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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经济政策是列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前提下，利用资本主义的动态生产体系，借助商业的活跃实现工农业的良性互动，創造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的诞生。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时期，针对改革出现的两种相反的声音，列宁1921年的四个文本具有不可忽视的借鉴价值；而对于改革中出现的实际问题，新经济政策提供的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路径。但是列宁在此期间，对权力的认识还不够深刻，没有形成有效的权力制约监督体制，致使新经济政策难以贯彻始终。
关键词：列宁；新经济政策；深化改革
中图分类号：A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494（2017）04-0011-05
苏维埃俄国取得国内战争胜利之后，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经济建设新时期。国际上，有资本主义国家主张同俄国通商；国内，由于1921年春苏维埃俄国开始实施新经济政策，工业、农业都逐渐好转，但新经济政策初期实行的工业品和农产品相交换的计划政策最终失败，自发地转变为自由买卖和现金交易现象。新时期出现的新情况迫切要求布尔什维克党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新经济政策，以寻找正确的社会主义道路。新经济政策的逐步变化与深化是列宁根据经济发展的现实情况作出的积极回应，也是对之前政策经验的有效总结，更是创造性地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正如邓小平所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1]当下，我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时期，要努力破除思想上的狭隘陈旧观念、打破固步自封的局面。列宁在新经济政策上的不断深化思想对于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具有深远意义，对于正处在改革攻坚期的中国如何坚持社会主义大方向又能提高生产力具有借鉴价值；而其后无法持续贯彻下去的原因、致使新经济政策破产的历史教训亦应引起我们的反思。
本文通过对列宁在1921年的四个重要文本——《十月革命四周年》（10月14日）（以下简称《四周年》）、《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10月17日）（以下简称《任务》）、《在莫斯科省第七次党代表会议上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报告》（10月29日）（以下简称《报告》）、《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11月5日）（以下简称《作用》）进行解读，揭示出列宁在新经济政策期间的经济建设是一个逐步深化改革探索的过程，是在第一次战略退却之后，由于实际情况的需要，开始了再一次的战略退却，是一个不断破冰的过程，希冀对当下我国深化改革有所启示。
一、列宁1921年四个重要文本的历史背景
在1918年至1920年期间，由于外国武装干涉及国内战争，俄国苏维埃政府首要的任务不是建设而是战争，是要取得战争的胜利。为此，在这期间，实行的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列宁指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是在武装干涉和经济混乱的特殊条件下不得不采用的，是战争和经济破坏迫使我们实行的。它不是而且也不能是适应无产阶级经济任务的政策。它是一种临时的办法。”[2]接着，列宁在1921年3月布尔什维克党第十次代表大会上，肯定“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当时实际情况下的作用，阐释它的必要性，认为在国家经济低落甚至是接近崩溃期间，国家只能求助于农民，农民是国家、军队、工农政权的必要且重要依靠，只能采用对农民而言毫无报酬的“余粮收集制”，暂时牺牲农民的些许利益，才能解除国家危机。但是，列宁同样也指出它的消极作用及在执行过程中的错误，“我们在这方面犯了很多错误，做得过分了：我们在贸易国有化和工业国有化方面，在禁止地方周转方面做得过分了……在这方面，我们做了许多完全错误的事情，我们没有保持一定的限度，不知道如何保持这个限度，如果看不到和不理解这一点，那就是一种莫大的罪恶了。我们做得超过了理论上和政治上所需要的限度了。”[3]由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走得太远了，其后在和平建设时期，并不能给国家带来生产力上的提高，更不能满足人民的日常生活需求，这样的经济政策与人民的生产积极性背道而驰、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这几年间，俄国总的生产水平倒退几十年：“1920年煤炭总的产量为870万吨，只相当于1898年的水平；生铁冶炼量为11.6万吨，比1862年减少一半；棉织品的产量只相当于1857年的水平；1921年的工业生产只相当于战前的七分之一。”[4]
生产极度落后，社会矛盾不断尖锐。由1921年3月喀琅施塔得的反革命叛乱为导火索，引发了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人的警惕，开始认为要纠正“余粮收集制”的错误，并且采取措施解决农民危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主要是在国内革命之后，即1921年至1923年期间的有关新经济政策的思想和阐述。以《论粮食税》为代表，标志着新经济政策正式理论的形成。而其后的四个重要文本则是对它的完善补充，《四周年》《任务》《报告》《作用》主要是总结了苏维埃俄国四年多的经济建设经验以及新经济政策半年多的经验。充分体现了一个有机联系、不断深化和逐步递进的过程，体现了列宁如何从先前的经济政策过渡到新经济政策，是在执行过程中、在实际情况所遇到的实际问题中，不断寻求解决办法、不断突破的过程。
