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1940年代毛泽东在探索“新民主主义社会论”过程中提出了中国需要“资本主义广大”发展的认识，此种认识在中共七大时达到高峰，却在194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生原则性改变。这种曲折认识，不仅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苏关系的微妙多变密切相关，更深刻受制于“新民主主义革命”逻辑所规定的“革命阶段论”。具体而言，表现为“夺取政权”（夺权）与“所有制改造”（改制）两个上下承接的革命时期内，中共对“资本主义”的不同认识层次，及其应对策略。“发展资本主义”，虽然在理论上成为民主革命的自然结果，但终因其在“革命”逻辑限制下，无法找到对应逻辑空间与制度环境而归于消失。因此，对此特殊历史时期之产物，似乎不宜作过高“现实价值”估计。
[关键词]资本主义;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阶段论
导论：“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意见与现实意见
“新民主主义社会论”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成为研究热点以来，始终处于“学术研究”与“现实关照”的微妙关系中。1995年《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出版后，人们对毛泽东在讲话中突出强调“中国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的观点讨论热烈[1]，认为当年尚处于理论构想中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实际与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历史形成某种呼应。
在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构想中，“发展资本主义”确实有迹可循，甚至贯穿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整个创制过程，在中共七大时达到一个“高峰”[2]。但是，在1948年9月，中共中央确立了新社会的“基本矛盾”，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后，“作为一个设想中的既区别于资本主义社会、又区别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和‘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政治前途，至少在逻辑上已经不存在了。”[3]那么，所有关于毛泽东“发展资本主义”认识的评判，似乎都应回到一个简单问题：毛泽东1940年代的“发展资本主义”认识，何以呈现“由高峰转向曲折”的转变轨迹？
时势与策略：1940年代“资本主义”的多重解读
“资本主义”与中国发展，是贯穿中共历史进程的重大问题。中共对自身历史方位的判断、对“资本主义”的基本认识，始终深刻植根于俄国“十月革命”后开启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截然对立的时代背景。
1939-1940年间，苏联、共产国际对《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世界局势重新进入两大阵营对立的判断，成为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夺取“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的重要思想基础[4]。
然而，1942年5月后，美苏、英苏关系在法西斯军事压力下迅速发展，使中共对国际形势乃至“资本主义”的判断出现微妙变化。毛泽东开始认为，二战是“正义战争”[5]，“资本主义已不是一个可怕的东西，已经起了变化”[6]。美苏已经出现战时乃至战后“合作”的趋势。在此情形下，“国内形势随国际关系而转移”。因此，中共应争取与国民党建立“和平局面”，战后促使中国踏上“统一战线的民主共和国”前途[7]。
1944年，美苏对华政策同时出现调整。共产国际解散后，中苏关系因新疆问题迅速交恶[8]，美国介入国共调停的举动却造成了对中共颇为有利的局面。整个1944年夏，除驻延安美军观察组外，美军的踪迹几乎遍布当时中共的整个势力范围。驻华美军甚至开始拟向中共提供有效军事援助，配合盟军对日作战。[9]
这种积极变化使毛泽东颇受鼓舞。在设想争取美援之余，他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构思更加具体和大胆。在同年7月与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中，毛反复论述的“发展资本主义”内容令人印象深刻。他直言，中国共产党现在与将来所实行的政策，是“完全区别于共产主义制度”的新民主主义政策。中国将来的经济发展不排斥“资本主义”，相反地，“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私人资本，在战后的中国皆应给予充分的发展机会，因为中国需要发展工业”;革命最终的结果，就是“使具有某种进步性的资本主义能在中国得到发展，并通过引进现代生产方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10]
1945年3月中旬，毛泽东甚至对美国外交官坦言，中国远未准备好实行社会主义，而是要“经历漫长的、民主管理的私人企业时期”[11]。在当月的六届七中全会上，毛对《论联合政府》进行说明，认为此报告与《新民主主义论》的不同之处正在于“确立了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12]。
