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談及智庫，從必備元素來看，一個好的智庫，必須要有充足的經費支持、適當的專業人才，以及尊重專業自主的內外環境，最後，則是智庫所提出的意見，能夠在現實政治場域中，對於領導決策產生實際的影響力。
六大特性，打造高端智庫
事實上，如果沒有足夠的經費支持，智庫根本難以維持運作；如果沒有適當的專業人才，便不足以產生具有參考價值的研究成果；如果缺乏尊重專業的內部及外部環境，智庫所提出的意見，就可能不會被重視，或出現內容偏誤或傾向政治正確的情況。最後，若智庫所提出的意見不足以在現實生活中發揮影響力，或形成輔助決策的參考依據，那麼，智庫的存在價值，也就變得相對有限。
尤其，當今人際關係越趨緊密，世界發展也更加複雜，面對的挑戰與問題也越來多。相對於以教學及研究為主的學術機構，政府部門在因應各種現實問題及困難挑戰時，除了維持平常的基本運作外，也需要各種體制內甚至體制外的專業智庫，適時提供有效及具可操作性的政策意見。
而每個國家的智庫發展情況，也不相同，這或許與每個國家及地區的發展程度，以及當地政治社會環境或文化傳統有關。
像是美國，不僅有政府設置或長期資助的智庫，更有許多是由民間企業家所捐助成立的智庫，如比較著名的“蘭德公司”、“布魯金斯基金會”及“傳統基金會”等，而且這些智庫經常能夠在一些重要政策議題上持續發揮重要影響力。
甚者，在一些西方民主定期選舉體制的國家，一旦出現政黨輪替或官員異動時，這些智庫也能夠成為吸納、收留這些具有特殊專業政治人才的重要場域，讓這些人能夠繼續從事相關研究，發揮所長，繼續為其社會及國家服務，甚至在一定時間之後，又再度重返公職服務社會。
因此，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智庫發展是否良好，與當地政府及社會文化是否重視智庫價值，是否鼓勵各種專業智庫機構的設置具有一定關係。此外，除了來自政府的經費資源外，有關稅制等法律規定，也會影響民間對於智庫的支援程度。
個人以為，一個好的智庫，應該保持以下幾個特性：
第一，客觀性：簡單而言，就是要能夠做到“實事求是”。儘管政策或政治立場具有特定的價值傾向，但對實際情況或問題的理解及掌握，不能因主觀立場而扭曲或作假。
第二，周延性：對問題的掌握，要盡可能地考慮到方方面面，應超越個人好惡，尤其應對可能出現的“偏聽偏信”或“集體思考”情況，要始終保持高度警覺性，避免其發生。這點，也是為什麼有些領導人有意識地不會只聽從單一智庫或單位所提供的意見，甚至特別重視不同意見的聲音。
第三，整合性：有多問題並不能只考慮問題本身，也必須同時考慮許多連動或附帶影響變數。如一件開發案，不會只是涉及經費及工法，也必須同時考慮對環境承載及對當地自然人文環境的影響。換言之，也就是要注意系統整合的問題。
第四，獨立性：專業研究要盡可能排除來自機構內部及外部的各種不當干擾，包括各種可能預設的政治或政策立場。這些因素，往往容易造成研究成果缺乏客觀性及可信性，甚至淪為替已預先設定立場的背書工具。
第五，現實性：我們對智庫，通常會期待其能夠回應我們所關切的現實問題，並提出有效可行的行動方案或政策建議；也就是掌握現實問題本質的同時，也要能夠提出因應問題的實際方案或政策建議。
第六，前瞻性：除了因應當前問題外，一個好的智庫，更應具有前瞻性的戰略視野，能夠預見未來可能發展趨勢或出現的重要問題，並提早提出事先預警及因應方案，而不是忙於收拾善後，或僅是應付眼前的問題。
寺廟神像遍地有，民間智庫成長難
