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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领域几乎无所不包
2014年12月13日,钱仁康教授百岁诞辰纪念研讨会在上海音乐学院如期举行。本次活动由上海音乐学院和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主办,并由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社长张仲煜和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社长洛秦为《大音博乐融中外》和《钱仁康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首发式揭幕。上海市文联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宋妍认为:钱仁康先生的学术遗产具有普适的文化精神,值得我们发掘和传承。上海音乐学院党委书记林在勇认为正是因为钱教授的存在,上海音乐学院才会成为全国乃至世界音乐院校的重镇。上海音乐家协会主席许舒亚说,钱先生的音乐学研究具有扎实的作曲技术理论基础,并且涉及到众多学科的融会贯通,他的一生获奖无数、贡献巨大,希望这一标杆性的引领作用始终延续并发扬。在钱仁康先生百年诞辰之际,李岚清同志曾特为题词“百岁乐人钱仁康”。
钱仁康先生是著名的音乐学家、音乐教育家、作曲家、音乐翻译家、上海音乐学院博士生导师。被尊称为“当代中国音乐界泰山北斗级”人物的钱仁康先生学贯中西,其学术成就令人高山仰止、学术领域几乎无所不包,是“西学东渐”的见证人和最有力的推动者之一。
钱仁康先生曾先后师从杨荫浏、黄自、龙榆生、李惟宁等老师。他在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是学作曲的,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他写过两部歌剧,一些声乐作品、钢琴作品、室内乐作品和管弦乐作品;但他兴趣更大的则是音乐理论和研究。他在研究过程中逐步发现音乐艺术同文学、哲学、美术、诗歌舞蹈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如果没有广博的知识,研究音乐是不能深入的。正因为此,他对古今中外的文学和音乐的姊妹艺术都用心揣摩。他的研究还涉及历史、地理、社会、民族和美学等各方面。后来,他的专业是专攻音乐作品分析,但研究的范围还是涉及音乐作品分析的各种外围学科,如中国音乐史、外国音乐史、民族音乐学、音乐美学、音乐欣赏、中外作曲家以及作品研究等等。同时,他还继续从事作曲并继续从事翻译工作,特别是翻译外国歌曲,50多年来,一共翻译了800多首。在中国历史上变动最大的百年,在“拔白旗运动”中,在灾难和不幸降临的那个时刻,作为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作为与世无争的一介书生,钱仁康先生坚守着人性的善良,坚守着传统的智慧,坚守着人的尊严。他之所以能够安心从事本位工作,不至于“见异思迁”,是因为他个人安身立命的根据是《左传》中的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
放弃数理选择音乐
1927年至1930年,钱仁康在无锡县立初级中学读书时,在音乐教师杨荫浏先生的指导下,开始广泛地接触古今中外的音乐。杨先生既教中国歌曲,也教外国歌曲;既教独唱歌曲,也教合唱歌曲。中国歌曲如《木兰辞》《苏武牧羊》《虞舜薰风曲》以及黎锦晖的《寒衣曲》《可怜的秋香》等;外国歌曲主要是美国的《One hundred and one best songs》和合唱歌曲《Bull dog》。
课外,杨荫浏先生还指导学生学习演奏乐器。钱仁康跟杨荫浏学习吹笙吹笛子,杨荫浏循循善诱的教导,使钱仁康得益匪浅。此外,杨荫浏先生还教学生演奏《三六》《老六板》等民族器乐曲。
钱仁康在小学和中学读书时,除了文学和音乐以外,最喜欢的就是数学和物理。中学毕业后,在读蔡元培的《美术与科学》一文时,得到了很大启发。后来他在学习中发现音乐与数学和物理都有共通之处,认为音乐既是艺术,又是科学,研究音乐正好可以把理性的思维和艺术的情趣结合起来。于是,就选定了音乐作为他一生的事业。
钱仁康在他心爱的数学课上学了调和级数与等差级数,不久又在物理课上学到了声学中的泛音列。泛音列中各音的波长顺次排列起来,刚好构成一个调和级数;而其中各音的频率顺次排列起来,则刚好构成一个等差级数;等差级数也就是调和级数的倒数。他觉得调和级数、等差级数和泛音列的关系非常奥妙,对此发生了极大的兴趣,于是穷追猛攻、步步深入。
钱仁康想,从泛音列引伸到音乐纯律,这不就是和弦产生的依据吗?要寻根究底,就非学习和声学不可。
作出了决定后,钱仁康千方百计从图书馆借到了两本和声书。白天抑或晚上,都可以看到他伏案于桌上或托腮于灯下的那一个生动造型。在认真做了习题后,为了检验习题,聆听和声的效果,钱仁康又学习钢琴。
