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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鲁迅小说的代表作,《祝福》以其丰富的生活内涵和深刻的思想意义,激发着近百年来人们的阅读兴味。即使是小说中着墨不多的人物—柳妈,也引来人们的纷纷议论。人们或质疑或解说或断定,综观这些讨论,尽管在论说角度上有所不同,对柳妈的形象定位也有差别,但立论的基点都是将柳妈视为小说的环境因素——祥林嫂所生活的社会大环境的一个组成部分,将柳妈作为独立于祥林嫂之外的一种存在。
但细读小说后我们会发现, 在《祝福》的人物设置和形象塑造上,鲁迅并不是简单地将柳妈作为外在于祥林嫂的对立面而存在,相反,他意图创造出一个与祥林嫂具有相同性质然而却呈现出不同发展状态的人物,也就是将柳妈塑造为一个和祥林嫂同质异形的人物。因此,在作品的字里行间,不时闪现着两个人物相近的外在形态和内在精神,折射出她们共同的内在实质。当我们把祥林嫂和柳妈理解为异形同质的一类人物时,不仅更容易把握祥林嫂和柳妈这两个人物形象的意义,也能更深刻地理解鲁迅的创作意图。
柳妈与祥林嫂,这两个人物形象的异形同质,首先体现在鲁迅对“柳妈”这一姓名的设计上。
鲁迅对于小说人物的命名向来非常讲究,有很多人物命名独特而寓意深刻。“红眼睛阿义”暗示着人物的贪婪愚昧和无情无义,“驼背五少爷”表明该人物形貌年龄不大而思想意识顽固守旧;为攀附著名作家“高尔基”,就把自己的姓名改为“高尔础”,人物粗俗卑琐又想附庸风雅的丑陋嘴脸昭然若揭;即便貌似随意地从幼童描红本中摘取的“孔乙己”三字,其中蕴涵的人物的简单善良和迂腐可怜也是那么地拨动人心。正是由于鲁迅对小说人物命名艺术的看重,才有《阿Q正传》中关于“阿Q”称谓是“桂”“贵”还是“Q u e i”的极尽烦琐的考证,才会有小说《药》中两个家庭以“华”“夏”为姓,主人公“夏瑜”暗连着鉴湖女侠秋瑾。所以,借助为人物拟定内涵丰富的姓名,以求让读者通过姓名就能了解人物的内在精神状态,感受作者对人物的褒贬和作品的创作指向,是鲁迅小说创作中经常运用的一种手法。在《祝福》故事中,鲁四老爷家雇用了一男一女两个短工。对于那位男性,小说一直用“短工”来指称,如果确实如某些评论所说,柳妈仅是鲁镇人的代表,那么依鲁迅的常规写法,她应以“女短工”“老女人”这类称呼来着笔。不为这一人物提供具体的名姓,似乎更能突出这一人物的大众性,拟出具体名姓反而会削弱人物的象征意味,显得画蛇添足。如果一定要拟名姓,那么作为鲁镇“无主名杀人团中的一员”的柳妈,将其称为“鲁妈”更为恰当,既可表明她是鲁镇人之一员,又可突出她与鲁四老爷等在精神行为上的一致性。当然我们也可以从另一端细想,卫老婆子因为母家是卫家山,所以鲁迅限定其姓氏为“卫”。柳妈的来历和出处小说没有交代,故而其姓氏没有限制,鲁迅完全可以给她一个更普通更大众化的姓氏,称之为“ 赵妈” “ 钱妈” “ 孙妈” “ 李妈”等。然而在小说中,鲁迅没有采用前述几种做法中的任何一种来处理这一人物的命名问题,反而给她起了“柳妈”这样一个正式称谓,这就意味着“柳妈”这一称谓有着不同于以上种种的特殊含义。这就让我们注意到了“柳”字在汉字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现象,那就是“柳”与“留”谐音。古人折柳送别,意在表达对远行者的留恋之意,依依杨柳表现着朋友、亲人或情人间的缠绵情意。鲁迅自己写作离别主题的诗句时,也常常借柳的意象表达依恋思念之情。如:“还家未久又离家,日暮新愁分外加。夹道万株杨柳树,望中都化断肠花。”