用上述構建智庫的核心元素來看，台灣智庫的發展並非完全進入黃金期，這幾年，台灣各界對智庫的重視程度雖有增加，也有許多智庫、基金會甚至協會紛紛成立，但能夠發揮重要影響力的智庫，或更具體地說，特別是對目前台灣政壇主要政黨產生重要影響的智庫，畢竟還是相對有限。
例如，國民黨的“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過去是由連戰先生所主導，原本還有一批政務官及退休將領在其中。如今，本屆新主席朱立倫上任後，進行了相當程度的改組，至於未來究竟會發生什麼效果，以及其與朱主席岳父高育仁先生的“廿一世紀基金會”兩者之間，雙方如何分工或互動，還有待進一步觀察。
至於民進黨部分，主要是以隸屬黨中央的“新境界文教基金會”為主要核心，包括蔡英文上一次總統大選時所提出的“十年政綱”，以及本屆小英重掌黨中央並代表民進黨競逐下屆總統，其有關政策議題的處理，也主要是透過新境界智庫這個機制在運作。
至於兩千年民進黨執政後成立的“台灣智庫”，以及辜寬敏先生成立的“新台灣國策智庫”，近年來扮演的角色相對有限，以往所發揮的公共性角色或者活動能力，似有呈現弱化趨向，未來發展同樣有待觀察。至於李登輝先生主導成立的“台灣綜合研究院”，也是面臨同樣情況。
如果視野不侷限於與檯面政治團體有關或具特定色彩的智庫，則除了政府或學術機構外，民間比較有名的涉及經濟領域的，則有“中華經濟研究院”及“台灣經濟研究院”兩大智庫。
然而，即使這樣相對老牌的智庫，也需要經常申請或承包政府研究計畫才能生存。如何維持其運作及研究成果的獨立性與客觀性，能夠免於政治力的不當干擾，使其保有可為社會所普遍信賴的公共資產，則需要予以重視及關注。
如果我們打破對一般傳統智庫的思考，其實台灣有許多的非營利組織（NPO），也經常在特定議題上發揮一定程度的“智庫作用”。他們經常透過各種形式途徑，如召開記者會、發表出版品、立法遊說、遊行活動等管道發聲，對特定政策議題發揮一定程度的影響力。
舉例而言，像是比較活躍的環保聯盟、勞工陣線、全民監督健保聯盟或一些產業工會，也經常就相關議題提出訴求，甚至彼此間形成合作串連，以對政黨及政府等政治部門發揮集體政策影響力。
比較可惜的是，儘管智庫發展對於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及民主政治的健全具有重要價值，但相比之下，台灣許多民眾及企業，似乎還是比較願意捐錢給寺廟或宗教團體，或是個別的政治人物，而非資助成立智庫或這些NPO。
所以，台灣到處都可以看到很多廟宇或神像，但具中立性及綜合性的重要民間智庫，則似乎不容易找到。
2016，
智庫與民進黨的秘密鎖匙
毫無疑問，民進黨中央設有他自己的相關政策部門，以及新境界智庫（下設：安全與戰略研究中心、經濟與社會研究中心），因該智庫隸屬民進黨黨中央，成立以來頗受歷屆黨主席重視，也成為黨內重要政策議題處理平台，其重要性不言可喻。
相對的，前述有關帶有偏綠色彩的其他智庫，其對民進黨的政策形成不是完全沒有影響力，但相對已屬較為邊緣或次要，甚至某些智庫成員也可能已受邀參與新境界智庫乃至黨務運作，故政策部分主要還是會以新境界智庫為主。
尤其，本屆新境界智庫執行長林全，也是黨主席蔡英文長期倚重的政策幕僚，許多內政及涉外議題主要都是透過這個智庫平臺在進行運作。可以預期的是，上次總統大選的“十年政綱”係由此出，後續為因應明年大選而準備的各種政策文件，也將倚重此一智庫來產生。
而不論在野或執政，民進黨除了自己的新境界智庫外，應該還是會加強與其他專業智庫及NPO的合作及溝通，以發揮更強大的政策整合及規劃能量，同時兼顧政策的現實性、周延性及前瞻性，方足以更有利於因應眼前各種改革及挑戰。
