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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兴邦简介：石兴邦为中国现代古学家。1923年12月17日生于陕西耀县。1949年于南京大学边政系毕业后，为浙江大学人类学研究所研究生。1950～1963年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1963～1976年先后在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省博物馆、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工作。1976～1984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任副研究员、研究员，兼第一研究室副主任。1984年后在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工作。曾任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及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所长等职，并被选为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陕西省考古学会副会长。在考古实践方面经验丰富，著述颇丰。其学术成就被收入《中国大百科全书》、《世界名人录》《世纪学人百年影像》等典籍中。现任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
考古工作五十余年回眸
从五十年代到现在，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和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从事专业考古研究达50余年，多有所获和感受。党的十八大召开之际，对自己的工作作一个简单回顾，以继勋业而励来滋。
考古所成立之后，我是最早到考古所的人员之一。五十多年来，我一直与之保持着组织和工作的关系和联系，深浴其培育和教益，情亲义切，难以忘怀。
五十年来，在考古所人（她的领导和成员）的共同奋博中，为人民共和国创造并积累了宝贵的的财富（包括人才和文化）。她曾以楷模的风姿吸引全国考古工作者，共同奋进，使中国考古学与世界接轨，迈入现代学术之林，成为世界学坛著名的考古研究机构。在弘扬中华文化和在国际社会的广泛活动中，争得了与民族文化相辉耀的荣誉和地位。
在这里，我不可能赘述她所有的成绩，那已著之专辑，流于四海，昭若星辰，学人皆知。因此，我只想在这里赞其成功之美，就其所以致之之由，拮要摘述。
在我数十年的亲身体验和实践感受中，认为在她的智库积累里可资我们考古界朋友，分享拥有的共同财富，继承她的忠诚精神和优良传统，这就是：
（一）、忠于职守，公而忘私的奉献精神。
负责创办考古所的郑振鐸、梁思永、尹达、夏鼐等前辈，他们都是现代中国学术界（文物、文学、历史、考古学）各领风骚的权威大师。德风为世所仰、言行为世所法。他们以天下为己任，奋博终身，从不计较个人安危得失。不论作为学者，还是社会活动家，总是孜孜不懈、奋不顾身地为人民事业献出自己的光和热，以至生命。他们的敬业精神和治学态度，使考古所形成了特有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这是考古所和考古人的最大幸运。
郑振铎先生是忠诚的社会活动家，他足不旋踵，席不暇暖，奔波于国务活动之中。不幸于1958年的一次的空难中殉职，令人悲痛难忍。新的形势，激起梁思永先生工作热情。1954年春，他想去田野考察，不料突发感冒，一病不起，怀着抱憾的心情离开人世。尹达先生以虚弱之躯，埋头于历史考古学的组织与科研之中，因心身衰竭而离开人世。夏鼐先生因外事活动操势过度，治疗不及而殉职，令人万分痛心！他们都以自己的楷模行为，为壮丽的事业耗尽心血，献出生命，为文博考古事业树起了一座光照千秋的丰碑。
（二）、笃行实践，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
考古学是实践的科学。考古所诸前辈，都是有丰富体验田野工作的学者，教给我们一套现代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并制定出调查发掘和整理研究一系列工作规范。这些方法和规则必须从田野工作的实践中掌握和实现。所以要求考古工作者必须亲履发掘现场，亲自动手观察迹象，写好原始记录，不假别人之手绘图、记录，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完整地保持科学资料的真实可靠性，达到研究问题的系统科学性，以打好科学研究的基础，这是第一要务。这种精神已成为全国考古工作者共同接受而遵守的优良学风。
