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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珠三角农民工为例，从家庭婚姻伦理、道德规范与职业理想、消费伦理、人格尊严和政治伦理、意志品格和心理因素等方面对老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的伦理道德状况进行比较，在此基础上探讨流动人口伦理与道德状况的变迁态势，并对此进行反思和展望。
关键词：珠三角；新老两代农民工；伦理与道德；变迁
一、珠三角两代农民工的变迁态势
具有代表性的流动人口的概念界定是中国人民大学人口所段成荣的观点：人们超过一定时间长度、跨越一定空间范围的、没有相应户口变动的空间位移过程即为人口流动。发生这种人口流动过程的人口称为流动人口。［1］伴随着巨大的社会和经济变革人口大迁移与大流动现象出现了。早在1990年，广东省流迁入人口便达到329万，流迁人口总量居全国之首。而珠江三角洲作为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区域之一，目前集中了主要来自于中西部农村地区的4400万外来人口。所以研究珠三角地区流动人口的诸多生存态势具有典型性，意义重大。流动人口的伦理与道德状况的研究是当前外来流动人口管理中的一个空白。本文以珠三角农民工为例来探讨流动人口伦理与道德的变迁情况。
随着第一代农民工变老、退出城市，新生代农民工又悄然出现在城市舞台上，他们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末或上世纪80年代初，成长和受教育于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基本上处于第一代农民外出务工期间，也有人将他们称为第二代农民工、新生代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被滞留农村的“留守儿童”；一类是在城市出生或成长起来的“城中村儿童”。民工潮现象已历时二十多年。农民工内部出现了代际更替。新生代农民工在价值观、伦理与道德状况上表现出自己的特点，本文从家庭婚姻伦理、道德规范与职业理想、消费伦理、人格尊严和政治伦理、意志品格和心理因素等方面对老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的伦理道德状况进行比较的基础上总结新生代农民工在这些方面呈现出的一些新特点，同时梳理新老两代农民工在伦理道德方面的变迁态势，并对这种变迁的态势进行反思和展望。
二、珠三角农民工伦理与道德状况的变迁
1、家庭婚姻伦理。新生代和老一代农民工在家庭婚姻方面表现出来的伦理和道德状况是不同的，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老一代的农民工在家庭婚姻领域还秉持着传统儒家的家庭伦理状态，坚持着“父慈子孝”、“一日夫妻百日恩”、“夫为妻纲、父为子纲”的伦理道德规范，这些传统的伦理规范对于他们有着外在的约束，同时也是内在的一种自觉的追求。这就使得这一代人身上有着对长辈、配偶以及晚辈的很强的责任感。责任感使得他们在外出打工勤劳工作的同时心系家庭。家庭的归宿感以及家庭成员脉脉温情的等待成了他们在异乡吃苦耐劳的主要精神支撑。而老一代农民工在异乡过着低水平的类似“苦行僧”的生活，用劳动所得的微薄的薪水供养并维持着家乡亲人的经济生活。这种精神支撑和经济支撑，使得老一代农民工虽然身在异乡，心却和家乡的亲人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所以异地生活并没有破坏原有家庭结构的稳定。他们在异乡打工的目的是赚到一定的钱回乡过上相对优越的生活，他们只把城市的打工生活当成不得已的过渡。所以对于老一代农民工而言，家庭结构和婚姻状况都相对稳定。新生代农民工在家庭伦理方面却存在很多的变化。他们追求婚恋自由，择偶标准多元化，选择面很广，而且个性十足，追求独立自由的生活状态以及开放的婚恋模式，甚至性开放程度也很大。他们对婚姻自由缺乏正确认识，盲目追求“婚姻解放”，甚至视婚姻为儿戏，对婚姻缺乏虔诚感及其责任感，致使农民工离婚案件居高不下甚至还呈现出离婚率高、和好难；判决率高、调解难；诉讼周期长、速裁难；缺席率高、出庭难的情况。婚姻基础薄弱以及家庭束缚松懈造成了新生代农民工婚姻状况的不稳定，进而导致家庭结构的不稳定，使得当事人以及其他家庭成员都受到失败婚姻的伤害。新生代农民工的责任感远远不如老一代，他们追求个体独立幸福的意识是第一位的，对于责任感的主动承担已经退居其次。传统的儒家伦理规范对他们的约束效果已经不再明显，伦理规范中更多的已不再是曾经的“父慈子孝”、“一日夫妻百日恩”，而是父子情淡薄，夫妻情不稳定。家庭婚姻伦理状况在新老两代民工之间产生了变迁，由老一代农民工不惜以“苦行僧”的生活为代价来承担对于家庭的责任转向新生代农民工淡薄责任、追求独立自由和个体幸福；由亲情维系的紧密而稳定的家庭结构转向婚姻基础薄弱的束缚松懈的家庭结构；由近乎永续存在的婚姻状态转向离婚率攀升的婚姻破裂情形；由和乐融融转向淡薄冰冷。这种变迁并不是简单的婚姻问题，而是社会诸多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