经济上，在新经济政策伊始，列宁开始第一次的战略退却，通过取代余粮收集制的实物税，在工业与农业之间实现一种产品的交换，使工人和农民建立一种流转关系。“代表大会正在用这种方法来调整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并且相信，用这种办法一定能够在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建立起牢固的关系。”[5]但是由于当时经济的破坏程度极其严重，导致国家还不能以足够的工业品向农民换取国家所必需的全部粮食，所以实行粮食税，即征收国家最必需的粮食给军队和工人，而其余的则用工业品与粮食进行交换。可是，随后一段时间内，工业与农业的这种产品交换开始发生变化，并不是最初计划的实物交换，而是出现了自由买卖和现金交易，“它设想，在全国范围内，或多或少要按照社会主义方式用工业品换取农产品，并通过这种商品交换来恢复作为社会主义结构唯一基础的大工业。结果怎样呢？现在你们从实践中以及从我国所有的报刊上都可以清楚地看到，结果是商品交换失败了。所谓失败，是说它变成了商品买卖。”[6]228实际需要的并不是简单的商品交换，而是商业和货币流通。经济上的这种理论政策与实际情况的相背离，迫使布尔什维克党必须采取新的政策以适应变化了的实际情况，开始进一步的战略退却，以确保不至于出现社会乱象。 政治上，出现了两种不利于社会发展的倾向。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其成效也越发明显。计划中的商品交换的失败以及由之而来的自由买卖和货币现象，导致了两种声音的出现。第一种，害怕由于新经济政策而引发资本主义复辟现象。有人认为新经济政策违背了马克思的设想，违背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任务和历史使命，是“资本主义的一切污浊腐败的东西”又死灰复燃了，实行的新经济政策不是社会主义，不是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第二种，由于看到新经济政策的效果而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持全盘否定态度进而怀疑之前的革命历史。认为新经济政策之前的政策都是错误且无用的，当时就不应该采取“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而应该直接采取新经济政策，甚至认为之前的十月革命也是不必要的。
由于新经济政策实施半年后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出现了新情况，列宁必须对此情况作出分析且采取措施。由此开始了对新经济政策的部分深化与纠正，而《四周年》《任务》《报告》《作用》就是其中重要的文本。
二、列宁1921年四个重要文本体现的新经济政策思想
1.肯定十月革命历史功绩，开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四周年》是承上启下之作。在《四周年》中，一方面，列寧自豪地肯定十月革命彻底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性的工作。第一，实际上本应该是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完成的任务，比如宗教问题、男女不平等（政治权利方面）以及民族不平等问题，资产阶级只是空谈，并未付诸实践。列宁认为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在这些民主问题的解决上都没有苏俄完成彻底。事实确实如此，1918年7月10日第五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由列宁亲自起草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根本法）》，这是世界上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规定年满十八周岁的劳动者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而美国于1920年才赋予妇女选举权。第二，从1914年起，世界就开始陷入一种动荡不安的恐慌之中，“由于金融资本所实行的目前左右着全世界的国际政策（这种政策必然会引起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必然会导致极少数先进强国变本加厉地压迫、抢劫、掠夺和扼杀各落后的弱小民族）。”[6]173十月革命揭露了一个被各国战争所掩盖的事实，即各国间的战争是奴隶主之间的利益争夺战，各资产阶级都是牺牲无产阶级的利益和生命，“保卫祖国”也只是资产阶级的一种伪善把戏，而十月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即是“变奴隶主之间的分赃战争为各国奴隶反对各国奴隶主的战争。”[6]174另一方面，指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任务还未开始。通过革命夺取政权只是布尔什维克党的第一次胜利，并不是最后的胜利。党的最后一项事业也是最困难的事业即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要为社会主义建立一个强大厚实的经济基础。
2.进一步提出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党和政府的工作任务及要求
