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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百年中，中国的西方音乐学科的发展与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中国西方音乐研究与教学的资料、观念及体系建设已具有相当规模。现今的业界学者和学子们，基于前人的成果和成就，仍不断地在历史反思中寻找中国西方音乐学科发展的空间与途径，力图突出本国特色的同时关照国际学术前沿，从而使中国未来的西方音乐学科建设能够更加趋于深化与完整，并达到在国际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的学术高度。
西方音乐学会自2003年成立以来，历经十载岁月，今年又迎来了第四届年会的召开。2013年9月22日至24日，来自全国各地的学会会员及参会代表近两百余人相聚于沈阳音乐学院，展开为期三天的学术交流。大会围绕“西方音乐研究的中国视野和西学前沿”这一中心议题，共设四个子议题：1.中国的西方音乐研究历史、特色与前瞻；2.中西音乐比较：方法与途径；3.当代西方音乐学术研究的走向与反思；4.瓦格纳、威尔第专题研究。本届年会共提交论文127篇（实际发言者104人），论文内容总体表现出冷静与审视的特点，无论对旧论题的再议、新命题的提出，还是研究方法与视角的展望与反思，学者和学子们以自身深厚的学识和学养展示出了高水准的专业阐释。
如何展开中国视野下的西方音乐研究成为本届年会热论的议题之一。福建师范大学叶松荣与上海音乐学院孙国忠就“中国视野”的解读与认识进行了交锋式的讨论，叶松荣从“中国视野”研究西方音乐的内容实质、以中国人的视野研究西方音乐的实践探索、对个体研究行为的认识等方面进行论述。他认为，以中国视角去观照、解读西方音乐，比之用西方人的视角，也许能获得新的认识和收获。孙国忠在《西方音乐史研究：学术传统与当代视野》一文中则认为，西方音乐（史）研究的中国视野的提法并不科学，因为“中国视野”这样的抽象概念剥离了学者个性体现与研究实践展示的密切关系。进而言之，只有以中国学者个体存在为表征的独特的学术贡献才有可能传递表明中国学者身份的具体声音，而不可能有所谓的带有国别符号并具群体选择指向的抽象性“视野”。在大会自由讨论中，于润洋、杨燕迪、余志刚、王晡、姚亚平、李兴梧、李秀军、汪申申、刘经树、高拂晓等学者也就这一议题进行了热烈发言。大家普遍认为，目前我们所做的西方音乐研究对于国内而言意义重大，但从文化背景差异角度而论，我们进行的西方音乐研究目前在国际上可能并不占优，但正因如此，把握从主体意识出发，注重研究的原创性，展现中国学者研究特色，进入“国际视野”则更需提倡。
对当代西方音乐研究学术前沿的关注是本届年会的另一重要议题。目前国内学者已不局限于单纯地呈现前沿性西学成果的内容本体，更重要的是由此引发进一步的深度思考与释义形成方法论、学科概念和研究走向等方面的启示。本届年会中，西方音乐学会会长、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杨燕迪以及中央音乐学院刘经树与周耀群这三位学者针对西学文献的发言阐释较具代表性。杨燕迪近年来一直从事美国钢琴家、音乐学者查尔斯·罗森的专著《古典风格：海顿、莫扎特、贝多芬》的汉译工作，通过研读该书多年，深信这部西学专著不仅对理解古典风格的运作机制和三位重要作曲家风格有重大贡献，而且对整体意义上的音乐分析和批评也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参考价值。他认为，音乐文字描写的成功与否，取决于作者的音乐敏感性、历史修养厚度、文字功力以及理性概括力，而这些却并不是能够靠单纯的“方法”所能解决的，因而，耐心的积累和用心的体验和学习仍然是不二法门。刘经树的发言内容为《音声缭绕无言词——论有解说的音乐与独立音乐》，他指出德奥作曲家无论创作独立音乐、有解说的音乐、音乐戏剧还是世界观音乐，他们都完全有权力事后发表或隐藏解说。