钱仁康进入江苏省无锡师范学校那年,是1930年。由于喜爱音乐,他参加了无锡师范的歌咏团,还继续自学和声学。钱仁康使用的教材,是191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高寿田的《和声学》。在学校里,性格内向的钱仁康却是一个文艺活跃分子。他参加了歌咏队,除了吹笙,还自学钢琴和作曲。为了检验和声在音乐创作中的运用效果,钱仁康又为顾子仁编的《中国民歌》逐一配上了钢琴伴奏,并创作了一些钢琴伴奏的独唱歌曲。
1931年7月18日那天,正在校园里漫步的钱仁康灵感迸发,他一边行走一边哼哼哈哈一边两手比划。此时的钱仁康对风声鸟鸣声是听而不闻,对长发飘扬的温柔女生也是视而不见。又一阵风吹来,女生的发梢被掠起,掠到了钱仁康的鼻尖。女生见状,赶忙扯紧了头发。一心沉浸于创作之中的钱仁康,就在哼哼哈哈比比划划之中,把刘大白的词《五一运动》谱成了歌曲。过了几天,钱仁康又写了钢琴伴奏五线谱。《五一运动》于1934年5月1日發表在无锡《人报》的副刊《呼应》上,这是钱仁康公开发表的第一首有钢琴伴奏的歌曲。创作这首钢琴伴奏曲的这一年,钱仁康还是一个风华正茂的17岁的英俊青少年。
1932年,在无锡师范学校读书时,意气风发的钱仁康经表兄朱增祥的介绍,加入了无锡师范学校进步的“海燕文艺社”。不久,“海燕文艺社”被国民党政府解散,朱增祥被逮捕,钱仁康也因此被学校开除。
转道去上海求学
到了上海后,因为身上的盘缠不多,钱仁康只能以投稿方式靠稿费维持生活。他写当时上海流行的“幽默”文章,投给林语堂主编的《论语》半月刊和无锡的《人报》副刊。
只身跑到上海后,钱仁康投考了国立音专的作曲班。因国立音专的作曲班不直接招生,而是要先进和声班,等学完和声学后,才能投考作曲班。这样,钱仁康不可能被录取。 1933年春,钱仁康经同乡麋鹿萍先生的介绍,进入了上海美专音乐系,师从麋鹿萍先生学习和声学。麋鹿萍是无锡人,是上海美专的音乐老师。上海美专的那首由蔡元培作词的校歌,正是由麋鹿萍与另一位作者合作谱的曲。
钱仁康在上海美专同学会里任编辑兼广告的干事。当时的钱仁康,头发密密麻麻,两道剑眉欲脱鞘而出,炯炯有神的双眼里,透露的是纯真,是童趣。在毕业纪念册上,他留下了“难得半页空廓地,留待阿弟涂阿猫”的留言。
留言里洋溢着童真之趣。但是你能想到吗?在一年之前,即1933年的4月29日,钱仁康的大儿子钱伯初在无锡东乡南钱村出生了。而就在钱仁康写下了“难得半页空廓地,留待阿弟涂阿猫”留言的一年后,他的大女儿钱乐知也在无锡东乡南钱村呱呱落地。此时,有父亲和学生双重身份的钱仁康,乘火车来回于上海和无锡之间。但是,他当时的重心依然是倾斜于读书。一直到晚年,他都对19岁结婚做父亲的这一段史实,不愿多提。大概,是以为自己结婚太早了?也许是以为自己为父太早了?抑或,是对结发妻子的内疚?
有一张1935年1月拍摄的上海美专旧制第十四届全体毕业生与教师的合影。照片上共有63人。63人中,有女性11人,分不清师和生,显然是女少男多。每排十几人,分为四排。第一排中的座位上,显然是老师。钱仁康在最后一排的左六。照片上人物的着装,尽显中西合璧。男性中有穿西装者,也有穿长衫者;女性中有穿长风衣的,也有穿旗袍的。钱仁康穿的是中式对襟衫。由于是在最后一排,衣服长短无法看清。中西合璧的服饰,体现了那个年代的开放与包容。这无疑也会影响钱仁康的价值走向和艺术取向。
在上海美专读书时,钱仁康开始浸入西方的音乐。当时的国立音专学生丁善德也在美专兼课,钱仁康对他们不胜羡慕。进入国立音专,已成为钱仁康当时奋斗的目标。
被黄自先生破格录取
从19岁开始,钱仁康就想报考上海的国立音专。国立音专的前身是国立音乐院,由萧友梅博士创办。国立音专聚集了一批高水平的音乐师资和其它各科教师,形成了在当时中国最强的专业音乐教学力量。
自1933年,钱仁康屡次向国立音专要招生简章,但招生简章上一直没有招理论作曲的。只有钢琴、管弦乐、国乐这几个系招生。那个时候还不叫“系”,叫“组”。因为在几次的章程上都看不到招理论作曲的学生,1934年,年已20岁的钱仁康鼓足勇气,径直到国立音专教务处去询问。教务处里,坐着一位戴着细框眼镜的30出头的老师,这位气度儒雅的老师看见一个陌生青年怯生生敲门而入,已八九不离十地猜到了来者的用意,便放下手中的瓷杯,站起来迎接了钱仁康,并作了自我介绍。
听到对方就是大名鼎鼎的黄自先生,钱仁康肃然起敬。
问明了原由后,黄自先生和颜悦色地说明了不招理论作曲学生的原因。黄自先生说:“理论作曲必须循序渐进,学生必须学过和声学,等和声学学完了以后,才能招进理论作曲组,而且是先进高中预科班。”
方才,钱仁康都不敢与自己的崇拜者对视。听了黄自先生的这一席话,钱仁康感到有了希望,他抬起头对黄自先生讲:“我曾经自学过和声学。在上海美专时,也向麋鹿萍先生学过。我把我做的习题也带来了。”
黄自先生听他说向麋鹿萍先生学过,当然是不敢小视。又听钱仁康说习题也带来了,马上要钱仁康把习题拿出来。
黄自先生看了钱仁康的习题后,非常满意,他知道遇到了难得一遇的好学生。于是,当场就破例作了一次决定,他对钱仁康说:“只要经过考试,你和声通过了就可以进入理论作曲组。”
考试后,钱仁康的和声当然是通过了。就这样,钱仁康成为没有经过国立音专和声班的学习、主要凭自学就考入国立音专理论作曲组的第一人。
徜徉在翻译的林间幽道
