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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的APEC峰会上，美中在贸易和气候变化问题上的主要成果表明，两国双边关系在经济领域跃入极富建设性的阶段。因此，美中围绕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简称“亚投行”）的分歧就更引人瞩目。近几个月来，白宫方面对于亚投行，以及与中国一道谋求建立这家新机构的亚洲国家，明确表现出了不悦。
分歧由何而起？
既然美中两国能在政治上较为敏感的气候变化和贸易议题上取得共识，为什么会在如何选择路径帮助其他国家发展这个问题上，产生明显的分歧？
如果意识到世界银行（World Bank，简称“世行”）、亚洲开发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 简称“亚行”），以及亚投行都扮演着多重角色，产生分歧的原因可能就更容易理解了。上述三家机构在向千差万别的发展中国家提供融资和专业知识方面，发挥着（或将要发挥）至关重要、有时甚至是不可或缺的作用。正因如此，对作为最大股东并起主导作用的国家而言，这些机构也是展示其战略影响力的关键来源。世行由美国主导，亚行在一定程度上也由美国主导，但亚投行的主导国则是中国。
因此，当中国迅速建立新的多边开发银行时，美国产生了警觉。这家新机构吸引了地区内许多国家加入，其中包括美国的一些重要盟友。美国官员通过新闻媒体和外交渠道，对亚投行表示怀疑，还试图说服其他国家，不要参与这个新机构。
美中可能就多边开发银行达成共识
如果全球两个最大的经济体能够就贸易和气候问题达成共识，肯定也能在多边开发银行问题上找到共同点。如此，需要两国分别做出一些让步。双方一旦达成共识，将使两国受益。实现“发展和解”（development détente），实际上的最大受益者将是区域内相对穷困的国家，亚洲的发展中经济体将因此获得更多有利于增长的融资。
美国应做的让步
首先，美国应软化抵制亚投行的立场。美国通过外交努力，或许已说服澳大利亚暂时拒绝中国的邀请，但从长远来看，这种策略不会成功。因为这相当于告诉其他国家，不要去做在他们看来最符合自身利益的事情。
美国自身恐怕不可能成为亚投行的成员国——仅就立法程序而言，就难以逾越。因此，美国赞同立场与之相同的国家成为亚投行股东，作为美国立场在亚投行内部事实上的代表人，其实更为有益。
其次，美国需要采取建设性的政策转变，真正的机遇在亚行，而非亚投行。如美国希望通过一个多边机构来维持自己的地区影响力，就应关注本身已经具有影响力的亚行。美国的战略目标，应该确保亚投行的声势不会盖过亚行。这个目标无法通过抨击亚投行的方式实现，而要尽可能地增强亚行在地区内的实力和吸引力。更为理想的是，支持亚行的战略有可能得到中国的支持。中国已经通过与亚行的接触表明，地区选择并非要从亚行和亚投行之间二选一，可以二者兼得。
亚行怎样才能更有吸引力？或许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注入更多资本。未来几年，美国将有机会领导一番不加大美国纳税人负担的筹资举措。由于亚行即将开展财务改革，美国作为亚行的出资国，每年可在亚行筹资过程中“节省”6000万美元。美国应将这笔钱转而用作“新增资本”投入银行，而不是收入囊中。同时，配合其他国家在增资计划中的出资以及亚行自身借贷的杠杆，这6000万美元可在短短5年内，将亚行的年度基础设施投资能力提高约50亿美元。
第三，美国应打消把中国赶出亚行“借款国俱乐部”的错误念头，这将会缓解与中国之间的紧张态势。亚行向中国的贷款实际上有助于亚行的财务稳定，而且也能为亚行的产品和服务提供有益的市场测试。与地区内的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毕竟在取得发展融资方面有更多的选项。亚行保持对中国吸引力的努力，尤其是在技术援助和知识产品方面，对亚行是有益的鞭策和鼓舞。
中国可采取的建设性举措
美国在亚行开展工作的同时，中国同样可以在亚投行采取建设性的举措。这些举动并不是对美国的让步，而是表明中国愿意让亚投行在现有的多边开发银行体系内运作，采纳世行及亚行已牢固树立的基本原则、规范和价值观。