他认为法兰克福学派有助于我们认识西方古典一浪漫时期音乐的实质，而且符号学理论可以对音乐的意义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刘经树的发言中虽未以某部具体西学成果举例，但他多年所从事的德文翻译工作使其在解读德国音乐历史现象时有较强的说服力。周耀群以《作曲家的两个世界》为题发言，他较为细致地解读了诺贝特·埃利亚斯的《莫扎特的成败：社会学视野下的音乐天才》一书，该书以社会学的方式解读了莫扎特这位独特命运的杰出作曲家，为了建立他的分析理论，埃利亚斯提出了“工匠艺术”和“艺术家艺术”这两个概念，并提出了艺术家两个世界的构想。周耀群认为音乐社会学双结构的观念有助于厘清和扩展这种两个世界的理论，并可能作为可行性方法论用以解读众多西方作曲家。近些年来，国内的西方音乐学者们投入了较多精力通过编译来引介优秀的专业性西学成果，如《西方文明中的音乐》、《西方音乐史》、《欧洲中世纪音乐》、《西方音乐》、《古典音乐：海顿、莫扎特与贝多芬的时代》等。从当今学界发展的大趋势来看，引介西学前沿成果已成为从业者的重要任务之一，并且伴随着全球化、国际化的环境支持，引介过程缩短与扩展引介内容将指日可待。另外，具备高水平外语阅读能力的学者队伍正日益壮大，较多专业研究者均可通过西学文献的直接阅读、分析、理解和阐释来完成相应研究，或通过直接参与国际会议快速获取前沿性学术动态，这都对改善国内研究现状有较大帮助，对提高选题质量、缩小与学术前沿之间的差距以及减少研究中所产生的误差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本届年会展现出学术平等的良好氛围，年轻一辈学人与资深专家共同畅论，营造出勃勃生机且开放的学术论坛氛围，较多青年学者均提出较为创新且具前沿性价值的选题，如刘小龙的《西方音乐话题史：探索新方向》；贾抒冰的《论当今西方音乐史领域的几个核心问题》；宋方方的《女性音乐史的特点及新史学对西方音乐研究的影响》；陈新坤的《音乐诠释学：愿景、历史与方法》i杨健的《作为表演实践的音乐与作为学术研究的表演》；班丽霞的《“音乐厅博物馆”现象及相关理论述评》；杨婧的《“晚期风格”在西方音乐学界——兼谈传统风格史的艺术史地位以及理论困境》；伍维曦的《中世纪盛期教会音乐活动中的文人性因素——以彼得·阿贝拉德、瓦尔特·德·夏迪永和莱奥南为例》；孙红杰的《古代西方音乐记谱法的研究现状及其对中国西方音乐学研究的意义》；江松洁的《作为家用乐器的钢琴：社会功能与文化意义研究（1830-1970）》；徐志博的《20世纪西方音乐中声音素材的扩张——“音材料”→“音响材料”》：李昂的《试论音乐心理学关照下的现代音乐接受——以笔者本人（月光下的彼埃罗）三阶段“倾听”分析为例》等。 以西方音乐史各断代为对象的发言选题虽然数量不多，但选题视角均较为新颖。如中央音乐学院余志刚选取的研究对象是文艺复兴时期作曲家奇科尼亚的两首庆典经文歌《哦，帕杜瓦，闪耀的星》和《让我们赞美彼特罗·马切洛》，通过解析作品对奇科尼亚的音乐风格做进～步的总结。英国巴洛克音乐专家、中央音乐学院访问教授彼得-奥索普（Peter Allsop）以其著作《科雷利：我们时代的新奥菲欧》其中的一个章节而展开。人民音乐出版社的徐德论述了肖邦前奏曲0p.28原作版的历史渊源，近距离审视原作版各细节，而后提出原作版在演奏出版和理论研究领域都具有重要意义。星海音乐学院黄蕾对勃拉姆斯《四首庄严的歌》中最后两首的关联性进行解析，以此挖掘作曲家的宗教信仰和音乐美学思想。中央音乐学院何宽钊从个人主义的泛滥与有限性的拒斥、灵韵的衰退与震惊的凸显和形式主义倾向等方面来阐述审美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在20世纪西方和声中的张力和冲突。这些研究成果从一个侧面可窥见国内对西方音乐通史所展开的研究深度与广度，各代表运用微观与宏观相结合地研究视角，较多选题从研究方法上兼顾传统与现代，融汇中西观念，为中国的西方音乐研究领域注入了新鲜血液。
