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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晚唐袁州及第进士数冠甲江南西道，成为袁州诗歌兴盛的标志。郑谷退居宜春时，齐己、孙鲂等往来学诗酬唱，这里成了唐末诗歌活动的一个中心。袁州沟通湘、赣二水，中晚唐诗人往来不绝，而五代时期，此地两国对峙，形势紧张。地理优势丧失了，其诗歌优势便向周边地区扩散。
关键词：唐末；五代；袁州；诗歌
中图分类号：I207.2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862X（2012）01-0149-005
歌谣文理，与世推移，唐宋之际中国古代诗歌的一个重要现象是唐末属江南西道的袁州一带诗人活动频繁。袁州诗歌在唐末和五代初领袖江西，又于五代后期衰落，这与袁州的地理形势及其交通优势的得失有关。袁州诗坛的兴衰是唐宋江西诗歌转变的关键细节之一。
一、及第进士：袁州文人在唐末兴起的标尺
初、盛唐时期，袁州诗歌近乎空白。中唐韩愈、李德裕等著名文人流贬到这里，其活动在客观上对本地诗人有启蒙和提携作用。据史籍：
韩愈自潮州量移宜春郡，郡人黄颇师愈为文，亦振大名。（《唐摭言》卷四“师友”条）
卢肇、黄颇同游李卫公门下。王起再知贡举，访二人之能。或曰：“卢有文学，黄能诗。”起遂以卢为状头，黄第三人。（《唐语林》卷三“品藻”条）
此后，袁州诗歌在中晚唐渐渐彰显。
袁州诗歌于唐末之兴盛，时贤已经多有关注。傅义、陈景春等先生对《全唐诗》、《全唐文》所载的袁州诗人，考察比较细致，但唐末到清代文献散失严重，唐末袁州诗人的活动面貌，不能完全从《全唐诗》、《全唐文》中反映。而有唐进士一科，极重诗文，对进士及第情况的记载，有助于更好地了解此地唐末诗歌发展状况。所以笔者对唐代袁州及第进士数量和分布，进行了统计。据《唐才子传校笺》［1］、《登科记考补正》［2］、《江西通志》［3］之记载，得唐五代袁州进士及第者69人，现简列如下：
（说明：年号表示进士及第时间，括号中的字母表示文献出处：“C”为《唐才子传校笺》，“D”为《登科记考补正》，字母后面的数字依次表示文献册数、卷数和页数，通志卷页数和后两书无考者不另注。各种记载不同者以《唐才子传校笺》意见为准，其他情况另注。）
彭伉，贞元七年（D1-12-532）。
湛贲，贞元十二年（D2-14-587）。（1）
宋迪，贞元十三年（D2-14-587）。
钱识，元和五年（D2-18-737）。
贾謩，元和七年（D2-18-742）。
易之武，宝历元年（D2-20-896）。
郑史，开成元年（D2-21-855）。
杨鸿，开成二年（D2-21-864）。
谢昉（“昉”，《登科记》作“防”），会昌元年（D2-22-877）。
卢肇、黄颇、李潜，会昌三年（D2-22-884、885、886）（2）。
易重、鲁受，会昌五年（D2-22-896、897）。
徐涣（3），大中十年（D2-22-923）。
伊播，咸通四年（D2-23-945）。
卢文秀、袁皓，咸通六年（D2-23-949、950）。
曾繇，咸通十二年（D2-23-963）。
何迎，广明元年（D2-23-985）。
郑谷，光启三年（C4-9-157，D2-23-995）。
蒋肱，大顺二年（2-D2-24-1009）。
易标，景福二年（D2-27-1012）。
卢邈，景福间（D3-27-1256）。
唐禀，乾宁元年（D2-24-1017）。
王毂，乾宁四年（C4-10-359）。
何幼逊、陈炯，乾宁五年（D2-24-1034）。
董全桢、李旭，天复四年（D2-24-1044）。
刘式，后汉中登第。
谢苌、易偲、潘图、赵拙、梁烛、武灌、刘温其、黎球、戴迟、殷琪、戴光义、晏璩、晏墉、徐琼、欧阳熏、李甲、张为、谢辟、陈嶰、吴罕、黄讽、刘望、李沧、彭遵、袁希古、刘廓、宋鹏举、周确、梁珪、张咸、许洞、蒋勋、赵防、崔绛、刘仁祥、李余庆、易廷桢、彭惟岳，时间不详（D3—27—1235、1236、1237、1259）。
对中唐以后（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后）江南西道其他诸州的及第进士数，笔者也进行了统计。现亦简列如下，以利于比较：
宣州池州歙州饶州信州江州洪州抚州吉州虔州连州郴州道州永州衡州潭州岳州邵州朗州澧州共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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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总数上看，唐五代江南西道各州进士及第者的164人中，袁州的69人大大超出三分之一。从时间上看，这里及第文人数量在唐末达到高峰，到五代则开始下降。中唐贞元、元和（785-820）35年间，袁州及第进士只有5人及第，会昌、咸通（841-873年）的32年间，出现了11人。大顺至唐亡（890-904）的短短14年间，又有9人，而五代有确切记载的只有2人。唐代进士及第前大都会有一段游历和干谒生活，由此可以大致推断出，袁州诗人于文宗开成时期就应开始涌现，会昌、大中、咸通、乾符至大顺中则是他们活动最为频繁的时段，这一过程至少持续了六十年时间。
二、郑谷、齐己与孙鲂：以袁州为起点和
中心的五代前期诗歌活动
在中唐晚期开始活跃的袁州文士，包括卢肇、黄颇、徐涣、袁皓、郑谷、唐禀、王毂、杨夔、李咸用、曾德迈、伍唐珪、潘唐、易重、梁烛、唐廪，贾匡、虚中等人，都声名遐迩。他们往来各地，交游酬唱，名声超出袁州和江南西道地区，飞向全国。在唐末和五代早期，他们也造成了以袁州为中心的诗歌活动，并在郑谷退居宜春时达到高潮。
郑谷，字守愚，宜春人，以《鹧鸪》诗闻名，时号“郑鹧鸪”。咸通十一年（870）位列“咸通十哲”，纪昀称其为“晚唐之巨擘”（《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一）。他在乾宁四年（897）任都官郞中，唐哀帝天祐元年（904）归隐宜春，后梁开平三年（908）离世［4］。唐末五代袁州的诗歌活动是以郑谷为中心的。
在郑谷退居宜春期间，很多诗人来向他讨教，著名的有齐己、孙鲂、黄损。龙衮《江南野史》卷七云：“会唐末丧乱，都官郎郑谷亦避乱归宜春，鲂往师之，颇得其诱掖，后有能诗之名。”《南汉书》卷一○《黄损传》云：“宜春郑谷为湖海宗匠，一见（黄损）辄举其诗谓曰：‘君殆夺真宰所有也。’”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二“进退格”条引黄朝英《靖康缃素杂记》云：“郑谷与僧齐己、黄损等共定《今体诗格》。”（4）贾晋华先生《五代文学编年史》，大致推断三人交往于唐末梁初郑谷隐居宜春到去世期间。由于孙鲂、黄损二人存诗很少，其与郑谷交往的情况难以详考。