2、道德规范与职业理想。首先，两代农民工之间在道德规范方面存在变化。老一代农民工与新生代农民工相比在教育程度和文化水平上有着显著的差异。老一代农民工多为文盲或者半文盲，而新生代农民工多数为初中以上文化，高中文化甚至是大中专文化，有些人手里还有某一领域的职业技术证书，他们有一技之长，这些都成为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市场经济浪潮的资本和前提，他们有在某一行业施展拳脚实现个人发展的潜力。一定的教育背景使得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人素质相对于老一代农民工来讲有很大的提高，他们在城市中遵守基本的道德规范以及社会公德，用文明得体的言谈举止礼貌的待人接物，并且注重自觉的维护城市文明。发生在老一代农民工身上的随地吐痰，乱扔垃圾，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等与城市文明不协调的情形在新生代农民工身上已经很少见，这是两代人之间的一个显著的变化。其次，两代农民工之间在职业理想方面也存在变化。老一代农民工来到城市里打工，他的目的是赚钱回家乡与亲人团聚过上比以前相对优越的生活。离家——返乡——分离——团聚，是他们外出打工基本固定的模式，这几乎是老一辈农民工的生活旋律。而许多新生代农民工，不再像父辈那样进城打工是为了生存，而是渴望跳出农村实现自身价值。他们的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也高。他们把打工作为练就技能、增长才干、开阔眼界、发挥潜能、积累经验以图自己创业的手段，努力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就业目的是“挣钱，见世面，谋发展”，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跻身城市人的行列在城市中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这也会为后代的发展奠定基础。另外，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意识到勇敢的面对竞争才能摆脱贫困的命运，而在竞争中知识、技能等智力资本远比体力型劳动力的优势大，所以新生代农民工很重视学习和受教育。在（表一）的显示中，我们能看到在“阅读报刊杂志、听广播、上网”等利用媒体获取知识的比例远远多于老一代农民工，这说明他们对文化精神生活也有着强烈的需求，甚至认为看电视、看报纸都只是较低层次的精神需求，但由于收入较低，他们只能选择比较廉价的文化消费方式。调查显示，31.2%的人在工作之余选择学习，56.2%的人希望当地有关机构能组织开展各种技能培训。他们期盼经过知识的积累以及能力的提高逐步的实现个人的人生价值以及职业理想。
3、消费伦理。消费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也具有伦理意义。合理的消费伦理要求放弃无限度的物质性的追求，形成兼顾人的需要与自然需要、物质消费与精神消费、当代人的需要与后代人的需要，以及同代人之间需要的适度性的消费状态。老一代农民工与新生代农民工在消费方面想法和行为迥然不同。老一代农民工勤俭节约，省吃俭用，在城市中过着类似苦行僧的生活，勉强解决着温饱问题，吃穿住行都几乎是城市中最劣等的水平，他们几乎不会有除解决温饱以外的其他消费，城市中的最累最脏的工作由这些老一代农民工在低水平温饱、几乎没有营养补充的情况下透支体力来完成。而新生代农民工在价值目标上趋向功利，功利性的动机驱使他们迫切希望改变现状，给自己开创更大的发展空间，希望真正的融入城市，成为城市中的一员。新生代农民工多数是从学校刚刚毕业就进入城市打工，既没有吃苦耐劳的思想准备，也没有吃苦耐劳的能力和精神，追求仿效城市生活，过分追求较好的生活状态和生活质量，勤俭节约的品格逐渐淡化。而刚刚毕业进入社会就希望过上好的生活，是没有一个前提做保障的。广东省外来农民工月均工资仅为全省在岗职工月均工资（1675元）的54.9%。普通工人的月工资大多维持在600—800元左右。而在城镇居民收入大幅上涨的时期，珠三角地区农民工月均工资12年来只提高了68元。在这样的低水平的工资收入之下，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追求就只能由其父母买单。于是出现了“娇子农民工”、“傍老族”等现象。一些新生代农民工往往和父母一同出来打工，但自己不能接受太苦太累的工作，就变成了游荡在城市边缘的闲人，由在工厂做工的父母养着。调查显示，有68.5％的人收入主要用于自己的吃穿住行，工资很少寄回家，70％的人拥有手机或小灵通。一些人崇尚享受，注重攀比，甚至在消费之后变成“月光族”。非理性的消费观念让收入较低的农民工生活更加陷入困境。新老两代农民工的消费观念和消费伦理呈现不同的样态。由老一代农民工的勤俭节约、吃苦耐劳向新生代农民工的追求较高消费变迁。