但是，中共中央一度积极采取的“联美”政策，并非真的彻底改变了他们关于国际政治分野的传统看法。战时美苏多变的关系，不过使身居其间的中共获得了更多的机会与援助罢了。从短期看，争取美援或许事从权宜，但争取与苏联的紧密合作，不仅事关对日作战的终结[13]，更将影响战后中国政治秩序的转变。即使从长远预测，虽然美苏在战后仍有合作可能，但这种“合作”绝不同于战时御敌，反而仍将取决于两大阵营“斗争”而取得的均势[14]。
具体到中国自身而论，中国将在以美、苏为核心的两大阵营体系下谋生存，这已经毋庸置疑。从“生产力发展”的理论角度考虑，中国固然有“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15]的特殊阶段;但对于始终追求中国“非资本主义”发展前途的中共党人而言，中国总要面对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最终冲突与斗争。
因此，在1945年4月召开的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再度重申，苏联的存在，才是划分世界不同历史时代的主要依据。现存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仍存在民主与反民主、帝国主义与反帝国主义的斗争。[16]另外，在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中，毛亦特别提醒全党，“现在的世界面目已经完全变化了”，要特别警觉“给蒋介石撑腰的那些外国人”。[17]在美苏对立明朗化的1948年底，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议指出，未来中国社会的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18]。相较于之前毛泽东关于“发展资本主义”的种种设想，这无疑是个原则性改变。
由此可见，毛泽东1940年代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构想，实际与战时美苏关系的变化存在紧密互动，是应对多变时局的产物。毛泽东对“发展资本主义”较为开放的认识，曾得益于美苏战时、战后相对稳定的合作乃至妥协关系，很快便因为美苏冷战形势，乃至意识形态的最终分野，归于传统“阶级斗争”思路。毕竟，在“阶级意识”清晰的中共党人眼中，最重要的革命结果，应是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制度，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革命与建设：“新民主主义革命”逻辑之内的“发展资本主义”
毛泽东对“发展资本主义”问题的灵活解读，并不意味着他对此问题从未做过理论上的深入思考。相反的，自1939年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首次提出：“资本主义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这是经济落后的中国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不可避免的结果”[19]的说法之后，明确阐述中国革命有“上、下篇”之别[20]，要“换两回朝”[21]的毛泽东，在很长时间内所担心的问题，反而是党内同志对“发展资本主义”认识不足，容易产生“民粹主义”错误思想。
因此，他反复说明，中国现阶段的革命仍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此革命“基本不破坏私有财产制度”[22]，反复借用俄国“十月革命”后的经验教训[23]与列宁《两个策略》的说法[24]，以努力证明“资本主义发展”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进程中，不仅是种不可避免的“进步”，甚至是“必由之路”[25]。也可以说，“民主革命”任务直接催生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二者之间存在天然逻辑联系。
当然，这种毫无意识形态包袱的策略性思路，无疑受制于一个根本前提——无产阶级领导权。事实很清楚，“新民主主义”之“新”，昭示的是无产阶级在“十月革命”后开启的新时代，是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权，是革命后社会改造的“非资本主义方向”。
在具体的革命逻辑内，中共的“无产阶级领导权”分别体现于“夺权”、“改制”两个上下承接的革命阶段内。即：首先要广泛争取一切“革命阶级”，造成国共实力的根本转变，以期实现政权交替、完成民主革命任务，然后才会逐渐考虑社会改造问题，进行生产关系变革。
在成功“夺取政权”之前，一切现实经济问题，乃至“生产力”问题，皆取决于“政治条件”的根本实现，或者说将成为“政治变革”后的自然结果。这种“政治支配经济”，或“政治优先”逻辑，来自“十月革命”的示范，也反映在中共的局部执政经验中。毛泽东对陕甘宁边区社会性质的判断就是一个生动实例。在他看来，判断一个地方“社会性质”是否为“新民主主义”，只需要看“那里的政权是否有人民大众的代表参加以及是否有共产党的领导”[26]。
因此，在泾渭分明的“革命阶段论”，与突出的“政治优先”逻辑下，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阐述“资本主义”的那个“高峰”就颇值得玩味了。在《论联合政府》报告中，虽然反复强调“解放生产力”应作为衡量党的政策的重要标准[27]。但在党内的口头政治报告中，毛关于“发展资本主义”的说法，显然还是针对“俄国经验”与克服党内“民粹主义”观念[28]而提。也就是说，尽管有开明的提法，毛泽东始终未能解释清楚以下几个相互关联的问题：“资本主义”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究竟如何扮演其“过渡角色”;“资本主义”与“发展生产力”是何关系;执政党究竟将如何对待“资本主义”。但是，在“革命阶段论”的逻辑统摄下，毛泽东根本无需为日后的“过渡”作充分解释，只需要最大限度地体现包容性即可。