现存文献中颇多齐己与郑谷交往的记载。据陶岳《五代史补》卷三“僧齐己”条，郑谷在袁州，齐己因携所撰诗往谒。有《早梅》诗曰：“前村深雪里，昨夜数枝开”。谷笑谓曰：“数枝非早，不若一枝则佳。”齐己矍然，不觉兼三衣叩地膜拜。自是士林以谷为齐己一字之师。阮阅《诗话总龟》卷一一“雅什门”引《郡阁雅谈》则说“僧齐己往袁州谒郑谷，献诗曰：‘自封修药院，别下著僧床。……’谷览之云：‘请改一字，方得相见。’经数日再谒，称已改得诗云：‘别扫著僧床。’谷嘉赏，结为诗友”。这是“一字师”的出典，其中包涵了晚唐五代诗歌发展的重要信息。
齐己《白莲集》中以郑谷为题的诗达十七首之多。郑谷谢世后，齐己写了很多诗悼念，如《乱中闻郑谷吴延保下世》（《白莲集》卷一，下同）、《伤郑谷郎中》（卷二）、《寄西山郑谷神》（卷五）等。其卷一有诗题为《戊辰岁湘中寄郑谷郎中》。“戊辰”是梁太祖开平二年（908）年号，齐己此时已与郑谷交情颇深。可见郑谷回宜春不久，齐己就前来拜谒。卷八《江上望远山寄郑谷郎中》诗下自注云：“公时退居仰山。”此诗末句云：“秦争汉夺空劳力，却是巢由得稳眠。”所感当是哀帝禅位朱梁之事。按史籍，梁祖篡唐于天祐四年（907）春二月。消息传到时，谷必已居仰山，诗有完卵之幸，定有慰郑谷悲怀。
从齐己诗中可以看出两人的交往状况。《白莲集》卷四《寄孙辟呈郑谷郎中》云：“衡岳去都忘，清吟恋省郎。淹留才半月，酬唱颇盈箱。”卷六《赴郑谷郎中招游龙兴观读题诗板谒七真仪像因有十八韵》写二人于松鹤琴酒中论老谈禅的惬意。二人的酬唱多与诗学问题有关，如卷三《寄郑谷郎中》说：“诗心何以传，所证自同禅。觅句如探虎，逄知似得仙。”卷八《寄郑谷郎中》云：“还应笑我降心外，惹得诗魔助佛魔。”可知上文“结为诗友”之说，确非虚言。
齐己与郑谷之间，除诗友关系外，还有佛教方面的因缘。郑谷流落西蜀六年中，经常寓止成都净众寺和简州长松寺，与保唐禅僧关系密切，其集中也有很多诗描写参禅交僧的生活。据齐己《题郑郎中谷仰山居》诗题，郑晚年隐居仰山。仰山是当时禅门沩仰宗势力的中心。沩仰宗大德仰山慧寂卒于中和三年（883）。在慧寂和后来的光涌、光穆时期，仰山势力大张，禅林盛名传扬，这时正值郑谷隐居仰山前后。他移居仰山之举，必与沩仰宗有莫大干系。《全唐诗》卷六七五郑谷《宜春再访芳公言公幽斋写怀叙事因赋长言》云：“入门长恐先师在，香印纱灯似昔年。……顷为弟子曾同社，今忝星郎更契缘。”观“顷为弟子曾同社”之意，此前他应在宜春参加过比较正式的宗教活动。诗中“先师”的称谓，不应该仅是一个客套，而有宗派传承的意义。观诗大意，先师已逝，却恍如在昨日。故窃疑此诗所云芳、言二公是仰山慧寂法嗣。
尹楚彬先生说：“齐己称灵祐再传弟子无染为‘师兄’。他在沩仰宗内的法孙辈分不言自明。其师似即灵祐弟子仰山慧寂。”［5］如果前面的推测大致正确，则郑谷与齐己当为同门。齐己拜郑谷为“一字师”，这种礼敬应不仅限于诗学方面。从佛宗意义来看，二人关系也就可以这样理解：他们与仰山都有亲密接触，也使用佛学上的称谓来表示这种关系。至于两人是不是真正的上下辈，尚有待考证。郑谷声名遐迩，即使被齐己尊为佛教上的“师”，也可能是一个套词。但这种称谓至少给我们约略指出二人在宗派上的大致归属。上文所举二人交往的诗句，都将诗与禅并提，也可见二人诗学与宗派上的联系。
郑谷诗歌盛传于唐末五代，尤其在南国久传不衰，至宋初仍然影响很大，是唐宋诗歌转换的重要人物。［6］围绕他开展的袁州诗歌活动，在唐宋诗歌发展史上有重要意义。
三、地理：唐末五代袁州诗歌发展的重要作用
袁州诗歌在唐末的兴盛，有多方面原因。中唐以来南方经济与文化实力的提高，是袁州诗歌繁荣的大背景。安史之乱后，湘江、赣江流域经济发展迅速，政治地位上升。据李绛《论户部阙官斛斗疏》，元和间江淮欠粮，上三度令赈贷大米，皆令百姓从“江西、湖南”搬运（《全唐文》卷六四五）。［7］到唐末，“湖南、江西管内诸郡，出米至多”（《全唐文》卷八九唐僖宗《南郊赦文》）。据《唐会要》卷七○“量户口定州县等第例”、“州县分望道”条，元和六年（681），江西观察使所属袁、抚、吉皆升为上州，所属没有下县。大中十四年（806）至咸通三年（862）颜遐福刺袁州，到任未两年，“百谷丰，万汇苏，而疆理无事”（《全唐文》卷八○二李思密《袁州城隍庙记》）。阎伯玙刺袁州，“数年之间，渔商阗凑，州境大理”（《唐语林》卷一）。经济上进步，文教也受重视。据正德《袁州府志》卷六“名宦”条，中和元年，邓璠知袁州，兴崇学校，民乐于从事。［8］具备这样的积累，一经外来名人的教导和提携，本地诗歌积蓄的潜能就可喷涌而出。
然而，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袁州诗歌能够一枝独秀于唐末江南西道，还有它地理上的优势。其于五代中后期的衰落也与这种优势的丧失有关，而这又跟唐末五代政治、军事形势的变化密不可分。要明了这种得失，首先要对中唐后交通形势有所了解。
唐帝国交通网络的南北线路，大略言之有三。东线由长安入渭水、河洛，由汴渠经扬州入长江。溯江而上，经江、洪等州至岭南。西线由京畿出褒斜、子午或傥骆谷，经汉中、凤、梁、洋，过金牛、米仓道入蜀。中线由京师出灞桥，越商山，过蓝田、武关至邓州、襄阳，经长江中游地区至岭南、黔中。
安史之乱后，唐代交通形势上的重要变化之一是中线交通重要性的提升。东线在德宗前乃至整个唐代都是最繁忙的交通线。但中唐开始，割据藩镇往往阻断汴渠，漕运不得不改道。德宗建中年间，李皋治邮驿，平道路，使朝贡顺利由宣、饶、荆、襄趣蓝田、武关入京。（5）代宗期间，“周郑路塞，东南贡赋之有，入漕汉江转商山”（《全唐文》卷七八四穆员《秘书监致仕穆元堂志》）。中间经由荆襄替代线路出现，长江中游水路作用大大增强。唐末黄巢克长安，僖宗幸蜀，大批来自东南的物资由江陵进三峡入蜀。崔致远《桂苑笔耕集》卷一○《与萧遘相公书》说：“诸道赋舆皆遵峡路。”若这一路线受阻，后果就非常严重，故其书卷二《请巡幸第二表》说：“必恐乌合蚕食之徒，占据江陵，把断峡路，则列镇贡赋，无计流通。”
汴渠阻隔之际，京师仰食东南。江西、湖南两地钱粮，经长江中游由中线上供，最为便捷。由此，湘、赣二水在交通上的重要性也逐日上升。两地客商、游人的往来也开始频繁。湘、赣二水流通作用的增强，为袁州诗歌的繁荣提供了先决条件。为了说明这一点，又有必要对湘、赣流域及袁州地理大势作一概览。
湘水，出永州零陵，历永、衡、潭、岳州入洞庭、长江。赣水源自章、贡二水，经虔、吉、洪州至鄱湖入江，沿流纳禾水、庐水、袁水、淦水、抚河、锦江。沿湘水而南，经越城岭，能至岭南。由赣水而南，可越大庾岭达广州。湘水之东，有幕阜、连山、九岭、武功、万洋、诸广等山，均为东北—西南走势，隔开湘、赣二地。其中罗霄、九岭、幕阜山间，几处有山路可通，不致完全封闭。但山岭险阻，外来者尤感曲径迷途，终不若水路流畅，一线畅达。所以唐诗所写此区交通者，多谓涉水，少言攀山。水路既为此区交通枢键，于斯北人南迁、文化移植的转变期，得水利者得占开化先机。
