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西画家中，我认识不少外省人。姚天沐先生是其中之一。我后来到外省去，总不免想到古往今来，山西人跑到外省终成大器的人，如王勃、柳宗元等。也想到许多在山西待过一段时期的外省人，比如许多插队学生，多半一遇时机，就赶紧跑掉。从经济条件和政治文化观念，山西这一片腹地，似乎不及与腹地相对的边地给人发展的余地。作家蒋韵在她的一篇文章中说过，“我的城市（太原），年轻的孩子们，几乎人人怀揣着一个梦想，那就是，有一天能远走高飞离它而去。”其实，早在1926年，离山西而去的老画家力群，在上海给家乡朋友的信中，就这样写道：“我不得不带着脱网的鱼似的欢喜，来听你向我诉说我也愿听的故乡近况。”（力群致温一斋）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山西高天厚土，是孕育中华文化的地方，是大文豪的输出地，也是“真龙”的输出地，但这一番孕育的内涵很不易理解，有血性的年轻人，往往以离开腹地为己任，趁年轻闯江湖。好像山西仅仅是个子宫，不可久留。其实这个了不起的子宫，是需要一番历练才能懂得的地方，而姚天沐先生等画家，年纪很轻就被“分配”来了。带着一种外地人的眼光，努力认识并了解这片土地，从看去很无趣，到渐渐有些意思，最后看明白，要经过多复杂的过程！
　　2015年8月，姚天沐先生辞世于山西，这位生长在闽南金三角侨乡莆田仙游的“外省人”，成为山西的出类拔萃之辈。他成批的作品，一直在吟咏山西，这些出色的作品，流传于世，许多为中外顶级艺术品馆收藏，从而永载史册。作为山西人，我非常感佩，认为山西有司应当格外善待这类有突出贡献的人。
　　地域对于艺术家很重要，如法国的阿尔之于荷兰的凡高，南太平洋的塔希提岛之于高更，画家的思考和感觉，必须通过观看来实现。我曾在山西吕梁山插队两年，天天看呆板的纵横沟壑，看塬上成片的庄稼，坡梁上缓慢移动的牛羊，除了一个苦字，什么都看不出来。之后也看过不少以黄土高原为背景的影视、照片、画作、文章、民歌，熟悉的悲苦很能引发我的共鸣。直到我近六十岁，忽一日，看到姚天沐先生的系列版画《黄土地》，这几幅作品一下颠覆了我的感觉，在自知没生慧眼的同时，开始思考姚天沐先生慧眼之根由。
　　我认识姚先生很久了。但较深入交谈不超过半下午，而且那就是最后一次见他。久未见面，他兴致很好，说起他来山西时的感受，忆及一些我熟知的人名，和我过去一丁点儿不知道的事。比如反右。那个下午，我看到他的黄土地版画，因为太喜欢，特意要了一叠印有这画作中《老牛湾》的书签，至今还在使用。我惊异于姚先生把我那么熟悉的沟壑组织得那么动人，那么与众不同，看这组画。我的共鸣已不完全是记忆中的苦难，还有更多的东西。这些我看惯的风景，呈现出一种特殊的魅力，非常迷人，那不是“美化”，不是“拔高”，而是因为他独到的构图、布局、刀法、设色、印制而产生的“生命力”！姚先生的发现，实足地感染了我，我从中体认了“自然注人，人注自然”的过程。对发现的独到，表现的特别，以至不同凡响到颠覆了我，震撼了我，对姚先生来讲，是轻轻的一句话：这组画搞了十年。
　　黄河腹地伴着吕梁山，景象寥廓，气吞山河，黄河缠绕在群山中，熠熠生辉，姚先生的画面构图极其平稳，确如并不险绝的吕梁。如果我能用文字说明这组画，就不需要看这些画了，作为一组版画，它们不能被替代，不能被翻译，只能去仔细地看，画家用他的构图一下吸引了你，又用其他手段，作用你的视觉，让你从整体看到局部，让你从无数的构件中，感受到浑然的大气。所有的艺术形式到了这一地步，必是神品无疑。