实际上，如何“发展资本主义”，尤其是如何处理“私人资本主义”的问题，自1920年代起，就是困扰中国知识界，乃至国、共两党多年的难题。可以说，国共双方在1940年代都逐渐认识到“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经济的作用，但始终缺乏切实的可行方案。然而，明确的“革命阶段论”恰好在此时完全抵消了中共在该问题上的意识形态负担与心理顾虑。
果然，中共七大报告对“资本主义”的开明姿态与笃定态度，确实在国统区造成了不容小觑的影响。蒋介石高级幕僚唐纵在分析毛泽东七大报告后坦言，中共的“这一个转变在中国收得很大的效果，后方许多工商界和国民党内部失意分子，过去对于共产党恐怖的心理，已完全改观。”[29]相形之下，此时召开“六大”的国民党，却颇难解释中国应如何“发展资本主义”。1945年5月18日，蒋介石在大会上表示，“一般人对政府要求其打倒资本，又要求其吸引资本;要求打倒帝国主义，又要求帝国主义援助。此真难乎为政府当局矣。”[30]
然而，随着“夺取政权”问题渐趋明朗，“革命阶段论”开始压缩“发展资本主义”的逻辑空间。在“非资本主义”的终极目标下，如何看待新社会中的“资本主义”，并将其纳入合适的制度轨道，成为摆在毛泽东等人面前的难题。1948年9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就经济建设问题首次进行具体系统的讨论[31]，却能明显看到与会者对“发展资本主义”问题的重重顾虑。是否要仿照俄国经验，在资产阶级“二月革命”后，就实现“社会主义”性质的过渡？[32]
毛泽东指明，将来社会的经济形态仍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即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因素共存。但这种经济体系，又是突出“社会主义因素”的，社会主义经济领导下的国民经济。毛为此特意强调，以往关于社会经济的“新资本主义”描述已“不妥当”。[33]至于他自己原来曾反复强调的、在民主革命后将有大发展的“资本主义”，虽然数量巨大，但不起决定作用，仍可利用其“地方性”特点帮助发展生产。总之，应该开始考虑“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34]
刘少奇则反复强调“资产阶级”的危险性。他提出，全党应“时刻注意资产阶级之叛变”，“好像抗战初期与阎锡山合作抗日一样”[35]。他认为，至少在解放区内，中共与私人资本家的斗争已经开始。虽然双方进行的是和平“经济竞争”，但需要清醒意识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时刻存在。这种经济领域内的斗争，即使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仍会发生、且足以威胁新政权。因此，甚至需要从能产生“资本主义因素”的“小生产者”开始抓起，制定最谨慎的政策以规避其“资本主义”前途。[36]毛泽东在紧随其后的讲话中补充，现阶段还要联合资产阶级反帝、反国民党，还要依靠资产阶级发展生产，因此没收私人财产还谈不上，但是“竞争现在就开始了”[37]。
由此可见，1948年9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虽然基于对“革命形势”的谨慎估计，继续肯定将来社会“新民主主义”的发展前途乃至“资本主义”发展需要，但明显地，“资本主义”在中共新阶段的“改制”逻辑内，似乎已再无栖身之所，更无切实的制度设计保障。“消灭资本主义”的时机，似乎只要视“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情形而定。 按照新民主主义革命逻辑，“资本主义”几乎没有一个固定的存在空间——既该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自然地实现“广大发展”，又必须在其提出“所有制改造”要求后，迅速离开历史舞台。何时实现“改制”？——无论在列宁还是中共的革命逻辑内，基本没有为“资本主义”设计介于“夺权”与“改制”之间的生存空间。毕竟在共产党人看来，“资本主义”更多时候体现为他们志在改造的生产关系。因此，革命年代有关“资本主义广大发展”的认识，注定只是特定革命阶段、特定革命逻辑内的一段插曲。
结语：“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感与现实感
1940年代“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及其中包含的“发展资本主义”思想，无疑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中共党人，如何在实现“非资本主义”发展前途的大前提下，为中国补上“资本主义发展”这一课的努力成果。但是，在那个特殊的、以完成“民主革命任务”为绝对先导的时代，对于未来社会的种种设想，皆来源于“革命”需要，并且也逃不出“革命”对其产生的终极限制。
民主革命时期，“夺取政权”的革命目标，最大限度地催生了革命策略的灵活性，与此相随的则是“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空间与逻辑空间;然而，当“革命领导权”已再无异议，“革命”的终极任务——彻底变革生产关系、改造社会制度，则逐渐显示出其不可撼动的“原则性”，使人们有意识地进入“加速过渡”的思想轨迹。这种“过渡”虽然未必符合历史条件，但绝对应是革命逻辑的不二产物。也可以说，在那个特殊时代，只要仍在“革命”逻辑下，所有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与“发展资本主义”的设想与实践，都只能在革命所规定的框架内，艰难地寻找自己一席之地。
