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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承“五四”的新文化流风,下开中西沟通之门户,林语堂的一生成就,反映中国面对西方文化冲击,在文化、历史、社会、生活上的各种歧异、扭曲与自得,仿佛中西合璧,又仿佛负隅抵抗,形同复杂的矛盾综合体。但林语堂的独到之处,在于乐于享受矛盾,戳破矛盾,与中西矛盾共生,在小处做大文章,使他成为中国文坛上最难形容与归类的大师。
享誊西方文坛 奠定大师地位
林语堂于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10月10日生于福建省龙溪(漳州)县。父亲林至诚是长老会牧师,从鼓浪屿的教会中学寻源书院毕业后,林语堂进入上海知名英文学校圣约翰大学,大二时以英文短篇小说赢得学校金牌奖;取得学士学位后获聘为清华大学英文教师。1919年,他与厦门富商廖悦发次女廖翠凤完成婚礼,并申请到清华的半官费奖学金,携妻赴美深造,取得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硕士学位和德国莱比锡大学语言学博士学位。
林语堂二十九岁获博士学位,随即担任北京大学英语系教授,又兼北京师范大学英语系讲师,并开始以“语堂”之名发表文章。第二年他将英文的humour译为“幽默”,为中国“幽默”一词出现之始。
1926年,林语堂兼任北平女子师范大学教授及教务长时,与鲁迅密切往来,同为《语丝》杂志写稿。因赛珍珠(Pearl S.Buck)的鼓励,林语堂立下以英文写作、忠实地将中国面貌引介给西方的宏愿,花费一年时间,撰写《吾国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一书,1935年交由赛珍珠协助出版。这部英文著作让林语堂享誉欧美文坛,也开启了他生命的另一扇窗。
1936年,抗战前,林语堂举家赴美,原先打算停留一年后返回北京,但因避战火,全家长期滞美。旅美期间,林语堂致力于写作。在赛珍珠的全力推介下,《生活的艺术》一书大为畅销,使他在西方社会声名大噪。林语堂离开上海前,曾为搭救被国民党拘禁的牛兰夫妇,与宋庆龄等人筹组民权保障同盟;也曾与鲁迅、巴金、郭沫若、茅盾等人,联署知名的《文艺界同仁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主张不分新旧派别,为抗日战争而结合,并争取言论自由。林语堂曾说,《京华烟云》是为“纪念全国在前线牺牲的勇男儿”。林语堂强调,作家在国难当头时报国的唯一方式,还是用笔锋宣传爱国的精神,这比在国内躲警报要重要得多。此书叙述家族悲欢离合,以八国联军进北京的逃难开头,以日军入侵的逃难结尾,寓意深远,深受海外好评。只是林语堂一度托郁达夫将全书译成中文却未果,反倒是日译本先行问世。
抗战期间,《京华烟云》的姐妹作《风声鹤唳》亦迅速出版。
情归祖国宝岛
抗战时期,许多自由派学者、文人期待中国能出明君,带领国家摆脱亡国命运。蒋介石的声望与分量,正是这群人的希望所系。胡适、傅斯年如此,林语堂也不例外。
1940年在日军猛烈轰炸时,林语堂访问重庆,不仅晋见蒋介石夫妇,也接受蒋介石侍从室顾问的职务,以国府官员身份常驻美国。他虽未支薪,但从此与国民党政权的关系日益密切。1943年归国访问,他随宋子文同搭一机,备受外界质疑。
1954年8月,林语堂应华侨陈六使与南洋大学执行委员会之邀赴新加坡,就任兴建中的南洋大学校长。办校期间,先因为建筑与办校经费吵吵嚷嚷一阵子,继而政治气氛日趋紧张,从而衍生一连串争议。1955年4月1日,林语堂和教授集体辞职。南洋大学事件让林语堂耿耿于怀,且终其一生对于无法将南洋大学建成一所具有国际水准的大学感到不平。
