裂痕难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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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泰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理,46岁的阿披实以他在精英教育下养成的独特魅力,治理着这个“微笑之国”。然而,在民主演进之路尚未完结的泰国,政治的复杂性,也使阿披实的领导力受到极大挑战。
  在处理今年3月到5月“红衫军”于曼谷大规模示威的问题上,人们不禁对阿披实调动联合政府、协调反对派、动员民众等方面的能力产生怀疑。特别是对于他最终以暴力方式驱散“红衫军”,舆论也是褒贬不一。而他提出的政治和解路线图,也被指责是在新一轮大选前为民主党谋私利。
  带着这些疑问,《财经》记者在泰国总理府,对阿披实进行了专访。
  他是一个颇有气质的领导人,眉宇间的英气能感染满屋子的人。即使面对记者尖锐的发问,他也保持着极大的涵养,在整个采访过程中面带微笑。
  在推动民权的社会运动与政治利益诉求相互交织的泰国,作为国家领导人,阿披实清晰地认识到加强社会政治认同、推动政治制度改革的重要性。
  在他看来,当前“红”“黄”两派的政治分歧就像硬币的两面,一面要求权力的分散,另一面则要求政府的透明,关键在于如何让他们捐弃前嫌,走到一起。
  然而,面对泰国社会传统文化的牵绊,以及对前总理他信的“清算”,若想获得足够多的政治支持,阿披实倡导的和解之路有些艰难。
  
  和解与修宪
  《财经》:在今年泰国大规模的社会冲突平息之后,你在6月提出了一项政治和解路线图,它的目标是什么?
  阿披实:我们试图从多年来困扰泰国的危机中走出来。这场危机已成为泰国深层次分裂的标志,并且导致了示威和暴力。我将致力于找出导致分裂的症结,这涉及很多方面的问题:经济层面的机会分享、自由表达的权利、宪法以及相关的法律,还有一些关乎示威者自身的问题。
  我将在公开、透明的方式下,邀请各方面的相关者加入讨论,处理这些问题。我们希望最终能让泰国民众感受到,大家都身处同一个社会,需要所有人弥合分歧,推动这个国家向前发展。
  
  《财经》:我们听说即使在联合政府内部,也有很多不同意见,你将如何促成联合政府内部的共识?
  阿披实:联合政府这种政治形态,在泰国有很多年的历史。联合政府需要找到各种方法和途径,确保内部形成有机整体,推进政策的执行,这也对领导能力提出不少要求。总的来说,我认为我们有相对明晰的政治目标,这将使联合政府得以顺利平稳地运作。
  【解析】
  在今年5月泰国政府以武力驱散曼谷的“红衫军”示威集会后,阿披实政府于6月10日提出一项包含五点的和解路线图,呼吁民众忘记仇恨、停止报复、重建国家,实现全国和解。阿披实还强调,该计划将致力于解决造成泰国社会分裂的社会与经济不平等问题,并对5月曼谷的流血冲突进行调查。
  其实在5月初,双方对峙最为紧张的时刻,阿披实也曾提出和解计划,但被大多数“红衫军”领导人拒绝,部分原因是该计划没有满足他们对于提前选举的要求。这次阿披实提出的新和解方案,前景也不令人乐观。在他宣布该方案后,2006年政变中被推翻的前总理他信通过其发言人表示反对,并呼吁泰国各方,包括“红衫军”“黄衫军”“彩衫军”、阿披实政府、反对党及社会各界,一同寻求解决冲突的道路,而不是由政府单方面设定和解路线。
  在一些分析人士看来,泰国的冲突是传统的军人、保皇派的既得利益集团与以他信为代表的新兴资本家阶层之间的一场冲突,又因泰国社会各阶层的政治、经济权利与力量不平等而激化,深层次的根源决定了这场冲突绝非政府单纯的和解姿态所能消弭。
  
  《财经》:在和解路线图中,你也提议修改宪法,你认为有哪些方面需要修改?
  阿披实:很多方面都有待修改,当然其中一些是技术层面的问题,例如议会和内阁在缔结国际协约、条约方面的权力划分问题。其他则是选举体制的问题,例如是采取大选区制还是小选区制、采取哪种投票制度等。我们希望委员会讨论这些议题,以便尽快就修改方向提出建议。
  
  《财经》:你曾经说新的宪法修正案,将成为1997年宪法与2007年宪法的折中版,会是这样吗?
  阿披实:人们经常强调1997年宪法与2007年宪法之间的区别,但二者的相同之处可能更多。我相信两部宪法的区别是技术性的,很多时候只是反映了不同的侧重点,并不是本质差别。
  
