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有大量的文字在谈论阎锡山的不足。比如说他的迷信、封建意识、算计等。如果我们设身处地，或许会对阎锡山抱以同情。如他自喻“在三颗鸡蛋上跳舞，踩破哪一颗都不行”。当时，在共产党、国民党、日本三股势力的交错下，他已经做得相当不错了。当时的山西能最大限度地吸引人才，因为他“知人善任”、“赏罚严明”、“先求诸己而后求诸人”。
　　在阎锡山的精神世界里，最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谨慎和忧患意识。阎锡山少年时经历过世态炎凉。十几岁时，父亲阎书堂开的钱铺倒闭，欠下一屁股债，父子两人只好外出躲债。那时的阎锡山还叫万喜子，曾提着盒子走街串巷，遇人小声问：“买饼子吗？”发达后，还有人编派了俏皮话：“万喜子卖饼子——不敢吆喝。”
　　忧患伴随了阎锡山一生，他始终在强人和强势政治面前讨生活。从袁世凯、蒋介石，到日本人，他都应付过来，而且化压力为修身财富。这种忧患也许让他显得迷信，比如他的内室设有香堂，常找算命的来问祸福。抗战前有一次，蒋介石要来山西，为在哪里迎接，阎锡山可是费了一番心思：在运城，就是“运成”；最后选在了介休——让蒋介石“休”了才好呢。
　　他的忧患和谨慎也让他一度失去理智。在国共决战之际，阎锡山特地招待美国驻太原的新闻记者。桌上摆着500颗毒药，门外停着一口棺材，对记者说：“咱阎某决心死守太原，如果失败，咱就和咱的干部们饮此毒药，同归于尽。”还令侍从给他物色一个日本人，随身带枪，事到临头将他打死——“这个任务非日本人不能完成，你们是无勇气下手的。”
　　不过，大体说来，阎锡山仍是理性的。他的忧患使他在革命年代里活得踏实，活得精彩。在其部下和同僚眼中，他是一位儒雅之将。曾任国民党党内要职的刘健群回忆：“阎先生绝不会有狂笑的时候，他像一位道学老夫子，炉火纯青，无一丝一毫浮躁的火气……”
　　在经过一个世纪的革命思潮冲撞之后，中国人大多认同了改良的方式，认同了“中道”。可以说，阎锡山是一个先知先行者。
　　考察阎锡山的一生，他是有根柢之人。史学家曾概括19世纪末以来的中国文化关键词，有“心碎”、“嫉羡”等，因为中西文明的融汇如此不平等，在西方的强势冲击下，中国从道德、器物到文章都相形见绌……连孙中山都曾激愤地说：“我中国近代文明事事皆落人之后，惟饮食一道之进步，至今尚为文明各国所不及。”
　　但阎锡山作为一省大员，却没有这种“时代病灶”。他知道中国社会落后的情形，也独特地理解着中国文化。1924年，到太原访问的印度诗人泰戈尔问阎锡山：“东方文化是什么？”阎锡山回答：“是中。”泰戈尔又问：“什么是‘中’”？阎锡山说：“有‘种子’的鸡蛋，那‘种子’即是‘中’；宇宙、造化都把握了这个‘中’。”泰戈尔问：“我们此行经过上海、天津、北京，为什么见不到一点中道文化的痕迹？”阎锡山说：“就是太原也找不到了，你们想要找，去乡间还可以找到一点。”
　　1960年，阎锡山病逝。他生前就挑选了墓地，墓前有个巨大的“中”字，象征着其人生哲学——“发于仁，归于中”。（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