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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利用山西军阀阎锡山留用日军对抗人民军队的企图，以具有独立支配力的军队残留下来，与残留日侨建立统一体制，幻想等待国际局势变化，“山西残留日军将作为重建日本军的先遣队”“山西就是日本重新向大陆发展的前进基地”。日军残留山西后，以“复兴皇国、恢弘天业”为宗旨，保留武装，继续战争，在给中国人民造成新的战祸的同时，最终被彻底消灭。本文依据原始档案、侦讯日本战犯实录，参看解放军指战员回忆录，民国山西军政人员亲历亲闻，结合日本国内相关资料，详细考证“残留”山西日军、日侨人数，及遣返回国、作战死亡、被俘被捕等相关数据而作。
1945年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怀抱东山再起的梦幻，在中国山西策划实施了以“复兴皇国、恢弘天业”为宗旨的日军“残留”。
残留日军通过与阎锡山“合谋”途径，采用编入山西军的“残留军事体制”，组建武装、继续战争。主体部队于1946年1、2月间开始组编，名称前后数次变化。初建时名称为“特务团”“铁路（公路）修复部队”，下属七个工程队（团）和大同总队，司令部直属通讯队、土木抢修队。1946年4、5月第一次大遣返后，1946年6月残留日军部队与残留日侨武装合并整编为“山西保安总司令部”，下属6个大队和大同总队，司令部直属工程队、通讯队。1947年3月山西保安总司令部改称“山西野战军司令部”。下属各大队及直属工程队、通讯队等，名称相应变化。1947年6月残留日军改编为正规军编制的“陆军暂编独立第十总队”，下属5个团（5月正太战役中，驻阳泉第五大队投降解放军。十总队相关机构及统计数字中不再出现“五大队”）及司令部直属特务营、工兵营、通讯营，还有大同总队。1948年3月“十总队”改编为“太原绥靖公署教导总队”，下属5个团，司令部直属特务大队、工兵队、通讯队。改编后实质并无变化，习惯上有时仍称十总队，阎军向国防部的上报统计等材料中，还以“暂编独立第十总队”名称出现。大同总队已于1947年12月改编为“大同教导总队”。
日军残留山西，面对继续战争、流血死亡，其头领们认识到，“如果尽是日籍队员，作战中将大量损耗，于我们不利。要以中国人队员扩充各个大队，采取‘以华制华’的方针。”1946年春，侵华战争中有着掌握伪军经验的城野宏，开始让第一大队吸收原伪军人员入队。同年6月残留日军与残留日侨武装整编为保安总司令部后，即在部分大队试行按一定比例吸收华籍队员。那时华籍队员扩充对象，以原伪保安队、工警队和华北交通会社警务段人员为多，并由日本军人进行政治监视。之后，各队都吸收了人数不等的华籍队员。1947年6月这种日、华队员同编，以日本军人为骨架、中国军人作填充的结构形式，便以正式编制确定下来，日、华队员之比大致为1比3。 残留日军主体部队之外，1946年秋还组建了以日本军人为骨干的“二战区机甲队”。残留下来的日军原高级将领，则设有专门机构。1947年6月，太原绥靖公署设立“武（山冈道武，华名‘武道三’）顾问室”、“蒲（三浦三郎，华名‘蒲晋业’）研究部”、“元（元泉馨，华名‘元全福’）副总司令办公室”。1948年8月前后设立“郑（澄田睐四郎，华名‘郑成天’‘郑天来’）总顾问室”。此外，以残留日人为主要成员，1946年1月二战区长官部还设立特务情报机构“资源调查社”。在山西其他军事组织、政治机构、涉日机构中，也残留了人数不等的日本军人。
残留日侨主要是残留于山西经济、政治、文卫等部门与组织的日籍人员，侨民武装队员，开办企业的日本人，及残留军民眷属。
那么，“残留”山西日军、日侨人数有多少？后来被遣返回日多少？作战死亡与先后被俘被捕的又有多少？本文依据已见原始档案、侦讯日本战犯实录，结合日本国内相关资料，反复进行比对考证，尽可能准确、接近准确地留存这些数据。尽管有的数字难以寻觅，不易详尽确切。
残留山西日军、日侨人数，前后变化较大。
据东京雪花社1967年1月出版的城野宏《山西独立战记》，日本投降后“始而有数万日本人残留山西”。河本大作的秘书儿玉华子也说到过，“最初约有3万名日本人留了下來”。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残留”活动开始组织实施。若儿玉华子之言基本可信，“最初约有3万名”残留日人中，军人约万数档案、资料可寻，余为日本侨民。1946年3月“三人委员会”视察调查后，在4、5月第一次大遣返中，已经编入残留日军部队的军人、原拟残留山西的侨民，返国人数约2万上下。继续残留的军人约3500—4000名，侨民在大几千。1947年残留山西日本军人、侨民又增至约一万三四。其中军人4200人以上。又经过三次集中遣返，连同参战死亡、被俘被捕及逃散流失，到1949年4、5月太原、大同解放，所剩残留军人不到千数，侨民与军人眷属约千数以上。