直到1958年10月,林语堂伉俪应台北“中央日报社社长”、昔日厦门大学学生马星野之邀,首度赴台湾,这距离他上次返回中国土地已十四年。为表示对林语堂的推崇,蒋介石当天派出何应钦、蒋梦麟、罗家伦和曾虚白等政界、学术界人士数百人接机,另有厦门大学校友会、圣约翰大学同学会与林氏亲友多人。第二天出刊的报纸形容,为林语堂接机是继胡适之后,欢迎学术界人士最热烈的一次。
虽然是第一次赴台,但台湾的闽南乡音,让林语堂难忘,情不自禁透露出期盼叶落归根,希望在阳明山觅地终老的心愿。1966年6月返台定居台北市郊风景秀丽的阳明山上,建筑风格是林语堂年轻时梦想的上海楼房形象。在这里,最让他欣慰的是,可以听到亲切的闽南话。他曾经形容这座宅院:“宅中有园,园中有屋,屋中有院,院中有树,树上有天,天上有月,不亦快哉!”右边的书斋“有不为斋”,是他著作阅读的地方;阳台是林语堂常停留的地方。吃完晚饭,他最喜欢坐在桌旁的藤椅上,口含烟斗,欣赏夕照沉没于观音山际。
连接东西方文化的使者
在文学的创作上,林语堂主张文章须以“清楚通顺”为第一,不要求摩登,不要讲洋化。与大多数中国文学家不同之处,林语堂旅居海外三十余年间,不但作品数量惊人且丰富,而且大部分是以英文写作的小说、传记、散文或中国名著的英译,这也让他成为海外知名度最高的中国文学家之一。
除《生活的艺术》(The Importance of Living)这本畅销书外,他的三大小说——《京华烟云》(Moment in Peking)、《风声鹤唳》(Leafin the Storm)、《朱门》(The Vermilion Gate),也在美国洛阳纸贵。介绍中国和印度古代经典的《中国印度之智慧》(The Wisdom of China and India),更被美国的大学列为教科用书。林语堂说,他最偏爱的英文著作,是历时三年完成的《苏东坡传》(The Gay Genius,The Life and Times of Su Tungpo)。
林语堂来台定居后,转而回到中文领域创作。在“中央社”社长马星野力邀下,林语堂于“中央社”开辟专栏撰文,后集结而成《无所不谈》第一、二集;又出版《平心论高鹗》,讨论《红楼梦》后四十回真伪问题,肯定了高鹗在续成《红楼梦》上的努力与成就。他在轻微中风之后,于香港中文大学主持编纂完成《当代汉英辞典》,其中采用的“上下形减字法”,在台湾取得专利;他还参与世界中文报业协会三千常用字的研订工作。
1972年10月,耗费五年、厚达一千七百五十页的《林语堂当代汉英辞典》出版,林语堂将此视为著作生涯的巅峰之作。1975年,林语堂被选为世界笔会副会长,同年以《京华烟云》获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
1976年3月23日,林语堂因胃出血送人香港玛丽医院,后因并发肺炎、心脏病突发,于3月26日晚间病逝于香港。4月1日移灵台北,一部《圣经》伴随,长眠于阳明山故居“有不为斋”后园中,享年八十二岁。墓碑由挚友、国学大师钱穆题字。
在浪漫之外,现实中,林语堂是极少数成功将中华文化介绍至西方的中国学人。早在青年时代,林语堂即将萧伯纳的《卖花女》译成中文;又由于林语堂学贯中西,不仅能以英文创作,还以英文形式将中国古典名著介绍给西方读者,他曾被西方社会誉为除孔夫子外,另一位最广为西方人认识的中国文人。
论林语堂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应如美国《纽约时报》报道他逝世消息时所述:“林博士以渊博的西方知识,导引他的国家和人民旧有观念现代化。”又如日本《每日新闻》所形容:林语堂“对于让外国人了解中国以及中国文化,所作的贡献超越十名大使的价值”。更有人称许他最擅长“向西方人讲中国文化、向中国人讲西方文化”。
