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钱元强刚刚考上了北京大学。祖父钱端升要去见一个老朋友，叫钱元强一同前往。这位老朋友是80多岁的金岳霖先生，跟祖父的友谊已经持续了半个多世纪。钱端升是著名的政治学家，早年留学美国，抗战爆发后拒绝了政府的任职邀请，担任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和政治学系主任。
　　钱大都是钱端升的长子，现已82岁。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时，他被调离了北京大学，结束了与这所大学长达25年的联结。
　　仿佛冥冥之中自有安排，这个家庭在上世纪80年代重新与北京大学结缘。在那个自由精神重新显形的理想时代，钱元强进入了这所崇尚包容与独立的高等院校，并且选择了祖父打了一辈子交道的政治学科。同时，钱端升也被北大聘为兼职教授。钱元强的研究生导师赵宝煦正是40年代钱端升在北大执教时的学生。
　　2006年，钱元强回到北大，目前担任该校某研究中心副主任。这个家庭祖孙之间与北大完成了一次精神的回响。

联大精神的典范

　　父亲钱端升开始在西南联大任教的时候，钱大都刚两岁，那是1938年。日军的空袭扰乱了正常的教学和生活，很多教授搬到了昆明的乡下。钱端升一家住在郊区的龙头村，邻居有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还有金岳霖。

　　后来，因为“飞虎队”的空中制衡，昆明逐渐从日军的空袭威胁中解脱出来，钱端升一家搬到了城里。作为学者，钱端升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严谨。他早年留学美国，英文很好。钱端升教授宪法和近代政治制度。除了教学，他也经常参与学校事务的管理和决策。他是北大法学院院长和政治学系主任，也是几位副教务长之一。钱端升还是国民参政会参议员。这样的特殊身份让他能够将自己的理想从课堂延伸到庙堂，同时应对官方和校方之间的拉锯，保持教育和学术的独立。这是北京大学一直以来的精神基础。
　　1939年，罗隆基被中央研究院负责人傅斯年推荐进入西南联大执教。素来看重教师身份的钱端升担心罗隆基无心教学，会草率应付教书任务，便申请辞去院长和系主任的职务，以示反对。两年之后，罗隆基又因对国民党的激烈批评被校方解雇，钱端升同样感到气愤，又一次扬言要“辞去教授职务，抗议对学术自由明目张胆的亵渎”。“如果政府事事要统制，课程要统制、教材要统制、教授学生的思想要统制……徒然使大学成为一所工厂。”钱端升在文章《大学往何处去》里写道。这篇文章发表在1940年的《今日评论》上。《今日评论》由钱端升发起，联合多位教授和学者，在1939年创立，成为知识分子发声的一个重要平台，对时局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今日评论》是思想独立、自由表达、容忍异议的显著典范，而这些原则正是联大的精神基础。

五四的回声

　　抗战胜利之后，内战和专制的阴影挥之不去，国民政府对于五四精神传统的态度发生转变。很多知识分子走出象牙塔，进入到十字街头的抗争中，钱端升便是其中的一位。
　　到1945年11月，国共内战已经打响，和平与民主成为了社会各界的主要诉求。11月25日晚，昆明的大学师生在西南联大举办时事晚会，钱端升和费孝通等四位教授发表演讲，呼吁停止内战，建立联合政府。云南省政府出动军警，钱端升演讲的过程中出现了枪响，但他并没有停下。事后有学生回忆，“这一幕，理应是联大校史上最令人神往的一夜，它让我懂得了什么是人的尊严，什么是知识分子的尊严。”
　　1946年12月，钱端升已经离开昆明，回到北平，任北大校务委员会委员之一。当月发生了驻华美军士兵强奸北大女生沈崇的事件，社会各界群情激奋。时任北大校长胡适召开校务会议。钱端升等十多位校务委员“低头沉默，一言不发”，以此向胡适施压，让他做出表态。
　　对于五四精神传统的坚持态度是知识分子与官方意识形态进行抗衡的另一种方式。1939年，国共双方同时将5月4日定为了青年节。国民政府在1942年将青年节与五四脱离开来。钱端升既是五四运动的直接参与者，也是北京大学知识分子群体的代表。1947年，5月4日被定为北大校友的返校节。当时，他接受《大公报》记者的采访，回忆自己参与1919年学潮时的情形，并表达了对国民政府刻意淡化五四的不满。