残留日军主体部队，从1945年10月阎、日“合谋社”成立，日军第一军“军部拟定计划书”，1946年1、2月即下达组建命令。名称先为“特务团”， 很快又以修复铁路公路名义，下令组建“铁路（公路）修复部队”，人数为11000人。人员编成与特务团存在交叉，组建后实际合而为一，名称有时混合使用。由于日军残留违反《波茨坦公告》，被中国人民揭露打击，3月上旬“三人委员会”和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代表到太原视察调查，残留活动在初期即遭遇遏制。据195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太原）审判日本战犯中，原阎、日合谋社军事组秘书平部朝淳证词，编入残留日军主体部队的日本军人，“至1946年4月中旬，合计有六千六百人到六千七百人”。主体部队之外，在阎军炮兵集训团、第四十六师、第四十九师、原暂编独立第十总队、工兵司令部碉堡建设局等军事组织，二战区长官部资源调查社、日侨管理处等机构，及大同、阳泉、榆次等地，也残留了人数不等的日本军人。据相关数字综合，1946年春残留山西日本军人合计约万数。
“三人委员会”视察调查后，在1946年4、5月驻晋日军大部队遣返时，尽管“残留”活动策划组织者以就地复员、伪造技术人员身份及隐匿残留部队等手段，想方设法欺骗视听继续残留，已经编成的残留日军部队及其他残留日本军人，仍有约六七千人走上被遣返的道路。主要依据是：1946年5月3日第一军曾向日本中国派遣军、华北方面军报告，“我军定于5月5日将军司令部（第48大队）运送出境后，除因事暂留人员（军人）及留用技术人员（侨民）外，即结束运送工作……”文中对“有无尚未解除留用的军民及对其被遣返估计”的报告为：“军，无。民：太原1788名，榆次321名，阳泉131名，大同505名，共计2745名。尚有未了事务处理小组及其他暂留人员：山冈参谋长等军官23名、军士9名、士兵13名、军内雇员13名，共计58名。大同还有尚未运送完毕的军民，其人数不详。”但这里所谓“民”，实际主要是“就地复员”名义下的残留日本军人。当时第一军的另一份报告又称，“第四独立警备队（驻大同）以下人员无法与主力一起向原平集结：军官（含准军官）24、军士125、士兵522。以上人员均为原特务团人员。”依上述数字，第一军报告中遣返后继续残留人员为3474名。在此统计数字之外，还有其他残留人员。而1946年9月9日华北方面军司令部《河北、山西地区残留人员概数表》中相关数字为：“太原：军（含眷属）：世话部10名，战犯嫌疑14名，陪同证人14名，合计38名。民：留征用约630名，加家属合计约3000名，残留者约两千数百，合计5000-6000名。总计军38名，民5000-6000名。大同：民总计1181名。” 据上述综合分析，残留日军第一次大遣返后，继续残留山西军人数约3500名-4000名。连同其他侨民，共约7000人左右。实际上侨民及军人眷属数不止三四千。之后虽有流动流失，但膨胀、吸纳、迁入的更多。
1946年6月，残留日军主体部队“铁路（公路）修复部队”与残留日侨武装“铁路护路总队”“五台工程队”“保安警察队”等，合并整编为“山西保安总司令部”，各大队合计总人数4222人（原表未列司令部人员）。其中有的大队开始补充华籍队员，但表内未注明人数。当年6月至9月晋北战役、大同集宁战役和寿阳作战中，死亡日籍军人一二百人。
1947年，残留日军部队日籍军人及其他残留日本军人增至4200人以上。此数字主要依据于：1947年7月残留日军主体部队《暂编独立第十总队暨所属官兵级别人数表》中日籍军人2447人（不含大同总队，未列阳泉第五大队），1947年8月大同总队实有日籍军人590人，1947年5月整体覆灭的驻阳泉第五大队日籍军人约400人左右，同年各大队作战死亡50余人，合计约3500人。另有机甲队日本军人二三百，顾问机构武顾问室、蒲研究部、元副总司令办公室和涉日机构军事编译社等日籍官兵280人左右，特务情报机构资源调查社日本军人大几十。还有残留于太原绥靖公署炮兵、通讯等训练单位及其他军事组织的百余人。合计约700余人。
1947年至1948年，残留日本军人分别于1947年9月、1948年5月、1948年9月进行过三次集中遣返，总数约2200人。