袁州自古为湘、赣孔道。现江西省萍乡县境内有六水，莲江、袁河、路口东入赣江，萍、栗、草三水西注湘水。唐代情况大致类此，其水路尤有沟通湘、赣二江之便。据光绪《江西通志》卷五八和蒋湘南《江西水道考》［9］卷三等记载，萍乡县东南五十里有罗霄水，源出罗霄洞，下分二派，其东流者合县东卢溪水，至宜春为袁江。袁江即古牵水、南水，为赣水重要水源。其流经宜春县城为稠江，因水澄清深碧，又称秀江。萍乡县南三十余步有萍川，又名县前江，源出杨岐山，东流西折四十里经县，又九十里入湖南醴陵的渌水。唐袁州辖有萍乡、宜春、新余三县。晚唐袁皓《重归宜春经过萍川题梵林寺》说：“泸水东奔彭蠡浪，萍川西注洞庭波”（《全唐诗》卷六○○，下文凡出于《全唐诗》者皆只注卷数）（6）。此诗道出了唐代袁州水路交通大势：东由袁水入赣江至彭蠡，西自萍川进湘江至洞庭。刘长卿《送从弟贬袁州》说：“水与荆巫接。”（卷一四九）戴叔伦《夜发袁江寄李颍川刘侍御》有云：“半夜回舟入楚乡。”（卷二七四）由袁江出发，不需一夜就可进湖南界，舟楫之利由此可见。正因为如此，很多诗人都将袁州当作湘水流域之一部。所以曹松《送曾德迈归宁宜春》说：“湘东山川有清辉，袁水词人得意归。”（卷八八六）
赣江流域、岭南旅人取道中线入京，可有两支。一取信、饶州入彭蠡湖至江州，经蕲、鄂、郢州入襄；一取湘、赣二水经潭、岳入洞庭、长江转江陵到荆襄。中唐以还，到赣水流域者多经湘水，明显是取后者。正如韩翃《送赵评事赴洪州使幕》云：“孤舟行远近，一路过湘东。”（卷二四四）而这条路线中，袁州是必经之路。从中唐开始，袁州水路便屡屡出现在文人诗中，如：
宜阳城下草萋萋，涧水东流复向西。（卷一五三李华《春行寄兴》）
南行春已满，路半水茫然。楚望花当渡，湘阴橘满川。（卷五一八雍陶《送宜春裴明府之任》）
兰舟西去是通津。（卷八四四齐己《送李评事往宜春》）
“秦妇吟秀才”韦庄唐末避乱江南，徘徊于抚、洪、饶、信、衢、婺之间。他从湖南到洪州，必定经由袁州，其诗作亦有《题袁州谢秀才所居》、《袁州作》（《全唐诗》卷六九八）。唐末名臣韩偓率族人南窜闽地，有一段路线是从潭州往抚州、南城至建州。其由湖南入江西即取道醴陵入袁州。他的诗《玩水禽》等多首诗下注有“醴陵”之字样。有一诗题较长，可看作行记。现点之如次：“甲子岁夏五月，自长沙抵醴陵，贵就深僻，以便疏慵，由道林之南，步胜绝，去绿口，分东入南小江，山水益秀。村篱之次，忽见紫薇花，因思玉堂及西掖厅前皆植是花，遂诗四韵聊寄知心。”（卷六八○）“绿口”即“渌口”，渌水由此入湘江，而萍川水和罗霄水西脉在醴陵入渌水。他的诗《赠孙仁本尊师》自注云：“在袁州。”（卷六八○）《赠易卜崔江处士》下注：“袁州。”（卷六八一）唐末北方民众避乱南迁，很多人以岭南为目的地。从二人所记可知袁州在中国这次移民浪潮中的重要地位。
中唐后，进士科考试越来越受到重视，江、岭文士往往取中线赴举。唐末诗人王贞白《商山》云：“商山名利路，夜亦有人行。”“名利路”指的就是由襄阳经商山到长安的路，此一称谓揭示了进士诗人在中线往返的频繁程度。王贞白是唐末信州人。信州为赣、浙、闽三地通衢。当时日益活跃的闽、浙文人从建、衢州，取道信、洪入湘者，于名利路上奔走不绝，其脚步亦多在袁州停留。在中唐后岭南、长江中游地区文化实力提高的背景下，袁州水路的作用绝不仅是沟通湘、赣二江，而是作为当时关陇文化向江、岭传输的重要枢纽。所以晚唐袁州花木先逢雨露，袁州诗人强势崛起，该处地理上的优胜条件，亦不容忽视。
唐末黄巢事起，长江中游地区政治、军事形势发生了变化。公元907年，朱温建号，湘江、洞庭湖流域被潭州刺史马殷掌握。后梁贞明四年（918）冬，刘信克虔州，赣江、鄱阳湖流域尽入杨氏囊中。天福二年（937）冬十月，杨氏禅位，齐王建唐，这里又成为南唐属地。杨吴、李唐与马楚间先后多次发生争夺而成仇雠。
作为湘赣交通的门户，袁州此时成为兵家必争之地。乾宁元年（894），刘建锋由洪州攻潭州，就是由袁州进入醴陵。《新五代史》卷六六《楚世家》记载袁州刺史吕师周谓其裨将綦毋章云：“吾与楚人为敌境，吾常望其营上云气甚佳，未易败也。”此可见袁州与楚地旌旗相望的紧张气氛。据《资治通鉴》卷二九○，广顺元年（951）二月，“唐主乃以营屯都虞候边镐为信州刺史，将兵屯袁州，潜谋进取”。马令、陆游《南唐书》记载颇同。可见马氏兄弟阋墙之际，南唐势力得以乘虚而入，也是从袁州进袭。李氏保有长沙等地时间很短，广顺二年（952），刘言、周行逢等驱逐边镐，旋即附后周。楚地又隔绝于南唐，再次形成与袁州的军事对峙。战云笼罩下，袁州诗歌发展的好局自然难以维持。
从交通路线上看，五代各方割据，本来就不便于交通。高季兴占据荆南，蓝田—武关道遂由其把握。他朝秦暮楚，摇摆于京洛与江淮势力之间，又劫掠商旅以自肥，就是楚地贡赋有时亦不得至梁。后梁建都洛阳，西京残破，已不再是名士云集的文化中心。赴举进士改奔洛阳，商山“名利路”也渐渐失去重要性。南唐平楚定闽的短暂时段，南人若要赴洛，可由饶、宣至润，或由洪、江州北上。袁州作为由赣入湘之孔道，已经不是文士首选。况且，五代后期，南唐已经自己开科取士。交通优势不再，袁州诗坛的黄金时代也不可避免地过去了。
四、周边地区：袁州诗歌优势的转移和传承
袁州诗歌的崛起，实际上是长江中游地区湘赣流域文化发展的一个标杆。五代时期，这个地区先后作为杨吴和南唐政权的后院，经济实力仍在增长。钟传等三十年重教尊文的政策，又为赣江中下游的洪、吉、抚等州诗歌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唐末广明庚子之乱，其他地方都不以贡士为意，惟江西节帅钟传岁荐士，行乡饮酒礼，资以装赍，故士不远千里求首荐。吉州刺史彭玕通《左氏春秋》，尝募求西京石经，厚赐以金。州人至相语曰：“十金易一笔，百金偿一篇，况得士乎？”士人多往依之。（7）这使赣江中游诸州的文化发展，处于五代各地的前列。其诗歌的发展也就不会因袁州一地受挫而停滞，只是改变了路线，由一枝独秀向多处绽放。抚、洪、吉等地，距袁州较近，乘势而发，终于在宋代形成群芳争艳的局面，结出累累硕果。
如果将赣江流域诗歌由唐入宋的发展分为三步，袁州诗歌的兴盛是第一步，宋初赣江流域诗歌是第三步。两步间的衔接就是从袁州到周边各地的转移。这第二步可分两条线，从人物上看，是郑谷的后继者齐己、孙鲂等人的活动；从地域上看，是袁州周边地区的潭、抚、吉州等地诗歌的演进。
齐己、孙鲂是南方诗歌由唐末进入五代承前启后的人物。郑谷死后，齐己成为荆南与楚地诗歌活动的中坚，孙鲂则进入南唐，与沈彬、李建勋唱和，是江淮文学的干将。他们的活动勾连了湘、赣流域的诗歌发展。
郑谷捐馆宜春后，齐己活动于庐山、潭州和荆南。在潭州，他结交了当时的著名诗人欧阳彬、徐仲雅、廖匡图、刘昭禹、沈彬等。《诗话总龟》卷四引《雅言杂录》云：“廖（匡）图……与刘（昭）禹、李宏皋、徐仲雅、蔡昆、韦鼎、释虚中、齐己俱以文藻知名，更唱迭和。”《十国春秋》卷七三亦云：“先是，楚地多诗人，最著者有沈彬、廖凝、刘昭禹、尚颜、齐己、虚中之徒。”齐己无疑是这些诗人中最出名的。《五代史补》卷三“齐己”条云：“徐东野尤好轻忽，虽王公不避也。毎见齐己必悚然，不敢以众人待之。常谓同列曰：‘我辈所作，皆拘于一途，非所谓通方之士。若齐己才高思远，无所不通，殆难及矣。’论者以徐东野为知言。”《全唐诗》卷七六二有徐仲雅《赠齐己》，从中可看出他对齐己的推崇。