六大特性，打造高端智庫
事實上，如果沒有足夠的經費支持，智庫根本難以維持運作；如果沒有適當的專業人才，便不足以產生具有參考價值的研究成果；如果缺乏尊重專業的內部及外部環境，智庫所提出的意見，就可能不會被重視，或出現內容偏誤或傾向政治正確的情況。最後，若智庫所提出的意見不足以在現實生活中發揮影響力，或形成輔助決策的參考依據，那麼，智庫的存在價值，也就變得相對有限。
尤其，當今人際關係越趨緊密，世界發展也更加複雜，面對的挑戰與問題也越來多。相對於以教學及研究為主的學術機構，政府部門在因應各種現實問題及困難挑戰時，除了維持平常的基本運作外，也需要各種體制內甚至體制外的專業智庫，適時提供有效及具可操作性的政策意見。
而每個國家的智庫發展情況，也不相同，這或許與每個國家及地區的發展程度，以及當地政治社會環境或文化傳統有關。
像是美國，不僅有政府設置或長期資助的智庫，更有許多是由民間企業家所捐助成立的智庫，如比較著名的“蘭德公司”、“布魯金斯基金會”及“傳統基金會”等，而且這些智庫經常能夠在一些重要政策議題上持續發揮重要影響力。
甚者，在一些西方民主定期選舉體制的國家，一旦出現政黨輪替或官員異動時，這些智庫也能夠成為吸納、收留這些具有特殊專業政治人才的重要場域，讓這些人能夠繼續從事相關研究，發揮所長，繼續為其社會及國家服務，甚至在一定時間之後，又再度重返公職服務社會。
因此，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智庫發展是否良好，與當地政府及社會文化是否重視智庫價值，是否鼓勵各種專業智庫機構的設置具有一定關係。此外，除了來自政府的經費資源外，有關稅制等法律規定，也會影響民間對於智庫的支援程度。
個人以為，一個好的智庫，應該保持以下幾個特性：
第一，客觀性：簡單而言，就是要能夠做到“實事求是”。儘管政策或政治立場具有特定的價值傾向，但對實際情況或問題的理解及掌握，不能因主觀立場而扭曲或作假。
第二，周延性：對問題的掌握，要盡可能地考慮到方方面面，應超越個人好惡，尤其應對可能出現的“偏聽偏信”或“集體思考”情況，要始終保持高度警覺性，避免其發生。這點，也是為什麼有些領導人有意識地不會只聽從單一智庫或單位所提供的意見，甚至特別重視不同意見的聲音。
第三，整合性：有多問題並不能只考慮問題本身，也必須同時考慮許多連動或附帶影響變數。如一件開發案，不會只是涉及經費及工法，也必須同時考慮對環境承載及對當地自然人文環境的影響。換言之，也就是要注意系統整合的問題。
第四，獨立性：專業研究要盡可能排除來自機構內部及外部的各種不當干擾，包括各種可能預設的政治或政策立場。這些因素，往往容易造成研究成果缺乏客觀性及可信性，甚至淪為替已預先設定立場的背書工具。
第五，現實性：我們對智庫，通常會期待其能夠回應我們所關切的現實問題，並提出有效可行的行動方案或政策建議；也就是掌握現實問題本質的同時，也要能夠提出因應問題的實際方案或政策建議。
第六，前瞻性：除了因應當前問題外，一個好的智庫，更應具有前瞻性的戰略視野，能夠預見未來可能發展趨勢或出現的重要問題，並提早提出事先預警及因應方案，而不是忙於收拾善後，或僅是應付眼前的問題。
寺廟神像遍地有，民間智庫成長難
用上述構建智庫的核心元素來看，台灣智庫的發展並非完全進入黃金期，這幾年，台灣各界對智庫的重視程度雖有增加，也有許多智庫、基金會甚至協會紛紛成立，但能夠發揮重要影響力的智庫，或更具體地說，特別是對目前台灣政壇主要政黨產生重要影響的智庫，畢竟還是相對有限。