[注释]
[1]关于这一课题的基本研究状况，可参见宋海琼：《近十年毛泽东资本主义经济观研究概述》，《毛泽东思想研究》，2003年11月.已有研究中，关于1940年代的讨论是热点.与本文探讨时段接近的、较有代表性的讨论如下黄如军：《论中共七大前后党关于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想》，《教学与研究》1997年第11期;马占稳：《毛泽东对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认识》，《北京行政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郑德荣、柳国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思想述略》，《党的文献》2000年第1期.王晓荣、王育英：《中共七大——毛泽东关于发展资本主义认识的高峰》，《毛泽东思想研究》2005年第5期.
[2]王晓荣，王育英.中共七大——毛泽东关于发展资本主义认识的高峰[J].毛泽东思想研究，2005（5）.
[3]杨奎松.毛泽东为什么放弃新民主主义？——关于俄国模式的影响问题[J].近代史研究，1997（4）.
[4]牛军.从延安走向世界——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起源[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127.
[5]毛泽东文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31.
[6]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430.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思想年编（一九二一——一九七五）[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329.
[8]邓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17-20.
[9]邓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20-30.
[10]毛泽东文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182-186.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思想年编（一九二一——一九七五）[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410.
[12]毛泽东文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275.
[13]牛军.从延安走向世界——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起源[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178-180.
[14]牛军.从延安走向世界——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起源[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186-190.
[15][25]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60.
[16]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31-1032.
[17]毛泽东文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320.
[18]中央档案馆等编.中共中央在西柏坡[M].武汉：海天出版社，1998：538-539.
[19]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50.
[2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思想年编（一九二一——-一九七五）[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240.
[21][22]毛泽东文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59.
[23]毛泽东文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207.
[24]毛泽东文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323.
[26]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85.
[27]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81.
[28]毛泽东文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322-323.
[29]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M].北京：群众出版社，1991：522.
[30]邓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90.
[31]中央档案馆等编.中共中央在西柏坡[M].武汉：海天出版社，1998：560.