“酒店关门时,我就走”,林语堂生前十分欣赏英国首相丘吉尔这句话。他认为,人生在世好比在小酒店独酌,但是酒店总要关门。他曾说,“生命的目的就是要享受人生”;人“终必一死,终于会像烛火般熄灭”,不过更重要的是,人“虽然知道生命有限,仍能决心明智地、诚实地生活”。这就是林语堂式的豁达。
享誊西方文坛 奠定大师地位
林语堂于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10月10日生于福建省龙溪(漳州)县。父亲林至诚是长老会牧师,从鼓浪屿的教会中学寻源书院毕业后,林语堂进入上海知名英文学校圣约翰大学,大二时以英文短篇小说赢得学校金牌奖;取得学士学位后获聘为清华大学英文教师。1919年,他与厦门富商廖悦发次女廖翠凤完成婚礼,并申请到清华的半官费奖学金,携妻赴美深造,取得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硕士学位和德国莱比锡大学语言学博士学位。
林语堂二十九岁获博士学位,随即担任北京大学英语系教授,又兼北京师范大学英语系讲师,并开始以“语堂”之名发表文章。第二年他将英文的humour译为“幽默”,为中国“幽默”一词出现之始。
1926年,林语堂兼任北平女子师范大学教授及教务长时,与鲁迅密切往来,同为《语丝》杂志写稿。因赛珍珠(Pearl S.Buck)的鼓励,林语堂立下以英文写作、忠实地将中国面貌引介给西方的宏愿,花费一年时间,撰写《吾国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一书,1935年交由赛珍珠协助出版。这部英文著作让林语堂享誉欧美文坛,也开启了他生命的另一扇窗。
1936年,抗战前,林语堂举家赴美,原先打算停留一年后返回北京,但因避战火,全家长期滞美。旅美期间,林语堂致力于写作。在赛珍珠的全力推介下,《生活的艺术》一书大为畅销,使他在西方社会声名大噪。林语堂离开上海前,曾为搭救被国民党拘禁的牛兰夫妇,与宋庆龄等人筹组民权保障同盟;也曾与鲁迅、巴金、郭沫若、茅盾等人,联署知名的《文艺界同仁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主张不分新旧派别,为抗日战争而结合,并争取言论自由。林语堂曾说,《京华烟云》是为“纪念全国在前线牺牲的勇男儿”。林语堂强调,作家在国难当头时报国的唯一方式,还是用笔锋宣传爱国的精神,这比在国内躲警报要重要得多。此书叙述家族悲欢离合,以八国联军进北京的逃难开头,以日军入侵的逃难结尾,寓意深远,深受海外好评。只是林语堂一度托郁达夫将全书译成中文却未果,反倒是日译本先行问世。
抗战期间,《京华烟云》的姐妹作《风声鹤唳》亦迅速出版。
情归祖国宝岛
抗战时期,许多自由派学者、文人期待中国能出明君,带领国家摆脱亡国命运。蒋介石的声望与分量,正是这群人的希望所系。胡适、傅斯年如此,林语堂也不例外。
1940年在日军猛烈轰炸时,林语堂访问重庆,不仅晋见蒋介石夫妇,也接受蒋介石侍从室顾问的职务,以国府官员身份常驻美国。他虽未支薪,但从此与国民党政权的关系日益密切。1943年归国访问,他随宋子文同搭一机,备受外界质疑。
1954年8月,林语堂应华侨陈六使与南洋大学执行委员会之邀赴新加坡,就任兴建中的南洋大学校长。办校期间,先因为建筑与办校经费吵吵嚷嚷一阵子,继而政治气氛日趋紧张,从而衍生一连串争议。1955年4月1日,林语堂和教授集体辞职。南洋大学事件让林语堂耿耿于怀,且终其一生对于无法将南洋大学建成一所具有国际水准的大学感到不平。
直到1958年10月,林语堂伉俪应台北“中央日报社社长”、昔日厦门大学学生马星野之邀,首度赴台湾,这距离他上次返回中国土地已十四年。为表示对林语堂的推崇,蒋介石当天派出何应钦、蒋梦麟、罗家伦和曾虚白等政界、学术界人士数百人接机,另有厦门大学校友会、圣约翰大学同学会与林氏亲友多人。第二天出刊的报纸形容,为林语堂接机是继胡适之后,欢迎学术界人士最热烈的一次。