列宁在《任务》中，首先，指出了当时苏维埃俄国所面临的急剧转变，要求共产党员也要根据形势改变自己之前的设想——即之前设想国家直接按照共产主义原则实行生产和分配。列宁指出了策略上的错误，认为现在必须经过一个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才能通往共产主义。党和政府由于之前沿用国内战争时期的政策而没有及时进行改变，造成了严重的危机，用“余粮收集制”这种直接的共产主义办法建设国家经济是行不通的，没有考虑到农民的个人利益问题，打击农民生产积极性，生产力逐渐滑落，人民生活水平没有改善甚至下降，是经济危机、政治危机的主要原因。而党和政府不能把根本原则的坚定性变成策略上的僵化，党和政府思想僵化，就无法前进，必然会陷入僵局之中。因此，必须开始战略退却，一切都重新安排，稳妥退却，稳妥前进。其次，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斗争的结果将取决于谁更快、更好地利用当前形势。资产阶级一出现就是背负着自己的对立面——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是在资本主义大企业中生产物质财富的，资本主义大企业是无产阶级存在的现实基地，如果资本主义大工业全部消失，那么，无产阶级得以存在的经济根基也就随之消失，所以重新开始资本主义企业的生产，也就是使无产阶级得以存在。问题的关键在于，谁领导谁？领导资本主义企业生产有利于增加社会的物质财富，生产实实在在的经济，而不是去做投机倒把生意。再次，提出和个人利益结合以及个人负责的原则。工农政权的一个特征即是劳动者不是为资本家工作，是为自己每个人劳动。但是，资本家有无产阶级无法比拟的优势——会做经济工作，所以，不要怕资本家从劳动者那里攫取利润。但是，工农政权的人必须不能让这利润白白付出，而要把利润当做学费，好好向资本家学习如何做经济工作，认真学习资本家的理性经济头脑，学习经济核算，学习提高生产效率的办法，这也要和个人利益相结合才能有更高的执行效率。最后，提出政治教育工作者的三大任务。三大任务面临的三大敌人，第一，共产党员的狂妄自大。党员不能用自己的权力对一切事物发号施令。由于个人知识以及经历的有限性，一个人不可能对所有事情都了如指掌，党员要谦虚，学会民主协商。第二，文盲。文盲是政治发展的一大阻碍，不识字、没有知识，就只有人云亦云、谎话偏见、迷信愚昧，无法产生真正的智慧型政治。第三，贪污受贿。只要有贪污受贿，很多政策措施只是形式，钱权交易使得人民主权难以真正行使，人民政权会陷入崩塌境地，如若纵容贪污腐败之风，法律不仅不起作用，还会造成更坏的后果。
3.认为第一次的退却还不够，必须再退却
在《报告》中，列宁指出，起初设想的将商品交换这一形式固定下来，可是，实际情况却是出现了商品买卖和现金交易，这种现实情况的出现意味着第一次退却还不够，必须再次退却。“我们应当认识到，我们退得不够，必须再退，再后退，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到由国家调节买卖和货币流通，商品交换没有得到丝毫结果，私人市场比我们强大，通常的买卖、贸易代替了商品交换。”[6]228不能因为在短期内使用“强攻”无法攻下“经济建设”这个壁垒，就放弃进攻，不去寻找新的进攻办法，而再次退却就是改换长期“围攻”的进攻策略。但是，在新经济政策的再次退却期间，布尔什维克党必须同时保持清醒的头脑，即必须清楚这种基本的经济关系。新经济政策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一个必需的环节，经济建设与军事任务不同，军事任务只有一个目的，即战争胜利，可是，经济建设涉及方方面面，是社会各方面相互协调的最优选项。新经济政策就是引入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自然会产生一些新情况，如小型商业企业的发展、国营企业的出租等，这些都代表着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在经济建设中，所面临的危险并不比军事任务少，甚至危险更大，因为整个经济系统不像军事作战的关系那么简单明了，而是涉及最琐碎的日常生活，是一点一滴渗透到人们生活、思想当中的，所以危险性也不能小觑。 4.全力抓住国内商业这个重要环节，出现停止退却的可能
在《作用》中，列宁认为，当前必须活跃国内商业。商业的一个最显著特点即是一个动态的流转方式。“活的资本”使得资本主义一百年创造的生产力比以往一切历史创造的总和还多。而商业就是以这个“活的资本”为主创造了一个动态的生产体系。苏维埃政权是以工农政权为基础，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但是，在此之前，两者之间的关系内容并没有随着国内战争结束而改变，还是处于一个僵化状态，农民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经济关系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工农联盟的稳定性就无法保证。商业就以自身“动态”的这个特点来扭转农民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经济关系。“工业按其技术能力和有组织的‘上层建筑’以及其他伴生的条件来说，能够比以前更迅速更便宜更多地向小农提供优质产品——那么商业就是千百万小农与大工业之间唯一可能的经济联系。”[6]249但是，另一方面，列宁认为退却至商业就到了适度的点，从商业开始就可以停止退却了。
列宁这四个文本体现的是一个环环相扣、层层递进的改革策略。从生产力发展的必要性以及政权和国家的稳定性阐述新经济政策的必要性。对于当下我国的改革实际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三、对四个文本体现的新经济政策思想的辨析
1.其思想能够有力地回应由“全盘西化”引致的历史虚无主义
中国自1978年12月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出现一些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掀起一股“全盘西化”之风，进而产生历史虚无主义，怀疑、否认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作用。历史虚无主义对当时国家所处的形势没有深刻的认识，在那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中国是别国的奴隶，何来国家发展一说？中国也像列宁在《四周年》所指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是完成了奴隶反抗奴隶主的革命，不经过中国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就无法逃离帝国主义战争的地狱，就无法摆脱被帝国主义当做人偶傀儡的命运。革命是摆脱资产阶级国家的殖民与奴役，是为我国的独立发展奠定根本性的基础，是为了从帝国主义国家利益争夺战的魔爪下挣脱出来，寻求国家独立，是为本国人民从奴隶主的奴役下解放出来的必要的革命过程。