（三）、艰苦朴素，廉洁自律的奉献精神。
和其他社会科学比较，考古研究在生活和工作上都是比较艰苦的一个过程。工作场和实验室基本都在野外，所以考古工作者一定要能耐得住清苦。提倡艰苦朴素，是工作实际决定的，不仅要能耐艰苦，而且要享受艰苦，才会有真正感到乐趣。其次考古工作者还要经得起财的诱惑。我们经常会发掘出稀世珍宝，一有杂念就要会产生邪念腐化堕落。《君子慎独》在考古学上有特殊的涵义和价值。因此，我们一定要清廉自持，一定要忠实于我们理想信念，坚持我们神圣的事业，以一种超然高尚的乐道精神和光荣的使命感，抵御邪恶势力和金钱的诱惑。尤其在当前市场经济浪潮下，这一点对我们特别重要。考古所前辈对这一要求十分严格，现在还保持这种精神，这是值得我们学习、赞誉和遵守的。
（四）、大公无私，团结奋进的正派作风。
考古所的建所精神之一是谦虚谨慎，团结互励，尊重职业道德，图大公而不谋小利的优良作风。鼓励开拓创新，反对抄袭掠美，养成尊重别人劳动的美德；对同志一视同仁，反对“爱之欲其生，恶之置其死”的门户之见；主张为追求真理而形成的学派、学风，反对党同伐异的学霸作风。考古所一成立，就特别警惕并重视山头主义、宗派思想作风的影响。在考古所内外，凡有这种思想和活动的人，都没有立足之地。大家共同抵拒这种腐蚀剂，不谋私利而图公益，保持着团结奋进的正派作风。
（五）、专研理论，深入实践，树立责任感和使命意识。
新中国考古学一诞生，就声言她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有机构成部分，是理论斗争的重要阵地，负有研究和复原祖国历史的重任。大家很重视理论学习，特别是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学习，掌握其理论方法，以探索中国社会发展的过程和规律，着重解决在中国境内几个富有重大理论意义的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和形成的历史问题，并着手从建立中国考古学体系，以揭示其过程和规律，以达到复原中华民族多元体格局的具体图景。这一指导思想，已深入人心，成为全国考古工作者的行动指针，在《中国史稿》和《中国通史》的编写中，已体现了这种意识和精神。
这些传统和精神，是我们前辈创业时给我们留下的传家宝，是留给子子孙孙的文化财富，已为考古界同志认可和接受。我说一句心里话：去者已矣，但愿来着可胃，方不负先驱一片创业艰难之赤诚苦心。我们应该开拓创新，与时俱进，适应时代的发展，使中国考古学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领域， 半坡遗址的发掘和建立半坡博物馆。
五十年代初，正是共和国建立后恢复发展时期，苏联援助中国的项目，多在黄河中游的陕、晋、豫三省的中原地区，也是文化宝藏集中的地区，特别以陕西关中地区为要。当时就成为文物保护发掘的地方。要办考古训练班，训练人才，发现的要组织人力进行研究，以陕西地区的遗址为多。这些遗址中，以半坡遗址的发掘研究和取得的成果为人们所乐道。
1954年，第三届考古训练实习地点选在西安，遗址的发掘实习定在半坡遗址，这是我们前两年在西安周围调查发现后，所选下的保存较好且蕴含丰富。
当时，来半坡参加讲课和参观学习的有80多名教师学员与百余名队员，由裴文中先生挂帅，我参加是遗址实习辅导。经研究，五个人开一个探方（25㎡），大家兴趣很高。10个人252平方米的面积挖出来发现了四五间房子，多半是完整的。有圆形的方形的，大小20—30㎡。其中最大的一个在中间，一百多平方米，可能是公共活动厅堂。出土文物较多，史迹保存完整的，其中有一座圆形房屋。在房屋内外均有大量的陶器、石器、红烧土坯和方形圆形的窟穴（我们称灰坑），里面都是工具、用具、陶器、石器等物质文化遗存，令人十分兴奋。由于出土文物多也完整，决定继续派人挖掘。训练班的同志，按业务要求做完记录绘图后，即结束工作。此后，留下考古所和陕西地方同志继续将工作，完成再发掘研究。这次实习因方法对头，选址合适取得成功，得到好评。
考古研究所根据埋藏和文化堆积情况，决定继续发掘，一方面整理训练班实习的材料，一方面进行有计划的发掘。1955年秋，考古所接受北大考古系55级毕业考试实习，进行较全面的发掘，除将北部墓葬部分居址已暴露的全部揭开，规模较大。35个学员由李仰松老师带队，许夕台书记和杨吉昌班长负责，将遗址已开的和残留的部分全部分配，学生以1人或2人包一个方（5×5）。这次发掘面积大，北边的部分埋葬区也清理出来。包括暴露出来的宝藏物，发掘出了大量的文物。我们采取开放式发掘，允许参观的人，有群众，有机关干部。在发掘到一半左右，开放展览，参观的人可以到发掘现场。工作进行了两个月左右，我们将已发现的文物办了一个展览，特别是墓葬出土成组的文物。没有展览支架，我们想办法，在靠住断崖的墙下放了七八张桌子，把文物摆到上面。我们还将二人和四人合葬的墓葬用木板连同随葬品原封不动地取下来做陈列，有三五个同学轮班看守并给群众讲解。