2013年是19世纪西方音乐史两位重要作曲家瓦格纳（1813-1883）与威尔第（1813-1901）的诞辰200周年，故本届年会专设了“瓦格纳与威尔第专题研究”这一议题，起到对该研究领域进行总结、反思和开拓创新的作用。共有27位代表进行了主题发言，主要涉及对《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纽伦堡的名歌手》、《尼伯龙根的指环》、《帕西法尔》、《游吟诗人》、《茶花女》、《奥赛罗》、《法尔斯塔夫》等重点作品的新角度解读。此外，来自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的瓦兹索伊（Nicholas Vazsonyi）的主题发言《瓦格纳品牌的发布与推广：（纽伦堡的名歌手）》给国内学者带来新的瓦格纳研究视角。来自德国拜罗伊特大学的音乐学家、戏剧史学家慕根（Anno Mungen）以《2013瓦格纳年：地方视角与全球视野》为题发言，他聚焦于2013年，即瓦格纳诞辰200周年之际的庆祝活动，通过世界各地一系列的庆祝活动表明瓦格纳已经成为全球性现象，而以作为个案的瓦格纳为标志，引发“是否存在或正在形成一个全球性的文化身份”的思考。
此外，中央音乐学院姚亚平强调理解音乐应把音乐现象置于文化学和社会学研究中；上海音乐学院韩锺恩有感于科尔曼的理论发表了关于批评音乐学的学科设想；上海音乐学院陈鸿铎提出西方现代音乐创作中的“复体裁”现象；星海音乐学院黄虹对西方器乐体裁的形式与内涵进行了音乐学角度解析；华南理工大学艺术学院何平通过对美国音乐研究的阶段成果梳理、展望该研究领域的未来前景。总体来看，各位专家学者本着客观、严肃、冷静、审视的学术态度，对西方音乐的国内现状、西学前沿和各史学专题等方面展开了开放性、多元化的研究。
短短几天的交流，充分印证了国内的西方音乐研究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与往届会议相比，本届年会所体现出的特点是：一、研究成果选题丰富，视野开阔；二、研究者队伍进一步扩大，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学者已经成长起来；三、研究视域进一步拓展，各类方法和视角更加多元；四、研究成果的理论性与应用性并重。虽然本届年会已落下帷幕，但西方音乐学会走过历程中所承载的几代学人的治学精神，屹然犹如一面旗帜，将引领我们走出具有开创意义的道路。随着本届会议的成功举行，我们对中国西方音乐学会的未来发展和中国西方音乐研究的未来走向与建设都充满了乐观期待。
梁雪菲 沈阳音乐学院音乐学系讲师
（责任编辑 荣英涛）
西方音乐学会自2003年成立以来，历经十载岁月，今年又迎来了第四届年会的召开。2013年9月22日至24日，来自全国各地的学会会员及参会代表近两百余人相聚于沈阳音乐学院，展开为期三天的学术交流。大会围绕“西方音乐研究的中国视野和西学前沿”这一中心议题，共设四个子议题：1.中国的西方音乐研究历史、特色与前瞻；2.中西音乐比较：方法与途径；3.当代西方音乐学术研究的走向与反思；4.瓦格纳、威尔第专题研究。本届年会共提交论文127篇（实际发言者104人），论文内容总体表现出冷静与审视的特点，无论对旧论题的再议、新命题的提出，还是研究方法与视角的展望与反思，学者和学子们以自身深厚的学识和学养展示出了高水准的专业阐释。
如何展开中国视野下的西方音乐研究成为本届年会热论的议题之一。福建师范大学叶松荣与上海音乐学院孙国忠就“中国视野”的解读与认识进行了交锋式的讨论，叶松荣从“中国视野”研究西方音乐的内容实质、以中国人的视野研究西方音乐的实践探索、对个体研究行为的认识等方面进行论述。他认为，以中国视角去观照、解读西方音乐，比之用西方人的视角，也许能获得新的认识和收获。孙国忠在《西方音乐史研究：学术传统与当代视野》一文中则认为，西方音乐（史）研究的中国视野的提法并不科学，因为“中国视野”这样的抽象概念剥离了学者个性体现与研究实践展示的密切关系。进而言之，只有以中国学者个体存在为表征的独特的学术贡献才有可能传递表明中国学者身份的具体声音，而不可能有所谓的带有国别符号并具群体选择指向的抽象性“视野”。在大会自由讨论中，于润洋、杨燕迪、余志刚、王晡、姚亚平、李兴梧、李秀军、汪申申、刘经树、高拂晓等学者也就这一议题进行了热烈发言。大家普遍认为，目前我们所做的西方音乐研究对于国内而言意义重大，但从文化背景差异角度而论，我们进行的西方音乐研究目前在国际上可能并不占优，但正因如此，把握从主体意识出发，注重研究的原创性，展现中国学者研究特色，进入“国际视野”则更需提倡。