考入国立音专的当年,钱仁康翻译了美国奥伦(P.W.Orem)的《乐理与作曲》。钱仁康当时不想用真名发表,但又想让人家猜想到是他,于是就玩了一次文字游戏,在发表时暧昧地用了一个叫做“金仕唐”的笔名。“金仕唐”的笔名中的“金”字,是把钱字一拆为二,“仕”字,是在仁字上加一竖,“唐”则是和康字相似。1936年12月,中华书局出版了《乐理与作曲》一书,以后又陆续再版了三次。
钱仁康在歌曲译介方面的探索与实践,最早集中见于他1946年编撰出版的《中学音乐教材》(其实,这份教材早在6年前就已经着手进行,只是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教材搁至抗日战争胜利后才得以问世)。这套教材分上中下3册,其中除少数是钱仁康创作的歌曲以外,其余几十首都是欧美著名的古典歌曲和民间歌曲,其中有的填入中国古人或今人的诗词。例如:钱仁康用俄罗斯民歌《从那岛屿后的河湾》填以李白的《长门怨》,用美国鲁特的《空中乐声》填以刘基的诗,用苏格兰民歌《水边和山崖》填以陶潜的《归鸟》,用英国哈利森的《黄昏来临》填以晏殊的《踏莎行》,用美国奥德威的《梦见家乡和老母》填以温庭筠的《更漏子》,用西班牙民歌《幻妮塔》填以黄遵宪的《今别离》,用英国莱登的《她明朗的微笑仍出现在他眼前》填以李白的《清平调》,用意大利名歌填入刘大白的《卖花女》,用H.R.阿伦的曲调填以苏曼殊的《别雅典女郎》。
另一部分外国歌曲则由钱仁康自己填词,他用古文为韦伯的《獵人合唱》、为约纳森的《杜鹃圆舞曲》等曲填词,又用语体文为威尔第的《凯旋进行曲》等曲填词。
3册教材中共有32首曲子是钱先生翻译配歌的。其中有的译成古诗词,如亨德尔的清唱剧《犹太·马加比》第56曲《英雄今日得胜归》等;而大多译成语体诗歌,如贝多芬的《土拨鼠》、舒伯特的《野玫瑰》和《菩提树》、肖邦的《少女的愿望》、勃拉姆斯的《摇篮曲》、希尔歇的《罗累莱》、瓦尔拉莫夫的《夜莺》(原曲为《红衣裳》)。
钱仁康在20世纪六十年代翻译苏联歌曲100余首,于文革中被抄家遗失,硕果仅存的只有几首,如《有谁知道他》《神圣的战争》《等着我们》等,散见于后来出版的《苏联歌曲佳作选》(薛范编,1987年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爱的罗曼史》(1991年5月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苏联歌曲101首》(1991年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等歌曲集。 倾全力普及音乐知识
1956年秋,上海音乐家协会主席、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筹划成立“上海音乐出版社”,请丁善德任社长兼总编辑、钱仁康兼任副总编辑、钱君匋担任副总编辑。
行政上,出版社由上海音协领导,在出版业务上,由上海市出版局领导。
贺绿汀当时定下出版基调:“少出些简谱的书(指普及的书),多出些专业的书,不赚钱不要紧,即使赔些老本也没有关系。”出版社成立后,出版了不少上世纪三十年代的音乐作品,为音乐院校出了许多钢琴、小提琴和声乐的教材。
钱仁康感谢贺绿汀对他的器重,感谢贺绿汀给他一个宽松的环境。
在选题上,钱仁康认为只有博了才能精,用后来流行的话说就是在普及中提高。1957年冬,钱仁康在编订1958年选题计划时,在形式上多列了一些简谱书,如《独唱歌曲二百首》《口琴独奏曲集》《唱片歌曲集》等。这一类书销量较大,如《独唱歌曲二百首》一书,就销了几十万册。在普及音乐知识上,贺绿汀认为钱仁康功不可没。
钱仁康为报刊撰写文章也甚勤。《音乐常识讲话》最初是钱仁康于1956年12月5日至1958年2月27日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讲稿,后来由上海音乐出版社分两册出版。1958年出版上册后,因为上海音乐出版社停办,下册改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音乐常识讲话》这本书,曾引导无数青年步入了音乐的殿堂。
《音乐欣赏讲话》一书的前身,是钱仁康为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讲座《怎样欣赏音乐》编写的广播稿。講座从1980年1月6日起开始播出,后来这个广播稿在北京、沈阳、吉林、黑龙江、辽宁、哈尔滨、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江苏、无锡、浙江、四川、湖北、武汉、湖南、贵州、云南、广西、福建等地的广播电台陆续重播。1981年应听众的要求,钱仁康将广播稿整理成书,第一版就印了三万册。这套书籍在全国的普及音乐活动中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上海中小学的音乐教师,基本上都是在钱先生著作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
为了提高音乐爱好者欣赏音乐的兴趣,为了向音乐工作者提供一些史料,使他们得以从侧面了解部分外国名曲的创作动机、创作构思以及标题命意,以便对分析和研究外国音乐作品有所启发,钱仁康于1984年又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外国名曲逸话》。
