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学生时代前后不过九年，正所谓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由低级学校跨上高级，又一向采用“躐等”方式。我的学生时代终身难忘。
　　一开口便闹笑话
　　小学以前，我以为应该先从私塾叙起。像我这样一个出生于由农民变为官吏，保守习惯十分坚强的家庭的女孩，先就谈不上教育权利，那只是男孩的专利品。当时，中国正在维新的时代，家长们折衷于“女子无才便是德”和女子也不妨略为识字的两个观念之间，父亲于县署幕友所居一幢屋子里，收拾出一间简陋的书斋，请了个原在署中当幕友的老年本家，教我與姊妹念书习字。那位老先生论行辈是我们的族祖，虽说从前也进过学，学问却很有限，教书时遇有难字总懒得翻字典，只随便捏造一个音读，或者仅读半边，他会把虫豸的“豸”字读成“兽”字，寒风凛冽的“凛”字读成“禀”字。从这样一位老师传授衣钵，我们学业成绩之如何也可想而知了。所以我们也装了一肚皮别字，那怕我后来读书能由上下文认识某个字的意义，那怕我后来能做出数百字的诗，数千字的文，并能写出整本著作，但不能开口，一开口便要闹笑话。直到当了国文教师才逐渐矫正。
　　耳朵听来不大可靠的知识
　　在私塾两年，我读了一本三字经，一本千字文，一部女四书，老师上完就了事，从来不肯替我讲解半句，所以除了模糊认识千余字以外文理一窍不通。但到了第二年的下半年，新式学堂的风气也侵入了我们这古老家庭。我的年轻叔父和哥哥弟弟们已在四书五经功课外添了英算史地，和为合乎这时代教育需要而产生的国文教科书，于是便有一本新式教科书到了我们书斋里。老师授完了汤头歌诀和本草纲目之后（当时认为女孩儿们读书时期短，应该尽可能灌输一点实用知识），每天午后便讲解一课教科书。
　　这部书叫什么名目现已完全记不起，但据我现在的回想，似基督教会所编。因为其中夹杂一两节圣经上的文句，如灯应放在台上普照世人而不应放在斗下之类，但大部分是伊索寓言里的小故事。我虽然没有权利同读这书，但我的耳朵却是自由的，一面在距离先生教桌丈余之遥的小桌上练习描红大楷，一面想着心思，竖起耳朵，追逐先生的讲解。那些龟兔赛跑；狐狸吃不着葡萄便怪葡萄酸；贪馋的狗衔肉过桥，因抢夺自己影子之所衔，而失却原有口中之物等等，对于一个一向只知背诵着莫名其妙的“人之初，性本善”、“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的孩子是何等趣味深长啊！当放学之后，我独自留在书斋里，翻开那本教科书，借助于书里插图，寻出先生才讲过的那一课，用耳朵所听见的白话解释，印证书上之乎也者的文理，居然十得八九。于是我对于文义的了解，引起了迫切的要求，竟大着胆请先生也替我讲解所读的功课，屡次都被严厉拒绝。一天，我真忍不住了，对他说道：“先生，教书是应该言的，你不知道：‘教不言’是‘师之惰’吗？”虽然我用耳朵听来不大可靠的知识，错把“严”缠作“言”，但先生意想不到一个七岁的孩子居然能活用三字经里的言语对他讥讽，睁大了眼睛很惊奇地望着我，接着想到此种“刁风”之决不可长，和教师尊严之不得不维持，但拍案大怒起来，把我痛骂了一顿。从此他就把我认为一个小叛徒，一个刁钻古怪的鬼精灵，很长一段时间，不给我以丝毫温和颜色。
　　书里的世界如此广大
　　两年以后，先生以老病辞幕返里。我们由书斋回到闺阁，抹粉调脂，描鸾刺凤，过着那个时代女孩儿正经生活，与其说小姐，实则是丫头的生活。我以既不善服勤为祖母所嫌，对于女红又毫没兴趣，不知从哪里拾来了一两册残缺不全的征东传和西游记，模模糊糊地读下去，认不得字或应用以前老师传授我们“认字认半边，不怕跑上天”的秘诀，或写在一张纸上等叔父们或哥哥们未到“上房”时请教他们。不久我便由现实的世界，逃入书中的世界。
　　书中很亲切地认识了薛仁贵、尉迟恭、孙行者及猪八戒性格。常常以孩子的天真，孩子丰富的同情，为书里的英雄欢欣或流泪。我的现实世界所遇无非是祖母的呵斥，一般人的冷淡与歧视（旧时代的女孩儿本是卑贱得同路旁野草一般，人人可以践踏），这个世界对于我们是冷酷的，然而书里的世界如此广大，比较温暖，至少是自由的。所以我沉溺于其间而不愿出来了。渐渐由白话而文言，读聊斋志异及其他笔记式的小说，又进而读风行当时的林译小说。当我十一二岁时候就能模拟林琴南先生的笔调写了一厚册日记。其中不乏一段自成起讫的活泼清新的小品散文。可惜这本日记后来被自己扯碎烧却了，不然也算得我童年时代一部忠实的生活记录。
　　（未完待续）
　　苏雪林（1897—1999），原名苏梅，字雪林。出生于浙江省瑞安县丞衙门里。杏坛执教50载，先后在沪江大学、安徽大学、武汉大学执教。后到台湾师范大学任教授。此文原载1942年4月《妇女新运》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