4、人格尊严和政治伦理。新生代农民工和老一代农民工相比，在人格尊严方面非常敏感，而且有着相当强的政治维权意识。新生代农民工更加重视人格尊严以及政治伦理。而政治伦理中各种各样的理论从古至今一直都是围绕着对自由、平等与公正的论证来展开的，这反应出新生代农民工对自由、平等权利的追求以及对公正待遇的向往。新生代农民工非常看重人情味，渴望被尊重认可。在农民工比较集中的珠三角地区，对广州、深圳、珠海、中山、佛山、东莞、惠州等城市进行调研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在选择工作时，非常关注“是否受到他人的尊重”，希望得到他人以及社会的认可和尊重。调查中，新生代农民工对一些公司控制加班时间，进行人性化管理非常满意，认为这样会得到精神上的满足，工作的信心和动力更大。他们也渴望工作单位的领导能够对他们给予人文关怀，那样他们工作起来会更加的卖力并且感到舒心。此外，他们看重人格尊严的另外一个外在表现就是新生代农民工渴望真正的融入城市生活，受到尊重。调查显示，有27.4%的人希望一直呆在城市参与城市建设和分享城市发展成果。这说明新生代农民工内心对城市的认同感和渴望融入，他们希望参与城市种种公共活动，体现自己的价值。
新生代农民工在政治伦理方面表现的比老一代农民工要积极强烈很多。新生代农民工的维权意识较强。新生代农民工不再奉行先辈那种忍辱负重的人生格言，渴求获得尊重、平等、合理的权益。他们都有一定的法律常识，敢于向不公正待遇“讨个说法”。中山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刘林平从1999年就开始专心研究广东民工问题。他在分析这一问题时说：“外来民工的工作和生活范围非常窄，较为常见的就是同一工厂的工人圈子，或是老乡圈子，这种状况使得他们很难真正地融入到城市生活之中。民工在务工地没有户口，没有选举权，也没有发展权，在政治上对地方政府没有任何影响力，也就无法掌握所应有的话语权，在权益受到侵犯时得不到有效的申诉机会，这又加剧了企业主的侵权行为，由此形成恶性循环。”面对这种情形，新生代农民工在维权道路上“上下求索”。他们对社会保障、公平意识以及平等意识的诉求胜过老一代农民工。在心态和观念上，老一代农民工更接近于农民，对城市认同感较低，即使在城市中无法生存时，还有回乡务农的最后一条退路。新生代农民工更接近于市民，对城市的认同感较高，但与城市劳动力相比，由于缺乏必要的专业技能和进入正规就业市场的本领，心中过高的期望与所面对的非正规就业市场，形成巨大落差，在城市中无法实现真正立足，但也不愿甚至没有能力退回到农村中务农，成为了城市和农村之间真正的“两栖人”。新生代农民工不仅需要劳动权益的保护以及各种社会保障。新生代农民工在维权道路上积极争取，政府也相应的做出最大限度的保障措施：用人单位不仅要确保农民工的工资每月悉数到手，还要建立农民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根据劳动的付出和成果，使其收入得到合理合法的增长。此外，还要实行企业工资支付档案、企业工资保护金专户、政府应急周转金等办法。政府一旦发现拖欠、克扣农民工工资，立即对用人单位进行处罚，责令停业整顿、降低或取消资质，直至吊销营业执照，对有关人员依法予以制裁。总之，老一代农民工的较弱的尊严意识以及伦理诉求正在向新生代农民工较强的尊严意识和维权意识变迁，这是农民工伦理状况变迁的一个表现。
5、意志品格和心理因素。新生代农民工和老一代农民工相比，在意志品格方面存在差异，而且新生代农民工在薄弱的意志品格影响之下很容易产生一系列的心理问题。首先，老一代农民工来到城市，秉持着吃苦耐劳的朴实作风以及艰苦朴素的美好品德为城市建设做出极大的贡献，应该受到尊重乃至敬仰。他们来到城市选择最脏最累的工作去做，为城市建设添砖加瓦，以劳累之躯奔波在城市的钢筋水泥之间，甚至透支体力换着微薄的钞票，过着紧衣缩食的生活然后把辛苦攒下的褶皱的钞票邮寄回遥远的家乡。他们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中坚力量，也是生活在城市的角落里过着低层次生活的默默无闻的弱势群体，吃苦耐劳成了他们的典型品格，这样的意志支撑着他们在城市中的打工生涯。而新生代农民工在吃苦耐劳方面显得尤其不足，他们更加看重薪水和工资待遇，住宿环境以及饮食情况，甚至还要看重老板是否对他们有着很强的人文关怀以及是否给予他们足够的尊重。例如近年出现的“民工荒”现象，不是真的缺少农民工，而是由于新一代农民工对各方面的要求远远高于老一代农民工，使得用工单位与民工无法达成协议。其次，老一代农民工在意志品格上还表现为具有很强的忍耐力以及心理承受力。他们有着传统农民的朴实以及安分守己的品格，这使得他们在外出打工的时候过着安全平稳的生活，对于不公平的待遇，他们不起来反抗而是以较强的忍耐力去适应不公平状态。而新生代农民工的忍耐力很差，他们往往年轻气盛，对于不公平现象立即提出反对意见或者进行反抗，他们不堪忍受欺辱或者不公平而进行的反抗行为，一方面利于农民工自身的维权，但另一方面却很容易带来极其严重的恶性后果，比如犯罪。近年流动人口的犯罪总量占三分之一强。农民工犯罪呈现暴力、突发、流动性强的特点。农民工犯罪触动社会治安、不利于社会和谐甚至会导致农村人仇视城市的集体情绪。正如中国社科院教授刘建国在发行《2005年社会蓝皮书》时说“不只是这些问题（指中国城市治安问题），我们担心的是（农村）集体情绪的仇恨城市。”再次，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问题凸显，成为备受关注的社会现象。据《南方周末》报道，刘开明博士在珠三角地区调查时，发现有一些工厂因为主管一句不尊重的话，感觉被歧视的工人，就会带着几十人甚至上百人走了，这个时候，新生代民工的敏感心理已经表露无遗。