关于主体部队1947年9月遣返数，“十总队”参谋长相乐圭二在《暂编独立第十总队各项人事管理问题》中谈到，“我总队共有180人回国”（不含大同总队）。1948年5月遣返数，以档案中1947年10月实有人数2182与1948年8月实有人数1306之差数，减去1948年6月晋中战役中“失踪”（主要为被俘）200余人、阵亡184人，其余500人上下多数当为被遣返。晋中战役后，太原城处于四面围困之中，残留人员惶惶不安、人心思返。1948年9月遣返数，档案记载为698名。据此，十总队（教导总队）这三次遣返日本军人共约1300人以上。连同大同总队三次遣返约四五百人，合计约1700人以上。
主体部队之外，残留于机甲队、顾问机构、涉日机构、特务情报机构，及山西其他军事组织的700余日本军人中，这三次遣返人数，参考有关记录与信息，约500人左右。
日军“残留”山西，保留武装、继续战争，在中国土地上制造新的战祸，犯下双重战争罪行。三年多时间里，先后参加了东沁路作战、晋北战役、大同集宁战役、寿阳作战、汾孝战役、正太战役、晋中战役、太原战役等重要战事及大大小小的战斗。被葬于战争坟墓和成为战俘战犯的官兵，约2000人以上。
1946年至1947年，残留日军在晋北战役、大同集宁战役、寿阳作战等战事中已严重死伤。1948年晋中战役、太原战役，伤亡更加惨重。据教导总队1949年1月《阵亡日籍官兵请领抚恤金统计表》，1946年至1947年，死亡日籍军人152名（含大同总队1946年死亡58名、1947年死亡5名）；1948年晋中战役死亡人数为184名；同年10月至11月太原战役之牛驼寨作战，又死亡73人，总计为409人。尚不包括教导总队1949年1月后死亡数，太原城解放复兴楼地下室部分冲锋队员与解放军交火死亡数，大同总队1948年至1949年死亡数，阳泉五大队死亡数，及主体部队之外机甲队等军事组织与其他机构中残留日本军人死亡数。据现有资料综合，死亡总数约在550人上下。
另，1946年12月保安总司令部分别在忻县、大同举办追悼会。大同“联合追悼会”上，对大同总队矢岛哲夫等134人进行追悼，但是否含战车队或是否有华籍队员不详。如果全部为日本军人，则比1949年1月《教导总队请领1946、1947两年度阵亡日籍官兵1949年抚恤金名簿》中大同总队1946年死亡数58人多出76人。这样，日军残留后死亡总人数即在600人以上。
残留日军被俘被捕人数，总计在1500人左右。主体部队1946年参战中已有队员被俘。1947年5月驻阳泉五大队投降解放军，当时战场狮脑山日籍队员240余人，连同狮脑山外被俘者约300人左右。1948年《教导总队晋中战役阵亡、失踪官兵暨随带眷属统计表》中，失踪日籍军人200多人，多数当为被俘。1949年4月24日太原解放，龟缩司令部“复兴楼”的残留日军，除少数伤亡外全部做了俘虏，1949年4月《山西省会警察局太原市外侨职业及国别人数统计》中，日本军人为606人。连同此前太原战役中被俘及太原解放时逃散、后又被逮捕及拘禁者，約700人上下。5月1日大同和平解放，大同总队日本军人除阵亡、集中遣返及伤残回国等流失外，约近百人被俘被捕。加此前被俘者，概数一二百人。残留日军主体部队之外，机甲队和顾问、情报等机构及山西其他军事组织中的残留日本军人，也有被俘被捕人员。
残留日军大同总队，与司令部驻太原的残留日军主体部队既相配属又相对独立。大同总队之母体第四独立警备队原属驻蒙军，日本投降后划归第一军指挥。 1946年1、2月间，大同残留日军编为主体部队特务团大同总队、铁路（公路）修复部队第八工程队及大同战车队。1946年4、5月残留日军第一次大遣返后，大同仍有残留日军约千人以上。同年6月后编为山西保安总司令部大同总队七、八、九大队。战车队改编为大同坦克车队。7月《保安总司令部及各大队应有、实有人员对照表》中，大同总队实有队员1241人（原表未注明是否有华籍队员）。7月至9月大同、集宁战役中，大同保安总队日本军人大量死伤，据1949年1月《教导总队请领1946、1947两年度阵亡日籍官兵1949年抚恤金名簿》，死亡原大尉矢岛哲夫等58名。又据1946年12月《保安总司令部关于追悼忻县、大同亡故队员的通报》，在大同“联合追悼会”上对矢岛哲夫等134人进行追悼，是否含战车队或是否有华籍队员不详。大同、集宁战役后，大同残留日军似有伤残回国等流动流失。1947年3月大同总队编为残留日军主体部队山西野战军大同总队，辖七、八、九、十大队。同年6月编为暂编独立第十总队大同总队，8月实有日籍军人590人。9月遣返后只剩339人。12月大同总队改编为“大同教导总队”。1948年又有两次集中遣返，连同1947年遣返数，及大同战车队等前后遣返数，大同地区残留日本军人这三次遣返约四五百人。1950年5月1日大同和平解放，大同教导总队约70名日本军人被俘被捕。连同此前被俘者概数一二百人。 