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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羊多的时候，我想为每一只羊都起一个名字。每天想啊，想得头皮都抠破了，最后硬是一个字也没想出来。”那个坐在火堆旁边抽烟的男人，四十来岁。他说，“到后来，我只有一只羊，可我却想出了很多名字。”
这是在后河，黄连原始森林的宿营地。后半夜，他把唯一的一只羊杀了，吊在一棵香樟树上。他披一件开叉的蓝色旧西装，坐在火堆旁抽烟。他用一根木棍在火堆里搅动，说火不够旺，烧不开水，做十三个人的饭菜，是很费力的。
我在狭小的睡袋里躺了大半夜，几乎没有合过眼。尽管走了三个多小时的山路，身心疲惫，但还是睡不着。地面太潮，睡袋又太小，身旁是一个胖子，只装了半截身子进去，但他躺下不到三分钟，就打起了呼噜。
后河宿营地的营房，两层，建于二十年前，是一座两层的水泥砖房。一个没有扶手的直直的楼梯，把两层楼房连在一起，像一根大头针穿过一片腐烂的落叶。二楼有两间房，楼梯左边的那一间住着四个女人，右边一间，是五个男子。房屋中间的隔墙没砌到顶，上面有一条巨大的缝隙，彼此能听到指甲在肉皮上挠痒的声音。
胖子的鼾声，先是在男人中招来一阵恶毒的咒骂，接着又引起隔壁女人“嗤嗤嗤”不停的笑声。那天晚上，我甚至在百无聊赖中计算一个人生命的长度，我想，以七十歲作为平均数的话，如果你的身边是一个打呼噜的胖子，你就可以活到一百四十岁。当然，一个把呼噜打得有声有色的人，他即便碌碌无为，也能让你记住他轰隆隆的一生。胖子的呼噜层次清晰，每一个步骤都那么铿锵，过门、间奏和高潮错落有致，节奏明显。在我还在抱怨睡袋太小翻不了身的时候，胖子先是“嘘”的一声，随即喉头里发出沉闷的咆哮。在胖子开始用四二拍的节奏打呼噜的时候，另一个睡袋里的人抛出谐谑的语言，“哇，这是鬼子进村的节奏嘛！”说话的人叫马航，人们都称他为“小蚂蝗”。小蚂蝗刚说完，隔壁女人就嗤嗤嗤地笑。胖子的鼾声愈发响亮，节拍从四二拍转为四四拍，又上升到重金属摇滚，原本松动的窗玻璃在木格子里发出“咣当咣当”的叫喊。躺在我左边的乡村诗人兀地从睡袋里弹起，月光下，他满目的狰狞瞬间化为惊慌失措，顿了几秒钟，他问，“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他每哼一句，门外的山蛙都会叫一声。”几个男人都说：我们早就发现了。
有人下楼撒尿，一会儿又回来。他说：那个护林员，把他的那只羊宰了。
胖子的呼噜一阵紧似一阵，呈排山倒海之势。我自知入梦无望，干脆逃离睡袋，也下楼撒尿。在白天拴羊的那棵野桃树下，摇了半天，勉强撒了几滴。经过院坝时，护林员正把烫了皮的羊往树上吊，旁边的火堆里发出干柴噼里啪啦燃烧的声音。
我向他递了一支烟，他接过了，拿到眼前瞅了半天，说：“老板，这烟很贵吧！”
“不贵。”我说。
“你们抽一包烟，够我们买一袋肥料了。”他从火堆里抽出一朵火苗，点燃了烟，深深地吸了一口，一大块烟圈从嘴里钻出来。他说，“这烟真好。”说完话，居然还有烟圈从鼻孔里往外冒。又狠狠地抽了一口，又把烟拿到鼻子底下，仔细地看，说，“这烟真稀奇！”
“你为什么不睡觉？”他问我。“睡不着。”我说。“这荒郊野外，第一次来，睡不着也
是正常的。”他吐了一个烟圈，说，“我以前刚进来的时候，也整晚整晚的睡不着，有一段时间，我头发都掉光了。”
“你后来想了什么办法，才让自己睡
着的？”我问他。“后来，我数羊。”他说。“你有很多羊吗？”“之前有，不过后来没了。”声音里
透露着一丝伤感。
“以前没进山的时候，我有很多羊，我每天都要把它们撵到黄连森林边上的黑熊坡上去放，那时候，我想为它们起一个名字。”他说。
“它们后来怎么没了？”我问他。“卖了，给我母亲治病。那几年，我母亲天天吐血，瘦得皮包骨头。”我不好再接续问下去，只好又递给他一支烟。
“老板，这么好的烟，你自己留着抽吧，别让我糟蹋完了。”他很羞涩地接过烟。“对了，老板，你喝不喝酒，我有酒。”他说。
“能喝一点。”我说。
他站起身，进了一楼左边那间用胶纸糊了窗子的房间。一会儿，他左手拎了一个胶桶，右手拿着两个碗出来。他递给我一个碗，倒了小半碗酒，说，“下半夜天凉，不想睡觉的话，喝点酒抵挡一下。”
我问他，“数羊真的能睡着吗？”
他笑了笑，说，“如果有羊，数一数，心头高兴，自然就睡着了。”他端了酒，对我说，“吃一大口！”
吞下一口酒，浓烈的液体瞬间浸透全身，我差点打了一个喷嚏。
“以前我数羊，是这样数的。”他右手指着火堆，“一只，两只，三只，四只……三十七只，三十八只……”他吞了一口酒，喉头里发出“咕咚”的声音。“我说过，那时候，我有很多只羊。”他仿佛沉浸在他所描绘的富足之中，脸上堆满笑容。
“后来，我只剩一只羊了，一只小羊羔，难产留下的，我不忍心卖它，就把它带进山来了。”他又吞了一口酒。
“只有一只羊的时候，你得这样数。”他换了一只手，指着火堆，开始数羊：“一只，一只，一只，一只……”他说，“后来，我就睡着了。”
2
与其说是采风，还不如说是将几个极不情愿的人凑在一起，像执行某个其实与我无关的任务一样，以一种很不轻松的方式消磨时光。最先遇到困难的是我，出发之前，我打电话给写小说的斯芒，问他愿不愿意去原始森林体验体验生活。“有什么好体验的，不就是看看母熊的屁股吗？网上到处都是。”斯芒毫不客气地挂掉我的电话。我又给写散文的原原打电话，问她愿不愿意和我们出去一趟。她问去哪里，我说去一个远离尘嚣的地方;她问坐火车还是坐飞机，我说先坐几小时的汽车，然后再走几小时的路就到了。她说，“你有病吧！”
乡村诗人王紊之前也不愿意去，说课程太重。其实是托辞。乡村诗人在县城第七中学教语文，他中学时候的语文老师，也就是这所中学的现任校长，早年也是一个文学青年，由于写诗常带“啊”字，被同时代的文友耻笑，于是弃笔走入仕途。去年，乡村诗人刚参加完我组织的一个文学活动，就被校长叫到办公室，厉声批评道：“写诗能写出教学成绩吗？你一天到晚尽与苏阳和周焕等人同流合污，小心我调你到乡下去。”后来，他确实老实了一阵，但因太寂寞，不免偷偷摸摸和我们喝酒谈诗，酒酣时进入状态，也拿老师开涮，说：有一回老师读报，读到周焕的诗，一阵大骂，称这哪里是诗，简直就是垃圾，和自己相比，差远了。“当年我写了一首诗，把生产队长读哭不说，还把妇女主任也读哭了。” 我说，“去不去随你的便，原本也不想让你去，免得你恩师指桑骂槐。”顿了顿，我接着说，“我是这样考虑的：这样的活动，男女搭配要尽量恰当，如果路上多一两个男人，帮助女士们挎个包什么的，也轻松一些。”他说：“我去！”
说到底，其实最不愿意去的人是我。凑齐十个人之前，吴添给我下了死命令。吴添说，“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吴添还说，“你不但要去，还得承担起此次采风活动的人员联系和活动联络工作。”意思是，除了他和庄茗茗，和我，其余七个人选由我定。于是，我后来叫了乡村诗人王紊，叫了周焕，又叫了画画的胖子麻军，叫了写古体诗的小蚂蝗，当然，也叫了几个什么都不写的女人，她们叫沈琇琇、王安玫、祝菲。
吴添最先给我打电话时，是这样说的：工作节奏太快，城市空气太糟糕，有必要出去放松一下了。我问去哪里，吴添说去马甸乡的黄连原始森林。我问，“那地方山高路远，野兽出没，冒着生命危险去干什么？”吴添说，“其实，早就想给你们创造一次采风的机会了，听说黄连森林里空气质量高，很干净，你何不带着你的弟兄们，去体验体验生活，说不定，回来就能写出一部惊世骇俗的作品，拿去国外获那个什么奖去。”
吳添和我是在同一个村子里长大的发小，也是凤城林校时的同班同学。毕业后，我们一起留在这座小县城工作。上学时，我因喜欢写点小诗，参加了学校的“骑手”文学社，经常受社长的委托把那些刚油印出来的刊物内页一篇篇贴在食堂的墙上。吴添见了，总会笑话我，说，“你是做端公的吧，谁家做斋了？你又开始糊纸火！”
二十年后，吴添做了煤炭局的局长，我仍然在文化馆研究民族民间文化，顺便写诗，纠一帮内心寡淡之人弄个协会，有空时约他们走村串户，偶尔，我们也称自己在搞田野调查。
吴添有意助力凤城文学事业的发展，打死我也不相信。吴添说，“双赢嘛，你们去采风，我去搞搞煤炭资源踏勘，顺便也沾沾你们的仙气。”
踏勘倒是有可能。吴添带了他的朋友庄茗茗——一个自小从马甸乡长大的女人，凤城“有凤来仪”大酒店的老板，肯定是有踏勘任务的。我笑，说，“吴局长踏勘一定要找个隐秘之地，那地方好，有蓝蓝的天空，有百兽和鸣，自然会让你踏得舒服，踏得放心。”吴添骂了一句脏话，又说，“难怪咱们老师说你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弟子中，就只有你冥顽不化。”
煤炭局的中巴车把我们拉到黄连原始森林的山脚，就返回县城了，说四天以后来接我们。吴添没和我们坐中巴车，而是自己驾车而来。车是庄茗茗的宝马，副驾上坐的，自然也是庄茗茗。下了车，各自拿了睡袋、帐篷等进山物品，找了三个熟悉路的村民做向导，也负责搬运食物。正欲出发，吴添接了一个电话，是单位办公室打来的，说市局的兰局长明天要来凤城调研，点名要吴添作工作汇报。挂了电话，吴添说，“早不来迟不来，大热的夏天来打秋风，难道真是刺竹林中的斑鸠？”几个哈哈之后，便交代我等说，“你们先进山去，今天暂时在后河住一晚上，那里有一个护林员在等你们，已准备好一只羊。”上车后，又摇下窗玻璃说，“明天下午我会及时赶到后河，然后，我们到双马杆去。”
“对了，苏阳同学，庄总就交给你了。”离开时，吴添对我说。
3
那个和我坐在柴火边说话的男人，喝了大半碗酒，一脸通红，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大，看上去情绪有些激动。
“在没做护林员之前，你干什么？”我问。
“养羊。”他看了我一眼，说，“我对你说过，我养了很多只羊，我曾经想给每一只羊起一个名字。”
“你把羊卖了，你母亲的病治好了吗？”其实我知道自己是多此一问，从他
的神情中可以看出，他的母亲一定已经死了。
“好了。”他说，“早就好了。”他又给自己倒了半碗酒。
“如果投胎顺利，到现在，她应该有五岁了。”他把酒桶递过来，要我也加一点。
之前他给我倒的小半碗酒，还剩一半。我说，“我酒量小，喝多了会醉，我就不加了，你也少喝点。”
他把酒桶放回地上，说，“你们当老板的，就会作践自己，放着清福不享，跑来这深山大老林中受罪，陪我这种人熬夜。”
我说我不是什么大老板，我只是一个领着微薄工资不死不活的人，我们来这里，主要是做田野调查。
他没接我的话，一个人闭着眼睛，像是打盹，又像不是。
我问他，“你一个人在山上，平时会不会见到人？”
“偶尔会，那些三五成群上山打竹笋的人，他们打了竹笋，来这里借我的柴火去皮。”接着又说，“那些打竹笋的人，是对面清河乡的。”
“能遇到美女吗？”我问。
“有个球！别说美女，偶尔遇到一只野猪，都是公的。”他说。
已到凌晨三点，庄茗茗下楼解手回来，见我和护林员在柴火边对饮，便笑着说，“苏同学就是会享受，受不了鼾声的折磨，跑这里喝酒来了。”
她刚说完，好像发现了什么秘密，盯着护林员看了几秒，旋即扭头过去，正欲迈步上楼，被我喊住了。我说，“咱们一起享受享受？”
她头也不回地说，“你们继续享受吧！”
护林员又吃了一口，舔了舔嘴皮，说：“女人真是奇怪的东西，你别看她穿金戴银的，她哪一天少得下男人？”他看了一眼正在上楼的庄茗茗，但女人留给她的只是一个美丽的背影。
我正想岔开话，但还没开口，他又说话了：“像我家那货，哎……”
我还是想岔开话。说实在的，他卖了羊，死了老娘，甚至跑了女人，都在我的意料之中。
但还是没等我开口，他又说话了：“其实，我曾经是黄连村最大的养殖户，我养了很多只羊，我曾经……”他好像突然记得这句话已经对我说过好几遍，就住了口，向我要一支烟。
“老板，你的烟很好抽，这样的好烟，之前我就没抽过。”他半开玩笑地说，“要是我母亲不生病，要是我的羊还在，没准我也能抽上这样的好烟。” “这不是什么好烟。”说完，我从口袋里把剩下的半包烟掏出来，递给他。他推也没推，接过去就装进自己旧西装的里层口袋里。
“十年前，我是黄连小学的代课教师。”他说。
我点了点头。
“后来，我们村来了很多公办教师，他们就不要我了。乡教办觉得对不住我，就到乡政府给我申请了一个养殖项目，我得到四十只小羊。”
“四十只！”他用右手在空中比划了一下，“十年前 ，村长家也只有二十几只羊！”
我没说话。他接着说，“我把四十只羊养得肥肥胖胖的，我把公羊和母羊都养得快要发情了。”他的嘴角有唾沫星子在飞舞。
“后来我母亲病了，每天都在吐血。”他喝了一口酒。
“我开始卖掉一只羊，但我母亲的病还是没治好。”他说完，抬头看了看夜空。
“我又卖掉一只羊，可是，我母亲的病越来越重了;我卖了一只又一只羊，我母亲的病都没有好转。”他说话的时候，使劲地看我。
“唉！我卖了三十八只羊，就剩下两只，这两只羊，一只公的，一只母的。母的那只，怀孕了。”
“那时候，我母亲的身体似乎有了一些好转，虽然还是瘦得皮包骨头，但是已经没有吐血了。”说完，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但是生死有命，有些事，是无法挽回的。”我想了好久，才想出这么一句话来安慰他。
“是啊！我原以为，母亲会从此慢慢好起来的，所以我得留着一公一母两只羊，让他们继续繁殖，好把我卖掉的羊赚回来。可是没想到，过了一个月，母亲又开始吐血了，我只能又把那只公羊卖掉了。”
“我刚拿卖羊的钱去医院买了药，回到家，母亲已经去了。我的母亲，走的时候，只有一只小羊那么大。”他始终在看着我。
我说，“事情都过去五年了，这些事，你原本可以不去想的。”
“怎么能不去想？四十只羊，剩下最后一只，都居然在生崽的时候难产死
了。”他抬起头，看了看香樟树上吊着的那只烫了皮的羊，说：“这就是那只羊仔，我养了它整整五年。”
“那你怎么舍得把它杀了？”我问。
“这次杀了它，是因为有个老板出了两只羊的价钱。”他又朝树上看了一眼。
4
其实我还是要说，组织这次采风活动，我真的很不情愿。之前吴添对我说，去黄连原始森林，是去年冬天就打定主意的。吴添说，“黄连才是一个一尘不染的地方，我们的老师五年前也去过。”
老师叫钱春，林校时我们的班主任，也教授我们的园艺课。钱春老师曾是西南林业大学的高材生，因追求纯洁的爱情，毕业后回到凤城工作。那时，我们的师母黄翠云在凤城七中任教。老师曾经说过，小地方同样也是大舞台，一个人只要有足够的野心，到哪里都能实现梦想。我们还没毕业，钱春老师就调到县政府办当秘书去了，几年后提了干，下乡当副乡长、乡长，后来回到县城当局长。现在，我们的老师钱春已官居南广市城建局局长，在本地官场上有一定的名望。