近30％的外来民工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专家表示，外来民工的心理问题不得到及时解决，往往会直接导致自杀、酗酒、斗殴等恶性社会事件，民工心理健康问题已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生活的快节奏、就业压力以及人际关系等问题，使他们生理和心理都疲惫不堪，心理负荷几近极限。他们的压力来自方方面面，（看表一表二）。一旦遇到刺激，如上当受骗、感情受挫或追讨欠薪无果时，随时可能发生心理危机而导致走极端。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选择进入城市主动“抛弃”了农村；另一方面，因为隔膜和歧视，新生代农民工又被城市所拒绝。他们游走在城乡的边缘，成了悬空无根的一代，成了失落故乡的一代。他们时时承受一种城乡落差的压力。一旦遇到挫折，新生代农民工本已不平衡的心理，就容易被激发和扭曲，产生心理问题。新生代农民工呈现出"关心与冷漠相容，希望与困惑并存，进取与彷徨相伴，认同与失落交错"的多重心态。
总之，在意志品格方面，老一代农民工具备的艰苦朴素，吃苦耐劳、勤俭朴实等品格，以较强的忍耐力过着相对安稳的生活，有着安然的心态。而这些很少被新生代农民工所传承下来，新生代农民工意志薄弱，不肯吃苦，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中挣扎，外在的现实与他们内心的追求形成很大的冲击和反差进而使他们陷入心灵的困境。
三、珠三角农民工伦理与道德状况变迁评析
1、代际互动及其文化反哺
上个世纪80、90年代进城务工的农民无法享有城市的福利待遇和社会保障，他们对城市的认同感不高，随着年龄的增长，很难找到务工的机会进而居留在城市，进城务工只是他们人生中的一段经历，最终还要退出城市回到农村，他们的子女开始成为农民工的主体。老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实现了代际转换，在各个方面呈现出农民工这个群体的变迁态势。而在代际转换的过程中，两代人之间也在无形中进行着一种代际互动。新生代农民工多数是毕业以后直接进入城市务工，很少参加农业劳动甚至不懂农业技能和基本的农业常识。同时，新生代农民工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他们也很难在城市中找到令他们满意的立足之地，于是新生代农民工成了游离于城乡之间的尴尬群体。无奈之下他们最终可能会选择返乡务农。这个时候老一代农民工可以向新生代农民工传授农业技能和农业常识，让他们在农村中得以维持生存。并且把勤俭节约、艰苦朴素、吃苦耐劳等务实的品格在潜移默化中传承给新生代农民工，在农村中找到一种在农村安身立命的生活样态。同时，新生代农民工具备一定的知识水平，受过一定程度的教育，思维活跃，创新意识强，视野开阔，又有在城市中见世面的经历，所以他们回乡以后很容易把一些新思想，新观念，新举措反馈给老一代农民工，使他们在农村的经济效益和生活水平有所提高。这种现象叫做“文化反哺”。“文化反哺”是代际互动的一个典型现象。“文化反哺”即“逆向社会化”，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文化传承模式。新生代农民工已初步具备“文化反哺”的能力，并有责任通过“文化反哺”与老一代农民工一起对农村建设以及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做出贡献。此外，农民工反哺现象体现在“异地”对“本土”的反哺方面。比如，2008年金融风暴中的珠江三角洲地区，5000农民工返乡待岗。他们或者想重新外出打工，或者想在家门口的工厂再就业。而农民工籍贯所在地的政府部门欢迎“回引工程”，鼓励回乡创业。他们说“平时回引这些人才要麻烦得多，在金融危机席卷东部沿海企业的时候，我们认为正是回引的好时机。”这些外出农民工可以把在外地的技能和经验等移接到本地，为本地的经济发展作贡献。老一代农民工把务实精神和优良品格传承给新生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对老一代农民工进行“文化反哺”，二者之间实现了代际互动。在代际互动过程中双方互利。
2、变迁的反思与展望
新老两代农民工在伦理与道德状况方面存在差异，在代际互动中呈现着变迁的态势。新生代农民工在与老一代农民工的伦理与道德方面的交叉转换中，思考和寻求新的价值体系的整合。从总体上看，改革、进取、创新、务实是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变化的主流，这种变化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相适应的。［5］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新生代农民工在伦理与道德方面存在的很多不足之处。但是总的趋势是在曲折中前进。总之，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之下，把新生代农民工的伦理与道德状况置于纷繁复杂日益变化的社会背景中进行辩证地思考、理性地分析，剖析其存在的合理内核，反思其不足之处，在科学定位的基础上去引导、规范他们使其身上铸就一种符合时代发展和改革精神的文化品格，顺利地实现城市化和非农化的转移，促进社会健康、稳定、和谐地发展。
参考文献：