“扶桑正是秋光好,枫叶如丹照嫩寒。却折垂杨送归客,心随东棹忆华年。”“皓齿吴娃唱柳枝,酒阑人静暮春时。无端旧梦驱残醉,独对灯阴忆子规。” 〔1〕可见,“柳”意为“留”这一点,鲁迅是非常熟悉的,他用“柳”妈来暗示这一人物是“留”妈,也就自然而然了。所以说,柳妈是某一类女性中“留”存下来的,是在这个世界上继续“留”着的祥林嫂。祥林嫂活下来就会成为柳妈,而柳妈就是活着的祥林嫂。换句话说,如果祥林嫂有机缘继续存留着,那她就是“柳妈”;而柳妈如果不凑巧遇到某些因素,那么祥林嫂的命运就是她的命运。
祥林嫂和柳妈的异形同质,更体现为两者精神世界和思想意识的相通。在小说中鲁迅曾道,临近新年,鲁镇人都忙于准备祝福,“杀鸡,宰鹅,买猪肉,用心细细的洗,女人的臂膊都在水里浸得通红”,“年年如此,家家如此,——只要买得起福礼和爆竹之类的”。祥林嫂到鲁镇,第一次逃婚离家无处存身,第二次是夫死子亡失却依傍,她无家无靠,不拥有“买得起福礼和爆竹”的家,因此只能在鲁四老爷家帮佣,为别人准备祝福。而当鲁镇的女人在自己家中为祝福做准备时,同为鲁镇女人的柳妈竟然到了鲁四老爷家做短工。在这一年中最重要的时节里不能在自己家中准备祝福,可见柳妈不是生活于鲁四老爷之类的小康人家,甚至也不是生活于“买得起福礼和爆竹之类的”一般人家。这样说来,柳妈家经济状况的困窘不堪是不言而喻的,所以,从社会生活层面看,柳妈与祥林嫂是同一层次的人,具有相同的经济基础和精神基础。
柳妈劝导祥林嫂说“你和你第二个男人过活不到两年,倒落了一件大罪名”,可见她也认为再嫁是大罪,只不过祥林嫂以逃婚、闹嫁等手段欲守而不得,而柳妈成功地固守了一女不嫁二夫的古训。正因为柳妈和祥林嫂一样受着封建思想和礼教的毒害,所以她满腔真诚地建议祥林嫂去捐门槛赎罪,而祥林嫂对此也深信不疑,第二天早饭后就去庙里请求捐助门槛,庙祝不肯,甚至还“急得流泪”。假设柳妈当时给祥林嫂提供的“药方”不是捐门槛,而是吃斋念经、诚心礼佛、深山修行等需要长时间才能实现的形式,或者当年捐门槛后,祥林嫂没有遇到四婶那一句“你放着吧,祥林嫂”的断喝,那么她就不能以直接的方式获知自己已被封死了所有的出路,已被扼杀了生存的所有可能。那样,祥林嫂就会如柳妈一样苟活下来,外形上逐渐从瘦削不堪、黄中带黑变成眼睛“干枯”,“蹙缩得像一个核桃”,而在精神上却自认为找到了“真正的出路”。不仅让自己在因果循环、鬼神保佑中得到安慰,一旦碰上了另一个“祥林嫂”,她也会像柳妈一样,面对别人的精神苦痛展露出那种“干枯”“蹙缩”得令人毛骨悚然的笑容,以自己的经历“谆谆教诲”他人,甚至开出“捐门槛”之类的药方。
当然,这应该是鲁迅以“柳”为这一女性形象命名的另一层含义了。柳是一种普通常见而又生命力极强的植物,插在哪里就在哪里生长。鲁迅想借此来暗示这样愚昧无知的普通女性到处都是,而她们所展现的精神状态代表着当时大多数劳动妇女的精神状态,封建礼教的思想在当时社会流布甚广,根深蒂固。
正因为如此,柳妈和祥林嫂这两个人物相互对照,互为补充,构成了某类人的两个侧面。鲁迅试图借助这两个人物启示人们,在那个封建礼教肆虐的时代,下层劳动妇女要么像祥林嫂一样,从肉体到精神都走向死亡,成为被杀者;要么像柳妈一样,肉体留存着,精神上却完全泯灭了人的光彩,从被杀者成为不自觉的杀人者。改造民族思想意识,疗救民众精神痼疾,是鲁迅作为思想启蒙者最关注的问题,鲁迅借柳妈和祥林嫂的故事提醒人们:民族的精神解放任重道远。鲁迅追求的目标是“除去世上害己害人的昏迷和强暴”“除去于人生毫无意义的苦痛”“除去制造并赏玩别人苦痛的昏迷和强暴”,“我们还要发愿: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2〕从这一意义上说,柳妈与祥林嫂的存在深刻地揭露了妇女命运改变的艰难性,警醒人们“革命”不仅要让劳动妇女获得人身自由,更要彻底解除封建礼教对她们的束缚,唯有获得精神的解救,中国妇女的命运才能有新的气象。
