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目前，我国约有高血压患者2.45亿人，但知晓率仅为50%左右。也就是说，还有1亿多高血压患者不知道自己患病。
70年来，我国高血压的患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20世纪四五十年代，我国成年人高血压的患病率仅为5%左右，在大多数人的眼中，高血压并不是一种很常见的疾病。20世纪70年代，我国高血压的患病率也仅为7%左右，上升幅度不大。20世纪90年代，我国成年人高血压的患病率攀升至11%左右。进入21世纪，我国高血压的患病率呈快速上升趋势，2002年已达17%左右。而到了2015年，我国成年人高血压的患病率已高达23.2%。
导致我国高血压患病率快速增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高血压的患病率一般随年龄增长而增加。随着经济条件和医疗条件的改善，中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已经从20世纪五十年代的五六十岁提高到了如今的七八十岁。中国人的寿命延长了，老年人多了，高血压的患病率也就增加了。其次，高血压是一种与不良饮食和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的疾病，长期高盐、高脂肪饮食，缺乏体力活动等，都是导致高血压的重要危险因素。第三，现代社会生活、工作节奏快，压力大，长期处于精神紧张状态下的人也容易罹患高血压。
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血压测量一般只能在医院或单位医务室进行，而当时绝大多数人都没有测量血压的意识和习惯，以至于大多数高血压患者并不知道自己患病，我国高血压的知晓率极低，不到20%。临床上，很多高血压患者是因为出现头晕、头痛、乏力等不适去医院就诊，经测量血压后才被确诊。还有些患者甚至是在发生了心肌梗死、脑出血等高血压并发症后，才被告知患有高血压。实际上，这些因“症状驱使”的“知晓”，是被动的、低质量的“知晓”，对于改善高血压患者的预后，意义不大。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人们自我保健意识的提高，健康体检的逐步普及，经体检发现的高血压患者越来越多。而随着血压计逐渐走进中国家庭，主动发现高血压的人越来越多。1991年的数据显示，我国高血压的知晓率为26.3%;2002年，这一比例提升到了30.2%;2015年，我国高血压的知晓率进一步提升到了51.5%。尽管升幅不小，但总体而言，我国高血压的知晓率仍处于较低水平，还需要进一步努力提升。
70年来，我国一直沿用“在未使用降压药物的情况下，非同日3次测量诊室血压，收缩压≥140毫米汞柱和（或）舒张压≥90毫米汞柱”为高血压的诊断标准。
尽管2017年11月14日美国心脏协会/美国心脏病学会（AHA/ACC）联合公布的《2017AHA/ACC高血压指南》将高血压诊断标准调整为≥130/80毫米汞柱，但鉴于目前我国高血压的治疗率仅为40%左右，达标率仅为16%，需要集中精力管好心脑血管疾病发生风险更高、血压超过140/90毫米汞柱的患者，故我国未对高血压的诊断标准进行修改。
高血压的诊断不难，只要测量血压即可。传统的水银柱血压计听诊测量方法比较难掌握，一般由专业人员操作，且存在重金属汞污染的风险。近年来，各类电子血压计不断出现，使测量血压变得越来越方便。因此，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高血压防治指南均推荐使用经过准确性验证的上臂式电子血压计测量血压。此外，24小时动态血压监测和家庭血压测量也已经广泛用于高血压的诊断和监测，进一步提高了高血压的知晓率、诊断率和管理效率。
高血压治疗药物的研发随着医学界对高血压发病机制认识的不断深入而不断进步。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高血压被认为与“容量增加”有关，大量利尿剂（如呋塞米、氢氯噻嗪、螺内酯等）被用于高血压的治疗。后来，人们发现高血压与“交感神经过度激活”有关，便又出现了一系列交感神经抑制类降压药物，包括肾上腺素能神经抑制剂（如可乐定、利血平、胍乙啶等）、β受体阻滞剂和α受体阻滞剂。这些药物虽然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副作用而为人诟病，但在早期的高血压控制与管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些至今仍被广泛应用。
值得一提的是，在20世纪60年代，上海瑞金医院邝安教授以利血平、氢氯噻嗪、双肼屈嗪各自常规剂量的1/8，辅以利眠宁（氯氮）、氯化钾等制成复方制剂，命名为“复方降压片”，简称“复降片”。复降片包含不同作用机制、不同类别的药物，由于每种药物的剂量很小，在增强降压作用的同时，大大减少了副作用。之后，国内出现了很多不同“组合”的复方降压药物，北京降压0号（复方利血平氨苯蝶啶片）就是其中之一。在之后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这些复方制剂成为解决我国高血压控制问题的最常用药物。之后，随着一大批降压作用更持久、副作用更小的长效降压药物陆续问世，复降片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20世纪70年代以后，抗高血压药物的研发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国内外陆续出现了十几种钙离子拮抗剂（如硝苯地平、维拉帕米、地尔硫卓等）。1976年，第一个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卡托普利在美国上市。目前，已有数十种具有长效降压作用的钙离子拮抗剂、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类药物在临床应用，为控制高血压提供了良好的治疗条件。