精神传统的改造

　　1949年10月1日下午，钱端升以社会科学界代表的身份，登上了天安门的城楼。当晚，他用“欣喜”和“光荣”形容自己的心情。
　　当年6月，北大法学院组织“新思想新政策研究会”，学习内容包括新民主主义理论、历史唯物论等。不久，钱端升便开了新民主主义论的课程。1951年，马寅初担任北大校长，开展北大教员的政治学习运动。9月，周恩来应北大之邀，为京津高校教师作了报告。
　　11月，钱端升跟随中央土地改革工作团到四川大邑县观摩土地改革，回来后，他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表示要全盘否定原先的立场，称自己为“旧知识分子”，承认存在多种问题。他将反思和检讨的范围扩大到北京大学的精神传统上来：“要承继‘五四’的光荣传统，我们教师们首先应当分清‘五四’运动的革命思想和‘五四’右翼分子的反动思想。”1952年，改造运动在北大继续深化，“自我检讨”“思想检查”等成为政治生活的主要部分。
　　1952年暑假，时任北大法学院院长的钱端升接到任务，负责组建北京政法学院，担任筹备委员会主任，为新中国培养政法方面的人才。最初在沙滩红楼办学，师资主要来自北大和清华等院校，其中来自北大的教授占了绝大多数。钱端升对于离开北大，心有不甘。而之后的五年之中，作为院长的钱端升与掌握实权的革命干部之间发生了很多矛盾。
　　矛盾在1957年爆发了。这一年，北京政法学院开始了针对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整风运动，钱端升作了坦率的发言，对学院里的官僚和宗派现象进行了批评。但风向很快发生转变，整风运动演变成了反右运动，钱端升被错划为“右派”，职务被撤销，课堂不让进，连北大的老朋友也不让见。
　　1973年，在周恩来的关照下，钱端升从磨难的阴影中脱离出来。他选择去外交部担任顾问。

旧路新途

　　现在，钱大都已经82岁了。家里本来并不希望钱元强读文科，以免有“不测风云”。然而，家庭的耳濡目染还是让钱元强对政治科学产生了兴趣。1983年，他还是走上了祖父的“老路”，进入北京大学，成为了国际政治系政治学专业的学生，还积极参加社团活动，做了政治学研究社的社长。研究生阶段，钱元强跟着导师赵宝煦，研究方向是当代中国政府，重点是政治体制改革。对于北大的生活和学风，钱元强印象最深的是学生之间那种“侃大山”的习惯。宿舍里天天都谈笑风生，经济系、法律系、社会学系以及政治系的同学都来聊天。
　　1990年，钱端升去世。他留了遗嘱，决定将珍藏的三千多本图书捐赠出去。在钱元强和其导师赵宝煦的牵线下，图书最终捐赠给了北大政府管理学院图书馆。后来在钱大都的争取下进入北大图书馆。
　　钱元强于上世纪80年代末留学澳大利亚，开拓新的学术思路。他接受的政治学教育更偏重经济金融对政治的影响。在国外待了十年之后，他回到中国，紧跟时代潮流，参与创业，在当时还属于最前沿的互联网企业担任高管。2006年，他又回到了北京大学，在政府管理学院任职。
　　时代也给这所学校带来了很大的变化。“我们那一代人的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更多一点，为国家民族分忧的考虑多一点；现在的学生视野比以前更广了，同时也更务实了，从自己角度出发的东西多一点。这也谈不上好坏，就是一种变化。无论如何，现在的学生还是继承了北大的传统，比如独立思考的能力。”
　　像是绕了很远的路，钱元强又回到了这片祖父留下很多足迹的精神园地。这个家庭与这所校园之间曾經有过的断裂与撕扯，但精神传统的暗火仍然会于必要的时刻再次燃起，为一切赋予新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