[32][35][37]中央档案馆等编.中共中央在西柏坡[M].武汉：海天出版社，1998：563.
[33]中央档案馆等编.中共中央在西柏坡[M].武汉：海天出版社，1998：538-539.
[34]中央档案馆等编.中共中央在西柏坡[M].武汉：海天出版社，1998：544.
[36]中央档案馆等编.中共中央在西柏坡[M].武汉：海天出版社，1998：564-565.
[关键词]资本主义;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阶段论
导论：“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意见与现实意见
“新民主主义社会论”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成为研究热点以来，始终处于“学术研究”与“现实关照”的微妙关系中。1995年《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出版后，人们对毛泽东在讲话中突出强调“中国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的观点讨论热烈[1]，认为当年尚处于理论构想中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实际与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历史形成某种呼应。
在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构想中，“发展资本主义”确实有迹可循，甚至贯穿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整个创制过程，在中共七大时达到一个“高峰”[2]。但是，在1948年9月，中共中央确立了新社会的“基本矛盾”，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后，“作为一个设想中的既区别于资本主义社会、又区别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和‘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政治前途，至少在逻辑上已经不存在了。”[3]那么，所有关于毛泽东“发展资本主义”认识的评判，似乎都应回到一个简单问题：毛泽东1940年代的“发展资本主义”认识，何以呈现“由高峰转向曲折”的转变轨迹？
时势与策略：1940年代“资本主义”的多重解读
“资本主义”与中国发展，是贯穿中共历史进程的重大问题。中共对自身历史方位的判断、对“资本主义”的基本认识，始终深刻植根于俄国“十月革命”后开启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截然对立的时代背景。
1939-1940年间，苏联、共产国际对《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世界局势重新进入两大阵营对立的判断，成为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夺取“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的重要思想基础[4]。
然而，1942年5月后，美苏、英苏关系在法西斯军事压力下迅速发展，使中共对国际形势乃至“资本主义”的判断出现微妙变化。毛泽东开始认为，二战是“正义战争”[5]，“资本主义已不是一个可怕的东西，已经起了变化”[6]。美苏已经出现战时乃至战后“合作”的趋势。在此情形下，“国内形势随国际关系而转移”。因此，中共应争取与国民党建立“和平局面”，战后促使中国踏上“统一战线的民主共和国”前途[7]。
1944年，美苏对华政策同时出现调整。共产国际解散后，中苏关系因新疆问题迅速交恶[8]，美国介入国共调停的举动却造成了对中共颇为有利的局面。整个1944年夏，除驻延安美军观察组外，美军的踪迹几乎遍布当时中共的整个势力范围。驻华美军甚至开始拟向中共提供有效军事援助，配合盟军对日作战。[9]
这种积极变化使毛泽东颇受鼓舞。在设想争取美援之余，他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构思更加具体和大胆。在同年7月与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中，毛反复论述的“发展资本主义”内容令人印象深刻。他直言，中国共产党现在与将来所实行的政策，是“完全区别于共产主义制度”的新民主主义政策。中国将来的经济发展不排斥“资本主义”，相反地，“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私人资本，在战后的中国皆应给予充分的发展机会，因为中国需要发展工业”;革命最终的结果，就是“使具有某种进步性的资本主义能在中国得到发展，并通过引进现代生产方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10]
1945年3月中旬，毛泽东甚至对美国外交官坦言，中国远未准备好实行社会主义，而是要“经历漫长的、民主管理的私人企业时期”[11]。在当月的六届七中全会上，毛对《论联合政府》进行说明，认为此报告与《新民主主义论》的不同之处正在于“确立了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12]。
但是，中共中央一度积极采取的“联美”政策，并非真的彻底改变了他们关于国际政治分野的传统看法。战时美苏多变的关系，不过使身居其间的中共获得了更多的机会与援助罢了。从短期看，争取美援或许事从权宜，但争取与苏联的紧密合作，不仅事关对日作战的终结[13]，更将影响战后中国政治秩序的转变。即使从长远预测，虽然美苏在战后仍有合作可能，但这种“合作”绝不同于战时御敌，反而仍将取决于两大阵营“斗争”而取得的均势[14]。