伴随驻晋日军大规模“残留”，人数众多的日本侨民也“残留”山西，而具体人数难觅直接记录。依前文儿玉华子“最初约有3万名日本人留了下来”，那么约万数军人之外，余即为残留侨民，含从业侨民、侨民武装及残留军民眷属子女。档案、资料也显示，1946年4、5月前，在太原、大同、阳泉、原平等地，大批日侨进入铁路局、矿务局、西北实业公司等经济实体。原山西省政府秘书处存有1946年1月签复征用日人数，仅太原铁路局即1205名，西北实业公司 420名，由此可见一斑。残留日侨并组建武装“铁路护路总队”，据侦讯日本战犯资料和儿玉华子所称，人数约1300人至1500人。还有的日侨进入资源调查社、亚民会等组织团体，民众日报社、川至制药厂等文卫单位。也有的独资、合资开办工厂，或经营饭店、咖啡店等。
“三人委员会”视察调查后，原拟残留日侨很多在1946年4、5月第一次大遣返中回日。据前文所引1946年4月第一军向日本中国派遣军、华北方面军的两份报告和1946年9月华北方面军司令部《河北、山西地区残留人员概数表》，这次大遣返后，日侨继续残留数大致为三四千人。而实际数字当在大几千。现有档案记录可查，仅太原地区就职残留日侨及眷属、日侨武装铁路护路总队队员及眷属即3000人以上。此外，尚有残留日军部队眷属，大同、阳泉、原平等地残留日侨。
1947年残留山西日本侨民、含军人眷属又增至约近万数到万数上下。主要依据于1947年至1948年残留侨民遣返数，1949年太原、大同解放时残留侨民数，残留日军眷属数。
侦讯日本战犯记录中，有日侨俱乐部常委高木应悦1954年所作证词：“三次遣返日侨总人数为：1947年9月1200名，1948年5月1800名，1948年9月900名”，計3900名。此数应不含残留军人眷属，档案中有关军人眷属的统计常见于军队系统。又据1956年5月高木应悦等7人证词：太原解放前夕“一般日侨共有600人”。另据1949年4月山西省会警察局《太原市外侨职业及国别人数统计》，日侨为560人，其中“家务”349人；军人606人。如此，以高木证词中1947年至1948年遣返日侨数3900人，加1949年4月在并日侨数600人，那么，1947年9月遣返前太原残留日侨数约4500人上下。大同、阳泉等地，1947年残留日侨也有约大几百。合计共约5000人以上。
在1947年9月《暂编独立第十总队日系官佐眷属统计表》中，军人眷属为 3956人，其中“随住者”1019人，“别居者”2937人。至于“別居者”在那儿，同案卷保存的前一表，就将“别居者”列为“未随住任所”，并分“我区”“匪区”。可见“别居者”似不指他们日本国内的眷属，而是在中国，大部在山西。以十总队统计表中军人眷属3956人，再加大同总队军人眷属、原阳泉五大队军人眷属约五六百，合计数约为4500人以上。主体部队之外，还有机甲队、顾问机构 、涉日机构及山西其他军事组织中残留军人之眷属。总数约为四千大几。
这样，以1947年9月遣返前人数，残留山西日本侨民、含军人眷属约万数上下。即使十总队眷属中“別居者”2937人不能确定都在山西，残留侨民与军人眷属总数也在近万数。 残留日侨基本遣返回日，太原解放后十数人因罪被捕。
日本投降后日军日侨“山西残留”主要策划组织者中，原驻晋日军第一军司令，残留后任二战区司令长官部总顾问、太原绥靖公署“郑总顾问室”总顾问的澄田睐四郎，太原解放前夕于1949年2月在阎锡山安排下化名陈春英潜归日本。第一军参谋长，残留后任二战区司令长官部副总顾问、太原绥靖公署“武顾问室”顾问等职的山冈道武，第一军第一一四师团师团长，残留后任太原绥靖公署“蒲研究部”主任等职的三浦三郎，晋中战役前于1948年5月回日招募义勇军一去不复返。第一军独立步兵第十四旅团旅团长，残留后任残留日军主体部队保安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山西野战军司令部副总司令、太原绥靖公署“元副总司令办公室”主官的元泉馨，晋中战役中于7月16日被炮弹击中自决身亡。第一军独立混成第三旅团高级参谋，残留后任残留日军主体部队暂编独立第十总队总队长、教导总队司令的今村方策，太原战役中于1949年4月24日率队投降，后服用氰化钾死去。原山西产业株式会社社长，残留后任西北实业公司总顾问、山西日侨俱乐部委员长等职的河本大作，1949年4月太原解放后被捕，1953年因病死于狱中。原日伪山西省政府顾问辅佐官，残留后任残留日军主体部队司令部部附、政治部部长等职的城野宏，1949年4月24日太原解放被捕，1956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太原）对其判处有期徒刑18年。原第一军司令部参谋，残留后任残留日军主体部队司令部部附、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部司令等职的岩田清一，1949年4月太原战役中被捕，1950年在狱中因病死亡。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图谋死灰复燃、东山再起的“残留”梦幻彻底破灭了！但它留给世界的警示是深刻的、长期的。