对当代西方音乐研究学术前沿的关注是本届年会的另一重要议题。目前国内学者已不局限于单纯地呈现前沿性西学成果的内容本体，更重要的是由此引发进一步的深度思考与释义形成方法论、学科概念和研究走向等方面的启示。本届年会中，西方音乐学会会长、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杨燕迪以及中央音乐学院刘经树与周耀群这三位学者针对西学文献的发言阐释较具代表性。杨燕迪近年来一直从事美国钢琴家、音乐学者查尔斯·罗森的专著《古典风格：海顿、莫扎特、贝多芬》的汉译工作，通过研读该书多年，深信这部西学专著不仅对理解古典风格的运作机制和三位重要作曲家风格有重大贡献，而且对整体意义上的音乐分析和批评也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参考价值。他认为，音乐文字描写的成功与否，取决于作者的音乐敏感性、历史修养厚度、文字功力以及理性概括力，而这些却并不是能够靠单纯的“方法”所能解决的，因而，耐心的积累和用心的体验和学习仍然是不二法门。刘经树的发言内容为《音声缭绕无言词——论有解说的音乐与独立音乐》，他指出德奥作曲家无论创作独立音乐、有解说的音乐、音乐戏剧还是世界观音乐，他们都完全有权力事后发表或隐藏解说。他认为法兰克福学派有助于我们认识西方古典一浪漫时期音乐的实质，而且符号学理论可以对音乐的意义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刘经树的发言中虽未以某部具体西学成果举例，但他多年所从事的德文翻译工作使其在解读德国音乐历史现象时有较强的说服力。周耀群以《作曲家的两个世界》为题发言，他较为细致地解读了诺贝特·埃利亚斯的《莫扎特的成败：社会学视野下的音乐天才》一书，该书以社会学的方式解读了莫扎特这位独特命运的杰出作曲家，为了建立他的分析理论，埃利亚斯提出了“工匠艺术”和“艺术家艺术”这两个概念，并提出了艺术家两个世界的构想。周耀群认为音乐社会学双结构的观念有助于厘清和扩展这种两个世界的理论，并可能作为可行性方法论用以解读众多西方作曲家。近些年来，国内的西方音乐学者们投入了较多精力通过编译来引介优秀的专业性西学成果，如《西方文明中的音乐》、《西方音乐史》、《欧洲中世纪音乐》、《西方音乐》、《古典音乐：海顿、莫扎特与贝多芬的时代》等。从当今学界发展的大趋势来看，引介西学前沿成果已成为从业者的重要任务之一，并且伴随着全球化、国际化的环境支持，引介过程缩短与扩展引介内容将指日可待。另外，具备高水平外语阅读能力的学者队伍正日益壮大，较多专业研究者均可通过西学文献的直接阅读、分析、理解和阐释来完成相应研究，或通过直接参与国际会议快速获取前沿性学术动态，这都对改善国内研究现状有较大帮助，对提高选题质量、缩小与学术前沿之间的差距以及减少研究中所产生的误差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本届年会展现出学术平等的良好氛围，年轻一辈学人与资深专家共同畅论，营造出勃勃生机且开放的学术论坛氛围，较多青年学者均提出较为创新且具前沿性价值的选题，如刘小龙的《西方音乐话题史：探索新方向》；贾抒冰的《论当今西方音乐史领域的几个核心问题》；宋方方的《女性音乐史的特点及新史学对西方音乐研究的影响》；陈新坤的《音乐诠释学：愿景、历史与方法》i杨健的《作为表演实践的音乐与作为学术研究的表演》；班丽霞的《“音乐厅博物馆”现象及相关理论述评》；杨婧的《“晚期风格”在西方音乐学界——兼谈传统风格史的艺术史地位以及理论困境》；伍维曦的《中世纪盛期教会音乐活动中的文人性因素——以彼得·阿贝拉德、瓦尔特·德·夏迪永和莱奥南为例》；孙红杰的《古代西方音乐记谱法的研究现状及其对中国西方音乐学研究的意义》；江松洁的《作为家用乐器的钢琴：社会功能与文化意义研究（1830-1970）》；徐志博的《20世纪西方音乐中声音素材的扩张——“音材料”→“音响材料”》：李昂的《试论音乐心理学关照下的现代音乐接受——以笔者本人（月光下的彼埃罗）三阶段“倾听”分析为例》等。 