吴添说，“久居闹市，身心烦躁，得找一个氧气充足的地方，去洗涤洗涤灵魂。”吴添还告诉我，这话也是老师说的。吴添知道，这些年来，我对老师说过的很多名言警句不以为然，所以又说，“你这冥顽不化的家伙，哪里会知道灵魂是需要洗涤的！如果当初我们的老师不去双马杆，恐怕也不会有今天。”
我还是不以为然。我说，“去就去唄，说这么多废话干啥，你去踏勘，我们当观众就是了。”
关于我们的老师钱春五年前去双马杆的事，我是知道一些的。那时，老师是市政府办的副秘书长，对他来说，这个职位不是太如意，得寻个机会去一个重要的岗位，好施展自己的才华。去双马杆回来一个月后，老师得到提拔，任市林业局局长，三年后，交流到市城建局，一个令仕途中人羡慕不已的地方，炙手可热的岗位。
吴添说，“我们混了那么多年，实际上对老师的谆谆教诲领悟还是不够，比如说，对大自然保持最虔诚的敬畏，这一点，我是没有做到的。”
我说，“在这一点上，我可做得比你好，我从来没有干过一件对不住大自然的事，哪像你，手底下管着那么多开山掘土的家伙，你一直纵容他们，都快把凤城的山挖空了。”
吴添说，“你四体干净，我们都知道，但你真的没对这个社会做过一点贡献。”他打了个哈哈，又说，“你的灵魂也应该得到洗礼，要不，怎么做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我也笑，我说，“我过的是干净日子，我的灵魂不需要洗涤。”
“实际上，我没有灵魂。”我说。
双马杆是黄连原始森林中的幽闭之地，是一个很少有人去过的地方。五年前，坊间有人传说，双马杆有一棵神树，高大繁茂，巨杆虬枝，无论晴雨，皆顶一身洁白，屹立众树间，好不壮观。
也就是传说罢了，谁也没见过。不过吴添说，“老师是从不说假话的，老师的教导要悉心遵从。”
去黄连之前，县林业局的工程师王玲玲曾经对我们一行人作了一个简单的野外生存培训。王玲玲说，黄连原始森林有珍稀植物六十多种，野生动物如野猪、黑熊、野山羊等随处可见，进山后，一是不能破坏奇珍异草，二是要做好安全防范。胖子麻军开玩笑说，“对于它们，我们才是野生动物，所以不必害怕。”
进山之前，我问作为向导的其中一个村民，“从这里到后河，有多远？”
向导说，“几里路吧！”
走了约莫一小时，回过头来，看见出发之地就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于是大家才如梦初醒，深知进山不易。不免有人开始哼哼，说，“要走断脚杆的！”
抬头看见几座山，就在头顶。最近的一座山并不高，但山背后的那些山有多高，谁也不知道。问向导：我们要爬几座山？答：要爬好几座哩！又问：都很高吗？答：有的很高，有的不算高。再问：到宿营地有多远？答：有点远，但也不算远。
似乎也没有问出个究竟，就干脆不问了。我给大家打气，说，也就二里地远，大家不用害怕。向导嘿嘿嘿笑起来，说，要是只有二里，那也不用我们带路了。胖子也说，不用怕，既然我都能爬上去，相信大家也能爬上去。小蚂蝗就对胖子说：问题是，你到底能不能爬上去？ 做向导的村民背着我们的食物。背得最沉的，却是一个老者，东西放在肩上，就不想放下来，骨头里仿佛囤积了无穷无尽的能量。
小蚂蝗说，肯定不会有多远。胖子问：从何说起？小蚂蝗答：他们背着这么多东西，还脸不红筋不胀，会有多远？胖子说：嘿嘿！
又开始爬山，呈一字长蛇。有人拿出相机、手机开始拍摄。还没到眼前那座山的山腰，喘气的声音就被放大，大过了相机快门的声音。胖子走几步就停下来歇口气，其余的人就回过头来笑。胖子是个风趣的人，平常爱弄一些段子，讲故事的时候，眉宇间有看不完的风景。有人开始觉得无聊，想听几个玩笑，就对胖子说：胖哥，讲几句脏话来听听。
人们就笑了，笑的不是胖子，是笑对胖子说话的人。在山里，脏话都是干净的，所以人们觉得，胖子该说几句脏话。胖子说：脏话不可以讲，怕弄脏了上山的路。
写诗的周焕喜欢唱歌，一路上都在哼哼。人们都认为，会唱歌的人，肺活量大，能经受长时间的累。但周焕表现很差，差不多就被甩到最后去了，于是停下来大声叫我的名字，大呼上当，说早知道这么远，来找鬼。小蚂蝗笑他说，才一开始就退缩，你这样的人，真的来找鬼。可是这时，天已经快黑完了，第一座山的山顶来到脚下，对面的一座山，不知道有多高。
对面的山，其实不是高不高的问题，而是到底有没有路。向导说：当然有路，只是稍窄一些。有多窄呢？庄茗茗问。向导说，能放下你的脚。
嘘声一片。
手电筒不是每个人都有。手电筒这样的玩意，在今天一点也不寂寞。手电筒被握在少数人的手里，成了爆冷门的真理。在崎岖的山路上，手电筒的光往往表现得有些虚弱，甚至有些虚幻。光照在离人不远的地方，人得蹒跚着向上爬。光突然停下来，原来是那个握手电筒的女人人摔倒了。人们开始害怕掉队，就相互喊对方的名字：苏阳，麻军，王紊，周焕，小蚂蝗，沈琇琇，王安玫，祝菲。没有人喊庄茗茗，因为很多人都不认识她。
胖子扯开牛嗓，唱起了山野民谣：“老远望妹下山来，身对身来怀对怀;看到看到要挨拢，算路不跟算路来……”
好听好听，再来一曲。有人喊。走在人群中间的沈琇琇说，真是个山蛮子，唱得不雅。胖子说，那我就不唱了，唱多了会脏了姐姐们纯洁的心灵。沈琇琇说，要唱你唱你的，我们不听就是了。小蚂蝗问：到底是唱还是不唱呢？沈琇琇说：还是唱吧。有人喘着气笑，有人笑得很难听。
很多路是生长在悬崖上的。两面都是悬崖，中间的山脊上，一条被茅草画得稀里糊涂的路，前面的人走过去了，后面的人不一定走得过去;前面的人走路的时候，路还是路，后面的人走的时候，路变成了坑。每隔一分钟，就有人发出歇斯底里的尖叫，不是手掌被毛竹弄破了，就是脚底打滑，身子悬在一棵树的树杈上。向导说，慢点慢点，还有二里地了。胖子问：你的意思是，我们在原地踏步？
端相机的祝菲把相机放进背包，埋怨天气不好。穿一身冲锋衣的庄茗茗想停下来发一条微信，但没有信号。乡村诗人王紊吟道：行路难，难于上青天……背物品的几个人话很少，但他们一直走在人群的前面。
到达宿营地，最后二里地终于被丢在身后。坐在陈旧的水泥地上，吸烟、喝水。小蚂蝗拿腔拿调，对大伙说：“同志们，请安静，我们开个短会。”沈琇琇说，“开你个头。”胖子更正道：“是开个锤子！”
山上的树隐去满身的绿色欢迎我们，林中的兽们躲了起来。乡村诗人说，“这是一群被城市恥笑的人！”
一个提刀切菜的护林员对大伙说，这里就是后河。
晚饭吃的是从城里拿进山来的干笋、腊肉和豆腐，乱炖一大锅，就着软和的米饭，在饥饿的撕扯下，吃出了各式各样的声响。
填了肚子，大家感觉很累，准备休息。于是铺了垫子，吹气。有人找不到气门在哪里，无从下嘴;有人找到了，却吹不进去。吹气垫是一个简单的活儿，但大部分人都吹不成。有人终于吹进去了，很兴奋，就死心眼儿猛吹，结果给黑夜带来一声破响。胖子真的很胖，钻不进睡袋，找人帮忙，于是，五花大绑塞进去了，却翻不了身，像一只作茧自缚的蜘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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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亮了，那个和我在柴火堆旁喝酒的男人，起身抱了几根柴回来，拢了拢火堆，说，该做早饭了。
从一楼的另一间屋子里走出来三个男人，他们是昨夜带我们进山的三个村民。前面的老者对我说，“老板，拿你的手机看看，几点了。”
“才六点半，还早，你们可以多睡一会，等早饭做好了才起床。”我说。
“哪有这个福气！”老者揉了揉眼睛，说，“靠阮四海给我们做早饭，得等到太阳落山。”他看了看护林员，轻蔑地笑了笑。
护林员没说话，起身进屋，拿出一个四方形铁架罩在柴火堆上，又抬了一口大铁锅，支在铁架上，往锅里盛了水。
护林员对我说，“我叫阮四海。”
老者回屋里抱出一捆面条，说，“早餐吃点面条，中午饭才是羊肉。”他看了看香樟树上烫了皮的公羊，对护林员说，“阮四海，人家吴老板可说清楚了，羊一定要弄干净，羊头要留着，得带到双马杆去。”
阮四海说，“是了。”
人们陆续起床。几个女人在二楼的过道上梳头，大声开着玩笑，交流着昨夜倾听胖子鼾声的感受。
从隔壁房间走出来的小蚂蝗问沈琇琇，你老公平时睡觉打呼噜不？沈琇琇说，打。又问，你习惯了吧？沈琇琇说，习惯了。小蚂蝗说，那今天晚上你过来和胖子睡一间，我过你们那边去。祝菲在一旁插嘴说，要得，但我们不敢保证明早上你起不起得来。小蚂蝗说，实在起不来就算了。
庄茗茗睡眼惺忪，嘴巴上拴一个口罩，一边梳头一边下楼，高声问我，“苏阳同学，你一晚上没睡，去补一觉吧！”
还真的感觉到瞌睡虫往眉毛上爬。我说，还没吃早餐，没力气睡。庄茗茗说，你怕是在家抱老婆习惯了，跑到这荒郊野外抱枕头睡不着吧！我说，应该是这个原因。
胖子两手揣在裤兜里，低着头从房间里出来。他的后面跟着乡村诗人王紊和周焕，两人不停地大声说笑，他们在拿胖子的鼾声说事。周焕说，“胖哥昨晚实在是太惊险，有几次，差点一口气拿不上来，见了阎王老儿。” “没有这么夸张吧！”胖子很不好意思，说完话，仍然低着头。
周焕说，“有胖哥的鼾声，什么野兽都不敢向我们靠近。”
“这倒也是。”王紊说。
大锅里煮了面条，每人端一个大碗，碗里的汤是羊杂熬的，里面有几片西红柿和几朵薄荷。逐一盛了面，端到屋角去吃。
胖子吃面条发出“哗啦哗啦”的巨响，又让人们笑出了眼泪。
吃了面，我去楼上补觉，头一挨枕头，就进入了梦乡。睡了好久，感觉有人扯我的头发，醒来，看见小蚂蝗坐在我身边，一脸坏笑。
“吴老板托付给你的那个贵妇人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小蚂蝗说。
“什么状况？”我问。
“她吵着嚷着要让我们带她到背后的山上去找电话信号，她好像是不打电话就会死。”
我连忙从睡袋里挪出身子，下楼来，看见庄茗茗拿着手机不停地拨号，看样子很是焦躁。
“在这深山老林，怕是找不到信号的。”我说。
“苏阳同学，你和我去一趟背后的山上吧，向导说，也许那里可以找到信号。”庄茗茗眉头紧锁地看着我，她那张纤巧的脸，堆满愁容的样子很好看。
我动员了几个男人，让胖子在前面开路，上山去。
在一丛一丛的绿蕨草中，好不容易爬到一个高处。树木葱茏，枝影横斜，往下倒伏的树干上缠着青藤，青藤下面的地上，有厚厚的苔藓。
信号若有若无，庄茗茗打了几次，仍打不出去。折腾了好久，有一次好像打通了，但听不到对方说话，庄茗茗“喂”了好几声，最后气急败坏地把手机使劲砸在草丛里。庄茗茗发怒的时候，一头秀发从脸上拂过后颈，仿佛也在发怒，差点就要立起来。说实话，庄茗茗发怒的样子，也很好看。
“打不通就不要打了，又不是有什么大事。”我说。
庄茗茗双手捂脸，小声抽泣起来。庄茗茗抽泣的声音，像一件高贵的乐器在演奏一支忧伤的曲子。
呜咽了一阵，她抬起头来，满眼泪花地对我说，“真的出大事了。”
“你又没打通电话，怎么知道出什么大事了？”我问。
“早上起床的时候，我站到房顶上去，找到了一些信号，我打通了吴添的电话，问他出发了没有。”庄茗茗抹了抹眼泪。
“他怎么说的？”我问。
“他只是说了一句有特殊情况，让我们先在后河呆着，随即就没有了信号。”庄茗茗说。
“呆着就呆着吧，有什么稀奇的，可能是工作还没有汇报完，领导的秋风还没开始打。”我说。
庄茗茗没有说话，起身到草丛里找手机。
小蚂蝗拿着庄茗茗的手机递过来，说，“美女的手机这么好，都没有信号，我们的就更别说了，估计连电池也要造反。”众人笑，庄茗茗也勉强挤出了一个笑容。庄茗茗皮笑肉不笑的样子，也很好看。
我站在一棵树弯曲的树干上去，见手机有了一格信号，立即拨了吴添的号码，没有响动，过了好大一会，拨号结束。我又拨了一遍，大约十秒钟，听筒里传来关机的提示音。
“应该不会出什么大事，估计是在汇报工作吧！”我想。
我大声说，“这样干净的地方，没有手机信号是正常的。”
乡村诗人王紊说，“没有信号才好，免得惊扰了林中那些细小的生命。”见庄茗茗愤怒地看了自己一眼，就不再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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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飯是羊肉汤锅，红烧的，里面放了土豆、山药，加了丁香、山奈、八角、胡椒、花椒，远远就闻到了一股香味。老者拿一个大勺从大锅里舀羊肉汤，盛了满满三个大钵，端到一张方桌上，对大伙说，开饭了。
众人自己拿碗筷，从一个铝锅里舀了饭，就凑往桌子边吃饭。后河宿营地没有几个凳子，人们都站着，只有庄茗茗不时坐下来，吃几口，又站起身。护林员阮四海自己舀了一碗饭，却不下筷子，看着人们吃。我往他碗里夹了几块羊肉，对他说，“你最辛苦，应该多吃一点。”
旁边啃羊骨头的老者说，“要说辛苦，是他养了这只羊五年。”护林员嘿嘿地笑，他刨了一口饭，并没有动碗里的羊肉。
吃完饭，小蚂蝗问，“我们是不是该去双马杆了？”
我没说话，看了看身旁的庄茗茗。
“再等等吧，吴老板没有到，我们哪能走！”我说。
“那就等等。”胖子满脸佛笑，说，“我们可以先玩玩扑克，顺便喝喝茶。”
“你带了茶？”小蚂蝗问。
“没带，茶室里有。”胖子说完，哈哈了好一阵子。
就到二楼，昨晚睡觉的地方。胖子从包里翻出扑克，找来一张胶纸，铺在一块水泥砖上，就召集周焕、王紊和小蚂蝗打牌。
盘腿而坐，发了牌，胖子习惯性地嚷嚷：服务员，泡一壶普洱。哪来的普洱，只有龙井，客官可以凑合一下不？这是小蚂蝗故意嗲出来的声音。可以，来一杯龙井吧。好的，好的。众人知自己不在包厢，而是在另一个人间。
斗地主。第一把，试试，不兑现;第二把，头打二开;第三把，散伙。还真应了那句话：头打二开三不来。老远来这里打牌，实在是太浪费时间了，不如到后面的山上转转去。于是，收了牌，下楼，找护林员带路，我们去林中。
森林看起来很旧，有一种被时光抛弃了的感觉。森林里的每一个角落都散发出动物尸身的味道，连一只野兔也死得无比壮观，一把骨头挂在树杈上，长耳朵模糊的棱角隐藏在青苔中。继续往前走，进入幽深之地，树就不像是树了，感觉到树是天空的活化石，它们一站起来就一股脑儿往天上钻，即便是仰起头来，看到的也只是树叶。我想，天有多大，要在这样的地方才知道。此时，天其实并不大，它只是树叶间一个小小的缝隙。树和树一起站着，树和树一起经历着从没有人看到过的生长和死亡，周而复始地渲染着森林的寂寞。
护林员走在最前面，手里拈一根草，挽着圆圈，一副心不在焉的表情，估计是昨天晚上没有睡觉的缘故。庄茗茗走在人群的最后，手机举过头顶，找信号，几乎是每过一分钟，就要拨一次电话。我说，庄总不要焦虑，先耐心等待，吴老板说不定已经在路上了。 她不说话，还是把手机举过头顶。