虽然是第一次赴台,但台湾的闽南乡音,让林语堂难忘,情不自禁透露出期盼叶落归根,希望在阳明山觅地终老的心愿。1966年6月返台定居台北市郊风景秀丽的阳明山上,建筑风格是林语堂年轻时梦想的上海楼房形象。在这里,最让他欣慰的是,可以听到亲切的闽南话。他曾经形容这座宅院:“宅中有园,园中有屋,屋中有院,院中有树,树上有天,天上有月,不亦快哉!”右边的书斋“有不为斋”,是他著作阅读的地方;阳台是林语堂常停留的地方。吃完晚饭,他最喜欢坐在桌旁的藤椅上,口含烟斗,欣赏夕照沉没于观音山际。
连接东西方文化的使者
在文学的创作上,林语堂主张文章须以“清楚通顺”为第一,不要求摩登,不要讲洋化。与大多数中国文学家不同之处,林语堂旅居海外三十余年间,不但作品数量惊人且丰富,而且大部分是以英文写作的小说、传记、散文或中国名著的英译,这也让他成为海外知名度最高的中国文学家之一。
除《生活的艺术》(The Importance of Living)这本畅销书外,他的三大小说——《京华烟云》(Moment in Peking)、《风声鹤唳》(Leafin the Storm)、《朱门》(The Vermilion Gate),也在美国洛阳纸贵。介绍中国和印度古代经典的《中国印度之智慧》(The Wisdom of China and India),更被美国的大学列为教科用书。林语堂说,他最偏爱的英文著作,是历时三年完成的《苏东坡传》(The Gay Genius,The Life and Times of Su Tungpo)。
林语堂来台定居后,转而回到中文领域创作。在“中央社”社长马星野力邀下,林语堂于“中央社”开辟专栏撰文,后集结而成《无所不谈》第一、二集;又出版《平心论高鹗》,讨论《红楼梦》后四十回真伪问题,肯定了高鹗在续成《红楼梦》上的努力与成就。他在轻微中风之后,于香港中文大学主持编纂完成《当代汉英辞典》,其中采用的“上下形减字法”,在台湾取得专利;他还参与世界中文报业协会三千常用字的研订工作。
1972年10月,耗费五年、厚达一千七百五十页的《林语堂当代汉英辞典》出版,林语堂将此视为著作生涯的巅峰之作。1975年,林语堂被选为世界笔会副会长,同年以《京华烟云》获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
1976年3月23日,林语堂因胃出血送人香港玛丽医院,后因并发肺炎、心脏病突发,于3月26日晚间病逝于香港。4月1日移灵台北,一部《圣经》伴随,长眠于阳明山故居“有不为斋”后园中,享年八十二岁。墓碑由挚友、国学大师钱穆题字。
在浪漫之外,现实中,林语堂是极少数成功将中华文化介绍至西方的中国学人。早在青年时代,林语堂即将萧伯纳的《卖花女》译成中文;又由于林语堂学贯中西,不仅能以英文创作,还以英文形式将中国古典名著介绍给西方读者,他曾被西方社会誉为除孔夫子外,另一位最广为西方人认识的中国文人。
论林语堂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应如美国《纽约时报》报道他逝世消息时所述:“林博士以渊博的西方知识,导引他的国家和人民旧有观念现代化。”又如日本《每日新闻》所形容:林语堂“对于让外国人了解中国以及中国文化,所作的贡献超越十名大使的价值”。更有人称许他最擅长“向西方人讲中国文化、向中国人讲西方文化”。
“酒店关门时,我就走”,林语堂生前十分欣赏英国首相丘吉尔这句话。他认为,人生在世好比在小酒店独酌,但是酒店总要关门。他曾说,“生命的目的就是要享受人生”;人“终必一死,终于会像烛火般熄灭”,不过更重要的是,人“虽然知道生命有限,仍能决心明智地、诚实地生活”。这就是林语堂式的豁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