钱仁康认为:许多脍炙人口的音乐作品,不仅以其生动的音乐语言和形象引人入胜,有时还有一些有趣的传闻轶事可资谈助,而且,对欣赏音乐又可以起到诱发和助兴的作用。《外国名曲逸话》中所收短文共一百篇,内容都是有关外国名曲的创作、演出、出版和传说、轶事、掌故和异闻,虽然大多为音乐史所不载,却都是有自传、传记、回忆录和书信等文献资料可据的。
古代音乐研究成果斐然
钱仁康不仅在外国音乐理论方面很有成就,而且对我国古代音乐文献的研究也很有造诣,且有不少精品问世,如《魏氏乐谱分析》《白石道人歌曲旁谱今译及考证》《清平调古谱来历》《古代艺术三百题》中的部分文稿等。他对我国近现代音乐文化的历史进程与现状,对当代作曲家的创作活动与作品评述也是极为关注,撰写了不少具有精辟见解的文章。
几十年来,钱仁康先生翻译古谱达170余首:1941年,译姜夔《白石道人歌曲》中17首词的旁谱译为五线谱;1985年,把《魏氏乐谱》中的50首古谱译为五线谱; 1985年,把《碎金词谱》和《碎金续谱》中的百余首南北工尺谱译为今谱。《碎金词谱》采用的歌词都是唐宋诗人所作的词和少量唐诗与元曲。《碎金词谱》卷六附编有唐大曲《清平调词》《水调歌》《琼州歌》《陆州歌》《薄媚》和宋大曲《调笑令》《九张机》的诗词77首。每一阕词的左侧注明四声格律,右侧为工尺谱,点有板眼,字句下注明句读和韵脚。此书所收词谱分为两类:其一是集曲的开始曲,北曲称为“楔子”,南曲称为“引子”,唱的都是自由节拍的散板;其二是不属于套曲的单曲,北曲称为“只曲”,南曲称为“正曲”,唱的是有板有眼的曲调。有些只曲和正曲则从散板开始,转入正板。有些速度缓慢、唱腔委婉曲折的只曲和正曲,则在正板之外,另加赠板,形成加倍的板眼,表达婉转舒畅的情绪。《碎金词谱》是传承用南北曲唱词的重要典籍,可惜现在已很少有人知道有这部词谱。
钱仁康说:我今选译(从工尺谱译为简谱)书中歌唱唐宋以来著名古词和少量唐诗与元曲的95个曲调,按词作者的年代先后排列,取名《请君试唱前朝曲》,以贡献于读者之前。刘禹锡的《杨柳枝词》有“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之句……基于“温故知新”和“推陈出新”的观点,钱仁康认为“请君试唱前朝曲”是大有助于新翻《杨柳枝》的。
艺术眼光远大而敏锐
关于钱仁康先生研究的特点,李焕之先生认为他有着“音乐百科全书”式的气度。
钱仁康在学术研究中的独特之处,在于他能找出中国人应该做而且只有中国人能做好的题目进行研究。而恰恰是这些题目,充分体现了中国学者的深厚文化功底,这正是钱仁康对中国文化及世界文化的独特贡献。比如,对奥地利作曲家马勒作于1909年的声乐交响曲《大地之歌》中所采用的唐诗的研究。这首作品采用了七首唐诗,其中一些在近百年来对其原作均未有明确的说法。
1998年,法国一家交响乐团来华访问演出后,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指示尽快弄清这几首唐诗的来龙去脉。一年后,学者们陆续发表了一些考证文章。2000年,北京大学和中国音乐家协会在中央音乐学院联合举办了学术研讨会。而早在十几年前的1983年,在与英国学者的通信中,钱仁康已经对这些诗词进行过考证。在那次学术研讨会后出版的《马勒〈大地之歌〉研究》专辑中所收集的钱仁康相关文章有四篇。这四篇文章,是钱仁康多年研究马勒的结果。除此之外,钱仁康还对流传到海外的第一手中国民歌《茉莉花》的流传过程,对中国古曲《满江红》在中国近代不同版本的流传乃至传到美国的过程,都作了考证;还对作曲家韦伯和兴德米特笔下采用的“中国曲调”,也做了考证。钱仁康找到了“中国曲调”这首由于抄谱的笔误而误传两百年的原曲《万年欢》,并考证出其误传的原因。
钱仁康先生还参与编写了《欧美革命历史歌曲选释(1525—1945)》(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一书。这本书中收集了20个国家和地区400余年中有代表性的歌曲291首。在简要介绍每首歌曲的背景、社会作用、内容、艺术特点、作者情况时,钱仁康还特别对一些流传到中国以后,对中国的革命斗争或群众歌曲产生的影响,也分别做了考证和介绍。这项工作,是在“文革”期间,钱仁康参加中国艺术研究院“西洋音乐史”编写时完成的。由于历史的原因,《西洋音乐史》本身未能成书,但这本不起眼的“副产品”却成了历时14年的编写工作后的正式出版成果。它是由钱仁康提供资料并作审定后得以完成的。没有钱仁康在这之前进行的多年累积和扎实可靠的搜集整理,没有他无私的奉献,这本书是不可能完成和出版的。
在《音乐辞书纵横谈》一文中,钱仁康回顾了中国音乐辞书的历史,挑选了外国音乐辞书中质量最好、最有代表性的几本(含英、法、德几种不同文化)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并且概述了音乐辞书的体例,以便读者使用,也供辞书的编写者参考。其中,他对《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辞典》的历史以及1954年版与1980年版的内容作了具体的比较,特别指出了“中国”条的严重缺憾和不足,体现了他远大和敏锐的学术眼光。