越走越远，身后的宿营地只剩下房顶。人们开始兴奋，纷纷掏出手机拍照。
我问庄茗茗，“你在马甸乡长大，你来过黄连林区吗？”
“没有。”她说，“我家在小街子上，这地方我只是听说过。”她说话的时候，还是将手机举过头顶。
渐渐走入旮旯，路变得越来越窄，须攀着左右的树，才能往前穿。人们开始放慢脚步，后来就倚在树上歇息。庄茗茗一个人走到斜坡上的高处，把手机举过头顶，继续找信号。
沈琇琇对胖子说，你体格健壮，应该代替苏阳去保护这位大美人才是。胖子说，哪轮得到我，人家是吴老板的菜，苏阳也就是个服务员。小蚂蝗说，胖哥说话如此没有底气，真是空有一身武功。胖子说，你来。
停下来的时候，我们才开始认真地欣赏林中的风景。苔藓抢眼的绿，绿得发光;小竹笋仿佛在争相破土，穿着薄薄的嫩嫩的一层，光洁的肉体暴露无余;青苔的皮肤上有小小的菌头，精致的伞盖被光影挑逗得风情万种……林间的光斑此时成全了这些孤独得用自己的身体储藏毒素的尤物，“咔嚓咔嚓”的快门声音按住了这庞大的、惊人心魄的大自然的梦遗。森林的白天在一群人的肆意入侵中，渐渐变得温顺起来。林间开阔地，各种不知名的草聚集起来，连我们经常在城市的路边看到的“过路黄”也无比鲜艳;一棵大树的身上，生出了好几种不同品种的树，还有不同花科的草本植物，周身裹满青苔的藤条，缠绕在树上，树仿佛又是缠绕在另一棵更大的树上。
此时，我们听到庄茗茗小调式的呜咽。
“还没有找到信号？”我爬往斜坡上去。
“找到了。”她说。“可是这个骗子，还是关机。”她用手佛了一下脸上的头发。
庄茗茗的警觉让我不得不思考我们的行程。本来，按照吴添的安排，我们必须在后河等他，他到了以后，我们再去双马杆。但眼下他一直关机，说不定真的出了什么事，我们不可能在这里久等下去，让“采风”活动死于襁褓。
我号召大家原路返回，收拾行李，去双马杆。
回宿营地的路上，庄茗茗还是走在最后，似乎是有意要远离人群。
7
我想，吴添一定是出了什么事。
这些年来，吴添在煤炭局长的任上，在凤城名气不小。煤炭局是个重要的岗位，管着上百个煤炭老板，这些老板有本地的，也有外地的，个个都身家千万，却都因为近年来凤城煤炭资源的大面积开发引发的各种矛盾而焦头烂额，都因为要赢得某种“许可”争得头破血流。吴添作为煤炭局长，手握重权，不免有很多关系像蜘蛛网一样缠着他，以至于难以理清，无论上下班时间，都经常被那些煤炭老板围追堵截，搞得他如履薄冰。吴添是一块当官的好料，深得钱春老师真传，林校毕业后不几年，就去马甸乡当了副乡长。那时，我还在县林业局做科员，吴添提拔后，老师有意栽培我，向林业局长递好话，让我接替吴添，任林业规划股股长。由于无心成长，加之对写作日渐痴迷，我便向老师报告，说自己懒散惯了，难当此任，况且自身过于愚笨和执拗，难免会影响工作进程，老师如是真想帮我，何不如让我去一个清闲之地，多有一点时间读读书，聊以自慰。
“你可要想好了，以后不能说老师不管你。”钱局长抬了抬鼻梁上的眼镜。
“哪敢有这样的想法？我这是自作自受，请老师千万理解。”我站在他那张硕大的办公桌对面。
两个月后，我去了縣文化馆，从此信笔涂鸦，哼哼唧唧，一晃过了多年。
吴添顺风顺水，沿着老师当初的足迹，在乡镇上转圈过瘾，很快就调回县城，先进了经贸局，又去了林业局，再后来当了煤炭局长。说实话，作为发小，我见证了吴添一路的成长，也见证了他的转变，有时候，我感觉到这个和我一起长大、一起上学、一起分配到同一个单位的同学是那么陌生。在校时，他一门心思扑在学习上，以图有朝一日修成正果，出人头地。而我，总是醉心于各种报纸上的豆腐块，写着青春岁月里毫不具体的人生感悟。吴添说，有本事你把自己写成一个大作家，离开这个穷山沟。我说，会有这么一天的。而事实上，当我回到现实，的确感到手中这支笔太拙劣，不得不承担起“为赋新词强说愁”导致的后果，有时候也曾迷茫，但也常常找各种理由为自己开脱。
吴添的妻子冉小娟，也是我们的同班同学，是当时林校一等一的美女。上学时，我喜欢冉小娟，但没有勇气表白。吴添看穿了我的心思，对我说，“你要是喜欢他，就大声说出来。”我说，“我偏不说出来。”吴添说，“像你这样懦弱的人，根本不配喜欢她。”但我那时不知道，吴添也喜欢她，以至于我后来不明不白地上了他的当。吴添当时对我说，“你不是妙笔生花吗？写一封情书，我帮你转给她。”我就写了，用一个印有“绿草诗报”的拆过的信封装起来，封上，交予吴添。几个星期后，仍没有下文，倒是感觉到冉小娟和吴添渐渐热络起来，直到有一天晚上，我看见他俩站在桂花树下赏月，冉小娟的手挽在吴添的臂弯里。
“其实我知道，只有你才配得过她。”我当时是这样说的，“像我这样一个求爱都要依靠情书的人，本身就不够勇敢。”
“错！”吴添把我递给他的一支烟掐为两截，丢在地上，用一只脚狠狠地碾成粉末。“我也是用情书求的爱，只不过，
我亲自把情书当着她的面拆开，大声地读
给她听。”“你写情书？”我当时想笑。毕业后，他们很快就结了婚，生了一
个女孩。当时，冉小娟在农业局经作站工作，全心全意地为吴添服务。
“你为什么在外面有了另外的女人？”有一次我们在一张桌子上吃饭，饭后，我问他。
那时，吴添在马甸乡当乡长，他们的女儿已经上了小学。
“是冉小娟告诉你的？”吴添看也不看我，说，“现在想起来，当初冉小娟要是跟了你，可能会更幸福。”
很多人都知道，吴添当了乡长后，和一个在县城开酒店的女人好上了，而这个女人，在他们看来，就是一个鬼。
吴添还是一个普通职工的时候，有一次局里开大会，安排我俩布置会场。桌椅、音响设备摆放停当后，吴添去试音响。吴添对着话筒喊我，“苏阳，你站在下面听听，看有没有问题。” 他一个人端坐在主席台上，像一个老成持重的领导一样，把话筒放在嘴边，“嘘”了一声，随即开始说话。
“同志们，我们现在开会。”他看了看我。“你要开什么会？”我心不在焉。“同志们，咱们请十年后的局长吴添同志作重要讲话。”他又看了看我。“神经病。”我小声地骂。“同志们，重要讲话谈不上，我只是和大家分享几点感受。”他抬起头来，还是看了看我。我任由他发疯。“分享什么呢？十年后我再告诉你们。”他看了看我，说，“散会。”
还没到十年，他就做了林业局局长。那一年，他的妻子冉小娟去南广市出差，晚上在宾馆里突发心肌梗塞，去世了。
“同志们，请安静，我们开个短会。”采风出发前，我们一行人在接受王玲玲培训的时候，吴添站在煤炭局小会议室的人群中，这样对我们说。他说话时的语气斩钉截铁，不像小蚂蝗，吊儿郎当。
“你和庄总是有钱人终成眷属了。”冉小娟死后，有一次我在一个饭店门口遇见吴添和庄茗茗，当时两人正从一辆越野车上下来。
“你还是改不了那烂德性。”吴添笑笑，说，“苏同学，可有意与我们共进晚餐？”
8
双马杆离后河有十余里，但在森林中行走，可能会走好几个小时。出发之前，作为向导的老者对我们讲。
背炊具和食物的还是那三位村民，老者同样背得比别人多。一行人走在林中，看不出壮观，却有一种集体离家出走的感觉。
写诗的周焕、王紊始终和女人们走在一起，一边对着深山胡乱“用词”，一边小声地说几句干净的脏话;小蚂蝗和胖子放肆地互相揭底，一来二去地打着哈哈。我和庄茗茗断后，护林员阮四海背着一个竹篓，里面装了羊头，经过我们身边的时候，他盯着庄茗茗看了一眼，女人惊慌地扭过头去。
双马杆的方向我们不知道，几个村民也不知道，但他们认识路，他们知道路上有几个险滩、几座悬崖，他们能背诵这一路过去会遇见多少棵什么样子的树、多少道清澈的小溪，能听见多少种飞鸟的声音，知晓这条路上什么时候来过什么人、什么人拿走了森林中的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几乎没有了……出发之前，我问过护林员：一条路转了好多弯，双马杆到底在什么方向？他说，谁也不知道。真是奇怪，如果换做我，同样不知道。但是，有一种可能是一定存在的，就是双马杆可能就在我们身旁，但我们必须转很多弯才能抵达它。结论就是：我们在森林里的行走，不可能有一条直线。
昨天别人走过的路，今天可能就被落叶覆盖了、被大风吹走了，我们的脚下只有隐隐约约的路的影子。“走吧，来了就一定要走，活着来，肯定要活着回去。”我对身边魂不守舍的庄茗茗说。
一群人摸着路边的石头，攀着树上吊下来的藤蔓，亦步亦趋地行走，也同样忘不了说一些小段子，拿彼此开玩笑，还时不时拿出相机咔嚓咔嚓地拍摄。乡村诗人王紊兴奋得像个孩子，在他的眼里，“每一棵树都是天空的衣袖，每一块青苔都是时光的秘密，每一眼泉水都是前世的亲人捧出的甘露，每一只鸟都是大自然梦中的诗句，甚至每一个人，都是尘世中干净的天使……”他趴在宿营地的砖头上写下的诗句，后来在一个地方杂志上刊登出来。
但双马杆真的很远很远。
庄茗茗似乎有些走不动了，索性挽着我的手臂，任由我拖着她前行。走了一阵，看见溪水。溪水流到一个地方，就拐一个方向。大家停下来休息的时候，胖子说，“你们看，那丛绿竹，腰身多好看！”他其實是指着庄茗茗。
笑。但是表情各一，男人都笑得很放肆，女人则笑得拘束，几个女人和庄茗茗没有太多的交情，一路上似乎没有和她说过话。
狭小的天空中，向晚的太阳同样炽热。我们又继续走，看见红豆杉。红豆杉高傲的身姿迎着太阳，而云朵则缓慢得近乎迟钝，就像脚下的石头，仿佛已沉睡了好几个世纪。脚下的溪水，流着流着，就把整条路包裹起来，人就只能踏着溪水前行。溪水变成浅浅的小河，我们行走在河面上，踩着硬硬的石头，行走就像舞蹈，但有些生硬。
“流水从平地流到陡峭的岩石边，仿佛是爬上去的，多么奇怪。”周焕眉头紧锁。“我们一直看着河面行走，猛一抬头，流水好像已经爬到树上，奔向天空，满树是流水，满眼是流水;我们一直看着前面的流水行走，走着走着，流水就不见了，它去了哪儿？转过身子，流水在你背后，它转了个方向。”周焕的文章，后来也发表在地方杂志上。
庄茗茗不说话，我无话找话，说，“庄总在马甸乡长大，可见过这几个村民？”
“马甸人都差不多长得一样，看见他们，感觉到很面熟。”庄茗茗说。
向导和护林员突然不见。喊话，树木太茂密，没有回声，喊着喊着连自己也听不见了。胖子很焦急，说，“看足印吧！”乡村诗人说，“足迹被流水带走了。”河流到处分岔，不知道要往哪里走。骂，最先是沈琇琇的声音，歹毒、尖刻;后来，几个女人一起骂，骂着骂着，就格格格笑起来。男人中，胖子带头骂，
学着用云南各个地方的方言，用扭捏的四川方言、贵州方言骂，先骂这座老谋深算的森林，接着骂这奇怪的流水，最后骂狗日的向导和护林员。刚骂了两句，有人抬头看见护林员和三个村民坐在高处的一棵树下，微笑着看我们，提醒大家别骂了。但是，脏字已经蹦出口来，收不回去。树木太茂密，被骂的人不一定听得清楚，人们又大笑，说，我们讲的都是诗。
所有人的手机几乎都在同一时刻响了起来，是短信提示。
护林员说，双马杆到了。问：在哪里？答，背后这座高山上。双马杆在一座山上，真奇怪。流水呢，突然不见了，周焕说，它回过头到其他地方去了。
“你这家伙，怎么如此沉不住气！”吴添给我发来短信。
庄茗茗的脸上有了一丝笑容，想必她是看了吴添给他发的短信——她看了很久，想必吴添给她说得更详细一些。
庄茗茗说，“吴添短信表示，他已经出发了。”
我问，“他大约什么时候到？”
“没讲。”她说。
打吴添电话，仍然关机。我说，“反正他一路上也没信号，应该是索性关机吧，到时候也好给你一个惊喜。”庄茗茗在我手腕上使劲掐了一下。 “你给他发个短信，就说我们已经到双马杆了，让他直奔这里。”我说。
双马杆没有营房，我们把帐篷搭在一块斜坡上。
斜坡其实就是森林中间的一块空地，仿佛被很多人用身躯碾压过，几乎没有什么植物生长。空地的四周，是被绿色渲染得几乎呈黝黑状的森林。
老者说，“四周的森林里，有很多黑熊，大家要把帐篷搭得密集一些，免得早晨起来，有的人就不见了。”又是一阵“嘘”声。
庄茗茗还是没放开我的手臂，我有意提示她，“你的吴老板就要来了，你现在大可不必借我这弱不禁风的身躯遮风挡雨，我也做不了你的真命天子。”她又掐了我一下，放开手，向另外几个女人走去。
小蚂蝗又开始拿腔拿调，“同志们，请安静，我们开个短会！”
9
柴火燃在斜坡上。柴火上烤着从山外带来的鸡、鸭和五花肉等食物。吴添还没到，那些香喷喷的食物只能在铁架上继续呆着。胖子踱着步，像一个落魄的地主，偶尔看看柴火上的铁架，说，要饿死了。
不断地打吴添的电话，始终是关机。
天已经黑了。
护林员一个人坐在一边，端着一个碗在喝酒。见了我，说，“老板，要不要整一点？”
“整一点吧。”胖子也凑过来，要了半碗酒。乡村诗人王紊，周焕，小蚂蝗，继续和几个女人说些天上地下的事情。
“好吧，你让我说说，我就说说。其实，我根本不愿意说那些自己不想说的事。”护林员喝了一口酒，准备告诉我关于他女人的一些事情。
“如果不谦虚说，我是一个作家。”在我准备听他讲往事之前，我对他说。他笑了笑，说，“你们这些大记者，以前我也见过几个，在我还是一个养殖户的时候，有人来我家采访过我。那时，我有很多只羊。”
还是从他的羊开始说起，说到母亲的病，再说到他的女人。
“我有两个女人。”他说，“第一个女人为我生了个娃以后，去浙江打工，就再也没回来过。”
他似乎只想用一句话来说完第一个女人的事情，所以他接着说，“第二个女人小我八岁。”然后，又补充了一句，“第一个女人在一家皮革工厂里做工，有一天下班时，过马路不小心，给车撞死了。得了一笔补偿费，五万块，后来给我母亲看病，全花光了。”
“第二个女人，是我成为养殖户的时候跟了我的，她长了一副中看不中用的皮囊。”他把碗放在地上，继续说，“在我快要卖掉所有的羊的时候，我母亲还躺在病床上，她说，她要到城里的一个叫‘尔雅’的夜总会去上班。尔雅，一个很不干净的地方，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尔雅？”我问。
“尔雅”就是“有凤来仪”的前身，几年前涉黄，被公安局捣过一次，后来摇身一变，成了凤城规模最大档次最高的酒店，老板就是庄茗茗。
“有凤来仪”这名字当初还是我给取的。吴添说，既要有“凤城”这一地域元素，也要体现文化内涵，最好是有所出处。吴添还说，在凤城，只有大作家苏阳才有资格为这个酒店起名，这回该是你一显身手的时候了。
“有凤来仪”，真好！况且这家酒店的老板，是一个美女。
“我要饿死了。”胖子的一声大喊，不得不让我的采访停了下来。“那就先吃吧！”庄茗茗说，“反正他已经在路上了，给他留一点便是。”留了三个人的饭菜，剩下的，不大一会儿就被人们吃了个精光。我还想听护林员讲故事，就把他约在我的帐篷旁边，说，“咱们继续吧！”老者在柴火堆旁向我招手。我走过
去，问他有什么事。“你是公安局的吧！”他在试探我。“你为什么要这样问？”我说。“其实，他对你说了谎话，他这个
人，说谎话说惯了。”老者说。“如果可以的话，我倒是想听你说说。”我向老者递了一支烟。