有一次，教育部部长钱俊瑞来工地参观，他说苏联专家看了半坡后，觉得很好，回北京告诉周总理，周总理特别叫他来看看情况。苏联专家说文物宝贵得很，希望重视，我们很感动。我们搞了30张有关文物的照片给了钱部长，请他们回去给总理看，并请他们放心，我们一定会把工作做好。
在北大学生实习后期，学生就向我提出请求上级允许成立博物馆的事，当然我们很赞同。郑振铎、王冶秋两位领导来时，我们向他两反映了这事，他们也同意，认为是好事。后来听说陈毅元帅来，请他们向陈总反映，果然实现了我们大家共同的愿望。
1955年秋天，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和副局长王冶秋同志来西安视察工作，正好陈毅元帅率领中央代表团去西藏祝贺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活动路过西安，陕西领导请他参观半坡遗址。那时，文物全部移至西安研究室，就陈放在图书资料室的地方。陪同参观的除省委书记张德生等领导外，郑振铎、王冶秋也陪同，由我给大家介绍情况。我跟随着先参观遗址，重要的几个房屋点址都作了详细解说。事前，张德生书记叫我们提供了一个详细的地图资料，他还亲自看过。参观时，我们将全图、分图都拿上，分别作了介绍。对于提出的一些问题，我们一一作了说明，大家兴致很高。看完现场后，我们又在研究室大楼看出土文物。当时，半坡文物集中到一起真是可观，满满占了三个屋子，而且排列整齐，大多已修复完整。大家先看了陶器、彩陶、和墓葬材料，其后在办公室看小件石器、骨器等精细的器物。陈毅元帅看得特别有兴趣，每看到好些器物，总会拿起来说：“这是真的，了不起！”张茜同志对那些骨针、珠玉的饰器特别有兴趣，并询问如何制作等问题。
看完后，坐下喝茶休息，由我将这座遗址的历史意义和重要性作了介绍。座谈时，在场的人并不多，有陈毅元帅夫妇、张德生书记、郑振铎局长、王冶秋副局长和我，还有领导随行和几个临时通知的两三名工作人员。首先由王冶秋同志提出建立博物馆的事，他说：“这个遗址很重要，保存很好，出土文物很丰富，有很大的的历史价值，又在西安附近，应该建立一个博物馆，将文物保护起来，供广大人民群众参观学习，”话刚一落音，陈毅元帅就说：“好啊！建一个博物馆吧，将文物保护起来，向人民群众宣传教育是好事嘛！”接着，郑振铎局长就半坡遗址的价值（联系到世界性的问题）和成立博物馆与保护文物、进行爱国主义宣传教育等问题作了阐述。他的讲话富有文学浪漫气息，引起大家的极大兴趣，使陈毅元帅对成立博物馆一事兴致更浓。
参观完毕出了大楼，陈毅元帅回头看了看，吃了一惊，就说：“考古有这么大的楼！”的确，当时在西安五千平方米三层楼的大楼是不多的。我们解释说，这是中国科学院西安分院的一部分，是为北京考古所内迁准备的，诞生时朝鲜战争已起，有些文物要内迁。陈毅元帅说：“啊，是这样！”
当天晚饭后，郑振铎局长特别到陈毅元帅下榻的饭店去拜见他，再将成立博物馆的事向他提出，陈毅元帅当即概允。随后打电话给国务院，一次拨给了30万元建馆费。陕西省也拨了5万元建馆费，并组织筹建会，开展建馆工作。半坡博物馆的建立始成为事实。
中央领导和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大会特别重视半坡的发现和研究
1955年年底，中国科学院评奖时，西安半坡遗址的发现和成果获得了“一等奖”，发了500奖金。这500元奖金我将一半给了北大学生，一半给了考古队同志。
陈毅元帅同意成立半坡博物馆后，大家都很兴奋。王冶秋同志便提出在北京举办一次“半坡出土文物展览”，以扩大影响。他回京后，与故宫博物馆商量，合办一次展览会，时间大概定在1956年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期间，展出时，把半坡的精品几乎都拿去了，我们还提供了相关的照片，辅助说明，目的是让人们了解更为详细一些。展览会延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对北京人士和同行了解半坡遗址起了很大的作用。展览会后，一部分文物留在北京考古所，大部分运回西安，后来都移交给半坡博物馆了。 展览会时期，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习仲勳特地前来参观。我在会上接待人，我作说明，习老带了一批陕西代表来看，很高兴，他说：“这是我们祖先的光荣，创造了这么好的文化。我们要发扬这种精神，弘扬祖先创造的文化。不要抱着金饭碗讨饭吃。”他老人家的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对大家的鼓舞很大。