但细读小说后我们会发现, 在《祝福》的人物设置和形象塑造上,鲁迅并不是简单地将柳妈作为外在于祥林嫂的对立面而存在,相反,他意图创造出一个与祥林嫂具有相同性质然而却呈现出不同发展状态的人物,也就是将柳妈塑造为一个和祥林嫂同质异形的人物。因此,在作品的字里行间,不时闪现着两个人物相近的外在形态和内在精神,折射出她们共同的内在实质。当我们把祥林嫂和柳妈理解为异形同质的一类人物时,不仅更容易把握祥林嫂和柳妈这两个人物形象的意义,也能更深刻地理解鲁迅的创作意图。
柳妈与祥林嫂,这两个人物形象的异形同质,首先体现在鲁迅对“柳妈”这一姓名的设计上。
鲁迅对于小说人物的命名向来非常讲究,有很多人物命名独特而寓意深刻。“红眼睛阿义”暗示着人物的贪婪愚昧和无情无义,“驼背五少爷”表明该人物形貌年龄不大而思想意识顽固守旧;为攀附著名作家“高尔基”,就把自己的姓名改为“高尔础”,人物粗俗卑琐又想附庸风雅的丑陋嘴脸昭然若揭;即便貌似随意地从幼童描红本中摘取的“孔乙己”三字,其中蕴涵的人物的简单善良和迂腐可怜也是那么地拨动人心。正是由于鲁迅对小说人物命名艺术的看重,才有《阿Q正传》中关于“阿Q”称谓是“桂”“贵”还是“Q u e i”的极尽烦琐的考证,才会有小说《药》中两个家庭以“华”“夏”为姓,主人公“夏瑜”暗连着鉴湖女侠秋瑾。所以,借助为人物拟定内涵丰富的姓名,以求让读者通过姓名就能了解人物的内在精神状态,感受作者对人物的褒贬和作品的创作指向,是鲁迅小说创作中经常运用的一种手法。在《祝福》故事中,鲁四老爷家雇用了一男一女两个短工。对于那位男性,小说一直用“短工”来指称,如果确实如某些评论所说,柳妈仅是鲁镇人的代表,那么依鲁迅的常规写法,她应以“女短工”“老女人”这类称呼来着笔。不为这一人物提供具体的名姓,似乎更能突出这一人物的大众性,拟出具体名姓反而会削弱人物的象征意味,显得画蛇添足。如果一定要拟名姓,那么作为鲁镇“无主名杀人团中的一员”的柳妈,将其称为“鲁妈”更为恰当,既可表明她是鲁镇人之一员,又可突出她与鲁四老爷等在精神行为上的一致性。当然我们也可以从另一端细想,卫老婆子因为母家是卫家山,所以鲁迅限定其姓氏为“卫”。柳妈的来历和出处小说没有交代,故而其姓氏没有限制,鲁迅完全可以给她一个更普通更大众化的姓氏,称之为“ 赵妈” “ 钱妈” “ 孙妈” “ 李妈”等。然而在小说中,鲁迅没有采用前述几种做法中的任何一种来处理这一人物的命名问题,反而给她起了“柳妈”这样一个正式称谓,这就意味着“柳妈”这一称谓有着不同于以上种种的特殊含义。这就让我们注意到了“柳”字在汉字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现象,那就是“柳”与“留”谐音。古人折柳送别,意在表达对远行者的留恋之意,依依杨柳表现着朋友、亲人或情人间的缠绵情意。鲁迅自己写作离别主题的诗句时,也常常借柳的意象表达依恋思念之情。如:“还家未久又离家,日暮新愁分外加。夹道万株杨柳树,望中都化断肠花。”“扶桑正是秋光好,枫叶如丹照嫩寒。却折垂杨送归客,心随东棹忆华年。”“皓齿吴娃唱柳枝,酒阑人静暮春时。无端旧梦驱残醉,独对灯阴忆子规。” 〔1〕可见,“柳”意为“留”这一点,鲁迅是非常熟悉的,他用“柳”妈来暗示这一人物是“留”妈,也就自然而然了。所以说,柳妈是某一类女性中“留”存下来的,是在这个世界上继续“留”着的祥林嫂。祥林嫂活下来就会成为柳妈,而柳妈就是活着的祥林嫂。换句话说,如果祥林嫂有机缘继续存留着,那她就是“柳妈”;而柳妈如果不凑巧遇到某些因素,那么祥林嫂的命运就是她的命运。