具体到中国自身而论，中国将在以美、苏为核心的两大阵营体系下谋生存，这已经毋庸置疑。从“生产力发展”的理论角度考虑，中国固然有“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15]的特殊阶段;但对于始终追求中国“非资本主义”发展前途的中共党人而言，中国总要面对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最终冲突与斗争。
因此，在1945年4月召开的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再度重申，苏联的存在，才是划分世界不同历史时代的主要依据。现存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仍存在民主与反民主、帝国主义与反帝国主义的斗争。[16]另外，在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中，毛亦特别提醒全党，“现在的世界面目已经完全变化了”，要特别警觉“给蒋介石撑腰的那些外国人”。[17]在美苏对立明朗化的1948年底，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议指出，未来中国社会的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18]。相较于之前毛泽东关于“发展资本主义”的种种设想，这无疑是个原则性改变。
由此可见，毛泽东1940年代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构想，实际与战时美苏关系的变化存在紧密互动，是应对多变时局的产物。毛泽东对“发展资本主义”较为开放的认识，曾得益于美苏战时、战后相对稳定的合作乃至妥协关系，很快便因为美苏冷战形势，乃至意识形态的最终分野，归于传统“阶级斗争”思路。毕竟，在“阶级意识”清晰的中共党人眼中，最重要的革命结果，应是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制度，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革命与建设：“新民主主义革命”逻辑之内的“发展资本主义”
毛泽东对“发展资本主义”问题的灵活解读，并不意味着他对此问题从未做过理论上的深入思考。相反的，自1939年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首次提出：“资本主义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这是经济落后的中国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不可避免的结果”[19]的说法之后，明确阐述中国革命有“上、下篇”之别[20]，要“换两回朝”[21]的毛泽东，在很长时间内所担心的问题，反而是党内同志对“发展资本主义”认识不足，容易产生“民粹主义”错误思想。
因此，他反复说明，中国现阶段的革命仍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此革命“基本不破坏私有财产制度”[22]，反复借用俄国“十月革命”后的经验教训[23]与列宁《两个策略》的说法[24]，以努力证明“资本主义发展”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进程中，不仅是种不可避免的“进步”，甚至是“必由之路”[25]。也可以说，“民主革命”任务直接催生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二者之间存在天然逻辑联系。
当然，这种毫无意识形态包袱的策略性思路，无疑受制于一个根本前提——无产阶级领导权。事实很清楚，“新民主主义”之“新”，昭示的是无产阶级在“十月革命”后开启的新时代，是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权，是革命后社会改造的“非资本主义方向”。
在具体的革命逻辑内，中共的“无产阶级领导权”分别体现于“夺权”、“改制”两个上下承接的革命阶段内。即：首先要广泛争取一切“革命阶级”，造成国共实力的根本转变，以期实现政权交替、完成民主革命任务，然后才会逐渐考虑社会改造问题，进行生产关系变革。
在成功“夺取政权”之前，一切现实经济问题，乃至“生产力”问题，皆取决于“政治条件”的根本实现，或者说将成为“政治变革”后的自然结果。这种“政治支配经济”，或“政治优先”逻辑，来自“十月革命”的示范，也反映在中共的局部执政经验中。毛泽东对陕甘宁边区社会性质的判断就是一个生动实例。在他看来，判断一个地方“社会性质”是否为“新民主主义”，只需要看“那里的政权是否有人民大众的代表参加以及是否有共产党的领导”[26]。
因此，在泾渭分明的“革命阶段论”，与突出的“政治优先”逻辑下，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阐述“资本主义”的那个“高峰”就颇值得玩味了。在《论联合政府》报告中，虽然反复强调“解放生产力”应作为衡量党的政策的重要标准[27]。但在党内的口头政治报告中，毛关于“发展资本主义”的说法，显然还是针对“俄国经验”与克服党内“民粹主义”观念[28]而提。也就是说，尽管有开明的提法，毛泽东始终未能解释清楚以下几个相互关联的问题：“资本主义”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究竟如何扮演其“过渡角色”;“资本主义”与“发展生产力”是何关系;执政党究竟将如何对待“资本主义”。但是，在“革命阶段论”的逻辑统摄下，毛泽东根本无需为日后的“过渡”作充分解释，只需要最大限度地体现包容性即可。