首先，中国在亚投行的持股比例过高，有违中国在其他多边机构的治理方面所提出的讲原则立场。中国宣称持有50%的股份，这一比例，对于多边机构中的任何一国来说都显得有些过高。人们普遍认为，美国主导着世行，但它在世行的持股比例仅略高于15%。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行股份改革步伐缓慢，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感到失望合情合理。
其次，中国可在亚投行的贷款操作中，对债务水平的可持续性做出明确的承诺。具体而言，亚投行采纳IMF和世行的债务可持续性框架，就可表明它愿意按照国际原则来运作——这些原则旨在避免发展中国家的债务水平达到不可持续的程度。当发生债务问题时，亚投行应与其他多边和双边债权人一道做出建设性努力，共同解决问题。
第三，中国可明确承诺遵守通行而透明的采购规则，但不必照本宣科地采纳现有多边开发银行的规则。毕竟，世行自身的采购标准也正在进行改革，即使亚投行希望采纳现有的全部规则，也没有固定蓝本。不过，承诺遵循通行的采购规则，表明亚投行无意成为其成员国商业利益的独享俱乐部，这可确立一个良好的基调。
第四，其他领域的运营标准和保障条款更具挑战性，即使中国采取行动表明其将坚定践行基本规则，应该不会全面采纳多边开发银行现有的规则。与采购方面一样，现有多边开发银行也在对涉及环境保护和社会影响的规则进行积极的审核。多年来，各方常常误以为更多的监管规则，就等同于更有效的标准。亚投行从一张白纸开始，将有机会为这些标准探索一条新路。在环保和社会影响等议题上，这家新机构会受到西方的质疑，所以如果能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严肃的态度，对中国会颇有裨益。
此外，在某些领域，亚投行可以完全摆脱现有多边开发银行的规范。例如，当初布雷顿森林会议的设计者，能像在如今这个全球通讯便捷的时代一样，迅速建立常设董事会并投入每年数千万美元的资金吗？
中国官员已做出了基本承诺，即亚投行将遵循现有多边开发银行的做法和标准，但将承诺转化为具体政策的艰巨任务尚待完成。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积极同亚行和世行磋商和接触，能够最大限度体现诚意。
实现发展和解，美中两国就能在最近取得双边成果的基础上，收获第三个重大成果。与气候变化协议相似，围绕亚投行和亚行寻求共识，受益的不仅是美国和中国，而是美中如何通过多边机构合作，助力全球实现发展目标。
分歧由何而起？
既然美中两国能在政治上较为敏感的气候变化和贸易议题上取得共识，为什么会在如何选择路径帮助其他国家发展这个问题上，产生明显的分歧？
如果意识到世界银行（World Bank，简称“世行”）、亚洲开发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 简称“亚行”），以及亚投行都扮演着多重角色，产生分歧的原因可能就更容易理解了。上述三家机构在向千差万别的发展中国家提供融资和专业知识方面，发挥着（或将要发挥）至关重要、有时甚至是不可或缺的作用。正因如此，对作为最大股东并起主导作用的国家而言，这些机构也是展示其战略影响力的关键来源。世行由美国主导，亚行在一定程度上也由美国主导，但亚投行的主导国则是中国。
因此，当中国迅速建立新的多边开发银行时，美国产生了警觉。这家新机构吸引了地区内许多国家加入，其中包括美国的一些重要盟友。美国官员通过新闻媒体和外交渠道，对亚投行表示怀疑，还试图说服其他国家，不要参与这个新机构。
美中可能就多边开发银行达成共识
如果全球两个最大的经济体能够就贸易和气候问题达成共识，肯定也能在多边开发银行问题上找到共同点。如此，需要两国分别做出一些让步。双方一旦达成共识，将使两国受益。实现“发展和解”（development détente），实际上的最大受益者将是区域内相对穷困的国家，亚洲的发展中经济体将因此获得更多有利于增长的融资。
美国应做的让步
首先，美国应软化抵制亚投行的立场。美国通过外交努力，或许已说服澳大利亚暂时拒绝中国的邀请，但从长远来看，这种策略不会成功。因为这相当于告诉其他国家，不要去做在他们看来最符合自身利益的事情。
美国自身恐怕不可能成为亚投行的成员国——仅就立法程序而言，就难以逾越。因此，美国赞同立场与之相同的国家成为亚投行股东，作为美国立场在亚投行内部事实上的代表人，其实更为有益。