2014年12月13日,钱仁康教授百岁诞辰纪念研讨会在上海音乐学院如期举行。本次活动由上海音乐学院和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主办,并由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社长张仲煜和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社长洛秦为《大音博乐融中外》和《钱仁康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首发式揭幕。上海市文联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宋妍认为:钱仁康先生的学术遗产具有普适的文化精神,值得我们发掘和传承。上海音乐学院党委书记林在勇认为正是因为钱教授的存在,上海音乐学院才会成为全国乃至世界音乐院校的重镇。上海音乐家协会主席许舒亚说,钱先生的音乐学研究具有扎实的作曲技术理论基础,并且涉及到众多学科的融会贯通,他的一生获奖无数、贡献巨大,希望这一标杆性的引领作用始终延续并发扬。在钱仁康先生百年诞辰之际,李岚清同志曾特为题词“百岁乐人钱仁康”。
钱仁康先生是著名的音乐学家、音乐教育家、作曲家、音乐翻译家、上海音乐学院博士生导师。被尊称为“当代中国音乐界泰山北斗级”人物的钱仁康先生学贯中西,其学术成就令人高山仰止、学术领域几乎无所不包,是“西学东渐”的见证人和最有力的推动者之一。
钱仁康先生曾先后师从杨荫浏、黄自、龙榆生、李惟宁等老师。他在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是学作曲的,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他写过两部歌剧,一些声乐作品、钢琴作品、室内乐作品和管弦乐作品;但他兴趣更大的则是音乐理论和研究。他在研究过程中逐步发现音乐艺术同文学、哲学、美术、诗歌舞蹈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如果没有广博的知识,研究音乐是不能深入的。正因为此,他对古今中外的文学和音乐的姊妹艺术都用心揣摩。他的研究还涉及历史、地理、社会、民族和美学等各方面。后来,他的专业是专攻音乐作品分析,但研究的范围还是涉及音乐作品分析的各种外围学科,如中国音乐史、外国音乐史、民族音乐学、音乐美学、音乐欣赏、中外作曲家以及作品研究等等。同时,他还继续从事作曲并继续从事翻译工作,特别是翻译外国歌曲,50多年来,一共翻译了800多首。在中国历史上变动最大的百年,在“拔白旗运动”中,在灾难和不幸降临的那个时刻,作为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作为与世无争的一介书生,钱仁康先生坚守着人性的善良,坚守着传统的智慧,坚守着人的尊严。他之所以能够安心从事本位工作,不至于“见异思迁”,是因为他个人安身立命的根据是《左传》中的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
放弃数理选择音乐
1927年至1930年,钱仁康在无锡县立初级中学读书时,在音乐教师杨荫浏先生的指导下,开始广泛地接触古今中外的音乐。杨先生既教中国歌曲,也教外国歌曲;既教独唱歌曲,也教合唱歌曲。中国歌曲如《木兰辞》《苏武牧羊》《虞舜薰风曲》以及黎锦晖的《寒衣曲》《可怜的秋香》等;外国歌曲主要是美国的《One hundred and one best songs》和合唱歌曲《Bull dog》。
课外,杨荫浏先生还指导学生学习演奏乐器。钱仁康跟杨荫浏学习吹笙吹笛子,杨荫浏循循善诱的教导,使钱仁康得益匪浅。此外,杨荫浏先生还教学生演奏《三六》《老六板》等民族器乐曲。
钱仁康在小学和中学读书时,除了文学和音乐以外,最喜欢的就是数学和物理。中学毕业后,在读蔡元培的《美术与科学》一文时,得到了很大启发。后来他在学习中发现音乐与数学和物理都有共通之处,认为音乐既是艺术,又是科学,研究音乐正好可以把理性的思维和艺术的情趣结合起来。于是,就选定了音乐作为他一生的事业。
钱仁康在他心爱的数学课上学了调和级数与等差级数,不久又在物理课上学到了声学中的泛音列。泛音列中各音的波长顺次排列起来,刚好构成一个调和级数;而其中各音的频率顺次排列起来,则刚好构成一个等差级数;等差级数也就是调和级数的倒数。他觉得调和级数、等差级数和泛音列的关系非常奥妙,对此发生了极大的兴趣,于是穷追猛攻、步步深入。
钱仁康想,从泛音列引伸到音乐纯律,这不就是和弦产生的依据吗?要寻根究底,就非学习和声学不可。
作出了决定后,钱仁康千方百计从图书馆借到了两本和声书。白天抑或晚上,都可以看到他伏案于桌上或托腮于灯下的那一个生动造型。在认真做了习题后,为了检验习题,聆听和声的效果,钱仁康又学习钢琴。