实际上，如何“发展资本主义”，尤其是如何处理“私人资本主义”的问题，自1920年代起，就是困扰中国知识界，乃至国、共两党多年的难题。可以说，国共双方在1940年代都逐渐认识到“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经济的作用，但始终缺乏切实的可行方案。然而，明确的“革命阶段论”恰好在此时完全抵消了中共在该问题上的意识形态负担与心理顾虑。
果然，中共七大报告对“资本主义”的开明姿态与笃定态度，确实在国统区造成了不容小觑的影响。蒋介石高级幕僚唐纵在分析毛泽东七大报告后坦言，中共的“这一个转变在中国收得很大的效果，后方许多工商界和国民党内部失意分子，过去对于共产党恐怖的心理，已完全改观。”[29]相形之下，此时召开“六大”的国民党，却颇难解释中国应如何“发展资本主义”。1945年5月18日，蒋介石在大会上表示，“一般人对政府要求其打倒资本，又要求其吸引资本;要求打倒帝国主义，又要求帝国主义援助。此真难乎为政府当局矣。”[30]
然而，随着“夺取政权”问题渐趋明朗，“革命阶段论”开始压缩“发展资本主义”的逻辑空间。在“非资本主义”的终极目标下，如何看待新社会中的“资本主义”，并将其纳入合适的制度轨道，成为摆在毛泽东等人面前的难题。1948年9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就经济建设问题首次进行具体系统的讨论[31]，却能明显看到与会者对“发展资本主义”问题的重重顾虑。是否要仿照俄国经验，在资产阶级“二月革命”后，就实现“社会主义”性质的过渡？[32]
毛泽东指明，将来社会的经济形态仍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即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因素共存。但这种经济体系，又是突出“社会主义因素”的，社会主义经济领导下的国民经济。毛为此特意强调，以往关于社会经济的“新资本主义”描述已“不妥当”。[33]至于他自己原来曾反复强调的、在民主革命后将有大发展的“资本主义”，虽然数量巨大，但不起决定作用，仍可利用其“地方性”特点帮助发展生产。总之，应该开始考虑“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34]
刘少奇则反复强调“资产阶级”的危险性。他提出，全党应“时刻注意资产阶级之叛变”，“好像抗战初期与阎锡山合作抗日一样”[35]。他认为，至少在解放区内，中共与私人资本家的斗争已经开始。虽然双方进行的是和平“经济竞争”，但需要清醒意识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时刻存在。这种经济领域内的斗争，即使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仍会发生、且足以威胁新政权。因此，甚至需要从能产生“资本主义因素”的“小生产者”开始抓起，制定最谨慎的政策以规避其“资本主义”前途。[36]毛泽东在紧随其后的讲话中补充，现阶段还要联合资产阶级反帝、反国民党，还要依靠资产阶级发展生产，因此没收私人财产还谈不上，但是“竞争现在就开始了”[37]。
由此可见，1948年9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虽然基于对“革命形势”的谨慎估计，继续肯定将来社会“新民主主义”的发展前途乃至“资本主义”发展需要，但明显地，“资本主义”在中共新阶段的“改制”逻辑内，似乎已再无栖身之所，更无切实的制度设计保障。“消灭资本主义”的时机，似乎只要视“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情形而定。 按照新民主主义革命逻辑，“资本主义”几乎没有一个固定的存在空间——既该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自然地实现“广大发展”，又必须在其提出“所有制改造”要求后，迅速离开历史舞台。何时实现“改制”？——无论在列宁还是中共的革命逻辑内，基本没有为“资本主义”设计介于“夺权”与“改制”之间的生存空间。毕竟在共产党人看来，“资本主义”更多时候体现为他们志在改造的生产关系。因此，革命年代有关“资本主义广大发展”的认识，注定只是特定革命阶段、特定革命逻辑内的一段插曲。
结语：“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感与现实感
1940年代“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及其中包含的“发展资本主义”思想，无疑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中共党人，如何在实现“非资本主义”发展前途的大前提下，为中国补上“资本主义发展”这一课的努力成果。但是，在那个特殊的、以完成“民主革命任务”为绝对先导的时代，对于未来社会的种种设想，皆来源于“革命”需要，并且也逃不出“革命”对其产生的终极限制。
民主革命时期，“夺取政权”的革命目标，最大限度地催生了革命策略的灵活性，与此相随的则是“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空间与逻辑空间;然而，当“革命领导权”已再无异议，“革命”的终极任务——彻底变革生产关系、改造社会制度，则逐渐显示出其不可撼动的“原则性”，使人们有意识地进入“加速过渡”的思想轨迹。这种“过渡”虽然未必符合历史条件，但绝对应是革命逻辑的不二产物。也可以说，在那个特殊时代，只要仍在“革命”逻辑下，所有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与“发展资本主义”的设想与实践，都只能在革命所规定的框架内，艰难地寻找自己一席之地。
[注释]