　　我为姚先生年过八旬尚有如此创造力而惊叹，也为他远比实际年龄年轻的体魄和心态而高兴。以如此全面的能力，再画十年，必有更多好作品出现，他一定会留给人间很大一笔财富。因此，临别时，我说了句不合适的话，作为晚辈，我说，您的前程必然远大。话虽不合于规制，但意思是准确的。我真心认为，姚先生已臻化境，精力还如此充沛，这样条件的，周边难寻。当下十分感慨，竟马上写了一篇短文，他是我的父执辈，虽然我对他所知不多，却熟识了几十年，一向充满敬意，当天一席话，是我认识先生近半世纪以来，最平等和最认真的对话，我深受激励，也非常感动，短文内容当然浅表，只为表达我的敬意。
　　不料，似乎天妒英才，未出三年，姚先生竟然仙逝。消息传来，每日读书，取出书签，都要细细看上一番。进而回想起那天下午，随意而内容广泛的谈话。
　　很难想象姚先生初到山西的情形，他说那时他愿意下乡，乡下生活艰苦，但省了许多开会的麻烦。他更愿意去仔细看看不同的山水，去观察了解这里的普通人，认为比弄清楚会议的内容要有意思得多。也许终其一生，姚先生在努力观察中尽力保留了某种陌生，以来自南国的深邃目光，去超越本地人的熟视无睹。在他的黄土地版画中，隐然套着一层灰绿，使这亚洲平原之上的高山之巅，透着滋润和生机。
　　视觉艺术中表现黄土地的作品，可谓多矣，鲜有人放弃大片的黄，姚先生却另辟蹊径，这跳荡而活跃的力量，正是姚先生赋予黄土地山、水、人的感情。姚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老老实实说，我不懂现代艺术。但他十年揣摩而成的黄土地系列，诠释了一个道理，真诚对画家最重要，完全不在乎观念形态中现代与古典的称谓，姚先生的画中贯注了他的情感，他笔下黄土地的“不似”，正在这巧妙的灰绿，这种色调的准确性，又还原了黄土地的厚重。这组画让我看到我熟悉的地方，又让我在熟悉的景物中看到了陌生，如此奇特而新鲜的感受，来自画家的主观性。这组画是用心呈现出来的，它是古典的，更是现代的。这组画体现出画家深湛的造诣，只有经年苦心，最后放手一搏，才会产生出如此动人的力量。
　　姚先生不愿意开会，但他赶上了总要开会的时代，年方二十，人地两生，什么情况也不了解，却要天天开会斗争，这对他有多么熬煎，现在的画家很难想象。年过八十的姚先生告诉我，多亏有下基层的任务，多亏他能把这任务抢到手，也算三十六计，走为上，“睡在他上铺的兄弟”李玉滋先生，就没他这么幸运，不知哪句话没说对，生生被打成右派。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前的中国美术，一直奉行团队创作的路子，应当说，在那个时代，山西这支实力较弱的队伍，在全国做得并不差。姚先生是当时队伍中的绝对主力。他是少有的受过正规学院教育的“宝贝”，这支队伍中的多数人来自解放区，资格老，基础差；他们的强项是与民间艺术传统较近，本土画家多来自民间，与民众熟识度高，所以团队选择了年画、版画两种形式。用鲁迅的语言，叫“匕首投枪”，用其他语言或可谓之“小快灵”。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前的山西，除了一两所艺术院校之外，几乎没有排场的油画，也不大可能很快培养出一批专业水平够高的水墨画家，姚先生在院校学到的本事，在这支队伍大有用场。他认同队伍的方向，努力发挥“主力”的作用，虽然在学校没专门学过版画，但由于他扎实的基本功，和认真的态度，很快就在版画界干出了成绩，头一幅版画作品就上了《人民日报》，受到业界前辈的褒奖，从此走了上版画创作的路。创作了一系列年、版画作品。那一时期的许多作品，被中国美术馆等权威部门收藏，载入史册。那时我还在上小学，欣赏水平和农民差不多，日常的黯淡，使人更愿意看到波长刺眼些的颜色，即喜欢对比度强烈，画面内容新鲜。