1959年夏在北京召开的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大会，是中国科学史上一次划时代的盛会，也是我国科学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各学部是分头负责组织和推进有关学科的发展，共成立四个学部，即：天文数学部、物理化学部、生物地学部、哲学社会科学部。
这次学部大会，除成立组织外，各学部还作学术报告，讨论范围较广。考古方面对“半坡遗址的重大发现和意义”一项作为考古学一个新发现和新成果表示祝贺。这个成果由我在会上宣读。我被列为一位正式代表出席大会。考古所三个代表，尹达、夏鼐和我，其他有郭宝均、陈孟家等老科学家都是列席的。当时代表除各单位主要领导外，学者出席的都是学部委员，列席的有名学者也不少。我在历史组（考古包括在内）作了汇报，大多数学者感到新奇有趣，提出了不少问题。顾颉刚先生问的最仔细，房屋建筑他也在考证。他说圆房子顶上圆圈，可能是中国古建筑的瘤。
这次学部大会，我个人受益很大，从前辈和著名学者的发言和宏论中，受到教育和启迪。久闻其名而未面其人的著名学者都与会了：《新中国大学从书》的撰稿人翦伯赞、吕振羽、邓初民；老前辈郭沫若、范文澜；著名史学家向达、尹达、吴晗、邓拓、杜国祥等很多有名的史学家都参加了会议，就发展科学事业的方针、任务、理论指导及实践等事项作了深入广泛的讨论。大家畅所欲言，气氛十分融洽热烈，充分体现了“百家争鸣”。我有幸列身其中，聆受教益，如沐浴在春风化雨之中，觉得十分幸运。
就在这次大会上，陈毅元帅提出科学院也要搞院士，院士也可以通过协商产生，大家很受鼓舞。
当时西安是历史考古的集中地，中央考古所在这里开了周、汉、唐、半坡四个重点发掘研究地，集中了研究人员，对外界有很大影响。所以那时西安是最热门的历史文化参观点和文化区。
1965年春，我们在西安接待了第一个日本考古访华团，它是由每日新闻社资助，中日友好协会邀请来的。山原田淑人为团长，成员都是有名的考古专家。团里几十人分两路，一路去东南，一路来西北。来西安的是主要成员，有原田淑人、关野雄、水野清一、衫原庄介，嗵扣隆康、冈琦敬等人。每日新闻社的安保久武一行，在西安由我陪同接待，先参观半坡遗址。看见全面裸露的大场面，他们惊呆了，连声说：“哎呀！真了不起，这么多东西！”在现场，他们提了不少问题，并问了发掘的办法，我们一一作了解答。随后，又参观了沣西发掘工地和汉城发掘工地，这几个工地规模都很大。这是西安考古的最盛时期。在这些工地参观后，他们也了解到我们当时的工作情况和待遇，十分羡慕。关野雄开玩笑说：“叫我来这里工作吧，来给你们照相好不好！”我们了解到他们当时处境很困难，来华费用全由每日新闻社提供，连穿的清一色的灰色西服也是新闻社给缝的。在中国访问期间，每日的零用费是由中国支付的（多少忘记了），他们感到很高兴。回去后，他们合写出版了一本《中国考古之旅》，说了不少友好的话，对我们的工作也作了不少报道和宣传，起了积极作用。
1955年秋末，人民日报社总编辑邓拓从苏联访问回来，路过西安，特来半坡参观，事先没有通知我们。来后，他第一句话就说：“石兴邦同志，你这个工作很有意义！”因为在学部成立大会上见过面，并不陌生。然后，我就陪他去参观。那时，有些房屋是用芦席覆盖的，我一张张揭开让他看。随着又看了些出土文物，他看的很仔细，并问史籍上有无记载，我说史前的东西没有。他说查查《山海经》有无相关的记述。我说那可能有。他走时说，以后再有什么发现，我好再来看。因为他是历史学家，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过后约半个月左右，我给他写了封信，告诉那些新的发现，并征求他对工作的意见。他回信说，因忙没及时回信很抱歉，并提出要我将发现情况和意义写一篇文章，在《人民日报》第七版发表（那时《人民日报》刚由4版扩到8版）。我费了几天时间写了一篇《我们祖先在原始时代生活的生活情景》，约五千多字，给他寄去，不久就全文刊载出来（我记得是1955年11月6日）。这篇文章，我是用深入浅出的手法写的，较为通俗易懂，发表后影响较大，接到不少读者来信，表示关注。有一位青年战士来信说，他读了后觉得很有意义，提出是否可以拍成电影，给广大群众看。时隔不久，我们在侯马开会时，我与谢元同志住在一起，谈起文物考古界的研究工作问题。他说，你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那篇文章，冶秋很赞赏，认为是考古界多年来顶好的文章，有人民性。我说不是文章好，而是事物本身太吸引人。
1965年初，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会议后，世界几十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来西安参观，由省委负责同志陪同，来参观过半坡遗址。有的还写留言，对新中国文物政策和成绩、弘扬中华文化于世界，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中央领导同志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毅、贺龙、董必武、郭沫若都来过半坡。有的题词、有的作诗，以赞颂文物珍贵价值，这对动员群众，教育群众爱护和保护文化起了很大作用。