当时潭州天策府学士的活动值得注意。据《通鉴》卷二百八二，后晋天福四年（939）十一月，“楚王希范始开天策府，以幕僚拓跋恒、李弘皋、廖匡图、徐仲雅等十八人为学士”。《新五代史》卷六六说：“希范好学善诗，文士廖光图、徐仲雅、李皋、拓拔常等十八人，皆故殷时学士。”关于十八学士，资料记载不尽相同，其中坚有李宏皋、刘昭禹、廖匡图、徐仲雅、何仲举。他们之间宴饮酬唱，造就了五代湘潭地区诗歌活动的高潮。《十国春秋》卷六八云天福八年（943），“建会春园、嘉宴堂、金华殿，其费巨万，间携子弟僚属于会春园游宴。学士徐仲雅等赋诗上觞，昼夜无节”。马永易《实宾录》卷二“东野先生”条云：“希范创会春园及嘉宴堂，仲雅作诗以纪之。”诸人诗歌多有佳句。《湖湘故事》云：“湖南马氏作会春园。开宴，徐东野有数联为时所称。云‘珠玑影冷偏粘草，兰麝香浓却损花’。”《郡阁雅谈》云徐仲雅因马希范夜晏《迎四仪夫人赋云》：“云路半开千里月，洞天斜掩一天春。”又《宫词》云：“内人晓起怯春寒，轻揭珠帘看牡丹。一把柳丝收不得，和风搭在玉阑干。”曾献家（当作“嘉”）晏堂十首，时称冠绝（8）。
潭州诗人的创作，随马氏政权的灭亡和齐己的离开而衰落；抚、吉州诗歌创作，因孙鲂等的倡导而逐渐生发。孙鲂从宜春回来后，入抚州李德诚幕，与沈彬、李建勋结为诗社，成为赣中诗歌活动的中坚。这一点我另有专论（9）。这里只对吉州有关问题作一论述。
比之潭州、抚州诗歌的官方幕府性质，吉州的诗歌则带有民间特色，显示了赣江流域诗歌活动群众性，是地区文化水平提高的表现和保证。到五代后期，吉州庐陵诗歌逐渐显示出生机和活力，其标志性人物是刘洞、夏宝松。
刘洞，庐陵人，世居建阳。少游学入庐山二十年，师事陈贶。精思不懈，至浃日不盥。后主立，刘以诗百篇因左右献之。羁旅二年，俟召对，不报。遂南还庐陵，开宝八年（975）卒于吉阳山。事见《江南野史》卷九、马令《南唐书》一四、陆游《南唐书》一五、杨伯嵒《六帖补》一○、《十国春秋》三一。集今不传，《全唐诗》七四一存诗一首。
夏宝松，庐陵吉阳人，少学诗于建阳江为。为羇旅卧病，宝松躬尝药饵，夜不解带。为徳之，与处数年，终就其业。诗现不传，《全唐诗》卷七九五存其残句。
《江南野史》卷九云“刘洞与同门夏宝松相善，为唱和俦侣”。洞长五言，诗清而意古，语新而理粹，极为有名，时号“五言金城”，言有浪仙之体。他到金陵献诗百篇，首篇《石城怀古》云：“石城古岸头，一望思悠悠。几许六朝事，不禁江水流。”后主为之掩卷改容。金陵将危，乃为七言诗，大榜路傍。诗云：“千里长江皆渡马，十年养士得何人。”又云：“翻忆潘卿章奏内，阴阴日暮好沾巾。”后诗“国中人人传诵，为泣下”。（10）《十国春秋》卷三一云：“洞有《夜坐》诗，宝松有《宿江城》诗，皆见称一时。”《实宾录》卷五“夏江城刘夜坐”条云：“时百胜军节度使陈徳诚镇南康，善吟讽。宝松闻之，遂往焉，大为徳诚所厚遇。因以诗纪之云：‘建水旧闻刘夜坐，螺川新有夏江城。’以刘洞有《夜坐诗》，为时所尚。宝松有《宿江城》诗云：‘雁飞南浦砧初动，月满西楼酒半醒。’又云‘晓来羸驷依前去，雨后遥山数点青’。由是声价百倍，远闻他郡。”
值得注意的是夏宝松在庐陵开馆授徒的事。据马令《南唐书》卷一四、《十国春秋》卷三一，晩进儒生求为师事者，多赍金帛，不远数百里，辐辏其门。宝松黩货，毎授弟子，未尝会讲。唯赀帛稍厚者，背众与议而绐曰：“诗之旨诀，我有一葫芦儿授之，将待价。”由是多私赂焉。夏宝松索贿之得逞，一是他名气大，但也反映出当地人对诗歌文教的渴望和热忱。《唐摭言》卷八“为贤妻激劝而得者”有轶事一则，是说中唐袁州的事：
彭伉、湛贲，俱袁州人，伉妻即湛姨也。伉举进士擢第，湛犹为县吏。妻族为置贺宴，皆官人名士，伉居客之右，一座尽倾。湛至，命饭于后阁。湛无难色。其妻忿然责之曰：“男子不能自励，窘辱如此，复何为容？”湛感其言，孜孜学业，未数载，一举登第。伉常辱之，时伉方跨长耳纵游于城郭，忽有童驰报湛郎及第。伉失声而坠。故袁人谑曰：“湛郎及第，彭伉落驴。”
从这则轶事中可以看到袁州人对进士及第的向往。《唐摭言》卷四“师友”条载黄颇睹卢肇为碑版，则唾之而去，表现出袁州文人间的激烈竞争，也间接反映了袁州士子对诗文的重视。正是在这种土壤的滋养下，袁州诗歌的种子才茁壮成长，而现在这种情况转移到吉州了。陈德诚以检校使知虔州事在宋开宝元年至四年（968-971）［10］，夏宝松活动的时间也应在此前后。这正是五代末期，距唐末袁州诗歌鼎盛的时期有半个多世纪，离彭伉及第的贞元七年（791），已近两个世纪。一百八十年前袁州士人争相学诗的场景，又在吉州重现。历史的脚步惊人地相似，不过时间与地点都已变换，而唐宋间诗歌转变的一条轨迹也就约略可见了。
五、结语
唐宋易代之际，袁州进士众多，以郑谷为中心的诗人前后唱和，造成此地诗坛短暂的兴盛。尔后齐己等人漂流于吉、抚州和湘江流域，袁州诗歌优势逐渐让位于周边。这一转变，为宋代江西诗坛的兴盛埋下了伏笔。唐宋诗歌的转变，有很多原因可寻。政治、军事形势的变化造成袁州地理优势的得失，导致袁州诗歌兴衰变迁。对唐宋诗歌的发展而言，这是关键性细节之一。
注释：
（1）《全唐诗》、《全唐文》小传云毗陵人，后徙宜春。然唐人记载皆云湛为宜春人，从之。
（2）李潜，《唐诗纪事》卷五五云：“潜，字徳隐，宜春人。”《全唐诗》小传叙同，卷五五二有其《和主司王起》。然同书卷五五三载其同年姚鹄诗《送李潜归绵州觐省》，父母既在绵州，潜当为绵州人。未审孰确，唐代进士科考有冒籍者，抑或宋人另有它本，姑系之待再考。
（3）一作“焕”，此从《全唐诗》卷六七四《送徐涣端公南归》及《登科记》。
（4）宋祝穆《古今事文类聚》别集卷一○“诗有数格”条引《缃素杂记》云：郑谷与僧齐己、黄损等共定《今体诗格》。《锦绣万花谷》前集卷二一“葫芦格辘轳格进退格”条亦引《杂记》云：“郑谷与齐己黄损定《今体诗格》。”《十国春秋》卷六二《黄损传》云：“损常与都官员外郎郑谷、僧齐己定近体诗诸格。”张伯伟先生《全唐五代诗格汇考》“新定诗格”条有考。“新定”、“今体”命名之不一，正反映出《诗格》在改删、传抄中不同版本的状态和过程。
（5）关于唐代交通之论述，参见鞠清远《唐代之交通》、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卷三篇一六、李德辉《唐代交通与文学》第二章第四节。
（6）“泸水”，一作“秀水”，似应为前者，因其上游为芦溪。
（7）见《新唐书》卷一九○云《钟传传》、《太平广记》卷一八四“钟传”条。
（8）见《五代诗话》卷七。
（9）段双喜.孙鲂生平及结“诗社”补考［J］.合肥工业大学学报（哲社版）.2009（4）：122-124。
（10）见陆游《南唐书》卷一三、吴任臣《十国春秋》卷二七《潘佑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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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正德袁州府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第37册）［M］.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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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朱玉龙.五代十国方镇年表［M］.北京：中华书局，1991：468-469.