2.利用“围攻”策略——市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但有其自身局限性
列宁开始认识到要发展经济不能靠以前的革命热情，这种政治热情而引发的军事热情在经济建设方面是无法胜任的。列宁举了日俄战争中的一个例子，在战争伊始，强攻无疑是第一选择，因为耗时越长，危险越大，而且也能知道自身实力，但是，在强攻失败之后，就必须开始考虑艰难漫长的围攻。经济的发展更是要靠“围攻”而非“强攻”，因此，必须学会一种灵活机动的革命策略——这条路行不通，就换条路。换一条“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道路，不是靠个人感性的军事形式的集结，而是靠以个人利益为基础的个人理性发展经济。引进自由贸易、商品交换和商业，即市场，各种资本主义经济形式可以适当利用，只要有利于国家经济发展。但是，这一创造性的政策也是列宁经过痛苦矛盾的思想过程而得出的，由于局限性，他只是把利用市场当做一个暂时的迂回道路与缓兵之计，指出退却至商业就基本可以停止退却了，也没有将市场经济提升到理论高度，认为只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抛弃市场经济，并且只是部分借用资本主义动态生产体系。而经过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市场经济是可以被社会主义采用的，并且将市场的作用提升到理论高度，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是由实践决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人为本”，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人的发展，即康德所说的“在任何情况下，都把人当做目的，而不仅仅是当做手段”[7]，中国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单纯追逐“资本的增殖性”。
3.经济政策思想体现的精髓即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
列宁曾经阐述过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切从实际出发。即要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而改变政策，“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意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向前推进。”[8]新经济政策不是列宁想要通过政策违背规律，而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改变政策，是应势而生的经济政策，是对当时经济状况、政治形势作出的一种积极回应。在新经济政策与马克思主义原创理论有矛盾的时候，列宁能够站在高度审视的角度，创造性地提出与本国国情相匹配的理论，是抓住了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这与邓小平的论断是一致的，“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9]
4.列宁认识到了新时期党和政府的新任务，但没有形成完整的权力监督体制
列宁深刻认识到，引进市场的某些元素，必定会带来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这是不可避免的，新经济政策就是要利用资本主义生产，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在这期间，重要的问题是谁跑在前面，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比资产阶级更快地掌握这些经济关系，要领导社会主义生产。而在无产阶级政党处于新经济政策时期的领导地位时，党和政府的任务就不再是之前单纯地夺取政权了，而是如何领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列宁也认识到了党和政府必須克服的问题，特别是经济关系发生变化，生产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情况下，党和政府面对着巨大的挑战。但是，列宁主要是想靠党员自身的克己奉公、廉洁自律能力抵制权力与金钱的诱惑，而没有形成一整套完整的权力监督体制，以致于后来斯大林形成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权力无法下放，经济高度僵化。新经济政策在列宁之后难以贯彻始终，警示我们：改革经济，发展经济，必须有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上下呼应，才能使我国的改革开放在良性的政治轨道上运行，而不是经济、政治的发展如同两条脱离的双轨道各自运行。全面深化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要求对于政府权力必须形成有效的监督制约体系，必须形成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匹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加强党内监督，将权力控制在法律框架内部，完善法治中国的路径。
参考文献：
[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39.
[2]列宁.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17.
[3]列宁.列宁全集：第3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208.