自半坡遗址发现后，我在西安期间，一直参加对外交流接待工作。当时外宾以东欧兄弟国家为主，大多数场合下由武伯伦、王翰章和我接待。考古发掘方面大多由我解释。当时接待的有波兰、东德、匈牙利、捷克、苏联、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国的学者，还有日本、英国、瑞士和瑞典等国的专家。和国外专家学者接触，无拘无束，相处很融洽，交流也比较充分，确实也交了好些朋友。
考古工作五十余年回眸
从五十年代到现在，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和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从事专业考古研究达50余年，多有所获和感受。党的十八大召开之际，对自己的工作作一个简单回顾，以继勋业而励来滋。
考古所成立之后，我是最早到考古所的人员之一。五十多年来，我一直与之保持着组织和工作的关系和联系，深浴其培育和教益，情亲义切，难以忘怀。
五十年来，在考古所人（她的领导和成员）的共同奋博中，为人民共和国创造并积累了宝贵的的财富（包括人才和文化）。她曾以楷模的风姿吸引全国考古工作者，共同奋进，使中国考古学与世界接轨，迈入现代学术之林，成为世界学坛著名的考古研究机构。在弘扬中华文化和在国际社会的广泛活动中，争得了与民族文化相辉耀的荣誉和地位。
在这里，我不可能赘述她所有的成绩，那已著之专辑，流于四海，昭若星辰，学人皆知。因此，我只想在这里赞其成功之美，就其所以致之之由，拮要摘述。
在我数十年的亲身体验和实践感受中，认为在她的智库积累里可资我们考古界朋友，分享拥有的共同财富，继承她的忠诚精神和优良传统，这就是：
（一）、忠于职守，公而忘私的奉献精神。
负责创办考古所的郑振鐸、梁思永、尹达、夏鼐等前辈，他们都是现代中国学术界（文物、文学、历史、考古学）各领风骚的权威大师。德风为世所仰、言行为世所法。他们以天下为己任，奋博终身，从不计较个人安危得失。不论作为学者，还是社会活动家，总是孜孜不懈、奋不顾身地为人民事业献出自己的光和热，以至生命。他们的敬业精神和治学态度，使考古所形成了特有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这是考古所和考古人的最大幸运。
郑振铎先生是忠诚的社会活动家，他足不旋踵，席不暇暖，奔波于国务活动之中。不幸于1958年的一次的空难中殉职，令人悲痛难忍。新的形势，激起梁思永先生工作热情。1954年春，他想去田野考察，不料突发感冒，一病不起，怀着抱憾的心情离开人世。尹达先生以虚弱之躯，埋头于历史考古学的组织与科研之中，因心身衰竭而离开人世。夏鼐先生因外事活动操势过度，治疗不及而殉职，令人万分痛心！他们都以自己的楷模行为，为壮丽的事业耗尽心血，献出生命，为文博考古事业树起了一座光照千秋的丰碑。
（二）、笃行实践，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
考古学是实践的科学。考古所诸前辈，都是有丰富体验田野工作的学者，教给我们一套现代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并制定出调查发掘和整理研究一系列工作规范。这些方法和规则必须从田野工作的实践中掌握和实现。所以要求考古工作者必须亲履发掘现场，亲自动手观察迹象，写好原始记录，不假别人之手绘图、记录，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完整地保持科学资料的真实可靠性，达到研究问题的系统科学性，以打好科学研究的基础，这是第一要务。这种精神已成为全国考古工作者共同接受而遵守的优良学风。
（三）、艰苦朴素，廉洁自律的奉献精神。
和其他社会科学比较，考古研究在生活和工作上都是比较艰苦的一个过程。工作场和实验室基本都在野外，所以考古工作者一定要能耐得住清苦。提倡艰苦朴素，是工作实际决定的，不仅要能耐艰苦，而且要享受艰苦，才会有真正感到乐趣。其次考古工作者还要经得起财的诱惑。我们经常会发掘出稀世珍宝，一有杂念就要会产生邪念腐化堕落。《君子慎独》在考古学上有特殊的涵义和价值。因此，我们一定要清廉自持，一定要忠实于我们理想信念，坚持我们神圣的事业，以一种超然高尚的乐道精神和光荣的使命感，抵御邪恶势力和金钱的诱惑。尤其在当前市场经济浪潮下，这一点对我们特别重要。考古所前辈对这一要求十分严格，现在还保持这种精神，这是值得我们学习、赞誉和遵守的。
（四）、大公无私，团结奋进的正派作风。