1945年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怀抱东山再起的梦幻，在中国山西策划实施了以“复兴皇国、恢弘天业”为宗旨的日军“残留”。
残留日军通过与阎锡山“合谋”途径，采用编入山西军的“残留军事体制”，组建武装、继续战争。主体部队于1946年1、2月间开始组编，名称前后数次变化。初建时名称为“特务团”“铁路（公路）修复部队”，下属七个工程队（团）和大同总队，司令部直属通讯队、土木抢修队。1946年4、5月第一次大遣返后，1946年6月残留日军部队与残留日侨武装合并整编为“山西保安总司令部”，下属6个大队和大同总队，司令部直属工程队、通讯队。1947年3月山西保安总司令部改称“山西野战军司令部”。下属各大队及直属工程队、通讯队等，名称相应变化。1947年6月残留日军改编为正规军编制的“陆军暂编独立第十总队”，下属5个团（5月正太战役中，驻阳泉第五大队投降解放军。十总队相关机构及统计数字中不再出现“五大队”）及司令部直属特务营、工兵营、通讯营，还有大同总队。1948年3月“十总队”改编为“太原绥靖公署教导总队”，下属5个团，司令部直属特务大队、工兵队、通讯队。改编后实质并无变化，习惯上有时仍称十总队，阎军向国防部的上报统计等材料中，还以“暂编独立第十总队”名称出现。大同总队已于1947年12月改编为“大同教导总队”。
日军残留山西，面对继续战争、流血死亡，其头领们认识到，“如果尽是日籍队员，作战中将大量损耗，于我们不利。要以中国人队员扩充各个大队，采取‘以华制华’的方针。”1946年春，侵华战争中有着掌握伪军经验的城野宏，开始让第一大队吸收原伪军人员入队。同年6月残留日军与残留日侨武装整编为保安总司令部后，即在部分大队试行按一定比例吸收华籍队员。那时华籍队员扩充对象，以原伪保安队、工警队和华北交通会社警务段人员为多，并由日本军人进行政治监视。之后，各队都吸收了人数不等的华籍队员。1947年6月这种日、华队员同编，以日本军人为骨架、中国军人作填充的结构形式，便以正式编制确定下来，日、华队员之比大致为1比3。 残留日军主体部队之外，1946年秋还组建了以日本军人为骨干的“二战区机甲队”。残留下来的日军原高级将领，则设有专门机构。1947年6月，太原绥靖公署设立“武（山冈道武，华名‘武道三’）顾问室”、“蒲（三浦三郎，华名‘蒲晋业’）研究部”、“元（元泉馨，华名‘元全福’）副总司令办公室”。1948年8月前后设立“郑（澄田睐四郎，华名‘郑成天’‘郑天来’）总顾问室”。此外，以残留日人为主要成员，1946年1月二战区长官部还设立特务情报机构“资源调查社”。在山西其他军事组织、政治机构、涉日机构中，也残留了人数不等的日本军人。
残留日侨主要是残留于山西经济、政治、文卫等部门与组织的日籍人员，侨民武装队员，开办企业的日本人，及残留军民眷属。
那么，“残留”山西日军、日侨人数有多少？后来被遣返回日多少？作战死亡与先后被俘被捕的又有多少？本文依据已见原始档案、侦讯日本战犯实录，结合日本国内相关资料，反复进行比对考证，尽可能准确、接近准确地留存这些数据。尽管有的数字难以寻觅，不易详尽确切。
残留山西日军、日侨人数，前后变化较大。
据东京雪花社1967年1月出版的城野宏《山西独立战记》，日本投降后“始而有数万日本人残留山西”。河本大作的秘书儿玉华子也说到过，“最初约有3万名日本人留了下來”。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残留”活动开始组织实施。若儿玉华子之言基本可信，“最初约有3万名”残留日人中，军人约万数档案、资料可寻，余为日本侨民。1946年3月“三人委员会”视察调查后，在4、5月第一次大遣返中，已经编入残留日军部队的军人、原拟残留山西的侨民，返国人数约2万上下。继续残留的军人约3500—4000名，侨民在大几千。1947年残留山西日本军人、侨民又增至约一万三四。其中军人4200人以上。又经过三次集中遣返，连同参战死亡、被俘被捕及逃散流失，到1949年4、5月太原、大同解放，所剩残留军人不到千数，侨民与军人眷属约千数以上。