［1］段成荣.我国流动人口统计口径的历史变动［J］.人口研究.2006，4。
［2］［3］［4］钱入磊.新生代农民工生活状况调查.中国乡村发现.2007/03。
［5］何瑞鑫、傅慧芳.新时代农民工的价值观变迁［J］.中国青年研究2006，4。
关键词：珠三角；新老两代农民工；伦理与道德；变迁
一、珠三角两代农民工的变迁态势
具有代表性的流动人口的概念界定是中国人民大学人口所段成荣的观点：人们超过一定时间长度、跨越一定空间范围的、没有相应户口变动的空间位移过程即为人口流动。发生这种人口流动过程的人口称为流动人口。［1］伴随着巨大的社会和经济变革人口大迁移与大流动现象出现了。早在1990年，广东省流迁入人口便达到329万，流迁人口总量居全国之首。而珠江三角洲作为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区域之一，目前集中了主要来自于中西部农村地区的4400万外来人口。所以研究珠三角地区流动人口的诸多生存态势具有典型性，意义重大。流动人口的伦理与道德状况的研究是当前外来流动人口管理中的一个空白。本文以珠三角农民工为例来探讨流动人口伦理与道德的变迁情况。
随着第一代农民工变老、退出城市，新生代农民工又悄然出现在城市舞台上，他们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末或上世纪80年代初，成长和受教育于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基本上处于第一代农民外出务工期间，也有人将他们称为第二代农民工、新生代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被滞留农村的“留守儿童”；一类是在城市出生或成长起来的“城中村儿童”。民工潮现象已历时二十多年。农民工内部出现了代际更替。新生代农民工在价值观、伦理与道德状况上表现出自己的特点，本文从家庭婚姻伦理、道德规范与职业理想、消费伦理、人格尊严和政治伦理、意志品格和心理因素等方面对老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的伦理道德状况进行比较的基础上总结新生代农民工在这些方面呈现出的一些新特点，同时梳理新老两代农民工在伦理道德方面的变迁态势，并对这种变迁的态势进行反思和展望。
二、珠三角农民工伦理与道德状况的变迁
1、家庭婚姻伦理。新生代和老一代农民工在家庭婚姻方面表现出来的伦理和道德状况是不同的，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老一代的农民工在家庭婚姻领域还秉持着传统儒家的家庭伦理状态，坚持着“父慈子孝”、“一日夫妻百日恩”、“夫为妻纲、父为子纲”的伦理道德规范，这些传统的伦理规范对于他们有着外在的约束，同时也是内在的一种自觉的追求。这就使得这一代人身上有着对长辈、配偶以及晚辈的很强的责任感。责任感使得他们在外出打工勤劳工作的同时心系家庭。家庭的归宿感以及家庭成员脉脉温情的等待成了他们在异乡吃苦耐劳的主要精神支撑。而老一代农民工在异乡过着低水平的类似“苦行僧”的生活，用劳动所得的微薄的薪水供养并维持着家乡亲人的经济生活。这种精神支撑和经济支撑，使得老一代农民工虽然身在异乡，心却和家乡的亲人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所以异地生活并没有破坏原有家庭结构的稳定。他们在异乡打工的目的是赚到一定的钱回乡过上相对优越的生活，他们只把城市的打工生活当成不得已的过渡。所以对于老一代农民工而言，家庭结构和婚姻状况都相对稳定。新生代农民工在家庭伦理方面却存在很多的变化。他们追求婚恋自由，择偶标准多元化，选择面很广，而且个性十足，追求独立自由的生活状态以及开放的婚恋模式，甚至性开放程度也很大。他们对婚姻自由缺乏正确认识，盲目追求“婚姻解放”，甚至视婚姻为儿戏，对婚姻缺乏虔诚感及其责任感，致使农民工离婚案件居高不下甚至还呈现出离婚率高、和好难；判决率高、调解难；诉讼周期长、速裁难；缺席率高、出庭难的情况。婚姻基础薄弱以及家庭束缚松懈造成了新生代农民工婚姻状况的不稳定，进而导致家庭结构的不稳定，使得当事人以及其他家庭成员都受到失败婚姻的伤害。新生代农民工的责任感远远不如老一代，他们追求个体独立幸福的意识是第一位的，对于责任感的主动承担已经退居其次。传统的儒家伦理规范对他们的约束效果已经不再明显，伦理规范中更多的已不再是曾经的“父慈子孝”、“一日夫妻百日恩”，而是父子情淡薄，夫妻情不稳定。家庭婚姻伦理状况在新老两代民工之间产生了变迁，由老一代农民工不惜以“苦行僧”的生活为代价来承担对于家庭的责任转向新生代农民工淡薄责任、追求独立自由和个体幸福；由亲情维系的紧密而稳定的家庭结构转向婚姻基础薄弱的束缚松懈的家庭结构；由近乎永续存在的婚姻状态转向离婚率攀升的婚姻破裂情形；由和乐融融转向淡薄冰冷。这种变迁并不是简单的婚姻问题，而是社会诸多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