考古所的建所精神之一是谦虚谨慎，团结互励，尊重职业道德，图大公而不谋小利的优良作风。鼓励开拓创新，反对抄袭掠美，养成尊重别人劳动的美德；对同志一视同仁，反对“爱之欲其生，恶之置其死”的门户之见；主张为追求真理而形成的学派、学风，反对党同伐异的学霸作风。考古所一成立，就特别警惕并重视山头主义、宗派思想作风的影响。在考古所内外，凡有这种思想和活动的人，都没有立足之地。大家共同抵拒这种腐蚀剂，不谋私利而图公益，保持着团结奋进的正派作风。
（五）、专研理论，深入实践，树立责任感和使命意识。
新中国考古学一诞生，就声言她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有机构成部分，是理论斗争的重要阵地，负有研究和复原祖国历史的重任。大家很重视理论学习，特别是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学习，掌握其理论方法，以探索中国社会发展的过程和规律，着重解决在中国境内几个富有重大理论意义的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和形成的历史问题，并着手从建立中国考古学体系，以揭示其过程和规律，以达到复原中华民族多元体格局的具体图景。这一指导思想，已深入人心，成为全国考古工作者的行动指针，在《中国史稿》和《中国通史》的编写中，已体现了这种意识和精神。
这些传统和精神，是我们前辈创业时给我们留下的传家宝，是留给子子孙孙的文化财富，已为考古界同志认可和接受。我说一句心里话：去者已矣，但愿来着可胃，方不负先驱一片创业艰难之赤诚苦心。我们应该开拓创新，与时俱进，适应时代的发展，使中国考古学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领域， 半坡遗址的发掘和建立半坡博物馆。
五十年代初，正是共和国建立后恢复发展时期，苏联援助中国的项目，多在黄河中游的陕、晋、豫三省的中原地区，也是文化宝藏集中的地区，特别以陕西关中地区为要。当时就成为文物保护发掘的地方。要办考古训练班，训练人才，发现的要组织人力进行研究，以陕西地区的遗址为多。这些遗址中，以半坡遗址的发掘研究和取得的成果为人们所乐道。
1954年，第三届考古训练实习地点选在西安，遗址的发掘实习定在半坡遗址，这是我们前两年在西安周围调查发现后，所选下的保存较好且蕴含丰富。
当时，来半坡参加讲课和参观学习的有80多名教师学员与百余名队员，由裴文中先生挂帅，我参加是遗址实习辅导。经研究，五个人开一个探方（25㎡），大家兴趣很高。10个人252平方米的面积挖出来发现了四五间房子，多半是完整的。有圆形的方形的，大小20—30㎡。其中最大的一个在中间，一百多平方米，可能是公共活动厅堂。出土文物较多，史迹保存完整的，其中有一座圆形房屋。在房屋内外均有大量的陶器、石器、红烧土坯和方形圆形的窟穴（我们称灰坑），里面都是工具、用具、陶器、石器等物质文化遗存，令人十分兴奋。由于出土文物多也完整，决定继续派人挖掘。训练班的同志，按业务要求做完记录绘图后，即结束工作。此后，留下考古所和陕西地方同志继续将工作，完成再发掘研究。这次实习因方法对头，选址合适取得成功，得到好评。
考古研究所根据埋藏和文化堆积情况，决定继续发掘，一方面整理训练班实习的材料，一方面进行有计划的发掘。1955年秋，考古所接受北大考古系55级毕业考试实习，进行较全面的发掘，除将北部墓葬部分居址已暴露的全部揭开，规模较大。35个学员由李仰松老师带队，许夕台书记和杨吉昌班长负责，将遗址已开的和残留的部分全部分配，学生以1人或2人包一个方（5×5）。这次发掘面积大，北边的部分埋葬区也清理出来。包括暴露出来的宝藏物，发掘出了大量的文物。我们采取开放式发掘，允许参观的人，有群众，有机关干部。在发掘到一半左右，开放展览，参观的人可以到发掘现场。工作进行了两个月左右，我们将已发现的文物办了一个展览，特别是墓葬出土成组的文物。没有展览支架，我们想办法，在靠住断崖的墙下放了七八张桌子，把文物摆到上面。我们还将二人和四人合葬的墓葬用木板连同随葬品原封不动地取下来做陈列，有三五个同学轮班看守并给群众讲解。
有一次，教育部部长钱俊瑞来工地参观，他说苏联专家看了半坡后，觉得很好，回北京告诉周总理，周总理特别叫他来看看情况。苏联专家说文物宝贵得很，希望重视，我们很感动。我们搞了30张有关文物的照片给了钱部长，请他们回去给总理看，并请他们放心，我们一定会把工作做好。
在北大学生实习后期，学生就向我提出请求上级允许成立博物馆的事，当然我们很赞同。郑振铎、王冶秋两位领导来时，我们向他两反映了这事，他们也同意，认为是好事。后来听说陈毅元帅来，请他们向陈总反映，果然实现了我们大家共同的愿望。