残留日军主体部队，从1945年10月阎、日“合谋社”成立，日军第一军“军部拟定计划书”，1946年1、2月即下达组建命令。名称先为“特务团”， 很快又以修复铁路公路名义，下令组建“铁路（公路）修复部队”，人数为11000人。人员编成与特务团存在交叉，组建后实际合而为一，名称有时混合使用。由于日军残留违反《波茨坦公告》，被中国人民揭露打击，3月上旬“三人委员会”和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代表到太原视察调查，残留活动在初期即遭遇遏制。据195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太原）审判日本战犯中，原阎、日合谋社军事组秘书平部朝淳证词，编入残留日军主体部队的日本军人，“至1946年4月中旬，合计有六千六百人到六千七百人”。主体部队之外，在阎军炮兵集训团、第四十六师、第四十九师、原暂编独立第十总队、工兵司令部碉堡建设局等军事组织，二战区长官部资源调查社、日侨管理处等机构，及大同、阳泉、榆次等地，也残留了人数不等的日本军人。据相关数字综合，1946年春残留山西日本军人合计约万数。
“三人委员会”视察调查后，在1946年4、5月驻晋日军大部队遣返时，尽管“残留”活动策划组织者以就地复员、伪造技术人员身份及隐匿残留部队等手段，想方设法欺骗视听继续残留，已经编成的残留日军部队及其他残留日本军人，仍有约六七千人走上被遣返的道路。主要依据是：1946年5月3日第一军曾向日本中国派遣军、华北方面军报告，“我军定于5月5日将军司令部（第48大队）运送出境后，除因事暂留人员（军人）及留用技术人员（侨民）外，即结束运送工作……”文中对“有无尚未解除留用的军民及对其被遣返估计”的报告为：“军，无。民：太原1788名，榆次321名，阳泉131名，大同505名，共计2745名。尚有未了事务处理小组及其他暂留人员：山冈参谋长等军官23名、军士9名、士兵13名、军内雇员13名，共计58名。大同还有尚未运送完毕的军民，其人数不详。”但这里所谓“民”，实际主要是“就地复员”名义下的残留日本军人。当时第一军的另一份报告又称，“第四独立警备队（驻大同）以下人员无法与主力一起向原平集结：军官（含准军官）24、军士125、士兵522。以上人员均为原特务团人员。”依上述数字，第一军报告中遣返后继续残留人员为3474名。在此统计数字之外，还有其他残留人员。而1946年9月9日华北方面军司令部《河北、山西地区残留人员概数表》中相关数字为：“太原：军（含眷属）：世话部10名，战犯嫌疑14名，陪同证人14名，合计38名。民：留征用约630名，加家属合计约3000名，残留者约两千数百，合计5000-6000名。总计军38名，民5000-6000名。大同：民总计1181名。” 据上述综合分析，残留日军第一次大遣返后，继续残留山西军人数约3500名-4000名。连同其他侨民，共约7000人左右。实际上侨民及军人眷属数不止三四千。之后虽有流动流失，但膨胀、吸纳、迁入的更多。
1946年6月，残留日军主体部队“铁路（公路）修复部队”与残留日侨武装“铁路护路总队”“五台工程队”“保安警察队”等，合并整编为“山西保安总司令部”，各大队合计总人数4222人（原表未列司令部人员）。其中有的大队开始补充华籍队员，但表内未注明人数。当年6月至9月晋北战役、大同集宁战役和寿阳作战中，死亡日籍军人一二百人。
1947年，残留日军部队日籍军人及其他残留日本军人增至4200人以上。此数字主要依据于：1947年7月残留日军主体部队《暂编独立第十总队暨所属官兵级别人数表》中日籍军人2447人（不含大同总队，未列阳泉第五大队），1947年8月大同总队实有日籍军人590人，1947年5月整体覆灭的驻阳泉第五大队日籍军人约400人左右，同年各大队作战死亡50余人，合计约3500人。另有机甲队日本军人二三百，顾问机构武顾问室、蒲研究部、元副总司令办公室和涉日机构军事编译社等日籍官兵280人左右，特务情报机构资源调查社日本军人大几十。还有残留于太原绥靖公署炮兵、通讯等训练单位及其他军事组织的百余人。合计约700余人。
1947年至1948年，残留日本军人分别于1947年9月、1948年5月、1948年9月进行过三次集中遣返，总数约2200人。
关于主体部队1947年9月遣返数，“十总队”参谋长相乐圭二在《暂编独立第十总队各项人事管理问题》中谈到，“我总队共有180人回国”（不含大同总队）。1948年5月遣返数，以档案中1947年10月实有人数2182与1948年8月实有人数1306之差数，减去1948年6月晋中战役中“失踪”（主要为被俘）200余人、阵亡184人，其余500人上下多数当为被遣返。晋中战役后，太原城处于四面围困之中，残留人员惶惶不安、人心思返。1948年9月遣返数，档案记载为698名。据此，十总队（教导总队）这三次遣返日本军人共约1300人以上。连同大同总队三次遣返约四五百人，合计约1700人以上。