2、道德规范与职业理想。首先，两代农民工之间在道德规范方面存在变化。老一代农民工与新生代农民工相比在教育程度和文化水平上有着显著的差异。老一代农民工多为文盲或者半文盲，而新生代农民工多数为初中以上文化，高中文化甚至是大中专文化，有些人手里还有某一领域的职业技术证书，他们有一技之长，这些都成为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市场经济浪潮的资本和前提，他们有在某一行业施展拳脚实现个人发展的潜力。一定的教育背景使得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人素质相对于老一代农民工来讲有很大的提高，他们在城市中遵守基本的道德规范以及社会公德，用文明得体的言谈举止礼貌的待人接物，并且注重自觉的维护城市文明。发生在老一代农民工身上的随地吐痰，乱扔垃圾，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等与城市文明不协调的情形在新生代农民工身上已经很少见，这是两代人之间的一个显著的变化。其次，两代农民工之间在职业理想方面也存在变化。老一代农民工来到城市里打工，他的目的是赚钱回家乡与亲人团聚过上比以前相对优越的生活。离家——返乡——分离——团聚，是他们外出打工基本固定的模式，这几乎是老一辈农民工的生活旋律。而许多新生代农民工，不再像父辈那样进城打工是为了生存，而是渴望跳出农村实现自身价值。他们的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也高。他们把打工作为练就技能、增长才干、开阔眼界、发挥潜能、积累经验以图自己创业的手段，努力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就业目的是“挣钱，见世面，谋发展”，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跻身城市人的行列在城市中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这也会为后代的发展奠定基础。另外，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意识到勇敢的面对竞争才能摆脱贫困的命运，而在竞争中知识、技能等智力资本远比体力型劳动力的优势大，所以新生代农民工很重视学习和受教育。在（表一）的显示中，我们能看到在“阅读报刊杂志、听广播、上网”等利用媒体获取知识的比例远远多于老一代农民工，这说明他们对文化精神生活也有着强烈的需求，甚至认为看电视、看报纸都只是较低层次的精神需求，但由于收入较低，他们只能选择比较廉价的文化消费方式。调查显示，31.2%的人在工作之余选择学习，56.2%的人希望当地有关机构能组织开展各种技能培训。他们期盼经过知识的积累以及能力的提高逐步的实现个人的人生价值以及职业理想。
3、消费伦理。消费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也具有伦理意义。合理的消费伦理要求放弃无限度的物质性的追求，形成兼顾人的需要与自然需要、物质消费与精神消费、当代人的需要与后代人的需要，以及同代人之间需要的适度性的消费状态。老一代农民工与新生代农民工在消费方面想法和行为迥然不同。老一代农民工勤俭节约，省吃俭用，在城市中过着类似苦行僧的生活，勉强解决着温饱问题，吃穿住行都几乎是城市中最劣等的水平，他们几乎不会有除解决温饱以外的其他消费，城市中的最累最脏的工作由这些老一代农民工在低水平温饱、几乎没有营养补充的情况下透支体力来完成。而新生代农民工在价值目标上趋向功利，功利性的动机驱使他们迫切希望改变现状，给自己开创更大的发展空间，希望真正的融入城市，成为城市中的一员。新生代农民工多数是从学校刚刚毕业就进入城市打工，既没有吃苦耐劳的思想准备，也没有吃苦耐劳的能力和精神，追求仿效城市生活，过分追求较好的生活状态和生活质量，勤俭节约的品格逐渐淡化。而刚刚毕业进入社会就希望过上好的生活，是没有一个前提做保障的。广东省外来农民工月均工资仅为全省在岗职工月均工资（1675元）的54.9%。普通工人的月工资大多维持在600—800元左右。而在城镇居民收入大幅上涨的时期，珠三角地区农民工月均工资12年来只提高了68元。在这样的低水平的工资收入之下，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追求就只能由其父母买单。于是出现了“娇子农民工”、“傍老族”等现象。一些新生代农民工往往和父母一同出来打工，但自己不能接受太苦太累的工作，就变成了游荡在城市边缘的闲人，由在工厂做工的父母养着。调查显示，有68.5％的人收入主要用于自己的吃穿住行，工资很少寄回家，70％的人拥有手机或小灵通。一些人崇尚享受，注重攀比，甚至在消费之后变成“月光族”。非理性的消费观念让收入较低的农民工生活更加陷入困境。新老两代农民工的消费观念和消费伦理呈现不同的样态。由老一代农民工的勤俭节约、吃苦耐劳向新生代农民工的追求较高消费变迁。
4、人格尊严和政治伦理。新生代农民工和老一代农民工相比，在人格尊严方面非常敏感，而且有着相当强的政治维权意识。新生代农民工更加重视人格尊严以及政治伦理。而政治伦理中各种各样的理论从古至今一直都是围绕着对自由、平等与公正的论证来展开的，这反应出新生代农民工对自由、平等权利的追求以及对公正待遇的向往。新生代农民工非常看重人情味，渴望被尊重认可。在农民工比较集中的珠三角地区，对广州、深圳、珠海、中山、佛山、东莞、惠州等城市进行调研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在选择工作时，非常关注“是否受到他人的尊重”，希望得到他人以及社会的认可和尊重。调查中，新生代农民工对一些公司控制加班时间，进行人性化管理非常满意，认为这样会得到精神上的满足，工作的信心和动力更大。他们也渴望工作单位的领导能够对他们给予人文关怀，那样他们工作起来会更加的卖力并且感到舒心。此外，他们看重人格尊严的另外一个外在表现就是新生代农民工渴望真正的融入城市生活，受到尊重。调查显示，有27.4%的人希望一直呆在城市参与城市建设和分享城市发展成果。这说明新生代农民工内心对城市的认同感和渴望融入，他们希望参与城市种种公共活动，体现自己的价值。
