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静江的治浙主张与浙江电力工业的发展(1928-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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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1928年10月至1930年底,张静江主政浙江,为把浙江建设成为一个模范省份以为全国各省之表率,他提出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治浙主张,并进行了一系列的经济建设,其中他积极推进浙江电力工业发展,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一些不足。
  关键词:张静江;浙江;电力
  
  张静江(1877-1950),名人杰,浙江吴兴南浔镇人,早年到法经商,以巨资资助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后又扶助蒋介石登上权位的顶峰,被时人誉为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中央监察委员等职,拥有显赫的政治地位。同时他又具有建设实业,发展经济的才能,1928年他出任中央建设委员会委员长,负责领导交通、通讯、能源、水利等部门的规划和建设事宜,用国币10万元,为国家创造了5000万多的财产。[1]在任中央建委会委员长的同时,同年10月,张静江兼任浙江省政府主席,为把浙江建设成为一个模范省份以为全国各省之表率,他在主浙的两年多时间里进行了一系列建设,为浙江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张静江的治浙主张
  
  1928年11月,张静江宣誓就任浙江省政府主席,主要致力于经济的建设和发展。他对革命和建设有自己的理解,认为“革命的目的,是要建设一个理想的新中国,革命是破坏的工作,现在革命成功,该破坏的都破坏了,破坏之后,必须按照理想加紧建设”。[2]他还引用孙中山的话说:“总理说过的,革命就要建设,不建设,革命就要失败。因此,我党政军都可不管,唯有建设,我是一定要干的。”“谁不同意,就是有意破坏建设。”[3]他之所以如此重视经济建设,是因为他坚信革命的目的在于实现三民主义的中心——民生主义,“民生问题不解决,三民主义就等于空谈,国民革命也就无意义。”[4]
  正是基于对建设和民生问题的重视,他在就任省政府主席后,便提出了将浙省造就成为一个模范省份,为全省民众谋幸福的施政目标。他号召省民将主要精力放在生产和建设上,明确指出:“军政时期而入训政时期,由破坏工作而进为建设工作,当务之急在增进国家之财富,发展社会之经济。凡我农工商界,无分劳资,均宜拼力于生产之一途,力求出产之量增质美,庶可抵抗帝国主义之经济侵略,民生问题得一适当解决,此为本党政府在此时期中所负革命上唯一的使命,亦即为全民众共同之希望,共负之责任也。”[5]而要顺利实现经济建设,必须要动员全社会力量共同努力,他“深信政府与民为有一机体,非吾父老兄弟姊妹之与人杰暨委员诸同志协作,固有善政而弗能举也。”[6]
  而在如何推进浙江经济建设的问题上,张静江主张以交通、能源、水利等基础设施为建设的中心,以及推动农工商业的发展,发挥经济各层面的积极性,以实现经济的全面和协调发展。其中,又以发展交通为先务,把交通建设摆在了突出位置,以期在交通发展上的突破,能够带动其他经济部门一起发展,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另外,张静江还指出了在浙江进行经济建设遵循的原则,这从他主持制定的浙江省第一期建设计划中可以看出来,在这个计划里,将浙江建设事业分为交通、农矿、工商和水利四类,具体指出了经济建设的四大原则。一是先其大且急者,而他则从缓,如公路,先办干路,而支路则责成于各县;铁路则先浙赣而后浙皖;航政则先求内河而后及于外海通航。二是有者因之而设法改良,无者创之以开物成务,如农棉林蚕,都是本省有基础者而需整顿扩充;开矿冶金,都是未经开发而需调查试探。三是增加国货之产销,节制外货之输入,如保护商业、调剂劳资、调查商业状况、筹设工业试验室。四是定百年大计,不求一旦之近功,如全省水道分为治本、治标两种方法,培固堤岸为治标,疏浚河道为治本,急则先标后本,缓则先本后标;水文测量,非五年十年不足以知道河道特异之处与其变迁的程度,不能惜小资而阻大计。[7]这便为经济建设的内容和目标确定了相应原则,对此后经济建设起了指导性作用。正是在以上经济建设思想的指导下,张静江积极推动基础设施的建设,使浙江经济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二、推进电力工业的发展
  