钱仁康进入江苏省无锡师范学校那年,是1930年。由于喜爱音乐,他参加了无锡师范的歌咏团,还继续自学和声学。钱仁康使用的教材,是191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高寿田的《和声学》。在学校里,性格内向的钱仁康却是一个文艺活跃分子。他参加了歌咏队,除了吹笙,还自学钢琴和作曲。为了检验和声在音乐创作中的运用效果,钱仁康又为顾子仁编的《中国民歌》逐一配上了钢琴伴奏,并创作了一些钢琴伴奏的独唱歌曲。
1931年7月18日那天,正在校园里漫步的钱仁康灵感迸发,他一边行走一边哼哼哈哈一边两手比划。此时的钱仁康对风声鸟鸣声是听而不闻,对长发飘扬的温柔女生也是视而不见。又一阵风吹来,女生的发梢被掠起,掠到了钱仁康的鼻尖。女生见状,赶忙扯紧了头发。一心沉浸于创作之中的钱仁康,就在哼哼哈哈比比划划之中,把刘大白的词《五一运动》谱成了歌曲。过了几天,钱仁康又写了钢琴伴奏五线谱。《五一运动》于1934年5月1日發表在无锡《人报》的副刊《呼应》上,这是钱仁康公开发表的第一首有钢琴伴奏的歌曲。创作这首钢琴伴奏曲的这一年,钱仁康还是一个风华正茂的17岁的英俊青少年。
1932年,在无锡师范学校读书时,意气风发的钱仁康经表兄朱增祥的介绍,加入了无锡师范学校进步的“海燕文艺社”。不久,“海燕文艺社”被国民党政府解散,朱增祥被逮捕,钱仁康也因此被学校开除。
转道去上海求学
到了上海后,因为身上的盘缠不多,钱仁康只能以投稿方式靠稿费维持生活。他写当时上海流行的“幽默”文章,投给林语堂主编的《论语》半月刊和无锡的《人报》副刊。
只身跑到上海后,钱仁康投考了国立音专的作曲班。因国立音专的作曲班不直接招生,而是要先进和声班,等学完和声学后,才能投考作曲班。这样,钱仁康不可能被录取。 1933年春,钱仁康经同乡麋鹿萍先生的介绍,进入了上海美专音乐系,师从麋鹿萍先生学习和声学。麋鹿萍是无锡人,是上海美专的音乐老师。上海美专的那首由蔡元培作词的校歌,正是由麋鹿萍与另一位作者合作谱的曲。
钱仁康在上海美专同学会里任编辑兼广告的干事。当时的钱仁康,头发密密麻麻,两道剑眉欲脱鞘而出,炯炯有神的双眼里,透露的是纯真,是童趣。在毕业纪念册上,他留下了“难得半页空廓地,留待阿弟涂阿猫”的留言。
留言里洋溢着童真之趣。但是你能想到吗?在一年之前,即1933年的4月29日,钱仁康的大儿子钱伯初在无锡东乡南钱村出生了。而就在钱仁康写下了“难得半页空廓地,留待阿弟涂阿猫”留言的一年后,他的大女儿钱乐知也在无锡东乡南钱村呱呱落地。此时,有父亲和学生双重身份的钱仁康,乘火车来回于上海和无锡之间。但是,他当时的重心依然是倾斜于读书。一直到晚年,他都对19岁结婚做父亲的这一段史实,不愿多提。大概,是以为自己结婚太早了?也许是以为自己为父太早了?抑或,是对结发妻子的内疚?
有一张1935年1月拍摄的上海美专旧制第十四届全体毕业生与教师的合影。照片上共有63人。63人中,有女性11人,分不清师和生,显然是女少男多。每排十几人,分为四排。第一排中的座位上,显然是老师。钱仁康在最后一排的左六。照片上人物的着装,尽显中西合璧。男性中有穿西装者,也有穿长衫者;女性中有穿长风衣的,也有穿旗袍的。钱仁康穿的是中式对襟衫。由于是在最后一排,衣服长短无法看清。中西合璧的服饰,体现了那个年代的开放与包容。这无疑也会影响钱仁康的价值走向和艺术取向。
在上海美专读书时,钱仁康开始浸入西方的音乐。当时的国立音专学生丁善德也在美专兼课,钱仁康对他们不胜羡慕。进入国立音专,已成为钱仁康当时奋斗的目标。
被黄自先生破格录取
从19岁开始,钱仁康就想报考上海的国立音专。国立音专的前身是国立音乐院,由萧友梅博士创办。国立音专聚集了一批高水平的音乐师资和其它各科教师,形成了在当时中国最强的专业音乐教学力量。
自1933年,钱仁康屡次向国立音专要招生简章,但招生简章上一直没有招理论作曲的。只有钢琴、管弦乐、国乐这几个系招生。那个时候还不叫“系”,叫“组”。因为在几次的章程上都看不到招理论作曲的学生,1934年,年已20岁的钱仁康鼓足勇气,径直到国立音专教务处去询问。教务处里,坐着一位戴着细框眼镜的30出头的老师,这位气度儒雅的老师看见一个陌生青年怯生生敲门而入,已八九不离十地猜到了来者的用意,便放下手中的瓷杯,站起来迎接了钱仁康,并作了自我介绍。
听到对方就是大名鼎鼎的黄自先生,钱仁康肃然起敬。
问明了原由后,黄自先生和颜悦色地说明了不招理论作曲学生的原因。黄自先生说:“理论作曲必须循序渐进,学生必须学过和声学,等和声学学完了以后,才能招进理论作曲组,而且是先进高中预科班。”
方才,钱仁康都不敢与自己的崇拜者对视。听了黄自先生的这一席话,钱仁康感到有了希望,他抬起头对黄自先生讲:“我曾经自学过和声学。在上海美专时,也向麋鹿萍先生学过。我把我做的习题也带来了。”
黄自先生听他说向麋鹿萍先生学过,当然是不敢小视。又听钱仁康说习题也带来了,马上要钱仁康把习题拿出来。
黄自先生看了钱仁康的习题后,非常满意,他知道遇到了难得一遇的好学生。于是,当场就破例作了一次决定,他对钱仁康说:“只要经过考试,你和声通过了就可以进入理论作曲组。”
考试后,钱仁康的和声当然是通过了。就这样,钱仁康成为没有经过国立音专和声班的学习、主要凭自学就考入国立音专理论作曲组的第一人。
徜徉在翻译的林间幽道
考入国立音专的当年,钱仁康翻译了美国奥伦(P.W.Orem)的《乐理与作曲》。钱仁康当时不想用真名发表,但又想让人家猜想到是他,于是就玩了一次文字游戏,在发表时暧昧地用了一个叫做“金仕唐”的笔名。“金仕唐”的笔名中的“金”字,是把钱字一拆为二,“仕”字,是在仁字上加一竖,“唐”则是和康字相似。1936年12月,中华书局出版了《乐理与作曲》一书,以后又陆续再版了三次。