　　那时强调反映现实劳动人民生活，于是有不少描写干活儿的作品。当时赵树理下乡看戏，戏台上演的是大炼钢铁，他不满意，说，老百姓白天大炼钢铁，晚上看个戏还是个大炼钢铁！美术作品也是，炼钢的，挖土的，耕地的，打石头的……姚先生却画过一幅年画《群英赴会》，刊登在《群众画报》上，我曾经入迷地看过很长时间，因为新鲜，画面是火车车厢里的一群英模。我当时感兴趣的是火车车厢。他画的车厢还是老式的硬座车厢，即使如此，我也感到新奇，因为从没见过。很向往。从车窗，到条凳，到提着热水壶的列车员，都觉得新鲜，有趣。画面又在行进中，让平淡中的我，感觉到诱人的动感。这幅画当然有时代特色，显示了姚先生构思的巧妙，他放弃了直接干活儿的动作而表现劳动者。无怪被中国美术馆永久收藏，时日愈久，价值越高，在人们不再为当前政事争执，平静地回顾几十年或几百年前时，这幅画更能显示其价值。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经过“文革”后，一度破碎的山西美术队伍再度集结，我曾见姚先生在为大型主题画做准备，在绷好的画布前，看到他在画一位身穿老羊皮袄的男人。正在学素描的我，才知道姚先生的素描功底十分了得。后来看到他的几幅历史题材大作。大形势的变化，终于使姚先生能使上力道了，那一阶段，是团队创作向个人创作的过渡期，各种绘画形式随着新人登场而出现。创作思想也开始解放，姚先生被选为山西省美协主席，成为山西美术队伍的领导，开始在新形势下，全力承担为山西画家服务的工作。
　　不爱开会的姚先生，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八十年代，经历了中国若干历史时期，经受了各种磨折和考验。七八十年代，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身经百战的硬汉。那时正是新体系从旧体系中出脱的时期，既有对新体系模糊的揣测，旧体系顽固的东西还在。那一时期，他明辨是非，在专业上，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从不跟风，对旧体系遗存，如左的一套，他十分警惕，以他耿直、勇敢和坚定的信念与之斗争。今天的青年很难想象“整人”的情形。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整人”跟风犹在，我亲见在一场整人运动中，姚先生面临泰山压顶般的压力，与很有来头的力量斗争。几个月后，形势全变，阴霾散去，方显出姚先生的凛然正义。姚先生对很长时间的极“左”风习，极其反感。现在说极“左”仅是一个概念，但当时发生在具体部门和环境，是活生生的。姚先生除了感到压抑和苦闷外，更多的是愤慨，他旗帜鲜明地反对身边的难容之事。有一种路见不平的英雄气概，这种难得的品质，来自他纯粹、真率、善良的内心。这样的内心成就了他的艺术，也彰显了他的人格。姚先生性格中有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特点，所以总是“直如弓弦”，端端正正，在大事上绝不弯曲如钩。优秀艺术家的品格必然是纯良而勇敢的。不具备这样的品格，把画画当作技巧，作品往往肤浅，难有太强的创造力，更不会产生出姚先生以后的作品，呈现出那么厚重而又持久、迷人的力量。
　　我曾经多次到过姚先生的老家福建公干，每次在那风貌全不同于北方的地方，都会想起姚先生，他就从这儿来呀！有一次刚回山西就遇上姚先生，我很兴奋地和他聊起了福建。他眼中掠过一丝光亮，同样兴致勃勃地回答了我几个问题。马上就忙着画画去了。好像早超拔了俗世的家乡情结。把我想撩拨他乡愁的企图一下就化解了。我持有的浅薄、小资，更是跟风的话题，对姚先生这样的大家全不顶事。他当时具有的定力，岂是我辈能明白的。