主体部队之外，残留于机甲队、顾问机构、涉日机构、特务情报机构，及山西其他军事组织的700余日本军人中，这三次遣返人数，参考有关记录与信息，约500人左右。
日军“残留”山西，保留武装、继续战争，在中国土地上制造新的战祸，犯下双重战争罪行。三年多时间里，先后参加了东沁路作战、晋北战役、大同集宁战役、寿阳作战、汾孝战役、正太战役、晋中战役、太原战役等重要战事及大大小小的战斗。被葬于战争坟墓和成为战俘战犯的官兵，约2000人以上。
1946年至1947年，残留日军在晋北战役、大同集宁战役、寿阳作战等战事中已严重死伤。1948年晋中战役、太原战役，伤亡更加惨重。据教导总队1949年1月《阵亡日籍官兵请领抚恤金统计表》，1946年至1947年，死亡日籍军人152名（含大同总队1946年死亡58名、1947年死亡5名）；1948年晋中战役死亡人数为184名；同年10月至11月太原战役之牛驼寨作战，又死亡73人，总计为409人。尚不包括教导总队1949年1月后死亡数，太原城解放复兴楼地下室部分冲锋队员与解放军交火死亡数，大同总队1948年至1949年死亡数，阳泉五大队死亡数，及主体部队之外机甲队等军事组织与其他机构中残留日本军人死亡数。据现有资料综合，死亡总数约在550人上下。
另，1946年12月保安总司令部分别在忻县、大同举办追悼会。大同“联合追悼会”上，对大同总队矢岛哲夫等134人进行追悼，但是否含战车队或是否有华籍队员不详。如果全部为日本军人，则比1949年1月《教导总队请领1946、1947两年度阵亡日籍官兵1949年抚恤金名簿》中大同总队1946年死亡数58人多出76人。这样，日军残留后死亡总人数即在600人以上。
残留日军被俘被捕人数，总计在1500人左右。主体部队1946年参战中已有队员被俘。1947年5月驻阳泉五大队投降解放军，当时战场狮脑山日籍队员240余人，连同狮脑山外被俘者约300人左右。1948年《教导总队晋中战役阵亡、失踪官兵暨随带眷属统计表》中，失踪日籍军人200多人，多数当为被俘。1949年4月24日太原解放，龟缩司令部“复兴楼”的残留日军，除少数伤亡外全部做了俘虏，1949年4月《山西省会警察局太原市外侨职业及国别人数统计》中，日本军人为606人。连同此前太原战役中被俘及太原解放时逃散、后又被逮捕及拘禁者，約700人上下。5月1日大同和平解放，大同总队日本军人除阵亡、集中遣返及伤残回国等流失外，约近百人被俘被捕。加此前被俘者，概数一二百人。残留日军主体部队之外，机甲队和顾问、情报等机构及山西其他军事组织中的残留日本军人，也有被俘被捕人员。
残留日军大同总队，与司令部驻太原的残留日军主体部队既相配属又相对独立。大同总队之母体第四独立警备队原属驻蒙军，日本投降后划归第一军指挥。 1946年1、2月间，大同残留日军编为主体部队特务团大同总队、铁路（公路）修复部队第八工程队及大同战车队。1946年4、5月残留日军第一次大遣返后，大同仍有残留日军约千人以上。同年6月后编为山西保安总司令部大同总队七、八、九大队。战车队改编为大同坦克车队。7月《保安总司令部及各大队应有、实有人员对照表》中，大同总队实有队员1241人（原表未注明是否有华籍队员）。7月至9月大同、集宁战役中，大同保安总队日本军人大量死伤，据1949年1月《教导总队请领1946、1947两年度阵亡日籍官兵1949年抚恤金名簿》，死亡原大尉矢岛哲夫等58名。又据1946年12月《保安总司令部关于追悼忻县、大同亡故队员的通报》，在大同“联合追悼会”上对矢岛哲夫等134人进行追悼，是否含战车队或是否有华籍队员不详。大同、集宁战役后，大同残留日军似有伤残回国等流动流失。1947年3月大同总队编为残留日军主体部队山西野战军大同总队，辖七、八、九、十大队。同年6月编为暂编独立第十总队大同总队，8月实有日籍军人590人。9月遣返后只剩339人。12月大同总队改编为“大同教导总队”。1948年又有两次集中遣返，连同1947年遣返数，及大同战车队等前后遣返数，大同地区残留日本军人这三次遣返约四五百人。1950年5月1日大同和平解放，大同教导总队约70名日本军人被俘被捕。连同此前被俘者概数一二百人。 伴随驻晋日军大规模“残留”，人数众多的日本侨民也“残留”山西，而具体人数难觅直接记录。依前文儿玉华子“最初约有3万名日本人留了下来”，那么约万数军人之外，余即为残留侨民，含从业侨民、侨民武装及残留军民眷属子女。档案、资料也显示，1946年4、5月前，在太原、大同、阳泉、原平等地，大批日侨进入铁路局、矿务局、西北实业公司等经济实体。原山西省政府秘书处存有1946年1月签复征用日人数，仅太原铁路局即1205名，西北实业公司 420名，由此可见一斑。残留日侨并组建武装“铁路护路总队”，据侦讯日本战犯资料和儿玉华子所称，人数约1300人至1500人。还有的日侨进入资源调查社、亚民会等组织团体，民众日报社、川至制药厂等文卫单位。也有的独资、合资开办工厂，或经营饭店、咖啡店等。