“其实他犯过事。”老者点了烟，接着说，“他原来是一个代课教师，后来因为扒了一个女学生的裤子，被开除了。不过我可以证明，那女娃真的只是被扒了裤子。”
“他的女人去浙江打工，被车撞了，他得了五万块钱的赔偿，不过被他赌钱输掉了。”老者边说，边抬头看了一眼坐在帐篷前抽烟的护林员，又说，“他是一个好吃懒做的家伙。”
“他的小女人后来去了哪里？”我问。“他哪来的小女人！”老者说完，嘿嘿嘿地笑。“就是去县城夜总会上班的那个。”我说。
“你说的是徐小芬。”他说，“那不是他的女人，是他兄弟媳妇。他兄弟打工去了，把女人留在家里，这女人后来的确是去县城一个什么地方上班，听说是做了龌龊事。后来，他替他弟弟去县城找过这个女人，还被夜总会的保安揍了一顿，差点丢了命。”
“他为什么说那是他的女人呢？”我问。
“这家伙爱说谎，有时候自己说着说着，就把谎话当真了。”老者招呼我去一棵树下，坐了下来，接着说，“这家伙，他说他有好多羊。而实际上，他只有一只，还是在山上捡来的。”
“他在这深山老林里养了这只羊五年，我们都开玩笑说，如果是只母羊，估计会成为他的婆娘。”老者说完哈哈大笑。
“他母亲呢？”我问。
“早死了。”老者说，“他老娘拖着一身的病，还把他的女儿养大成人，前几年天天吐血，吐得皮包骨头。就在他女儿出门打工的那一年，也就是他扒了那个女学生的裤子的那一年，他被人家追着找麻烦，到处躲，连他老娘死了他也不知道。”
“他为什么要说他有很多只羊？”我问。
“谁晓得！他经常说谎。有一年，縣里来了几个记者，他告诉他们，他是养殖户，他带着他们满山转，始终找不到一只羊。”
护林员双手插在裤兜里，慢慢向我们走来。老者不再说话，他从地上爬起来，拍了拍屁股，朝火堆旁走去。
护林员走到我旁边，低声对我说，“这老者，是我老丈人，我小女人的爹。”
我递给他一支烟，说，“他刚才对我说了。”
护林员一惊，差点没把一口烟吞到肚子里去，呛得他直咳嗽。 太阳出来了，照在斜坡上，暖洋洋的。采风的男人女人们，在空地里发疯。清晨的胖子，自然又成为人们的笑料。
11
乡村诗人王紊说，原始森林是有魔咒的。他此刻像一个道士，一脸的嶙峋写满了出尘之后的满足。他说，“原始森林的咒语会让每一个内心肮脏的人找不到回家的方向，因为他们看到的树不是树，天空不是天空，路也不是路，他们会绝望地死去。”小蚂蝗说，“依我看，你内心最肮脏，此时你看到什么？”王紊说，“我看到了你，你不是你。”小蚂蝗问，“我是谁？”王紊说，“你是你爹。”
两人在胡说，其他人在笑，只有庄茗茗一副痛不欲生的表情。此时，她在给一个人发短信。
胖子说，“来之前，他们说林区有三十多种珍禽异兽，我怎么一只也没见过。”小蚂蝗接过话，“你不是把自己带来了吗？”人们又笑，几个女人笑得弯下腰去。
庄茗茗一脸惨白，她的手机似乎已不能拯救她的灵魂。
说着，在几位村民的带领下，就去了离空地大约三百米远的一个地方。一棵老得看不见年岁的树，底部有粗大的树干，可以让五个男人伸出双臂去合围。树干在离地五米左右分了叉，两根，又继续往天空延伸，又长四五米，再次分叉。一棵不断分叉的树，有多高，我们都无法估量，直到那些分叉的地方看不见，那些抚摸云朵的叶片看不见。
老者说，这是一棵神树。
胖子嘿嘿嘿地笑。胖子说，这是珙桐，应该有一千年了。
小蚂蝗用手机从各个角度拍照。小蚂蝗说，鸽子花很漂亮，只是你们没看见。
其实都看见了。鸽子花其实就是珙桐树的叶片，在清晨的阳光照耀下，颜色泛白，形如飞鸽。小蚂蝗说，鸽子花只开到中午，阳光一硬，它们就蔫了。
神树粗壮的根部，那些斜伸出来的根须，缠着很多红色的布条，红布条旁边，是一些香蜡燃过的灰烬。对，还有腐烂的兽骨，那些从很远的地方来双马杆祈求神树施予美好前途的人，他们带来了各式各样的祭品，这些尘世之中的俗物，一部分腐烂在泥土中，一部分被林中的鸟兽分食了。
原来吴添是想来此一拜。
原来，我们的钱春老师，也曾来此一拜。
庄茗茗从老者的背篓里拿出羊头，双手端着，径直往大树的根部走去。此时的庄茗茗已经往身上搭了一件洁白的外套，头发梳得像下垂的瀑布，她洁白而纤细的五根手指，紧紧抠着羊头。此时的庄茗茗，真像一个美丽的女巫。
这是我看到过的最美的羊头祭。对着一棵树，庄茗茗慢慢躬下身子，左膝下倾，着地，右膝慢慢曲下，跪姿优雅。双手托着羊头，慢慢举过头顶，整个身子九十度前倾：一拜，二拜，三拜。拜毕，右脚脚掌着地，支起半边身子，左脚也慢慢立起来，直溜得像一个新扎的稻草人。就这样立在大树面前，双眼紧闭，丹唇欲启未启，似是虔诚颂祝。
一群人不说话，周围的树上仿佛没有一只鸟，连一缕风都没有往这寂静之地吹过来。
大约过了十来分钟，庄茗茗突然失去重心，身子软塌塌地落在地上，大放悲声。哭得很内敛，没有一句具体的诉说，只是“啊啊”或者“呜呜”。
我接了一个电话。
回到斜坡上，大家收拾行李，准备返回。老者凑到我身边，说，“这女人，我是见过的，那年，她抬一条板凳坐在马甸街上，手里拿一个牌子，招女服务员。”
“她就是马甸街上的人。”老者说，“阮四海的兄弟媳妇就是被她招去的，听说去了没几天，就不见了。”
“他后来又来过马甸一次，我亲眼看见的。”老者一边把吃剩的东西往背篓里塞，一边说，“他们来找阮四海，我当时还以为要出什么大事，后来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几天后，阮四海去了南广，大约呆了两个月，就回来了。”
“到底还是回来了。”他说，“阮四海回到马甸，兴冲冲地告诉每一个人，说他有工作了，他说他要到这片林区当护林员。”
“他去南广，不是去收保护费吧！”我有意无意地问。
“谁晓得！”老者说。
我又接了一个电话。
开始出发。路线是先回后河。如果行程顺利，到后河可以歇一会，然后继续赶路，离开森林;要是走得缓慢，可以在后河住一晚，明日再回去。沈琇琇问，“有没有一条可以直接出去的路？我可一分钟都不愿意再受鼾声的折磨了。”小蚂蝗说，“原来你在家一直和老公分房睡。”他肩膀上吃了沈琇琇一拳，闷声地响。
电话信号又开始减弱，在深一脚浅一脚的行走中，我收到几条语音短信提示，但号码始终拨不出去。最后一条短信不是语音提示，而是两个字：速回。
来的时候，路在抬头的地方;回去时，路在低头处。来的时候，流水一直往下，回去时，看见流水在高处。飞流直下的水，在石头上拐弯、驻足、徜徉，一路浅吟低唱，路过树叶、苔藓、珍珍花，路过碎了一地的阳光，汇入地上的河流，转眼又绕到一群人的身后。这时候，乡村诗人王紊又开始慨叹大自然的造化之功。小蚂蝗问：这河流会不会又流到高处的悬崖，成为瀑布再跌落下来？胖子说：应该是吧。小蚂蝗背了他一眼，说，你懂个球，你又不是诗人。
一群人站在瀑布之下，氤氲的潮气夹杂着水珠泻过脸颊，渗入口舌，微甜，像被身后的人突然亲了一口，有种防不胜防的羞涩，随之而来的渴望渐渐升腾。
“其实也就是一次飞身殉葬的过程，因为寂寞。”周焕后来发表在地方杂志上的诗歌中，有这么一句。
12
天气有些闷热，太阳左躲右闪，终于在正午时分拨云见日，蓝幽幽的晴空在树林中碎成了光斑。到了后河，正是太阳西斜之时，林间的温度已不那么炽热。在宿营地的院坝里坐了下来，喝水的喝水，洗臉的洗脸，大家有意休息一下。我对身旁的小蚂蝗说，告诉他们，吃点东西，歇半小时，准备开拔。
“同志们，请安静，我们开个短会。”
没有人笑，人们都在啃着从背包里拿出来的干粮。
庄茗茗说她走不动了。庄茗茗说，可不可以再留一夜，明日清晨再走。我说，庄总不会是还想再等等吴老板吧，如果是这样，我倒是建议我们原路回去，如果他进山，我们可以在路上相遇。庄茗茗说，我是真的走不动了。 “我让老乡背你出去，如何？”
“我没有心思和你开玩笑。”她气愤地说。
“真不是开玩笑，我同样也没有开玩笑的心思，我说的是真话，你要是不愿意让别人背，就只有强打精神走出去。”至少我没有从自己的话语中听出一点开玩笑的意思。
“但我不想回去，我想在林中多待一会儿，我心里太乱。”她说。
我说，“我劝不了你，不过，我们已经决定不再留下来。”事实上，这个决定不是“我们”作的，而是我。我是这次采风活动的联络者，我甚至在这次活动的后半段接受了新的任务，或者说，因为吴添的缺席，我已经成为这个活动的组织者，一个身上背负着各种使命的所谓责任人。
庄茗茗又开始双手捧着脸抽泣，她几度弯下腰去，仿佛真的快要虚脱了。
作为向导的那个老者示意我到墙根下，轻声问我，“当初阮四海扒人家女学生裤子的事，如果现在有人接着告他，他会不会进去？”我说，“应该不会。你也说过，他除了扒裤子，真的没有做过什么。要是这样，就不会有事，况且时间也已经过去好多年了。”其实，我也不懂，连我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对他说。
老者好像显得很失望，不再说话。我问他，“阮四海当初真的有很多羊吗？”
老者愤愤地说，“他家祖祖辈辈都没有过这么多羊，他这是想羊想疯了。”
“他为什么要这么想？”我不解。
“谁知道！这个人有时候说话总是天上一句地下一句的，他说谎说到连自己都相信了，也不是不可能。”
“你和他有仇？”我冷不丁问了一句。
他好像被我的提問击中了要害，向后退了两步，旋即站定，脸上的汗水往外冒。
“老实说吧，那女娃是我孙子。”老者说完，脸上多了一股羞涩。“那一年，他做了这么一个蠢事，我们顾及娃娃的名誉，实在没有勇气告他，只是后来，他好像越来越有本事，居然翻进我家羊圈里偷我的羊。”老者情绪越来越激动，声音越来越大。
“那时候，我有很多只羊。”他说话的语气与护林员几乎一模一样。“后来，我的羊一只一只地死去了，死掉三十九只，最后一只，奄奄一息快死了，我把他丢在山上。”
我像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在数羊：
一只，两只，三只……
这时，我的手机似乎在裤兜里震动了一下。掏出来，看了看，屏幕上什么也没有。
我让大家拿好行李，打起精神，准备出山。胖子、周焕、小蚂蝗、王紊以及王安玫、沈琇琇、祝菲，都很兴奋，齐声说：“回家喽！”只有庄茗茗，还是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她有气无力地说，“可不可以明天再回去？”
“不可以。”我说，“我让胖子他们背你出去。”
我在房角召集了几个村民，给他们安排了任务。又找到护林员，对他说，天气太热，人们已经精疲力竭了，你得送我们一程，帮忙背一下行李。
与来时不大一样，人们仿佛显得很轻松，几个男人轮流扶着庄茗茗，一边攀着林间的树木行走，一边开玩笑。胖子问其他人，“采风结束后，你们准备写点什么？”乡村诗人王紊说自己一直在写，回去后还要写;周焕说已经构思好了，回去再写;小蚂蝗说好像没什么深刻的感悟，这个采风到底是没有采出什么名堂。胖子说，“小蚂蝗先生，你作为古体诗人，当然应该写几个四句子才是。”王紊插嘴，“可以写个古诗三首，或者古诗十九首。”
“两岸猿声啼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王紊继续说。笑得人们喘不过气来，连有气无力的庄茗茗也在笑。她笑过后，发现那三个什么也不写的女人都在看她。
护林员阮四海陪我们走了一小段路，就说自己该回去了。“天一黑，一个人是不敢行走的。”老者和另外两个村民一直走在护林员身边，老者气愤地说，“像你这种人，早该让野兽把你吃了。”护林员做了一个鬼脸，凑到我耳边说，“这老者，是我老丈人。”
几个村民突然丢了身上的背篓，神速地将护林员按倒在地，用早已准备好的绳子把他捆了起来。
“什么情况？”人们不解。
“管他们的！有仇报仇，有冤抱冤，反正他们也不属于我们的组织。”我说。
出了山，沿着软软的草地往下，就看见公路像一根棉线一样躺在山腰。晴天的下午，公路冒着烟。
才发现全身骨节都在喊痛，注入体内的水很快就在每一个毛孔里散发出来。下坡，内心的劳累却突然增加一倍，双腿发软。渴，几乎隔三分钟就要喝一次水，每个人都这样。一路上都有井，井水甘冽、清凉。俯身下去先灌一气，再往瓶子里装。如此三五次，公路还像一根棉线。
女人们见到路边的树，就会停下来，把背上的包裹扔在一边，长吁一口气。
转眼看身后，翠叠叠的一大片，深幽幽的一大片，居然生出一些惆怅和伤感来。难怪世人笑我等痴痴傻傻，舞文弄墨者的脾性就是这般经不住感动，都在一步一回头。仿佛黄连森林就是一个庞大的子宫，是生命的初始，命运的皈依。想起山间潺潺流淌的溪水，枝头叽叽喳喳的鸟鸣，想起时光里很旧很旧的斜坡地——那个叫双马杆的地方，它的夜晚是多么纯粹和安静。说来也怪，尽管这次采风活动于我来说简直是支离破碎，但此时我居然想起了庄茗茗女巫一样的身体，想起她秀发拂过脸庞的惊艳，难怪我的同学吴添当初会不顾一切地抓住她。也想起穿行林中时那一张张通红的脸，宿营地夜晚一阵阵起伏的鼾声，以及石墙另一边无奈的叹息;想起苔藓上的一个踉跄，一棵枯树旁的快门一按，一朵小蘑菇美丽的伞帽……这人迹罕至的地方，这充斥着庞大的寂寞的绿色海洋，难道真的是神灵居住的地方？
13
黄连，拉丁学名 Coptis chinensis Franch，别名味连、川连、鸡爪连，毛茛科。属多年生草本植物，叶基徨，坚纸质，卵状三角形，三全裂，中央裂片卵状菱形，羽状深裂，边缘有锐锯齿，叶柄长 5-12cm。生长于海拔 1000-1900m的山谷凉湿荫蔽密林中，有清热燥湿、泻火解毒之功效，其味入口极苦。在南广市凤城县马甸乡，黄连是一个建制村的名字，国土面积66666亩，海拔1888米，年平均气温9℃，全村耕地面积 5555亩，林地 61111亩，全村农民收入以畜牧业为主。
黄连渐渐远去，我看到的是一块还未画上接头暗号的空地，一座天然的屏障。它用四季分明的枯荣写着岁月晨昏，清凉地、安静地、优雅地矗立，用庞大的身躯储藏足够的水分和空气，用纷繁交错的根系巩固足下的泥土，让山崩不来，狂风远去;它用山中苦涩的植物分娩时流出的体液为每一个不安的人清热燥湿，泻火解毒，让我们平静地进入梦中。
一根比棉线要粗的公路终于近在眼前。太阳悬在山尖。
煤炭局的中巴车已改变了之前的约定，提前到山脚迎接我们。中巴车的后面，一辆警车突然开始呼啸，三个穿着警服的年轻人从车里下来，他们把护林员拖到了车上。
“什么情况？”人们又问。
“莫管他。”我说。我故意让语气显得很平静。
年轻警察中有一位长得很帅，他很有礼貌地向我们走过来，先对我笑笑，然后对已经瘫软成一团棉花的庄茗茗说，“庄总，中巴车太颠簸，想必你早已坐不惯了，还是坐我们的小车吧！”
年轻警察叫王聪，和我打过几次篮球，算得上是朋友，之前我们在双马杆的时候，他给我打过几个电话;从双马杆回后河的路上，他还给我发过一条只有两个字的短信。
就这样，庄茗茗也被请上了那辆警车。