  《财经》:2007年的时候,你支持由军政府颁布的宪法,说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你是否担心别人说你得到了军政府的支持?
  阿披实:那时,对于宪法有一场全民公投,我所领导的民主党希望宪法能够在公投中顺利通过,因为我们认为,这样的方式能够很好地将泰国拉回到选举政治的轨道之上。到了那年的12月,泰国也确实重新举行了选举。
  
  《财经》:如果宪法本身不停在变,政府如何维持法治?
  阿披实:通过更大程度地让民众参与到宪法的修正程序中来。我们希望最终能达成一些所有人都同意的法治原则。
  
  【解析】
  宪法之争是目前泰国社会冲突的焦点之一。在整个泰国现代史上,政府极不稳定,军事政变频发,故而宪法也屡设屡废,不同的宪法往往是反映基本政治态势与各方力量对比的晴雨表。
  自1932年泰国确立君主立宪制以来,迄今共有17部宪法与宪章。军人在政变成功之后,往往会制定新宪法,最近的例子是2006年,前总理他信在政变中被推翻,军政府随即颁布临时宪法,并在2007年经过一次全民公决后,制定正式宪法。
  此次修宪,则意味着1997年宪法的废弃。而1997年宪法在泰国历史上意义重大,常被认为是最能反映公众声音、在制订过程中也最大程度地吸引了公众参与的一部宪法,故而被称为“人民宪法”。该宪法确立了两院议会制,议员均通过直选产生。而2007年宪法,被反对派视为军政府一手操纵、主导的产物。如何平衡各方的不同利益诉求,推动制定一项能协调各方立场的新宪法,是阿披实面临的重大挑战。
  近年来的历次选举显示,由于人数的原因,一人一票的选举几乎必然导致亲他信的政党上台。虽然“红衫军”力量暂时受到压制,但阿披实领导的执政联盟仍不稳固,即将到来的另一次大选将对其构成重大挑战。从阿披实的回答来看,他也试图向那些泰国的中下层民众、尤其是农民伸出双手,赢得他们的认同与支持,从而巩固自身的执政基础。但这一政策能否起效,仍难以预料。
  
  硬币的两面
  《财经》:由于冲突的影响,现在人们常常提起泰国社会的“分裂”,你如何看待“红衫军”与“黄衫军”的差别?
  阿披实:在我看来,他们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我认为,“红衫军”是要求给予选民更多话语权,让选民发挥更大作用。他们认为大众的角色最重要,代表了一切。而“黄衫军”则是强调政府的公信力、透明度、治理能力等方面。
  如果这两方能够走到一起来,那将是最好的局面。可惜的是,在泰国和其他国家的历史上,分歧和碰撞总会不时发生。
  
  《财经》:泰国有大量的农村人口,你如何看待农村选民的角色?
  阿披实:在近年来的选举中,农村选民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我想,几乎目前所有的政党都制定了清晰的纲领,以关照他们的诉求。我认为随着泰国民主制度的演进,农村选民会发出更大的呼声。
  
  《财经》:你准备如何在联合政府影响力极微的北部与东北部农村,获得支持?
  阿披实:我们正在通过各种渠道调动他们的支持。我们将通过各种社会力量把信息传递过去。这需要很长的时间和足够的耐心。但是联合政府有坚定的政治决心去实现这项计划。
  
  《财经》:政府如何才能真正赋予民众权利,而不是仅仅利用民众的力量?
  阿披实:首先,我们继续推进中央向地方的分权,这将大大扩大民众对政治的参与度,也将使地区政府获得更多权力;其次,我们正在开展一系列保障民众收入的计划,特别是针对农村地区的计划,这有助于给穷人真正带来权利;第三,我们还将增强一些建设项目的透明度,从而使民众参与其中。
  
  《财经》:你认为泰国政治未来将向何处发展?
  阿披实:接下来的几年至关重要。我决心要确保泰国能从近几年来的冲突循环中走出来。我们必须从这些事件中吸取教训,必须坚定一些基本原则,例如法律的执行。当然,我们也要尽最大可能给予民众各种保障。
  
