识风险和收益之间的关系。例如，对于风险追逐型的农户，他们对风险和损失的敏感度相对较弱，可向他们大力推广新树种、新的森林培育技术，加大林产品期货和森林碳汇期货等新型金融产品的宣传，通过期货等新型金融产品对冲由于林业高风险、长周期的天然弱质性引发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给农户带来的损失，提高农户收入。再用这些人的成功经验去感染身边的其他农户，对周边农户的林业生产积极性产生辐射效应。针对风险中立和风险规避型农户及其禀赋特征，可向其推广森林保险，分散营林过程中因自然灾害、病虫害、火灾带来的风险;并鼓励他们加入合作社或与林业企业联合经营，通过经营方式的改变减少林业生产活动中带来的收益不确定性，减少损失，增加收益。
第三，基于农户普遍风险规避的心理，保险机构应根据农户的不同禀赋条件设计多元化的森林保险产品，制定差异化定价，优化服务质量，完善理赔程序，帮助农户建立并完善营林风险分散和分担机制。
注释：
① 信贷约束：用以评估农户资金的流动性约束。通过询问农户能否能在一周内借到钱来判断，如果“能”，则代表无信贷约束。 ② 耕地面积：由于农户家庭劳动力数量一定，本文认为在耕地上从事的农业活动和在林地上从事的林业活动间有替代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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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铁 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