[1]关于这一课题的基本研究状况，可参见宋海琼：《近十年毛泽东资本主义经济观研究概述》，《毛泽东思想研究》，2003年11月.已有研究中，关于1940年代的讨论是热点.与本文探讨时段接近的、较有代表性的讨论如下黄如军：《论中共七大前后党关于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想》，《教学与研究》1997年第11期;马占稳：《毛泽东对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认识》，《北京行政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郑德荣、柳国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思想述略》，《党的文献》2000年第1期.王晓荣、王育英：《中共七大——毛泽东关于发展资本主义认识的高峰》，《毛泽东思想研究》2005年第5期.
[2]王晓荣，王育英.中共七大——毛泽东关于发展资本主义认识的高峰[J].毛泽东思想研究，2005（5）.
[3]杨奎松.毛泽东为什么放弃新民主主义？——关于俄国模式的影响问题[J].近代史研究，1997（4）.
[4]牛军.从延安走向世界——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起源[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127.
[5]毛泽东文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31.
[6]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430.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思想年编（一九二一——一九七五）[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329.
[8]邓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17-20.
[9]邓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20-30.
[10]毛泽东文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182-186.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思想年编（一九二一——一九七五）[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410.
[12]毛泽东文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275.
[13]牛军.从延安走向世界——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起源[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178-180.
[14]牛军.从延安走向世界——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起源[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186-190.
[15][25]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60.
[16]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31-1032.
[17]毛泽东文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320.
[18]中央档案馆等编.中共中央在西柏坡[M].武汉：海天出版社，1998：538-539.
[19]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50.
[2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思想年编（一九二一——-一九七五）[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240.
[21][22]毛泽东文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59.
[23]毛泽东文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207.
[24]毛泽东文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323.
[26]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85.
[27]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81.
[28]毛泽东文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322-323.
[29]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M].北京：群众出版社，1991：522.
[30]邓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90.
[31]中央档案馆等编.中共中央在西柏坡[M].武汉：海天出版社，1998：560.
[32][35][37]中央档案馆等编.中共中央在西柏坡[M].武汉：海天出版社，1998：563.
[33]中央档案馆等编.中共中央在西柏坡[M].武汉：海天出版社，1998：538-539.
[34]中央档案馆等编.中共中央在西柏坡[M].武汉：海天出版社，1998：544.
[36]中央档案馆等编.中共中央在西柏坡[M].武汉：海天出版社，1998：564-5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