（责任编辑 文 心）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1YJC751019）
作者简介：段双喜（1974-），男，江西人，复旦大学文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晚唐五代宋初诗歌。
关键词：唐末；五代；袁州；诗歌
中图分类号：I207.2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862X（2012）01-0149-005
歌谣文理，与世推移，唐宋之际中国古代诗歌的一个重要现象是唐末属江南西道的袁州一带诗人活动频繁。袁州诗歌在唐末和五代初领袖江西，又于五代后期衰落，这与袁州的地理形势及其交通优势的得失有关。袁州诗坛的兴衰是唐宋江西诗歌转变的关键细节之一。
一、及第进士：袁州文人在唐末兴起的标尺
初、盛唐时期，袁州诗歌近乎空白。中唐韩愈、李德裕等著名文人流贬到这里，其活动在客观上对本地诗人有启蒙和提携作用。据史籍：
韩愈自潮州量移宜春郡，郡人黄颇师愈为文，亦振大名。（《唐摭言》卷四“师友”条）
卢肇、黄颇同游李卫公门下。王起再知贡举，访二人之能。或曰：“卢有文学，黄能诗。”起遂以卢为状头，黄第三人。（《唐语林》卷三“品藻”条）
此后，袁州诗歌在中晚唐渐渐彰显。
袁州诗歌于唐末之兴盛，时贤已经多有关注。傅义、陈景春等先生对《全唐诗》、《全唐文》所载的袁州诗人，考察比较细致，但唐末到清代文献散失严重，唐末袁州诗人的活动面貌，不能完全从《全唐诗》、《全唐文》中反映。而有唐进士一科，极重诗文，对进士及第情况的记载，有助于更好地了解此地唐末诗歌发展状况。所以笔者对唐代袁州及第进士数量和分布，进行了统计。据《唐才子传校笺》［1］、《登科记考补正》［2］、《江西通志》［3］之记载，得唐五代袁州进士及第者69人，现简列如下：
（说明：年号表示进士及第时间，括号中的字母表示文献出处：“C”为《唐才子传校笺》，“D”为《登科记考补正》，字母后面的数字依次表示文献册数、卷数和页数，通志卷页数和后两书无考者不另注。各种记载不同者以《唐才子传校笺》意见为准，其他情况另注。）
彭伉，贞元七年（D1-12-532）。
湛贲，贞元十二年（D2-14-587）。（1）
宋迪，贞元十三年（D2-14-587）。
钱识，元和五年（D2-18-737）。
贾謩，元和七年（D2-18-742）。
易之武，宝历元年（D2-20-896）。
郑史，开成元年（D2-21-855）。
杨鸿，开成二年（D2-21-864）。
谢昉（“昉”，《登科记》作“防”），会昌元年（D2-22-877）。
卢肇、黄颇、李潜，会昌三年（D2-22-884、885、886）（2）。
易重、鲁受，会昌五年（D2-22-896、897）。
徐涣（3），大中十年（D2-22-923）。
伊播，咸通四年（D2-23-945）。
卢文秀、袁皓，咸通六年（D2-23-949、950）。
曾繇，咸通十二年（D2-23-963）。
何迎，广明元年（D2-23-985）。
郑谷，光启三年（C4-9-157，D2-23-995）。
蒋肱，大顺二年（2-D2-24-1009）。
易标，景福二年（D2-27-1012）。
卢邈，景福间（D3-27-1256）。
唐禀，乾宁元年（D2-24-1017）。
王毂，乾宁四年（C4-10-359）。
何幼逊、陈炯，乾宁五年（D2-24-1034）。
董全桢、李旭，天复四年（D2-24-1044）。
刘式，后汉中登第。
谢苌、易偲、潘图、赵拙、梁烛、武灌、刘温其、黎球、戴迟、殷琪、戴光义、晏璩、晏墉、徐琼、欧阳熏、李甲、张为、谢辟、陈嶰、吴罕、黄讽、刘望、李沧、彭遵、袁希古、刘廓、宋鹏举、周确、梁珪、张咸、许洞、蒋勋、赵防、崔绛、刘仁祥、李余庆、易廷桢、彭惟岳，时间不详（D3—27—1235、1236、1237、1259）。
对中唐以后（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后）江南西道其他诸州的及第进士数，笔者也进行了统计。现亦简列如下，以利于比较：
宣州池州歙州饶州信州江州洪州抚州吉州虔州连州郴州道州永州衡州潭州岳州邵州朗州澧州共计
10156124014031919041120395
从总数上看，唐五代江南西道各州进士及第者的164人中，袁州的69人大大超出三分之一。从时间上看，这里及第文人数量在唐末达到高峰，到五代则开始下降。中唐贞元、元和（785-820）35年间，袁州及第进士只有5人及第，会昌、咸通（841-873年）的32年间，出现了11人。大顺至唐亡（890-904）的短短14年间，又有9人，而五代有确切记载的只有2人。唐代进士及第前大都会有一段游历和干谒生活，由此可以大致推断出，袁州诗人于文宗开成时期就应开始涌现，会昌、大中、咸通、乾符至大顺中则是他们活动最为频繁的时段，这一过程至少持续了六十年时间。
二、郑谷、齐己与孙鲂：以袁州为起点和
中心的五代前期诗歌活动
在中唐晚期开始活跃的袁州文士，包括卢肇、黄颇、徐涣、袁皓、郑谷、唐禀、王毂、杨夔、李咸用、曾德迈、伍唐珪、潘唐、易重、梁烛、唐廪，贾匡、虚中等人，都声名遐迩。他们往来各地，交游酬唱，名声超出袁州和江南西道地区，飞向全国。在唐末和五代早期，他们也造成了以袁州为中心的诗歌活动，并在郑谷退居宜春时达到高潮。
郑谷，字守愚，宜春人，以《鹧鸪》诗闻名，时号“郑鹧鸪”。咸通十一年（870）位列“咸通十哲”，纪昀称其为“晚唐之巨擘”（《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一）。他在乾宁四年（897）任都官郞中，唐哀帝天祐元年（904）归隐宜春，后梁开平三年（908）离世［4］。唐末五代袁州的诗歌活动是以郑谷为中心的。
在郑谷退居宜春期间，很多诗人来向他讨教，著名的有齐己、孙鲂、黄损。龙衮《江南野史》卷七云：“会唐末丧乱，都官郎郑谷亦避乱归宜春，鲂往师之，颇得其诱掖，后有能诗之名。”《南汉书》卷一○《黄损传》云：“宜春郑谷为湖海宗匠，一见（黄损）辄举其诗谓曰：‘君殆夺真宰所有也。’”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二“进退格”条引黄朝英《靖康缃素杂记》云：“郑谷与僧齐己、黄损等共定《今体诗格》。”（4）贾晋华先生《五代文学编年史》，大致推断三人交往于唐末梁初郑谷隐居宜春到去世期间。由于孙鲂、黄损二人存诗很少，其与郑谷交往的情况难以详考。
现存文献中颇多齐己与郑谷交往的记载。据陶岳《五代史补》卷三“僧齐己”条，郑谷在袁州，齐己因携所撰诗往谒。有《早梅》诗曰：“前村深雪里，昨夜数枝开”。谷笑谓曰：“数枝非早，不若一枝则佳。”齐己矍然，不觉兼三衣叩地膜拜。自是士林以谷为齐己一字之师。阮阅《诗话总龟》卷一一“雅什门”引《郡阁雅谈》则说“僧齐己往袁州谒郑谷，献诗曰：‘自封修药院，别下著僧床。……’谷览之云：‘请改一字，方得相见。’经数日再谒，称已改得诗云：‘别扫著僧床。’谷嘉赏，结为诗友”。这是“一字师”的出典，其中包涵了晚唐五代诗歌发展的重要信息。