“三人委员会”视察调查后，原拟残留日侨很多在1946年4、5月第一次大遣返中回日。据前文所引1946年4月第一军向日本中国派遣军、华北方面军的两份报告和1946年9月华北方面军司令部《河北、山西地区残留人员概数表》，这次大遣返后，日侨继续残留数大致为三四千人。而实际数字当在大几千。现有档案记录可查，仅太原地区就职残留日侨及眷属、日侨武装铁路护路总队队员及眷属即3000人以上。此外，尚有残留日军部队眷属，大同、阳泉、原平等地残留日侨。
1947年残留山西日本侨民、含军人眷属又增至约近万数到万数上下。主要依据于1947年至1948年残留侨民遣返数，1949年太原、大同解放时残留侨民数，残留日军眷属数。
侦讯日本战犯记录中，有日侨俱乐部常委高木应悦1954年所作证词：“三次遣返日侨总人数为：1947年9月1200名，1948年5月1800名，1948年9月900名”，計3900名。此数应不含残留军人眷属，档案中有关军人眷属的统计常见于军队系统。又据1956年5月高木应悦等7人证词：太原解放前夕“一般日侨共有600人”。另据1949年4月山西省会警察局《太原市外侨职业及国别人数统计》，日侨为560人，其中“家务”349人；军人606人。如此，以高木证词中1947年至1948年遣返日侨数3900人，加1949年4月在并日侨数600人，那么，1947年9月遣返前太原残留日侨数约4500人上下。大同、阳泉等地，1947年残留日侨也有约大几百。合计共约5000人以上。
在1947年9月《暂编独立第十总队日系官佐眷属统计表》中，军人眷属为 3956人，其中“随住者”1019人，“别居者”2937人。至于“別居者”在那儿，同案卷保存的前一表，就将“别居者”列为“未随住任所”，并分“我区”“匪区”。可见“别居者”似不指他们日本国内的眷属，而是在中国，大部在山西。以十总队统计表中军人眷属3956人，再加大同总队军人眷属、原阳泉五大队军人眷属约五六百，合计数约为4500人以上。主体部队之外，还有机甲队、顾问机构 、涉日机构及山西其他军事组织中残留军人之眷属。总数约为四千大几。
这样，以1947年9月遣返前人数，残留山西日本侨民、含军人眷属约万数上下。即使十总队眷属中“別居者”2937人不能确定都在山西，残留侨民与军人眷属总数也在近万数。 残留日侨基本遣返回日，太原解放后十数人因罪被捕。
日本投降后日军日侨“山西残留”主要策划组织者中，原驻晋日军第一军司令，残留后任二战区司令长官部总顾问、太原绥靖公署“郑总顾问室”总顾问的澄田睐四郎，太原解放前夕于1949年2月在阎锡山安排下化名陈春英潜归日本。第一军参谋长，残留后任二战区司令长官部副总顾问、太原绥靖公署“武顾问室”顾问等职的山冈道武，第一军第一一四师团师团长，残留后任太原绥靖公署“蒲研究部”主任等职的三浦三郎，晋中战役前于1948年5月回日招募义勇军一去不复返。第一军独立步兵第十四旅团旅团长，残留后任残留日军主体部队保安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山西野战军司令部副总司令、太原绥靖公署“元副总司令办公室”主官的元泉馨，晋中战役中于7月16日被炮弹击中自决身亡。第一军独立混成第三旅团高级参谋，残留后任残留日军主体部队暂编独立第十总队总队长、教导总队司令的今村方策，太原战役中于1949年4月24日率队投降，后服用氰化钾死去。原山西产业株式会社社长，残留后任西北实业公司总顾问、山西日侨俱乐部委员长等职的河本大作，1949年4月太原解放后被捕，1953年因病死于狱中。原日伪山西省政府顾问辅佐官，残留后任残留日军主体部队司令部部附、政治部部长等职的城野宏，1949年4月24日太原解放被捕，1956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太原）对其判处有期徒刑18年。原第一军司令部参谋，残留后任残留日军主体部队司令部部附、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部司令等职的岩田清一，1949年4月太原战役中被捕，1950年在狱中因病死亡。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图谋死灰复燃、东山再起的“残留”梦幻彻底破灭了！但它留给世界的警示是深刻的、长期的。