其实我知道，我们去黄连的这几天，世界上发生了那么几件小事：先是市煤炭局的兰局长借来凤城调研工作之机，把凤城煤炭局的局长吴添作为“秋风”打了后，带走了，接着是有人拿走了“有凤来仪”大酒店的账目，有人深夜从高高的楼顶上跳了下来。
跳楼的人我认识，他叫钱春，是我的老师。
“走吧，咱们回家喽！”我对疲惫不堪的一车人说。我故意显得很轻松。
最初的一段路，没铺上水泥，有些颠簸，但我们很快就在被玻璃隔断的另一个空间沉沉睡去。醒来时，车到县城，天色已黄昏。
责任编辑 田冯太
“以前羊多的时候，我想为每一只羊都起一个名字。每天想啊，想得头皮都抠破了，最后硬是一个字也没想出来。”那个坐在火堆旁边抽烟的男人，四十来岁。他说，“到后来，我只有一只羊，可我却想出了很多名字。”
这是在后河，黄连原始森林的宿营地。后半夜，他把唯一的一只羊杀了，吊在一棵香樟树上。他披一件开叉的蓝色旧西装，坐在火堆旁抽烟。他用一根木棍在火堆里搅动，说火不够旺，烧不开水，做十三个人的饭菜，是很费力的。
我在狭小的睡袋里躺了大半夜，几乎没有合过眼。尽管走了三个多小时的山路，身心疲惫，但还是睡不着。地面太潮，睡袋又太小，身旁是一个胖子，只装了半截身子进去，但他躺下不到三分钟，就打起了呼噜。
后河宿营地的营房，两层，建于二十年前，是一座两层的水泥砖房。一个没有扶手的直直的楼梯，把两层楼房连在一起，像一根大头针穿过一片腐烂的落叶。二楼有两间房，楼梯左边的那一间住着四个女人，右边一间，是五个男子。房屋中间的隔墙没砌到顶，上面有一条巨大的缝隙，彼此能听到指甲在肉皮上挠痒的声音。
胖子的鼾声，先是在男人中招来一阵恶毒的咒骂，接着又引起隔壁女人“嗤嗤嗤”不停的笑声。那天晚上，我甚至在百无聊赖中计算一个人生命的长度，我想，以七十歲作为平均数的话，如果你的身边是一个打呼噜的胖子，你就可以活到一百四十岁。当然，一个把呼噜打得有声有色的人，他即便碌碌无为，也能让你记住他轰隆隆的一生。胖子的呼噜层次清晰，每一个步骤都那么铿锵，过门、间奏和高潮错落有致，节奏明显。在我还在抱怨睡袋太小翻不了身的时候，胖子先是“嘘”的一声，随即喉头里发出沉闷的咆哮。在胖子开始用四二拍的节奏打呼噜的时候，另一个睡袋里的人抛出谐谑的语言，“哇，这是鬼子进村的节奏嘛！”说话的人叫马航，人们都称他为“小蚂蝗”。小蚂蝗刚说完，隔壁女人就嗤嗤嗤地笑。胖子的鼾声愈发响亮，节拍从四二拍转为四四拍，又上升到重金属摇滚，原本松动的窗玻璃在木格子里发出“咣当咣当”的叫喊。躺在我左边的乡村诗人兀地从睡袋里弹起，月光下，他满目的狰狞瞬间化为惊慌失措，顿了几秒钟，他问，“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他每哼一句，门外的山蛙都会叫一声。”几个男人都说：我们早就发现了。
有人下楼撒尿，一会儿又回来。他说：那个护林员，把他的那只羊宰了。
胖子的呼噜一阵紧似一阵，呈排山倒海之势。我自知入梦无望，干脆逃离睡袋，也下楼撒尿。在白天拴羊的那棵野桃树下，摇了半天，勉强撒了几滴。经过院坝时，护林员正把烫了皮的羊往树上吊，旁边的火堆里发出干柴噼里啪啦燃烧的声音。
我向他递了一支烟，他接过了，拿到眼前瞅了半天，说：“老板，这烟很贵吧！”
“不贵。”我说。
“你们抽一包烟，够我们买一袋肥料了。”他从火堆里抽出一朵火苗，点燃了烟，深深地吸了一口，一大块烟圈从嘴里钻出来。他说，“这烟真好。”说完话，居然还有烟圈从鼻孔里往外冒。又狠狠地抽了一口，又把烟拿到鼻子底下，仔细地看，说，“这烟真稀奇！”
“你为什么不睡觉？”他问我。“睡不着。”我说。“这荒郊野外，第一次来，睡不着也
是正常的。”他吐了一个烟圈，说，“我以前刚进来的时候，也整晚整晚的睡不着，有一段时间，我头发都掉光了。”
“你后来想了什么办法，才让自己睡
着的？”我问他。“后来，我数羊。”他说。“你有很多羊吗？”“之前有，不过后来没了。”声音里
透露着一丝伤感。
“以前没进山的时候，我有很多羊，我每天都要把它们撵到黄连森林边上的黑熊坡上去放，那时候，我想为它们起一个名字。”他说。
“它们后来怎么没了？”我问他。“卖了，给我母亲治病。那几年，我母亲天天吐血，瘦得皮包骨头。”我不好再接续问下去，只好又递给他一支烟。
“老板，这么好的烟，你自己留着抽吧，别让我糟蹋完了。”他很羞涩地接过烟。“对了，老板，你喝不喝酒，我有酒。”他说。
“能喝一点。”我说。
他站起身，进了一楼左边那间用胶纸糊了窗子的房间。一会儿，他左手拎了一个胶桶，右手拿着两个碗出来。他递给我一个碗，倒了小半碗酒，说，“下半夜天凉，不想睡觉的话，喝点酒抵挡一下。”
我问他，“数羊真的能睡着吗？”
他笑了笑，说，“如果有羊，数一数，心头高兴，自然就睡着了。”他端了酒，对我说，“吃一大口！”
吞下一口酒，浓烈的液体瞬间浸透全身，我差点打了一个喷嚏。
“以前我数羊，是这样数的。”他右手指着火堆，“一只，两只，三只，四只……三十七只，三十八只……”他吞了一口酒，喉头里发出“咕咚”的声音。“我说过，那时候，我有很多只羊。”他仿佛沉浸在他所描绘的富足之中，脸上堆满笑容。
“后来，我只剩一只羊了，一只小羊羔，难产留下的，我不忍心卖它，就把它带进山来了。”他又吞了一口酒。
“只有一只羊的时候，你得这样数。”他换了一只手，指着火堆，开始数羊：“一只，一只，一只，一只……”他说，“后来，我就睡着了。”
2
与其说是采风，还不如说是将几个极不情愿的人凑在一起，像执行某个其实与我无关的任务一样，以一种很不轻松的方式消磨时光。最先遇到困难的是我，出发之前，我打电话给写小说的斯芒，问他愿不愿意去原始森林体验体验生活。“有什么好体验的，不就是看看母熊的屁股吗？网上到处都是。”斯芒毫不客气地挂掉我的电话。我又给写散文的原原打电话，问她愿不愿意和我们出去一趟。她问去哪里，我说去一个远离尘嚣的地方;她问坐火车还是坐飞机，我说先坐几小时的汽车，然后再走几小时的路就到了。她说，“你有病吧！”
乡村诗人王紊之前也不愿意去，说课程太重。其实是托辞。乡村诗人在县城第七中学教语文，他中学时候的语文老师，也就是这所中学的现任校长，早年也是一个文学青年，由于写诗常带“啊”字，被同时代的文友耻笑，于是弃笔走入仕途。去年，乡村诗人刚参加完我组织的一个文学活动，就被校长叫到办公室，厉声批评道：“写诗能写出教学成绩吗？你一天到晚尽与苏阳和周焕等人同流合污，小心我调你到乡下去。”后来，他确实老实了一阵，但因太寂寞，不免偷偷摸摸和我们喝酒谈诗，酒酣时进入状态，也拿老师开涮，说：有一回老师读报，读到周焕的诗，一阵大骂，称这哪里是诗，简直就是垃圾，和自己相比，差远了。“当年我写了一首诗，把生产队长读哭不说，还把妇女主任也读哭了。” 我说，“去不去随你的便，原本也不想让你去，免得你恩师指桑骂槐。”顿了顿，我接着说，“我是这样考虑的：这样的活动，男女搭配要尽量恰当，如果路上多一两个男人，帮助女士们挎个包什么的，也轻松一些。”他说：“我去！”
说到底，其实最不愿意去的人是我。凑齐十个人之前，吴添给我下了死命令。吴添说，“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吴添还说，“你不但要去，还得承担起此次采风活动的人员联系和活动联络工作。”意思是，除了他和庄茗茗，和我，其余七个人选由我定。于是，我后来叫了乡村诗人王紊，叫了周焕，又叫了画画的胖子麻军，叫了写古体诗的小蚂蝗，当然，也叫了几个什么都不写的女人，她们叫沈琇琇、王安玫、祝菲。
吴添最先给我打电话时，是这样说的：工作节奏太快，城市空气太糟糕，有必要出去放松一下了。我问去哪里，吴添说去马甸乡的黄连原始森林。我问，“那地方山高路远，野兽出没，冒着生命危险去干什么？”吴添说，“其实，早就想给你们创造一次采风的机会了，听说黄连森林里空气质量高，很干净，你何不带着你的弟兄们，去体验体验生活，说不定，回来就能写出一部惊世骇俗的作品，拿去国外获那个什么奖去。”
吳添和我是在同一个村子里长大的发小，也是凤城林校时的同班同学。毕业后，我们一起留在这座小县城工作。上学时，我因喜欢写点小诗，参加了学校的“骑手”文学社，经常受社长的委托把那些刚油印出来的刊物内页一篇篇贴在食堂的墙上。吴添见了，总会笑话我，说，“你是做端公的吧，谁家做斋了？你又开始糊纸火！”
二十年后，吴添做了煤炭局的局长，我仍然在文化馆研究民族民间文化，顺便写诗，纠一帮内心寡淡之人弄个协会，有空时约他们走村串户，偶尔，我们也称自己在搞田野调查。
吴添有意助力凤城文学事业的发展，打死我也不相信。吴添说，“双赢嘛，你们去采风，我去搞搞煤炭资源踏勘，顺便也沾沾你们的仙气。”
踏勘倒是有可能。吴添带了他的朋友庄茗茗——一个自小从马甸乡长大的女人，凤城“有凤来仪”大酒店的老板，肯定是有踏勘任务的。我笑，说，“吴局长踏勘一定要找个隐秘之地，那地方好，有蓝蓝的天空，有百兽和鸣，自然会让你踏得舒服，踏得放心。”吴添骂了一句脏话，又说，“难怪咱们老师说你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弟子中，就只有你冥顽不化。”
煤炭局的中巴车把我们拉到黄连原始森林的山脚，就返回县城了，说四天以后来接我们。吴添没和我们坐中巴车，而是自己驾车而来。车是庄茗茗的宝马，副驾上坐的，自然也是庄茗茗。下了车，各自拿了睡袋、帐篷等进山物品，找了三个熟悉路的村民做向导，也负责搬运食物。正欲出发，吴添接了一个电话，是单位办公室打来的，说市局的兰局长明天要来凤城调研，点名要吴添作工作汇报。挂了电话，吴添说，“早不来迟不来，大热的夏天来打秋风，难道真是刺竹林中的斑鸠？”几个哈哈之后，便交代我等说，“你们先进山去，今天暂时在后河住一晚上，那里有一个护林员在等你们，已准备好一只羊。”上车后，又摇下窗玻璃说，“明天下午我会及时赶到后河，然后，我们到双马杆去。”
“对了，苏阳同学，庄总就交给你了。”离开时，吴添对我说。
3
那个和我坐在柴火边说话的男人，喝了大半碗酒，一脸通红，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大，看上去情绪有些激动。
“在没做护林员之前，你干什么？”我问。
“养羊。”他看了我一眼，说，“我对你说过，我养了很多只羊，我曾经想给每一只羊起一个名字。”
“你把羊卖了，你母亲的病治好了吗？”其实我知道自己是多此一问，从他
的神情中可以看出，他的母亲一定已经死了。
“好了。”他说，“早就好了。”他又给自己倒了半碗酒。
“如果投胎顺利，到现在，她应该有五岁了。”他把酒桶递过来，要我也加一点。
之前他给我倒的小半碗酒，还剩一半。我说，“我酒量小，喝多了会醉，我就不加了，你也少喝点。”
他把酒桶放回地上，说，“你们当老板的，就会作践自己，放着清福不享，跑来这深山大老林中受罪，陪我这种人熬夜。”
我说我不是什么大老板，我只是一个领着微薄工资不死不活的人，我们来这里，主要是做田野调查。
他没接我的话，一个人闭着眼睛，像是打盹，又像不是。
我问他，“你一个人在山上，平时会不会见到人？”
“偶尔会，那些三五成群上山打竹笋的人，他们打了竹笋，来这里借我的柴火去皮。”接着又说，“那些打竹笋的人，是对面清河乡的。”
“能遇到美女吗？”我问。
“有个球！别说美女，偶尔遇到一只野猪，都是公的。”他说。
已到凌晨三点，庄茗茗下楼解手回来，见我和护林员在柴火边对饮，便笑着说，“苏同学就是会享受，受不了鼾声的折磨，跑这里喝酒来了。”
她刚说完，好像发现了什么秘密，盯着护林员看了几秒，旋即扭头过去，正欲迈步上楼，被我喊住了。我说，“咱们一起享受享受？”
她头也不回地说，“你们继续享受吧！”
护林员又吃了一口，舔了舔嘴皮，说：“女人真是奇怪的东西，你别看她穿金戴银的，她哪一天少得下男人？”他看了一眼正在上楼的庄茗茗，但女人留给她的只是一个美丽的背影。
我正想岔开话，但还没开口，他又说话了：“像我家那货，哎……”
我还是想岔开话。说实在的，他卖了羊，死了老娘，甚至跑了女人，都在我的意料之中。
但还是没等我开口，他又说话了：“其实，我曾经是黄连村最大的养殖户，我养了很多只羊，我曾经……”他好像突然记得这句话已经对我说过好几遍，就住了口，向我要一支烟。
“老板，你的烟很好抽，这样的好烟，之前我就没抽过。”他半开玩笑地说，“要是我母亲不生病，要是我的羊还在，没准我也能抽上这样的好烟。” “这不是什么好烟。”说完，我从口袋里把剩下的半包烟掏出来，递给他。他推也没推，接过去就装进自己旧西装的里层口袋里。
“十年前，我是黄连小学的代课教师。”他说。
我点了点头。
“后来，我们村来了很多公办教师，他们就不要我了。乡教办觉得对不住我，就到乡政府给我申请了一个养殖项目，我得到四十只小羊。”
“四十只！”他用右手在空中比划了一下，“十年前 ，村长家也只有二十几只羊！”
我没说话。他接着说，“我把四十只羊养得肥肥胖胖的，我把公羊和母羊都养得快要发情了。”他的嘴角有唾沫星子在飞舞。
“后来我母亲病了，每天都在吐血。”他喝了一口酒。
“我开始卖掉一只羊，但我母亲的病还是没治好。”他说完，抬头看了看夜空。
“我又卖掉一只羊，可是，我母亲的病越来越重了;我卖了一只又一只羊，我母亲的病都没有好转。”他说话的时候，使劲地看我。
“唉！我卖了三十八只羊，就剩下两只，这两只羊，一只公的，一只母的。母的那只，怀孕了。”
“那时候，我母亲的身体似乎有了一些好转，虽然还是瘦得皮包骨头，但是已经没有吐血了。”说完，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但是生死有命，有些事，是无法挽回的。”我想了好久，才想出这么一句话来安慰他。
“是啊！我原以为，母亲会从此慢慢好起来的，所以我得留着一公一母两只羊，让他们继续繁殖，好把我卖掉的羊赚回来。可是没想到，过了一个月，母亲又开始吐血了，我只能又把那只公羊卖掉了。”
“我刚拿卖羊的钱去医院买了药，回到家，母亲已经去了。我的母亲，走的时候，只有一只小羊那么大。”他始终在看着我。
我说，“事情都过去五年了，这些事，你原本可以不去想的。”
“怎么能不去想？四十只羊，剩下最后一只，都居然在生崽的时候难产死
了。”他抬起头，看了看香樟树上吊着的那只烫了皮的羊，说：“这就是那只羊仔，我养了它整整五年。”
“那你怎么舍得把它杀了？”我问。
“这次杀了它，是因为有个老板出了两只羊的价钱。”他又朝树上看了一眼。
4
其实我还是要说，组织这次采风活动，我真的很不情愿。之前吴添对我说，去黄连原始森林，是去年冬天就打定主意的。吴添说，“黄连才是一个一尘不染的地方，我们的老师五年前也去过。”
老师叫钱春，林校时我们的班主任，也教授我们的园艺课。钱春老师曾是西南林业大学的高材生，因追求纯洁的爱情，毕业后回到凤城工作。那时，我们的师母黄翠云在凤城七中任教。老师曾经说过，小地方同样也是大舞台，一个人只要有足够的野心，到哪里都能实现梦想。我们还没毕业，钱春老师就调到县政府办当秘书去了，几年后提了干，下乡当副乡长、乡长，后来回到县城当局长。现在，我们的老师钱春已官居南广市城建局局长，在本地官场上有一定的名望。