齐己《白莲集》中以郑谷为题的诗达十七首之多。郑谷谢世后，齐己写了很多诗悼念，如《乱中闻郑谷吴延保下世》（《白莲集》卷一，下同）、《伤郑谷郎中》（卷二）、《寄西山郑谷神》（卷五）等。其卷一有诗题为《戊辰岁湘中寄郑谷郎中》。“戊辰”是梁太祖开平二年（908）年号，齐己此时已与郑谷交情颇深。可见郑谷回宜春不久，齐己就前来拜谒。卷八《江上望远山寄郑谷郎中》诗下自注云：“公时退居仰山。”此诗末句云：“秦争汉夺空劳力，却是巢由得稳眠。”所感当是哀帝禅位朱梁之事。按史籍，梁祖篡唐于天祐四年（907）春二月。消息传到时，谷必已居仰山，诗有完卵之幸，定有慰郑谷悲怀。
从齐己诗中可以看出两人的交往状况。《白莲集》卷四《寄孙辟呈郑谷郎中》云：“衡岳去都忘，清吟恋省郎。淹留才半月，酬唱颇盈箱。”卷六《赴郑谷郎中招游龙兴观读题诗板谒七真仪像因有十八韵》写二人于松鹤琴酒中论老谈禅的惬意。二人的酬唱多与诗学问题有关，如卷三《寄郑谷郎中》说：“诗心何以传，所证自同禅。觅句如探虎，逄知似得仙。”卷八《寄郑谷郎中》云：“还应笑我降心外，惹得诗魔助佛魔。”可知上文“结为诗友”之说，确非虚言。
齐己与郑谷之间，除诗友关系外，还有佛教方面的因缘。郑谷流落西蜀六年中，经常寓止成都净众寺和简州长松寺，与保唐禅僧关系密切，其集中也有很多诗描写参禅交僧的生活。据齐己《题郑郎中谷仰山居》诗题，郑晚年隐居仰山。仰山是当时禅门沩仰宗势力的中心。沩仰宗大德仰山慧寂卒于中和三年（883）。在慧寂和后来的光涌、光穆时期，仰山势力大张，禅林盛名传扬，这时正值郑谷隐居仰山前后。他移居仰山之举，必与沩仰宗有莫大干系。《全唐诗》卷六七五郑谷《宜春再访芳公言公幽斋写怀叙事因赋长言》云：“入门长恐先师在，香印纱灯似昔年。……顷为弟子曾同社，今忝星郎更契缘。”观“顷为弟子曾同社”之意，此前他应在宜春参加过比较正式的宗教活动。诗中“先师”的称谓，不应该仅是一个客套，而有宗派传承的意义。观诗大意，先师已逝，却恍如在昨日。故窃疑此诗所云芳、言二公是仰山慧寂法嗣。
尹楚彬先生说：“齐己称灵祐再传弟子无染为‘师兄’。他在沩仰宗内的法孙辈分不言自明。其师似即灵祐弟子仰山慧寂。”［5］如果前面的推测大致正确，则郑谷与齐己当为同门。齐己拜郑谷为“一字师”，这种礼敬应不仅限于诗学方面。从佛宗意义来看，二人关系也就可以这样理解：他们与仰山都有亲密接触，也使用佛学上的称谓来表示这种关系。至于两人是不是真正的上下辈，尚有待考证。郑谷声名遐迩，即使被齐己尊为佛教上的“师”，也可能是一个套词。但这种称谓至少给我们约略指出二人在宗派上的大致归属。上文所举二人交往的诗句，都将诗与禅并提，也可见二人诗学与宗派上的联系。
郑谷诗歌盛传于唐末五代，尤其在南国久传不衰，至宋初仍然影响很大，是唐宋诗歌转换的重要人物。［6］围绕他开展的袁州诗歌活动，在唐宋诗歌发展史上有重要意义。
三、地理：唐末五代袁州诗歌发展的重要作用
袁州诗歌在唐末的兴盛，有多方面原因。中唐以来南方经济与文化实力的提高，是袁州诗歌繁荣的大背景。安史之乱后，湘江、赣江流域经济发展迅速，政治地位上升。据李绛《论户部阙官斛斗疏》，元和间江淮欠粮，上三度令赈贷大米，皆令百姓从“江西、湖南”搬运（《全唐文》卷六四五）。［7］到唐末，“湖南、江西管内诸郡，出米至多”（《全唐文》卷八九唐僖宗《南郊赦文》）。据《唐会要》卷七○“量户口定州县等第例”、“州县分望道”条，元和六年（681），江西观察使所属袁、抚、吉皆升为上州，所属没有下县。大中十四年（806）至咸通三年（862）颜遐福刺袁州，到任未两年，“百谷丰，万汇苏，而疆理无事”（《全唐文》卷八○二李思密《袁州城隍庙记》）。阎伯玙刺袁州，“数年之间，渔商阗凑，州境大理”（《唐语林》卷一）。经济上进步，文教也受重视。据正德《袁州府志》卷六“名宦”条，中和元年，邓璠知袁州，兴崇学校，民乐于从事。［8］具备这样的积累，一经外来名人的教导和提携，本地诗歌积蓄的潜能就可喷涌而出。
然而，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袁州诗歌能够一枝独秀于唐末江南西道，还有它地理上的优势。其于五代中后期的衰落也与这种优势的丧失有关，而这又跟唐末五代政治、军事形势的变化密不可分。要明了这种得失，首先要对中唐后交通形势有所了解。
唐帝国交通网络的南北线路，大略言之有三。东线由长安入渭水、河洛，由汴渠经扬州入长江。溯江而上，经江、洪等州至岭南。西线由京畿出褒斜、子午或傥骆谷，经汉中、凤、梁、洋，过金牛、米仓道入蜀。中线由京师出灞桥，越商山，过蓝田、武关至邓州、襄阳，经长江中游地区至岭南、黔中。
安史之乱后，唐代交通形势上的重要变化之一是中线交通重要性的提升。东线在德宗前乃至整个唐代都是最繁忙的交通线。但中唐开始，割据藩镇往往阻断汴渠，漕运不得不改道。德宗建中年间，李皋治邮驿，平道路，使朝贡顺利由宣、饶、荆、襄趣蓝田、武关入京。（5）代宗期间，“周郑路塞，东南贡赋之有，入漕汉江转商山”（《全唐文》卷七八四穆员《秘书监致仕穆元堂志》）。中间经由荆襄替代线路出现，长江中游水路作用大大增强。唐末黄巢克长安，僖宗幸蜀，大批来自东南的物资由江陵进三峡入蜀。崔致远《桂苑笔耕集》卷一○《与萧遘相公书》说：“诸道赋舆皆遵峡路。”若这一路线受阻，后果就非常严重，故其书卷二《请巡幸第二表》说：“必恐乌合蚕食之徒，占据江陵，把断峡路，则列镇贡赋，无计流通。”
汴渠阻隔之际，京师仰食东南。江西、湖南两地钱粮，经长江中游由中线上供，最为便捷。由此，湘、赣二水在交通上的重要性也逐日上升。两地客商、游人的往来也开始频繁。湘、赣二水流通作用的增强，为袁州诗歌的繁荣提供了先决条件。为了说明这一点，又有必要对湘、赣流域及袁州地理大势作一概览。
湘水，出永州零陵，历永、衡、潭、岳州入洞庭、长江。赣水源自章、贡二水，经虔、吉、洪州至鄱湖入江，沿流纳禾水、庐水、袁水、淦水、抚河、锦江。沿湘水而南，经越城岭，能至岭南。由赣水而南，可越大庾岭达广州。湘水之东，有幕阜、连山、九岭、武功、万洋、诸广等山，均为东北—西南走势，隔开湘、赣二地。其中罗霄、九岭、幕阜山间，几处有山路可通，不致完全封闭。但山岭险阻，外来者尤感曲径迷途，终不若水路流畅，一线畅达。所以唐诗所写此区交通者，多谓涉水，少言攀山。水路既为此区交通枢键，于斯北人南迁、文化移植的转变期，得水利者得占开化先机。
袁州自古为湘、赣孔道。现江西省萍乡县境内有六水，莲江、袁河、路口东入赣江，萍、栗、草三水西注湘水。唐代情况大致类此，其水路尤有沟通湘、赣二江之便。据光绪《江西通志》卷五八和蒋湘南《江西水道考》［9］卷三等记载，萍乡县东南五十里有罗霄水，源出罗霄洞，下分二派，其东流者合县东卢溪水，至宜春为袁江。袁江即古牵水、南水，为赣水重要水源。其流经宜春县城为稠江，因水澄清深碧，又称秀江。萍乡县南三十余步有萍川，又名县前江，源出杨岐山，东流西折四十里经县，又九十里入湖南醴陵的渌水。唐袁州辖有萍乡、宜春、新余三县。晚唐袁皓《重归宜春经过萍川题梵林寺》说：“泸水东奔彭蠡浪，萍川西注洞庭波”（《全唐诗》卷六○○，下文凡出于《全唐诗》者皆只注卷数）（6）。此诗道出了唐代袁州水路交通大势：东由袁水入赣江至彭蠡，西自萍川进湘江至洞庭。刘长卿《送从弟贬袁州》说：“水与荆巫接。”（卷一四九）戴叔伦《夜发袁江寄李颍川刘侍御》有云：“半夜回舟入楚乡。”（卷二七四）由袁江出发，不需一夜就可进湖南界，舟楫之利由此可见。正因为如此，很多诗人都将袁州当作湘水流域之一部。所以曹松《送曾德迈归宁宜春》说：“湘东山川有清辉，袁水词人得意归。”（卷八八六）