1955年秋天，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和副局长王冶秋同志来西安视察工作，正好陈毅元帅率领中央代表团去西藏祝贺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活动路过西安，陕西领导请他参观半坡遗址。那时，文物全部移至西安研究室，就陈放在图书资料室的地方。陪同参观的除省委书记张德生等领导外，郑振铎、王冶秋也陪同，由我给大家介绍情况。我跟随着先参观遗址，重要的几个房屋点址都作了详细解说。事前，张德生书记叫我们提供了一个详细的地图资料，他还亲自看过。参观时，我们将全图、分图都拿上，分别作了介绍。对于提出的一些问题，我们一一作了说明，大家兴致很高。看完现场后，我们又在研究室大楼看出土文物。当时，半坡文物集中到一起真是可观，满满占了三个屋子，而且排列整齐，大多已修复完整。大家先看了陶器、彩陶、和墓葬材料，其后在办公室看小件石器、骨器等精细的器物。陈毅元帅看得特别有兴趣，每看到好些器物，总会拿起来说：“这是真的，了不起！”张茜同志对那些骨针、珠玉的饰器特别有兴趣，并询问如何制作等问题。
看完后，坐下喝茶休息，由我将这座遗址的历史意义和重要性作了介绍。座谈时，在场的人并不多，有陈毅元帅夫妇、张德生书记、郑振铎局长、王冶秋副局长和我，还有领导随行和几个临时通知的两三名工作人员。首先由王冶秋同志提出建立博物馆的事，他说：“这个遗址很重要，保存很好，出土文物很丰富，有很大的的历史价值，又在西安附近，应该建立一个博物馆，将文物保护起来，供广大人民群众参观学习，”话刚一落音，陈毅元帅就说：“好啊！建一个博物馆吧，将文物保护起来，向人民群众宣传教育是好事嘛！”接着，郑振铎局长就半坡遗址的价值（联系到世界性的问题）和成立博物馆与保护文物、进行爱国主义宣传教育等问题作了阐述。他的讲话富有文学浪漫气息，引起大家的极大兴趣，使陈毅元帅对成立博物馆一事兴致更浓。
参观完毕出了大楼，陈毅元帅回头看了看，吃了一惊，就说：“考古有这么大的楼！”的确，当时在西安五千平方米三层楼的大楼是不多的。我们解释说，这是中国科学院西安分院的一部分，是为北京考古所内迁准备的，诞生时朝鲜战争已起，有些文物要内迁。陈毅元帅说：“啊，是这样！”
当天晚饭后，郑振铎局长特别到陈毅元帅下榻的饭店去拜见他，再将成立博物馆的事向他提出，陈毅元帅当即概允。随后打电话给国务院，一次拨给了30万元建馆费。陕西省也拨了5万元建馆费，并组织筹建会，开展建馆工作。半坡博物馆的建立始成为事实。
中央领导和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大会特别重视半坡的发现和研究
1955年年底，中国科学院评奖时，西安半坡遗址的发现和成果获得了“一等奖”，发了500奖金。这500元奖金我将一半给了北大学生，一半给了考古队同志。
陈毅元帅同意成立半坡博物馆后，大家都很兴奋。王冶秋同志便提出在北京举办一次“半坡出土文物展览”，以扩大影响。他回京后，与故宫博物馆商量，合办一次展览会，时间大概定在1956年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期间，展出时，把半坡的精品几乎都拿去了，我们还提供了相关的照片，辅助说明，目的是让人们了解更为详细一些。展览会延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对北京人士和同行了解半坡遗址起了很大的作用。展览会后，一部分文物留在北京考古所，大部分运回西安，后来都移交给半坡博物馆了。 展览会时期，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习仲勳特地前来参观。我在会上接待人，我作说明，习老带了一批陕西代表来看，很高兴，他说：“这是我们祖先的光荣，创造了这么好的文化。我们要发扬这种精神，弘扬祖先创造的文化。不要抱着金饭碗讨饭吃。”他老人家的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对大家的鼓舞很大。
1959年夏在北京召开的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大会，是中国科学史上一次划时代的盛会，也是我国科学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各学部是分头负责组织和推进有关学科的发展，共成立四个学部，即：天文数学部、物理化学部、生物地学部、哲学社会科学部。
这次学部大会，除成立组织外，各学部还作学术报告，讨论范围较广。考古方面对“半坡遗址的重大发现和意义”一项作为考古学一个新发现和新成果表示祝贺。这个成果由我在会上宣读。我被列为一位正式代表出席大会。考古所三个代表，尹达、夏鼐和我，其他有郭宝均、陈孟家等老科学家都是列席的。当时代表除各单位主要领导外，学者出席的都是学部委员，列席的有名学者也不少。我在历史组（考古包括在内）作了汇报，大多数学者感到新奇有趣，提出了不少问题。顾颉刚先生问的最仔细，房屋建筑他也在考证。他说圆房子顶上圆圈，可能是中国古建筑的瘤。