其次，美国需要采取建设性的政策转变，真正的机遇在亚行，而非亚投行。如美国希望通过一个多边机构来维持自己的地区影响力，就应关注本身已经具有影响力的亚行。美国的战略目标，应该确保亚投行的声势不会盖过亚行。这个目标无法通过抨击亚投行的方式实现，而要尽可能地增强亚行在地区内的实力和吸引力。更为理想的是，支持亚行的战略有可能得到中国的支持。中国已经通过与亚行的接触表明，地区选择并非要从亚行和亚投行之间二选一，可以二者兼得。
亚行怎样才能更有吸引力？或许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注入更多资本。未来几年，美国将有机会领导一番不加大美国纳税人负担的筹资举措。由于亚行即将开展财务改革，美国作为亚行的出资国，每年可在亚行筹资过程中“节省”6000万美元。美国应将这笔钱转而用作“新增资本”投入银行，而不是收入囊中。同时，配合其他国家在增资计划中的出资以及亚行自身借贷的杠杆，这6000万美元可在短短5年内，将亚行的年度基础设施投资能力提高约50亿美元。
第三，美国应打消把中国赶出亚行“借款国俱乐部”的错误念头，这将会缓解与中国之间的紧张态势。亚行向中国的贷款实际上有助于亚行的财务稳定，而且也能为亚行的产品和服务提供有益的市场测试。与地区内的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毕竟在取得发展融资方面有更多的选项。亚行保持对中国吸引力的努力，尤其是在技术援助和知识产品方面，对亚行是有益的鞭策和鼓舞。
中国可采取的建设性举措
美国在亚行开展工作的同时，中国同样可以在亚投行采取建设性的举措。这些举动并不是对美国的让步，而是表明中国愿意让亚投行在现有的多边开发银行体系内运作，采纳世行及亚行已牢固树立的基本原则、规范和价值观。
首先，中国在亚投行的持股比例过高，有违中国在其他多边机构的治理方面所提出的讲原则立场。中国宣称持有50%的股份，这一比例，对于多边机构中的任何一国来说都显得有些过高。人们普遍认为，美国主导着世行，但它在世行的持股比例仅略高于15%。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行股份改革步伐缓慢，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感到失望合情合理。
其次，中国可在亚投行的贷款操作中，对债务水平的可持续性做出明确的承诺。具体而言，亚投行采纳IMF和世行的债务可持续性框架，就可表明它愿意按照国际原则来运作——这些原则旨在避免发展中国家的债务水平达到不可持续的程度。当发生债务问题时，亚投行应与其他多边和双边债权人一道做出建设性努力，共同解决问题。
第三，中国可明确承诺遵守通行而透明的采购规则，但不必照本宣科地采纳现有多边开发银行的规则。毕竟，世行自身的采购标准也正在进行改革，即使亚投行希望采纳现有的全部规则，也没有固定蓝本。不过，承诺遵循通行的采购规则，表明亚投行无意成为其成员国商业利益的独享俱乐部，这可确立一个良好的基调。
第四，其他领域的运营标准和保障条款更具挑战性，即使中国采取行动表明其将坚定践行基本规则，应该不会全面采纳多边开发银行现有的规则。与采购方面一样，现有多边开发银行也在对涉及环境保护和社会影响的规则进行积极的审核。多年来，各方常常误以为更多的监管规则，就等同于更有效的标准。亚投行从一张白纸开始，将有机会为这些标准探索一条新路。在环保和社会影响等议题上，这家新机构会受到西方的质疑，所以如果能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严肃的态度，对中国会颇有裨益。
此外，在某些领域，亚投行可以完全摆脱现有多边开发银行的规范。例如，当初布雷顿森林会议的设计者，能像在如今这个全球通讯便捷的时代一样，迅速建立常设董事会并投入每年数千万美元的资金吗？
中国官员已做出了基本承诺，即亚投行将遵循现有多边开发银行的做法和标准，但将承诺转化为具体政策的艰巨任务尚待完成。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积极同亚行和世行磋商和接触，能够最大限度体现诚意。
实现发展和解，美中两国就能在最近取得双边成果的基础上，收获第三个重大成果。与气候变化协议相似，围绕亚投行和亚行寻求共识，受益的不仅是美国和中国，而是美中如何通过多边机构合作，助力全球实现发展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