　　在那个短暂的下午，我们还谈到了一些都认识的几位逝去的人。其中有五六位姚先生的晚辈，在深感痛惜的同时，姚先生也谈到了完成脱壳转型的痛苦，他经历过早期的团队创作时期，多为主题性绘画，作品中绘画性少于主题性， “戴着手铐舞蹈”，从这一思维定势中走出来着实很难。首先是思想解放，桎梏是长期的，正如廖冰兄先生当时一幅著名的漫画，坛子打碎了，但自己已经被箍成坛子状了。重新伸开自己的手脚不那么简单。思想解放，创作方式的解放，创作不再有命题者，使许多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过来的艺术家，当时都有困惑，解放思想不像打碎坛子那样简单。很快，又遇上了商品经济大潮，画家的定力面临又一重考验，有人暴得名利，也有人下海经商，离开了画室。我在文学界，见到过相同情况，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许多六十年代成功的中年作家，为不知道写什么，而陷入苦恼，有的甚至不得不停笔。我和他们探讨过这样的苦恼。看到过旧体系对他们的束缚。如何能够笃定，回归到真正的艺术，找回所谓“初心”，不是件容易的事。姚先生那天与我谈到这一情形时，对困惑、焦虑，乃至迷失的一些年轻画家深感痛惜，他说，过关难啊！闯过来则生，闯不过来也就难说了。
　　对姚先生来说，改革开放以后，成为他作品最多，最好的时期，创作路子大开，手法也更加自由，更加大胆，更加具有创造性，以《满院春光》 《晨曲》《山村夜色》《穿辣椒》《下梨》 《山村春晓》《枣乡人家》《流水人家》《棉花姑娘》《枣乡之秋》《天险黄崖洞》《黄河岸》《山脊梁》等大量版画为代表的新作，不仅在国内各种美展展出，在国外也产生影响，许多作品在国外参加了展览。解放了的姚先生成为“北国黄土高原的一位出色的‘歌手’”（版画大师力群先生语）。许多机构和个人争相收藏他的作品。国内外的信函像雪片一样飞来，邀请他参加各种类型美术活动。
　　姚先生对名利看得很淡，即使名利离他很近，也不为所动。他的定力至少来自两方面，一是丰富的人生阅历和经验，二是对艺术真挚的热爱。首先，姚先生那一代画家经过了各种难关，越坡过坎，历练多多，以他的见识和学养，足以对抗各种诱惑；第二，姚先生对于艺术的热爱，几乎是命定。他天生爱画画，自幼在家乡就有传闻：木兰溪畔出了个爱画画的小孩！他自己说，他小时候就热爱画画，受当地乡贤李耕画派的古装人物画的影响很深。天然的入迷，具有巨大能量，能给人终生不辍的力量，而艺术创作的内在规律，最重要的就是真诚，即使解析一幅成功的小画，其中也包含着与乖谬相抵触的因素。真的艺术天生有生命力，这种生命力在真正得道的艺术家心里，无论在怎样严酷的条件下，她总会活着。
　　姚先生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在艺术上得到了完全的解放，他不急功近利，从不跟风，八十余岁，画兴更浓，用十年时间画出了黄土地系列，也画了大量中国水墨文人画，画花鸟鱼虫，画家乡的枇杷， 不仅在山西办画展，在北京办画展，也在福建老家办画展，硕果累累之际，又欣逢交通大便利，老家已不再遥远。
　　上次见面，他正是这种状态。但无论什么时候，我都能从姚先生目光中看到某种隐忧，是那种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的那种忧。
　　每个成功的艺术家心里都有一盏灯，姚先生这盏灯，点在闽南，烧在山西，他用大半生寻找黄土地的宝藏，用心血表现了这片土地，直到将自己燃尽。
　　姚先生在他的作品中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