吴添说，“久居闹市，身心烦躁，得找一个氧气充足的地方，去洗涤洗涤灵魂。”吴添还告诉我，这话也是老师说的。吴添知道，这些年来，我对老师说过的很多名言警句不以为然，所以又说，“你这冥顽不化的家伙，哪里会知道灵魂是需要洗涤的！如果当初我们的老师不去双马杆，恐怕也不会有今天。”
我还是不以为然。我说，“去就去唄，说这么多废话干啥，你去踏勘，我们当观众就是了。”
关于我们的老师钱春五年前去双马杆的事，我是知道一些的。那时，老师是市政府办的副秘书长，对他来说，这个职位不是太如意，得寻个机会去一个重要的岗位，好施展自己的才华。去双马杆回来一个月后，老师得到提拔，任市林业局局长，三年后，交流到市城建局，一个令仕途中人羡慕不已的地方，炙手可热的岗位。
吴添说，“我们混了那么多年，实际上对老师的谆谆教诲领悟还是不够，比如说，对大自然保持最虔诚的敬畏，这一点，我是没有做到的。”
我说，“在这一点上，我可做得比你好，我从来没有干过一件对不住大自然的事，哪像你，手底下管着那么多开山掘土的家伙，你一直纵容他们，都快把凤城的山挖空了。”
吴添说，“你四体干净，我们都知道，但你真的没对这个社会做过一点贡献。”他打了个哈哈，又说，“你的灵魂也应该得到洗礼，要不，怎么做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我也笑，我说，“我过的是干净日子，我的灵魂不需要洗涤。”
“实际上，我没有灵魂。”我说。
双马杆是黄连原始森林中的幽闭之地，是一个很少有人去过的地方。五年前，坊间有人传说，双马杆有一棵神树，高大繁茂，巨杆虬枝，无论晴雨，皆顶一身洁白，屹立众树间，好不壮观。
也就是传说罢了，谁也没见过。不过吴添说，“老师是从不说假话的，老师的教导要悉心遵从。”
去黄连之前，县林业局的工程师王玲玲曾经对我们一行人作了一个简单的野外生存培训。王玲玲说，黄连原始森林有珍稀植物六十多种，野生动物如野猪、黑熊、野山羊等随处可见，进山后，一是不能破坏奇珍异草，二是要做好安全防范。胖子麻军开玩笑说，“对于它们，我们才是野生动物，所以不必害怕。”
进山之前，我问作为向导的其中一个村民，“从这里到后河，有多远？”
向导说，“几里路吧！”
走了约莫一小时，回过头来，看见出发之地就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于是大家才如梦初醒，深知进山不易。不免有人开始哼哼，说，“要走断脚杆的！”
抬头看见几座山，就在头顶。最近的一座山并不高，但山背后的那些山有多高，谁也不知道。问向导：我们要爬几座山？答：要爬好几座哩！又问：都很高吗？答：有的很高，有的不算高。再问：到宿营地有多远？答：有点远，但也不算远。
似乎也没有问出个究竟，就干脆不问了。我给大家打气，说，也就二里地远，大家不用害怕。向导嘿嘿嘿笑起来，说，要是只有二里，那也不用我们带路了。胖子也说，不用怕，既然我都能爬上去，相信大家也能爬上去。小蚂蝗就对胖子说：问题是，你到底能不能爬上去？ 做向导的村民背着我们的食物。背得最沉的，却是一个老者，东西放在肩上，就不想放下来，骨头里仿佛囤积了无穷无尽的能量。
小蚂蝗说，肯定不会有多远。胖子问：从何说起？小蚂蝗答：他们背着这么多东西，还脸不红筋不胀，会有多远？胖子说：嘿嘿！
又开始爬山，呈一字长蛇。有人拿出相机、手机开始拍摄。还没到眼前那座山的山腰，喘气的声音就被放大，大过了相机快门的声音。胖子走几步就停下来歇口气，其余的人就回过头来笑。胖子是个风趣的人，平常爱弄一些段子，讲故事的时候，眉宇间有看不完的风景。有人开始觉得无聊，想听几个玩笑，就对胖子说：胖哥，讲几句脏话来听听。
人们就笑了，笑的不是胖子，是笑对胖子说话的人。在山里，脏话都是干净的，所以人们觉得，胖子该说几句脏话。胖子说：脏话不可以讲，怕弄脏了上山的路。
写诗的周焕喜欢唱歌，一路上都在哼哼。人们都认为，会唱歌的人，肺活量大，能经受长时间的累。但周焕表现很差，差不多就被甩到最后去了，于是停下来大声叫我的名字，大呼上当，说早知道这么远，来找鬼。小蚂蝗笑他说，才一开始就退缩，你这样的人，真的来找鬼。可是这时，天已经快黑完了，第一座山的山顶来到脚下，对面的一座山，不知道有多高。
对面的山，其实不是高不高的问题，而是到底有没有路。向导说：当然有路，只是稍窄一些。有多窄呢？庄茗茗问。向导说，能放下你的脚。
嘘声一片。
手电筒不是每个人都有。手电筒这样的玩意，在今天一点也不寂寞。手电筒被握在少数人的手里，成了爆冷门的真理。在崎岖的山路上，手电筒的光往往表现得有些虚弱，甚至有些虚幻。光照在离人不远的地方，人得蹒跚着向上爬。光突然停下来，原来是那个握手电筒的女人人摔倒了。人们开始害怕掉队，就相互喊对方的名字：苏阳，麻军，王紊，周焕，小蚂蝗，沈琇琇，王安玫，祝菲。没有人喊庄茗茗，因为很多人都不认识她。
胖子扯开牛嗓，唱起了山野民谣：“老远望妹下山来，身对身来怀对怀;看到看到要挨拢，算路不跟算路来……”
好听好听，再来一曲。有人喊。走在人群中间的沈琇琇说，真是个山蛮子，唱得不雅。胖子说，那我就不唱了，唱多了会脏了姐姐们纯洁的心灵。沈琇琇说，要唱你唱你的，我们不听就是了。小蚂蝗问：到底是唱还是不唱呢？沈琇琇说：还是唱吧。有人喘着气笑，有人笑得很难听。
很多路是生长在悬崖上的。两面都是悬崖，中间的山脊上，一条被茅草画得稀里糊涂的路，前面的人走过去了，后面的人不一定走得过去;前面的人走路的时候，路还是路，后面的人走的时候，路变成了坑。每隔一分钟，就有人发出歇斯底里的尖叫，不是手掌被毛竹弄破了，就是脚底打滑，身子悬在一棵树的树杈上。向导说，慢点慢点，还有二里地了。胖子问：你的意思是，我们在原地踏步？
端相机的祝菲把相机放进背包，埋怨天气不好。穿一身冲锋衣的庄茗茗想停下来发一条微信，但没有信号。乡村诗人王紊吟道：行路难，难于上青天……背物品的几个人话很少，但他们一直走在人群的前面。
到达宿营地，最后二里地终于被丢在身后。坐在陈旧的水泥地上，吸烟、喝水。小蚂蝗拿腔拿调，对大伙说：“同志们，请安静，我们开个短会。”沈琇琇说，“开你个头。”胖子更正道：“是开个锤子！”
山上的树隐去满身的绿色欢迎我们，林中的兽们躲了起来。乡村诗人说，“这是一群被城市恥笑的人！”
一个提刀切菜的护林员对大伙说，这里就是后河。
晚饭吃的是从城里拿进山来的干笋、腊肉和豆腐，乱炖一大锅，就着软和的米饭，在饥饿的撕扯下，吃出了各式各样的声响。
填了肚子，大家感觉很累，准备休息。于是铺了垫子，吹气。有人找不到气门在哪里，无从下嘴;有人找到了，却吹不进去。吹气垫是一个简单的活儿，但大部分人都吹不成。有人终于吹进去了，很兴奋，就死心眼儿猛吹，结果给黑夜带来一声破响。胖子真的很胖，钻不进睡袋，找人帮忙，于是，五花大绑塞进去了，却翻不了身，像一只作茧自缚的蜘蛛。
5
天亮了，那个和我在柴火堆旁喝酒的男人，起身抱了几根柴回来，拢了拢火堆，说，该做早饭了。
从一楼的另一间屋子里走出来三个男人，他们是昨夜带我们进山的三个村民。前面的老者对我说，“老板，拿你的手机看看，几点了。”
“才六点半，还早，你们可以多睡一会，等早饭做好了才起床。”我说。
“哪有这个福气！”老者揉了揉眼睛，说，“靠阮四海给我们做早饭，得等到太阳落山。”他看了看护林员，轻蔑地笑了笑。
护林员没说话，起身进屋，拿出一个四方形铁架罩在柴火堆上，又抬了一口大铁锅，支在铁架上，往锅里盛了水。
护林员对我说，“我叫阮四海。”
老者回屋里抱出一捆面条，说，“早餐吃点面条，中午饭才是羊肉。”他看了看香樟树上烫了皮的公羊，对护林员说，“阮四海，人家吴老板可说清楚了，羊一定要弄干净，羊头要留着，得带到双马杆去。”
阮四海说，“是了。”
人们陆续起床。几个女人在二楼的过道上梳头，大声开着玩笑，交流着昨夜倾听胖子鼾声的感受。
从隔壁房间走出来的小蚂蝗问沈琇琇，你老公平时睡觉打呼噜不？沈琇琇说，打。又问，你习惯了吧？沈琇琇说，习惯了。小蚂蝗说，那今天晚上你过来和胖子睡一间，我过你们那边去。祝菲在一旁插嘴说，要得，但我们不敢保证明早上你起不起得来。小蚂蝗说，实在起不来就算了。
庄茗茗睡眼惺忪，嘴巴上拴一个口罩，一边梳头一边下楼，高声问我，“苏阳同学，你一晚上没睡，去补一觉吧！”
还真的感觉到瞌睡虫往眉毛上爬。我说，还没吃早餐，没力气睡。庄茗茗说，你怕是在家抱老婆习惯了，跑到这荒郊野外抱枕头睡不着吧！我说，应该是这个原因。
胖子两手揣在裤兜里，低着头从房间里出来。他的后面跟着乡村诗人王紊和周焕，两人不停地大声说笑，他们在拿胖子的鼾声说事。周焕说，“胖哥昨晚实在是太惊险，有几次，差点一口气拿不上来，见了阎王老儿。” “没有这么夸张吧！”胖子很不好意思，说完话，仍然低着头。
周焕说，“有胖哥的鼾声，什么野兽都不敢向我们靠近。”
“这倒也是。”王紊说。
大锅里煮了面条，每人端一个大碗，碗里的汤是羊杂熬的，里面有几片西红柿和几朵薄荷。逐一盛了面，端到屋角去吃。
胖子吃面条发出“哗啦哗啦”的巨响，又让人们笑出了眼泪。
吃了面，我去楼上补觉，头一挨枕头，就进入了梦乡。睡了好久，感觉有人扯我的头发，醒来，看见小蚂蝗坐在我身边，一脸坏笑。
“吴老板托付给你的那个贵妇人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小蚂蝗说。
“什么状况？”我问。
“她吵着嚷着要让我们带她到背后的山上去找电话信号，她好像是不打电话就会死。”
我连忙从睡袋里挪出身子，下楼来，看见庄茗茗拿着手机不停地拨号，看样子很是焦躁。
“在这深山老林，怕是找不到信号的。”我说。
“苏阳同学，你和我去一趟背后的山上吧，向导说，也许那里可以找到信号。”庄茗茗眉头紧锁地看着我，她那张纤巧的脸，堆满愁容的样子很好看。
我动员了几个男人，让胖子在前面开路，上山去。
在一丛一丛的绿蕨草中，好不容易爬到一个高处。树木葱茏，枝影横斜，往下倒伏的树干上缠着青藤，青藤下面的地上，有厚厚的苔藓。
信号若有若无，庄茗茗打了几次，仍打不出去。折腾了好久，有一次好像打通了，但听不到对方说话，庄茗茗“喂”了好几声，最后气急败坏地把手机使劲砸在草丛里。庄茗茗发怒的时候，一头秀发从脸上拂过后颈，仿佛也在发怒，差点就要立起来。说实话，庄茗茗发怒的样子，也很好看。
“打不通就不要打了，又不是有什么大事。”我说。
庄茗茗双手捂脸，小声抽泣起来。庄茗茗抽泣的声音，像一件高贵的乐器在演奏一支忧伤的曲子。
呜咽了一阵，她抬起头来，满眼泪花地对我说，“真的出大事了。”
“你又没打通电话，怎么知道出什么大事了？”我问。
“早上起床的时候，我站到房顶上去，找到了一些信号，我打通了吴添的电话，问他出发了没有。”庄茗茗抹了抹眼泪。
“他怎么说的？”我问。
“他只是说了一句有特殊情况，让我们先在后河呆着，随即就没有了信号。”庄茗茗说。
“呆着就呆着吧，有什么稀奇的，可能是工作还没有汇报完，领导的秋风还没开始打。”我说。
庄茗茗没有说话，起身到草丛里找手机。
小蚂蝗拿着庄茗茗的手机递过来，说，“美女的手机这么好，都没有信号，我们的就更别说了，估计连电池也要造反。”众人笑，庄茗茗也勉强挤出了一个笑容。庄茗茗皮笑肉不笑的样子，也很好看。
我站在一棵树弯曲的树干上去，见手机有了一格信号，立即拨了吴添的号码，没有响动，过了好大一会，拨号结束。我又拨了一遍，大约十秒钟，听筒里传来关机的提示音。
“应该不会出什么大事，估计是在汇报工作吧！”我想。
我大声说，“这样干净的地方，没有手机信号是正常的。”
乡村诗人王紊说，“没有信号才好，免得惊扰了林中那些细小的生命。”见庄茗茗愤怒地看了自己一眼，就不再说话。
6
午飯是羊肉汤锅，红烧的，里面放了土豆、山药，加了丁香、山奈、八角、胡椒、花椒，远远就闻到了一股香味。老者拿一个大勺从大锅里舀羊肉汤，盛了满满三个大钵，端到一张方桌上，对大伙说，开饭了。
众人自己拿碗筷，从一个铝锅里舀了饭，就凑往桌子边吃饭。后河宿营地没有几个凳子，人们都站着，只有庄茗茗不时坐下来，吃几口，又站起身。护林员阮四海自己舀了一碗饭，却不下筷子，看着人们吃。我往他碗里夹了几块羊肉，对他说，“你最辛苦，应该多吃一点。”
旁边啃羊骨头的老者说，“要说辛苦，是他养了这只羊五年。”护林员嘿嘿地笑，他刨了一口饭，并没有动碗里的羊肉。
吃完饭，小蚂蝗问，“我们是不是该去双马杆了？”
我没说话，看了看身旁的庄茗茗。
“再等等吧，吴老板没有到，我们哪能走！”我说。
“那就等等。”胖子满脸佛笑，说，“我们可以先玩玩扑克，顺便喝喝茶。”
“你带了茶？”小蚂蝗问。
“没带，茶室里有。”胖子说完，哈哈了好一阵子。
就到二楼，昨晚睡觉的地方。胖子从包里翻出扑克，找来一张胶纸，铺在一块水泥砖上，就召集周焕、王紊和小蚂蝗打牌。
盘腿而坐，发了牌，胖子习惯性地嚷嚷：服务员，泡一壶普洱。哪来的普洱，只有龙井，客官可以凑合一下不？这是小蚂蝗故意嗲出来的声音。可以，来一杯龙井吧。好的，好的。众人知自己不在包厢，而是在另一个人间。
斗地主。第一把，试试，不兑现;第二把，头打二开;第三把，散伙。还真应了那句话：头打二开三不来。老远来这里打牌，实在是太浪费时间了，不如到后面的山上转转去。于是，收了牌，下楼，找护林员带路，我们去林中。
森林看起来很旧，有一种被时光抛弃了的感觉。森林里的每一个角落都散发出动物尸身的味道，连一只野兔也死得无比壮观，一把骨头挂在树杈上，长耳朵模糊的棱角隐藏在青苔中。继续往前走，进入幽深之地，树就不像是树了，感觉到树是天空的活化石，它们一站起来就一股脑儿往天上钻，即便是仰起头来，看到的也只是树叶。我想，天有多大，要在这样的地方才知道。此时，天其实并不大，它只是树叶间一个小小的缝隙。树和树一起站着，树和树一起经历着从没有人看到过的生长和死亡，周而复始地渲染着森林的寂寞。
护林员走在最前面，手里拈一根草，挽着圆圈，一副心不在焉的表情，估计是昨天晚上没有睡觉的缘故。庄茗茗走在人群的最后，手机举过头顶，找信号，几乎是每过一分钟，就要拨一次电话。我说，庄总不要焦虑，先耐心等待，吴老板说不定已经在路上了。 她不说话，还是把手机举过头顶。
越走越远，身后的宿营地只剩下房顶。人们开始兴奋，纷纷掏出手机拍照。
我问庄茗茗，“你在马甸乡长大，你来过黄连林区吗？”
“没有。”她说，“我家在小街子上，这地方我只是听说过。”她说话的时候，还是将手机举过头顶。
渐渐走入旮旯，路变得越来越窄，须攀着左右的树，才能往前穿。人们开始放慢脚步，后来就倚在树上歇息。庄茗茗一个人走到斜坡上的高处，把手机举过头顶，继续找信号。