新生代农民工在政治伦理方面表现的比老一代农民工要积极强烈很多。新生代农民工的维权意识较强。新生代农民工不再奉行先辈那种忍辱负重的人生格言，渴求获得尊重、平等、合理的权益。他们都有一定的法律常识，敢于向不公正待遇“讨个说法”。中山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刘林平从1999年就开始专心研究广东民工问题。他在分析这一问题时说：“外来民工的工作和生活范围非常窄，较为常见的就是同一工厂的工人圈子，或是老乡圈子，这种状况使得他们很难真正地融入到城市生活之中。民工在务工地没有户口，没有选举权，也没有发展权，在政治上对地方政府没有任何影响力，也就无法掌握所应有的话语权，在权益受到侵犯时得不到有效的申诉机会，这又加剧了企业主的侵权行为，由此形成恶性循环。”面对这种情形，新生代农民工在维权道路上“上下求索”。他们对社会保障、公平意识以及平等意识的诉求胜过老一代农民工。在心态和观念上，老一代农民工更接近于农民，对城市认同感较低，即使在城市中无法生存时，还有回乡务农的最后一条退路。新生代农民工更接近于市民，对城市的认同感较高，但与城市劳动力相比，由于缺乏必要的专业技能和进入正规就业市场的本领，心中过高的期望与所面对的非正规就业市场，形成巨大落差，在城市中无法实现真正立足，但也不愿甚至没有能力退回到农村中务农，成为了城市和农村之间真正的“两栖人”。新生代农民工不仅需要劳动权益的保护以及各种社会保障。新生代农民工在维权道路上积极争取，政府也相应的做出最大限度的保障措施：用人单位不仅要确保农民工的工资每月悉数到手，还要建立农民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根据劳动的付出和成果，使其收入得到合理合法的增长。此外，还要实行企业工资支付档案、企业工资保护金专户、政府应急周转金等办法。政府一旦发现拖欠、克扣农民工工资，立即对用人单位进行处罚，责令停业整顿、降低或取消资质，直至吊销营业执照，对有关人员依法予以制裁。总之，老一代农民工的较弱的尊严意识以及伦理诉求正在向新生代农民工较强的尊严意识和维权意识变迁，这是农民工伦理状况变迁的一个表现。
5、意志品格和心理因素。新生代农民工和老一代农民工相比，在意志品格方面存在差异，而且新生代农民工在薄弱的意志品格影响之下很容易产生一系列的心理问题。首先，老一代农民工来到城市，秉持着吃苦耐劳的朴实作风以及艰苦朴素的美好品德为城市建设做出极大的贡献，应该受到尊重乃至敬仰。他们来到城市选择最脏最累的工作去做，为城市建设添砖加瓦，以劳累之躯奔波在城市的钢筋水泥之间，甚至透支体力换着微薄的钞票，过着紧衣缩食的生活然后把辛苦攒下的褶皱的钞票邮寄回遥远的家乡。他们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中坚力量，也是生活在城市的角落里过着低层次生活的默默无闻的弱势群体，吃苦耐劳成了他们的典型品格，这样的意志支撑着他们在城市中的打工生涯。而新生代农民工在吃苦耐劳方面显得尤其不足，他们更加看重薪水和工资待遇，住宿环境以及饮食情况，甚至还要看重老板是否对他们有着很强的人文关怀以及是否给予他们足够的尊重。例如近年出现的“民工荒”现象，不是真的缺少农民工，而是由于新一代农民工对各方面的要求远远高于老一代农民工，使得用工单位与民工无法达成协议。其次，老一代农民工在意志品格上还表现为具有很强的忍耐力以及心理承受力。他们有着传统农民的朴实以及安分守己的品格，这使得他们在外出打工的时候过着安全平稳的生活，对于不公平的待遇，他们不起来反抗而是以较强的忍耐力去适应不公平状态。而新生代农民工的忍耐力很差，他们往往年轻气盛，对于不公平现象立即提出反对意见或者进行反抗，他们不堪忍受欺辱或者不公平而进行的反抗行为，一方面利于农民工自身的维权，但另一方面却很容易带来极其严重的恶性后果，比如犯罪。近年流动人口的犯罪总量占三分之一强。农民工犯罪呈现暴力、突发、流动性强的特点。农民工犯罪触动社会治安、不利于社会和谐甚至会导致农村人仇视城市的集体情绪。正如中国社科院教授刘建国在发行《2005年社会蓝皮书》时说“不只是这些问题（指中国城市治安问题），我们担心的是（农村）集体情绪的仇恨城市。”再次，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问题凸显，成为备受关注的社会现象。据《南方周末》报道，刘开明博士在珠三角地区调查时，发现有一些工厂因为主管一句不尊重的话，感觉被歧视的工人，就会带着几十人甚至上百人走了，这个时候，新生代民工的敏感心理已经表露无遗。近30％的外来民工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专家表示，外来民工的心理问题不得到及时解决，往往会直接导致自杀、酗酒、斗殴等恶性社会事件，民工心理健康问题已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生活的快节奏、就业压力以及人际关系等问题，使他们生理和心理都疲惫不堪，心理负荷几近极限。他们的压力来自方方面面，（看表一表二）。一旦遇到刺激，如上当受骗、感情受挫或追讨欠薪无果时，随时可能发生心理危机而导致走极端。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选择进入城市主动“抛弃”了农村；另一方面，因为隔膜和歧视，新生代农民工又被城市所拒绝。他们游走在城乡的边缘，成了悬空无根的一代，成了失落故乡的一代。他们时时承受一种城乡落差的压力。一旦遇到挫折，新生代农民工本已不平衡的心理，就容易被激发和扭曲，产生心理问题。新生代农民工呈现出"关心与冷漠相容，希望与困惑并存，进取与彷徨相伴，认同与失落交错"的多重心态。