[4]周尚文，叶书宗，王斯德.苏联兴亡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94.
[5]列宁.列宁全集：第4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65.
[6]列宁.列宁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7]康德.形而上学原理[M].苗力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81.
[8]列宁.列宁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61.
[9]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43.
关键词：列宁；新经济政策；深化改革
中图分类号：A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494（2017）04-0011-05
苏维埃俄国取得国内战争胜利之后，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经济建设新时期。国际上，有资本主义国家主张同俄国通商；国内，由于1921年春苏维埃俄国开始实施新经济政策，工业、农业都逐渐好转，但新经济政策初期实行的工业品和农产品相交换的计划政策最终失败，自发地转变为自由买卖和现金交易现象。新时期出现的新情况迫切要求布尔什维克党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新经济政策，以寻找正确的社会主义道路。新经济政策的逐步变化与深化是列宁根据经济发展的现实情况作出的积极回应，也是对之前政策经验的有效总结，更是创造性地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正如邓小平所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1]当下，我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时期，要努力破除思想上的狭隘陈旧观念、打破固步自封的局面。列宁在新经济政策上的不断深化思想对于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具有深远意义，对于正处在改革攻坚期的中国如何坚持社会主义大方向又能提高生产力具有借鉴价值；而其后无法持续贯彻下去的原因、致使新经济政策破产的历史教训亦应引起我们的反思。
本文通过对列宁在1921年的四个重要文本——《十月革命四周年》（10月14日）（以下简称《四周年》）、《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10月17日）（以下简称《任务》）、《在莫斯科省第七次党代表会议上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报告》（10月29日）（以下简称《报告》）、《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11月5日）（以下简称《作用》）进行解读，揭示出列宁在新经济政策期间的经济建设是一个逐步深化改革探索的过程，是在第一次战略退却之后，由于实际情况的需要，开始了再一次的战略退却，是一个不断破冰的过程，希冀对当下我国深化改革有所启示。
一、列宁1921年四个重要文本的历史背景
在1918年至1920年期间，由于外国武装干涉及国内战争，俄国苏维埃政府首要的任务不是建设而是战争，是要取得战争的胜利。为此，在这期间，实行的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列宁指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是在武装干涉和经济混乱的特殊条件下不得不采用的，是战争和经济破坏迫使我们实行的。它不是而且也不能是适应无产阶级经济任务的政策。它是一种临时的办法。”[2]接着，列宁在1921年3月布尔什维克党第十次代表大会上，肯定“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当时实际情况下的作用，阐释它的必要性，认为在国家经济低落甚至是接近崩溃期间，国家只能求助于农民，农民是国家、军队、工农政权的必要且重要依靠，只能采用对农民而言毫无报酬的“余粮收集制”，暂时牺牲农民的些许利益，才能解除国家危机。但是，列宁同样也指出它的消极作用及在执行过程中的错误，“我们在这方面犯了很多错误，做得过分了：我们在贸易国有化和工业国有化方面，在禁止地方周转方面做得过分了……在这方面，我们做了许多完全错误的事情，我们没有保持一定的限度，不知道如何保持这个限度，如果看不到和不理解这一点，那就是一种莫大的罪恶了。我们做得超过了理论上和政治上所需要的限度了。”[3]由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走得太远了，其后在和平建设时期，并不能给国家带来生产力上的提高，更不能满足人民的日常生活需求，这样的经济政策与人民的生产积极性背道而驰、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这几年间，俄国总的生产水平倒退几十年：“1920年煤炭总的产量为870万吨，只相当于1898年的水平；生铁冶炼量为11.6万吨，比1862年减少一半；棉织品的产量只相当于1857年的水平；1921年的工业生产只相当于战前的七分之一。”[4]
生产极度落后，社会矛盾不断尖锐。由1921年3月喀琅施塔得的反革命叛乱为导火索，引发了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人的警惕，开始认为要纠正“余粮收集制”的错误，并且采取措施解决农民危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主要是在国内革命之后，即1921年至1923年期间的有关新经济政策的思想和阐述。以《论粮食税》为代表，标志着新经济政策正式理论的形成。而其后的四个重要文本则是对它的完善补充，《四周年》《任务》《报告》《作用》主要是总结了苏维埃俄国四年多的经济建设经验以及新经济政策半年多的经验。充分体现了一个有机联系、不断深化和逐步递进的过程，体现了列宁如何从先前的经济政策过渡到新经济政策，是在执行过程中、在实际情况所遇到的实际问题中，不断寻求解决办法、不断突破的过程。