沈琇琇对胖子说，你体格健壮，应该代替苏阳去保护这位大美人才是。胖子说，哪轮得到我，人家是吴老板的菜，苏阳也就是个服务员。小蚂蝗说，胖哥说话如此没有底气，真是空有一身武功。胖子说，你来。
停下来的时候，我们才开始认真地欣赏林中的风景。苔藓抢眼的绿，绿得发光;小竹笋仿佛在争相破土，穿着薄薄的嫩嫩的一层，光洁的肉体暴露无余;青苔的皮肤上有小小的菌头，精致的伞盖被光影挑逗得风情万种……林间的光斑此时成全了这些孤独得用自己的身体储藏毒素的尤物，“咔嚓咔嚓”的快门声音按住了这庞大的、惊人心魄的大自然的梦遗。森林的白天在一群人的肆意入侵中，渐渐变得温顺起来。林间开阔地，各种不知名的草聚集起来，连我们经常在城市的路边看到的“过路黄”也无比鲜艳;一棵大树的身上，生出了好几种不同品种的树，还有不同花科的草本植物，周身裹满青苔的藤条，缠绕在树上，树仿佛又是缠绕在另一棵更大的树上。
此时，我们听到庄茗茗小调式的呜咽。
“还没有找到信号？”我爬往斜坡上去。
“找到了。”她说。“可是这个骗子，还是关机。”她用手佛了一下脸上的头发。
庄茗茗的警觉让我不得不思考我们的行程。本来，按照吴添的安排，我们必须在后河等他，他到了以后，我们再去双马杆。但眼下他一直关机，说不定真的出了什么事，我们不可能在这里久等下去，让“采风”活动死于襁褓。
我号召大家原路返回，收拾行李，去双马杆。
回宿营地的路上，庄茗茗还是走在最后，似乎是有意要远离人群。
7
我想，吴添一定是出了什么事。
这些年来，吴添在煤炭局长的任上，在凤城名气不小。煤炭局是个重要的岗位，管着上百个煤炭老板，这些老板有本地的，也有外地的，个个都身家千万，却都因为近年来凤城煤炭资源的大面积开发引发的各种矛盾而焦头烂额，都因为要赢得某种“许可”争得头破血流。吴添作为煤炭局长，手握重权，不免有很多关系像蜘蛛网一样缠着他，以至于难以理清，无论上下班时间，都经常被那些煤炭老板围追堵截，搞得他如履薄冰。吴添是一块当官的好料，深得钱春老师真传，林校毕业后不几年，就去马甸乡当了副乡长。那时，我还在县林业局做科员，吴添提拔后，老师有意栽培我，向林业局长递好话，让我接替吴添，任林业规划股股长。由于无心成长，加之对写作日渐痴迷，我便向老师报告，说自己懒散惯了，难当此任，况且自身过于愚笨和执拗，难免会影响工作进程，老师如是真想帮我，何不如让我去一个清闲之地，多有一点时间读读书，聊以自慰。
“你可要想好了，以后不能说老师不管你。”钱局长抬了抬鼻梁上的眼镜。
“哪敢有这样的想法？我这是自作自受，请老师千万理解。”我站在他那张硕大的办公桌对面。
两个月后，我去了縣文化馆，从此信笔涂鸦，哼哼唧唧，一晃过了多年。
吴添顺风顺水，沿着老师当初的足迹，在乡镇上转圈过瘾，很快就调回县城，先进了经贸局，又去了林业局，再后来当了煤炭局长。说实话，作为发小，我见证了吴添一路的成长，也见证了他的转变，有时候，我感觉到这个和我一起长大、一起上学、一起分配到同一个单位的同学是那么陌生。在校时，他一门心思扑在学习上，以图有朝一日修成正果，出人头地。而我，总是醉心于各种报纸上的豆腐块，写着青春岁月里毫不具体的人生感悟。吴添说，有本事你把自己写成一个大作家，离开这个穷山沟。我说，会有这么一天的。而事实上，当我回到现实，的确感到手中这支笔太拙劣，不得不承担起“为赋新词强说愁”导致的后果，有时候也曾迷茫，但也常常找各种理由为自己开脱。
吴添的妻子冉小娟，也是我们的同班同学，是当时林校一等一的美女。上学时，我喜欢冉小娟，但没有勇气表白。吴添看穿了我的心思，对我说，“你要是喜欢他，就大声说出来。”我说，“我偏不说出来。”吴添说，“像你这样懦弱的人，根本不配喜欢她。”但我那时不知道，吴添也喜欢她，以至于我后来不明不白地上了他的当。吴添当时对我说，“你不是妙笔生花吗？写一封情书，我帮你转给她。”我就写了，用一个印有“绿草诗报”的拆过的信封装起来，封上，交予吴添。几个星期后，仍没有下文，倒是感觉到冉小娟和吴添渐渐热络起来，直到有一天晚上，我看见他俩站在桂花树下赏月，冉小娟的手挽在吴添的臂弯里。
“其实我知道，只有你才配得过她。”我当时是这样说的，“像我这样一个求爱都要依靠情书的人，本身就不够勇敢。”
“错！”吴添把我递给他的一支烟掐为两截，丢在地上，用一只脚狠狠地碾成粉末。“我也是用情书求的爱，只不过，
我亲自把情书当着她的面拆开，大声地读
给她听。”“你写情书？”我当时想笑。毕业后，他们很快就结了婚，生了一
个女孩。当时，冉小娟在农业局经作站工作，全心全意地为吴添服务。
“你为什么在外面有了另外的女人？”有一次我们在一张桌子上吃饭，饭后，我问他。
那时，吴添在马甸乡当乡长，他们的女儿已经上了小学。
“是冉小娟告诉你的？”吴添看也不看我，说，“现在想起来，当初冉小娟要是跟了你，可能会更幸福。”
很多人都知道，吴添当了乡长后，和一个在县城开酒店的女人好上了，而这个女人，在他们看来，就是一个鬼。
吴添还是一个普通职工的时候，有一次局里开大会，安排我俩布置会场。桌椅、音响设备摆放停当后，吴添去试音响。吴添对着话筒喊我，“苏阳，你站在下面听听，看有没有问题。” 他一个人端坐在主席台上，像一个老成持重的领导一样，把话筒放在嘴边，“嘘”了一声，随即开始说话。
“同志们，我们现在开会。”他看了看我。“你要开什么会？”我心不在焉。“同志们，咱们请十年后的局长吴添同志作重要讲话。”他又看了看我。“神经病。”我小声地骂。“同志们，重要讲话谈不上，我只是和大家分享几点感受。”他抬起头来，还是看了看我。我任由他发疯。“分享什么呢？十年后我再告诉你们。”他看了看我，说，“散会。”
还没到十年，他就做了林业局局长。那一年，他的妻子冉小娟去南广市出差，晚上在宾馆里突发心肌梗塞，去世了。
“同志们，请安静，我们开个短会。”采风出发前，我们一行人在接受王玲玲培训的时候，吴添站在煤炭局小会议室的人群中，这样对我们说。他说话时的语气斩钉截铁，不像小蚂蝗，吊儿郎当。
“你和庄总是有钱人终成眷属了。”冉小娟死后，有一次我在一个饭店门口遇见吴添和庄茗茗，当时两人正从一辆越野车上下来。
“你还是改不了那烂德性。”吴添笑笑，说，“苏同学，可有意与我们共进晚餐？”
8
双马杆离后河有十余里，但在森林中行走，可能会走好几个小时。出发之前，作为向导的老者对我们讲。
背炊具和食物的还是那三位村民，老者同样背得比别人多。一行人走在林中，看不出壮观，却有一种集体离家出走的感觉。
写诗的周焕、王紊始终和女人们走在一起，一边对着深山胡乱“用词”，一边小声地说几句干净的脏话;小蚂蝗和胖子放肆地互相揭底，一来二去地打着哈哈。我和庄茗茗断后，护林员阮四海背着一个竹篓，里面装了羊头，经过我们身边的时候，他盯着庄茗茗看了一眼，女人惊慌地扭过头去。
双马杆的方向我们不知道，几个村民也不知道，但他们认识路，他们知道路上有几个险滩、几座悬崖，他们能背诵这一路过去会遇见多少棵什么样子的树、多少道清澈的小溪，能听见多少种飞鸟的声音，知晓这条路上什么时候来过什么人、什么人拿走了森林中的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几乎没有了……出发之前，我问过护林员：一条路转了好多弯，双马杆到底在什么方向？他说，谁也不知道。真是奇怪，如果换做我，同样不知道。但是，有一种可能是一定存在的，就是双马杆可能就在我们身旁，但我们必须转很多弯才能抵达它。结论就是：我们在森林里的行走，不可能有一条直线。
昨天别人走过的路，今天可能就被落叶覆盖了、被大风吹走了，我们的脚下只有隐隐约约的路的影子。“走吧，来了就一定要走，活着来，肯定要活着回去。”我对身边魂不守舍的庄茗茗说。
一群人摸着路边的石头，攀着树上吊下来的藤蔓，亦步亦趋地行走，也同样忘不了说一些小段子，拿彼此开玩笑，还时不时拿出相机咔嚓咔嚓地拍摄。乡村诗人王紊兴奋得像个孩子，在他的眼里，“每一棵树都是天空的衣袖，每一块青苔都是时光的秘密，每一眼泉水都是前世的亲人捧出的甘露，每一只鸟都是大自然梦中的诗句，甚至每一个人，都是尘世中干净的天使……”他趴在宿营地的砖头上写下的诗句，后来在一个地方杂志上刊登出来。
但双马杆真的很远很远。
庄茗茗似乎有些走不动了，索性挽着我的手臂，任由我拖着她前行。走了一阵，看见溪水。溪水流到一个地方，就拐一个方向。大家停下来休息的时候，胖子说，“你们看，那丛绿竹，腰身多好看！”他其實是指着庄茗茗。
笑。但是表情各一，男人都笑得很放肆，女人则笑得拘束，几个女人和庄茗茗没有太多的交情，一路上似乎没有和她说过话。
狭小的天空中，向晚的太阳同样炽热。我们又继续走，看见红豆杉。红豆杉高傲的身姿迎着太阳，而云朵则缓慢得近乎迟钝，就像脚下的石头，仿佛已沉睡了好几个世纪。脚下的溪水，流着流着，就把整条路包裹起来，人就只能踏着溪水前行。溪水变成浅浅的小河，我们行走在河面上，踩着硬硬的石头，行走就像舞蹈，但有些生硬。
“流水从平地流到陡峭的岩石边，仿佛是爬上去的，多么奇怪。”周焕眉头紧锁。“我们一直看着河面行走，猛一抬头，流水好像已经爬到树上，奔向天空，满树是流水，满眼是流水;我们一直看着前面的流水行走，走着走着，流水就不见了，它去了哪儿？转过身子，流水在你背后，它转了个方向。”周焕的文章，后来也发表在地方杂志上。
庄茗茗不说话，我无话找话，说，“庄总在马甸乡长大，可见过这几个村民？”
“马甸人都差不多长得一样，看见他们，感觉到很面熟。”庄茗茗说。
向导和护林员突然不见。喊话，树木太茂密，没有回声，喊着喊着连自己也听不见了。胖子很焦急，说，“看足印吧！”乡村诗人说，“足迹被流水带走了。”河流到处分岔，不知道要往哪里走。骂，最先是沈琇琇的声音，歹毒、尖刻;后来，几个女人一起骂，骂着骂着，就格格格笑起来。男人中，胖子带头骂，
学着用云南各个地方的方言，用扭捏的四川方言、贵州方言骂，先骂这座老谋深算的森林，接着骂这奇怪的流水，最后骂狗日的向导和护林员。刚骂了两句，有人抬头看见护林员和三个村民坐在高处的一棵树下，微笑着看我们，提醒大家别骂了。但是，脏字已经蹦出口来，收不回去。树木太茂密，被骂的人不一定听得清楚，人们又大笑，说，我们讲的都是诗。
所有人的手机几乎都在同一时刻响了起来，是短信提示。
护林员说，双马杆到了。问：在哪里？答，背后这座高山上。双马杆在一座山上，真奇怪。流水呢，突然不见了，周焕说，它回过头到其他地方去了。
“你这家伙，怎么如此沉不住气！”吴添给我发来短信。
庄茗茗的脸上有了一丝笑容，想必她是看了吴添给他发的短信——她看了很久，想必吴添给她说得更详细一些。
庄茗茗说，“吴添短信表示，他已经出发了。”
我问，“他大约什么时候到？”
“没讲。”她说。
打吴添电话，仍然关机。我说，“反正他一路上也没信号，应该是索性关机吧，到时候也好给你一个惊喜。”庄茗茗在我手腕上使劲掐了一下。 “你给他发个短信，就说我们已经到双马杆了，让他直奔这里。”我说。
双马杆没有营房，我们把帐篷搭在一块斜坡上。
斜坡其实就是森林中间的一块空地，仿佛被很多人用身躯碾压过，几乎没有什么植物生长。空地的四周，是被绿色渲染得几乎呈黝黑状的森林。
老者说，“四周的森林里，有很多黑熊，大家要把帐篷搭得密集一些，免得早晨起来，有的人就不见了。”又是一阵“嘘”声。
庄茗茗还是没放开我的手臂，我有意提示她，“你的吴老板就要来了，你现在大可不必借我这弱不禁风的身躯遮风挡雨，我也做不了你的真命天子。”她又掐了我一下，放开手，向另外几个女人走去。
小蚂蝗又开始拿腔拿调，“同志们，请安静，我们开个短会！”
9
柴火燃在斜坡上。柴火上烤着从山外带来的鸡、鸭和五花肉等食物。吴添还没到，那些香喷喷的食物只能在铁架上继续呆着。胖子踱着步，像一个落魄的地主，偶尔看看柴火上的铁架，说，要饿死了。
不断地打吴添的电话，始终是关机。
天已经黑了。
护林员一个人坐在一边，端着一个碗在喝酒。见了我，说，“老板，要不要整一点？”
“整一点吧。”胖子也凑过来，要了半碗酒。乡村诗人王紊，周焕，小蚂蝗，继续和几个女人说些天上地下的事情。
“好吧，你让我说说，我就说说。其实，我根本不愿意说那些自己不想说的事。”护林员喝了一口酒，准备告诉我关于他女人的一些事情。
“如果不谦虚说，我是一个作家。”在我准备听他讲往事之前，我对他说。他笑了笑，说，“你们这些大记者，以前我也见过几个，在我还是一个养殖户的时候，有人来我家采访过我。那时，我有很多只羊。”
还是从他的羊开始说起，说到母亲的病，再说到他的女人。
“我有两个女人。”他说，“第一个女人为我生了个娃以后，去浙江打工，就再也没回来过。”
他似乎只想用一句话来说完第一个女人的事情，所以他接着说，“第二个女人小我八岁。”然后，又补充了一句，“第一个女人在一家皮革工厂里做工，有一天下班时，过马路不小心，给车撞死了。得了一笔补偿费，五万块，后来给我母亲看病，全花光了。”
“第二个女人，是我成为养殖户的时候跟了我的，她长了一副中看不中用的皮囊。”他把碗放在地上，继续说，“在我快要卖掉所有的羊的时候，我母亲还躺在病床上，她说，她要到城里的一个叫‘尔雅’的夜总会去上班。尔雅，一个很不干净的地方，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尔雅？”我问。
“尔雅”就是“有凤来仪”的前身，几年前涉黄，被公安局捣过一次，后来摇身一变，成了凤城规模最大档次最高的酒店，老板就是庄茗茗。
“有凤来仪”这名字当初还是我给取的。吴添说，既要有“凤城”这一地域元素，也要体现文化内涵，最好是有所出处。吴添还说，在凤城，只有大作家苏阳才有资格为这个酒店起名，这回该是你一显身手的时候了。
“有凤来仪”，真好！况且这家酒店的老板，是一个美女。
“我要饿死了。”胖子的一声大喊，不得不让我的采访停了下来。“那就先吃吧！”庄茗茗说，“反正他已经在路上了，给他留一点便是。”留了三个人的饭菜，剩下的，不大一会儿就被人们吃了个精光。我还想听护林员讲故事，就把他约在我的帐篷旁边，说，“咱们继续吧！”老者在柴火堆旁向我招手。我走过
去，问他有什么事。“你是公安局的吧！”他在试探我。“你为什么要这样问？”我说。“其实，他对你说了谎话，他这个
人，说谎话说惯了。”老者说。“如果可以的话，我倒是想听你说说。”我向老者递了一支烟。
“其实他犯过事。”老者点了烟，接着说，“他原来是一个代课教师，后来因为扒了一个女学生的裤子，被开除了。不过我可以证明，那女娃真的只是被扒了裤子。”
“他的女人去浙江打工，被车撞了，他得了五万块钱的赔偿，不过被他赌钱输掉了。”老者边说，边抬头看了一眼坐在帐篷前抽烟的护林员，又说，“他是一个好吃懒做的家伙。”
“他的小女人后来去了哪里？”我问。“他哪来的小女人！”老者说完，嘿嘿嘿地笑。“就是去县城夜总会上班的那个。”我说。