赣江流域、岭南旅人取道中线入京，可有两支。一取信、饶州入彭蠡湖至江州，经蕲、鄂、郢州入襄；一取湘、赣二水经潭、岳入洞庭、长江转江陵到荆襄。中唐以还，到赣水流域者多经湘水，明显是取后者。正如韩翃《送赵评事赴洪州使幕》云：“孤舟行远近，一路过湘东。”（卷二四四）而这条路线中，袁州是必经之路。从中唐开始，袁州水路便屡屡出现在文人诗中，如：
宜阳城下草萋萋，涧水东流复向西。（卷一五三李华《春行寄兴》）
南行春已满，路半水茫然。楚望花当渡，湘阴橘满川。（卷五一八雍陶《送宜春裴明府之任》）
兰舟西去是通津。（卷八四四齐己《送李评事往宜春》）
“秦妇吟秀才”韦庄唐末避乱江南，徘徊于抚、洪、饶、信、衢、婺之间。他从湖南到洪州，必定经由袁州，其诗作亦有《题袁州谢秀才所居》、《袁州作》（《全唐诗》卷六九八）。唐末名臣韩偓率族人南窜闽地，有一段路线是从潭州往抚州、南城至建州。其由湖南入江西即取道醴陵入袁州。他的诗《玩水禽》等多首诗下注有“醴陵”之字样。有一诗题较长，可看作行记。现点之如次：“甲子岁夏五月，自长沙抵醴陵，贵就深僻，以便疏慵，由道林之南，步胜绝，去绿口，分东入南小江，山水益秀。村篱之次，忽见紫薇花，因思玉堂及西掖厅前皆植是花，遂诗四韵聊寄知心。”（卷六八○）“绿口”即“渌口”，渌水由此入湘江，而萍川水和罗霄水西脉在醴陵入渌水。他的诗《赠孙仁本尊师》自注云：“在袁州。”（卷六八○）《赠易卜崔江处士》下注：“袁州。”（卷六八一）唐末北方民众避乱南迁，很多人以岭南为目的地。从二人所记可知袁州在中国这次移民浪潮中的重要地位。
中唐后，进士科考试越来越受到重视，江、岭文士往往取中线赴举。唐末诗人王贞白《商山》云：“商山名利路，夜亦有人行。”“名利路”指的就是由襄阳经商山到长安的路，此一称谓揭示了进士诗人在中线往返的频繁程度。王贞白是唐末信州人。信州为赣、浙、闽三地通衢。当时日益活跃的闽、浙文人从建、衢州，取道信、洪入湘者，于名利路上奔走不绝，其脚步亦多在袁州停留。在中唐后岭南、长江中游地区文化实力提高的背景下，袁州水路的作用绝不仅是沟通湘、赣二江，而是作为当时关陇文化向江、岭传输的重要枢纽。所以晚唐袁州花木先逢雨露，袁州诗人强势崛起，该处地理上的优胜条件，亦不容忽视。
唐末黄巢事起，长江中游地区政治、军事形势发生了变化。公元907年，朱温建号，湘江、洞庭湖流域被潭州刺史马殷掌握。后梁贞明四年（918）冬，刘信克虔州，赣江、鄱阳湖流域尽入杨氏囊中。天福二年（937）冬十月，杨氏禅位，齐王建唐，这里又成为南唐属地。杨吴、李唐与马楚间先后多次发生争夺而成仇雠。
作为湘赣交通的门户，袁州此时成为兵家必争之地。乾宁元年（894），刘建锋由洪州攻潭州，就是由袁州进入醴陵。《新五代史》卷六六《楚世家》记载袁州刺史吕师周谓其裨将綦毋章云：“吾与楚人为敌境，吾常望其营上云气甚佳，未易败也。”此可见袁州与楚地旌旗相望的紧张气氛。据《资治通鉴》卷二九○，广顺元年（951）二月，“唐主乃以营屯都虞候边镐为信州刺史，将兵屯袁州，潜谋进取”。马令、陆游《南唐书》记载颇同。可见马氏兄弟阋墙之际，南唐势力得以乘虚而入，也是从袁州进袭。李氏保有长沙等地时间很短，广顺二年（952），刘言、周行逢等驱逐边镐，旋即附后周。楚地又隔绝于南唐，再次形成与袁州的军事对峙。战云笼罩下，袁州诗歌发展的好局自然难以维持。
从交通路线上看，五代各方割据，本来就不便于交通。高季兴占据荆南，蓝田—武关道遂由其把握。他朝秦暮楚，摇摆于京洛与江淮势力之间，又劫掠商旅以自肥，就是楚地贡赋有时亦不得至梁。后梁建都洛阳，西京残破，已不再是名士云集的文化中心。赴举进士改奔洛阳，商山“名利路”也渐渐失去重要性。南唐平楚定闽的短暂时段，南人若要赴洛，可由饶、宣至润，或由洪、江州北上。袁州作为由赣入湘之孔道，已经不是文士首选。况且，五代后期，南唐已经自己开科取士。交通优势不再，袁州诗坛的黄金时代也不可避免地过去了。
四、周边地区：袁州诗歌优势的转移和传承
袁州诗歌的崛起，实际上是长江中游地区湘赣流域文化发展的一个标杆。五代时期，这个地区先后作为杨吴和南唐政权的后院，经济实力仍在增长。钟传等三十年重教尊文的政策，又为赣江中下游的洪、吉、抚等州诗歌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唐末广明庚子之乱，其他地方都不以贡士为意，惟江西节帅钟传岁荐士，行乡饮酒礼，资以装赍，故士不远千里求首荐。吉州刺史彭玕通《左氏春秋》，尝募求西京石经，厚赐以金。州人至相语曰：“十金易一笔，百金偿一篇，况得士乎？”士人多往依之。（7）这使赣江中游诸州的文化发展，处于五代各地的前列。其诗歌的发展也就不会因袁州一地受挫而停滞，只是改变了路线，由一枝独秀向多处绽放。抚、洪、吉等地，距袁州较近，乘势而发，终于在宋代形成群芳争艳的局面，结出累累硕果。
如果将赣江流域诗歌由唐入宋的发展分为三步，袁州诗歌的兴盛是第一步，宋初赣江流域诗歌是第三步。两步间的衔接就是从袁州到周边各地的转移。这第二步可分两条线，从人物上看，是郑谷的后继者齐己、孙鲂等人的活动；从地域上看，是袁州周边地区的潭、抚、吉州等地诗歌的演进。
齐己、孙鲂是南方诗歌由唐末进入五代承前启后的人物。郑谷死后，齐己成为荆南与楚地诗歌活动的中坚，孙鲂则进入南唐，与沈彬、李建勋唱和，是江淮文学的干将。他们的活动勾连了湘、赣流域的诗歌发展。
郑谷捐馆宜春后，齐己活动于庐山、潭州和荆南。在潭州，他结交了当时的著名诗人欧阳彬、徐仲雅、廖匡图、刘昭禹、沈彬等。《诗话总龟》卷四引《雅言杂录》云：“廖（匡）图……与刘（昭）禹、李宏皋、徐仲雅、蔡昆、韦鼎、释虚中、齐己俱以文藻知名，更唱迭和。”《十国春秋》卷七三亦云：“先是，楚地多诗人，最著者有沈彬、廖凝、刘昭禹、尚颜、齐己、虚中之徒。”齐己无疑是这些诗人中最出名的。《五代史补》卷三“齐己”条云：“徐东野尤好轻忽，虽王公不避也。毎见齐己必悚然，不敢以众人待之。常谓同列曰：‘我辈所作，皆拘于一途，非所谓通方之士。若齐己才高思远，无所不通，殆难及矣。’论者以徐东野为知言。”《全唐诗》卷七六二有徐仲雅《赠齐己》，从中可看出他对齐己的推崇。