经济上，在新经济政策伊始，列宁开始第一次的战略退却，通过取代余粮收集制的实物税，在工业与农业之间实现一种产品的交换，使工人和农民建立一种流转关系。“代表大会正在用这种方法来调整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并且相信，用这种办法一定能够在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建立起牢固的关系。”[5]但是由于当时经济的破坏程度极其严重，导致国家还不能以足够的工业品向农民换取国家所必需的全部粮食，所以实行粮食税，即征收国家最必需的粮食给军队和工人，而其余的则用工业品与粮食进行交换。可是，随后一段时间内，工业与农业的这种产品交换开始发生变化，并不是最初计划的实物交换，而是出现了自由买卖和现金交易，“它设想，在全国范围内，或多或少要按照社会主义方式用工业品换取农产品，并通过这种商品交换来恢复作为社会主义结构唯一基础的大工业。结果怎样呢？现在你们从实践中以及从我国所有的报刊上都可以清楚地看到，结果是商品交换失败了。所谓失败，是说它变成了商品买卖。”[6]228实际需要的并不是简单的商品交换，而是商业和货币流通。经济上的这种理论政策与实际情况的相背离，迫使布尔什维克党必须采取新的政策以适应变化了的实际情况，开始进一步的战略退却，以确保不至于出现社会乱象。 政治上，出现了两种不利于社会发展的倾向。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其成效也越发明显。计划中的商品交换的失败以及由之而来的自由买卖和货币现象，导致了两种声音的出现。第一种，害怕由于新经济政策而引发资本主义复辟现象。有人认为新经济政策违背了马克思的设想，违背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任务和历史使命，是“资本主义的一切污浊腐败的东西”又死灰复燃了，实行的新经济政策不是社会主义，不是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第二种，由于看到新经济政策的效果而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持全盘否定态度进而怀疑之前的革命历史。认为新经济政策之前的政策都是错误且无用的，当时就不应该采取“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而应该直接采取新经济政策，甚至认为之前的十月革命也是不必要的。
由于新经济政策实施半年后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出现了新情况，列宁必须对此情况作出分析且采取措施。由此开始了对新经济政策的部分深化与纠正，而《四周年》《任务》《报告》《作用》就是其中重要的文本。
二、列宁1921年四个重要文本体现的新经济政策思想
1.肯定十月革命历史功绩，开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四周年》是承上启下之作。在《四周年》中，一方面，列寧自豪地肯定十月革命彻底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性的工作。第一，实际上本应该是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完成的任务，比如宗教问题、男女不平等（政治权利方面）以及民族不平等问题，资产阶级只是空谈，并未付诸实践。列宁认为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在这些民主问题的解决上都没有苏俄完成彻底。事实确实如此，1918年7月10日第五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由列宁亲自起草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根本法）》，这是世界上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规定年满十八周岁的劳动者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而美国于1920年才赋予妇女选举权。第二，从1914年起，世界就开始陷入一种动荡不安的恐慌之中，“由于金融资本所实行的目前左右着全世界的国际政策（这种政策必然会引起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必然会导致极少数先进强国变本加厉地压迫、抢劫、掠夺和扼杀各落后的弱小民族）。”[6]173十月革命揭露了一个被各国战争所掩盖的事实，即各国间的战争是奴隶主之间的利益争夺战，各资产阶级都是牺牲无产阶级的利益和生命，“保卫祖国”也只是资产阶级的一种伪善把戏，而十月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即是“变奴隶主之间的分赃战争为各国奴隶反对各国奴隶主的战争。”[6]174另一方面，指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任务还未开始。通过革命夺取政权只是布尔什维克党的第一次胜利，并不是最后的胜利。党的最后一项事业也是最困难的事业即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要为社会主义建立一个强大厚实的经济基础。
2.进一步提出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党和政府的工作任务及要求
列宁在《任务》中，首先，指出了当时苏维埃俄国所面临的急剧转变，要求共产党员也要根据形势改变自己之前的设想——即之前设想国家直接按照共产主义原则实行生产和分配。列宁指出了策略上的错误，认为现在必须经过一个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才能通往共产主义。党和政府由于之前沿用国内战争时期的政策而没有及时进行改变，造成了严重的危机，用“余粮收集制”这种直接的共产主义办法建设国家经济是行不通的，没有考虑到农民的个人利益问题，打击农民生产积极性，生产力逐渐滑落，人民生活水平没有改善甚至下降，是经济危机、政治危机的主要原因。而党和政府不能把根本原则的坚定性变成策略上的僵化，党和政府思想僵化，就无法前进，必然会陷入僵局之中。因此，必须开始战略退却，一切都重新安排，稳妥退却，稳妥前进。其次，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斗争的结果将取决于谁更快、更好地利用当前形势。