例如，國民黨的“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過去是由連戰先生所主導，原本還有一批政務官及退休將領在其中。如今，本屆新主席朱立倫上任後，進行了相當程度的改組，至於未來究竟會發生什麼效果，以及其與朱主席岳父高育仁先生的“廿一世紀基金會”兩者之間，雙方如何分工或互動，還有待進一步觀察。
至於民進黨部分，主要是以隸屬黨中央的“新境界文教基金會”為主要核心，包括蔡英文上一次總統大選時所提出的“十年政綱”，以及本屆小英重掌黨中央並代表民進黨競逐下屆總統，其有關政策議題的處理，也主要是透過新境界智庫這個機制在運作。
至於兩千年民進黨執政後成立的“台灣智庫”，以及辜寬敏先生成立的“新台灣國策智庫”，近年來扮演的角色相對有限，以往所發揮的公共性角色或者活動能力，似有呈現弱化趨向，未來發展同樣有待觀察。至於李登輝先生主導成立的“台灣綜合研究院”，也是面臨同樣情況。
如果視野不侷限於與檯面政治團體有關或具特定色彩的智庫，則除了政府或學術機構外，民間比較有名的涉及經濟領域的，則有“中華經濟研究院”及“台灣經濟研究院”兩大智庫。
然而，即使這樣相對老牌的智庫，也需要經常申請或承包政府研究計畫才能生存。如何維持其運作及研究成果的獨立性與客觀性，能夠免於政治力的不當干擾，使其保有可為社會所普遍信賴的公共資產，則需要予以重視及關注。
如果我們打破對一般傳統智庫的思考，其實台灣有許多的非營利組織（NPO），也經常在特定議題上發揮一定程度的“智庫作用”。他們經常透過各種形式途徑，如召開記者會、發表出版品、立法遊說、遊行活動等管道發聲，對特定政策議題發揮一定程度的影響力。
舉例而言，像是比較活躍的環保聯盟、勞工陣線、全民監督健保聯盟或一些產業工會，也經常就相關議題提出訴求，甚至彼此間形成合作串連，以對政黨及政府等政治部門發揮集體政策影響力。
比較可惜的是，儘管智庫發展對於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及民主政治的健全具有重要價值，但相比之下，台灣許多民眾及企業，似乎還是比較願意捐錢給寺廟或宗教團體，或是個別的政治人物，而非資助成立智庫或這些NPO。
所以，台灣到處都可以看到很多廟宇或神像，但具中立性及綜合性的重要民間智庫，則似乎不容易找到。
2016，
智庫與民進黨的秘密鎖匙
毫無疑問，民進黨中央設有他自己的相關政策部門，以及新境界智庫（下設：安全與戰略研究中心、經濟與社會研究中心），因該智庫隸屬民進黨黨中央，成立以來頗受歷屆黨主席重視，也成為黨內重要政策議題處理平台，其重要性不言可喻。
相對的，前述有關帶有偏綠色彩的其他智庫，其對民進黨的政策形成不是完全沒有影響力，但相對已屬較為邊緣或次要，甚至某些智庫成員也可能已受邀參與新境界智庫乃至黨務運作，故政策部分主要還是會以新境界智庫為主。
尤其，本屆新境界智庫執行長林全，也是黨主席蔡英文長期倚重的政策幕僚，許多內政及涉外議題主要都是透過這個智庫平臺在進行運作。可以預期的是，上次總統大選的“十年政綱”係由此出，後續為因應明年大選而準備的各種政策文件，也將倚重此一智庫來產生。
而不論在野或執政，民進黨除了自己的新境界智庫外，應該還是會加強與其他專業智庫及NPO的合作及溝通，以發揮更強大的政策整合及規劃能量，同時兼顧政策的現實性、周延性及前瞻性，方足以更有利於因應眼前各種改革及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