以西方音乐史各断代为对象的发言选题虽然数量不多，但选题视角均较为新颖。如中央音乐学院余志刚选取的研究对象是文艺复兴时期作曲家奇科尼亚的两首庆典经文歌《哦，帕杜瓦，闪耀的星》和《让我们赞美彼特罗·马切洛》，通过解析作品对奇科尼亚的音乐风格做进～步的总结。英国巴洛克音乐专家、中央音乐学院访问教授彼得-奥索普（Peter Allsop）以其著作《科雷利：我们时代的新奥菲欧》其中的一个章节而展开。人民音乐出版社的徐德论述了肖邦前奏曲0p.28原作版的历史渊源，近距离审视原作版各细节，而后提出原作版在演奏出版和理论研究领域都具有重要意义。星海音乐学院黄蕾对勃拉姆斯《四首庄严的歌》中最后两首的关联性进行解析，以此挖掘作曲家的宗教信仰和音乐美学思想。中央音乐学院何宽钊从个人主义的泛滥与有限性的拒斥、灵韵的衰退与震惊的凸显和形式主义倾向等方面来阐述审美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在20世纪西方和声中的张力和冲突。这些研究成果从一个侧面可窥见国内对西方音乐通史所展开的研究深度与广度，各代表运用微观与宏观相结合地研究视角，较多选题从研究方法上兼顾传统与现代，融汇中西观念，为中国的西方音乐研究领域注入了新鲜血液。
2013年是19世纪西方音乐史两位重要作曲家瓦格纳（1813-1883）与威尔第（1813-1901）的诞辰200周年，故本届年会专设了“瓦格纳与威尔第专题研究”这一议题，起到对该研究领域进行总结、反思和开拓创新的作用。共有27位代表进行了主题发言，主要涉及对《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纽伦堡的名歌手》、《尼伯龙根的指环》、《帕西法尔》、《游吟诗人》、《茶花女》、《奥赛罗》、《法尔斯塔夫》等重点作品的新角度解读。此外，来自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的瓦兹索伊（Nicholas Vazsonyi）的主题发言《瓦格纳品牌的发布与推广：（纽伦堡的名歌手）》给国内学者带来新的瓦格纳研究视角。来自德国拜罗伊特大学的音乐学家、戏剧史学家慕根（Anno Mungen）以《2013瓦格纳年：地方视角与全球视野》为题发言，他聚焦于2013年，即瓦格纳诞辰200周年之际的庆祝活动，通过世界各地一系列的庆祝活动表明瓦格纳已经成为全球性现象，而以作为个案的瓦格纳为标志，引发“是否存在或正在形成一个全球性的文化身份”的思考。
此外，中央音乐学院姚亚平强调理解音乐应把音乐现象置于文化学和社会学研究中；上海音乐学院韩锺恩有感于科尔曼的理论发表了关于批评音乐学的学科设想；上海音乐学院陈鸿铎提出西方现代音乐创作中的“复体裁”现象；星海音乐学院黄虹对西方器乐体裁的形式与内涵进行了音乐学角度解析；华南理工大学艺术学院何平通过对美国音乐研究的阶段成果梳理、展望该研究领域的未来前景。总体来看，各位专家学者本着客观、严肃、冷静、审视的学术态度，对西方音乐的国内现状、西学前沿和各史学专题等方面展开了开放性、多元化的研究。
短短几天的交流，充分印证了国内的西方音乐研究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与往届会议相比，本届年会所体现出的特点是：一、研究成果选题丰富，视野开阔；二、研究者队伍进一步扩大，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学者已经成长起来；三、研究视域进一步拓展，各类方法和视角更加多元；四、研究成果的理论性与应用性并重。虽然本届年会已落下帷幕，但西方音乐学会走过历程中所承载的几代学人的治学精神，屹然犹如一面旗帜，将引领我们走出具有开创意义的道路。随着本届会议的成功举行，我们对中国西方音乐学会的未来发展和中国西方音乐研究的未来走向与建设都充满了乐观期待。
梁雪菲 沈阳音乐学院音乐学系讲师
（责任编辑 荣英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