资产阶级一出现就是背负着自己的对立面——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是在资本主义大企业中生产物质财富的，资本主义大企业是无产阶级存在的现实基地，如果资本主义大工业全部消失，那么，无产阶级得以存在的经济根基也就随之消失，所以重新开始资本主义企业的生产，也就是使无产阶级得以存在。问题的关键在于，谁领导谁？领导资本主义企业生产有利于增加社会的物质财富，生产实实在在的经济，而不是去做投机倒把生意。再次，提出和个人利益结合以及个人负责的原则。工农政权的一个特征即是劳动者不是为资本家工作，是为自己每个人劳动。但是，资本家有无产阶级无法比拟的优势——会做经济工作，所以，不要怕资本家从劳动者那里攫取利润。但是，工农政权的人必须不能让这利润白白付出，而要把利润当做学费，好好向资本家学习如何做经济工作，认真学习资本家的理性经济头脑，学习经济核算，学习提高生产效率的办法，这也要和个人利益相结合才能有更高的执行效率。最后，提出政治教育工作者的三大任务。三大任务面临的三大敌人，第一，共产党员的狂妄自大。党员不能用自己的权力对一切事物发号施令。由于个人知识以及经历的有限性，一个人不可能对所有事情都了如指掌，党员要谦虚，学会民主协商。第二，文盲。文盲是政治发展的一大阻碍，不识字、没有知识，就只有人云亦云、谎话偏见、迷信愚昧，无法产生真正的智慧型政治。第三，贪污受贿。只要有贪污受贿，很多政策措施只是形式，钱权交易使得人民主权难以真正行使，人民政权会陷入崩塌境地，如若纵容贪污腐败之风，法律不仅不起作用，还会造成更坏的后果。
3.认为第一次的退却还不够，必须再退却
在《报告》中，列宁指出，起初设想的将商品交换这一形式固定下来，可是，实际情况却是出现了商品买卖和现金交易，这种现实情况的出现意味着第一次退却还不够，必须再次退却。“我们应当认识到，我们退得不够，必须再退，再后退，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到由国家调节买卖和货币流通，商品交换没有得到丝毫结果，私人市场比我们强大，通常的买卖、贸易代替了商品交换。”[6]228不能因为在短期内使用“强攻”无法攻下“经济建设”这个壁垒，就放弃进攻，不去寻找新的进攻办法，而再次退却就是改换长期“围攻”的进攻策略。但是，在新经济政策的再次退却期间，布尔什维克党必须同时保持清醒的头脑，即必须清楚这种基本的经济关系。新经济政策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一个必需的环节，经济建设与军事任务不同，军事任务只有一个目的，即战争胜利，可是，经济建设涉及方方面面，是社会各方面相互协调的最优选项。新经济政策就是引入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自然会产生一些新情况，如小型商业企业的发展、国营企业的出租等，这些都代表着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在经济建设中，所面临的危险并不比军事任务少，甚至危险更大，因为整个经济系统不像军事作战的关系那么简单明了，而是涉及最琐碎的日常生活，是一点一滴渗透到人们生活、思想当中的，所以危险性也不能小觑。 4.全力抓住国内商业这个重要环节，出现停止退却的可能
在《作用》中，列宁认为，当前必须活跃国内商业。商业的一个最显著特点即是一个动态的流转方式。“活的资本”使得资本主义一百年创造的生产力比以往一切历史创造的总和还多。而商业就是以这个“活的资本”为主创造了一个动态的生产体系。苏维埃政权是以工农政权为基础，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但是，在此之前，两者之间的关系内容并没有随着国内战争结束而改变，还是处于一个僵化状态，农民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经济关系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工农联盟的稳定性就无法保证。商业就以自身“动态”的这个特点来扭转农民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经济关系。“工业按其技术能力和有组织的‘上层建筑’以及其他伴生的条件来说，能够比以前更迅速更便宜更多地向小农提供优质产品——那么商业就是千百万小农与大工业之间唯一可能的经济联系。”[6]249但是，另一方面，列宁认为退却至商业就到了适度的点，从商业开始就可以停止退却了。
列宁这四个文本体现的是一个环环相扣、层层递进的改革策略。从生产力发展的必要性以及政权和国家的稳定性阐述新经济政策的必要性。对于当下我国的改革实际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三、对四个文本体现的新经济政策思想的辨析
1.其思想能够有力地回应由“全盘西化”引致的历史虚无主义
中国自1978年12月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出现一些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掀起一股“全盘西化”之风，进而产生历史虚无主义，怀疑、否认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作用。历史虚无主义对当时国家所处的形势没有深刻的认识，在那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中国是别国的奴隶，何来国家发展一说？中国也像列宁在《四周年》所指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是完成了奴隶反抗奴隶主的革命，不经过中国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就无法逃离帝国主义战争的地狱，就无法摆脱被帝国主义当做人偶傀儡的命运。革命是摆脱资产阶级国家的殖民与奴役，是为我国的独立发展奠定根本性的基础，是为了从帝国主义国家利益争夺战的魔爪下挣脱出来，寻求国家独立，是为本国人民从奴隶主的奴役下解放出来的必要的革命过程。
2.利用“围攻”策略——市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但有其自身局限性