祥林嫂和柳妈的异形同质,更体现为两者精神世界和思想意识的相通。在小说中鲁迅曾道,临近新年,鲁镇人都忙于准备祝福,“杀鸡,宰鹅,买猪肉,用心细细的洗,女人的臂膊都在水里浸得通红”,“年年如此,家家如此,——只要买得起福礼和爆竹之类的”。祥林嫂到鲁镇,第一次逃婚离家无处存身,第二次是夫死子亡失却依傍,她无家无靠,不拥有“买得起福礼和爆竹”的家,因此只能在鲁四老爷家帮佣,为别人准备祝福。而当鲁镇的女人在自己家中为祝福做准备时,同为鲁镇女人的柳妈竟然到了鲁四老爷家做短工。在这一年中最重要的时节里不能在自己家中准备祝福,可见柳妈不是生活于鲁四老爷之类的小康人家,甚至也不是生活于“买得起福礼和爆竹之类的”一般人家。这样说来,柳妈家经济状况的困窘不堪是不言而喻的,所以,从社会生活层面看,柳妈与祥林嫂是同一层次的人,具有相同的经济基础和精神基础。
柳妈劝导祥林嫂说“你和你第二个男人过活不到两年,倒落了一件大罪名”,可见她也认为再嫁是大罪,只不过祥林嫂以逃婚、闹嫁等手段欲守而不得,而柳妈成功地固守了一女不嫁二夫的古训。正因为柳妈和祥林嫂一样受着封建思想和礼教的毒害,所以她满腔真诚地建议祥林嫂去捐门槛赎罪,而祥林嫂对此也深信不疑,第二天早饭后就去庙里请求捐助门槛,庙祝不肯,甚至还“急得流泪”。假设柳妈当时给祥林嫂提供的“药方”不是捐门槛,而是吃斋念经、诚心礼佛、深山修行等需要长时间才能实现的形式,或者当年捐门槛后,祥林嫂没有遇到四婶那一句“你放着吧,祥林嫂”的断喝,那么她就不能以直接的方式获知自己已被封死了所有的出路,已被扼杀了生存的所有可能。那样,祥林嫂就会如柳妈一样苟活下来,外形上逐渐从瘦削不堪、黄中带黑变成眼睛“干枯”,“蹙缩得像一个核桃”,而在精神上却自认为找到了“真正的出路”。不仅让自己在因果循环、鬼神保佑中得到安慰,一旦碰上了另一个“祥林嫂”,她也会像柳妈一样,面对别人的精神苦痛展露出那种“干枯”“蹙缩”得令人毛骨悚然的笑容,以自己的经历“谆谆教诲”他人,甚至开出“捐门槛”之类的药方。
当然,这应该是鲁迅以“柳”为这一女性形象命名的另一层含义了。柳是一种普通常见而又生命力极强的植物,插在哪里就在哪里生长。鲁迅想借此来暗示这样愚昧无知的普通女性到处都是,而她们所展现的精神状态代表着当时大多数劳动妇女的精神状态,封建礼教的思想在当时社会流布甚广,根深蒂固。
正因为如此,柳妈和祥林嫂这两个人物相互对照,互为补充,构成了某类人的两个侧面。鲁迅试图借助这两个人物启示人们,在那个封建礼教肆虐的时代,下层劳动妇女要么像祥林嫂一样,从肉体到精神都走向死亡,成为被杀者;要么像柳妈一样,肉体留存着,精神上却完全泯灭了人的光彩,从被杀者成为不自觉的杀人者。改造民族思想意识,疗救民众精神痼疾,是鲁迅作为思想启蒙者最关注的问题,鲁迅借柳妈和祥林嫂的故事提醒人们:民族的精神解放任重道远。鲁迅追求的目标是“除去世上害己害人的昏迷和强暴”“除去于人生毫无意义的苦痛”“除去制造并赏玩别人苦痛的昏迷和强暴”,“我们还要发愿: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2〕从这一意义上说,柳妈与祥林嫂的存在深刻地揭露了妇女命运改变的艰难性,警醒人们“革命”不仅要让劳动妇女获得人身自由,更要彻底解除封建礼教对她们的束缚,唯有获得精神的解救,中国妇女的命运才能有新的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