  基础设施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没有完善的基础设施必然会影响经济的长远发展,导致发展后劲的不足。因此,张静江在主浙时期,将基础设施的建设摆在了核心地位,积极推进交通、能源、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其中,他在电力工业方面投入了较大的精力。
  张静江曾指出:“电气建设系物质文明之枢纽”,“有造于国家民生殊非浅鲜”,“可以解决民生衣、食、住、行四大问题之全部,诚应为建设之中心也。”[8]基于这种认识,张静江就任浙江省主席后,努力构建浙江省电气网,推进电气事业建设。1928年,浙省共有电厂57处,发电总容量为13552千瓦,投资总额为5700000元。[9]其中以区域而言,钱塘道电气事业最为发达,这是因该地域位于太湖、钱塘江之间,为浙省富饶之区,山岭绝少,交通便利所致。而杭州为省会所在,人口众多,商业繁盛,用电量也是全省最多的。全省电厂发电容量在150千瓦以上的,只有9厂,分布在杭州、宁波、吴兴、嘉兴、南浔、硖石、余杭、绍兴和永嘉9个市县,其余电厂规模都较小,发电容量也低,且大都采用柴油式煤气引擎。当时全省人口为2063万,每1320人方得1千瓦的电机,每人每年用电不及2度,较之美国每4人得1千瓦,每人每年平均用电800度,相差悬殊。[10]鉴于此种情况,在张静江的指示下,浙江省电气局于1929年成立,统一掌理全省电气的规划和经营事宜并制定了浙省电气建设计划,拟定20年发展计划,分四期进行,如下表:
  
  资料来源:浙江建设厅:《浙江建设厅月刊》第27号,计划,1929年8月,第4页。
  可见,按照计划,当四期全部完成时,发电容量将增加55万千瓦,每38人可得1千瓦,其规划不可谓不宏大。虽然张静江在1930年底便辞去了浙省政府主席,不可能按其计划完成他的浙省电气建设宏图,但是该计划为浙江的电气事业建设指明了发展方向,而在他任内,电气事业也是在逐步发展之中。1929年,电厂增加到87处,发电容量达到15074千瓦,投资总额为6400000元,而1930年,相应指标则分别增加到99处,15600千瓦和6700000元。[11]相较于1928年,1930年各项指标分别增加了近74%、15%和18%。可见,其成效还是比较明显的。
  在张静江极力发展的电力事业中,杭州电厂的建设是比较引人注目的。杭州市电力事业始创于清末,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二月,工程师杨长清和珠宝商金敬秋等人,于次年集资创办了“浙江省杭江大有利电灯股份有限公司”,选址上城区板儿巷口,筹建火力发电厂。宣统元年(1909年)改为官督商办,改名“浙江省官商合股商办大有利电灯股份有限公司”,经三年筹备,于宣统二年(1910年)正式建成,计资本3万元,以后逐步增加至200万元,实收1985900元,内计官股435000元,商股1550900元。[12]其营业区域,主要在杭州城厢内外、江干、湖墅、拱宸桥等地方。1929年4月19日,在浙江省政府会议上,张静江鉴于“杭州市电灯公司售价,每多欺骗,积弊甚深”,[13]更深信要发展浙江经济,必须要经营一所大型电厂,而提议将大有利电灯公司收归省办,最后议决通过。同年5月,由省政府建设厅派员接收,定名为杭州电厂,隶属于省电气局,扩充资本为300万元,内分官股、保息股两种,各为150万元。官股由建设委员会认担四分之一,省政府认担四分之三,保息股即为前大有利原有的官股商股。[14]经过积极整理,营业扩充,杭州电厂的电灯户数由1929年5月的14227户增加到1931年4月的20679户;而电力马力数,由2677户增加至4690户,营业几增一倍。[15]可见,杭州电厂经过整顿后,业务发展是比较快的。
  与此同时,杭州电厂一经成立便努力服务社会。一是减轻用户负担。在杭州电厂的前身浙省大有利电灯公司时期,用户装灯应缴纳各费包括押表费、接火费和灯头押柜费,以每户装灯5盏计,应纳25元,加上装工费和电料费,至少在45元以上,此外又有电灯附捐,表租之类,用户负担甚重。而杭州电厂自接收以后,首先将灯头押柜免除,又重新厘定各费。以装2A表的五灯用户为例,免收押表费,各费总计最多20元,不及大有利时代一半,且电灯附捐和表租也同时废除。而普通用户每月用电约11.5度,在大有利时代需缴电费2.415元,表租5角,共计2.915元,而照电厂定章,只需缴纳电费一项,仅2.3元,较大有利时代少21%。[16]二是推行电热用具和马达。1929年冬季,杭州电厂曾有出租电炉之举,并将电热用费减至每度5分,一时向电厂装用电热者,达110余户。马达用户增加,即工商业发达之现象。杭州电厂在推广马达方面,颇为积极,将马达电费的最低价格减至4分,并订立租用马达的免费保证章程及减低月租暨分期付款等办法,于小工业厂家颇多补助。截至1930年5月,装用马达的用户达到366户。[17]三是推进其他事业的发展。如电厂积极从事于乡村用电、平民用电、电力灌溉等方面的工作。从中可以看出,杭州电厂本着民生主义的原则,努力服务社会,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准的提升都是颇有助益的。
  