列宁开始认识到要发展经济不能靠以前的革命热情，这种政治热情而引发的军事热情在经济建设方面是无法胜任的。列宁举了日俄战争中的一个例子，在战争伊始，强攻无疑是第一选择，因为耗时越长，危险越大，而且也能知道自身实力，但是，在强攻失败之后，就必须开始考虑艰难漫长的围攻。经济的发展更是要靠“围攻”而非“强攻”，因此，必须学会一种灵活机动的革命策略——这条路行不通，就换条路。换一条“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道路，不是靠个人感性的军事形式的集结，而是靠以个人利益为基础的个人理性发展经济。引进自由贸易、商品交换和商业，即市场，各种资本主义经济形式可以适当利用，只要有利于国家经济发展。但是，这一创造性的政策也是列宁经过痛苦矛盾的思想过程而得出的，由于局限性，他只是把利用市场当做一个暂时的迂回道路与缓兵之计，指出退却至商业就基本可以停止退却了，也没有将市场经济提升到理论高度，认为只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抛弃市场经济，并且只是部分借用资本主义动态生产体系。而经过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市场经济是可以被社会主义采用的，并且将市场的作用提升到理论高度，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是由实践决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人为本”，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人的发展，即康德所说的“在任何情况下，都把人当做目的，而不仅仅是当做手段”[7]，中国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单纯追逐“资本的增殖性”。
3.经济政策思想体现的精髓即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
列宁曾经阐述过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切从实际出发。即要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而改变政策，“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意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向前推进。”[8]新经济政策不是列宁想要通过政策违背规律，而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改变政策，是应势而生的经济政策，是对当时经济状况、政治形势作出的一种积极回应。在新经济政策与马克思主义原创理论有矛盾的时候，列宁能够站在高度审视的角度，创造性地提出与本国国情相匹配的理论，是抓住了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这与邓小平的论断是一致的，“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9]
4.列宁认识到了新时期党和政府的新任务，但没有形成完整的权力监督体制
列宁深刻认识到，引进市场的某些元素，必定会带来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这是不可避免的，新经济政策就是要利用资本主义生产，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在这期间，重要的问题是谁跑在前面，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比资产阶级更快地掌握这些经济关系，要领导社会主义生产。而在无产阶级政党处于新经济政策时期的领导地位时，党和政府的任务就不再是之前单纯地夺取政权了，而是如何领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列宁也认识到了党和政府必須克服的问题，特别是经济关系发生变化，生产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情况下，党和政府面对着巨大的挑战。但是，列宁主要是想靠党员自身的克己奉公、廉洁自律能力抵制权力与金钱的诱惑，而没有形成一整套完整的权力监督体制，以致于后来斯大林形成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权力无法下放，经济高度僵化。新经济政策在列宁之后难以贯彻始终，警示我们：改革经济，发展经济，必须有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上下呼应，才能使我国的改革开放在良性的政治轨道上运行，而不是经济、政治的发展如同两条脱离的双轨道各自运行。全面深化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要求对于政府权力必须形成有效的监督制约体系，必须形成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匹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加强党内监督，将权力控制在法律框架内部，完善法治中国的路径。
参考文献：
[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39.
[2]列宁.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17.
[3]列宁.列宁全集：第3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208.
[4]周尚文，叶书宗，王斯德.苏联兴亡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94.
[5]列宁.列宁全集：第4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65.
[6]列宁.列宁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7]康德.形而上学原理[M].苗力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81.
[8]列宁.列宁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61.
[9]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