钱仁康在歌曲译介方面的探索与实践,最早集中见于他1946年编撰出版的《中学音乐教材》(其实,这份教材早在6年前就已经着手进行,只是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教材搁至抗日战争胜利后才得以问世)。这套教材分上中下3册,其中除少数是钱仁康创作的歌曲以外,其余几十首都是欧美著名的古典歌曲和民间歌曲,其中有的填入中国古人或今人的诗词。例如:钱仁康用俄罗斯民歌《从那岛屿后的河湾》填以李白的《长门怨》,用美国鲁特的《空中乐声》填以刘基的诗,用苏格兰民歌《水边和山崖》填以陶潜的《归鸟》,用英国哈利森的《黄昏来临》填以晏殊的《踏莎行》,用美国奥德威的《梦见家乡和老母》填以温庭筠的《更漏子》,用西班牙民歌《幻妮塔》填以黄遵宪的《今别离》,用英国莱登的《她明朗的微笑仍出现在他眼前》填以李白的《清平调》,用意大利名歌填入刘大白的《卖花女》,用H.R.阿伦的曲调填以苏曼殊的《别雅典女郎》。
另一部分外国歌曲则由钱仁康自己填词,他用古文为韦伯的《獵人合唱》、为约纳森的《杜鹃圆舞曲》等曲填词,又用语体文为威尔第的《凯旋进行曲》等曲填词。
3册教材中共有32首曲子是钱先生翻译配歌的。其中有的译成古诗词,如亨德尔的清唱剧《犹太·马加比》第56曲《英雄今日得胜归》等;而大多译成语体诗歌,如贝多芬的《土拨鼠》、舒伯特的《野玫瑰》和《菩提树》、肖邦的《少女的愿望》、勃拉姆斯的《摇篮曲》、希尔歇的《罗累莱》、瓦尔拉莫夫的《夜莺》(原曲为《红衣裳》)。
钱仁康在20世纪六十年代翻译苏联歌曲100余首,于文革中被抄家遗失,硕果仅存的只有几首,如《有谁知道他》《神圣的战争》《等着我们》等,散见于后来出版的《苏联歌曲佳作选》(薛范编,1987年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爱的罗曼史》(1991年5月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苏联歌曲101首》(1991年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等歌曲集。 倾全力普及音乐知识
1956年秋,上海音乐家协会主席、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筹划成立“上海音乐出版社”,请丁善德任社长兼总编辑、钱仁康兼任副总编辑、钱君匋担任副总编辑。
行政上,出版社由上海音协领导,在出版业务上,由上海市出版局领导。
贺绿汀当时定下出版基调:“少出些简谱的书(指普及的书),多出些专业的书,不赚钱不要紧,即使赔些老本也没有关系。”出版社成立后,出版了不少上世纪三十年代的音乐作品,为音乐院校出了许多钢琴、小提琴和声乐的教材。
钱仁康感谢贺绿汀对他的器重,感谢贺绿汀给他一个宽松的环境。
在选题上,钱仁康认为只有博了才能精,用后来流行的话说就是在普及中提高。1957年冬,钱仁康在编订1958年选题计划时,在形式上多列了一些简谱书,如《独唱歌曲二百首》《口琴独奏曲集》《唱片歌曲集》等。这一类书销量较大,如《独唱歌曲二百首》一书,就销了几十万册。在普及音乐知识上,贺绿汀认为钱仁康功不可没。
钱仁康为报刊撰写文章也甚勤。《音乐常识讲话》最初是钱仁康于1956年12月5日至1958年2月27日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讲稿,后来由上海音乐出版社分两册出版。1958年出版上册后,因为上海音乐出版社停办,下册改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音乐常识讲话》这本书,曾引导无数青年步入了音乐的殿堂。
《音乐欣赏讲话》一书的前身,是钱仁康为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讲座《怎样欣赏音乐》编写的广播稿。講座从1980年1月6日起开始播出,后来这个广播稿在北京、沈阳、吉林、黑龙江、辽宁、哈尔滨、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江苏、无锡、浙江、四川、湖北、武汉、湖南、贵州、云南、广西、福建等地的广播电台陆续重播。1981年应听众的要求,钱仁康将广播稿整理成书,第一版就印了三万册。这套书籍在全国的普及音乐活动中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上海中小学的音乐教师,基本上都是在钱先生著作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
为了提高音乐爱好者欣赏音乐的兴趣,为了向音乐工作者提供一些史料,使他们得以从侧面了解部分外国名曲的创作动机、创作构思以及标题命意,以便对分析和研究外国音乐作品有所启发,钱仁康于1984年又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外国名曲逸话》。