  三、简评
  
  张静江在浙省政府主席任内,为把浙江建设成为一个模范省份,制定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治浙主张,并积极将此付诸实施。其中,他积极推进全省电力建设,对浙江社会经济的发展确实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以当时电力普及程度而言,在发展经济中的作用不能估计过高。浙省电厂除少数供给电力(用于机器)、电热外,大都将电用于电灯,电力的应用并不多见,且应用的地方也以工业方面为多,而农业方面除碾米一项外,用于其他农业机器上,更是少见。
  
  参考文献:
  [1]姚琮.张人杰先生家传[A].张静江先生文集·附录[C].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2.352.
  [2]张素贞.毁家忧国一奇人——张人杰传[M].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1.44.
  [3]何祖培:《张静江事迹片段》,政协全国文史资料研究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24辑,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82页。
  [4]《西湖博览会总报告书》上篇,会务报告,1931年,第68页。
  [5]浙江建设厅月刊编辑处:《浙江建设厅月刊》第24号,1929年5月,第96页。
  [6]《浙江省政府新任主席张静江及各委员宣誓就职》,《申报》1928年11月18日。
  [7]浙江省建设厅:《浙江省第一期建设计划(十八年度至二十二年度)》,1930年,第1页。
  [8]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张静江先生文集[M].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2.213、56.
  [9]顾文渊、朱浩涛、徐世治编:《浙江经济统计》,档号L071-000-0174,浙江省档案馆藏。
  [10]浙江省电气局:《浙省电气建设计划书》,浙江建设厅:《浙江建设厅月刊》第27号,计划,1929年8月,第4页。
  [11]实业部国际贸易局:《中国实业志·浙江省》第四册,宗青图书公司1933年版,第457页。
  [12]王树槐.张人杰与杭州电厂[J].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4,(43).
  [13]建设委员会调查浙江经济所.杭州市经济调查(下编)[M].建设委员会调查浙江经济所1932年版,第139页。
  [14]魏颂唐等编:《杭州市经济之一瞥》,浙江财务人员养成所1932年版,第95页。
  [15]吴健英:《杭州电厂一年来对于社会之服务》,浙江省建设厅:《浙江省建设月刊》第36号,报告,1930年5月,第17,19-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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