  【解析】
  作为泰国社会冲突中的两股不同的民众势力,“红衫军”与“黄衫军”在人员组成、地域来源与利益诉求上存在着一定的分野。
  支持他信的“红衫军”抗议者大多是劳工阶层和农民,主要来自泰国北部和东北部,他们支持他信所采取的一些民粹主义措施,要求获得更大的政治权利与经济利益。由反他信的泰国民众组成的“黄衫军”则主要来自曼谷等大城市,并获得保守派政党的支持。
  “红衫军”支持1997年宪法,而“黄衫军”反对一人一票的普选制,要求70%的国会议员由任命产生,30%的议员由选举产生。
  5月泰国政府与“红衫军”的冲突造成80多人死亡,数百人受伤。阿披实政府当时所宣布的紧急状态,至今在包括曼谷在内的很多省府仍未解除。目前“红衫军”领导层受到重大打击,其主要领导人大部分被关押或在逃。但泰国北部和东北部民众仍是他信的支持者,阿披实所率领的执政联盟的影响力在那些地区仍然不足,这也对泰国未来的政治发展构成了最大的变数。
  
  结构性改革
  《财经》:在你看来,泰国民主巩固所遇到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阿披实:我们担心最近的抗议掺杂了暴力因素。我们需要在暴力和政治之间划清界线,不能让暴力因素侵染政治活动,因为暴力只会损害民主政治体制。另一方面,人们在思想认知层面的分歧愈演愈烈,民众也变得更加极端化,这些可能也和媒体性质、民众接触信息的方式的变化有关。
  我们的一项挑战是,要维护泰国传统的和解文化,让民众在分歧和差异中和睦共处。泰国人骨子里就有这种共存的文化,而我们的任务就是激发出这种潜能,使泰国社会能达到统一。
  
  《财经》:但是,也许民众对等级色彩浓厚的传统社会文化的固守,会使精英阶层不断获得利益,从而成为改革的阻碍者,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阿披实:我想,有的时候人们对泰国社会经济的不平等强调过多了。有大量的事实和数据可以证明,泰国的不平等问题,可能并不比许多发展中国家严重。当然,我们也认识到,泰国有一些结构性问题需要解决。这也是我设立改革委员会的初衷。
  
  《财经》:那么你准备如何解决那些结构性问题呢?
  阿披实:对于政府来说,我们已经提出了一些提供均等机会的构想,特别是针对务农的农民。比如说,我们已成功提出一项收入保障计划,我们希望给农民和低收入者提供更多安全感,我们还将强化福利体系,从而巩固该计划的效果。
  政府要做的第二步,就是从体制层面着手税收改革。此外,改革委员会也将关注其他领域的结构性问题。
  
  《财经》:现在很多新兴市场国家在经济上高速发展,政治改革却相对滞后,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阿披实:我认为,政治发展依赖于机构本身的变革,这就意味着机构需要适应民众态度的变化、政治事务运作方式的变化,以及政治文化的变化。在这个过程中,往往伴随着多元性的发展与分歧意见,因而较难达成一致,机构的转变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财经》:许多新生民主国家都是在革命后才发生变化的,你认为是这样吗?
  阿披实:(笑)总是有些诱发灾难的事件发生,进而促成骤变。泰国目前的状况,要求政府把经济及政治危机转变为机遇。
  
  【解析】
  泰国经济学家Pasuk Phongpaichit向《财经》记者分析道,在等级与阶层意识根深蒂固的泰国,自从1973年学潮以来,普通民众便已开始在政治上觉醒,争取民权、要求更多政治参与度的呼声在提升。泰国社会的阶层流动性较低,社会精英与官僚(Amat)形成独特的圈子,而民众则对泰国的官僚政治(Amataya)日益感到不满,要求在更大程度上参与政治进程。
  2001年商业大亨他信在选举中获胜。善于动员群众的他信所代表的新兴资本家的力量,天然地与要求变革的民众的力量走到了一起,使泰国不得不面临两难局面:是被政客操纵的大众政治,还是由精英规划的国家治理?这种矛盾最终在泰国导致各方诉诸暴力,并引发军事政变,阻断了民主化进程。
  不同的手在推动着泰国的社会演进和制度变迁,有些手试图将泰国拉回到1973年学潮之前,有些手则不断将它向前推。幸运的是,包括阿披实在内的泰国各界,都在强调传统的和解文化。
  一位73岁高龄的“红衫军”成员、前泰国共产党员对《财经》记者说:“我也在怀疑自己年轻时候的选择,如果社会要发生变化,它应该是一个缓慢演进的过程,而不是一个激进的过程。”在暴乱中被“红衫军”纵火烧毁的世界中心大厦(Central World)的总裁事后打出标语“让我们忘掉过去,重新团结”。泰国未来的社会安定与顺利转型或许还有赖于这些和解因子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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