当时潭州天策府学士的活动值得注意。据《通鉴》卷二百八二，后晋天福四年（939）十一月，“楚王希范始开天策府，以幕僚拓跋恒、李弘皋、廖匡图、徐仲雅等十八人为学士”。《新五代史》卷六六说：“希范好学善诗，文士廖光图、徐仲雅、李皋、拓拔常等十八人，皆故殷时学士。”关于十八学士，资料记载不尽相同，其中坚有李宏皋、刘昭禹、廖匡图、徐仲雅、何仲举。他们之间宴饮酬唱，造就了五代湘潭地区诗歌活动的高潮。《十国春秋》卷六八云天福八年（943），“建会春园、嘉宴堂、金华殿，其费巨万，间携子弟僚属于会春园游宴。学士徐仲雅等赋诗上觞，昼夜无节”。马永易《实宾录》卷二“东野先生”条云：“希范创会春园及嘉宴堂，仲雅作诗以纪之。”诸人诗歌多有佳句。《湖湘故事》云：“湖南马氏作会春园。开宴，徐东野有数联为时所称。云‘珠玑影冷偏粘草，兰麝香浓却损花’。”《郡阁雅谈》云徐仲雅因马希范夜晏《迎四仪夫人赋云》：“云路半开千里月，洞天斜掩一天春。”又《宫词》云：“内人晓起怯春寒，轻揭珠帘看牡丹。一把柳丝收不得，和风搭在玉阑干。”曾献家（当作“嘉”）晏堂十首，时称冠绝（8）。
潭州诗人的创作，随马氏政权的灭亡和齐己的离开而衰落；抚、吉州诗歌创作，因孙鲂等的倡导而逐渐生发。孙鲂从宜春回来后，入抚州李德诚幕，与沈彬、李建勋结为诗社，成为赣中诗歌活动的中坚。这一点我另有专论（9）。这里只对吉州有关问题作一论述。
比之潭州、抚州诗歌的官方幕府性质，吉州的诗歌则带有民间特色，显示了赣江流域诗歌活动群众性，是地区文化水平提高的表现和保证。到五代后期，吉州庐陵诗歌逐渐显示出生机和活力，其标志性人物是刘洞、夏宝松。
刘洞，庐陵人，世居建阳。少游学入庐山二十年，师事陈贶。精思不懈，至浃日不盥。后主立，刘以诗百篇因左右献之。羁旅二年，俟召对，不报。遂南还庐陵，开宝八年（975）卒于吉阳山。事见《江南野史》卷九、马令《南唐书》一四、陆游《南唐书》一五、杨伯嵒《六帖补》一○、《十国春秋》三一。集今不传，《全唐诗》七四一存诗一首。
夏宝松，庐陵吉阳人，少学诗于建阳江为。为羇旅卧病，宝松躬尝药饵，夜不解带。为徳之，与处数年，终就其业。诗现不传，《全唐诗》卷七九五存其残句。
《江南野史》卷九云“刘洞与同门夏宝松相善，为唱和俦侣”。洞长五言，诗清而意古，语新而理粹，极为有名，时号“五言金城”，言有浪仙之体。他到金陵献诗百篇，首篇《石城怀古》云：“石城古岸头，一望思悠悠。几许六朝事，不禁江水流。”后主为之掩卷改容。金陵将危，乃为七言诗，大榜路傍。诗云：“千里长江皆渡马，十年养士得何人。”又云：“翻忆潘卿章奏内，阴阴日暮好沾巾。”后诗“国中人人传诵，为泣下”。（10）《十国春秋》卷三一云：“洞有《夜坐》诗，宝松有《宿江城》诗，皆见称一时。”《实宾录》卷五“夏江城刘夜坐”条云：“时百胜军节度使陈徳诚镇南康，善吟讽。宝松闻之，遂往焉，大为徳诚所厚遇。因以诗纪之云：‘建水旧闻刘夜坐，螺川新有夏江城。’以刘洞有《夜坐诗》，为时所尚。宝松有《宿江城》诗云：‘雁飞南浦砧初动，月满西楼酒半醒。’又云‘晓来羸驷依前去，雨后遥山数点青’。由是声价百倍，远闻他郡。”
值得注意的是夏宝松在庐陵开馆授徒的事。据马令《南唐书》卷一四、《十国春秋》卷三一，晩进儒生求为师事者，多赍金帛，不远数百里，辐辏其门。宝松黩货，毎授弟子，未尝会讲。唯赀帛稍厚者，背众与议而绐曰：“诗之旨诀，我有一葫芦儿授之，将待价。”由是多私赂焉。夏宝松索贿之得逞，一是他名气大，但也反映出当地人对诗歌文教的渴望和热忱。《唐摭言》卷八“为贤妻激劝而得者”有轶事一则，是说中唐袁州的事：
彭伉、湛贲，俱袁州人，伉妻即湛姨也。伉举进士擢第，湛犹为县吏。妻族为置贺宴，皆官人名士，伉居客之右，一座尽倾。湛至，命饭于后阁。湛无难色。其妻忿然责之曰：“男子不能自励，窘辱如此，复何为容？”湛感其言，孜孜学业，未数载，一举登第。伉常辱之，时伉方跨长耳纵游于城郭，忽有童驰报湛郎及第。伉失声而坠。故袁人谑曰：“湛郎及第，彭伉落驴。”
从这则轶事中可以看到袁州人对进士及第的向往。《唐摭言》卷四“师友”条载黄颇睹卢肇为碑版，则唾之而去，表现出袁州文人间的激烈竞争，也间接反映了袁州士子对诗文的重视。正是在这种土壤的滋养下，袁州诗歌的种子才茁壮成长，而现在这种情况转移到吉州了。陈德诚以检校使知虔州事在宋开宝元年至四年（968-971）［10］，夏宝松活动的时间也应在此前后。这正是五代末期，距唐末袁州诗歌鼎盛的时期有半个多世纪，离彭伉及第的贞元七年（791），已近两个世纪。一百八十年前袁州士人争相学诗的场景，又在吉州重现。历史的脚步惊人地相似，不过时间与地点都已变换，而唐宋间诗歌转变的一条轨迹也就约略可见了。
五、结语
唐宋易代之际，袁州进士众多，以郑谷为中心的诗人前后唱和，造成此地诗坛短暂的兴盛。尔后齐己等人漂流于吉、抚州和湘江流域，袁州诗歌优势逐渐让位于周边。这一转变，为宋代江西诗坛的兴盛埋下了伏笔。唐宋诗歌的转变，有很多原因可寻。政治、军事形势的变化造成袁州地理优势的得失，导致袁州诗歌兴衰变迁。对唐宋诗歌的发展而言，这是关键性细节之一。
注释：
（1）《全唐诗》、《全唐文》小传云毗陵人，后徙宜春。然唐人记载皆云湛为宜春人，从之。
（2）李潜，《唐诗纪事》卷五五云：“潜，字徳隐，宜春人。”《全唐诗》小传叙同，卷五五二有其《和主司王起》。然同书卷五五三载其同年姚鹄诗《送李潜归绵州觐省》，父母既在绵州，潜当为绵州人。未审孰确，唐代进士科考有冒籍者，抑或宋人另有它本，姑系之待再考。
（3）一作“焕”，此从《全唐诗》卷六七四《送徐涣端公南归》及《登科记》。
（4）宋祝穆《古今事文类聚》别集卷一○“诗有数格”条引《缃素杂记》云：郑谷与僧齐己、黄损等共定《今体诗格》。《锦绣万花谷》前集卷二一“葫芦格辘轳格进退格”条亦引《杂记》云：“郑谷与齐己黄损定《今体诗格》。”《十国春秋》卷六二《黄损传》云：“损常与都官员外郎郑谷、僧齐己定近体诗诸格。”张伯伟先生《全唐五代诗格汇考》“新定诗格”条有考。“新定”、“今体”命名之不一，正反映出《诗格》在改删、传抄中不同版本的状态和过程。
（5）关于唐代交通之论述，参见鞠清远《唐代之交通》、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卷三篇一六、李德辉《唐代交通与文学》第二章第四节。
（6）“泸水”，一作“秀水”，似应为前者，因其上游为芦溪。
（7）见《新唐书》卷一九○云《钟传传》、《太平广记》卷一八四“钟传”条。
（8）见《五代诗话》卷七。
（9）段双喜.孙鲂生平及结“诗社”补考［J］.合肥工业大学学报（哲社版）.2009（4）：122-124。
（10）见陆游《南唐书》卷一三、吴任臣《十国春秋》卷二七《潘佑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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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朱玉龙.五代十国方镇年表［M］.北京：中华书局，1991：468-469.
（责任编辑 文 心）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1YJC751019）
作者简介：段双喜（1974-），男，江西人，复旦大学文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晚唐五代宋初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