近年来，国内外众多医药企业纷纷推出了将不同类别、不同作用机制药物合用的“固定剂量复方制剂”，常见的组合包括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 小剂量利尿剂、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 小剂量利尿剂、钙离子拮抗剂 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或钙离子拮抗剂 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等复合剂型。与自由联合用药相比，复方制剂服用更方便，治疗依从性显著提高。
目前，我国高血压的患病率为23.2%，预计有高血压患者2.45亿人。然而，我国高血压的知晓率仅为50%左右。也就是说，还有1亿多高血压患者不知道自己患病，規范治疗更无从谈起。
为提高我国高血压的知晓率，中国高血压联盟、上海市高血压研究所于2017年5月启动中国高血压控制行动计划——“五月血压测量月”项目，在每年的5、6、7月，在全国数百个测量点，为数十万人测量血压，主要目的是营造血压测量的氛围，创造更好的血压测量条件，让广大老百姓知晓定期测量血压的重要性。此外，鼓励每个家庭配备全自动血压计，主动进行家庭血压测量;在人群密集区域，如机场、车站、购物中心、社区活动室、药店、文体场所，放置血压测量设备，方便广大老百姓随时测量血压，也是提高高血压知晓率的有效手段。
已确诊的高血压患者应在医生指导下接受规范治疗，提高治疗达标率。为实现这个目标，由中国高血压联盟发起，上海市高血压研究所牵头立项的智慧化高血压诊疗中心于2019年启动，旨在通过在全国范围内推动建立区域智慧化高血压诊疗中心体系，打造标准化的技术平台，使高血压诊治行为规范化，最终在信息化的平台上实现高血压管理智慧化。
血压与脑卒中、冠心病事件、心血管病死亡的风险呈连续、独立、直接的正相关关系。收缩压每升高20毫米汞柱或舒张压每升高10毫米汞柱，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倍增。我国高血压知晓率之所以较低，一方面是因为很多人还没有养成定期量血压的习惯，更重要的原因是血压的升高是“悄无声息”的，很多高血压患者甚至不知道自己的血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升高的。然而，高血压带来的危害，从血压升高的那一刻就开始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儿童与青少年（指 18 岁以下人群，简称“儿童”）时期发生的高血压，以原发性高血压为主，多数表现为血压轻度升高（1级高血压），通常没有不适感，无明显临床症状。除非定期测量血压，否则不易被发现。因此，不论是中老年人，还是年轻人，包括3岁以上的儿童，都应有意识地定期测量血压。
患病率成倍增长，上升势头尚未得到有效遏制
70年来，我国高血压的患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20世纪四五十年代，我国成年人高血压的患病率仅为5%左右，在大多数人的眼中，高血压并不是一种很常见的疾病。20世纪70年代，我国高血压的患病率也仅为7%左右，上升幅度不大。20世纪90年代，我国成年人高血压的患病率攀升至11%左右。进入21世纪，我国高血压的患病率呈快速上升趋势，2002年已达17%左右。而到了2015年，我国成年人高血压的患病率已高达23.2%。
导致我国高血压患病率快速增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高血压的患病率一般随年龄增长而增加。随着经济条件和医疗条件的改善，中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已经从20世纪五十年代的五六十岁提高到了如今的七八十岁。中国人的寿命延长了，老年人多了，高血压的患病率也就增加了。其次，高血压是一种与不良饮食和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的疾病，长期高盐、高脂肪饮食，缺乏体力活动等，都是导致高血压的重要危险因素。第三，现代社会生活、工作节奏快，压力大，长期处于精神紧张状态下的人也容易罹患高血压。
知晓率有所提高，但仍有提升空间
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血压测量一般只能在医院或单位医务室进行，而当时绝大多数人都没有测量血压的意识和习惯，以至于大多数高血压患者并不知道自己患病，我国高血压的知晓率极低，不到20%。临床上，很多高血压患者是因为出现头晕、头痛、乏力等不适去医院就诊，经测量血压后才被确诊。还有些患者甚至是在发生了心肌梗死、脑出血等高血压并发症后，才被告知患有高血压。实际上，这些因“症状驱使”的“知晓”，是被动的、低质量的“知晓”，对于改善高血压患者的预后，意义不大。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人们自我保健意识的提高，健康体检的逐步普及，经体检发现的高血压患者越来越多。而随着血压计逐渐走进中国家庭，主动发现高血压的人越来越多。1991年的数据显示，我国高血压的知晓率为26.3%;2002年，这一比例提升到了30.2%;2015年，我国高血压的知晓率进一步提升到了51.5%。尽管升幅不小，但总体而言，我国高血压的知晓率仍处于较低水平，还需要进一步努力提升。
诊断标准未变，诊断方法不断进步
70年来，我国一直沿用“在未使用降压药物的情况下，非同日3次测量诊室血压，收缩压≥140毫米汞柱和（或）舒张压≥90毫米汞柱”为高血压的诊断标准。
尽管2017年11月14日美国心脏协会/美国心脏病学会（AHA/ACC）联合公布的《2017AHA/ACC高血压指南》将高血压诊断标准调整为≥130/80毫米汞柱，但鉴于目前我国高血压的治疗率仅为40%左右，达标率仅为16%，需要集中精力管好心脑血管疾病发生风险更高、血压超过140/90毫米汞柱的患者，故我国未对高血压的诊断标准进行修改。