这次学部大会，我个人受益很大，从前辈和著名学者的发言和宏论中，受到教育和启迪。久闻其名而未面其人的著名学者都与会了：《新中国大学从书》的撰稿人翦伯赞、吕振羽、邓初民；老前辈郭沫若、范文澜；著名史学家向达、尹达、吴晗、邓拓、杜国祥等很多有名的史学家都参加了会议，就发展科学事业的方针、任务、理论指导及实践等事项作了深入广泛的讨论。大家畅所欲言，气氛十分融洽热烈，充分体现了“百家争鸣”。我有幸列身其中，聆受教益，如沐浴在春风化雨之中，觉得十分幸运。
就在这次大会上，陈毅元帅提出科学院也要搞院士，院士也可以通过协商产生，大家很受鼓舞。
当时西安是历史考古的集中地，中央考古所在这里开了周、汉、唐、半坡四个重点发掘研究地，集中了研究人员，对外界有很大影响。所以那时西安是最热门的历史文化参观点和文化区。
1965年春，我们在西安接待了第一个日本考古访华团，它是由每日新闻社资助，中日友好协会邀请来的。山原田淑人为团长，成员都是有名的考古专家。团里几十人分两路，一路去东南，一路来西北。来西安的是主要成员，有原田淑人、关野雄、水野清一、衫原庄介，嗵扣隆康、冈琦敬等人。每日新闻社的安保久武一行，在西安由我陪同接待，先参观半坡遗址。看见全面裸露的大场面，他们惊呆了，连声说：“哎呀！真了不起，这么多东西！”在现场，他们提了不少问题，并问了发掘的办法，我们一一作了解答。随后，又参观了沣西发掘工地和汉城发掘工地，这几个工地规模都很大。这是西安考古的最盛时期。在这些工地参观后，他们也了解到我们当时的工作情况和待遇，十分羡慕。关野雄开玩笑说：“叫我来这里工作吧，来给你们照相好不好！”我们了解到他们当时处境很困难，来华费用全由每日新闻社提供，连穿的清一色的灰色西服也是新闻社给缝的。在中国访问期间，每日的零用费是由中国支付的（多少忘记了），他们感到很高兴。回去后，他们合写出版了一本《中国考古之旅》，说了不少友好的话，对我们的工作也作了不少报道和宣传，起了积极作用。
1955年秋末，人民日报社总编辑邓拓从苏联访问回来，路过西安，特来半坡参观，事先没有通知我们。来后，他第一句话就说：“石兴邦同志，你这个工作很有意义！”因为在学部成立大会上见过面，并不陌生。然后，我就陪他去参观。那时，有些房屋是用芦席覆盖的，我一张张揭开让他看。随着又看了些出土文物，他看的很仔细，并问史籍上有无记载，我说史前的东西没有。他说查查《山海经》有无相关的记述。我说那可能有。他走时说，以后再有什么发现，我好再来看。因为他是历史学家，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过后约半个月左右，我给他写了封信，告诉那些新的发现，并征求他对工作的意见。他回信说，因忙没及时回信很抱歉，并提出要我将发现情况和意义写一篇文章，在《人民日报》第七版发表（那时《人民日报》刚由4版扩到8版）。我费了几天时间写了一篇《我们祖先在原始时代生活的生活情景》，约五千多字，给他寄去，不久就全文刊载出来（我记得是1955年11月6日）。这篇文章，我是用深入浅出的手法写的，较为通俗易懂，发表后影响较大，接到不少读者来信，表示关注。有一位青年战士来信说，他读了后觉得很有意义，提出是否可以拍成电影，给广大群众看。时隔不久，我们在侯马开会时，我与谢元同志住在一起，谈起文物考古界的研究工作问题。他说，你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那篇文章，冶秋很赞赏，认为是考古界多年来顶好的文章，有人民性。我说不是文章好，而是事物本身太吸引人。
1965年初，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会议后，世界几十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来西安参观，由省委负责同志陪同，来参观过半坡遗址。有的还写留言，对新中国文物政策和成绩、弘扬中华文化于世界，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中央领导同志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毅、贺龙、董必武、郭沫若都来过半坡。有的题词、有的作诗，以赞颂文物珍贵价值，这对动员群众，教育群众爱护和保护文化起了很大作用。
自半坡遗址发现后，我在西安期间，一直参加对外交流接待工作。当时外宾以东欧兄弟国家为主，大多数场合下由武伯伦、王翰章和我接待。考古发掘方面大多由我解释。当时接待的有波兰、东德、匈牙利、捷克、苏联、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国的学者，还有日本、英国、瑞士和瑞典等国的专家。和国外专家学者接触，无拘无束，相处很融洽，交流也比较充分，确实也交了好些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