钱仁康认为:许多脍炙人口的音乐作品,不仅以其生动的音乐语言和形象引人入胜,有时还有一些有趣的传闻轶事可资谈助,而且,对欣赏音乐又可以起到诱发和助兴的作用。《外国名曲逸话》中所收短文共一百篇,内容都是有关外国名曲的创作、演出、出版和传说、轶事、掌故和异闻,虽然大多为音乐史所不载,却都是有自传、传记、回忆录和书信等文献资料可据的。
古代音乐研究成果斐然
钱仁康不仅在外国音乐理论方面很有成就,而且对我国古代音乐文献的研究也很有造诣,且有不少精品问世,如《魏氏乐谱分析》《白石道人歌曲旁谱今译及考证》《清平调古谱来历》《古代艺术三百题》中的部分文稿等。他对我国近现代音乐文化的历史进程与现状,对当代作曲家的创作活动与作品评述也是极为关注,撰写了不少具有精辟见解的文章。
几十年来,钱仁康先生翻译古谱达170余首:1941年,译姜夔《白石道人歌曲》中17首词的旁谱译为五线谱;1985年,把《魏氏乐谱》中的50首古谱译为五线谱; 1985年,把《碎金词谱》和《碎金续谱》中的百余首南北工尺谱译为今谱。《碎金词谱》采用的歌词都是唐宋诗人所作的词和少量唐诗与元曲。《碎金词谱》卷六附编有唐大曲《清平调词》《水调歌》《琼州歌》《陆州歌》《薄媚》和宋大曲《调笑令》《九张机》的诗词77首。每一阕词的左侧注明四声格律,右侧为工尺谱,点有板眼,字句下注明句读和韵脚。此书所收词谱分为两类:其一是集曲的开始曲,北曲称为“楔子”,南曲称为“引子”,唱的都是自由节拍的散板;其二是不属于套曲的单曲,北曲称为“只曲”,南曲称为“正曲”,唱的是有板有眼的曲调。有些只曲和正曲则从散板开始,转入正板。有些速度缓慢、唱腔委婉曲折的只曲和正曲,则在正板之外,另加赠板,形成加倍的板眼,表达婉转舒畅的情绪。《碎金词谱》是传承用南北曲唱词的重要典籍,可惜现在已很少有人知道有这部词谱。
钱仁康说:我今选译(从工尺谱译为简谱)书中歌唱唐宋以来著名古词和少量唐诗与元曲的95个曲调,按词作者的年代先后排列,取名《请君试唱前朝曲》,以贡献于读者之前。刘禹锡的《杨柳枝词》有“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之句……基于“温故知新”和“推陈出新”的观点,钱仁康认为“请君试唱前朝曲”是大有助于新翻《杨柳枝》的。
艺术眼光远大而敏锐
关于钱仁康先生研究的特点,李焕之先生认为他有着“音乐百科全书”式的气度。
钱仁康在学术研究中的独特之处,在于他能找出中国人应该做而且只有中国人能做好的题目进行研究。而恰恰是这些题目,充分体现了中国学者的深厚文化功底,这正是钱仁康对中国文化及世界文化的独特贡献。比如,对奥地利作曲家马勒作于1909年的声乐交响曲《大地之歌》中所采用的唐诗的研究。这首作品采用了七首唐诗,其中一些在近百年来对其原作均未有明确的说法。
1998年,法国一家交响乐团来华访问演出后,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指示尽快弄清这几首唐诗的来龙去脉。一年后,学者们陆续发表了一些考证文章。2000年,北京大学和中国音乐家协会在中央音乐学院联合举办了学术研讨会。而早在十几年前的1983年,在与英国学者的通信中,钱仁康已经对这些诗词进行过考证。在那次学术研讨会后出版的《马勒〈大地之歌〉研究》专辑中所收集的钱仁康相关文章有四篇。这四篇文章,是钱仁康多年研究马勒的结果。除此之外,钱仁康还对流传到海外的第一手中国民歌《茉莉花》的流传过程,对中国古曲《满江红》在中国近代不同版本的流传乃至传到美国的过程,都作了考证;还对作曲家韦伯和兴德米特笔下采用的“中国曲调”,也做了考证。钱仁康找到了“中国曲调”这首由于抄谱的笔误而误传两百年的原曲《万年欢》,并考证出其误传的原因。
钱仁康先生还参与编写了《欧美革命历史歌曲选释(1525—1945)》(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一书。这本书中收集了20个国家和地区400余年中有代表性的歌曲291首。在简要介绍每首歌曲的背景、社会作用、内容、艺术特点、作者情况时,钱仁康还特别对一些流传到中国以后,对中国的革命斗争或群众歌曲产生的影响,也分别做了考证和介绍。这项工作,是在“文革”期间,钱仁康参加中国艺术研究院“西洋音乐史”编写时完成的。由于历史的原因,《西洋音乐史》本身未能成书,但这本不起眼的“副产品”却成了历时14年的编写工作后的正式出版成果。它是由钱仁康提供资料并作审定后得以完成的。没有钱仁康在这之前进行的多年累积和扎实可靠的搜集整理,没有他无私的奉献,这本书是不可能完成和出版的。
在《音乐辞书纵横谈》一文中,钱仁康回顾了中国音乐辞书的历史,挑选了外国音乐辞书中质量最好、最有代表性的几本(含英、法、德几种不同文化)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并且概述了音乐辞书的体例,以便读者使用,也供辞书的编写者参考。其中,他对《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辞典》的历史以及1954年版与1980年版的内容作了具体的比较,特别指出了“中国”条的严重缺憾和不足,体现了他远大和敏锐的学术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