“你说的是徐小芬。”他说，“那不是他的女人，是他兄弟媳妇。他兄弟打工去了，把女人留在家里，这女人后来的确是去县城一个什么地方上班，听说是做了龌龊事。后来，他替他弟弟去县城找过这个女人，还被夜总会的保安揍了一顿，差点丢了命。”
“他为什么说那是他的女人呢？”我问。
“这家伙爱说谎，有时候自己说着说着，就把谎话当真了。”老者招呼我去一棵树下，坐了下来，接着说，“这家伙，他说他有好多羊。而实际上，他只有一只，还是在山上捡来的。”
“他在这深山老林里养了这只羊五年，我们都开玩笑说，如果是只母羊，估计会成为他的婆娘。”老者说完哈哈大笑。
“他母亲呢？”我问。
“早死了。”老者说，“他老娘拖着一身的病，还把他的女儿养大成人，前几年天天吐血，吐得皮包骨头。就在他女儿出门打工的那一年，也就是他扒了那个女学生的裤子的那一年，他被人家追着找麻烦，到处躲，连他老娘死了他也不知道。”
“他为什么要说他有很多只羊？”我问。
“谁晓得！他经常说谎。有一年，縣里来了几个记者，他告诉他们，他是养殖户，他带着他们满山转，始终找不到一只羊。”
护林员双手插在裤兜里，慢慢向我们走来。老者不再说话，他从地上爬起来，拍了拍屁股，朝火堆旁走去。
护林员走到我旁边，低声对我说，“这老者，是我老丈人，我小女人的爹。”
我递给他一支烟，说，“他刚才对我说了。”
护林员一惊，差点没把一口烟吞到肚子里去，呛得他直咳嗽。 太阳出来了，照在斜坡上，暖洋洋的。采风的男人女人们，在空地里发疯。清晨的胖子，自然又成为人们的笑料。
11
乡村诗人王紊说，原始森林是有魔咒的。他此刻像一个道士，一脸的嶙峋写满了出尘之后的满足。他说，“原始森林的咒语会让每一个内心肮脏的人找不到回家的方向，因为他们看到的树不是树，天空不是天空，路也不是路，他们会绝望地死去。”小蚂蝗说，“依我看，你内心最肮脏，此时你看到什么？”王紊说，“我看到了你，你不是你。”小蚂蝗问，“我是谁？”王紊说，“你是你爹。”
两人在胡说，其他人在笑，只有庄茗茗一副痛不欲生的表情。此时，她在给一个人发短信。
胖子说，“来之前，他们说林区有三十多种珍禽异兽，我怎么一只也没见过。”小蚂蝗接过话，“你不是把自己带来了吗？”人们又笑，几个女人笑得弯下腰去。
庄茗茗一脸惨白，她的手机似乎已不能拯救她的灵魂。
说着，在几位村民的带领下，就去了离空地大约三百米远的一个地方。一棵老得看不见年岁的树，底部有粗大的树干，可以让五个男人伸出双臂去合围。树干在离地五米左右分了叉，两根，又继续往天空延伸，又长四五米，再次分叉。一棵不断分叉的树，有多高，我们都无法估量，直到那些分叉的地方看不见，那些抚摸云朵的叶片看不见。
老者说，这是一棵神树。
胖子嘿嘿嘿地笑。胖子说，这是珙桐，应该有一千年了。
小蚂蝗用手机从各个角度拍照。小蚂蝗说，鸽子花很漂亮，只是你们没看见。
其实都看见了。鸽子花其实就是珙桐树的叶片，在清晨的阳光照耀下，颜色泛白，形如飞鸽。小蚂蝗说，鸽子花只开到中午，阳光一硬，它们就蔫了。
神树粗壮的根部，那些斜伸出来的根须，缠着很多红色的布条，红布条旁边，是一些香蜡燃过的灰烬。对，还有腐烂的兽骨，那些从很远的地方来双马杆祈求神树施予美好前途的人，他们带来了各式各样的祭品，这些尘世之中的俗物，一部分腐烂在泥土中，一部分被林中的鸟兽分食了。
原来吴添是想来此一拜。
原来，我们的钱春老师，也曾来此一拜。
庄茗茗从老者的背篓里拿出羊头，双手端着，径直往大树的根部走去。此时的庄茗茗已经往身上搭了一件洁白的外套，头发梳得像下垂的瀑布，她洁白而纤细的五根手指，紧紧抠着羊头。此时的庄茗茗，真像一个美丽的女巫。
这是我看到过的最美的羊头祭。对着一棵树，庄茗茗慢慢躬下身子，左膝下倾，着地，右膝慢慢曲下，跪姿优雅。双手托着羊头，慢慢举过头顶，整个身子九十度前倾：一拜，二拜，三拜。拜毕，右脚脚掌着地，支起半边身子，左脚也慢慢立起来，直溜得像一个新扎的稻草人。就这样立在大树面前，双眼紧闭，丹唇欲启未启，似是虔诚颂祝。
一群人不说话，周围的树上仿佛没有一只鸟，连一缕风都没有往这寂静之地吹过来。
大约过了十来分钟，庄茗茗突然失去重心，身子软塌塌地落在地上，大放悲声。哭得很内敛，没有一句具体的诉说，只是“啊啊”或者“呜呜”。
我接了一个电话。
回到斜坡上，大家收拾行李，准备返回。老者凑到我身边，说，“这女人，我是见过的，那年，她抬一条板凳坐在马甸街上，手里拿一个牌子，招女服务员。”
“她就是马甸街上的人。”老者说，“阮四海的兄弟媳妇就是被她招去的，听说去了没几天，就不见了。”
“他后来又来过马甸一次，我亲眼看见的。”老者一边把吃剩的东西往背篓里塞，一边说，“他们来找阮四海，我当时还以为要出什么大事，后来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几天后，阮四海去了南广，大约呆了两个月，就回来了。”
“到底还是回来了。”他说，“阮四海回到马甸，兴冲冲地告诉每一个人，说他有工作了，他说他要到这片林区当护林员。”
“他去南广，不是去收保护费吧！”我有意无意地问。
“谁晓得！”老者说。
我又接了一个电话。
开始出发。路线是先回后河。如果行程顺利，到后河可以歇一会，然后继续赶路，离开森林;要是走得缓慢，可以在后河住一晚，明日再回去。沈琇琇问，“有没有一条可以直接出去的路？我可一分钟都不愿意再受鼾声的折磨了。”小蚂蝗说，“原来你在家一直和老公分房睡。”他肩膀上吃了沈琇琇一拳，闷声地响。
电话信号又开始减弱，在深一脚浅一脚的行走中，我收到几条语音短信提示，但号码始终拨不出去。最后一条短信不是语音提示，而是两个字：速回。
来的时候，路在抬头的地方;回去时，路在低头处。来的时候，流水一直往下，回去时，看见流水在高处。飞流直下的水，在石头上拐弯、驻足、徜徉，一路浅吟低唱，路过树叶、苔藓、珍珍花，路过碎了一地的阳光，汇入地上的河流，转眼又绕到一群人的身后。这时候，乡村诗人王紊又开始慨叹大自然的造化之功。小蚂蝗问：这河流会不会又流到高处的悬崖，成为瀑布再跌落下来？胖子说：应该是吧。小蚂蝗背了他一眼，说，你懂个球，你又不是诗人。
一群人站在瀑布之下，氤氲的潮气夹杂着水珠泻过脸颊，渗入口舌，微甜，像被身后的人突然亲了一口，有种防不胜防的羞涩，随之而来的渴望渐渐升腾。
“其实也就是一次飞身殉葬的过程，因为寂寞。”周焕后来发表在地方杂志上的诗歌中，有这么一句。
12
天气有些闷热，太阳左躲右闪，终于在正午时分拨云见日，蓝幽幽的晴空在树林中碎成了光斑。到了后河，正是太阳西斜之时，林间的温度已不那么炽热。在宿营地的院坝里坐了下来，喝水的喝水，洗臉的洗脸，大家有意休息一下。我对身旁的小蚂蝗说，告诉他们，吃点东西，歇半小时，准备开拔。
“同志们，请安静，我们开个短会。”
没有人笑，人们都在啃着从背包里拿出来的干粮。
庄茗茗说她走不动了。庄茗茗说，可不可以再留一夜，明日清晨再走。我说，庄总不会是还想再等等吴老板吧，如果是这样，我倒是建议我们原路回去，如果他进山，我们可以在路上相遇。庄茗茗说，我是真的走不动了。 “我让老乡背你出去，如何？”
“我没有心思和你开玩笑。”她气愤地说。
“真不是开玩笑，我同样也没有开玩笑的心思，我说的是真话，你要是不愿意让别人背，就只有强打精神走出去。”至少我没有从自己的话语中听出一点开玩笑的意思。
“但我不想回去，我想在林中多待一会儿，我心里太乱。”她说。
我说，“我劝不了你，不过，我们已经决定不再留下来。”事实上，这个决定不是“我们”作的，而是我。我是这次采风活动的联络者，我甚至在这次活动的后半段接受了新的任务，或者说，因为吴添的缺席，我已经成为这个活动的组织者，一个身上背负着各种使命的所谓责任人。
庄茗茗又开始双手捧着脸抽泣，她几度弯下腰去，仿佛真的快要虚脱了。
作为向导的那个老者示意我到墙根下，轻声问我，“当初阮四海扒人家女学生裤子的事，如果现在有人接着告他，他会不会进去？”我说，“应该不会。你也说过，他除了扒裤子，真的没有做过什么。要是这样，就不会有事，况且时间也已经过去好多年了。”其实，我也不懂，连我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对他说。
老者好像显得很失望，不再说话。我问他，“阮四海当初真的有很多羊吗？”
老者愤愤地说，“他家祖祖辈辈都没有过这么多羊，他这是想羊想疯了。”
“他为什么要这么想？”我不解。
“谁知道！这个人有时候说话总是天上一句地下一句的，他说谎说到连自己都相信了，也不是不可能。”
“你和他有仇？”我冷不丁问了一句。
他好像被我的提問击中了要害，向后退了两步，旋即站定，脸上的汗水往外冒。
“老实说吧，那女娃是我孙子。”老者说完，脸上多了一股羞涩。“那一年，他做了这么一个蠢事，我们顾及娃娃的名誉，实在没有勇气告他，只是后来，他好像越来越有本事，居然翻进我家羊圈里偷我的羊。”老者情绪越来越激动，声音越来越大。
“那时候，我有很多只羊。”他说话的语气与护林员几乎一模一样。“后来，我的羊一只一只地死去了，死掉三十九只，最后一只，奄奄一息快死了，我把他丢在山上。”
我像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在数羊：
一只，两只，三只……
这时，我的手机似乎在裤兜里震动了一下。掏出来，看了看，屏幕上什么也没有。
我让大家拿好行李，打起精神，准备出山。胖子、周焕、小蚂蝗、王紊以及王安玫、沈琇琇、祝菲，都很兴奋，齐声说：“回家喽！”只有庄茗茗，还是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她有气无力地说，“可不可以明天再回去？”
“不可以。”我说，“我让胖子他们背你出去。”
我在房角召集了几个村民，给他们安排了任务。又找到护林员，对他说，天气太热，人们已经精疲力竭了，你得送我们一程，帮忙背一下行李。
与来时不大一样，人们仿佛显得很轻松，几个男人轮流扶着庄茗茗，一边攀着林间的树木行走，一边开玩笑。胖子问其他人，“采风结束后，你们准备写点什么？”乡村诗人王紊说自己一直在写，回去后还要写;周焕说已经构思好了，回去再写;小蚂蝗说好像没什么深刻的感悟，这个采风到底是没有采出什么名堂。胖子说，“小蚂蝗先生，你作为古体诗人，当然应该写几个四句子才是。”王紊插嘴，“可以写个古诗三首，或者古诗十九首。”
“两岸猿声啼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王紊继续说。笑得人们喘不过气来，连有气无力的庄茗茗也在笑。她笑过后，发现那三个什么也不写的女人都在看她。
护林员阮四海陪我们走了一小段路，就说自己该回去了。“天一黑，一个人是不敢行走的。”老者和另外两个村民一直走在护林员身边，老者气愤地说，“像你这种人，早该让野兽把你吃了。”护林员做了一个鬼脸，凑到我耳边说，“这老者，是我老丈人。”
几个村民突然丢了身上的背篓，神速地将护林员按倒在地，用早已准备好的绳子把他捆了起来。
“什么情况？”人们不解。
“管他们的！有仇报仇，有冤抱冤，反正他们也不属于我们的组织。”我说。
出了山，沿着软软的草地往下，就看见公路像一根棉线一样躺在山腰。晴天的下午，公路冒着烟。
才发现全身骨节都在喊痛，注入体内的水很快就在每一个毛孔里散发出来。下坡，内心的劳累却突然增加一倍，双腿发软。渴，几乎隔三分钟就要喝一次水，每个人都这样。一路上都有井，井水甘冽、清凉。俯身下去先灌一气，再往瓶子里装。如此三五次，公路还像一根棉线。
女人们见到路边的树，就会停下来，把背上的包裹扔在一边，长吁一口气。
转眼看身后，翠叠叠的一大片，深幽幽的一大片，居然生出一些惆怅和伤感来。难怪世人笑我等痴痴傻傻，舞文弄墨者的脾性就是这般经不住感动，都在一步一回头。仿佛黄连森林就是一个庞大的子宫，是生命的初始，命运的皈依。想起山间潺潺流淌的溪水，枝头叽叽喳喳的鸟鸣，想起时光里很旧很旧的斜坡地——那个叫双马杆的地方，它的夜晚是多么纯粹和安静。说来也怪，尽管这次采风活动于我来说简直是支离破碎，但此时我居然想起了庄茗茗女巫一样的身体，想起她秀发拂过脸庞的惊艳，难怪我的同学吴添当初会不顾一切地抓住她。也想起穿行林中时那一张张通红的脸，宿营地夜晚一阵阵起伏的鼾声，以及石墙另一边无奈的叹息;想起苔藓上的一个踉跄，一棵枯树旁的快门一按，一朵小蘑菇美丽的伞帽……这人迹罕至的地方，这充斥着庞大的寂寞的绿色海洋，难道真的是神灵居住的地方？
13
黄连，拉丁学名 Coptis chinensis Franch，别名味连、川连、鸡爪连，毛茛科。属多年生草本植物，叶基徨，坚纸质，卵状三角形，三全裂，中央裂片卵状菱形，羽状深裂，边缘有锐锯齿，叶柄长 5-12cm。生长于海拔 1000-1900m的山谷凉湿荫蔽密林中，有清热燥湿、泻火解毒之功效，其味入口极苦。在南广市凤城县马甸乡，黄连是一个建制村的名字，国土面积66666亩，海拔1888米，年平均气温9℃，全村耕地面积 5555亩，林地 61111亩，全村农民收入以畜牧业为主。
黄连渐渐远去，我看到的是一块还未画上接头暗号的空地，一座天然的屏障。它用四季分明的枯荣写着岁月晨昏，清凉地、安静地、优雅地矗立，用庞大的身躯储藏足够的水分和空气，用纷繁交错的根系巩固足下的泥土，让山崩不来，狂风远去;它用山中苦涩的植物分娩时流出的体液为每一个不安的人清热燥湿，泻火解毒，让我们平静地进入梦中。
一根比棉线要粗的公路终于近在眼前。太阳悬在山尖。
煤炭局的中巴车已改变了之前的约定，提前到山脚迎接我们。中巴车的后面，一辆警车突然开始呼啸，三个穿着警服的年轻人从车里下来，他们把护林员拖到了车上。
“什么情况？”人们又问。
“莫管他。”我说。我故意让语气显得很平静。
年轻警察中有一位长得很帅，他很有礼貌地向我们走过来，先对我笑笑，然后对已经瘫软成一团棉花的庄茗茗说，“庄总，中巴车太颠簸，想必你早已坐不惯了，还是坐我们的小车吧！”
年轻警察叫王聪，和我打过几次篮球，算得上是朋友，之前我们在双马杆的时候，他给我打过几个电话;从双马杆回后河的路上，他还给我发过一条只有两个字的短信。
就这样，庄茗茗也被请上了那辆警车。
其实我知道，我们去黄连的这几天，世界上发生了那么几件小事：先是市煤炭局的兰局长借来凤城调研工作之机，把凤城煤炭局的局长吴添作为“秋风”打了后，带走了，接着是有人拿走了“有凤来仪”大酒店的账目，有人深夜从高高的楼顶上跳了下来。
跳楼的人我认识，他叫钱春，是我的老师。
“走吧，咱们回家喽！”我对疲惫不堪的一车人说。我故意显得很轻松。
最初的一段路，没铺上水泥，有些颠簸，但我们很快就在被玻璃隔断的另一个空间沉沉睡去。醒来时，车到县城，天色已黄昏。
责任编辑 田冯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