总之，在意志品格方面，老一代农民工具备的艰苦朴素，吃苦耐劳、勤俭朴实等品格，以较强的忍耐力过着相对安稳的生活，有着安然的心态。而这些很少被新生代农民工所传承下来，新生代农民工意志薄弱，不肯吃苦，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中挣扎，外在的现实与他们内心的追求形成很大的冲击和反差进而使他们陷入心灵的困境。
三、珠三角农民工伦理与道德状况变迁评析
1、代际互动及其文化反哺
上个世纪80、90年代进城务工的农民无法享有城市的福利待遇和社会保障，他们对城市的认同感不高，随着年龄的增长，很难找到务工的机会进而居留在城市，进城务工只是他们人生中的一段经历，最终还要退出城市回到农村，他们的子女开始成为农民工的主体。老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实现了代际转换，在各个方面呈现出农民工这个群体的变迁态势。而在代际转换的过程中，两代人之间也在无形中进行着一种代际互动。新生代农民工多数是毕业以后直接进入城市务工，很少参加农业劳动甚至不懂农业技能和基本的农业常识。同时，新生代农民工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他们也很难在城市中找到令他们满意的立足之地，于是新生代农民工成了游离于城乡之间的尴尬群体。无奈之下他们最终可能会选择返乡务农。这个时候老一代农民工可以向新生代农民工传授农业技能和农业常识，让他们在农村中得以维持生存。并且把勤俭节约、艰苦朴素、吃苦耐劳等务实的品格在潜移默化中传承给新生代农民工，在农村中找到一种在农村安身立命的生活样态。同时，新生代农民工具备一定的知识水平，受过一定程度的教育，思维活跃，创新意识强，视野开阔，又有在城市中见世面的经历，所以他们回乡以后很容易把一些新思想，新观念，新举措反馈给老一代农民工，使他们在农村的经济效益和生活水平有所提高。这种现象叫做“文化反哺”。“文化反哺”是代际互动的一个典型现象。“文化反哺”即“逆向社会化”，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文化传承模式。新生代农民工已初步具备“文化反哺”的能力，并有责任通过“文化反哺”与老一代农民工一起对农村建设以及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做出贡献。此外，农民工反哺现象体现在“异地”对“本土”的反哺方面。比如，2008年金融风暴中的珠江三角洲地区，5000农民工返乡待岗。他们或者想重新外出打工，或者想在家门口的工厂再就业。而农民工籍贯所在地的政府部门欢迎“回引工程”，鼓励回乡创业。他们说“平时回引这些人才要麻烦得多，在金融危机席卷东部沿海企业的时候，我们认为正是回引的好时机。”这些外出农民工可以把在外地的技能和经验等移接到本地，为本地的经济发展作贡献。老一代农民工把务实精神和优良品格传承给新生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对老一代农民工进行“文化反哺”，二者之间实现了代际互动。在代际互动过程中双方互利。
2、变迁的反思与展望
新老两代农民工在伦理与道德状况方面存在差异，在代际互动中呈现着变迁的态势。新生代农民工在与老一代农民工的伦理与道德方面的交叉转换中，思考和寻求新的价值体系的整合。从总体上看，改革、进取、创新、务实是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变化的主流，这种变化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相适应的。［5］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新生代农民工在伦理与道德方面存在的很多不足之处。但是总的趋势是在曲折中前进。总之，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之下，把新生代农民工的伦理与道德状况置于纷繁复杂日益变化的社会背景中进行辩证地思考、理性地分析，剖析其存在的合理内核，反思其不足之处，在科学定位的基础上去引导、规范他们使其身上铸就一种符合时代发展和改革精神的文化品格，顺利地实现城市化和非农化的转移，促进社会健康、稳定、和谐地发展。
参考文献：
［1］段成荣.我国流动人口统计口径的历史变动［J］.人口研究.2006，4。
［2］［3］［4］钱入磊.新生代农民工生活状况调查.中国乡村发现.2007/03。
［5］何瑞鑫、傅慧芳.新时代农民工的价值观变迁［J］.中国青年研究200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