高血压的诊断不难，只要测量血压即可。传统的水银柱血压计听诊测量方法比较难掌握，一般由专业人员操作，且存在重金属汞污染的风险。近年来，各类电子血压计不断出现，使测量血压变得越来越方便。因此，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高血压防治指南均推荐使用经过准确性验证的上臂式电子血压计测量血压。此外，24小时动态血压监测和家庭血压测量也已经广泛用于高血压的诊断和监测，进一步提高了高血压的知晓率、诊断率和管理效率。
治疗药物不断推陈出新，降压质量不断提高
高血压治疗药物的研发随着医学界对高血压发病机制认识的不断深入而不断进步。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高血压被认为与“容量增加”有关，大量利尿剂（如呋塞米、氢氯噻嗪、螺内酯等）被用于高血压的治疗。后来，人们发现高血压与“交感神经过度激活”有关，便又出现了一系列交感神经抑制类降压药物，包括肾上腺素能神经抑制剂（如可乐定、利血平、胍乙啶等）、β受体阻滞剂和α受体阻滞剂。这些药物虽然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副作用而为人诟病，但在早期的高血压控制与管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些至今仍被广泛应用。
值得一提的是，在20世纪60年代，上海瑞金医院邝安教授以利血平、氢氯噻嗪、双肼屈嗪各自常规剂量的1/8，辅以利眠宁（氯氮）、氯化钾等制成复方制剂，命名为“复方降压片”，简称“复降片”。复降片包含不同作用机制、不同类别的药物，由于每种药物的剂量很小，在增强降压作用的同时，大大减少了副作用。之后，国内出现了很多不同“组合”的复方降压药物，北京降压0号（复方利血平氨苯蝶啶片）就是其中之一。在之后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这些复方制剂成为解决我国高血压控制问题的最常用药物。之后，随着一大批降压作用更持久、副作用更小的长效降压药物陆续问世，复降片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20世纪70年代以后，抗高血压药物的研发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国内外陆续出现了十几种钙离子拮抗剂（如硝苯地平、维拉帕米、地尔硫卓等）。1976年，第一个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卡托普利在美国上市。目前，已有数十种具有长效降压作用的钙离子拮抗剂、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类药物在临床应用，为控制高血压提供了良好的治疗条件。
近年来，国内外众多医药企业纷纷推出了将不同类别、不同作用机制药物合用的“固定剂量复方制剂”，常见的组合包括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 小剂量利尿剂、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 小剂量利尿剂、钙离子拮抗剂 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或钙离子拮抗剂 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等复合剂型。与自由联合用药相比，复方制剂服用更方便，治疗依从性显著提高。
未来：“多措并举”，进一步提高知晓率和达标率
目前，我国高血压的患病率为23.2%，预计有高血压患者2.45亿人。然而，我国高血压的知晓率仅为50%左右。也就是说，还有1亿多高血压患者不知道自己患病，規范治疗更无从谈起。
为提高我国高血压的知晓率，中国高血压联盟、上海市高血压研究所于2017年5月启动中国高血压控制行动计划——“五月血压测量月”项目，在每年的5、6、7月，在全国数百个测量点，为数十万人测量血压，主要目的是营造血压测量的氛围，创造更好的血压测量条件，让广大老百姓知晓定期测量血压的重要性。此外，鼓励每个家庭配备全自动血压计，主动进行家庭血压测量;在人群密集区域，如机场、车站、购物中心、社区活动室、药店、文体场所，放置血压测量设备，方便广大老百姓随时测量血压，也是提高高血压知晓率的有效手段。
已确诊的高血压患者应在医生指导下接受规范治疗，提高治疗达标率。为实现这个目标，由中国高血压联盟发起，上海市高血压研究所牵头立项的智慧化高血压诊疗中心于2019年启动，旨在通过在全国范围内推动建立区域智慧化高血压诊疗中心体系，打造标准化的技术平台，使高血压诊治行为规范化，最终在信息化的平台上实现高血压管理智慧化。
让“量血压”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血压与脑卒中、冠心病事件、心血管病死亡的风险呈连续、独立、直接的正相关关系。收缩压每升高20毫米汞柱或舒张压每升高10毫米汞柱，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倍增。我国高血压知晓率之所以较低，一方面是因为很多人还没有养成定期量血压的习惯，更重要的原因是血压的升高是“悄无声息”的，很多高血压患者甚至不知道自己的血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升高的。然而，高血压带来的危害，从血压升高的那一刻就开始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儿童与青少年（指 18 岁以下人群，简称“儿童”）时期发生的高血压，以原发性高血压为主，多数表现为血压轻度升高（1级高血压），通常没有不适感，无明显临床症状。除非定期测量血压，否则不易被发现。因此，不论是中老年人，还是年轻人，包括3岁以上的儿童，都应有意识地定期测量血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